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场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文学场》是一本由曾念长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场》读后感(一)：商业统治能够形成“场”吗？
对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任何一个学者利用它来进行社会分析都要注意语境差异问题。经过二十世纪的革命历练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无比复杂，甚至是混乱，要利用场域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那种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只就资料数据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其中。落实到文字上，论述的入口和角度就有难度，因此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学研究肯定更加困难。而相比于这种困难，就文学或者说狭义的文化领域进行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应用似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用场域理论分析具体的文学场域，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进行全面分析的妥协和希望看透文学场的野心也许是曾念长新著——《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的主要初衷。
对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从众多学者那里了解的会是分门别类后的风格论述，或者是年代划分下的著作列述……这些似乎显得零散而不尽人意。而且，那种论述作为传统文学史观观照下的论文式表达，学者的判断、兴趣取向难以避免地进入其中，那么，如何抛弃这种趣味偏向或者另辟途径来进入这最近的文学发展现场呢？布迪厄场域理论关注场域内资本、习性的重要性，认为场域是有结构层次的，场域内的资本（包括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等）是形成结构的参照物，而从拥有资本的质（类别）和量（多少）的区别上进一步结构了场域。习性是场域内结构化之后形成的，习性可以从不同资本的掌握上（也即不同阶级背景中）进一步建构场域结构。因此，场域结构通过资本和习性维持着，而如果想打破这种结构，那么资本的积累是为必然，它包括不同资本之间的较量和资本多少之间的竞争。这种较量和竞争难免会呈现激烈和温柔等多种方式、姿态，这些姿态在文学场内就表现出了批评/批判和声援、理解等声音，这些声音在过去主要通过报纸、期刊进行传播，而在如今网络媒介时代，文学场虽然不再占据热闹场，却总也忘记不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或者放不开读书入仕的传统桂冠，时不时地不甘寂寞于冷场域，主动“出风头”招引媒介场的文学狗仔队来把他们引入媒体，进而进入文化这个热炉灶，在文化场域里抛头露面。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还有文学内部的争论声音不小心被传媒场的文学狗仔队逮着，也不情愿地被拉进“文化”火坑；也还有文学场内受到场域外声音的“干扰”而陷入“文化”热炕的情况……在众多类似的文学论争、事件成为社会性的文化现象之后，给大众呈现出了一种娱乐化的狂欢效应。年轻一代的文学与传统或主流文学形成结构性的较量，夹杂着互相渗透的现象，每次较量和渗透都可以在媒介的作用下上升为文化现象，扩大成文化效应，可以让大众娱乐一阵，而让大众娱乐的时候也就是媒体获益的时刻。媒体的商业追逐需要，于是出动文学狗仔队进入文学也进入大众文化圈，在这两者之间（当然他们有些甚至可以冒充这两者）进行一种负面形容称做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正面形容则为对话沟通、中介服务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媒体炒作的一部分，是市场运作的需要。因此，不论是文学场内部的争论还是文学场内部与外部的“交火”都成为了媒体中介化作用后的文化事件，这些文化事件无不暗示着某种潜在的商业规则。
媒体的商业利益追逐统治了文学场的许多活动，这里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曾念长在《中国文学场》里面有论及，本人觉得这点是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之处。我们往往会把文学场的分化说成是传统与新锐的矛盾，传统文学观念与新锐文学观的分歧导致执掌文学场话语权的年长辈与反叛传统的年轻一辈形成成员结构上的分化，而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商业意识形态。文化消费不仅仅是出版销售，它需要一连串的文化刺激，包括商业炒作，文化传媒打造的文学畅销书无一能够离开商业意识形态的催化作用。商业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文人入仕之外，当今还盛行一种“商用文人”现象，其实布迪厄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新型文化媒介人。所谓新型文化媒介人，即文化资本占有者，进入媒体、充当了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者，比如曾在著作中提到的易中天、诗人书商等。新型文化媒介人似乎比“商用文人”更正式，色彩更中性些。新型文化媒介人在文化作为消费品的消费时代非常活跃，曾念长认为“商用文人”导致了文学场分化为纯文学生产场和大众文化生产场两个次级场域，后工业社会商人成为了统治者。这里他引用自己的论文《“官商传统”的盛世危机》进行了补充论述，该文提到他的“阶层对偶论”，认为“商业意识形态与家国意识形态的对偶关系”，进而对“商人”概念进行了廓清，认为“商人”在后工业社会里充当了社会统治者。他分述了社会统治者与国家统治者的区别，社会统治者是一种“弥散型统治者，它们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社会扁平化时代充当着各类社会分散群体的权力代表和生活领袖”，而国家统治者则充当商业统治者的意见执行人，这一点常人估计比较难认可，因为传统中国历来的抑商政策和民间社会对于商人的成见难以消除，而对于政治权利的崇尚则无比顽固，于是这个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游戏规则往往容易被忽略，也很难得到认可。当然，中国也尚未进入后工业时代，曾念长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中间过程’”（指商人成为社会统治者的过程）。正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这种“中间过程”，当代中国才出现诸多“文化乱象”。如曾所例举：“比如商业意识形态的娱乐手法被家国意识形态迅速吸收，从而制造了当下全民癫狂的状态；再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大胆采用了商业意识形态领域的炒作手法，结果是自取其辱……。”这种乱象在文学场的表现也异常频繁，在曾著此书的后半部分，有大篇幅的记述，比如文人学者主动借用炒作手段或者被商人炒作成为“明星”。这些现象似乎可以从这一视角加以探究，但正如曾提到的“官商传统”问题，传统中国的官备受尊崇，商人则有“积弱”的传统，商人如何让自己的商业意识形态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呢？或者如曾所说：“由于缺乏一整套与现代商业社会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商人很难成为一个身份独立的时候阶层。”也就是说，“官”依然是“商”的支配者。综合所有，我们可以察觉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在文学场里面，则有体制，即作协等作为政治机构力量或者说因素的渗入。因此在考察中国文学场的时候也就显得难度颇大。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体制内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体制内文学“集团”、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关系，体制外的文学与主流政治以及商业社会的关系，后者又呈现出拒绝商业与联合商业的现象……这些关系的划分把鱼龙混杂的文学场状态结构化，这也难免会遮蔽一些在这些关系之间游离的成分，那么对于乱象丛生的当下中国文学场，又如何去结构化呢？
我注意到曾著封面底部有行文字这样写道：“一个由新的权力格局组成的文学场正在慢慢形成。”这是出版物的宣传语还是著者自己的观点呢？就从著作全篇内容来看，我并没有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结构明显的文学场，当然也许正意味着它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尚未形成，于是难以察觉。著作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分述了文学场内部的六大子场域——国家、学院、民间、批评场、新媒介、传统媒介（纸质出版）——这些场域都不是封闭的，只是分析的入口而已，比如批评场就涉及了国家、学院、民间以及媒体。仔细阅读著者对这些子场域的分析，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现象是结构性质的还是解构性质的呢？著者把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事件细述了一遍，其资料可谓相当详实，阅读起来有围观乱象的趣味感，加上著者用语的风趣，不愧是一本好读的学术著作。不过，在著作分析大幅的这些文化现象后，与著者认为的新文学场正在形成好像存在某种矛盾。我们知道，多数文学现象是在商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喧哗起来的，它们成为解构（作为冲击、分化意义使用）传统文学场结构的事件，这个解构过程不仅仅是文学场的解构再结构过程，而且是大众文化的娱乐和游戏成分，那么文学场的再结构又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同商业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相矛盾吗？商业利益需要媒体不断地制造文化事件，而且要求新求变，才能保持大众的围观热度，这种文化游戏不能结束，商业需要游戏的维持才能赚取利益。所以，商业意识形态主导的后工业时代，或者说文化游戏兴盛的后现代时代，文学场不是能够形成的，而是始终处于“结构—解构”过程中，大众文化需要文学场的嬉戏，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维系着文学场的“结构—解构”过程，游戏会始终进行着，因此现象、事件也会弃故揽新，类似于媒体追逐新闻，层出不穷。著者后记中写到计划每五年、十年对此书进行更新、补充，本人认为，这种补充尽可以绵延不断，但不需要关注这个“文学场”到底能不能够慢慢形成，重要的是这个“慢慢形成的‘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看看“文学场”里的成员们都在以什么为业。
评书不愿意评人，但对于曾念长从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到媒体行业工作多年却不可不提及，这种从学院到媒体的转变，是他能够熟知文学场众多事件、现象和领悟商业、文学与政治博弈的经验之基础。只有出于他对文学场、媒体域和权力几个维度的熟悉，这本著作方有可能从他手中炼成，说是炼成一点都不夸张，他从2003年开始初稿到2009年终稿完成，到2011年才由上海三联书店付印，露于市场。这种不是大部头的著作却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相比于这个追求高效率的浮躁风气下一些学者、写手们动则几百万、几千万字而言，他是缓慢的。当然，更难得的应该是：著者把这种缓慢当成一种历练，是对于著作思路的清晰化，和对论述语言的凝练，这部著作不是“纯粹理论”的，而是理论框架里填满了丰富的事件内容，耐读却不失趣味，兼有理论著作与大众读物的性质。
《中国文学场》读后感(二)：“剑宗”与“气宗”
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分成过两个支派，一个是“气宗”，一个是“剑宗”，两派系出同源却水火不容，修行法门也是大相径庭：“剑宗功夫易于速成，见效极快。大家都练上十年，定是剑宗占上风；各练二十年，那是各擅胜场，难分上下；要到二十年之后，练气宗功夫的才渐渐地越来越强；到得三十年时，练剑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望气宗之项背了。”其实文化场中也可进行类似的划分：学院体制内的学术批评，讲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步亦趋，失之呆板，可谓“气宗”；媒体人批评家的文化批评，激扬文字、自由随意，往往失之草率鲁莽，可谓“剑宗”。
本书作者曾长念可算是一位“剑宗”高手，不仅因为他语言张扬、文风泼辣，而且在其行文中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学术体制内批评话语的不屑。
在图书馆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山寨”气息：不明所以的封面让人很难弄清本书要说些什么，仿佛作者要把一切都塞进书里去似的，翻开目录，最后几章居然只有标题而没有对应的页码！喂！这编校也太负责了吧！
不过读了张柠先生的序言，我对本书的内容还是很感兴趣的。将批评从抽象僵化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贴近文学的本来面貌正是文学批评者的使命，对此我毫无疑义。作为学术体制内一介无名后辈，我也时常对体制外批评家信马由缰的自在感到羡慕。管它“剑宗”、“气宗”呢？
在正文的第一部分，作者抛出了五个关键词：文学场、纯文学、大众文化、文化事实和商业意识形态。除了“文化事实”，其余四个都不能算是作者原创的（商业意识形态是将“商业”与“意识形态”两个术语作了一个嫁接，除非有人觉得“苹果梨”也算是个新物种）。一般来说，一个原创的学术概念往往意味着研究者的创新点所在，尽管作者将这个概念讲得神乎奇神，但我又隐隐意识到有些不妙：这是一个无所不包又很难操作的概念，很难应用到具体的文化批评中去。
看到这里我还是准备给本书以四星的，不管怎么说研究一段距今不太遥远的、较长时段内的“文学/文化”现象还是显示出了作者极大的学术抱负的，毕竟最难写的历史就是当代史。
但是不幸的是随后的阅读应验了我的担心：在本书中，“文学场”这个概念出现的次数最多，“纯文学”和“大众文化”偶有提及，至于“文化事实”和“商业意识形态”这两概念则被抛到爪哇国去了——作者并没有兑现他在方法论上的许诺。
作者文风张扬诡谲，喜欢用华丽的修辞把一些比较寻常的观点包装得耸人听闻，这种对修辞的偏好让我不能不想起另一位成名已久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果然在《后记》中，作者提到了朱先生的大作《流氓的盛宴》。本科阶段，《流氓的盛宴》是我的案头书之一，激发了我对文化批评这一专业的无尽想象。可惜如果说朱大可是韩愈，本书作者就是刘叉：激烈犹有过之，灵动则未足。何况即使是朱大可本人浮华夸饰的文风在学界也是毁誉参半。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批评著作，反映出了作者过大的野心和过强的主观色彩。其实“气宗”和“剑宗”本无优劣之分，学院派长于理论思辨，媒体批评家长于对最新现象的灵活应对。但写作却有一定之规：一篇千把字的时评短文讲求又快又狠，可以依靠修辞技巧和作者的灵气，一篇几十万字的长篇批评著作则必须依赖对材料的广泛占有和对批评对象的深刻把握。“剑宗”宜于速成，要有长力则非赖“气宗”不可，此足以自戒。
《中国文学场》读后感(三)：文学社会学的本土化经验研究
这本书我断断续续的看，从去年到现在，大概翻了两遍。总体来看，这本书还是值得读的，虽然作者常有剑走偏锋之嫌，但关键的是，作者的剑出鞘了。对于当下文坛，以及文坛与这个时代的关系，能出这般论述的，并不多见。
作者似乎有意反叛学院体论文的规范，这个从他后记的交代中可清楚看到。但实际上，作者还是没有走出“学院八股”的框架。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键词笔记”，实际上是学术著作中必不可少的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交待；第二部分是“从文学到文化”，实际上是学术著作中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诸场域”，实际上是学术著作中的经验分析部分或实证分析部分；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索引、文献及关联文章，实际上就是学术著作中的“注释”。作者似乎故意避开一般的学术著作的常用表达，大概是为了投普通读者之所好吧。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共阐释了五个关键词：文学场、纯文学、大众文化、文化事实、商业意识形态。其中前三个关键词是对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文学场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了准确说明这个研究对象，作者补充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化两个关键词，以示它们之间的区别。后二个关键词是对本书的研究方法的说明。“文化事实”实际上脱胎于社会学的“社会事实”，从而不难看出，本书主要的研究方法取之社会学学科；“商业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词表明本书主要选择社会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路径。这一方法，作者在书中是贯彻得比较彻底的。
作者有着犀利的语言，对一些关键节点的分析也相当到位。例如对这个时代的诗人为何习惯于“翻脸”，作者的透视让人拍案叫绝。但作者似乎过于沉溺于这个时代的芜杂事实，以至于充斥了大量琐碎的细节描述。这无疑限制了这本书通向“自我净化”的高度。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著作，丰富了文学社会学的本土化经验研究范本。此外，书中提出“商业专制”的说法，也是值得继续深入阐述的。
《中国文学场》读后感(四)：中国文学场
《中国文学场》（曾念长著·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一版）
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里，文学何为？曾念长抛出“场”的概念，以“中国文学场”为名，书写了他对当下文学、文化产生机制的洞察。《中国文学场》的副标题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揭示出文学场里面的权力游戏。尽管距离这个时代的当下性过于贴近，作者的一些论断未必恰到好处，但诸多细节的分析还是非常精彩的，譬如对诗人的文化游戏的全方位的解读，暴露了文学场中的某种隐秘及其时代的病症。不过《中国文学场》把聚焦点完全放在诗人的文化游戏，缺乏对整个文学场的勘探而成为诗人文化游戏的个案，让《中国文学场》一书的深度性与全面性有所欠缺。这可能与作者所掌握的资料不足有关。虽然如此，《中国文学场》还是以其充满生气的在场批判，解读了这个时代文化游戏的秘密，让我们看到“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