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与革命》读后感精选10篇

　　《盗火与革命》是一本由余世存著作，铁葫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一)：读史，以立人

　　读史，以立人/远方

　　历史从来都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洋洋洒洒多则潇洒挥写，往往参据史料可得大约一致的观点，或褒或贬，约成定论，以供后辈学习借鉴。但对于某些时局动荡、冲突迭然的时代，往往史据考究不够，或有偏漏，也便促成各家说法，各抒己见。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朝解析，有异者逐时代浪潮而往，或起身革命，或壮大家业，或狂性自名，均留得后人瞩目。余世存先生的立人三部曲即借一家之言评民国百位人物，其中这本《盗火与革命》读来通达畅快，尽全面之力解读民国三十人物，个中故事也得一一评述。

　　如自序中所言，作者“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尽力呈现立体的个体本位，“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三十人物，分作“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天意难违”三个篇章，但并没有清晰严格的区分标准，淡化的是区别，突显的是每个个体的各自命运。

　　有如雷贯耳的曾文正公曾国藩，秉承“志向远大、意志超强”“拙诚”，最终“用传统修身齐家办法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达到一代顶峰，可执问鼎之力而谦退。却又残暴至极相违圣儒情怀，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再那么“完美”和高高在上的人，一个“游儒之圣”。

　　有立功立业却常被人忽略的国父黄兴，出身望族毅然投身革命事业，“甘当配角，成就辛亥革命”。注重思想认知、提前储备人才、毁家纾难支持革命，连自己小儿子都召集参加革命战斗，这个勇烈的湖南时者，用行动证实了“起之革命”的决心和“避以谦得”的气度，称得上“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有少小才华意念坚定的护国将军蔡锷，作者比之“80后新人类”，18岁参加起义幸免于难后便弃文从武，学成归国年纪轻轻便掌握了军权。同时返本开新中外兼取，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袁氏称帝后不得人心，他毅然举起护国运动大旗，延续了二次革命的讨袁进程，虽短短一生已改变历史。

　　还有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少帅张学良，纷纷扰扰一个世纪近年热度依然不减。在作者眼里却是一个率性、自我、不成熟的“浊世公子”，空有家大业大军权地位，却没有王霸天下的志气和魄力，“孩子气”般的制造了西安事变，由此改变了此后的国内形势，也走进了自己人生的囚笼。

　　民国短短几十年，却激昂动荡、才人辈出。三十传主投身时代弄潮，又各放异彩，留史为名。读史以自检，读史以明智，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各自精彩的“治世、治身、治心”的人生中获得我们立身的多样可能。在现代容易迷失、失意的解构之中，或许这也是作者寄心“立人”的主要原因吧！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二)：懂革命，知中国

　　革命，我国古代主要是指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称为革命，而在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革命这个词，对于现在的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历史课本上和抗战电视剧上我们没少听过这个词，陌生则是因为那个革命年代距离当下也有几十年了，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饥寒交迫、血雨腥风、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自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革命对于劳苦大众、中华民族的真正意义。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他对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可以说是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叙述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书中涉及人物数百位，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从前人身上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用这些宝贵的想法和知识来定位我们应该所在的位置，导航我们自己的人生。

　　“立人三部曲”中的《盗火与革命》一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分别为“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天意难违”，每个部分都为我们讲述了十位大人物的一生，并且每位人物都有一条副标题，一语中的般的介绍了每个人的重要特点。这说明，作者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写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像这部书真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对每个历史人物都非常了解并进行客观评论，不是简简单单地看些历史书籍就能写出来的，需要精心研究、思考才能形成现下的作品。

　　本书中的三十位名人，当然都是大人物，我们要知道的是，不仅他在当时是什么人、做什么事，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那些人和那些事，还要知道他们在历史发展和变革中的影响是什么，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需要从中掌握什么有用的东西来指引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发展。

　　在书中作者不仅讲述了促进革命发展的仁人志士，还讲述了那些力图推翻革命的军阀，我觉得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促进也好阻碍也罢，都是在推动革命的发展，他支持革命就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他阻碍革命，那么会有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会将他打倒、打败，去努力实现一个新的国家体制。

　　历史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现在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懂革命、懂历史，才能知中国、爱中国、强中国。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三)：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

　　文/余世存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正如本书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本书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本书中传主近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得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四)：走近开创革命世纪的盗火者们

　　最近读书的时间明显增多，没办法，书案上现在还摆着一些没有读的书。这两年开启阅读模式后，便一发不可收，不过也好，读书可以让自己静下来。我不觉得采取这种方式躲避一些烦恼有什么不好，毕竟每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让自己不去自寻烦恼，而我觉得阅读是最好的方式。

　　前几天刚读了几本穿越、刑侦系列的网络小说，也写了一些感悟，觉得网络写手之所以获得一些网粉的热捧，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讲述的故事比较接地气，读起来比较轻松。而我现在读的这本余世存著的《盗火与革命》，该规划到正统文学里面。它不是小说，属于历史传记类，其中所写的人物，各个大名鼎鼎，如雷贯耳，黄兴、宋教仁、谭嗣同、林觉民、曾国藩、光绪、戴笠等等，都是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的名字。作者余世存自青年时代起，就有“野心”为这些人物“盖棺定论”，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他的“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而且作者还希望这些传记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者教育，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本书分为《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天意难违》三个篇章，每个篇章10位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作者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开始收集整理这套书，可见作者的坚持，也正如作者所说，或许是因为时间的跨度太长，所以这里面的文章有青春期的夸饰，谋稻梁时的铺陈。时事变迁，人的思想是会改变的，文字记述方式也会变的，虽然传记要对历史人物有一个公正的评判，但在叙述上必定会带有作者的思想，毕竟不是史书。

　　我一直想，为何作者会将这部书起名为《盗火与革命》？盗火一词可理解为“窃火”或盗贼所放的火，亦或窃取火种。希腊神话传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因此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但他宁受折磨，坚毅不屈。革命就不用解释了。余世存在《盗火与革命》中所写的主角专注于治世，他们可以说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直接承受者，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大人物。如果你要了解辛亥前后的复杂场景，需要梳理不同阵营、不同阶级、不同命运的关键人物，重新审视他们的功过得失，那不妨就看看这部书，因为这部书将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聚合到一起，可以帮助你详细而立体的了解近代政治史。

　　这套书一共三部，除了《盗火与革命》，还有《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这三部书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200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对于喜欢研读历史的人来说，这套书也算是一部近现代重要人物解读词典吧，最难得的是，如果你去读名人传记，那要读一本书的厚度，而这里你就不会那么辛苦，言简意赅地就会了解一位民国人物。说心里话，读这本书会让你有成就感的，一旦与同道之人谈论古今，你的知识量一定会赢得众人的艳羡，毕竟仅仅研读历史，你会觉得有些枯燥，而读这部书，你不会觉得生涩，还能帮你储备大容量的历史知识，这是何等的开卷有益。

　　我说过，读网络小说，很放松，很轻松。读这样传统的著作，不会很轻松，但是会很受益。读网络小说你与人侃侃而谈的只能是笑点，读这样传统文学，会让你知识爆棚。如果你两种书交替着读，自然恰恰好。很可惜的是，我没有读到另外两部书，所以无法给你们做一些书透，我只能就本部书来简单说一些读后的感觉，收获不用说了，仅我给你们列举的这些人就能代表这部书的厚重，而惊喜的是，这部书中还有一些你可能不是很熟悉的，或者所学的历史中很少涉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都是当时了不得的人物，熟悉这些被记入史书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偏得，也是拓展知识领域的难得过程，何乐不为。

　　英雄可以打造时势，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如今，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世间，任世人评说，也不枉人世间走一遭，虽然有些人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读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选好自己今后所要走的路。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五)：余世存的两种读法

　　至少有两种方式来阅读余世存的“立人三部曲”。先说第一种，许多年前，他刚刚出版《非常道》，我业余时间在一份杂志帮闲，隔空采访他。

　　当时，诸多盖棺论定大而无当却“无比正确”的民国史复述充斥耳目之间，在有结论没血肉的叙说当中，《非常道》是一股清新之气，不给出处，只讲故事，少了学究气，多了亲切感，人是活的，事也是活的，如夏日里，乡村树下，听老人讲古，一壶茶，三五人，一段光阴。“非常道”当时引发了一股类似的写作潮流，我记得有个诗人也编过类似的一本书。

　　就写作方式而言，余世存是在“道非常”，述而不论，给你故事，读者自行判断，故事是传主的，判断是读者的，而作者看似点将台上的将官，一声喝令，故事听凭调遣，他让读者在故事中能够知道，清人赵之谦刻下闲章“我欲不伤悲不得已”是因为人在中年，妻女在一月之中相继去世，而非今人所认为的文人风雅和闲情。他还让读者知道了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冯友兰说他的高寿秘诀就三个字：“不、着、急”……

　　事实上，此类图书的编写看似无章法，信手拈来，娓娓动听，而实际上史料的占有、取舍、勾连都极其不易，而这份不易的背后，是余世存知人论世的人生坐标。

　　但他的新书“立人三部曲”，又别开一面，九层之上，更上一重，一改述而不论的开卷有益，开始评点人物，这不仅相对于资料的选择又有更高的难度，更在对这些人的“论断”。当然，这来自于他青年开始的“野心”，他要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盖棺论定”。

　　这也是他所自称要做民国写作的“突围“，而这种突围在于，如何“不做百度或者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者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在三部曲中，余世存点评的人物不下百位。清季以降，各色人物如云烟过眼，或左右时局，或乱世留名，或天意难违，从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到传说流布民间的大刀王五，从自有纯德的黎元洪到海上闻人杜月笙。这百位人物，占去了余世存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而这其间的诸多遭际也会影响到他对于人物的判断和拿捏，毕竟，个人的遭际的变化，也能影响对于传主的判断，他心我心，最后都随烟云而散。

　　当然，这是另外的一种读法。反观历史，无非是观古鉴今，在读者对传主们发出赞叹之声的同时，寻求或治世、治身或治心之道。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坐标。个人与时局，如同时代对弈，虽说落棋无悔，实则步步惊心。每一个人，余世存在探究他们与时代的周旋之道。

　　比如曾国藩，他几乎成就了中国历代儒生所能成就的最大功业，道德文章也堪称完人，但是这位儒家文化所结的最后一位“硕果”，所如何超凡入圣的呢？余世存看到的不是曾国藩的功业，而是他在“时”与“位”之间的拿捏。他的面貌永远模糊，“高山流水心自知”的背后，是他霹雳手段的极端残忍，“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儒总是让人感到君子之风仪，谁又能想到这一代大儒，官封毅勇侯，而民封“曾剃头”呢？

　　而这也是民国人物的另一个写法——名人八卦之外的自我镜鉴，此谓之“立人”。《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开始推出“百年家族”系列，其中涉及人物，与余世存的“立人”系列传主亦有重合，但目的相比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寻求个人在时代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余世存称，他曾十余次看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和一部美国片，他“想到正常的社会人们都不失自醒，都有自信判断人间最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从这曾意义上而言，那百位民国人物，真是应了黄仲则的那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

　　三百年来伤国乱，与世沉浮中，如何明心见性？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六)：人物江山

　　人物江山

　　文/米雪

　　西方女政治哲学家阿伦特说过，思考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思考历史，思考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近代史是无法逾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代人，是中国革命的“盗火”人。

　　《盗火与革命》是著名学者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全面呈现（立人三部曲的后两部分别为《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作者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近一些年来，“民国热”已经是网络和书籍的重头戏，一些戏说、水煮、八卦类等的民国历史层出不穷。那么，余世存的这一本近代人物的历史评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意和正义。”作者写作初衷从未改变，他的文字还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正是作者的这种突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而这些人生经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部“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作者选取的这些人物有的是为大众所熟悉的，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甚至是历史转变的带头人，也有默默无闻、在背后默默支持革命的幕后人。书中共选取了三十位人物，分别从“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天意难违”三个部分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评说，这其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戊戌四君子的谭嗣同，也有家书为世人传颂、战场上却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有教父宋教仁，也有被忽略的“神位”林森……每一位人物的评传或长或短，但作者无一不着重论述了人物的人生经历，为每一个人物的后来的人生际遇做了详细的铺垫。

　　历史不被尘封，是人物的鲜活赋予生命，是事件的反复刷新给予了它新的养分。如果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又如何评人说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一个人的根基也是观察一个人的起始点。从最基础还原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才能更清楚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各类人的表现和选择。时势造英雄，英雄因势利导，经过作者的手笔，一个个英雄的出身和人生际遇在尘封的历史中迎风展开，正是有了他们，有了这些甘于献身革命的“普罗米修斯”，中国革命可以以星星之火而燎原，燃烧整个神州大地，华夏的面貌才能够在满腹疮痍之后，焕然一新。

　　历史的终结，但终结并不意味着结束，同时也揭开新历史的篇章。作者以个体人物为尺度，重新度量近代史，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为读者勾画出一幅近代历史人物展示图，这样的人物江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最好答案。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七)：身于乱世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我们从历史正传和前人笔记中可以领悟到人类社会如何曲折向前，又如何死不悔改，一错再错。不言其他，只看历史上每一场战争，就能了解人类不断自我重复的趋势、善忘和自我中心。只不过要以史为鉴，就得在历史课外下功夫。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和幸存者所书写，我们在学校读多了一家之言，不免真以为历史就如书上写的这么黑白分明，根由清楚。只有多读闲书、翻译书和专题研究，多做独立分析和对照阅读，才能积累一点点常识。以我的个人体会而言，这些许皮毛就足以动摇我们对课堂学习到的历史标准研究模板的信心了。

　　我读余世存先生的第一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那本小书摘录了大量中国近现代人物的历史片断和侧写，被称为晚清民国人物版《世说新语》。虽然摘录体有取巧的嫌疑，但是《非常道》史料丰富，人物风流，亦有不少颠覆性的形象，是当年社科书中的大热。如今民国热依然在继续，只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多在当年才子佳人的华美气质和浪漫故事。时隔十年，余先生这套《立人三部曲》以小传的形式，刻画一百位旧时人物，其中有刀客、政治家、革命者、军阀、汉奸、文人学者和皇孙贵族等等，折射近两百的中国近现代史。《盗火与革命》是三部曲中的第一册，以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和天意难违三个主题，收录三十位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这三十位人物以晚清重臣曾国藩开篇，既有黄兴、宋教仁、张作霖、张学良、杜月笙这样的风云人物，也有大刀王五、林森、毓鋆、蒋百里、杨度这些受到冷遇的精英豪杰，还有黎元洪、阎锡山、吴佩孚、王亚樵、戴笠和汪精卫一批争议性强的一时枭雄。

　　余世存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并非历史研究科班出身。他立志不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不做政治正确的诠释者。他想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还原一个历史任务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引导读者参与到他笔下历史人物的世界，感受其中的真、善、罪苦和美感。余先生的这个宏愿太大，笔力有所不及。可是他挑选研究者的方法和编选史料的方式有独到之处，弥补了笔力上的遗憾。

　　例如他写谭嗣同的故事。据说谭嗣同善文章，好任侠。他文才出众， 师从大刀王五和长臂猿胡七学习武艺，随身携带名臣文天祥的旧物天矩剑（被捕前，他将天矩送给了王五）和蕉雨琴。后来他倾心佛学，又学习西方科学和人文政治。如此人物却在三十三岁慷慨赴死。余先生写当日行刑时之惨烈遭遇，后文又从胡七的回忆中写先生的从容无惧，中间一句带过刑场围观的百姓所扔的白菜帮子，如此铺陈极有春秋笔法的味道。余先生又引用了不少谭先生的诗词手稿。最为人熟悉的是两篇他遇难之后被梁启超修订过的遗言。一处是当年变法失败，梁先生劝他一起流亡日本，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先生后来将最后一句改为“无以酬圣主”。另一篇是梁先生修改过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说原文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先生修改文字的情由并不难猜测，修改之后的文章固然更能激发变法志士的热血，却将谭先生写成了狂放恣傲忠心帝制的形象。其实这两则改动并非秘闻，谭嗣同的传记中一般都会提及。余先生还收录了谭先生其他诗作和行事，互相比照，更能推敲谭先生的原貌。谭先生十八岁时所作《望海潮》就极耐人寻味：“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醉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谭先生所收文天祥的蕉雨琴上的琴铭也是一处史笔：“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我们读谭嗣同其人其事，总是停留在他写《狱中题壁》的狂侠气概以及不愿流亡日本而甘愿以死殉道的固执决绝。现代人作风务实，难以理解谭先生的牺牲究竟有何意义。唯有从谭先生众多咏志寄意的作品中，才能够感受他所求为何。

　　余先生写民国政府在重庆时期的国民主席林森，主要着眼在他身为当时的国家元首，坚持“垂拱而治”、以内阁行政为国家机关主导的思想和行为。但他也写了林森先生的一段家事。林先生二十五岁丧妻，后来没有再娶，也没有子嗣，收养了侄子林京为养子。林京获委任为宜宾的鸦片特税处处长，后来与养父谈话之后，最终辞去了这个美缺，走上抗日前线，后来不幸殉难。遇难之时，林京的同事和上司竟然都不知道他是国府主席的养子。这一段故事就写出了林森先生的清正之气。又如他写军统头子戴笠，此人冷酷阴狠，是非功过已有史书定论不提。余先生引用沈醉的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以上，到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这一笔又是教科书以外的历史笔法了。

　　近现代中国是传统社会形态受到内外力夹攻而分崩离析的时代。家国社会的大变局之时，既是突破阶层壁垒、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个人立身、立志、立言的时代。我们读近现代史的时候常常会做假设思考，如果当年梁启超先生没有遇到医疗事故，如果当年张作霖没有被炸死在皇姑屯，如果张学良和东北军奋力抵抗，如果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如果袁世凯没有称帝，如果如果......显然我们和架空小说的作者一样，低估了历史的合力作用，而高估了个体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历史可能由于一两个偶发事件打开改变的契机，却不会因为任何单一个体而完成社会历史形态的迁迭变替。翻开历史，投机者见到钻营趋利，君子见到铮铮铁骨、雍雅风度，革命者见到我老大中国的沉疴恶疾。看历史人物的故事，就是看我们自己。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八)：逝者如斯夫，不如读书

　　不懂革命何以懂中国，历史传记和小说演绎总有出处，纵观余世存老师的《盗火与革命》讲述清末民初动乱年代的英雄人物。在今人的眼光中品论功过，定义英雄和枭雄，特别精彩。在历史的迷雾中给每一人物树立小传，更清楚明了的认清他们，而且用二元对立辩证的方法评论，比较中肯客观。我尤其喜欢三个章节中的黎元洪和杜月笙，谭嗣同，所以简要品论一下我心目中的民国枭雄。

　　我总感觉黎元洪是和袁世凯是一样的老旧派的人物，因为袁世凯字项城，是我老乡，我姥姥家就在离河南项城袁寨不远的地方，他的大院青砖高墙，却很少有人去参观，因为他是复辟帝制的跳梁小丑。黎元洪也是做过民国大总统的人，但是它是一个中庸的大智若愚的一个人物，可以看不出有什么大作为，比较圆滑会做人这就把我对袁世凯的认识与黎元洪对比着更有立体的感受，黎元洪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有他自己处世哲学，是超脱物外的人。

　　对于谭嗣同最深刻的是在教科书上的插图，正义凛然面对死亡也不屈服。再看到霍达的《补天裂》中看到的少许片段，少年仗剑走天涯匡扶正义，更让人激动澎湃。在《盗火与革命》中，把整个人物的拼图拼全了，他的伟岸形象更是全面，慷慨赴死的决心更是让所热血儿女敬仰佩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快哉壮哉。历史是很残酷的有流血牺牲也有升官发财锦衣玉食，不过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是从小立志变革社会，敢于反抗。谭嗣同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大部分都是神童，饱读经书，留学国外，对于中西文化，学贯古今，有雄才伟略。所以在民国这个大时代中成为弄潮儿翻云覆雨。

　　对于杜月笙，我想象的莫非是黑帮大佬洗心革面转入高层社会。这些很像是三四十年代的华纳黑帮电影里的人物，从底层小人物做起，一步一步的在黑社会打磨，直到变得面目全非油光水滑。等做到了人上人的位置，才良心发现，而且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敢于反抗和改变。人的本性还是善良的他们还是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想法的。和美国黑帮英雄不同，他们不注重个人，更加有家国意识，所以从政是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唯一办法。可惜政界才是最大的黑社会，在哪一个动荡不安，黑吃黑的世界，当杜月笙放低了自己放松了警惕，等待他的是国民党人的暗箭。结局让人唏嘘，尤其是对英雄末路和悲凉晚景的同情，总之站位要慎重。

　　民国时期，有很多人传递了西方的新知识，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就是带来了火种，反抗黑暗。但是革命是复杂的，有功有过，当时环境不好把握，很难评论有什么是对的。尤其是余世存老师多研究的是非共产党人，但是一点都没有翻案和为他们洗白的态度，而是根据史料客观详细的记录。民国的历史距今已有百年，百年的轮回，也许只有现在世人能够品论历史，尤其是站在更高的位置。这种旁观者的上帝视角，让我们更有感觉。

　　也可能是作者太理智而我太感性，对于此我感觉的是不心动不同情。这些历史人物已经作古，对于后世，只是一个可供游览参观的地方，或许是故居或许是墓碑。对于此我了解的实在太少很片面的说些自己感受，很多人物都是高中历史课本上的，再不然就是已经异化的国产抗日剧，关于电影我只看过一部就是讲述顾维钧的《我的1919》，这个很难有理解和熟悉的地方。然而通读全书畅快淋漓，即使是百年前的英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依然生龙活虎栩栩如生，我们仿佛拥有上帝视角一般，看他们在民国的乱世中，在刀光剑影中主宰自己的人生命运。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这样的历史传记，仿佛是清流一般洗涤浑浊的心灵，激励颓靡的斗志，立志做一个有用的人。

　　黑格尔曾说“对中国人讲，历史只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非对事实的意见和理解。”余世存老师的这本《盗火与革命》不仅仅给我们重现历史，更有他自己独到的意见和理解，这或许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前人敢于反抗的感召下，重现散发的亚洲雄狮的力量，这个世界，我们是自由的，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我们看完全书会发现，中国人不再将自己与人类看的十分卑微，也不再只有驯服听命的意识。我们有自己的理解和主张。所以对于处于彷徨迷惘的现代人来说，多读书，提高自己就会与更开阔的眼界和坚定的信念。

　　人对私利的追求是历史的原动力，人对历史的追求是社会的原动力，人对精神的追求是生命的原动力。逝者如斯夫，不如读书。

　　2016年8月17日

　　写于小西天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九)：清未到民国的百人小传

　　1912年2月12日，清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至今已过去100多年。本书是作者余世存对清未到民国中100位人物的记述和看法，可以看做是“百人小传”。由于当时人物众多，能进榜的要非常非常有名且有所成就才行，估计按书里的标准，当场没有几个人能入选。

　　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是好还是坏？

　　2006年时有一家数字出版企业，老板姓童，他的观点是：“如果生在100年前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我当时就感觉这货说的不太对，但没想明白是哪不对。十年之后的今天我的回答是：“无论生在哪个时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得明白？能活明白，即使没什么成就也没啥。”

　　本书展示的各色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也许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活明白了”——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比如曾国藩基本上算是近代三立人物了（立功、立德、立言），就个人而言成就清末很多大事，组团练、干倒太平天国，手掌重兵算是给清朝续了命。幕僚有人想看看曾有没有意思称帝，送了幅对联，其中有“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收到之后把“似”改成了“未”表示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认为曾是只效忠皇上或者什么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得不说这么想的人太low了，只能以穷人乍富的心态看世界。就我个人看法，曾是怕麻烦。袁世凯就是个例子，虚名有，活不久。曾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儿。这事儿到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

　　用二分法看世界的人多半都是比较懒。在他们眼里世界很脸谱化，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本书的论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最后写的一个人物汪精卫。这人就是典型的前半生与后半生被赋予不同评价，其实未必真的分这么清楚。一个死都不怕的人，后来为啥变成那样，他老婆陈碧君1949年之后死在上海监狱都不悔，其中原因现在的人未必能全了解。

　　书里写了一对父子，张作霖和张学良。从现代遗传学来看，能力是无法遗传的。这对父子各有各的本事，老子从东北带兵进北京，成为中国政府实际的控制者，被炸死时年纪也不大；儿子成功绑票蒋介石，后半生算是在监狱里过的，活过了100——熬死了所有对手。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与坏人，绝对的成功与失败。

　　看民国人物，反思自己。

　　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当下的自己活得自如一些。对此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从书里看到无论是手握重兵（曾国藩、吴佩孚）还是的重权（戴笠）还是起于草莽（杜月笙），如果不能认清自己为什么而来，很可能生半生过的不顺。

　　话说回来，如果活的自恰，不顺其实也没什么。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十)：盗火者——《盗火与革命》有感

　　革命这个词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经历过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战争期间有革命，和平时代也有革命（不过这个时候叫改革）。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革命的风吹雨打中锤炼出来的，这才有现在的新中国。而在中国历史关键时期也就是发生巨大变革之际，其中涌现的很多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在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详述。当然我也很理解，毕竟现在是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究的是集体的力量，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知道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英雄个人主义是改变不了历史的。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历史上的这些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例如曾国藩，黄兴，宋教仁等等，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找到这些革命者或者说是盗火者的共性。

　　这本由余世存所著的《盗火与革命》就挑选了近现代中国的的三十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来讲述。这些人物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忽视的，或者说有些还了解的不够全面。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选取了十位人物进行介绍。每一部分的每一位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作者在讲述这些人物时，力图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仅是正面也有负面但是以正面为主（这也是为了给这些任务一个公正的评价）。例如“左右时局”这部分里面的宋耀如，估计提到这个人物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宋耀如创立的宋氏家族里面的宋氏三姐妹估计大家就不陌生了吧，而宋耀如在中国革命期间给与孙中山的巨大支持，这本应该在近代史上有其一席，但遗憾的是我们学到最多的是教科书上对蒋介石统治下的宋子文为代表的宋氏家族批判，弄的好像只有一个宋庆龄才是正面人物似得，这不得不让人遗憾。

　　也就是我看到本书在介绍这些被低估的人物时所持的态度让我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阅读欲望。尤其是读到最后一位人物汪精卫的时候，让我非常佩服作者的勇气。对于汪精卫的评价，在中国大陆的正史中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是负面的，从介绍他出场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员的严酷镇压，从开始就打上了反动派头子的大标记。随着后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汪精卫最后到日占区担任傀儡政府首脑之后，汪精卫这个人就在大陆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汪精卫这个人真的是卖国的吗？真的是因为汪精卫中国才被日本打得这么惨吗？为什么汪精卫在明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况下还要放弃在国民党中的要职去日占区当傀儡呢？这所有的疑问不是单单一句失败注意就能够结实的，也不是一句卖国贼能够解释的。本书最后的文章中写到的汪精卫，我认为才是比较全面真实的。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本书收录的这三十位人物，有些被片面理解（汪精卫），有的被遗忘（宋耀如等），有的被低估（黄兴等），正是这些人物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我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历史是需要我们去多方面探索的，历史上的人物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应该被后来者公正的书写，否者那就不是历史，而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