梁启超经典读后感10篇

　　《梁启超》是一本由夏晓虹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80，页数：3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启超》读后感(一)：百科全书式人物——政治与文学并驾齐驱

    在每一个变动的时代中,受人瞩目的学者往往是和社会、政治有些关系的。作为两千年来大变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无疑是最具影响和争议的人物。
    说起最具影响,大多以其政论、教育等方面讲起。而其身份的认定和学术思想地位的评价问题,至今仍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读后感(二)："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梁启超为孝敬父亲，还作书求讨勋位，曾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1915年尝拜托梁士诒向袁世凯政府讨勋位一事，致梁士诒先后两封《为父寿求请勋位函》，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称“二总统”的梁士诒也果然爽快帮忙。1月27日，袁世凯即发表了梁启超“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的策令。现悬挂于梁氏茶坑村故居正厅门首的“一等嘉禾章中卿衔少卿/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的功勋匾，即是由此而来。此匾上下款分书“中华民国四年”、“梁启超立”，乃是梁启超1915年4月下旬专门返乡为乃父做寿留下的纪念物。
世间事本是乐极生悲，盛极而衰。1915年梁启超的回乡祝寿可谓登峰造极，让父亲赚足了面子。但袁世凯的封赏笼络，仍未能阻止梁启超对其帝制自为的全力抗拒。公义私情，在任公先生那里还是泾渭分明。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见1916年1月21日与梁启勋书、1月24日与梁思顺书）。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梁启超》读后感(三)：为何梁任公晚年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此书学者夏晓红女士给出了真实的答案。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观望其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戊戌变法失败带给他的痛苦和失落，对中国当时现状的迷惘和失望。这大概不会有什么疑义。于是又有了第二个疑问：处在政治漩涡的梁任公果真能远离政治，逍遥于学术的象牙之塔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梁实秋的眼里，梁任公是一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何谓“热心肠”？至少包含了对政治的关注、对社会的责任。
    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而且，直到1921年，梁启超仍然被政治与学术的强烈冲突所困扰，自白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在我看来，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学者，他自己也承认，“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只是他所处的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外在的形势促使感情激越的梁启超走上了政治之途。不过，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本来就是以舆论宣传为主。他对国人影响最大的也并非实际的政治举措，而是其著述。这些著作虽然在晚清主要是基于历史批判，民国后逐渐转向以褒扬传统文化为主，但毫无疑问，梁启超的学问修养才是其中不变的底蕴。
    其实，民国初年，梁启超也曾经有机会真正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结果他发现，不但自己心力交瘁，而且也无法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
    所以，他自我反省，认为自己只能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能适应“实行的政务家”的角色。因为政治理想可以很纯净，而现实政治并不干净。一旦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判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后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按照我的理解，是成就了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梁启超》读后感(四)：以人物破除界限

原载《读书》2014年第7期，略有删节，此为全本。
从《觉世与传世》（1991）到《阅读梁启超》（2005），对于习惯了夏晓虹先生“慢工出细活”风格的读者而言，她的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2月版）无疑是一个惊喜。短短数年之间，兔起鹘落，从课堂讲授到论文结撰，最终结集为如此一册扎实而自成体系的大著作，正如作者自述，有赖于近年新出史料的不断推动。而新材料能够得到充分解读，成为解开历史谜团的关键，实离不开对旧材料的熟稔，尤其是作者三十余年学术生涯对梁启超其人的一贯倾注。
夏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近代文学与近代史，论著涉及文学史、比较文学、学术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多方面，尤以晚清报刊研究和女性研究著称。 若要在夏先生的研究中找寻一个“一以贯之”的因素，追踪她在获得如此宏阔且具前瞻性的学术视阈的同时，又总能保持历史现场感的源头，那自然是梁启超其人了。在强调问题意识和方法理论的当今学界，能有作者这般长性，对一个值得付出的人物数十年不离不弃，实在是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夏先生以自己的学术选择与研究经历，提示了回归“以人为中心”这一中国文史传统的恰当方式。她的新著，充分证明这种朴素方法足以破除晚近学科、理论、观念预设造成的种种界限，回应当前近代中国研究的最新关切。
一、朝野之间
正如书题所示，本书围绕梁启超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事功展开，分为五辑。第一辑集中讨论“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其中，《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运用燕京大学旧藏梁启超底稿，坐实了梁氏为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奏折的疑案；《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则钩沉出梁启超晚年重新参与政治、策划“党前运动”的一段秘史。二文看似不过专题考证，实则都在人物交往的关键节点有所突破，对于反思清末民初政治与学术、在朝与在野的界限，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长久以来，在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史研究当中，流行着用后设立场来指定人物归属的取向。由此产生“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或作“改良派”）、“立宪派”（或作“保皇派”）、“革命派”等区分，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甚至通过教科书的灌输，成为一般公众理解近代史的思维框架。 但若回到历史现场，不同派系的人物在论争的同时往往多有交集，具体人物的归属未必能如此明晰。循此思路，甚至出现同一人物由“顽固”转为“洋务”或由“革命”回归“顽固”的状况。1960年代以后，在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一系列著作的推动下，传统上将“革命”与“立宪”对立视之的观念日趋动摇。不过，相关研究仍多从趋新一面“在野”者（无论主张“革命”或“改良”）的合作着眼，对于“当朝”者（亦即所谓“洋务派”甚至“顽固派”中人）与“在野”者的沟通，则格于朝野新旧势不两立的成见，仍然较为漠视。
事实上，“在野”趋新者探索的全面铺开，正有赖于权力认可与制度导引；当道者既已开启新政甚至预备立宪的进程，除了援引趋新者的言论、学术、媒体资源，似亦别无选择。清季新政的领袖人物，前如张之洞、刘坤一，后如袁世凯、端方，都与海外趋新势力有所瓜葛。近来学界已日益注意到清末学术建设的“朝野共同努力” ，看重清末最后十年官方主导“新政”、“宪政”的经验，甚至开始追问“是谁进行了革命？” 正是在此背景下，本书所收《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一文破除朝野界限的意义才更值得阐发。该文通过对新见、常见史料的巧妙勾连，揭发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五月间梁启超为端方、戴鸿慈等“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折稿的事实，表明清末“最高层政治决策”下的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主动援引了梁启超一派的在野资源。
正如夏先生文中所征引，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这一段因缘，历来正传野史早已有所流传。惟对于双方交涉的具体过程，往往言之不详，或者人各一辞；更难以确定目前诸人别集所见的考察宪政折稿当中，究竟有哪几篇出自任公之手。夏先生致力于晚清史事多年，丰厚的史料积累与娴熟的考证工夫，正可于此施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行文中运用常见材料的耐心和显露新出史料的时机。该文考证的关键性史料，实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题为《新民丛报底稿》的一种梁启超手稿本，内容包括《请定外交政策密折》、无题信稿、《请设立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及“呈为留学一得”的草稿共六篇。而最为重要者，则为其中的无题信稿，实是梁启超向端方建言的一通信函。
这一关键性史料，却是行文到第三部分方才显露。在该文开篇，夏先生先是罗列陶菊隐等掌故家所述从“五大臣”到熊希龄、杨度直至梁启超层层转包宪政奏折的“传闻之辞”，对照《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各种别集，判断杨度这一条线索应先“按下不表”。第二部分，则着重铺陈梁启超与清廷方面的直接关系，纠正了《年谱长编初稿》将有关代拟奏折的梁启超致徐佛苏书系在光绪三十一年之误，根据五大臣考察的路线，确认拟折当在光绪三十二年，并锁定端方、戴鸿慈在上海稽留等待而梁启超有可能闭关写作的“档期”；继而再引出端、戴奏稿中的“定国是”、“改官制”二折。如此横说纵说，利用常见书将事件周边不厌其详地考明，方才“图穷匕首见”，引出梁启超手稿这一关键材料。作者看准了熊希龄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利用熊氏文集、相关研究与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互证，还原双方联系的渠道与过程。新发现手稿与常见材料得以勾连的中介，正是《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关“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五折的记载。前二者见于端、戴奏稿，后三者则出自梁启超的手稿，配合书信材料，自可推定“国是”、“官制”二稿亦属梁氏捉刀。疑案到此论定，清末宪政朝野合力的一段佳话，更凭此得到彰显。如此穿插藏闪，娓娓叙之，读来如同侦探小说；而以四两拨千斤，从小考证见大问题，更是夏先生治学的看家本领。
1917年，民国初叶曾短暂“当朝”的梁启超终于下野，走上著述与讲学一途。后来传记作者多以此为界，将梁氏归国以后的生涯断然分为政治与学术两截。 但夏先生却以为：“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第15-16页）。此书所收的《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一文，揭发梁氏晚年一段不得不重新介入政治的史实。该文表面上是关于梁、伍二人交际的考索，实则涉及梁启超民初政治生涯背后的一条隐线，亦即从帝国宪政会到宪政党的所谓“海外旧党”之兴衰。1912年梁启超返国时，曾竭力撇清自身的党派色彩，特别注意划清与戊戌以来备受争议的“康党”之间的界限。通过伍庄方面的追述，作者指出此举实是康有为有意安排，“对梁既是一着险棋，也是一次机遇”。（第91页）当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不得不“归队”重掌宪政党。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在1929年初遽然辞世，任公以学术为根底的政治施展，或当别有一番天地。
特别是在1927年这个时间点上，国民党主导下北伐的挺进与“清共”的实行，已经促使梁启超走出书斋，思考“非国民党的团体拥戴领袖作大结合”的可能性。作者再次利用伍庄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等材料，旁证当时梁启超构思“党前运动”的具体内容，并及梁启超在清华讲学内容和动机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人”与“为学”两方面侧重的升降。作者借用宪政党人的视角，对《北海谈话记》这一篇通常只被理解为师生之间砥砺学问的文字进行再解读，指出：“虽然不能认为梁启超在清华的讲学乃是出于政治的谋算，但由于志同道合所结成的学术共同体，既有人格修养的相互砥砺做底蕴，又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也未尝不可以因应时势而出现性质的转化。因此放在这一脉络里，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关怀不应当截然二分或以为此消彼涨，实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靠品格修炼作为融合剂。”（第99页）这实在是非常大胆而可信服的论断。
回看1930至5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在国共之外有所谓“第三势力”，无论是张君劢、张东荪的青年党—国社党，还是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后与国社党合并为民社党），无不与梁启超系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多少都有点“讲学发挥清议”或“学术政治化”的特点。由此，我们似可了解夏先生书题中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绝非泛泛讨论马克斯·韦伯所谓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之类的自我认同问题。近代以降挣扎或左右逢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例子正多，却少有人能像梁启超这样，将二者浑然贯通、互证互释，甚至由此形成一股在近代史上绵延数十年的政治思想伏流。
二、新旧之间
在近代学术史领域，与政治史上革命与反动、趋新与守成的区分对应，同样存在着新旧学人的代际隔绝。近二十年来，随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呼声的日益高涨，学者早已开始发掘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前后相继，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事实。 不过，不少研究目前仍停留于在晚清时代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与五四时期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鲁迅等之间进行静态比较或纵向溯源，亦即从“五四”的角度倒放晚清学术史的电影；相对而言，较少关注“两代人”处于同一个历史时间点上的横向交锋。与其他崛起于晚清的人物略有不同，梁启超较为专注的学术生涯，正是开启于“五四”前后；其对于“五四”的积极参与与反省，及其与五四一代之间砥砺、争论的意气，正是本书第二辑所收三篇文字考证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学术因缘的主旨。
正所谓“文无定法”。与《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一篇关键史料的“千呼万唤始出来”不同，夏先生的《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一文，在行文一开始就摆出了主要材料。亦即2009年5月，嘉德拍卖公司所出胡适友朋书信中的十通梁启超致胡适书札。书札是近代史料中较难处理的部分。其难度不仅在于释读文字、考定收寄时间等技术性问题，更在于书札本身在形式、篇幅和收寄双方默契的影响下，往往只能反映人际交往、重大事件的零碎事实。要对书札作出可信考证和有效解读，从碎片还原整体，势必要求学者熟悉收寄双方的交际历程和当下的言说背景。换个方向说，也只有对特定人物的身世经历和学术敏感点有贯通而准确的体会，才有可能在遭遇新材料时慧眼识珠，从时而虚情假意、绵里藏针的只言片语中，释放出有效而可靠的学术信息。
夏先生关于梁启超、胡适学术因缘的考证正是如此。她不仅在这十通书信中发现了梁启超对胡适白话诗主张的呼应和异议，及其关于《中国图书大辞典》的规划（见本书第三辑所收《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更在学术史的范围内，对照报刊与胡适日记等提供的时间框架，勾勒出1920年代初梁、胡二人砥砺学术的三个方面：（一）胡适对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的启发与推动；（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梁启超在清华开讲“国学小史”的互动关系；（三）墨子研究的相互辩难与意气之争。
其中，尤其是作者对1920年12月至次年3月梁启超在清华讲演“国学小史”前因后果的还原，使得《国学小史》这部旨在回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著作，有可能失而复得，从而大为改观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史”著述发端的认识。“嘉德胡适友朋书信”中存有1920年12月18日梁启超致胡适的一封信，正可揭示梁氏“国学小史”讲座原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胡著。梁氏更在信末交代他的讲稿“第一章为古代思想渊源，第二章为诸子总论”，加上此后相继以单篇论文或单行本形式发表的《老子哲学》（即前揭梁致胡书信所呈）、《孔子》、《墨子学案》、《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内容，大体与胡著“依次而下的思路相近”（第134页）。据笔者了解，夏先生最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梁氏《国学小史》的手稿，共四册，存有“前论”、“诸子总论”、“孔子”、“三圣以后学派概观”四章内容，更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推断。
胡适一派“新文化人”对于梁启超讲演“国学小史”的回应，更值得今日的学术史研究者反思。梁、胡二人的学术史研究，明显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痕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种下了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远因，而此时胡著的出版，却成为梁氏演讲‘国学小史’的直接动因”（第133页）。不仅如此，梁启超的演讲本来就是为了呼应胡适对于“严格的批评”的要求，即便论“孔子”时就侧重“知识论”还是“宇宙观人生观”小有争论，“多半地方却也是参考、推荐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34页）。然而，梁、胡在学术上接近，却触动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等人的政治神经。“与研究系接近”的传言在南方颇有流传，遂使胡适不得不以充满敌意和诛心之论的言辞，对新文化阵营中的战友辩明自己的清白：“你难道不知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绝不放过！……）”
夏先生复原梁、胡之间交锋“中国哲学史”的这一段往事，让笔者不能不叩问：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人对同时期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的决绝态度（或者只承认他们在晚清的开拓意义，故意漠视其在五四以后的学术进境），是否纯是学术代际的区别？有无可能更是政治站队明确以后刻意求异的行为？梁、胡在先秦学术“人生观”与“知识论”之间的侧重有别，固然呈现出“两代人”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论学视野。但若参证同辑《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等文，更可了解本来可以作为学界老辈安享“先驱”尊荣的梁启超，在1920年代却竭力追赶着新文化、新文学的潮流，并对此潮流的合理方向提出建言。不过，由于其政治身份已被后生锁定为“旧”，他的真诚建言，往往淹没在新旧意气之争的尘埃当中。
三、公私之间
夏先生在梁启超研究的领域浸淫多年，不仅致力于发掘其政治与学术之“真”，对梁氏家庭生活之“善”与艺术趣味之“美”，也有深入而体贴的论述。本书所收《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梁启超与父亲——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等文，即是此方面的表现。作者缕叙梁启超与其父亲的深沉情感，考证梁氏为父祝寿请勋，在护国军中不忘排解亲忧（其实此时梁父已过世，故云“无法寄达的家书”）等细节，读来令人动容。而“家庭讲学”一文，则在学术史著述的公共领域沟通了“公”与“私”的界限，意义更在“家庭生活”之外。
晚近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数，注重一般人的知识水准和日常生活的意义，遂使“儿童的发现”、“童年的消逝”等论题开始浮出水面。只是，跟此前结缘性别研究类似，夏先生对“家庭讲学”的兴趣，仍是从梁启超其人进入，并由此探得连接梁氏早年学术史论著与其中年以后讲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作者分别考察了1909至1910年以及1918年夏季梁启超两次为子女集中授课的情况，其间虽有从“辞章之学”到“国学流别”的重点转移，但“大而言之，却始终在其一贯强调的‘国学’传授范围里”，故能与稍后梁启超在清华讲学强调为学、为人合一的“通识教育”内容相贯穿。（第222页）特别是1918年那次家庭讲学，对于其时刚刚下野并逐渐转向专攻学术的梁启超而言，更有重要的承接意义。这部分论述的主要材料，是最新公布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这部分档案涉及大量家庭事务，系年上却多有错误或不明之处。夏先生对相关材料一一考明时序先后，厘清此次家庭讲学的起止时间为1918年6月中旬至8、9月间，其间又至少可大致分出8月6日以前一月余讲“学术流别”和此后讲《孟子》两部分。
关于讲《孟子》的部分，夏先生通过对读报刊所载残篇及何澄一所传手稿，基本可以明确其与1920年底在清华开始的“国学小史”演讲中有关《孟子》的部分有密切联系。《国学小史》关于孟子“内业学说”的论述，相当于家庭讲学的“哲理论”、“修养论”部分；而其“经世学说”部分，则可补充今日已难以见到的家庭讲学设计中有关“政治论”的发挥。正如作者指出的：“从《读〈孟子〉记》到《国学小史》，更可清晰看出，此一由家庭讲学引发的兴致与编写的讲义，如何在日后面向众多学子的大学课堂派上用场。也即是说，家庭犹如试演场。”（第222页）讲学的公、私界限，到此遂融贯无碍。
讲“学术流别”部分的核心史料，则为南长街54号档案中所存的一份《清代学术讲稿》，实仅分类著录有清一代重要学术人物的姓名、籍贯、字号等内容，故被作者改题为“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虽然信息量极为有限，但通过与从1904年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篇到1920年代初构思《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梁启超致力于“清学史”研究的线索相勾连，“学术备忘录”的过渡意义遂得到彰显。文中仔细考察了“备忘录”所录诸人的类别归属与排列次第，取与梁氏此前此后清学史著述的相关内容对照，从中发现诸如“顾、黄、王作为中坚地位始终不变”、王夫之的“评价明显逐渐低落”、“在黄宗羲学派归属问题上的游移，以及最终归向王学的趋势”、毛奇龄“重要性的提升”等变化；又如注意到“备忘录”所列“清代编纂诸书”与“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实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半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先声。故夏先生总结此份新材料的意义：不仅“在编纂体例上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了预演”，“长达六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之所以能够在十五日内完成，也正有赖于它的先期温习与研讨。”（第214页）
最后，笔者更想冒昧地补充：“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除了反映梁启超自身清学史研究的变化，亦似可能受到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的直接影响。明显的证据，是梁启超“备忘录”按照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学术类别罗列人物姓名，并以小字注出籍贯、字号（或本名）的形式，与《姓名略》完全相同。试举其类别如下表：
张之洞《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
经学家：汉学专门经学家（顾炎武以下）、汉宋兼采经学家（黄宗羲以下）
史学家（黄宗羲以下，地理为史学要领）
理学家：陆王兼程朱之学（孙奇逢以下）、程朱之学（陆世仪以下）、陆王之学（李中孚以下）、别派（颜元等、罗有高等二支）
经学史学兼理学家：黄宗羲、顾炎武、方苞、全祖望、姚鼐
小学家：（顾炎武以下）
文选学家：（钱陆灿以下）
算学家：中法（杨光先以下）、西法（薛凤祚以下）、兼用中西法 （王锡阐以下）
校勘之专家：（何焯以下）
金石学家：（黄宗羲、顾炎武以下）
古文家：不立宗派（侯方域以下）、桐城派（方苞以下）、阳湖派（恽敬以下）
骈体文家（毛奇龄以下）
诗家（吴伟业以下）
词家（曹贞吉以下）
经济家（黄宗羲、顾炎武以下）
梁启超“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
学术开创之祖
理学：程朱派、陆王派、新派（实学派）、别派（禅悦派）、佛学
史学：包含地理学、天算学、目录及校勘学、金石学在内
文学家：古文家、骈文家、诗家、词家
新思想的开发者
广东先辈
清代纂辑诸书
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
张之洞早年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一书，旨在指示读书门径，对康、梁一派治学颇有影响。康有为《桂学答问》（1894）论书目有云：“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板本最佳。（每部值银数分，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 梁启超自己也曾在《变法通议·论幼学》（1896）篇中声称：“启超本乡人，瞢不知学，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此外，《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与“备忘录”在小类分划上也颇有类似之处。如《姓名略》的“理学家”在陆王兼程朱、程朱、陆王三派之外，以颜元、李塨、王源三人“别为宗派”，以罗有高、汪縉、彭绍升三人“皆理学而通释典，此为国朝理学别派”，就与梁启超在“理学”类的程朱、陆王之外列出新派（实学派；即颜元、李塨等）、别派（禅悦派；即罗有高、彭绍升等）、佛学的思路接近。又古文家、骈文家、诗家、词家等梁氏的“文学观照”，也能在《姓名略》中找到踪迹。
不过，梁启超草拟“备忘录”的时代，毕竟已然经过现代学科观念（特别是“新史学”）的洗礼。故原本在《姓名略》中各自独立为一类的天算学、金石学、校勘学等内容，都被纳入扩充对象以后的新“史学”；而古文、骈文、诗、词等类，到了五四前夜，已由一抽象性的“文学”观念来统领了。
四、小结
史家钱穆曾多次强调“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把人作中心”，“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穿过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 然而，这一传统却在20世纪西方近代学术思潮（特别是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九十年代以来强调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加之新文化史、计量史学等学术新潮的影响，遂使学者发出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的叹息。 与此同时，也正由于许多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者过分执着于对象，反而使人物成了他们获得历史全局感和现场感的障碍。
夏先生的这部著作，却再次将近代史学的最前瞻视野与人物研究的传统文史路数相结合。对梁启超其人的长年关注，反而成为她的研究通向更广阔领域的窗口。在“梁启超学”的序列中，夏先生是毋庸置疑的专家；但她更能够从梁启超的身世经历出发，解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学术史、社会史、生活史各方面的问题，切入角度更时时暗合最新的学术方法，从而使她成为一名游走于近现代文史之间的通人。由于是用严谨考证而非预设成见进入人物身世，以人物为中心的策略，更有力地支撑了历史现场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凭此破除学科论述形成过程中造成的种种人为界限。作者在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明智地选择了梁启超这个人物，因其“关系的伟大”，足以承担起串联近代中国“史迹集团”的功能。
梁启超曾以家庭讲学为其公共讲演的“试演场”，夏先生则是以大学课堂为其著作的“试演场”。与某些学者偏好“孤本秘籍”，往往将当前研究秘不示人的习惯不同，夏先生总会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她的最新发现。本书的各章节内容，基本上都曾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试演”过。作为曾经有幸聆听这些课程之一人，今日又看到这些成果得以完整地呈现，遂不自觉其冗赘，拉杂略述感想如上。
                                   2014年4月2日，写于京东黄渠村

　　《梁启超》读后感(五)：眉飞色舞的梁任公与序跋间的学术史

原题为《眉飞色舞的梁任公与序跋间的学术史》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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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启超梁任公先生的文字，不能不想到眉飞色舞这个形容，而前贤亦早有此论。比如张荫麟先生曾论梁任公：“任公在‘新汉学’兴起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钱穆先生也论梁任公：“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其后陈平原教授亦有妙文《“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认为：“对于才华横溢的任公先生来说，根本不能想像，表达精确、文采飞扬，怎么可能会是个难题！”
所以任公先生很配得上莎翁的名篇《我可否将你比作一个夏日》。往往凭空看到一段文字，仅凭那热火朝天的感叹词，就知道一定是任公他老人家的了！
如此热烈的人与文，怎能不需要冷静的笔，为读者一一沉潜。继《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阅读梁启超》之后，晚清研究大家夏晓虹教授出版了第三本关于任公先生的专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诚如作者自谦，此书大部分篇幅借力于新史料的出现，但史料尤须史家之眼的细细探察。此书呈现多面手任公先生的多副面孔：作为政治家的梁任公，作为学者的梁任公，作为文人的梁任公，并由此深究学术与政治的爱恨情仇。就政治一面而言，《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当为现代中国宪政史的重要篇章，《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与《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又在在写出鲜活历史中活生生的梁任公：且看书生如何在政治漩涡中腾挪周旋！
写任公先生与胡适先生白话文学因缘、学术因缘、诗学因缘的几篇论文，读来则妙趣横生。比如，对自己《中国哲学史大纲》颇自负的胡适之，翘首期待梁任公能写出书评，孰料任公先生好忙！书评尚未写出，倒写信让适之先拜读自己在清华所授“国学小史”讲义，而后者颇与胡著唱对台戏！“国学小史”课尚未讲完，梁任公就拍马杀到北大公开演讲——评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面对蓦然踢馆上门的梁任公，胡适日记抱怨其不通事务，但任公偏一讲两天！适之无可想，索性第二天自己去介绍他！
和而不同的两位先生，在墨学研究上亦有分歧。在《墨经校释》完稿后，任公先生以《读墨经余记》回应自己心目中“最够分量的论争对手”（作者语）胡适。但性情中人梁任公先请胡适为此书写序，后不经适之同意就径自把胡序改为后序，放于书末，自己倒写了篇“答书”，大咧咧放于卷首，此举自然让适之恼极！在夏晓虹教授自然平和又绘声绘色的叙述中，两位大家的性情都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
跟随夏晓虹教授在史间穿梭之后，不如再捧读一本陈平原教授《自序自跋》，如此不仅作心灵之小憩，也堪称自在徜徉于文史之间！此书集合平原先生30年“自家著述的前言后记”，既“于细微处显作者精神”，承载个人生命史，又足以打通世代，“见时代风采”（平原君语）。序跋之作，并非只是小品，其中自有深意与真意。其一，作为学术专著之序跋，处处见作者学术取向与抱负，堪称不同阶段之“学术自叙”。其二，此种学术自叙跨越30年，又勾连出平原先生好一篇“学术小传”。众所周知，自《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以降，平原教授的每部著作，都引领学界风骚，并指引学术走向。由此，此本《自序自跋》，亦通向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之学术史，具有学术视域、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上的检索意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倡言“小题大做”，《〈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序》勾勒出“制约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卷后语》则提出“工作范式”的选择问题。《我与武侠小说——初版代序》落笔潇洒，《〈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后记》则让人思索学术与人生如何合一，学者如何借著述实现自我拯救！

　　《梁启超》读后感(六)：梁任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梁启超是有名的大孝子，曾为父回乡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还为父作书求讨勋位，终未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无奈成终身遗憾。梁任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因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出逃了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继而，由于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催促，为坚定其参加反袁之役的决心，梁启超又于1916年3月4日自上海冒险出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的海防，直至27日方进入广西镇南关，与起义军队会合。由于袁世凯已下令严查拦截，梁启超只得一路伏藏，密闭舱底，隐居荒野。3月7日船抵香港时，尽管停留五日，直到12日方离开，其间同人均曾上岸歇息，亦遭巡捕盘诘，梁启超却始终滞留船上，甚至“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危险至此，故明知“老父方在港”，但“恐贻惊忧”，不能探望，梁启超终于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
　　
　　梁父去世于1916年3月14日。直到5月30日，在广东独立，护国战争大局已定，梁启超转赴上海九日后，梁启勋才从香港赶来报丧。其时距梁父弃世已七十七日。梁启超当即于次日作《闻讣辞职书》，辞去在军务院中所任各职。

　　《梁启超》读后感(七)："从政"与"为学"的冲突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