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回忆录》的读后感10篇

　　《米塞斯回忆录》是一本由[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米塞斯回忆录》读后感(一)：（中文版序）米塞斯：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韦森/撰

　　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那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他的个人生活却一生坎坷而郁郁不得志。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2000年，米塞斯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世纪人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宁折不弯的一生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伦姆堡（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1903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深受震撼，写了几篇驳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自此进入经济学。1906年，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庞巴维克研究班的领导成员。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曾供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1913—1934年，他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直接报酬来自学生学费）。期间，米塞斯在维也纳主持过一个多年的私人讨论班，后来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理查德·冯·施特格尔、阿尔弗雷德·许茨、菲利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等，都曾参加过这个讨论班，深受米塞斯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中，米塞斯就正确预言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维也纳思想界，米塞斯的实际影响甚大，他的朋友曾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因对德国纳粹侵蚀奥地利感到不安，米塞斯1934年移居日内瓦，在1934—1940年间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1940年，法西斯德国已占领了欧洲，出于安全考虑，他极不情愿地与妻子一起移居美国。

　　米塞斯初到美国，先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的职位，但他并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保证，因而后来移居纽约。期间，他的来自欧洲的朋友和学生都在帮他找合适的职位，但一无所获。

　　米塞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席，但最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接受他。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米塞斯极其强烈和鲜明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显然不合主流，故他不能为任何美国的学术组织所聘用。

　　直到1945年，经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的推荐，米塞斯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虚职。但当时的纽约大学也拒绝给他薪水，之后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在纽约期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少量的自由主义青年人，许多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人后来都成了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到美国时，已经接近60岁了，在艰苦和窘迫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许多著作，包括《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1944）、《官僚体制》（1944）、《人的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1957）、《反资本主义心态》（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等。

　　在这些著作中，米塞斯坚持并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米塞斯坚持最彻底的市场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主张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确立。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实验。西方国家里，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当时的世界潮流中，米塞斯更是遭受了严重的排斥。1957年，《经济学人》杂志在针对《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一书的评论中这样评价米塞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惠特克·钱伯斯在《国家评论》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美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的冷遇和排斥，从未破坏过米塞斯内心的平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从更为友善的人士或团体中获得了荣誉，包括几个荣誉学位和来自奥地利政府的金质勋章。”（伊斯雷尔·柯兹纳，《米塞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92岁。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引用了米塞斯曾引述的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一段话，认为它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个性：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米塞斯逝世后，其思想影响在世界上不断传播。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美国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米塞斯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学术机构。现在，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大量出版物，将米塞斯本人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在网上公开发布，供全世界下载。

　　贡献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一生著述甚丰，写了几十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他早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可大概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米塞斯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最早提出，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可行性（infeasible）的经济制度。1920年春，米塞斯发表了短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计划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央计划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

　　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交换消费品，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货币在经济计算中实际上起不了作用。米塞斯还指出，一个静态的社会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体系里，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借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

　　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抛弃经济合理性计算。针对当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指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失灵和经济低效率乃至瓦解。

　　米塞斯的这一重大理论发现为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本人到目前仍然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思想界认可和接受，但他这一经济理论和思想贡献应该不小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量级。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米塞斯曾说：“我想做的是改革者，却只是成了记录衰落的历史学家。”（见本书第143页）

　　第二，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在其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第六章里谈到货币和信用理论时所言：“无论是门格尔还是庞巴维克，都隐含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他们发展了直接交换理论，同时认定，无需引入无货币市场交换这个虚构的概念，即可解决所有经济理论问题。”（见本书第69页）。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方面最主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扩展至货币分析。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盛行的观念认为，货币理论可以从更为一般的经济问题的整体结构中干净利落地剥离出来——也就是说，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立门户的学科。与此观念相应的是，英美各国的大学为通货和银行学说设立了单独的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的目的就是揭露它的谬误，并把货币理论归还给经济研究。”（本书第64页）

　　早在1906年，米塞斯就开始关注货币和银行问题了，他研读了大量货币理论著作以及欧洲各国、美国和英属印度的通货历史，并在1912年出版了经济学巨著《货币与信用原理》，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

　　在货币理论中，米塞斯把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分析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上，提出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对它的需求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在交换中购买别的商品。因此，货币必须还原为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和根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进行人为调控。米塞斯还批评了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稳定价格水平”的中性货币概念，证明货币相对价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响。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主要是货币和信用因素。他所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思想流派基础上。

　　一是李嘉图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即认为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货币增加和循环信贷扩张，引起通货膨胀，扭曲价格和生产。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这种周期理论认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将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会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的货币总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阶的”的生产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这种人为低利率下的“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错配，迟早会翻转过来——即期消费品不足，迂回生产阶段则过长，资本品的投资不是“过度投资”，而是“不当投资”。这种不当投资的结果，是因为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资本过多，导致产品过剩。最后，这些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无法偿付银行的贷款。这样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清算”时，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大萧条随即到来。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1934年英译本的序言中说：“经济危机之所以循环发生，是由于政府不顾过去经验的教训和经济学家的所有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1）米塞斯创建的这一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后来被哈耶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这两大理论贡献外，米塞斯后来还在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做出了许多理论贡献，但目前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得到重视。

　　在中国转型期重读米塞斯的意义

　　这本自传式的思想回忆录是米塞斯1940年下半年移居到美国后开始撰写的，1940年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后来又花了两年多修改。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完整或正式的自传，而是米塞斯对1940年前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所作的部分记述和回忆。书中记述的大量事件和动态都是米塞斯本人在前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亲闻目睹，在很大程度上记述了当时整个奥地利经济和社会思想界真实发生的事情，也从中讲述了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基本没有谈到私人生活和成长经历。

　　很大程度上，这本回忆录正好记述了米塞斯本人早期两大主要理论贡献的形成和酝酿过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价值。对学术界研究米塞斯的两部早期学术巨著《社会主义》和《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思想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个人来说，我在2006年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时，从芝大附近一家旧书店淘到由米塞斯的学生汉斯·森霍尔茨翻译的这本回忆录英译本，1978年由Libertarian Press出版。该译本书名是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曾为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认可，她还亲自作了序。2006年元月回国后，我一直想找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但后来因为太忙而搁置下来。承蒙黄华侨博士多年努力和细心修改润色，这本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的米塞斯思想回忆录终于能和中文读者见面了。黄博士所译的译本，主要根据米塞斯研究所于2009年出版的阿琳·奥斯特-青纳的英译本译出。翻译过程中，黄博士也参考了森霍尔茨的英译本，因而可以认为，此中译本是一个非常可信和可读的版本。这对国内研究和了解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思想历程，会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米塞斯的这本简短的思想回忆录目前在中文世界出版，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历过近30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米塞斯所批判的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非可行性，上了点岁数的国人都已亲身经历，亲闻目睹。今天，再读米塞斯的思想和心路历程，进一步读他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有利于理解他的伟大理论洞见的时代意义，也有利于理清当下的思想观念，看清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经过37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目前从整体上来说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在2007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采取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导致银行信贷急剧膨胀和扩张，中国的广义货币也迅速增加，目前已超过120万亿元，同时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加起来也远超GDP的两倍。在当前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米塞斯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是否又在中国要应验？

　　在此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节口上，读读米塞斯这位20世纪“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了解他早年的两大经济社会理论贡献及其形成过程，应该具有切实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笔者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米塞斯的早年思想回忆录。

　　是为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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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塞斯回忆录》读后感(二)：米塞斯的朋友圈

　　一

　　那个叫米塞斯（-2）的中学生从小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但却对当时这些领域内的主流文化和主旋律充满怀疑；就像后来那个叫罗斯巴德（-3）的年轻人投身经济学，却“坚定地、本能地感觉到所有经济学派都是有错误的，所有的经济理论都让我不满意。”（-4）这也许正验证了胡适之朋友圈里的那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质疑权威，正是许多大师学术生涯的开端。

　　二

　　读《米塞斯回忆录》，像是在看他的朋友圈。没有一张自拍，没有一张风景照，没有一句秀恩爱。他终其一生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思想。他记录自己的思想变化，思考同时代的经济学大V们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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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格尔（-5）为何变得心灰意冷，正值盛年却偃旗息鼓，其中的根由，我想我是知道的。他的敏锐才智已经意识到了奥地利、欧洲和世界的走向；他看到一切文明之中最伟大和卓越的文明正在滑向深渊。他预见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暴行；他知道世界背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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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怎样看待这条朋友圈呢？

　　也许我们会在下面评论：你知道今天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吗？那些热爱政府干预的左派，他们更喜欢自称“自由主义者”。门格尔早都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克鲁格曼、是郎咸平、是政府救市、是宏观调控、是“安倍经济学”以及各种以国家领袖姓名冠名的“XX经济学”……

　　三

　　米塞斯本人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他会是一个受欢迎的微信好友吗？让我们看看他在朋友圈还发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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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战后奥地利经济学的良心。我孤立无援，为一切政治党派所怀疑。

　　我倾尽全力试图阻止通货膨胀……我们奋斗了三年之久，才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对延续赤字和通胀政策的强烈不安，到1922年初，克朗极有可能下跌到1892年黄金平价的百万分之一或十亿分之一。到那种地步，任何行政措施都无法维持公共秩序。外国军队将占领整个国家，外国势力将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我们避免了这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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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怎样评论米塞斯的朋友圈呢？我们会给他点赞吗？还是觉得这个人好喜欢自我炫耀，并且因此屏蔽他？

　　四

　　一个学者对主流文化有多不屑，主流文化对他往往就有多排斥。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在本国的大学里也是被冷落的，更不用说在全世界。

　　“在德意志帝国，人们不讲授经济学而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沙皇俄国也是一样，人们传授“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经济史而不是经济学。”

　　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的疯狂紧随的就是行动的疯狂。当大学的经济学课变异成洗脑，世界就要变成战场和炼狱。

　　五

　　那不是属于他的时代，很多年后，人们这样感叹说。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飓风席卷欧洲，战争的阴影笼罩世界。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时代人茨威格的朋友圈：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太平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空中楼阁。（-6）

　　米塞斯的朋友圈也不乏恐惧与悲哀：

　　“我目睹整个局势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心中充满恐惧。”

　　“可是捍卫奥地利的战斗却失败了，奥地利永远无法承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洪流——这股洪流很快就要席卷整个欧洲。”

　　六

　　那是悲观的年代。是最黑暗的年代。茨威格选择了自杀，米塞斯选择了继续战斗：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

　　经济学是不做价值判断的，但经济学家却有着自己的价值观。米塞斯对自由市场的捍卫，对政府干预的批判，对“愚昧的洪流”的警惕，在今天，依然感染着我们：“不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

　　注：

　　1.本文是《米塞斯回忆录》一书的书评。《米塞斯回忆录》讲的是米塞斯移居纽约之前（1940）的人生经历。本文中无标注的引文全部来自《米塞斯回忆录》。

　　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著名经济学家，因把奥地利学派带入20世纪而被誉为“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曾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成为哈耶克的老师。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被迫离开祖国并于1940年移居纽约。主要著作有《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人的行动》和《社会主义》。

　　3.穆雷·N. 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二战”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著有《人、经济与国家》、《权力与市场》、《美国大萧条》、《自由的伦理》、《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等。

　　4.马维《罗斯巴德：始于个体，终于自由》。

　　5.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著有《国民经济学原理》等。

　　6.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米塞斯回忆录》读后感(三)：并不刻板的米塞斯

　　韩明睿/撰

　　奥地利学派因其没有主流经济学所设的技术门槛，加上若干学者的推广，近年来在国内颇受欢迎。米塞斯作为该学派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其著作也纷纷被引进，代表作Human Action甚至已有多个译本。传记方面，此前奥派另一位大家柯兹纳撰写，朱海就翻译的《米塞斯评传》已经出版。而米塞斯本人的回忆录，如今也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

　　虽然饱受争议，但很难否认，在米塞斯最具创造力的年代，他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正如斯蒂格利茨近年来的某些政策主张不能抹杀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宏观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一种流行的对米塞斯观点的解读是，他认为经济学分析是先验的，其结论不受现实状况影响。这一点无论就学理本身而言，还是在发生学意义上，都很值得怀疑。学理上，当代奥派代表人物Peter Leeson和Peter Boettke在一篇名为《米塞斯是对的吗？》（Was Mises Right？）的论文中梳理了他的方法论后指出，米塞斯恰恰认为经济学理论应该为理解真实世界服务，并且完全可能随着人与世界的互动加深以及人自身的演化予以调整。而米塞斯刚上大学时，还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直到第五、第六学期根据老师要求开展几项社会调查时，他才开始对干预主义之害有了认识。至于研习政治经济学，那还是其后的事情。米塞斯经济学思想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在扶手椅上坐而论道的结果。

　　当然，这不是说，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无懈可击。对研究对象为人或非人的划分，如果系出于复杂性，那就是程度上而不是根本的区别。只要某个层次上的行动者（agent）行为倾向足够稳定，就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方法论个人主义也许很多时候好用，但不该被奉为圭臬。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没有排斥将家庭、企业作为独立的行动者来研究。而对计量经济学的成果，如各种参数、弹性等，因其可能略有变化而一概归为“历史”，贬低其价值，也就无谓地放弃了从中获得教益的机会。不过，米塞斯的看法可以作为一种对经验工作效力之限度的提醒。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一直高度稳定，以至于被一些经济学家当成一个定律。但由于储蓄率提高等原因，这一比例在最近三十年明显下滑。因此，我们想从一时一地，或几时几地的经验结果出发，试图得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时，必须特别谨慎。

　　米塞斯对原则的坚守是出了名的。就学术批评而言，他主张：“经济学家……的职责是批判错误的学说；至于揭露异端邪说背后的个人动机，那就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面对他的对手，经济学家必须秉持这样一个虚构的假定：他们仅受不带偏见的客观理由的引导。一种错误观念的支持者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公开阐明的主张之对错。揭露贪污腐化并将此类内幕公之于众，是其他人的责任。我一直严格遵循这些原则，终生不渝。”然而非学术是另一回事。在回顾自己长达20年的维也纳商会工作时，他着重点出的是自己的妥协：“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我总是乐于退让，如果这种退让意味着能够挽救一些更加重要的决定的话。有时我甚至会作出一些智识上的牺牲，签署一些其中包含我并不赞同的陈述的报告。这是为了保证报告获得公众首肯或者商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唯一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米塞斯已绝非不谙世事之辈。在学术上坚持原则的同时，他在政治上毫不幼稚，明白虽然抱憾，也需要不时踏入灰色地带。但即便如此，“只要未获正式邀请”，米塞斯“也绝不出现在院外活动集团或者政府部门中间。”政治上的妥协亦有底线。

　　著作之外，米塞斯最为人称道的，可能就是在维也纳时定期举办的私人研讨会，参与者的名单中包括哈耶克、沃格林、弗里茨·马克卢普、奧斯卡·摩根斯坦、阿尔弗雷德·许茨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哈耶克、沃格林等都在回忆性文章或自传中表达过因研讨会而对米塞斯产生的敬意。对此，米塞斯只写道：“我既不是教师，也不是研讨会的领袖。我只是同辈中的年长者。”当然，对我们这些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并为米塞斯本人的道德力量所感召的人来说，他无疑过分谦虚了。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5/0916/279772.shtml），转载请注明出处。

　　《米塞斯回忆录》读后感(四)：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回忆录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自我剖析，是一个经济学家对一个时代的剖析。一战结束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中央计划经济成为了当时世界经济的主流。每个人都在说，中央计划经济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每个政府都在推测，是否下一波中央计划经济就会轮到自己？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苏维埃政权便诞生在这个时期。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导向，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色，首开社会主义先河。直至至今，这股潮流依然存在，很多人依然相信，中央计划经济一定会实现，工人阶级会成为历史的主导者。

　　站在如此的风口浪尖，有一个人却逆风而行，愿意为了说些真话，为了说些自己认为正确的话而挺身而出。那个人，名叫米塞斯。2000年，美国《自由》杂志将他称作“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与礼遇。但是这份承认对于米塞斯本人来说，来得是否有些过晚？

　　为了自由主义，他舍弃祖国奥地利移居美国；为了自由主义，他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产生冲突，继而丢掉自己的工作；为了自由主义，他在美国处处碰壁，受尽冷遇。但这位老人，从未丢失过自己的坚持，有人说他是宁折不弯，而还有一个词也足以形容他，“风骨”。

　　中国人喜欢评价倔强而有毅力的读书人有“风骨”，米塞斯也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尽管他的坚持让他四处碰壁，但他从未有一刻放下过自己的坚持。本书便是米塞斯坚持的见证。

　　书中所持观点，均出自个人，很难讲完全正确。个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总流于偏颇，但印证历史，却容易得出一些结论。例如米塞斯对于中央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很多都能得到历史的印证。有趣的是，当他开始评价希特勒，评价一战后的德国的时候，他所用的视角与别个不同。当别人都忙着分析希特勒的思想时，他看到的是德国的经济，当别人都在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欢呼的时候，他看到的还是奥地利的经济。

　　一切生活都是经济生活。这句话来自哪里，有些忘了，但在《米塞斯回忆录》中，却能得到很好的印证。米塞斯的所有观察世界的方法、视角都是从经济出发的，当他用经济学的观点、货币流通的原理去看待一战后的奥地利、一战后的世界时，所得到的结论看似出乎意料，其实情理之中。那些本该被人所重视，被人所采纳的建议，最后只能成为了课堂的教学材料，在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的脑海中不断徘徊。

　　时至今日，当再面对米塞斯那句“奥地利经济学的良心”时，我们才能感叹一句，实至名归。

　　本书虽为米塞斯的个人回忆录，但实际却很少他个人的私生活领域方面的东西。作为一本回忆录，更像是一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缩小版资料汇编，若想了解经济发展而不想阅读过大、过厚的著作，《米塞斯回忆录》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米塞斯回忆录》读后感(五)：关于《米塞斯回忆录》翻译的几点细节

　　黄华侨兄：

　　大作《米塞斯回忆录》已拜读，兄台精彩流畅的译笔，让我再一次感受到米塞斯这位孤独的伟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本杰明•安德森的颂赞之辞我就不引述了，记得胡塞尔回忆布伦塔诺时曾深有感触， “……首先是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获得了一种信念，它给我勇气去选择哲学作为终生的职业，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因此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胡塞尔，《回忆弗兰茨•布伦塔诺》，《胡塞尔文集》第七卷《文章与演讲》，第338-339页，人民出版社，2009）

　　我想，胡塞尔对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科学的不懈追求的真挚态度，换成米塞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经济学的热爱，终其一生对中央计划经济之非可行性持之以恒的不懈批判，富有同样的意义，当然，这里面也应当包括米塞斯的学生和杰出后辈哈耶克。话题有点远了，出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及对哈耶克、米塞斯等人的热爱，我在网上购买了这本回忆录，接近年关时，花了好几个晚上读完了包括韦森教授的“中文版序”及正文和其他内容。应该说，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这是一本无论写作还是翻译都非常出色的回忆录——首先应感谢您精准的翻译——冷静的叙述，流畅的译笔，可谓受益匪浅。但同时，我算是个对文字表达近乎吹毛求疵的人，这不仅仅因为我本人是大学语文教师，对文字表达有一种职业性反应与挑剔，同时也是对当今很多不负责任—也许更多的是力有未逮——的学术翻译头疼不已：好容易买到心仪的大师的作品，但拧巴的中文翻译却难以卒读。在这个节奏快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和想一下子干掉所有事的时代（尼采语），有人在读一点有思想的东西，有人在不辞劳苦译米塞斯这位曲高和寡的一代宗师，可引为同道，亦可谓幸事。不过，在读大作的过程中，我有几点疑问——当然，这些地方对您的翻译来说，应当是瑕不掩瑜，其实并不妨碍对语义的理解——我手头没有英文译本，在读的过程中，有疑虑的地方纯粹只是针对汉语表达本身，这可能导致理解的偏见，揣思良久，或许是排版的问题，或许是校对的问题，等等，兹列如下，以共商榷：

　　1．第一章第8页第1行，“歌德关于斯芬克斯曾经说过的那番话”，有歧义，或许可修改为“歌德论述（描述）斯芬克斯的那番话”；

　　2．第14页，“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提出过哪怕一个思想”，这里的量词有误，宜改为“一种”；通常我们会说，“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哪些思想”，但“一个思想”这种表达生硬，殊为不妥；

　　3.第16页第2段，“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这个说法殊为怪异拗口，按照Marxist Social Democrats直译，应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4．第18页第二段第2行，“这表现在社会改革的呼声和推动社会主义化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里的“在”宜改为“为”；日常习惯的说法应该为，“表现在某某方面/上”；

　　5．第21页第三段第2行，“绝不屈服于改良主义或修正社会主义”；这个有点臃肿别扭，何不直接换成“修正主义”？前文第19页第2段第5行也有“并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修正主义的争论”的说法，二者似乎应该一致。

　　6 ．第27页第二段，“各种各样的税收”，这里的“税收”是个集合概念而非普遍概念，无法拆分。在我的印象中，“税”的征收权应在国家层面，地方征收的应该是“费”，根据文意，此处也许改为普遍概念的“税费”更合适？

　　7．同前，第三段第4行，“寻求其他税收来源作为替代”，“税收”在汉语语词中，表现为含义宽广而边界模糊，根据上下文，米塞斯表达的似乎是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损失而开辟新的税种的意思，所以，也许改为“税种”，或更准确？

　　8.第30页第1行，“多语的哈布斯堡国家”，似有遗漏，应为“多语种”；

　　9．同前，第3行“操持不同语言的人民”，“人民”在现代汉语中侧重于政治学意义，是个集合概念，不宜作为“操持不同语言”的主语，建议改为普遍概念的“人们”；

　　10．第31页第1行，“每个人都殷切盼望它早日解体”，这里的“殷切”，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褒义词，其宾词应该是“好的事物或对象”，但从上下文来看，似乎并非如此，建议采取中性的“急切”或“迫切”；

　　11．同前，第2段第2行，“后来哈布斯堡君主国”，印象中，似乎学界的通译为“哈布斯堡王朝”？我注意到“前言”第三页倒数第5行有“伟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嗣女”，第171页第三段第二行出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字样，不知此处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以及“哈布斯堡帝国”是否为同一单词？

　　12．第36页，最末一个字“写”似乎应为“撰写”；“写”在这里是一个口语化的表达；

　　13.第40页，倒数第6行，“他尚未真正掌握主观主义的精髓”，“主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修辞学中是个贬义的概念，也许改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更恰切？或是“主观主义价值论”，我手头没有英译本，推测一下米塞斯的原文应该是“主观主义”，这对熟悉奥地利学派的人当然不是问题，但现代汉语中，尤其是政党修辞学中的“主观主义”，含有明显的贬义；

　　14．第45页，此处的“博尔扎诺”，似乎是捷克数学家和哲学家，若是，则通译为“波尔查诺”（哲学上）；或布尔查诺（数学上）；

　　15．第64页第一段第一行，“最大困难是我本来打算只处理经济问题”，此处有些别扭，宜换成“只打算”，副词“只”放在动词“打算”前才合乎现代汉语表达的习惯，“只”在这里修饰动词“打算”，以示强调；

　　16.第78页第三段第四行，“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种形态是关于阶级永不出错的信念”，这个表达让我有点犯糊涂，从逻辑上讲不通，我想马克思本人大概不会认同这句话的表达，严谨的米塞斯应该也不会犯这样的浅白错误，即便是英文版的确是“class”。雷蒙•阿隆曾聪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末世学’赋予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青年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清楚地表现出了“天选阶级”神话的“犹太——基督教”根源。参见《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8页；无独有偶，莱泽克•柯拉柯夫斯基也表达过几乎同样的意思，柯氏曾归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其中之一即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主旨，或称弥塞亚情结，蕴涵着无产阶级为“上帝选民”的隐秘含义，有永远正确的意思，参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一卷，马元德译，台湾远流版），基于上述理由，我想，这里的“阶级”，似乎是“无产阶级”之误。

　　17.第90页第二段第八行，“我是国际商会的奥地利代表，是许多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表达稍微凝滞，第二个“是”前应该加一个“也”字；

　　印象中，罗伯特•穆齐尔对作家有个怪异的定义：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前辈大家严几道亦有“一名之立，旬日踯躅”的说法。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辛苦的劳作，作为读者，首先当然要感谢作者天才的构思与表达，但译者本身的殚精竭虑以及创造性精神，在生活中却不幸地被忽略了，尤其在我们这个重专著而轻译作的时代更为甚。应该说，在这个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翻译与传播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或许能给如日中天的中央计划经济注入一支有份量的解毒剂。

　　华侨兄的译笔，在我读过的思想家传记中，当属上乘之作，严谨、清晰、流畅，可读性强，这里固然有米塞斯清晰而平静的叙事笔触，但兄之译笔亦功不可没,于米塞斯思想之传播，可谓善莫大焉。上述种种所谓修改建议，非有苛责兄之意，实属弟之陋见，亦为偏见，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伟大思想家及其作品，我们或许应该持守一种心灵的敬畏，不起眼处亦需字斟句酌、涵咏再三。让思想家说汉语，对译者来说，也许是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对读者来说，却不啻为福音。当王戎路过黄公酒垆的时候，他想起了嵇康、阮籍这些朋友，叹息说当年的一切都已经“邈若山河”，每次当我在书店看到有什么新的学术翻译著作出版的时候，我也会发出这样的“山河”之叹：今天再也不是王太庆、杨一之的时代了！米塞斯的回忆录，让我想起了“二战”时代的德语世界，那是一个战乱频仍、多灾多难但大师辈出的奇异的国度，更让我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图书馆读本雅明、韦伯、哈耶克和康德等德语大哲的大学岁月，蹉跎经年，也许只有文字才能捕捉那些离散的时光。

　　顺祝节安

　　野风

　　2016年2月23日，正月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