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经典读后感10篇

　　《众声喧哗》是一本由胡泳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6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众声喧哗》读后感(一)：读《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脱胎于作者胡咏的博士论文《共有媒体中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作者胡咏目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出版过《网络为王》、《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数字化生存》是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胡教授在探究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课题中，着重采用了案例分析法、民族志法、内容分析法、以及文献研究法等方式，全方位、有理有据地向我们展示了网络时代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的特点。在整本书中，胡教授引入了公共领域这个政治学的概念，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公私之分，以及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个人化与个人空间的公共化。其中，主要探讨，经由新的共有媒体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产生消长和易位。
内容框架：
第一章“公私之辨”中，作者梳理了古代人们对于“公与私”的认识，其原始区分认为公与私是一个等级秩序分明、相互对立，公优于私。而在之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这种秩序遭到了质疑、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下面，简单地梳理一下公私之辨的流派与不同观点：
密尔：密尔无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主张意识的自由、个体性的自由、以及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基于“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密尔主张公私领域必须区分，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密尔认为社会与个人各有定位，各得其所，让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但是他忽视了人的相互依存，社会是构成个人不可或缺的条件。
阿伦特：阿伦特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她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而公共领域是属于政治的，所以不能把公共领域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政治是人类自由至高无上的场所，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政治是人类行动以及人类多样性的最高体现，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因此，阿伦特捍卫的自由是政治共同体的自由，当私人领域的扩张侵吞了公共领域，主张保护公共领域抵御私人领域。
市民社会：众多学者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它有着自己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规律，于是提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黑格尔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在家庭之中，人并非真正成为人。一旦走出家庭，置身于市民社会，纯粹是作为个人行事，因而市民社会就是成为出于共同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社会。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市民社会所结合的关系几乎约为经济领域的关系。其观点忽视了家庭、自愿组织、专业集团、传播媒介等其他社会形式也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因素，把国家看成社会冲突的舞台，忽视了国家机构改变其内外情境的能力，主张国家消亡，而不是对国家的民主改造。
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称为“私人走到一起形成公众，准备驱使公共权威在公共舆论面前使自身合法化的论坛。”公众舆论作为这一领域的终极权威，被看成思考的个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讨论所总结的普遍理性。在公与私边界模糊的时代，哈贝马斯试图寻找民主的公共话语形式，寄希望于“系统”与“生活世界”，并把关注点从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设转移到言语中普遍存在的有效性要求上。哈贝马斯对于“理想的语言情境”的追求，看似是康德式的追求。
本章追溯从古希腊到现代这两个范畴复杂难辨的特性，重在强调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或者采取截然两分的做法，而是要把公与私的区分视作多层面的和多变的，要看到方程式的两边，从不止一条线上展开诠释。
第二章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胡教授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包括：电子邮件列表、讨论组、聊天、博客、播客、维基系统、社会性软件与虚拟社区、协同出版、XML联合、对等传播、视频分享、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随着共有媒体的出现，大众媒体开始逐渐呈现着“解大众化”的趋势，向“乱众媒体”转变。因此大众媒体背景下的“新闻组织、新闻记者、新闻产品和受众”面对新技术都被迫做出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反应。所以，从网络的角度来看，将会出现两个互联网，这是一种寡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奇妙混合。一方面，大媒介在网上占据数个要地，集结大量受众，大型跨平台新闻组织使用先进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随需订制的新闻，可能比今天做的更好。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积极的公民、草根组织和博客利用他们自己的阵地发起监督既有体制的运动。而互联网将为两者同时提供空间。
第三章讨论网络上的个人空间与语言表达。以共有媒体为介质的存在，人们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存在多重认同，甚至是真实自我的迷失。人们在浩若烟海的信息中，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既熟悉又陌生。互联网时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看客们的注意力，甚至是披露自身的隐私，从而延伸出个人对自我的崇拜与自恋文化。互联网中的隐私也涉及到公共领域的公私之分，隐私的界线逐渐模糊化，没有了隐私也就没有了道德规范的底线，众多的网民生活在暗影之中。
第四章剖析了网上的公共讨论。共有媒体塑造舆论，而这些舆论代表了谁？作者通过统计学的分析方式，为我们勾勒了中国网络社区用户的基本特征。男性，30岁以下，有5年以上网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均较一般互联网用户为高，主要是普通职员、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较一般用户更多使用互联网，通过网络社区寻求生活乐趣和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积极投入到网络讨论和自我表达之中。
在网络社区讨论，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发言者、一个是潜水者。发言者的统计肖像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未婚男性。经过统计分析，网络讨论的内容并非公众舆论的映像，网络讨论者也不能够代替一般公众。同时，网络讨论也会因为匿名、网络责任感、平等性、男性主导的文化形态、以及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因素而影响。
第五章作者通过描述共有媒体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这两个平行发展的特征，使网络环境公私混杂，并且这种公私之分将会成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妥协过程，被人们自身的期待和体验以及他们与之交往的人和期待和体验所限定。同时，作者指出，为什么在共有媒体的运行下公共空间私人化与私人空间公共化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共有媒体中，受众即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受众参与新闻制作的过程中，成为了其中的生产方与消费方，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情景下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呈现出一幅大小有异、互叠互联复杂镶嵌图。互联网在这种系统中，呈碎片化的趋势。正如书中所说“互联网，让无声的中国有声，千言万语，再汇不成一句话”。因此，作者提出了实现公共领域理想的几点方式，即营造社区归属感、灵活决定匿名政策、保持平等、鼓励慎议、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等。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互联网对于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的促进作用，以及建立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指出了与那些相对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功能存在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进建立在公共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
小结：
尽管“公域”与“私域”很难区分开来，但讨论这一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公共领域的概念便是建立在二者区分之上的。而整本书想要试图说明的是，尽管商业利益与政府势力都在互联网上加强了扩张，网络仍然不失为一个公共传播和讨论的领域。在中国这个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并不会导致突破性的变化，但它显示了公民通过共有媒体影响政治的一些重要方式。

　　《众声喧哗》读后感(二)：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期末老师让写的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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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如该书名所述，《众声喧哗》讨论的对象是网络，即作者胡泳所称的“电控空间”（又作“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的共有媒体，以及人们在共有媒体上发出的声音。
在本书中，作者没有直接使用“新媒体”一词，而是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作者对“共有媒体”的定义是：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
通过对迄2008年以前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的观察，和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作者从公域和私域的划分的讨论为起点，围绕电控空间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流动性的变化，做出了详细的论述。
笔者认为，本书有一个特点，即对理论的梳理很详细完备。本书第一章就梳理了“公”与“私”的概念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的历史沿革，并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相关的重要理论，比如从黑格尔到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思想、以及阿伦特对公共空间的思考。这些理论虽然抽象、复杂、艰深，但是可以给读者画出一个关于“公”与“私”概念的思想史的路线图，使读者对这一对关键概念有系统的了解。而对“公”与“私”的思考，也一直贯穿本书始末。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研究视野十分广阔。虽然直接的研究对象是网络媒体，但是作者站在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更广阔的视角上，利用了行为分析、精神分析等区别于经验性研究的方法，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整个书的基础也显得比单纯的传播学研究更厚实。对于传播学的学生来说，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可以运用其他交叉学科的知识，辅助本专业的研究。
二、 这本书过时了吗？
这是笔者拿起本书前的一个疑问。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的变化万千每天都给人们提出新问题。2012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捧着这本还在拿聊天室、BBS、博客说事的书有意义吗？
所幸的是，笔者读过以后，认为本书经得起这样的疑问。
首先，从前面的简介可以看出，本书基本上可以在它所讨论的领域被称为集大成者。当然这是到2008年为止的大成。本书作者胡泳人称“数字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 ，他的上一部书《网络为王》，就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离这本《众声喧哗》已是10年之久。 可以说，这又是一本介绍接下来十年中互联网风云变幻的全面的专著。学过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在研究一个事物之前，悉知它的来龙去脉很重要。对于有兴趣研究互联网的学生来说，读这本书可以大致在脑子里画出一幅图，不至于在研究上不得其门而入。
其次，从2008年到现在，互联网上又发生了不少令人兴奋的变化，社交网络和微博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些新事物正是动能强劲的时候，相信学者们都在边观察边研究，要想有一本讲尽今日网络那点事的专著，估计要再等几年了。所以，现在除了关注学界新发表的论文以外，读这本书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 网络作为公共领域
笔者相信，从互联网初出至发展到现在，学界针对它的兴趣总是集中在某几个方面。本书对这些经久不变的研究兴趣都有涉及。
本书有相当一部分着重于信息时代的公共与隐私的问题，基本属于对“私域”的讨论，这一内容相对冷门。相对的，对“公域”中诸多问题的讨论，是一般传播学学生希望了解的。这些问题主要是：
1、 共有媒体中的公共领域是否有可能？
公共领域理论是否适用于新媒体？回答这个问题，作者首先从研究使用共有媒体的人开始。
首先，本书从统计学上刻画出了这一群体的肖像。一个典型的中国网络社区用户的基本特征是：男性，30岁以下，有5年以上网龄，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一般互联网用户高，主要可能是普通职员、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虽然这个结论是基于2006年的调查，但是可以推定的是它仍基本适用于现在。尤其是网络社区用户相对于普通网民所呈现的一些特点，变化应该不大，比如，男性居多，教育程度和收入比一般网民高，职业更主要的是白领和学生。所以，结论是，网络社区用户并不等于大众。
其次，研究网络舆论，不能忘了场域中存在着两种人：发言者和潜水者。发言者的统计学肖像是：年轻、受过大学教育的未婚男性。发言者并不代表整个网络社区，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网络舆论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传统媒体直接采用网络调查或提取网络舆论，并想当然地把它们当成民众的意见。可见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在网络上，有些人被过度代表了，他们喧嚣的言论很容易给观者一个错觉，使人以为事实上的意见环境就是这样。
除了网络上的讨论参与者们有突出的特点以外，他们的言论也与传统的公共领域对言论的要求有很大差别，而这些差别都来自于网络这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环境。
网络上参与讨论者的匿名、责任感的缺乏、男性主导的文化、以及更加不理性而无力的话语方式，都损伤了网络讨论的品质。网络给排他性交往带来了便利，导致群体内的求同、某些观点的霸权和群体间的偏见、排斥。在网络讨论中，我们可以只看我们想看的，只听我们想听的。网络确实是观点的自由市场，但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理性交流和对异见的宽容，网络讨论者们还远未做到。即使是现在，有了微博这样便捷的互动方式，人们仍然倾向于通过只关注同类和自己人，使自己面对的网络世界充满着使自己愉悦的信息。在微博这种超大信息量的传播中，通常争论出现的时候，用户通过评论和转发也只不过是一再佐证我方的观点。网络讨论中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在各自喊话而缺少倾听。胡泳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有哪些规范性要求的时候，认为学会倾听应该被列入其中。
由此，本书的观点是，网络讨论通常缺乏民主慎议和交往行为，虽然互联网有突出的民主特性，但是，欲发挥互联网的民主潜力，使用者必须先学会民主。作者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把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某一媒体是不切实际的。
2、 互联网改变中国？
作者认为，网络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这对于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中国的大众媒体被国家垄断，言论自由受到严厉管制的情况下，网络提供了一个可供呼吸的场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不可缺少的出口。许多学者用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式批评网络是不恰当的，因为，相对于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它是有显著的优越性的。作者列举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比如孙志刚案，来展现网络的力量以及它与传统媒体的精彩合作。2003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由此兴起。
在这些令人乐观的想象之后，作者还不忘提醒读者一个严峻的背景，即当前中国的一个突出的现象：群众非政治化和社会本身越来越政治化的矛盾。经历了极权主义时代公权对私权的残酷挤压，中国正进入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共存的噩梦。在极权主义时代，社会动员要求民众积极参与，强迫人们成为“大游行”（Grand March）队伍中的一员。 而后极权主义鼓励道德冷漠，庸俗，埋头于个人生计、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后极权主义政治满足于控制最‘惹人注目’的行为，只要在下者保持沉默态度，或者哪怕有些腹诽，但并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公民行动，那么他们通常就是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敏感度也低，许多人认为政府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小或丝毫感觉不到这中影响。网络也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精神鸦片，对他们来说网络只是一种娱乐工具。因此，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
传播学专业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比较多地参与网络讨论，对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关心。对于一些怀有新闻人职业理想、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学生来说，网络更是他们寻求知识和真相、朋友和支持的地方，活跃于互联网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尤其对他们产生着重大影响。对于中国的民主精英们，书中介绍的一些看法，笔者认为值得注意：
“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始终持一种国家主义的进路，他们的关注点近乎压倒一切地在国家制度、机构和组织的改革上，例如关于修宪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而并不关注社会的变化。这一国家注意的思想进路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质疑之处，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关注至少显示一点：社会在精英的心目中几乎不占地位，社会的变化对民主化的影响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四、 结语
以上只是介绍了出书中讨论的一部分别问题。有一大部分与社会学联系紧密的内容笔者没有提到，比如网上的自我构建、行为差异、现代人的隐私观等等，其中对群体行为的一些研究笔者觉得也十分有趣。除此之外作者还对营造理想的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对中国的媒体管制也有一些看法。这些都值得一看。笔者认为，因为作者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的一些“旁征博引”，使书中处处有闪光点，可以引读者更深的思考，这种启发性是十分珍贵的。

　　《众声喧哗》读后感(三)：网络信息社会中的个人表达

本书主要内容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对个人表达及公共事务讨论的影响
结构：
1.历史中公与私关系的厘清与叙述。
• 援引古典共和主义者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中对古希腊时期公共／私人领域的二分法：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区分，公共空间属于政治，市民社会＝社会领域、吞没公共和私人领域；
• 以斯图亚特 密尔（《论自由》）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者界定：个人生活／社会生活
•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
• 马克思
• 葛兰西《狱中札记》市民社会实行霸权并通过霸权获得共识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众舆论：个人通过不断公开讨论总结的普遍理性。
• 本书采用公民共和主义框架（公共生活核心为公民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过程）分析在共有媒体中，传统公私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双重压力下被重构。
2.共有媒体的概念阐述：人人皆可参与、表达、编撰的媒介形式
• 赛博空间
• 特点：超文本、多媒体、交互性
• 类型
3.共有媒体中个人的表达
• 自我
• 认同的重要性
• 全球化范围内“非制度化”：制度对个人握力的弱化削弱传统制度性权力赋予的认同。
• 注意力成为声望和成功的标志，背后隐藏不安全感。
• 隐私的重构。
4.共有媒体中公共领域存在的可能性探讨
• 统计学背景上，网民构成与公民存在差异
• 话题与公众感兴趣的话题相异
• 回声室效应阈网络巴尔干化
• 形成障碍：匿名性造成极端情绪；责任感缺失；网络权力不平等；男性主导的文化
5.共有媒体重构公与私的边界
6.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
与胡泳老师论文《网络主权》结构类似。可以看出其政治学深厚的学术功底。
互联网诞生后，对其影响的讨论源源不绝，从个人行为到社会关系，从商业模式到政治参与，但是透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变化中的不变。
人们的基本需求：自我表露、社会交往没有变；心理状态：从众效应、群体极化、乌合之众没有变；媒介管制：党性没有变。那些历史中存在争论的问题，无论是公与私还是主权边界，仍然未得到解决。那技术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众声喧哗》读后感(四)：众声喧哗:远去的时代之言

科技永无止境的发现引领着传播手段继续更新，更多的媒介技术出现。媒介环境深刻变革，互联网较之该书出版之际又风风火火发展了近10年。哪些现象在改变？哪些问题从初现端倪到一发不可收拾？书中的论述曾经是窥探中国互联网的放大镜，如今面对复杂的互联网媒介生态，众声喧哗的时代之言是否仍然有意义？
作者胡泳在该书的后记中提到“互联网土著”与“互联网移民”。这一伴随着互联网兴起与发展而来的词汇对于考察今天的互联网用户仍然有价值。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接触与使用互联网，他们不畏惧信息爆炸，更加适应这种信息化与数字化生存，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土著居民”。当今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民用户已经达到近7亿，用户的急剧增长，“互联网土著”在中国也已经悄然“诞生”。随着互联网更加深入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土著”也会越来越多，也许可以用来描摹以后中国人的形态。
较之十几年前，互联网用户的稀少，今天的中国网民要用庞大来形容。用户稀少，各种差异，不足以代表广大的公众，因此，十几年前的互联网舆论似乎是不能代表公众舆论的。但是现今，情况发生了转变，单从上网人数看，网民也具有了一定的公众代表性，网上舆论、交流更像是公众舆论的先声。而作者在书中也提到这点，传统媒体会根据网上的热点议题来决定是否对某一事件进行深度报道。这种现象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平常，而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这样一种思考，不得不说是作者的一种先见与洞知。
而还需要看到的是，距离该书出版已过去了近10年。尤其是互联网，10的发展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书中许多概念在今天变成了现实，许多现象有了更为迫切的思考，也有很多论述的意义早已消解。在书中，作者对一些概念进行了明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也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共有媒体）。互联网的发展涉及到公私界限，因此，作者追根溯源，从自由主义到古典共和主义，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与后文网络时代，共有媒体对于公私界限的破坏与重构相呼应，这也对应了作者自己所说的需要厘清概念，才能更好的提出认识。而依托互联网出现了新的传播媒介技术，所以对于这些概念的考察也显得尤为必要，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互联网及其涉及的领域问题。“共有媒体”的提出，归纳了网络时代媒体的一些特性，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媒介系统的新系统。它的出现对于公众的自由传播与自我生产都有重大意义，对于今天出现的社交媒体、自媒体概念也是一脉相承的。书中也谈到互联网时代的隐私问题、网红问题匿名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今天更加突出。可见，作者在十几年前的一些思想火花对于今天互联网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的。书中很多论述都引用了博客为例，但是在现下，博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影响力断裂，被不断兴起的社交新媒体所取代，因此书中基于博客的研究认识对于今天的指导意义已不是很大。基于此，我们所要做的应是从对共有媒体的研究中抽离网络媒体的共性，对于当今新的网络媒体形态进行进一步的认识与思考。
而该书主要讨论的问题: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力下产生、消长和易位。笔者认为，作者论述的并不是很清晰。共有媒体对于公私界限的破坏（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的公共化）与重构，论述不够具体，存在模糊性。作者也只是提出网络时代的这一问题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缺乏更多实例的解释说明，且运用了政治学的视角来阐释抽象的东西，显得有些晦涩难懂。但是在书的结尾，作者也提出了中国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构建思考，指出互联网可以成为公共领域，从而促进民主进程。
作者作为中国互联网研究启蒙的“新知”，书中的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许多认识与观点在当时不可否认的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改变。许多在当时新锐的观点与思考在当今已被熟知，要想给读者新的启迪，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众声喧哗》读后感(五)：《众声喧哗》书摘

这本书主要看的章节是前四章，后两章实在无感就作翻阅。
以下是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1．共有媒体是指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它具有社区性，互动性和匿名性三个特点。
2．信息社会理论讨论的五个主要维度是：经济、技术、职业、空间和文化。（经济方面是以信息的经济价值增长作为可信来说明信息社会的概念；职业方面是在职业变迁上讨论，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比重上升。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职业维度的划分会碰上与经济划分方式相同的问题，即对于工人进行归类方法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3．如果从历史上，媒体的发展像是在重复自身，那是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具有继承性。新的数字媒体也是，新媒体可能会“吞并”传统媒体，但这可能是更加高度的融合，互联网本身就是此前技术进展的大会和。旧媒体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使我们用来获取媒体的工具。
4．用最经济的语言来概述麦克卢汉的观点，有几点不能忽视：（1）一切媒介对人类的心理均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和媒介传达的外在信息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媒介真正传播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其本身的特性，因为这个媒介决定了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2）任何一种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导致一项新的延伸，而电子技术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3）从媒介演化的角度看，有三种基本的技术革命，首先是拼音文字的发明，它打破了原始部落人感官的平衡，突出了视觉作用。其次是16世纪后印刷机械的推广，加快了感官的失衡进程；第三是1844年电报的发明，预告了电子时代的来临，因为电子技术要恢复人的感官平衡，因此足以使人重新部落化；最后是电子时代就是人类新部落时代。
5．阿伦特把自己有关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法追溯到古希腊人对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区别。家庭生活是公共领域的镜子，公共领域应该是私人生活一切最佳部分的反映。
6．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关于私人领域的边界在哪里，依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种种边界、干涉从何而来、如何加以制止的学说。（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
7．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称作是私人走到一起形成公众，准备驱使公共权威在公众舆论面前使自身合法化的论坛。
8．信息创造了一个事件丰富但是体验匮乏的世界。本雅明说体验是权威之源。但是事件的传播丧失了叙述的权威。信息没有权威，是因为它不创造体验，它只是记录时事件。它的地位的梳理只能依赖于它被证实，而可证实性是权威最接近的貌似物。媒体从业者由此建立某种合法性，以填补权威消失以后的真空。
9．电脑窗口是电脑把个人同时置于不同情境下的一种方法，对电脑用户来说，它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隐喻，他们试着把自我想象成一种多样化的、分布式的体系，而他们自己就是分布在各个窗口中的所有部分的总和。
10．建立在相互透露信息的基础上的关系，要比仅仅基于外表吸引力的关系更牢固。
11．陌生人是指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

　　《众声喧哗》读后感(六)：On The Rising Cacophony: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rivacy

Morn Jiang
April 23, 2012
Hu, Yong. The Rising Cacophony: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int.
On The Rising Cacophony: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rivacy
In his book The Rising Cacophony: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HU Yong--th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thorough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and discusse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have “public areas,” in which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politics can be discussed, in community medium (3). And as he defines it, community medium basically means a sort of media which resolv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resenting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mix the conception of producer, promoter and consumer (85). I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chapter, He also writes about personal expression on community medium, and discusses the netizens from the view of statistics (184--190). Then in the last two chapters of the book, Hu talks about the reform down by community medium on the border of publicity and privacy, and specifically analyses the Chinese cyberspace,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hi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In his analysis on anonymity, Hu says the Chinese need to prevent the dark side of anonymity rather than setting it as illegible, since in China dangers come from another side, which is lack of privacy caused by over-governing (277). And in discussion groups and BBS, anonymity makes users irresponsible for their words and disrespectful to other people (93). But anonymity can serve as an approach to protect the spokesperson on public issues, especially when she or he has the good will to tell the truth, but may face severe personal attack (Hu 278). In a society lack of justice, anonymity protects the freedom of speech. Although anonymity may as will bring about vulgar or meaningless information, and provides good chances for cyber-hooligans, its merits outweigh its defects.
 Hannah Arendt has written in her book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main difference in publicity and privacy is something needs to be hidden while others should be on public display (73). Hu concludes that the collapse of publicity in modern soci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llapse of privacy, and privacy in modern days has been nibbled up by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71). Hu’s interpretation can provide sufficient pro towards my research theme “Chinese micro blog’s real name system,” since as I see it, the deconstruction of private area on netizens may cause exhaustion and panic in the end, making people distrust each other, feeling unsafe and would prefer to keep silent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tracing back.” Real name system, as an invader of privacy, may theoretically cause social distrust and silen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Hu posts an interesting opinion, that is there is no total anonymity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every single move on the net can be traced back, and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tool for anti-anonymity (278). In the end, people will realize that although they have rights to keep anonymous when communicating online, it may not be the best way for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Hu 278). Although I agree with him that everything people do on the Internet has records and can be traced back, I still think that anonymity is currently the comparatively best way for Internet-based communication. What Hu afraid of is self-censorship on netizens, 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telling sharp ideas, or browsing pornographic products. As I see it, the function of tracing back i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regulate themselves, and they will think twice before distributing any illegal issues. What I mean by “illegal” i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 Law. However, government in China has abused this power and has interfered with people’s privacy. It is the present governmental action that needs to be changed, but the Internet’s original function of tracing back just doesn’t have much to do with limiting netizens’ legal self-expression.
Also, as Hu points out,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cannot be down by new forms of media; the force in promoting social changes depends on to what extent the new media has been accepted, utilized and adapted in with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23). And public sphere should not emphasize governing, but rather be open to various types of ideas (Hu 67). Hu also writes a lot about the problem of privacy. He writes that cyberspace is a tool where people can pop up their opinions with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heavy censorship by the “gate-keeper” which exists in traditional medias such as print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85). And he points out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gatekeeper” may cause the deflating in the quality of news, but on the same time it will broaden the news resources, making opinions vary (120). As he indicates, self-censorship is the internal counterpart of public inspection (174).
Hu gives some insight on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gate-watching. He says online expression in China is more like a powerless comment, far from being critical, thus public discussion in China cannot fulfill the function of criticize politics (293). Government put more emphasis o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sacrifice of democracy necessary and natural (Hu 293). As Havel mentions in his idea of “anti-political politics,” 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once they accept a certain (political) system, they are actually reinforcing it (45). Hu writes that if public life is dull and silent, the diversity in society is merely an illusion (300). What else’s, if the lower class in a society cannot find a way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formally, they will possibly fight for their rights outside the system, causing riots and turmoil (Hu 301). And in constructing public sphere, several aspects are acquired. As Habermas writes in his article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Public Sphere”:
A public sphere that functions politically requires more than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it also needs the supportive spirit of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atterns of soci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 populace accustomed to freedom. (453)
As a result, populace need the firm cultural background support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Hu points out that on the Internet, Chinese netizens have more chances of speech, and these people—in reality—belongs to the “silent majority” (Hu 311). And under the unique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China, online activities have more political meaning compared to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Hu 311). Hu also provides some advic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Firstly, he says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political soci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through free and opened-up media (323). He cites a case sentence in the U.S. Supreme Court, indicating that since there are too many differences, there’s no reason to copy those limitations on traditional media to the Internet (Hu 325). Hu says governments should limit less and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market to regulate Internet usage (328). I agree with him now that less limitation and censorship will benefit Chinese society more. Even presently there are vast problems occurr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uppress people’s voice. Thus things like real name system will probably make cyberspace communication shallow and meaningless, more related to entertainment rather than politics, an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zing the country’s politics will not be applied.
To sum up, the book mainly offers me with several useful arguments about less censorship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advice Hu gives are illuminating. firstly, people within Chinese society should have an idea of freedom and are willing to carry out their right of speech; secondly, since cyberspace has a significant political meaning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less censorship and limitation to let people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and social affairs; thirdly, making Chinese public sphere function well wi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On the whole, although public sphere in China cannot change the anti-democracy actions overnight, it can bring politics closer to populace, reform their idea of controlling, freedom and creating, so as to “us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administrating standard” (Hu 334).
Works Cited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1958]. Print.
Habermas, Jurgen.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Public Sphere.” Crai Calhoun ed, Har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Web
Havel, Va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JanVladislav ed, Va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rint.
Hu, Yong. The Rising Cacophony: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