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读后感精选10篇
《柏林墙》是一本由[英]弗雷德里克·泰勒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330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0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柏林墙》读后感(一)：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两年之前的11月，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读到杨潇一篇发自德国的特稿，里面讲了生于东德的女孩安佳跟对共产主义充满狂热的丹麦男孩皮特结缘于青春年少，却因为现实中的一堵墙而不得不被迫分离的故事。当事者讲述它时早已是个不再年轻的中年人，而这段曾美好的悸动回忆，即便当这堵墙已经不在了以后，也没能彻底地修复回来。
这篇故事的题目叫《另一个国度》，所阐释的两个人被一堵墙诅咒的命运类似于德国2001上映的电影《一墙之隔》的剧情，只不过将男女双方的位置互调了而已——都是普通人被现实捉弄的命运。德国人是个严谨并且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一幅幅展示当墙还存在时的画面纷沓而至，或搬上荧幕，或呈于文字：2009年，又一部拿这个话题当做引子的影片《隔着柏林墙的爱恋》在德国上映。那一年，关于柏林墙还存在的记忆已经足足20年。
同是2009年，弗里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也适时出版，找准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这个日子发行这么一本书，我想他肯定是故意的。
这名痴迷于研究德国现代史的英国佬，对于这堵墙有着切身的青春体验：17岁那年，随访学团由西德进入东德，泰勒亲眼目睹了一堵墙的两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用他对色彩的记忆描述，墙的西边女人们会身着色彩艳丽的裙子，在喝下午茶的街角咖啡店里肆意谈欢，一旦一脚跨入这堵墙的东边，则躲不掉扑面而来的抑郁灰色，生硬口气、冷漠的表情和一成不变的制服，带给他难以磨灭的东德印象。
那是1964年，从铁丝网到预制板水泥墙，再到岗哨堡垒无人区，将波茨坦广场、柏林和德国一分为二的“反法西斯防卫墙”有了基本的雏形。或许在泰勒的人生里，柏林墙注定就切割不掉，1961年8月14日，他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告别这个世界，而在这之前的一天，一堵称不上墙的带刺铁丝壁垒因为一场命名为“玫瑰行动”的彻夜布局，开启了影响世界的28年。
着手安排这场世界阴谋的人，当时还是东德社会主义民主党党魁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得力小助手萨克森老乡艾里希·昂纳克，后来他取代乌布里希成为了东德权倾一世的政治首脑，也成为了东德的末代皇帝。昂纳克曾经不无骄傲地在柏林墙建立20周年纪念时吹嘘：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
这种说法的确呼应了在铁丝网拖拽到东西柏林边界时，华约组织在凌晨时分“抢占话语高地”的声明：
通过欺骗、贿赂和要挟，西德政府机关和军事机构引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逃往西德……华约组织成员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而首先需要保护的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
冷战时期的对话方式，意识形态的强烈分割，让以“保卫安全”的理由，足以牢牢驾驭住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和那些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北约的分歧。事实也正如昂纳克所展示的专横颟顸般的骄傲上演：在柏林墙建成之前的几年，屡屡有东德人因为忍受不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成群结伙地逃往没落资本主义的腐败地西德——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逃亡20万人，1961年8月之前甚至达到了每月10万人，光8月初就有4.7万人自愿拼了命地去西边感受“水深火热”。东德二战后的总人口才1665万，却在十余年间因为逃亡人口骤然减少了350万。
但是，当高墙竖立起来之后，即便仍然有东德人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好，担上身家性命也要到西德去，这个数据却在1961~1980年猛地下降为每年几千人，着实为社会主义建设保存了部分人口红利。但昂纳克忽略的一点是，在册的历史薄上，已经记录下了201个有名有姓的东德公民，他们因为翻墙在火力全开的墙的东面丧了命。而他们所收获的罪名，居然是“遗弃祖国”。
“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功能与它的名字相去甚远，所谓防卫法西斯、捍卫社会主义成就，实际上不过是一道来拦截自己人天堑，一张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至于防卫——在它有生的28年历史记录里面，也确实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强力的火力拦截（威慑倒是有的，不过仅限于美苏之间，与东德没有直接关系），无论他是否“法西斯”，因为压根儿就甚少有外人想要闯入。
泰勒是这么引述他人的话来间接评价这道“防御墙”的：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如果祖国变成了一座最大的监狱，那么为了更好地活下去——甚至是仅仅为了活下去，越狱也是没有办法的唯一选择。
尤为滑稽的是，在这堵围墙被强令建立起来之前，乌布利希和他的幕僚们早就在东柏林以北的贝尔瑙镇国家森林公园将自己“囚禁”了起来，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万特利兹“森林住宅区”，仅供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议事、打猎、以及观赏美景，这里也有围墙，并且长达8公里，高两米，有视角广阔的瞭望塔和严密的警卫把守，万特利兹俨然成为了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物们的“金丝笼”。在把自己与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之后，他们开始将这一想法付诸更大的实践，思考怎样用围墙将自己的人民也封锁起来，只不过前者是把数千万人关在外面，而不是里面。
说回泰勒的这本书，其实关于柏林墙的故事，亦不乏有过多的著述和艺术作品来回顾这段历史，其中各种为求生存越墙而过的故事版本已经广为流传，只不过泰勒将柏林墙在历史上的来去踪迹更细化地梳理了一遍，跳出分割了东西德的柏林墙微观条条框框，将其置于整个冷战史的背景之下观照，斯大林、赫鲁晓夫、乌布利希、昂纳克、勃兰特、肯尼迪、戈尔巴乔夫，一个个与这堵墙有关的人物逐一登场，由此来透射出一堵墙在28年当中带给这个世界的荒诞与可笑。
至于那些传播甚广的逃亡故事，从查理检查站到洪堡港，从贝瑙尔大街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再到勃兰登堡门外的铁丝网，泰勒几乎一个也没有错过，同是对逃亡那一瞬间场景的记述和整个逃亡背景的宏观描摹，《柏林墙》看起来会比陈秉安凭借资料和走访拼合起来的《大逃港》更加生动形象，比姜哲焕个人自传式的《平壤水簇馆》更加富有历史全景，比德米克·芭芭拉站在一个记者视角下的《我们最幸福》更加具备亲临场景，我说过，泰勒是一个从14岁那年就与昨天的那个灰色德国结下缘分的学者性写作者，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讲德语为这一切做好了准备。
这已经是一本5年前的出版物了，柏林墙的倒塌记忆也已经整整25年，书中字里行间所描述的一些历史角落却迟迟没有过时，甚至至今仍在上演。比如昂纳克一如既往地骄傲和自信，哪怕是在1989年的10月，他还会信誓旦旦地强调：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仍将存在。而在昂纳克正在进行这番激情澎湃的演讲同时，数十万人正通过匈牙利转道奥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西德。仅仅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就被万千人凿开一个洞，并因此轰然倒塌。
不可否认，东西德统一之后的25年，由于早期的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的西部对东部的经济援助和政策福利偏向，正糅合出东德人与西德人之间新的心理障碍和社会矛盾，新纳粹主义在德国时时仍有借此缝隙重新抬头的欲望，推墙那年两德公民同在柏林墙上共庆圣诞的情境难以再现，但正如一位时年25岁的德国女孩哈曼（Greta Hamann）在柏林墙倒下25周年写下的话：
“我们只需要再多等几年、更好地认识彼此、消除东西部间的不公正，总有一天优越的西德人会成为一段过往，与和平革命的图片并排在历史书上。那时，我们将为柏林墙的倒塌而高兴，并为曾经那些可笑的偏见而捧腹开怀。”
这起码是个美好的愿景，有尽可能弥合社会撕裂的希望，尽管她并没有经历过那段有着一墙之隔的德国。
或许昂纳克的话可以理解为是一句谶言，他也预示着另一个德国之外的可能，就像未被完整拆除而改建成为柏林墙东方画廊中的一幅涂鸦所昭示的：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包括25年前没有拆掉的那部分。
《柏林墙》读后感(二)：柏林墙代表的战争和仇恨——世界著名战争的期中论文
二战，一段血肉模糊的历史。
德国，一个曾经令世界惊恐的国家。
柏林，一座崇尚自由的文明之都。
那段炮火声轰隆的岁月距离我们正在远去。战争践踏过的土地正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似乎已经很少看到残忍的杀戮，但是我们的心仍然害怕战争，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战争带给人们的巨大痛苦。
世界并不总是和平的，有的地区从未见过消散烟火的清净天空。
我们或许无法阻止一切战争的发生。但是过去的战争给我们的启示在那里，等我们去掀开它的面纱，等待我们去运用它们来延缓战争的成长。
依靠其他国家的帮助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就像牲畜希望隔壁农场的屠夫帮助自己获取自由一样不可靠。
冷战时期的柏林是二战遗留下来的一块烫手的山芋。
盟国站在胜利的高处要对“残忍的法西斯”做出惩罚。苏美英法在一番较量和讨价还价之后达成难得的默契，似乎分裂柏林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当然他们不会用“分裂”这样的词语，太不“恰当”了，“四国共治”会更好一些。然而尽管彼此之间曾经是共赴生死的同盟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失去共同的敌人的东西方开始产生信任危机。在刚占领柏林的时候，乌布利希曾经对莱昂哈德说：“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而在后来东西德事务的处理上，其实主要是指柏林墙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西方的态度证实了他们占领柏林的目的并非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本国的势力扩张。那些要保证柏林人的民主和自由的甜蜜的话只是为了占领区内的稳定。在柏林墙刚刚建起的时候，西柏林人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美英法，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派出军队制止东柏林的隔离，但是他们无动于衷，甚至漠不关心。
就在玫瑰行动迅速地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的隔离的时候，柏林人还沉浸在周末外出的欢乐时光里呢。整个世界都在熟睡，全然不知那年的冬天会提前到来。《柏林墙》里分析玫瑰行动所进行的时间是经过精确选择过的。一般在周末柏林人都会因为出游而较少待在家，所以夜间的大动静就不会那么吵杂引人注意。确实当时建立柏林墙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但是第二天当人们想要回到各自的家的时候，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柏林墙挡住了。很多人在西柏林工作，但是女友或者家人都在东柏林。柏林墙就这样横亘在爱和家人之间。很多不惜一切希望跨越柏林墙的人都是为了和心爱的人、日夜思念的家人团聚。这也是柏林墙为什么遭到那么多人痛恨的主要原因吧。
《柏林墙》谴责了东柏林缺乏人性的冷酷残忍，也谴责了西方在这件事情上的不作为和放任态度。然而书中却没有明确地指出，实力单薄的东西柏林根本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美苏的控制。东西柏林的争斗中，任何一方的市长都无法自由做出有影响力的决定，因为他们身后站着带兵的巨人，随时监控他们的行为。对于美苏英法来说，控制市长、维持城市表面的平静比一切都重要。在我看来，柏林墙不仅使得许多家庭无法团聚，它分裂了城市，分裂了国家，更重要的是它把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强行拉入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把意识形态的对立细化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逼着民众做出选择。
抛开一切政治形态，不讨论政治，单纯地研究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就是政治的暴力手段，是政治的实践。它延伸了政治领袖的一切意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来说，军队就是棋子，是捍卫自己的势力，延伸权力的武器。国家主要领导是谁选出来的，代表了多数还是少数的意愿，这些问题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太过于渺小和微不足道。没有哪场战争是仅仅为了战争而战的。战争的罪恶，不仅仅在于它给家庭们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痛，也不仅仅在于它多么残忍地践踏了人道主义。战争最大的罪恶在于它的初衷，在于漂亮说辞背后的丑恶欲望。
柏林是世界两大军事力量在一个小城市的较量。英国法国因为战后国内经济低迷社会问题诸多而无力管辖柏林，一个自己国家的事务还没有处理好的国家怎么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状况表现热情的关心？只有美国和苏联在军事较量的兴头上，而柏林的地理位置正好有利于他们对敌对方的各种状况进行情报搜集以便进一步作出判断。
这好比是一场气氛紧张的舞台剧，柏林是一个瘫痪在床无法行动的老父亲，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父亲的各种珠宝而明争暗斗，他们的争执成了整部舞台剧的中心。
在柏林封锁的起初，美英法为柏林提供各种空中物资的援助，柏林人高兴地向善良的陌生人挥舞欢迎的双手。可是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那一霎那他们才明白当初的空中物资援助不过是为了正大光明的把军队进驻柏林，还巧妙地避过一切舆论可能的讨伐。而柏林墙的建立因为并没有对他们的势力范围产生过多的影响而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一切行动的背后都是各自的欲望。
柏林如果想要得到统一，真正地发展壮大，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柏林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于世界上其他被分裂的国土来说都是一样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只有自己才能解救自己，依靠别国的力量最终只会沦为别国的工具。
二、暴力和残忍不仅存在于战争，也并非仅仅只是某个群体的代名词。
柏林接收了二战过后人们对于法西斯无处发泄的怒火。战争带给了我们愤怒，多少无法平息。战争之后我们要找到宣泄，我们要“实行正义”，要为死去的烈士讨一个说法。但是战后的惩罚，只是让另一部分人继续痛苦而已。正如《冰与火之歌》当中写到的那样：What is dead never died. 仇恨一直延续，复仇不断上演。战争不只是军队铁血之争，它在逝去的生命剥夺的尊严演化成战后人们的仇恨。停战协议并不能停止人们愤恨。
人们在提起集中营几个字的时候眼中闪烁着恐惧、暴怒、哀伤？但是多少人认识到其实集中营并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纳粹的独有。也许我们用这三个字来称呼他们的罪恶之地，但是有着更多的“消失”“鲜血”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之处被残忍地执行。集中营是战争的恶果，是战争催生了这样的恐怖地方。米尔格拉姆实验曾这样表示，当人们处在不用承担后果的境遇，手中拥有了处决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大多数的人都会很好地把那种权力用到最尽。
在那个实验里，所有参与实验的人都扮演一个只听从一位长官命令的士兵，他们会被告知，他可以对玻璃后面那个坐在电椅上的“罪犯”实行处罚。控制电力的按钮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好，最大的那个按钮可以直接致使罪犯死亡。长官告诉“士兵”之后，便离开了黑暗的审讯房。房间里只剩下“士兵”和“罪犯”，没有第三个人，没有摄像机，没有人会关心一个罪犯，即使他死去也不会有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参与实验的所有“士兵”都逐个按下按钮直到最大电力的那个按钮。他们并没有强烈的罪恶感，没有太大的心理起伏。而且几乎他们在两分钟内就已经按完了所有按钮。只有少数人例外。有人跳过最低量级直接处死“罪犯”，也有人在按下最大电力按钮之前停下。
实验很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人性的另一面。这让我觉得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法西斯，在合适的环境下我们内心的法西斯就会走出来叱咤风云。
一名德国军官在探索频道的采访当中曾经提及当年战场上的杀戮，他忏悔道：我举起枪，瞄准他们的头，果断而快速地扣下扳机。一个、一个、一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地内疚，这些场景如同一个噩梦一样地跟着我，但是，在战争时候我感受到的只有自豪和胜利感。
战争，不可能不发生。但是和平永远值得我们赞颂。
《柏林墙》读后感(三)：转载：刘瑜《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柏林墙》读后感(四)：书评（下）
但是历史书没有说东欧国家为神马要“照搬苏联模式”，因为这里有一个bug，而且这个bug是天朝所忌讳的。俗话说“权力是谁给的，就要对谁负责”。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苏联的傀儡，他们当然要对big brother的命令言听计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是人民选出来的，就要对人民负责，怎么还会跳进苏联模式这个火坑呢？
我不否认西方的和平演变与苏东剧变有关，正如facebook、twitter在“中东剧变”起的积极作用。但是把这场“剧变”的一半责任归咎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合适吗？老实说，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有在对方的地盘上搞渗透活动，为什么就偏偏是社会主义变色，资本主义没有变色呢？和平演变只是剧变的外因，根据祖师爷——马克思所说，外因是条件，现在居然把这个条件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甚至比“照搬苏联模式”这个相对较“内”的外因还重要，why？因为要转移视线，要把内因的问题掩盖得严严实实。
那么苏东剧变的内因是什么呢？就是内部统治阶级的腐败。表面看人民的生活好像很“幸福”，社会福利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但这只是从特权阶级享有的社会资源中分出来的残羹剩饭，是避免爆发动荡的手段，是对广大人民的施舍。
另外，我认为使用“剧变”这个词形容当年的东欧革命不合适。东欧人民一直以来都有反对暴政的活动：1953年，东柏林发生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我想，用“剧变”这个词也是天朝转移视线的阴毛，目的是抹杀东欧人民一直以来对“共式暴政”的反抗 。
那场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年，当政的独裁者应该时刻牢记，然而，在04年左右和今年初，一系列的革命在独联体和中东地区还是再次爆发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柏林墙》读后感(五)：他们用墙来宣示制度优越
提起墙，就不能不提及自由，墙的修建与自由密切相关。而在人类历史上，有两段墙最为有名。一是中国的长城，这是抵御外敌之墙，区分了文明与野蛮，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二是德国的柏林墙，这是对内囚禁之墙，它将国民关在了笼子里面，成为极权主义的象征。
在阅读弗里德里克·泰勒这本《柏林墙》时，我在网上看了两段关于柏林墙的视频。一段是肯尼迪在柏林墙刚建成时，在墙下论述了东西方的差异：“民主有诸多问题，自由亦非完美，但我们没有筑起一道墙，将人民隔绝起来”；一段是里根第二次访问柏林时，他在在勃兰登堡门前发出了著名的呼吁：“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吧，请拆掉这堵墙吧！”两个演讲同样激动人心，下面的市民动情的面容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从肯尼迪的论述到里根的呼吁，历史走过了二十余年路程，柏林墙依然横亘在柏林市中心，将柏林市民分隔在两边。它隔绝了市民的生活，也隔绝了市民的自主选择。吊诡的是，修筑一道现实的墙，却只是隔绝一种思想，一种被他们列为腐朽的思想；只是隔绝一种制度，一种被他们称为必然灭亡的制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修筑一道墙的，则自称自己的思想代表着人类最为先锋的思想，号称自己的制度是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制度。
《柏林墙》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筑墙的经过。
二战结束之后，同盟国完成了对德国的占领，并出于政治的原因分而治之。英美占领的德国西部，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联邦德国，阿登纳成为战后德国的首任总统。而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则在成立了民主德国，一个从苏联返回的共产党人乌布利希成为领袖。德国的首都也分成了两个部分，美英法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两者毗邻而居以街道为界。
其实，让两种制度在相邻地区中竞争性地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行为，只要能让人们能够自由的选择。可惜的是，这两种制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差距，而且这种差距相当巨大，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种差距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更是公民权利上的差距。人是一种理性的趋利避害的动物，他们自然知道比较，自然知道选择。以前，在遥远东方的试验，人们只是从传闻中了解，一切的憧憬一切的恐惧，现在都在眼前有了现实的参照。
东柏林的市民选择了逃离。那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新制度提供给他们的，是一种他们不曾熟悉的生活，是一种要求放弃自我融入集体的生活，是一种有着森严等级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贫穷而不允许有欲望的生活。他们曾经憧憬曾经恐惧的，都活生生地变成现实。他们选择了用脚投票，到美英法占领区去，到西柏林去，过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没有东柏林所标榜的那么高尚，但却是符合人性的生活。
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数相当巨大，本书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当时的东西柏林之间还能自由地通行，后来逐渐加强了边界的守卫，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也还能穿越。东柏林大量人口的流失，不仅对于东德政治上造成了冲击，给这个新成立的政权一记耳光，而且在经济上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劳动力的短缺让东德的经济雪上加霜。
在防止东柏林市民外逃的问题上，乌布利希的东德政府心情比其宗主国苏联更加急切。苏联还在顾及着颜面，毕竟冷战刚刚开始，社会主义正在向着旧世界展示着自己的先进性，而在世界的眼皮之下，砌上一道墙来阻止人民的自由迁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成是制度强大的表现，只能被当成两种制度竞争自己认输，这是雄心勃勃欲让全球一片红的苏联不能接受的。
不过，情势使然，柏林墙仍在一片抗议声中建立起来了。它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先例，一个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将人民像猪猡一样关在围墙之内，将整座城市当成了一个监狱。在此之后，类似的国家纷纷加以仿效，虽然他们没有建立一道柏林墙，但却将自己的国界严密地监控起来，以重兵防守。不是为了防范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防范制度与思想的渗透，防止人民的外逃。他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好让他们在这座监狱内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制度试验。
围绕着柏林墙，自然是风波不断，故事不断，也是浸透了鲜血，作者在书中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叙述。人们为了翻越这道监狱之墙，也是穷极智慧，同时充满了勇气。为了自由，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不惜以生命去冒险。从柏林墙的建立到它的垮塌，二十多年时间，很多平民死于墙下。书中作者所写的故事，有的我们已经听说过，比如东德士兵在墙修好之时的惊人一跳；有的还是第一次听闻，如通过河流逃亡的东德青年，被当成活靶枪击，呻吟一天后死亡。最让人惊讶的，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前不久，还有青年为翻越此墙而丧命。
但无论如何，从柏林墙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有人在试图翻越这堵墙，即使死伤无数，也没有阻止住人们翻越甚至摧毁这堵墙的勇气与决心。柏林墙可以封堵自由，但无法封堵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
柏林墙终于倒塌了，伴随它倒塌的，还有自称历史上最为优越的东欧制度，仅凭隔绝自由的墙，是无法维护其强大的，以高压与恐吓来捍卫政权，以谎言与欺骗来统治人民，更是无法长久。可惜的是，还有一部分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还在拚命地加强着各自现实的或者虚拟的墙，甚至以所谓防火墙来封堵着来自外界的信息与思想，他们终究会成为历史的笑话。
任何坚硬的东西，总会分崩离析；任何需要靠武力来维持的东西，也总会被人民的力量所瓦解。写作此文时，我正听着伯恩斯坦在勃兰登堡门前所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听到人们的欢呼声。这首激动人心的欢乐颂，与人们难以抵制的欢呼，是给予这个并不完美的制度的赞歌，也是给那个最为优越的制度送葬。
《柏林墙》读后感(六)：悬崖_剧中有说。。。。
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十几公里之后，为什么？
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有一支烟的工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为什么？
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之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
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后，谁才是他们的敌人，盟军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胜利恐怕会一块到来，这就说明将来的盟军也会像斯大林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柏林墙》读后感(七)：自倒下，已二十年 ——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时
坐在车子的后排，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驰而过。拿起刚刚买到的《南方周末》，扫了一眼头版上的标题，《不再有柏林墙的日子》。
从柏林墙被推倒至今，倏忽间已经二十年。
余生也晚，当横亘在一个国家腰间的那道高墙轰然倒下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尚未满月的婴儿。冷战时代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段陌生的岁月，既无亲身经历，也无间接认知，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似乎只能借助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不过透过这些缺乏生气的文字和图片，自己似乎总能感受到那些时代体验者的心灵温度。无论内心是沸水一样滚烫还是冰雪一般寒冷，亲历者都在用双眼见证历史，用心灵体会变迁。在历史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每个经历者却冷暖自知，用自己的生命轨迹描绘出一幅极具时代特征的历史图画来。
1961年，当这座象征着国家被强行分割成两个不同部分的高墙树立起来的时候，高墙两边的政府赋予了它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西德则称之为监狱墙。仿佛这就是宿命，从这一刻开始，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等等这些矗立这座实体高墙之上的另一座天堑显得格外的难以逾越。也许，东德建筑这座高墙的初衷真的就是为了防止大量的熟练工人和科学家逃到西德去，不过，这座高墙之于全世界的人类而言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当思想层面的合意难以达成之时，肉体层面的拘禁和控制可以成为迫使合意达成的强行手段。
但是，躯壳可以被高墙阻隔，肉体可以被子弹穿透，唯思想不可被奴役。从柏林墙建成之日起，东德人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方法穿越这道铁幕：他们跳楼，挖地道，游泳，乘热气球，甚至用卡车冲撞隔离带，到1989年为止，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于重重阻拦，260人受伤。一位曾经在德国统一之后留学德国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亲眼看到柏林墙遗址边上的青铜牌子上镌刻的数字，才能理解之于一个不想被奴役的人来说，自由权利是多么的可贵，多么值得我们用生命去追求。
当这种追求由思想层面上的渴望转化为实然层面上的行动时，无论当权者如何试图镇压，人民愤怒的火焰都不会平息。东德政府迫于人民的示威开放了通往奥匈的边境，大量的东德人从那里涌向西方。东德人也许太过幼稚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多年以来他们梦想的自由天堂根本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至少，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集权高压统治后，他们开始享受了行动的自由。而这一基本的人权，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崇高、可贵。于是，当柏林的市委书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上说出东西柏林边界已经开放的时候，听到了广播直播的柏林人如潮水般涌向柏林墙。当年11月11日，锤子、镐头撞击砖瓦的声音响彻云霄，数千名柏林市民用最简单的工具敲打着这道人为的阻碍，每一段柏林墙的倒下，都伴随着一众市民的欢呼，都引领着一颗颗心灵振翅飞翔。
1990年10月2日23点55分，当德意志文化的杰出代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未完成》中气势恢宏的合唱部分的旋律回荡在东柏林政府广场的上空时，民主德国的国旗在东德一切建筑物的旗杆上落下，在联合国的旗杆上落下，在东德人的心中落下。不得不说，无论从建设宪政国家的角度评判还是在完成经济转轨的方向分析，东西德的迅速合并绝非上上之举，不过在那个历史时刻，席勒对这段音乐的经典配词“在你光辉照耀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成了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共同内心感受，据资料显示，当时游行的人群所高呼的口号并非过去常见的“我们德国人民”，而是“我们是德意志民族”。
但是，这个国家的合并谈何容易，西化的议会民主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没能迅速兼容，在西德的主导下，东德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量下岗，东德在计划经济时代畸形发展的工业体系在几年间迅速崩溃；西德也付出了税率飞涨、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多的代价。一度雄视欧洲的德意志联邦，面临着历史的考验。
如今，德国的形式统一早已结束，但德国的实质统一远未完结。一位熟悉德国历史的老友打来电话，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不免唏嘘，他说，正像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分析的，正是因为统一过程中间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光头党等激进社会派别才在德国社会具备巨大的影响力。我不由得想起了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疑问，希特勒这么一个大魔头怎么能通过民主选举走上政治舞台的核心。现在看来，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专制政党和独裁家通常更能满足群体心理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在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中，亨氏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论断：有着封建传统的国家在经历民主革命后，通常都会经历一段时期的混乱状态，这时候，会有具备强大领导力的独裁政党或者军人政府出现，结束混乱局面，实现专制统治。但是这种专制统治被证明是难以持续的。按照亨氏的分析路径，我想以下的推论是有说服力的：最终，专制国家还是会走向宪政之路，在人民的诉求下，国家会以其“文明的性格”为依托，走出一条具备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比如德国，在宪政体系的保护下，柏林墙的倒塌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血牺牲，却促成了全民的和解和国家的趋向统一。纵然未来德国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只要宪法与宪政的体系依然得以保持，国家的变革就不会伤害人民的自由和福祉。
何况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比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更能在短时间内被公众认可，却又总是在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被全民反思，甚至被社会遗弃。这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哀，却也是他们的幸运。在弱势文化和强势心理的纠结中，在大喜大悲都烟消云散后，德国人总会复归冷静。就像勃兰特，他可以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长跪不起，终于，他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前行。
这个，也许就是柏林墙边的思考之于中国，之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
想起了记忆里的一段画面，不知这段画面源自电影还是纪录片，不过画面中的这段情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位游客和柏林墙遗址边卖墙砖的小贩讨价还价，游客给出的价格比较低，小贩正色道：难道象征着一段历史的柏林墙砖就值这个价？
如果我有一块柏林墙墙砖，我现在会轻轻抚摸着它，体会着每一个凹凸处见证过的历史云烟，因为从柏林墙倒下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
本文曾发表于《齐齐哈尔日报》，有删节
《柏林墙》读后感(八)：书评（上）
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有三条主要的边界线，包括：西面的柏林墙，东面的三八线，南面的深圳河。（本文不讨论朝鲜的问题）
有一问题足以令供铲主义者内牛满面：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总是通过这三条边界逃往“腐朽的、堕落的”资本主义政权。根据书中的资料，从柏林墙建立（1961 年）到推倒（“敏感词”年），共有五千多个东德人通过各种方式“翻墙”，进入西柏林；大陆伪政权建立后（1949年），共有一百万人通过深圳河偷渡去香港。为了避免社会的动荡，大陆政权和东德政权在边界派了数量可观的警察、军队、民兵和特务，用各种手段阻止“叛逃者”越过边境，其中包括开枪扫射。
为神马人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背叛”光明的社会主义，投奔万恶的资本主义呢？中学的政治课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看着虚假的经济数据，资本主义看似要灭亡了，但从生活水平就立见高下。东德人在逃往西德时会死掉手上的东德护照和东德马克，因为两者都是废纸，更加讽刺的是，就连东德领导人的秘密存款都是西德马克；当年香港的乞丐比大陆人的生活要好，起码不会饿死……唯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是社会主义的暴力机关。东德政权会以监狱中的政治犯和“叛逃者”作为敲诈西德巨额贷款的手段；大陆政权也会用“已见人士”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中学的语文课告诉我，“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就连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人民都不服，何况资本主义敌人呢？
《柏林墙》读后感(九)：当初需要一堵墙才能做到的事，终于有一天没有墙我们也能做到
对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生的这代人来说，柏林墙似乎从来都是一个宣传“自由”的阵地。它曾经的存在是野蛮而反人类的，有关它的故事全部围绕着“逃”这一个字的主题，它记载了整整一个时代德国人的血泪史，而最终又是人类对自由的无尽向往将它推倒。弗雷德里克•泰勒先生的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对柏林墙的认识，以至于我再也找不回原先的那种看法。但是这改变又不是由黑到白的那种骤变，而是一个认识逐渐丰满起来的过程。即使站在柏林墙前，用手触摸到它，我对它的感受也没有如此立体过。读至一半的时候我感到这墙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并且根据现实政治的考虑，的确换来了更宝贵的回报。读完全书，我又再次疑惑柏林墙是否一定要存在，是否有一些利益者的阴谋混杂其中才将世界引向了必须造这样一堵墙的境地。由此我开始了第二次阅读，当看清书中所述历史推进的每个环节之后，我反而又释然了，因为谁也无法断定历史如何发展，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不一定从最初就带有邪恶的目的。
总而言之，尽管很多书评人认为此书“比起历史著作，更像新闻纪录”，或者“材料较多，分析较少”，对我而言，阅读此书确实收获颇丰。而且，由于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材料的丰富多样，这本书也十分易读。
柏林墙的历史围绕着一座城市展开，围绕着贯穿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人物展开，也围绕着两个半城中不得不为局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应对办法的居民展开。作者从柏林的早期简史写起，然后从1945年的分区占领开始进入正题。第二章到第六章一边讲述形势的推进，一边介绍了乌布利希、昂纳克和勃兰特的早期生涯，他们将和赫鲁晓夫、肯尼迪、阿登纳以及其后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成为书写这段历史的重要角色。到第七章《以小制大》，围绕建立一座墙的斗争真正开始了。
在柏林墙出现之前，苏联已经不止一次考虑过放弃东德的可能性，甚至做好过这样心理的准备，还有某个时期他们曾希望通过向西方那样的改革让东德赢回流失的活力。在53年6月苏联向东德提出的一份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看出，苏联对搞西方那一套熟悉得很，只要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搞，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他们给出的建议就一点不比西方逊色。
也就是说，只要不牺牲自己，苏联愿意付出一定地区变色的代价。不肯放弃的是东德的乌布利希们自己。可能西方人更看重 “两个德国失去自主性，成为超级大国的傀儡”这一事实，但从我们的视角，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不需要经过太多推敲就可以轻易想象。在书中记述的多方斗争之中，我更看重的正是相反的事实：即使是在看美苏眼色行事的年份里，在冷战最敏感的中心地带，东西德以及柏林的领导人还是发挥出了他们最大的自主性，最大程度地对世界格局施以了自己的影响。在柏林问题上——沿用作者在赫鲁晓夫、乌布利希、肯尼迪以及阿登纳四位领袖身上所作的比喻——美苏两国是悬空绳索上走路的人，两个德国执着绳索的两端，根据他们的需要稳住或晃动绳子。绳索之上的两个人谁掉下来都是世界大战。
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前的那个夏天，赫鲁晓夫再一次感到德国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东德已经不能再独立发展”。从1958年以来他一直在通过挤压西柏林的方式对西方传递某种暗示，暗示“资本主义者可以给出合理的价格来换取和平”。然而西方或许是故意地忽略了他的意图，坚持他们“坐等东德崩溃”的政策，这对西方来说自然是最实惠的做法，只要管好自己的领域，对方的失败就指日可待。
赫鲁晓夫被推上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不咄咄逼人的话，西方就会按兵不动，上述“坐等”政策将会变成现实；如果他做得太过火，那么西方一定会发起反抗，在军事和经济上制裁东方。这样的制裁是东欧所无法承受的，尤其是东德。在这个时候，乌布利希需要做的只是不断向苏联方面强调，东德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有多么严重，而这一切又都要归咎于西方那卑鄙的策略——以强大的出口能力使东德市场依赖于西方，对东德的娴熟劳动力进行挖角，政治上又不断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邪恶的渗透。
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越来越被动，随着美国逐渐明白赫鲁晓夫对西柏林的挤压只是一种策略，而绝非真的想要并吞整个柏林，赫鲁晓夫始终没能与西方达成那种他想要的默契。而东德的领导人还各种场合努力渲染柏林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暗示边界即将关闭，主动促成新的难民潮。苏联方面只能面对“如不采取措施，东德即将崩溃”的现实。作者对此总结道：“所有事情都在朝着对乌布利希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位东德的领袖成功地把自己的劣势转变成了自己的优势。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互掐脖子，这正是他想要的。”柏林墙出现前最后的日子里，这位东德领导人已经私自布置好了一切，只等他的苏联上司被迫点头。
哪一个才是乌布利希们真正的动机？建一个牢笼来圈住自己到手的权力，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建起了这堵墙，这个国家的活力就不会再被别有用心的邻人吸尽；隔绝掉外界的干扰，他们就定能建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的信仰也都能最终开花结果？又或许作者正是想通过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理想主义能制造出最糟糕的暴君。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看到，这堵墙只能延缓而无法扭转历史的进度。尽管提供给它最大限度的稳定，那座幻想中的乌托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四十多年里他们已经找尽了外部的借口，并且的确动手解决它们，却仍然无法避免失败，最后只能得出结论：问题真的出在自己本身。
面对结局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制度存在的正义性究竟在于何处，毕竟是因为两种制度的不相容这个世界才不得不面对战后年代里的大部分麻烦，而两种制度相比，东方显然又更惧怕西方一些（并且这种惧怕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变得单向）。在《柏林墙》第十六章中我们终于读到了它一个鲜明的优越性，那就是70年代之后，在它的保护下，东德社会得以免受西方那种恼人的后现代之殇。对处于时代洪流中的难免有些激进的西德年轻人来说，这大概的确博得了他们好感。虽然这种好感基本是叶公好龙式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东方最终的失败来逆推出他们的存在就是万恶之源，毕竟结局是无法预知的，动机也是不能还原的。东西柏林就像两个分开观察的培养皿，里面盛放着两种制度。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柏林一样，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几近抽象的模型，让人们简明地看清答案。
现在回到那个一切尚不明了的年代，世界被分为两半，人们竭尽全力避免一场毁灭性大战的年代。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出现在《柏林墙》的第八章中，主角登场了。1961年8月13日凌晨，西柏林忽然整个被临时架设的带刺铁丝网包围起来，西柏林与东德的边界由此封锁。不知道是不是隐喻着带刺的铁丝网，行动被冠以“玫瑰”的代号。第九、十章记述了“墙”最初的几天里柏林市民的第一反应，西边的一半愤怒，东边的一半则没有时间愤怒，抓紧最后的混乱逃跑。比起柏林人，整个世界则陷入了对更大的危险的恐慌。此后的三章可能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将一场危机中的国际博弈以极紧凑的节奏表现了出来。在这场危急中，主动权的归属瞬息万变，如处理不当，最坏的结果就是世界大战。即使站在现在的视角，我们也无法判断危机的实际解决结果是否是最好的一种，但它至少比赫鲁晓夫口中“欧洲将从地图上消失，文明将被摧毁”的核大战要好多了。
一些书评人将记述各国应对措施的这一部分内容概括为“各方都不知该如何回应，于是也就没有回应”。事实上，最初各方确实不知如何回应，最终他们的确也都没有回应，但在这中间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暗中较量，美苏、东西德、西柏林乃至英法都在最快的时间内作出了对局势以及自身利益的判断，“什么也不做”正是他们最终选定的做法，当然这其中也分为“有心无力”与“有力无心”两种情况。
早在8月13日到来之前，美国就对可能出现的这类情况做过分析。7月底，肯尼迪总统曾私下对他助手说：“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失掉了东德，他就会失去波兰和东欧的其他国家……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难民逃跑——或许就是修一道城墙。我们无力阻止。我可以把西方联盟统一起来防卫西柏林，但我却无法让东柏林保持开放。”最后这句话表达了美国的基本立场，美国在中欧的核心利益并不是整个柏林，而只是西柏林。8月13日上午，接到柏林封锁消息的总统在度假地与国务院通话，他问国务卿“苏联人到底要干嘛”，国务卿腊斯克回答说，很明显他们在采取军事措施，但仅仅是防御性的，没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企图吞并西柏林。
这个答案已经足够了。经过与总统的商讨，国务院进行了正式的回应，称此次行动并未影响到“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以及进出西柏林的权力”，但行动违背了现存之协定，华盛顿将“通过合适渠道发动强烈抗议”。
英法的选择要简单得多。英国似乎不用考虑国际战略，只通过对财政方面的考虑就可以做出决定。别说为了进出东柏林而与苏联进行战争，就算是再有一次西柏林封锁，英国都不愿意再次参加物资空投。法国则从来就对德国统一的事业没有兴趣，他们天然地偏好德国分裂的现状，只有法国在柏林的占领权才是他们唯一不容侵犯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说，北约那些较小的成员国比大国具有更清晰的视角，因为他们不用考虑更多的因素，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只有一点：如果柏林问题引发核战争，他们也会受害。人类还没有打过一场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大战，不知道核武器在新的战争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毁灭性的结局非常容易想象。站在这些无法左右世界局势的小国的立场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没有什么比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重要的了。
苏联的军队包围了柏林，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西方不能确定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大致判定他们要守住的也和西方一样——只是半个柏林。作者在此写到情报人员获知了苏联包围圈的重点只为防御，而非进攻，这些在东德的西方官员和特工“正确地判别和分析了苏联的意图，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书中没有明确提到西德政府的反应，但提到英国驻西德大使给伦敦发回电报，其中暗示西德的抗议只是做做样子，“对德国的重新统一没有兴趣，只是在捍卫政治立场”。西柏林媒体抗议西方无动于衷，“肯尼迪总统保持沉默……麦克米伦在打猎……阿登纳则在谩骂勃兰特”。这也佐证了西德政府实际上的态度。
只有西柏林人极度愤怒。既愤怒于苏联及东德明显是分裂德国的行为，又愤怒于西方的不作为。突如其来的边界封锁不仅改变了柏林人的生活，也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尽管柏林已经无可争议地被分为了两半，但从柏林人的内心来说，它依然是一座完整的城市。美国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大卫•E•墨菲对总统解释这“是西柏林人的一种认知”。实际上这是“柏林人”的认知，但是东柏林人的想法是不重要的，而西柏林人的心理却是西方必须考虑的，因为它如果爆发足以影响局势。西柏林市长勃兰特成为这场危机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既传达市民的愤怒，又疏导他们的情绪。他发表演说，并且直接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措辞尖锐而露骨。
但是总统已经有了结论。8月14日，肯尼迪对事件做了如下总结：“如果赫鲁晓夫真正的意图是要占领柏林，那它为什么还要修建边界墙？他只需占领整个城市，根本不需要什么墙。这是他摆脱困境的一个手段，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毕竟一道墙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柏林危机到此结束，恐慌的是另一方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什么也不做，因为除了战争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就此结束吧。他们是不会占领整个柏林的。”
8月18日，勃兰特收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回信，信中说到： “无情的边界封锁行动显然代表了苏联的基本决定，而只有战争才能逆转这样的决定。你我及盟国都不希望基于这一点就诉诸战争。”问题在于什么是所谓的“这一点”。对于美国及盟国来讲，“这一点”只意味着是否能自由进出东柏林，而对于西柏林，它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对于“统一”和“自由”的基本诉求和坚持。肯尼迪在回信的结尾提到了“西柏林人具有双重意义的使命”，“不仅仅是自由的守护者，而且是西方自由世界及其事业至关重要的一份子”。非常讽刺的是，这两者竟然发生了矛盾。柏林人、德国人的福祉与“世界和平”发生了矛盾。
到10月，赫鲁晓夫宣布事实上废除了58年对西方的“最后通牒”，不再指望61年底前与东德签订单边和平协议。这个单边和平协议当初是赫鲁晓夫用来逼迫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做交易的，西方却没有理会，而现在乌布利希已经建起了柏林墙，“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有需要的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东柏林的边界局势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随之，东德的人口和经济局势也稳定下来。乌布利希成功阻止了自己国家的崩溃。
10月27日至28日，由于美国驻西柏林文职人员对东柏林边界不断进行试探，出现了另一场短暂的危机，美苏两国的坦克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对峙。然而危机的结果却是两国对柏林墙问题态度的再确认，当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坦克撤回，美军也照做了，时间相差不到半个小时。从此苏联和东德不再在检查站为难盟国官员，美国也不再做任何挑衅性试探。事实上，双方已经承认了8月13日以来柏林的现状，并且也明确让对方了解到这种承认。世界已经完全渡过了这场危机，现在只有柏林以及德国必须承受柏林墙带来的一切苦难——已经不再有人会去改变它的存在了。
柏林墙很像是现实政治中势力范围概念的实体化。它不再是纸条上的百分比，而是一座被割裂的城市，和千千万万破碎的家庭。然而，它有可能也保护了更多、更多的生命。虽然西方原本“坐等东德崩溃”的策略似乎更文明一些，但也有可能20世纪60年代的中欧并无法承受住那么大的动荡。一旦东德的崩溃引起连锁反应，超出苏联能接受的范围，战争仍随时可能爆发。或许正是柏林墙野蛮却实在地将东西方分开，也将冲突与矛盾分开，直到时机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林也不仅是主义的牺牲品，或是自由战胜强权的地方。它更是世界和平的牺牲品。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尤其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承担起的苦难，我们终于学会拆掉墙也能和平相处，我们终于不再把核武器考虑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终于有一天当初需要一堵墙才能做到的事，没有墙我们也能做到。
但是时至今日，柏林仍是意识形态胜利炫耀的舞台。勃兰登堡门的地铁站口用多国语言写着里根总统那句“打开这扇门，推倒这堵墙”的名言，每一座关于墙的纪念馆都仍旧演绎着“逃”的主题。目睹过西方的背叛，并且独自吞下了柏林墙苦果的柏林人是如何接受这些颇具象征意味的东西根植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得而知。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争取到自己的胜利后的自豪感。当年的那种认知大概仍旧没有改变：他们要的不仅是自由的生活，还有一座完整的城市；柏林墙的倒塌不光意味着东柏林的“解放”，也意味着他们能够保护整座城市，而不只是西边的一半。
《柏林墙》读后感(十)：墙是一面世界 （旧骚文）
这是一道世界的围墙，所有冷战时期的世人都在墙中。
这是一道建造即为了推到的墙，它的整个生命是否定性的，却从背面论证了世界经验的复杂性。
单面的影像原本无从容纳，两面都是历史的脸。
墙是涂鸦者讲述的园地，但对于这一面墙，叙述偏偏是危险的。那些写在墙上、墙缝里、墙之间、墙外的话语，口号、涂鸦、诗歌还有数不清的人的故事常常都只是以一种想象中的意识姿态，来附和或抗议当前的世界秩序。叙述既可以打开交流，还可以阻断、崩塌，彻底隔绝，封闭交流。
什么都可以较为认真地叙述，唯自由唾手可得而稀缺。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在自由被任意禁锢宰割的年代，这是一个如此有力的句子，出自约翰•肯尼迪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
而有一面墙确实完全可以奴役全世界。
这面墙，横亘在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与冷战的沟壑中。曾经冷战的产物居然是像一把利剑把柏林的心脏一分为二的政治胎记。
意识形态的博弈，自由与信仰的两难，在墙内墙外的对峙中剥落了一段那么焦虑的历史。德国的柏林墙是东德于1961年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的高大严酷的围墙，目的是拒绝与隔离，不让东德人逃入西柏林。然而这张历史的脸，注定写满了逃离与穿越。在柏林墙建立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1989年柏林墙才被拆除。
那段历史的尽头，德国说“柏林墙，再见”的时候，祭礼便开始了。1989年那场祭礼的开头，在著名的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西侧，一篇写在大木板上的文字便已告诫人们“柏林墙被掘开了，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胜利的凯歌，只有沉重的记忆带来的苦涩思索”。
到了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在说“再见柏林墙”，又见重构的“墙”爬满了反思的藤蔓：那些墙碎片的尸体变成各种艺术品，隐隐还在骨髓里疼痛着；墙塌之后的德国文学是“尖锐的忧伤”，它们为失语、受难、流亡还有信仰存证，就像跟着文字一起出发朝圣的伊利亚•特罗亚诺夫那样，“世界很大，拯救遍地”；成长中的德国电影，从柔软的反思到宽容超脱地探讨柏林墙背后的疾病，对于“墙”的探讨与省思似乎还在不断重新启程；各国各色人群的在场与精神凭吊，无疑又把这一欧洲命题全球化了。
有人说，柏林墙是在世界之中处处存在着的各种隔绝人身、诋毁人身的有形和无形的凝聚。也有人说，柏林墙如果可以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便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
冷战的结束，决不仅仅意味着隔绝的结束。无形的“柏林墙”从未消失，形形色色的“墙”次第生长。世界本是一面墙，人心、人性的阻隔何曾是墙的倒塌能够终结的。
人们在反思与追忆里重建了柏林墙，那个浸满了意识形态的坚硬味道、意蕴着民族、人性隔绝与疏离的记忆符号从不曾消亡，但是应该被再次开掘的不只是墙，还有人的光芒。
还记得德国摄像师彼得拍摄于1961年8月15日，东德用柏林墙隔离边境以后的第三天的那张画面。时年19岁的东德边防士兵舒曼扔掉了手里的来复枪，飞身跃过铁丝网，跑到西德来。士兵舒曼的身份还一度引发争议。
或许，他本不是士兵了。他不过是一个懂得穿越的勇士，那个瞬间尽显了人的光芒，只是对于“墙”这种阻隔的本能的跨越。
至少在证明：“柏林墙”这个词条应该刷新了。无关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东欧的失败，无关西德作为自由象征的单向性表述，更无关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论证，墙只是墙，墙也是一面世界。
刊于《凤凰周刊》2009年 第344期“图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