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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人经典读后感10篇

2017-12-25 21:05: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中国新工人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新工人》是一本由吕途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一):一本书的局限性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不仅仅是作者的书,更多的是打工群体里面部分工友的声音与述说,然后作者做了总结、疏理与思考,但绝不是众多学者那样:用自己观点替别人发声。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局限性,如果谁想通过这一本书去了解整个社会、了解整个两三亿的打工群体,无疑是要求忒高了,我觉得没有哪本书能够做到,这也是作者后期继续著书的动力必要所在。

  里面的内容与工友们的想法是有些“叨逼叨”(唠叨),但这很正常,任何事物的兴起都有其过程,打工群体对自身的思考与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还不麻木,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我们“迷失”是因为还能反思自身、在崛起!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二):我们期望从社会机构的调查报告里看到什么?

  http://www.guancha.cn/ZhouZuoJun/2013_02_22_127730.shtml

  我们期望从社会机构的调研报告里看到什么?

  ——评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这篇文章的初稿讨论的是我对吕途这本书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评论。写完之后,在我那个搞学术研究的朋友圈子里引发了一些争论。我的一些朋友认为,这本书并不仅仅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而是要通过写作,唤醒打工群体的“主体意识”,从而让研究者以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到“新工人”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来。因而以任何“学术研究”或“科学”的标准来评论它,都是不恰当的。其实,就算不考虑知识分子在“新工人”群体形成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也意识到,这是一本影响力跨越“学术研究”和“具体社会生活实践”的书:打工者可能会从那些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叙述中读出亲切感来;作者在书中对于“公平”和“自由”等概念的论述也许也会让那些在草根组织劳工服务和活动积极分子们受到启发。基于这个认识,我想在展开书评之前先明确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虽然出于习惯,我在文章里用了一些学术研究里才会用到的词,比如“变量”,但是我的评论并不主要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的;第二,我并不认为“科学”和寻求公平正义的政治行动应该被割裂开来看,也不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恰恰相反,我觉得应该鼓励在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里从事和调研相关工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科学的研究社会的方法。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会尝试讨论这方面问题

  从书名来看,这本书想要讨论的是“新工人”阶层形成的问题。作者吕途没有用“农民工”、“外来务工者”这样常见的称呼,而以“新工人”这个名称意指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汪晖在序言里对这点大加赞赏,认为这个称呼体现了作者独到的理论敏感。可问题在于,研究者当然可以从“理论”上认定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决定去观察和研究它,但中国现在这群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打工的人究竟是不是在主观上认同自己是一个新的阶级、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在“经验世界里寻找答案。作为读者,我更关心的当然也是打工的人的想法,以及促成或阻碍他们自我组织的社会因素,而不是研究者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传统而给这些人贴上的标签。然而,翻遍全书,我发现真正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第一编讲打工的人在城市里生活很困难;第二编讲农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很凋敝;第三编讲打工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迷失徘徊。这些经验材料似乎很难支持“新工人阶层正在崛起”这样的结论。作者多次强调,“迷失”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可是,为什么一个人觉得在城里住不下去,又不想回农村,他就有“主体意识”了呢?“主体意识”到底指什么呢?判断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有没有“主体意识”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些原本是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人应该主动向读者说明的,但是作者在书里几乎没有系统性地交代过自己的看法。我不否认写作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唤醒打工者“主体意识”的一种努力,是“新工人”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力量。但如果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完全脱离打工者自身对于“阶层”等概念的认知和想象,免不了就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了。

  抛开“新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形成”这个问题,就算我们仅仅把这本书当成一部描写打工者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它还是很难另人感到满意。我认为这和作者收集数据的方法有关。作者在前言里说,自己运用的是“无预设研究法”和“拼图研究法”,事先没有假设,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再把它们拼成“大组合”。一些学者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它很值得人们学习。但在我看来,“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经验材料的零碎、难以集中。叙述里一会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一会讲到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但几乎所有问题都是蜻蜓点水一般带过,作者也没有试图在它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全书的主题之间建立一些关联。最令人错愕的地方在于,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打工者”可能是一个异质性极高的群体,因而在调查报告中几乎没有给这个群体分类。唯一的一次分类,选取的变量是年龄:作者认为70、80、9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这个分类又没有贯彻到各种问题的分析中,比如这三代打工者对于“返乡”的看法是不是相同。分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让叙述更为有条理性,更在于方便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触碰打工群体真实的生活。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职业发展轨迹,受过的教育,和他们对劳动的想法、对婚姻的想法、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生动的叙述。不管提到什么问题,作者最后总能笼统地说,新工人如何如何——新工人群体的归属地应该在城市,新工人想回老家的城镇生活。是所有来城市里打工的人都这么想呢,还是作者觉得他们都应该这么想呢?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关于作者的写作手法。全书在很多地方做了倡导性的呼吁,但是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在逻辑上却很跳脱。写作的方法几乎都是,先通过罗列访谈材料说明某件事情对打工者而言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的因素,再从价值上呼吁大家关注解决这些问题。对调查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为弱者的权利鼓呼,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不少呼吁却因为作者没有尽可能多的了解社会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而显得非常空泛。比如说到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者只是说,“社会应当承担责任”。要承担责任,起码得有具体的人和组织机构,有具体的权力运作方法。“社会”是谁?如何“承担”?“责任”怎样划定?是说当地政府应该出钱确保所有打工子女都进公办学校,还是说要调整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民间办学?如果民间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在现阶段是有存在价值的,政府应该怎样支持这些学校?政府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只能从“公民权利”这些大词上做些泛泛的呼吁,而作者作为一个受过专门学术研究训练,且在一个专门开设了打工子弟学校的NGO里工作的研究员,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更贴近打工者实际的社会生活,理当作出更为贴切的分析的。再比如,谈到“产业内迁”的问题,作者仅仅是零散地罗列了一些材料:有的人说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更加好,有的人说厂子开了还是不能去上班。然后就得出结论说,“产业内迁”政策仅仅惠及资本,却不能使当地居民和打工者受惠。最后呼吁“产业内迁”政策“不能任由资本的逻辑掌握”。那么当地资本运作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产业内迁究竟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居民获益呢?很多人夸奖这本书写得平实易懂。在我看来,作者叙述社会问题的时候确实平实,因为用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但真到总结问题的时候,就跳到一些很大的词汇上,比如“资本”、“社会”,同时完全不对这些大词所指代的东西做明晰的交代。她的呼吁虽然发自同情打工者艰难处境的真心,这呼吁却是不指向任何行动力的。

  在我和朋友对这本书的讨论中,我发现只要自己一从方法的层面对作者提出质疑,反对的人就总会紧跟着强调,要结合这本书的写作意图和整个社会环境来分析,不能只从内部探讨它在学术研究上是否自洽。我的想法是,一个社会机构出的调查报告,除了让它动员的对象看了以后产生认同感,其实也还是可能有很多其他目的的,比如向公众传达一些经常被忽视的信息,通过向公众描述某个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从而获得更多同情理解,向政府解释某件事情在当地的运作机制从而提出政策建议。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并不完全与学术上做调研的原则相背离。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两种调查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类调查的目的也很多元化,恐怕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似乎很少有人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过,像NGO这样的社会机构该怎样做调查,我作为一个接触过不少机构、读过不少这一类型的调研报告的社会学研究者,就在这里抛砖引玉,提三条我认为可操作的建议。

  第一,慎用理论名词。因为用多了会造成困扰。比如吕途这本书里,除了前面提到的“主体意识”、“新工人阶级”,在谈及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时候,她还自创了一个概念,叫作“精神臆化”。而在我看来,这些词汇的运用除了让调查报告看起来有点像学术作品、并且让真正想明白事情运行机制的人感到糊涂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什么作用了。就拿这个“精神臆化”来说,作者的定义是:一个人身体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归属感和精神却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维持这种状态的精神支柱却在另一个空间里;维持一个人现在状态的动力来源于通过这个状态不可能实现的一种臆想。一个人把精神归属到别处,为什么就变成社会问题了呢?至于现状里缺乏帮助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不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能主义的越轨社会学理论吗?有必要新造出个拗口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状态吗?这么拗口的词似乎也很难在打工群体中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第二,调查尽可能“专题”化。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需要作者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并不是很多。比如这两年大众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打工群体的探讨其实是很多的,不少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可能仍然对这个群体很漠视,打工群体对于公众却不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挑一些开口比较小的问题来写,可能更有感染力。吕途的书里写到有老师在打工子女面前贬损劳动者的价值,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打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命题了,值得写一本像《中国新工人》那么厚的调查报告。但我们现在拿在手上的却是一本包含了十几个这样好的命题,却没有把任何一个深挖下去的调查报告。

  第三,重视定量和一些比较“硬”的数据。社会组织做调查,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觉得要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这些都没问题。但生动感人的调查报告恰恰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和想法形成的过程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当中。有时候定量的数据和一些面上的材料,比如地方的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调查对象,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写下上面那些文字,我心里也是很犹豫的。虽然我一向喜欢强调研究的专业化,我也明白,写作这样一个主题,关联的肯定不仅仅是研究,甚至,对研究者本人、她所在的机构、研究的资助方,以及作者期待的读者群而言,研究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讨论。也许还有人会说,打工群体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国内的调研环境又不宽松,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写出一本书来,记录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对它提出批评?事实上,我本人就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做研究的,对收集数据的辛苦深有体会,对于作者的劳动也是很尊重的。从调查方法和写作的角度提出批评,也是希望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在NGO从事带有研究性质工作的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现在已经有不少社会机构都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调研看成社会运动的手段之一。但是不少人还是仅仅把社会调查当成倡导的附庸,当成达致某种理念呼吁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做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生产关于社会的知识,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民间机构也只有掌握这种技术,成为一个专业的对话者,才能真正摆脱强权的控制,拥有更多在公共领域里发言的资格。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三):十字路口

  比起这本书,我想谈谈作者,没想到是一个如此年轻的社会学博士,抛弃自己轻松的生活走人农民工的生活,她选择的是人生价值的洗礼之旅,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我,也一直在纠结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作者在这本来里写了农民工城市的无奈,农村的衰退,两地徘徊的纠结,更有的是关于公平,自由,道德,人生的归宿——家,前面3章内容都是司空见惯的,作者并没有深入的挖掘背后的原因,提出自己的想法,我想正如作者所说的,这种历史进程、社会变化,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个人的力量改变。作者只想是把这个问题摆出来,让大家看,只是我担心的是人们只是选择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以这本书又会是什么人在看呢?

  我也是农民工子女的一员,这个群体虽然庞大,但是却由于知识、权力、资本这三种基本生产资料的缺失,仿佛就像我们身边的小草,虽然遍地都是,却被人视而不见。现在,比起农民工,农村出来的学生会更迷茫,虽然他们的体力劳动会少,但是无疑心理压力会更大。

  我很同意作者关于视角的观点:封闭的地方看历史,开放的时代看四周,怪不得我们古人这么喜欢历史呢。

  现在,大家都处在十字路口,因为我们都在不成熟的年纪,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无论是老人或者年轻人,都没有灵魂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还是很羡慕作者的,可以毅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那些从小家庭为钱奔波的孩子,从小受到缺钱的煎熬,放弃钱途,找灵魂有谈何容易呢?

  不论住房、户籍、社会保障怎样,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教育,尤其是孩子的心灵教育,因为这关乎我们下一代的社会方向。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四):看过书才有发言权

  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历程很辛苦已经在发布会上说明了,书中也提到了很多。新书发布会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每个人在评论别人时候还是先静静的读一下,否则脑子里的糟粕东西太多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没有读过就没有发言权。

  有机会建议大家去北京工友之家去看看。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五):从社会研究的行动效果说起

  1.同意@袁长庚 师弟,就如同研究女性赋权,不能把女性群体看成死板一块,不同的standpoint,决定了不同的社会位置,研究者(不论学院派or民间NGO派)需要做的是(不论用学术格式or随笔散文or小说体)把这些不同呈现出来,并解释这些不同的位置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影响因子,简单讲,就是需要有点庖丁解牛的技术。即便刀法做不上顶级的刀手,至少在下田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此行的任务。

  2.潘毅讲女工和阶级的问题,我问过她为什么非要说阶级不说阶层,潘毅说,阶层是阶级内部可以上下流动的范畴,而阶级有天花板,难以流动。那么,新工人群体内部有没有阶层?就如同工厂有拉长和小工一样,都是打工者,但是由于具体场域中的权力地位不同,依然有不同的利益存在,拉长和小工能否拉起手来一起崛起?这就好比问小三和正室能否同时获得性别平等一样。研究者可以在行文中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当其他人在文本中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研究者还是需要考虑的,至少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加进去。研究是使命也好,是谋生饭碗也好,反正不是一锤子买卖。

  3.关于文本的政治,这本书的作者不论是有没有文本政治的自觉,都不影响这个文本被政治的使用。无非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a.作者有这样政治自觉,从一开始搜集资料就有这样的政治目的;

  .作者没有这样政治自觉,只是出于对这群人的情感共鸣,希望为他们发声(当然,这种发声的诉求,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诉求,但可能作者并未认知到这是一种政治诉求)

  c.作者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发声“之后,其他的有政治自觉的知识分子、行动者(或许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作者相同,或许不同),发现这是一块璞玉,需要打磨成玉器,为推动社会而发光发热,于是作者被这些其他的行动派启蒙了,意识到这本书还可以这样用,于是,作者最终也有了政治自觉。

  当然,或许也有其他的情况,请大家或者作者本人补充都行。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淡豹子的,”这本书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什么”,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关注。这其实本身与这本书好与坏没有关系,就如同好的或坏的政策都能带来社会影响一样。至少在豆瓣上热议,这也是影响之一。

  4.关于行动与参与的问题,其实是从文本的政治延伸出来的。行动与参与的类型大致上分成

  a。研究即行动,即带有文本政治自觉进入田野,用研究为推动行动提供动力,其实个人认为淡豹子的这个书评,就大体属于这个类型,用带有美好愿景的评论推动这个文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行动作为研究的对象,即研究者并不参与行动本身,也不将研究作为行动,只是对行动的发生、发展及行动所谓对象,例如mujun说她最近投的一篇就是这种。这种研究可以使围观式的,也可以是深描式的,关键看研究者距离被研究对象的距离,以及如何描述这种距离。

  c。直接参与行动,即研究者亲身参与到被研究群体的行动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不去考虑对这些行动的记录,是否能用于将来的学术写作。比如说去打工子弟学校做代课老师之类的行为算是参与了。

  d。围观报道式,很多调查记者也是参与行动,但是他们并不是机构的一员,而是在机构周围的媒体群落,他们关心这群人,并希望帮助这群人,他们用他们的笔和镜头,记录相关事件,并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报道。我还记得打工子弟学校被勒令关闭那一年,有个摄影记者拍了一个小孩从学校大门迈出门槛的那个镜头,我想比写一本书更具有文本政治的意义。——当然这种围观式参与也可以是一种敏捷式的“行动即研究”,但行动意味更浓些。

  e,大家争论的重点,说得简单点,无非是如何做行动研究的问题(不论学院派or民间机构),其实纠结的点大概可以包括:

  (a)如何用研究推动行动——这是淡豹子的书评的诉求

  (b)如何用更好的研究更好的推动行动——这是mujun书评的诉求

  (c)如何在行动中更好的做我的研究;——这是一般的围观式研究的诉求

  (d)如何既做好研究又做好行动——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很难,但大家都在争取。

  5.至于说到此书的行动与参与的方式,作者在序言里说,本书的主题是“城乡之间与打工者的未来”,至少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介乎“围观式研究”与有点文本政治自觉的行动研究之间的味道,比较模糊,或者这也是导致读者纠结于”这本书到底是学术还是行动“之辩的原因。其实可以学术or行动之辩,用行动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就是说既然这本书本身具有文本政治,且看这个文本本身的优劣即可,因为更好的文本,意味着更有力的文本政治。

  6.在”是否更好”这个论点上,我是认同mujun的。可以分两个方面看看,

  一是从学术;二是从学术推动的行动。

  7.先来谈学术方面:

  a,从学术上来看,其实一个文本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并不在于使用了多少学术词藻,引用了多少名家经典,正如之前我说过的,文献综述这件事,做多了之后就很无趣,其实跟在微博上围观几个大V干架没啥区别,A说了什么,B说了什么,C为什么支持A,D为什么反驳C且支持B。扯些学术大V为自己背书,无非是在知识论上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觉有学理上的有效性。带着这种学理有效性去进入田野,往往带有一种学术的高傲和傲慢,因为逻辑上讲就是,“你们看这些大V都跟我说的一样,那我说的肯定没错”。

  但是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学理上的有效性并非在行动实践上具有有效性,这就是学术与行动的知沟,作为以行动为导向的学术,需要尽量在行动和学术实践中跨越这种知沟,令学术接上地气,这或许就是作者试图实现的,文本能够让工友都爱读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作者的努力。

  。但是,我的重点来了,即便我们带着消弭学术与行动的知沟的目的来进行知识生产,基本的方法和方法论还是不能少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无预设研究法,也是有方向和主题的。但是光有方向和主题是不够的,即便知道要冲着哪个方向跨沟,但是起跳方式不对,或者力量不足,就会掉进这个沟里。 当然做学术和真正的跨沟还不一样,很多时候掉在沟里的学术自己不会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学术研究对方向和主题的敏感,超过对学术质量的敏感。

  7.c,对学术质量的敏感不足,我更愿意用反身不足来说明,其实袁长庚讲的差异化不足也好,mujun讲的着急也好,其实是他们作为读者在帮研究者反身,这对于研究者亦或读者甚至被研究群体是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们并不能要求每一个文本都具有反身性,但是我希望反身性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论学院派或民间机构)的基本认知,学院派在研究中注意反身,更多的是为了符合学术伦理的要求;而民间机构的行动者在进行行动研究的时候的反身,则能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行动研究的有效性、所生产出的知识的文本政治力量,有更加精准的把握。

  这说的就是如何做更好的研究来推动更好的行动的问题了。就好比说工人兄弟要举镰刀罢工了,肯定是想着把镰刀磨得更锋利一些,就是壮个胆,心里也更踏实一些。当然,你可以说,你看,他们举起镰刀了,虽然这个镰刀有点钝,但是至少这个举镰刀是一次“投石问路”,我们且看后事如何。。

  问题是,学术是可以一次不行,打回头重头做过,但是做行动其实容不得这些手艺不精的返工的。假设有一个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项目做的不好重新返工,耗费的是捐赠人的钱,消耗的是机构的运营费用,这些都是会被问责的。即便捐赠人不问责,受益人这边也会反复被采访受到打扰,更主要的是耽误社会问题更快的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这无疑是行动的障碍,作为行动的学者,应该有责任尽量减少这些障碍,这也是一种文本的政治自觉, 我称之为行动的反身性。

  8.既然“提高研究质量”本身也是一种文本的政治自觉,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来分析这个文本本身的质量问题了。

  a."无预设研究法“的问题,其实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作者在项目设计的时候肯定要写proposal的,即便是跟打工机构联络,也是要言明项目的主要内容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预设”。因为这种“预设”也是一种互动符号,你没有这个符号,这种与打工者或者打工机构之间的互动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说作者项目展开之初,对这项研究的结果,即“城乡与打工者的未来”没有一个可预见性的结论,那么尚可说得过去,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研究进路,很少有人在下田之初就知道田野里会遭遇什么,这些遭遇对我们最后论文的知识生产又能有何贡献,我们都不知道,这才是一种知识探索的路径。所以我认为如果作者说研究本身是“无预设“的,这说不过去,但是如果说对于研究结论”无预设“,这个是ok的。

  8.b. 强调这种”无预设“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好像没有说(如果我看漏了请大家指正),我可以猜测的是,自称“无预设研究法”是不是想强调该研究的客观性,或者强调“价值中立”。如果我们承认“提高文本质量”也是提升文本政治战斗力的一种方法的话,那么把一个研究做好一点就算是一种价值了,又怎么可能会有“价值中立”的研究呢?

  关于研究的“价值中立”及“客观性”的问题,不论是认识论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方法论,都论证了不存在绝对的价值中立。用“无预设研究”来遮蔽研究的行动价值观,其实并不能帮助行动更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读者很大反弹的原因。

  女性主义学者Sandra Harding在《边缘认识论》里面说过“立场认识论阐明了,知识的若干重要形态怎样从这种‘领域’里被生产出来”。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否认“新工人群体”处于社会边缘位置吧,那么要帮他们建构属于他们的知识,是需要有立场认识论的,所以”无预设研究“除了在学术上不存在,在行动上也是不可取的。

  8.c. "拼图法”,我个人觉得是ok的。有点多点民族志的味道,能够在不同地域来看同一个问题,就算是写论文也需要各类型的资料都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拼图法"所拼的类型差异性不足,除了访谈资料和引用报道之内的二手资料之外,看不出还有其他类型的素材。

  堆砌同一类型的不同受访对象的故事,并不能实现“全景式”的研究目标。

  钱刚在一次CU传播系组织的研讨会上,点评一个学生论文说,你这个论文,如果是我派几个好一点的调查记者去写,或许比你写得更好。这说的是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到底该有何差别的问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问题来问作者,作者该如何作答。

  8.c,我说“拼图法”拼的不够,一方面是指现实广度,这里的深度不是说采访在城市和农村均采访一个人,这个算是一种但面向的深度的,但是如果只有个人叙述,没有响应的社会结构上的背景描述,就会显得资料非常单薄,虽然这样的素材很多。

  另一方面是说历史的深度不够。作者在文本里采访了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但是都混在一起,以不同的主题进行讨论。但是问题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农民工,对于各种议题的意见是不同的。80年代初进城的农民工和80后出身的农民工肯定存在文化差异啊,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交代30年进城打工的历史演变,这是非常遗憾的。

  8 d.除了拼图法的现实广度及历史深度不够之外,在行文和结论上过于草率。例如第13章讲“打工使女性独立成为可能”只是列举了一个个案,也没有谈打工带来的女性独立和作者在同一章讲的“女性仍保持传统婚姻观念”、“女性在多重身份中的挣扎”的关系。其实这些内容潘毅书中都有提及,分析也更透彻。 、

  如果说这本书的不是做学理讨论,只是为了让工友们读到他们的故事,那还不如《知音》旗下的《打工妹》杂志来得更有可读性。如果知识生产只是为了让女工友们看到自己的痛苦如何被人们评论,那这种安慰只是一种“成为万众瞩目”的幻影,对女工处境的改变没有太大作用,更谈不到女新工人的崛起。 不知道新工人群体包不包括性工作者,如果包括的话,性工作者的崛起在哪里?如果不包括的话,如何说明这本书是对新工人群体的全景式描述?

  就如同我在香港看打工艺术团的演出时问过朋友这样一个问题,她是打工艺术团的支持者、行动者,认为打工妹女歌手段玉的出现是一个好兆头,我问她“段玉可以复制”么?这位朋友没有回答。

  另外,第14章讲用工荒与新工人形成的关系,我很纳闷,如果没有用工荒,新工人就不是新工人了?新工人到底是农民工在特定时段的表现形态还是本身就是一个群体?

  9. 从纯行动、非学术的路径做这个文本的质量分析,其实还可以挖出好多问题来,这里就不继续了。

  作者的苦心,其实大家都已经了解;苦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行动的效力来讲,我觉得明显不足,或许换一个稍微有一点社会调查功底的记者来写,不论从文字上还是从结构上,或许更好。

  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份调查报告,我甚至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份比较平淡的新闻报道式的调查报道。但是是否属于研究则可以再做商榷。

  10.但是这本书能够引起大家的广泛思考和学术共鸣,是难能可贵的。我想, 大家应该给作者多一点掌声。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六):“新工人”还是“农民工”?

  昨天为这本书跟人吵了一架,心里颇不痛快,也来这里发发牢骚吧。

  “农民工”这个词虽然是有贬义,但它也时刻提醒所有人,这群所谓“新工人”,就是城乡不平等的结果。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破产,就没有城市这群庞大的新工人,也就没有二三十年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场的“崛起”。现在,吕途看到农民工生活生存的艰难了,但不是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而是通过命名一个新名词,想把问题解决掉。她说得不错,新工人的前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但这句话背后的深重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文化模式。这就必然要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讨论。

  就像长庚说的一样,这本书止于对”黑心老板"的控诉,事实上,走的是“通过诉苦取得道德优势”的策略。诉苦可以,中国近代史的确用诉苦的方法,团结“觉醒”过群众。但,诉苦的对象要找准。这本书里诉的苦,全是生活领域的,居住条件,子女教育,经济拮据,城里人排斥,等等。这些是不是现实,是!但是,农民工也好,新工人也好,产生剥削和压迫的基本场域是工作,是劳动过程中的压榨。这里回到上一段末的问题,对于农民工问题,迫切需要了解的,不是他们的艰辛——诉苦已经很多了,央视都播放,而是他们在不同的企业里被盘剥压榨的过程,是了解“黑心老板”瓦解工人集体、防范工人运动的各种策略,并且了解不同性质的企业管理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类。书中的工人对老板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被剥削得更厉害,有的觉得老板还不错。富士康的压榨方式与小作坊的压榨方式又不同。农民工研究做到今天,需要向劳动关系劳动过程的细节深入,而不是继续重复诉苦。这不是不同情农民工的遭遇。但同情是没有用的。同情也只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对于农村部分的讨论,本书也重复了许多已知的情况。土地抛荒,农业凋敝,留守儿童。最让我感到反感的,是宣称,农村回不去了。我们有许多同志,持之以恒地推动新乡村建设,想让乡村回复活力。而一本写农民工的书,却下了定论,农村回不去了。农村目前是不容易回去,可是如果没有人努力去建设,扭转农村的危机,要么大家都等着农村进一步破产,要么等着别人建设好了,自己回去摘落地桃子。本书对工人在城里的未来寄予希望,等待“觉醒”,对农村的未来和农村正在发生的各种创造性的尝试却没表现出一点了解,没有一点前瞻的眼光。

  农民工,这个词,既反映出这个群体双重的身份,也提示着中国城市和乡村危机的共同根源。不客气地说,这本书割裂了农民工的双重身份,硬生生地非要把“农”的部分剔除掉,而在“工”的部分,也不讨论真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事实上,书里最后的指向,所谓新工人的前途,不就是要一个城市市民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吗?这就是“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吗?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七):由此书反思屁股方向的变化

  花了大概两周看完此书,所谓中国新工人,作者仅仅把进城农民工算在内,还是略显狭隘,屌丝大学生、城市贫民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不过总体而言,本书反映社会现实的上半本内容还是值得一读的。

  但看到下半本,作者所谓和农民工的谈话录,反而把我推向了“统治阶级”的思路,这不得不让我反思,我是如何变得和公务猿一样思考的?

  正如我看上半本书时感受到的,作者反映的现象,固然是改革开放后进城农民工的典型问题,但其实质不光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它的实质是全球性、世界性的,是“普通民众或者说屌丝P民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世界现状、学习经济学社会学知识”这一前提下,对整个世界的运行法则的质疑,对目前以“理性、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些要素驱动的人类文明的质疑,而这显然不是作者能驾驭的问题。在作者引用的英国学者对伦敦、美国青年骚乱中所定义的“有缺陷、不合格消费者引发的暴乱”中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弥漫全球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与落后的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度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之间所产生的深刻而不可弥合的矛盾。

  而看着作者对农民工的提问,我情不自禁得会站到统治阶级的思路,中国发展是牺牲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牺牲了环境、待遇、健康,但目前有更好的办法吗?不用污染环境?不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农民工和屌丝大学生苦逼得在外飘着?

  当然,我这种屁股坐在官老爷那边的思路肯定是需要反省和批判的。公平和正义必须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也需要更多的倾斜。对农民工或者说“中国新工人”工作环境、待遇、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的权益保护,不仅关系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待遇,也是实实在在让中国人切身体会“国家富强生活安康”的必然途径。

  然而,如果要改变“有人不劳而食、少劳多食”的现状,这恐怕只有等待生产力空前提高实现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抑或在21世纪有新的“马克思”提出新的思想来指导和引领全世界劳动人民迈向下一个人类文明的辉煌了。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八):通读该书之后想到的8点细节问题

  用了几个小时在搜狐上读完这本书,不知道搜狐上的是不是全本,特附链接: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id-27249.html

  看了几个书评,印象中,它们重点讨论的问题一:称呼转变,即从“农民工”到“新工人”的转变;二:“新工人”是否能称得上“崛起”。有评论说,在书中并没有看到”新工人“崛起的希望,更多的是他们”迷失“的境遇。

  我推测农民工的“崛起”抑或“迷失”和作者的方法论有关。

  作者首先接触的可能是一些为农民工服务的各类组织,在这些组织里,接触到的大都是热衷于改变现状的”新工人“,给人以崛起的希望。但是通过大量调研,接触了组织外的农民工,发现上大多数农民工并不像组织里的工人那么热衷于社会活动与改变现状。作者在书中同时呈现了这两种工人,但并没有点明书中的”工友“指的是在社团中认识的,还是社团外的。书中也没有说明作者是如何开展这个研究的。

  下文在称呼这一群体时,沿用最常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农民工“一词。我无意于纠结称谓问题,我最关注的是能否让大众更加了解他们,能否真正改善他们的境遇。

  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反应了农民工在工作、生活与住宿环境方面的问题。非常欣赏作者实地调研的精神。希望工人的境遇能让更多人知道,让讨论不仅局限于学术圈。

  然而,纵观全文,感觉结构比较零散,文章主要由大量的访谈对话构成,分析比较随意,缺乏深度。举例如下:

  1)书的开头谈到了性别比,但仅提供了官方06年的数据和深圳09年的数据,不知是作者仅找到这2个有关性别比的数据,还是其他原因?

  2)”许多打工者住在集体宿舍,私人生活成了工厂生活的延伸“。这里作者仅仅提到了”工厂“,事实上很多服务业农民工也是住在宿舍。

  3)书的开头提到”经验性的分析“,不知是指什么?我google了中文,没找到答案。是empirical studies还是qualitative analysis?

  4)在分析工人离开原因时,作者把原因分成”因企业条件和工作性质所迫被动离开的”和“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主动离开的”。但是前者难道不是工人主动选择的结果?窃以为工人在辞职时候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agency),二元化离开原因,个人认为欠妥。

  5)“如果对于企业来讲,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劳动力供过于求,那么工人的流动也不会必然促进企业用工条件的改善”。书的伊始提到了“用工荒”,但这里又说“劳动力供过于求”,略显矛盾。工人的流动会不会促使企业用工条件的改善,建议作者有机会可以去采访企业主,以丰富分析。

  6)在摘录访谈对话时,文中有如下一段

  ”答:对,越近越好,回家方便,还是希望回去的。

  问:是因为喜欢家乡的环境和生活习惯?

  ……

  问:老家上班时间怎么会短呢?也不短啊?“

  根据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在访谈时候,尽量避免问诱导性的话题,尽量不要揉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认为这个对于非学术的报告也适用。作者作为有发展学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不知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7)作者谈到北京和深圳打工者与子女团圆的情况

  ”深圳的情况和北京打工者聚居区有很大的差别。在深圳一个工厂的一个车间案例调查发现: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为1.1;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大部分的比例,占到74%;非独生子女家庭也都是2个孩子,没有超过2个孩子的家庭。“

  然后分析到”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打工者聚居区和工业区的不同“。在我看来,这个结论不严谨,普遍化(generalise)了二个调查区的情况。

  8)作者谈到打工者的子女,分析道:

  ”我觉得摆在打工子女面前最大的挑战不是物质条件的欠缺(当然,我并不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也呼吁打工子女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而是思想和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影响。打工子女往往把课余时间消磨在看电视和看动画片上,电视节目里充斥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动画片里大多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动物寓言,看不到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更不要说反映打工子女生活的内容。“

  作者先谈到”消费文化“,又谈到动画片不反映现实,不知这两者有何关联?

  还有一段:

  “按照主流价值观教育孩子使得打工子女更加迷失: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痛苦。辛辛苦苦供养出来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事业有成的成了房奴和车奴,而且为了保持优越的生活地位要继续拼命地挣钱。穷人和打工的每天拼命地干,结果不仅工资很低而且被人瞧不起。”

  个人认为,这不是从实地调研引申的感想,略随意。

  我自己是做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在餐馆前后打工六个月,也收集了大量素材。所以非常能理解在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后,如何把它们变成一本书,以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的过程会非常艰辛。非常佩服作者能把它写成一本大众读本,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圈内人读物。

  相信我们的理想都是能改变工人的生存状况,让更多人能关注并善待他们。该书评对事不对人,写作时间仓促,望批评指正,谢谢!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九):仅仅是个调查就成书了吗?农民的未来到底在哪?

  也不知为何,前段时间似乎这本书在豆瓣的宣传做的很好,满屏都是这本书的推荐,许多友邻在读,没耐得住诱惑,也买了一本,回来后看到封面是竟然有那么多人推荐,竟然连汪晖也在其列,而且还是他做的序。心里还在想,是哪位大神能够请动汪大师,回头一查,原来是吕途。嗯···

  本书在关注打工者这个群体的角度是非常新颖的,至少在我的视野内(当然我的视野很小,请无视)还没有看到能够真正花这么长时间做这种实地调查访谈,精神是很难得的。因为毕竟关注的这个群体够特殊,也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至少在未来的近10年内这个群体还是会影响整个中国未来的局势。无论是社会的建设还是社会的稳定,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群体的态度。至此,应该也必须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去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去缓解目前的困窘与现状。

  看完本书的最大问题是,似乎这个调查的群体很懒,没有这个很充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上下足功夫,因为大篇幅的都是访谈的 记录。而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分析出结果和措施的政策或者措施,而不是访谈记录谈后附加一些简单的思考。对于这些问题,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以下。

  1、“家”。何为家,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及,但是没有探寻一个深层及的家的观念。百度里面这样解释: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mián),表示与房室有关,最早的房子是用来祭祀祖先或家族开会。下面是“豕”,即野猪,野猪是比老虎、熊还危险的动物。野猪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祭祀是用野猪祭祀。从其本意来讲,家是一个住所。而现代的人,在如此迷茫的年代,或许这个家的含义,是更趋近于字的本源,即一种精神的归宿。在中国的的传统中,都是倡导叶落归根的,只有觉得自己回到了生自己,养自己的那个地方,才是有家的。现代的人,已经习惯了在外面飘泊,习惯了在那些能够供养自己的地方抛洒青春,他们为城市建设,但总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谁都没有办法去在一个不愿意容纳自己、不愿意接纳自己的地方生活,除了被生活所迫,无法选择。只有当一个地方,让他病有所医,玩有所伴,于大众融为一体,没有歧视,那就不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归家感

  2、公平与合理。在书中,有个章节涉及到提问这询问工友的关于这个社会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有工友谈到这些待遇还有其他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但是也是合理的。然后提问者继续追问,既然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又是合理的呢?为什么又有抱怨,然后想着去改变呢?我想这本书里就这个问题问的最没有水平了。公平,指的是站在一个第三者或本身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些事情,是否公平。人是有自私的,站在本身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不公平的。即使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那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没有自私,那么第三者看到社会的投入与产出是否在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内。二作为合理来说,谁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存在不公平的东西,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必须考虑作为社会不公平的被称为剥削者的立场。因此,很多人坦言,如果自己做了老板,也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 合理的。合理就是在某种条件之下及时应该这个样子的。在当前的体制下,在当前的唯经济是从的信念下,就是应该如此。总有一些人被剥削,总有一些人在剥削。而之所以要反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努力去争取那种好的,没有人愿意做被剥削的。并不是因为合理与否,这是两个命题。

  3、农民的出路。看到文章结尾,我也没有看到这本书在大量的详实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并没有得出好的建设性意见,这是告诉政府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认真对待,想办法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农民的未来到底在哪?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未来的工人阶级的出路在哪?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农村应该走一种模式化的道路。也就是很多年前的“合作社”。在当前的社会体系之下,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的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虽然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来看,实施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农村目前还主要是以小孩、老人为主。为了解决农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而目前农业用地正在不断缩减,这是一个极其危险地的信号。为了解决老有所养的归家的问题,我们也要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好。为了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农业合作社,因为这样可以解决技术的问题,同样可以解决资金的问题。就是村民自我组织形成一个农村合作社,将村里的土地承包下来,在能够机械化作业的地区,采取机械化作业,不能的地区,将村里剩余的劳动力雇佣取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保证村名将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一定的租金,保证自己的经济来源,同时从后来的农业收益中分红。不仅能保证土地的有效利用,而且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而合作化,能够同时解决资金、风险、农民不愿意务农等一系列问题。这或许就是最好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式。据了解,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开始了这种合作化的道路,并且很成功。但是还没有全力推广。希望这种模式将来可以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十):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为其《生产的政治》一书撰写导言时,标题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这种句式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意在强调必须把某个可能遭遇忽视的社会焦点重新带回到中心视域和主流话语空间。

  “新工人”是随着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机构正在发生巨变,遭遇重构大背景下的一个新事物,他们集结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正在给我们社会生活造成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冲击。

  因此,他们理应受到《中国新工人》这样理性和感性交杂的关注和分析。

  群体≠阶级

  吕途称他们为“新工人”,意指他们作为新生力量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这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汤普森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指出,一个阶级的形成,除了成员之间具有相同的经历,还需认知到共同的阶级利益即阶级意识。按照这个标准,更严格的来看,中国“新工人”应当是一个“群体”,而非“阶级”。与国企职工相比,他们不具有稳定的生活和情感寓所,其身份地位也没有被国家以更强大健全的法制所认可和保护起来,他们只是以短期集结的方式游移、漂流在城乡边缘,并不能完全被城市所接纳,整体仍呈现出“游民”的非稳定状态。这个“群体”,是易碎的,非理性的,稍有外界刺激,就会分崩离析。

  “新”既是清晰定位,也是模糊认同。如今的中国新工人,正如当年马克思在做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分析时所形容的那样“像鸟一样自由的劳动者”,他们需要组织、集合、结社、教育、技术和充分的认同。《中国新工人》中的“新”,意寓壮大、成长,尚未正式成型,这样的定义可能会更科学,不知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新工人在完成“乡村——城市”、“乡民——市民”、“自在阶级——自为阶级”的身份转换,仍然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农民,到市民,再到公民

  正在北京出席十二届人大的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上届提高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曾经被视为社会底层,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新工人”能够有机会在国家议事大堂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不禁引起了我们的深思:这是否意味着这部分人群正在成为掌控社会优势资源的新阶层?并且,人群的庞大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话语声量的增强?

  《中国新工人》非常注意关注这一群体个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向我们呈现出这一群体经过30多年,在获得身份认同抗争中走过的“农民——市民(农民工)——公民”的路径,因此,颇具社会发展史和个人进化史的时空纵深感。这也是本书的厚重所在,吕途和调查对象的对话,真实又有冲击力,受访的新工人个体的表述哪怕言语粗糙,可是,足够折射出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庞大群体的集体意志:如今的新工人,不再把人生目标停留在收入多少的简单指标上,他们越来越侧重于对自我意识的关注,比如逼仄现实背景下如何让个人的高贵理想如焰火般灿烂绽放,如何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加强对自我价值、尊严、地位的评判,如何在“乡村-城市”间的断层里寻找灵魂和精神的归属……

  尤其令人欣喜和宽慰的是,他们不再满足成为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和看客,以及被粗鄙生活任意宰割的羔羊,而是越来越将自己视作国家、社会和城市里的“主人翁”,用清晰、精准的自我定位取代过去茫然且模糊的身份。他们除了关注自己的命运,还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论坛”中勇于发声,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比如,他们关注公平、自由、道德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庞大以及他们意识的苏醒、对社会“公务”的关注和讨论,对当代中国建设一个成熟的,覆盖人群广大的“公民社会”来说,无疑贡献巨大。

  【结语】

  对于愈发以城镇化作为主体发展方向的中国来说,我们确实需要这部分“新工人”融入到这个浪潮里,乘着长风破万里浪,更需要他们和我们一起在庞大的城市里幸福生活,同存共荣。“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就是像恩格斯在其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开篇表述的那样,“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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