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读后感10篇
《美国怎么了？》是一本由（美）保罗·克鲁格曼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2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一)：了解到很多东西，但担心因为作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导致书的内容不够公正
匆忙的看完了。。
不懂经济学，也不了解美国的两党制，再加上看翻译的书觉得不如看国内作者写的书好懂（不知道是不是翻译得太差了），看得稍微费劲些。
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看完书才知道，原来美国的民主也那么复杂，也有黑暗与正义的对抗。但也有可能是作者个人立场的原因夸大了阴谋论。
书里讲罗斯福的新政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形成，之前看时寒冰的文章，他讲了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使得民众富裕，最终使得日本强大起来，大概也是这样子。
底层的选民参与度低，选民更趋向于保守，这应该在到处都一样吧。
工会的力量可以制衡了高薪者和低薪者的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跟工会的低潮有关。
书里更多的内容是讲政治：共和党的罪恶，他们如何蒙蔽民众。最后也根据现实的贫富差距，展望未来民主党必胜。
书里头讲的那些为大众谋福利，对中国应该是相当合适的。中国也是贫富差距很大，矛盾激烈。不同的是，美国有个可以跟黑暗抗衡的民主党，美国人只需要不被蒙住眼睛就可以了。中国则不是，有个大政府，但却不受大众控制的走向另一个方向。美国的民主是要政府多做些事情干预下经济，我想中国正好相反吧。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二)：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
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
作为一本美国的近代经济、政治史的简略概述，本书的论述几乎是按照西方语义下的美国左派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右派保守主义者的争论变革展开的，由于作者预设了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因而也不妨看做是对保守主义者的檄文。
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大压缩，保守主义者制造的大分化，在我看来在中国国情下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无非又是公平与效率的争执，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
作为中国语义下的中左，我个人一定程度上与自由主义的政经立场拥有较大交集，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又难免有点保守主义式对现实的妥协。
“比尔盖茨走进酒吧”引出的“中值收入”概念和“小地主乃国之至宝”意寓的广泛的中产阶级，不错的理念。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三)：Yes.........we can?
“Yes，we can！”，2008年11月4日的晚上，芝加哥格兰特广场上聚集的美国民众们满怀希望地应和着奥巴马振奋人心的当选演说，在他们看来，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是他们当下走出困境唯一的希望。
19世纪后半叶到1929年之前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伴随着铁路建设、德克萨斯和奥克拉荷马的石油开采、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同时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渔翁得利，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但当时的社会并不平等，资本家们利用手中的资本大幅拉开了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华尔街的金融欺诈者们通过操纵股价卷走财富。
1929华尔街大崩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直到193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带来“新政”，主要内容包括提高累进税制和实行战时工资管制等等，开始削弱富人的实力（累进税制后来达到70%），提升社会底层的收入。罗斯福建设福利国家的目标非常清晰，加上二战美国远离主战场和为同盟国生产战时物资，使得新政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新政的成果如此深入人心，共和党人识时务地选择了延续民主党的执政策略。于是，一段“美国梦”开始，“大压缩”时代到来。在这一时期里，美国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代表普通劳动者的工会力量迅速崛起，毫无疑问，那是美国人对生活最满意的时光。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受损于越南战争的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加上79年伊朗人质危机等等，给了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的口实（无法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同时，共和党人还利用南方白人的种族偏见抨击民主党惠及社会底层黑人的福利国家政策。在经过尼克松任职的过渡时期之后，共和党人的保守主义开始进一步抬头，到里根上台的时期开始，两党分歧加大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芝加哥学派的供应理论帮助里根的减税又一次成功地振兴了经济，并在几年后拖垮了苏联，最终获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减税带来的结果是贫富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工会力量衰减。富人阶层充分利用手中的金钱支持共和党，令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向他们倾斜。虽然经历了80年代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繁荣，普通民众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的成果极其有限。
90年代初的又一次石油危机出现。民主党人克林顿当政。在希拉里的帮助下，他试图推行全民医疗保险，改变“美国是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这一现实，但最终失败。之后共和党人布什上台，减税的进程继续。
现在的美国，正是共和党代表富人阶层的利益，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我们回头再看看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可以看到麦凯恩仍在鼓吹减税以及私人医疗，奥巴马则不断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政府开支，推行全民医疗保障。
今天，大选的尘埃早已落定，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占尽优势，但是奥巴马能否顺利推行所谓“新新政”，并将美国再一次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正如克鲁格曼提到的，这或许是减小贫富差距进而再次拯救美国的关键。毕竟，在利率降低到0.5%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无以为继，剩下的只好看政府的钱怎么个花法了。
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在全世界只排名第37位，不知道中国能排到多少？我们的医疗改革能在GDP向内需转型的过程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希望中国也早日成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四)：什么是自由主义
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盗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做法中，就存在着一个巧妙的骗局。熊彼特对此作了恰当的阐述：“一个或许不是有意为之的最高赞扬是，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也认为盗用自由主义标签是明智的。”早在1911年，霍布豪斯就出版过一本题为《自由主义》而更确切地说应称为“社会主义”的书，而且很快又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社会公正的要素》（1922）。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写下上述这段话，嘲讽那些在看他来欺世盗名的“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界定“自由主义”是很困难的。在克鲁格曼看来，弗里德曼和他的经济理论是“新保守主义”的重要源头，与“自由派”水火不容；而我们又常常称呼弗老为上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一种极为粗陋的办法是区分“古典的”自由主义（free from something）和“当代的”自由主义（free to something）。这两个词并不具有时序上的先后关系，只是前者的思想渊源更深远一些，可以上溯到洛克和康德或更早。
古典自由主义又被现代的“自由派”略带贬义称为“自由放任”主义（虽然laissez-fair这个词并没什么负面的意思，译成中文口味便不同了）。简单来说，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先于社会，其核心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法治、宪政以及普遍的人权都建立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主义（这里我们看到康德的巨大影响）；它是“向一切方向去努力”（哈耶克语）的自由主义；它不排斥政府，但更强调抽象规则（还是康德，包括休谟）；它天生地尊重财产权，因为财产权“据说”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它与经济自由相连，鼓励个人的发现与创造；它呼吁减少政府对个人的干涉；它也缺少历史，它的发生源自市场的兴起。若仔细想一想，归根结底，它是强者的自由主义。
纵然哈耶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质疑，他的深刻洞见至今仍然照耀着这个学科的前途，但我们很难把他的结论放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予以贯彻。当我们面对一个各方面天禀都明显低于常人的弱势者，我们应当赋予他/她一种体面生活的保障呢，还是任其在自由竞争中自生自灭？体面——若不只是生存——的边界又在哪里？理论的彻底性，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意味着无法操作。
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理由反对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观，尤其是身处中国社会，四处可见习以为常的不公正。一个富有同情人，撇开自身利益的考虑，很难拒绝这样的提议：为这个社会的所有人提供适当程度的社会保障，使其不至在窘困里受冻挨饿；为他们（也即我们）提供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其突患恶疾也不至病无所医；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使上一代人的贫困不至成为下一代无法摆脱的噩梦。用克鲁格曼的话说，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以某种结果平等为基础的。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一些人的关照必然意味着对另一些人（通常是竞争中的强者）的自由的限制——这恐怕是两种自由主义冲突的焦点。普遍的保障也可能意味着对创新和竞争的压制。克鲁格曼在本书中的分析未必是公允、客观的。
比如，他完全过分忽视自由市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在他看来，美国出众的经济实力大半是“新政”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他对欧洲福利制度的辩护在我看来也有些强辞夺理——比如，他说法国年轻人就业率低可能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但愿意留在学校也许是被迫留在学校，换句话说，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自然只能“愿意”留在学校了；他引证一篇劳动经济学文献的论据，称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增加失业率，但这样一个地区性的个案远不足以撼动价格理论的大厦。对哈耶克的批评同样适用了克鲁格曼，现实世界不可能永远站在某种固化了的观点（或意识形态）一边，真理也不可能老站在民主党的一边。
从乐观的角度讲，“保守派”若不像克鲁格曼描写的那么糟，他们就与“自由派”有共同的基础，即个人自由与民主。个人自由的范围是某种社会集结过程的结果，即“群域”和“己域”的界定；而界定的途径是民主。在此意义上，克鲁格曼的结语是值得回味的：“终极目标……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民主。”
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社会均匀平等，社会虽然不乏穷人，但由于高累进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真正的富人很少。民主、共和两党都接受了新政的成果，致力于改善美国人的福利状况。
但在六十年代，伴随着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的却是走向瓦解的美国社会。保守主义运动兴起，它找到了办法来迎合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最终，一小群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持精英统治论的人，通过与反共分子、仇视福利主义者、保守的宗教虔信者和对工会怒火腾腾的商人结盟，将“新保守主义”运动发展成了一股实力不俗的运动。
他们接管了共和党，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利用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来赢得选举。随之而来的是70年代之后的收入大分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最富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越来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钱，强化了共和党的右转趋势。这便是当前（奥巴马胜选前）的美国政治生态。
虽然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故事，尤其是它过分地沾染了“阴谋论”的色彩。我们自然不能低估利益集团的能量——若看过戈尔的An Inconvenient Truth，就不会对民主抱有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克鲁格曼眼里，共和党尽是坏人，偶尔有老实人；而民主党尽是好人，偶尔出蠢人。这显然夹带着偏见。
但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首先，它意味着政治，即便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政治，也会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结果。克鲁格曼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深知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而非纯逻辑的。所以他不得不细数历史事件背后的种种纷繁复杂的因素。他也曾试图用逻辑概括这一过程（他后来称为机械论的）：技术因素à收入不均出现à俘获共和党à政策加剧不均。但他发现事实未尽如此：“新保守主义”的根源是“聚集在《国家评论》杂志周围的一小群持精英统治论的人”，他们是先于七十代社会大分化而出现了。也就是说，某种偶然的、文化的、不能被经济变量解释的因素，最终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二是他再次用事实告诫我们，社会现象是何等复杂。例如，我们很难相信，保守主义（及与之结盟的种族主义）加剧的重要原因，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倡导的《选举权法》。
克鲁格曼认为，正是由于《选举权法》、民权运动和北方比较宽容的氛围，使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往北方城市寻找工作。而到了60年代后期，北方城市陷入经济陷阱。科技日新月异，制造业迁出城区。住在内城的黑人，由于种族隔离及无钱买车，失业大增。结果是导致了犯罪率急升、城市混乱和普遍的种族情绪。这才有之后的共和党右转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应如何抽象出一种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呢？恐怕很难，因为它太琐细，太实证、太依赖于情境和历史了。
又比如，工会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它在整体上增加了工人的福利，还是增加了失业率？医疗市场是否应由政府“主导”？公私竞争、政府强制保险是否是可欲且可行的方案？一项理论上正确的经济政策该如何保装成“政治正确”的以便得以落实？若不行，次优方案是否比不实行更糟？我们不得不清理自己头脑中那些未经事实检验的教条，它们有时被称作经济学原理。
中国现实
将克鲁格曼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批判应用到中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谁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是倡导市场化的经济学家？还是身价亿万的民企新贵？是坐享其成的垄断国企？还在利用职权最大化利益的权力阶层？不好说。
谁又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倡导自由与平等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地善良、感情脆弱的所谓新左？是站在市场对立面的“乌有之乡”们？还是喜欢给他人下道德裁判的郎咸平们？也不好说。
在美国，削减公民福利、减少政府责任常常伴随着减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好像也只有减税。所以，不管是共和党当道，还是民主党当道，至少政府的责任和权力是匹配的。
而在中国，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知识分子，其言下之意：既然知道你政府做不好，那你就多给多给社会点自由。通常也并不是企业和富人在侵占穷人的自由，而是政府在侵占社会的自由——最可怕的情形是政府权力与一部分富人结盟；权贵阶层把持政治是最要命的结果，而现在，这样的危险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语境下，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限制政府权力、现代的自由派要求政府增加福利，用秦晖教授的话说，前者应“为自由限权”，后者当“为福利问责”，两者实质是殊途同归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知识界的这两派常常既忘记了限权、又忘记了问责，却喜欢在窝里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归根结底，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其大背景是政府权力太大（责任却不大），而个人自由太少（义务担很多）。我们绝不排斥政府承担责任，为民众尤其是弱势者提供更完善的福利和保障——它完全有责任这么做，因为它掌握了过于强大的权力。但是，只有当“群己划界”的问题真真切切地由民众说了算的时候（实现的方式可以讨论），我们才能找到真正坚实的基础——来讨论福利多少的问题、以及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否则，要求完善福利的呼声很可能转变为政府增税扩权或拒绝释放自由的借口。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五)：“嵌入社会的市场”失灵了
克鲁格曼认为：政治决定经济- “体现为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影响分配；不过可能的过程是：经济环境决定组织战略，战略决定结构，结构反之决定分配。 也就是说增长还是经济决定的，但分配应由政治决定
1）“20世纪70年代，执意要将新政成果（中产阶级平收入）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产生了鸿沟，民主党成为存在平等制度的捍卫者。极右派掌权加剧了不平等：商界敢于进攻工会，工人议价能力大大削弱， 企业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和社会约束中解脱，急剧削减对高收入的所得税
2）”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巨变走向后现代，社会面临巨大转型- 市场自发是没有办法调节这样扩大的GAP的，按照波拉尼的说法- “因为市场嵌入社会，所以社会应介入调解过程”，即政治决定分配
3)克鲁格曼同意波拉尼- 他提出二战后中产阶级社会启示是短短数年间罗斯福政策创造的，尤其是战时的工资管制-Great Compression(by Claudia Goldin),所以制度，规范和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巨大，而市场影响却很小. 也就是所谓的great compression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六)：读《美国怎么了》2008-12-03 14:14
因为周末读书会有译者刘波来讲，所以事先准备一下。
因为是本畅销书，所以克鲁格曼一开始就讲出了基本观点：政治的两极分化导致了政策的移动，从而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而克氏的政治影响力远强于市场倡导者的想象的主张，实际上重新引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话题。对于译者“精英”的依法感到怀疑。
克鲁格曼回溯的最早范围也在林肯之后，因此有必要对其推论进行更深层的审视。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
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
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
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
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这实际上也是通常对于中国的一种预言。而克鲁格曼则坚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强征税所带来的财富转移影响。
然而在中国，由于制度上的问题，使得这种财富转移在制定过程中就难以实现。即缺乏立法和政治权益，又没有强大的工会保障，同时还有失业率的压力，可以说要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极为困难的。
实际上，这本书更多的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分析，而非从经济学角度。
克鲁格曼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抨击，无疑是有益的。因为这里面暗含了所谓的“城邦”的价值。如果城邦的精英只顾追逐利润，而将整体利益放在脚下，无疑将导致整个国家体制的崩溃。这也意味着，需要扭转趋势。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只是一个修正政治体系和财税体系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主张极难实行。因为中国的“精英”拥有更强的权力。
克鲁格曼的论述忽略了欧洲，而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困难一直是弗里德曼的重要攻击依据。也许英国的模式才是适当的中点。而其著作中的阴谋论的论调让人想起了之前对于共和党的抨击。
电子版只有前八章，去书店看看之后的。
转一段谢国忠的新文章，实际上，这次选举一直被认为是里根以来的重大转向。
“ 着眼国内，美国经济过于依赖居民的借款消费。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美联储再度提高利率，则美国经济可能遭受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最严重的经济衰 退。除此之外，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状况堪忧，收入差距日渐扩大，都对美国构成了严峻挑战。而最重要的是，医疗费用高企可能会大大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美国公众认为，除了经济状况还比较像样以外，美国正走在一条歧途上，人们因此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选择了民主党。现在，民主党人已经控制了参众 两院。美国政治上一次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还是在1994年，当时共和党在两院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我相信，这轮变化引起的后果将比1994年剧烈得多， 足以与四分之一世纪前里根当选相较。如果如我所估计的那样，民主党人在2008年赢得总统大选，那么这场大的变革就将真的发生。问题在于，这场变化将把美 国引至何方？ ”
“ 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是美国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它，从坏制度中都可以诞生出好制度；没有它，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只有足够的人关心并且肯花时间去维持，一个好制度才能持续存在并。而把领导权交给贵族的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府。 ”
就谢国忠的主张来说，克鲁格曼对于自由市场的抨击可能将会导致保护主义的滋生。问题出现了：
如何保持政府与市场，精英与平民民意之间的平衡？（这无疑是旷日持久的一个平衡问题）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政策变化？如何解决国内问题？（目前高昂的房价始终是一个噩梦，在收入水平难以提升的情况下很难保持，而且当时房产价格迅速上升时政府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这次危机，到底是一个执政群体的自负还是自由主义的自负？
克鲁格曼的意思，是不是指他以及凯恩斯代表的才是合理的资本主义？而新古典经济学只不过是被特殊利益集团掌控的工具，用以反对源自密尔和洛克的教诲。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七)：这个世界会好吗？
克鲁格曼将此书的副标题叫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让我们这些习惯了自由之保守概念者，颇感意外。
联想到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的评价，“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或太小，而是有无功效，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支付得起照顾费用，有尊严的退休。”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克鲁格曼等人为智囊的民主党，不但不认可传统自由派经济学家小政府与自由之匹配关系，反而更愿意将自由与对人民有保障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一个建立在民有、民治、民享基础上的中产阶级社会，而非少数富裕阶层基础上的精英主义社会，更加符合民主自由之要意。
显然，克鲁格曼写作这本书之际，美国经济依然繁荣，次贷危机尚未发作。因此，克鲁格曼将美国政府的最大责任定位为全民医疗保险。
然而，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系统崩溃，令民主党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回旋余地大为压缩。全民医疗保险将让位于如何走出经济危机。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更是认为，“美元体系，或者美国国债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大的‘庞氏骗局’。因为庞氏骗局最典型的特点是靠新的现金流的不断大规模流入，用新募集来的钱偿还以前债务的本金、利息，一旦新资金中断，游戏就会崩盘，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美国国债所面临的就是这个情况，一旦外国投资人对美国国债停止投资，立刻就会陷入崩盘。”
然而，债务只是美国问题的一个方面，硬币另一面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再度恢复繁荣，美国靠什么恢复繁荣？
如果我们目光仅仅盯着美国为恢复繁荣而需要的海量资金，那么，答案必然是绝望的。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奥巴马恢复繁荣之路径，我们依然可以审慎地对美国的未来抱有信心。以新能源为例，奥巴马的援助方案不仅着眼于度过眼前的危机，而且，也为着眼于为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那么，美国经济可能会重新得到充实，这一点，完全可以扭转传统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种种虚无感。
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八成以上的资金深陷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而金融市场复原之日遥遥无期。如何为实体经济之恢复融通足够之资金，将是奥巴马治下面临的最大难题。
伟大蓝图与现实资源撞击的结果，决定了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将是一个介于小布什政府和罗斯福政府之间的中等规模之政府。
就在奥巴马为美国的未来焦头烂额之际，中国财政部门透露，2009年中国政府将新增8000亿元财政赤字，用于刺激经济。
我们尚无法评价这些刺激措施最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1、出手快固然对恢复信心意义重大，但是，我们是否有效论证过，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与合法？
2、出拳重固然对恢复信心意义重大，但是，我们是否有效论证过，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必要与适度？
要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否不仅有利于恢复我们的今天经济活力，而且可以为未来之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利于保障我们的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是否有利于扩展我们的自由与改进我们的民主？
如果美国的现实情况需要适度扩大自己的政府？那么，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否也如此？在度过短暂的危机之后，中国是否需要像过去30年中所做的那样继续放松管制？或者，一方面放松管制，一方面承担起必要之保障责任？
中国的问题，并不比美国简单，尽管，中国这一次相对而言要比美国的资金面宽裕许多，更有利于走出危机。
但是，走出危机之后呢？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八)：美国的病因，中国的良药
在这一轮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秦晖教授的分析：
而来自社会观察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视点：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九)：怎样的自由主义，怎样的良知
克鲁格曼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翻译出版的很及时，作者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以及奥巴马的胜利都给这本书作了最好的广告。但是，倘若读者想通过这本书领略克鲁格曼作为经济学家的话，他也许会感到失望；同样，作为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无论在文风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党性十足”。另外，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一个必须的阅读背景是， 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liberal）更准确的应该意译为“新政自由主义”，也就是继承罗斯福新政传统和肯尼迪、约翰逊“伟大社会”理念的民主党政治观念，而中国人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则是对共和党“里根——小布什”式的新保守主义的误读。
记得英文改编版的《国际歌》中曾有一句“Change will not come from above ”，寓意社会变革不会“从天而降”；作为新政自由主义者的克鲁格曼，在书中所贯穿的也是一条主线，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福利分享的均等，不会通过自由市场“从天而降”，而是一系列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相互抗衡和博弈的结果，罗斯福新政、战时工资管制、工会力量的兴起，以及由强化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而带来的社会阶层“大压缩”，是造就了战后黄金二十年的主要因素。同样，里根革命以来的保守主义政策下，削减税收，收缩社会保障以及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导致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大分裂”使得美国有退回到进步时代之前的危险。为此，克鲁格曼给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人的奥巴马开出了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计划入手的政策建议。如今，当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保守主义的最后狂欢”已然成为现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品味这本试图敲响保守主义丧钟的政论集，对奥巴马囊括超过300张选举人票，也就别有一番感概。
民主党的胜利当然是为专栏作家克鲁格曼的新书作了最好的注解，但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还是要为自己不少迥异于为人熟知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辩护，在书中也是使出浑身解数，而不敢稍有松懈。即便如此，对于像工资管制和工会垄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工资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和效率损失，克鲁格曼也只能诉诸于其他社会目标来加以解释，作为身处中国的读者，我们当然真诚的相信（甚至可能比美国读者更愿意主动接受），一个阻止青少年过早加入体力劳动大军的高水平工资结构，至少在道德和社会意义上完全可欲的，但我始终怀疑这不是一个能够改变经济逻辑的结论。同样，对于克鲁格曼所质疑对大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悖论”，在今天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背景下，也能找到很好的支持证据，但这既改变不了现代大型公众公司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更改变不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是因为其新国际贸易理论深化了对自由贸易的解释而荣获诺奖，虽然这与民主党一贯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格格不入，但这样经济逻辑与政党政策之间的内在紧张，却在本书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
当然，本书也提供了一些看似简单，却很容易被蒙蔽的真相，比如“比尔.盖茨走进酒吧”的寓言，提醒了人们对于平均收入的衡量需要特别小心。更需要关注的是，克鲁格曼的在书中对于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和机会均等给予了总体而言比较负面的评价，其用一项社会调查所显示的数据证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而非成绩与一名学生读完大学的概率关系更大；实际上，我们从金迪斯等左翼社会学研究者近年来更为精密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大体相同的结论，虽然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可以大体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保护创新，易于创业的国家。但如果克鲁格曼所断言的，起点不平等必然导致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是一个普遍性结论的话，那对于我们严肃审视我们自己三十年来的社会转轨和变迁，将是有所裨益的，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当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社会问题，或者地说是当很大一部分人以学费的形式进行了长达16年以上人力资本投资，却忽然发现难以变现和得到投资回报的时候，更准确的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路本来就极不顺畅的国家，当高等教育开始丧失融合和转换社会身份的制度功能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克鲁格曼抱有更乐观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特别小心的是，由于不可推知的原因，克鲁格曼的书中点缀着不少关于保守主义政治阴谋和保守主义御用文人的似是而非文字，但如果是在我们特有的政治意境中按图索骥，以为发现了某些人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阴谋论”的证据，那就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至少就本书的主线而言，克鲁格曼虽然对保守主义大加笔伐，但仍然认为其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是对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运动对美国特有的宗教、种族等问题过度冲击而引发的思潮反弹和政治回应。
同样，虽然克鲁格曼是站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并且似乎预言了美国政治“左转弯”的到来，但对中国本土的左派而言，想从中获得某种正当性资源，是几乎不可能的。克鲁格曼所称的左翼，乃是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和对市场的监管，以实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而这类目标是通过纯粹的市场方式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实现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也正在于此。在更一般的层面上，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罢，其政策都是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相互边界，这一边界的某些部分是完全清晰的，比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而另一些则是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从早期的政府是否有权征收个人所得税到法定8小时工作时间，再到最近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计划；但无论如何，由于大部分边界的划分是已经被制度化了的，更确切的说被宪法和宪政实践“锁定”了的，因此绝不可能出现政府将市场完全包容于其中的情况。即便是在现今的金融危机之下，美联储在形式上将出现麻烦的金融机构国有化，也不过是其既有法律规定中所载明的临时性措施而已，那些以为美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预言家们，也许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感到无地自容。
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的这本新书，虽然是一本地地道道只关乎美国政治的时评政论文集，但对今天中国关于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争论也并非全无可资借鉴之处。曾有学者对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几次著名论争有过很精辟的评论——“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但到最后实际上是价值理念的不同”；萨缪尔森在他的经典教材中，开篇即讲了“市场能做什么和市场不能做什么”，在萨缪尔森的分类中，“市场不能做什么”远不同于“市场失灵”，前者至少包括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宏观经济稳定，从而在市场的边界上为政府权力的进入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样的区分，与其说是逻辑归纳的结果，不如说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用价值理念的转变来解释作为萨缪尔森亲传弟子的克鲁格曼（也包括斯蒂格利茨）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背离。然而，好的价值理念之争虽然必定是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论争的双反必须以一定的底线共识作为基础，并且没有一方试图抢占“道德制高点”，非要将对方“批倒批臭”不可。相比而言，中国宣称为左派和右派的双方，在为各自的价值理念而激烈辩论之前，都确信能做到以上两点了吗？
《美国怎么了？》读后感(十)：一个民主党人的自白
这本书的成功来自于以下方面：
鞭笞现行政府——以小布什为首的共和党
赞誉将来政府——当选的民主党
诺贝尔奖造势——新兴出炉的诺奖得主
危机论中的语调——让身处危机的世界人民好奇，美国怎么了？
读下来的几个遗憾：
针对美国内部的政治循环，真正的经济扣子并不明显
割裂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至少不是太明显的将美国摆在一个世界大棋盘里
当然这些都是些吹毛求疵的说法，因为这本书的信息还是很多的。至少，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看待自己国家的立场。这个司法立法执法三位一体，又两党附身的矛盾的consortium，如何在这200多年的历史中蹒跚前行，美国梦这盏明灯下的阴影有多深，政治又从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