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读后感10篇

　　《中国故事》是一本由一苇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故事》读后感(一)：一苇做了很多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一苇做了很多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关于一苇《中国故事》

　　菜虫两三岁的时候，我给他买过一张CD，上面写的是中国传统故事。因为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听过很多民间故事，都是夏夜乘凉的时候，村里的长辈讲的，在出神的聆听中，我度过了很多个凉爽而愉快的夏夜。所以，一直对这些中国传统故事心怀感情。

　　希望菜虫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可以复制我的童年时代的快乐。可是，我自己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给菜虫讲这些民间故事时，经常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张冠李戴，把不同的故事讲串门了。所以呢，看到有正规的音像出版物，叫做传统故事，还挺高兴的，总比我支离破碎的记忆靠谱。如果菜虫了解这些中国故事，就相当于跟我有了共同的童年记忆。

　　然而令我遗憾的是，事情完全非我所预料。因为这些所谓的传统中国故事，让我不忍卒听。有些故事生搬硬套，有些全是说教，有些则有着令我不能接受的陈腐价值观，而有些呢，则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就这么说吧，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改写的结果，里面带着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

　　比如《神笔马良》，多么奇妙的一个魔法故事，被改编成了一个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比如，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故事，显然不属于传统故事，而属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创作的新故事，讲一只猫，因为犯了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毛病，后来就死掉了。我挺生气的，就因为一点点个人主义，一点点自由散漫，作者就安排猫死了——这作者该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暴君！

　　我没有听完整张cd，就在听完这个自由主义的猫的故事之后，直接将它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再也没有让菜虫去听这个故事。

　　幸好，菜虫出生之后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绘本出版的爆发之年，很多的出版机构，引进了非常多的优秀绘本，于是我家菜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绘本的孩子。

　　为了孩子听故事这事，我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博客里，标题是《有时候我梦想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成为儿童文学作者，对于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我来说，未免太迟，我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基本上已经固化了，要成为一个开脑洞的儿童文学作家，谈何容易。但差可告慰的是，我不小心成为了一个绘本爸爸。

　　像我这样想法的家长，恐怕为数不少，我们是孩子童年读物急切的寻找者，希望能有最优质的读物，给孩子最初的营养。《中国故事》的重述者一苇老师，大概也是抱有像我这样想法的一位妈妈吧。

　　想来一苇的孩子跟我家菜虫年纪差不多，我们应该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想给孩子们读类似的中国故事。那些曾在我们童年熠熠闪光的黄金故事，成为我们这代人与故乡、与童年连结的纽带。但是我们居然找不到自己满意的版本。我选择了现成的绘本，但是一苇这位妈妈呢，则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是将这些中国故事重述一遍。

　　发此愿力之后，一苇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来搜集整理并重述这些中国童话故事，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美不胜收的《中国故事》，就是一苇8年辛劳的成果。

　　有必要讲述一下初次读到这本书的word文件时我的激动。我读了第一篇，就兴冲冲地开始叫菜虫，叫他来跟我一起来共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开始阅读这个word文件。在车上的时候，我给他讲几个故事；在去吃肯德基的路上，我给他讲几个故事；在肯德基排队的时候，我在讲没有讲完的故事；然后菜虫大啃鸡腿，我在喝美式咖啡，我还在给他讲这些故事。我讲得不亦乐乎，菜虫也听得不亦乐乎。这本书就成为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特别快乐、特别融洽的共处时光的一个见证。而我尤为高兴的是，通过读《中国故事》，我们不但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默契，更重要的是，从共读中，我在菜虫身上看到，我童年的那种快活，在孩子的生命里得到了悠远的呼应——这不但令我快乐，更令我有深深的感动。

　　我在想，为什么，一苇的《中国故事》会令我产生如此亲切的共鸣。

　　首先想到的原因，大概在于这些故事是原汁原味的，一苇直接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漫长的中国传统里面。这个中国传统是我们这样的70后所共同拥有的一个农耕社会的经历。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这些成长于农业文明的人，虽然现在生活在现代城市里，可是心灵仍通向广袤的中国乡村。故事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温度的，跟我们之间有着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样的故事，使得我们与农业文明的精神关联得以重建。所以为什么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有感动，会有归属感，就因为，这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源头。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年之后，经由这本重述的《中国故事》，得以返乡。

　　第二，这些故事轻松幽默，十分有趣。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玩，里面没有任何说教的企图。因为我们知道，故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它是一个故事，它仅仅是一个故事，它起到的作用可能只是娱乐、消遣、安慰，以及虚度时光，但就在这种娱乐和消遣当中，故事的意义得到凸显。任何企图以教化为目的的对故事的改写，其结果可能就是消解了这个故事。或者使得一个本来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变成为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说教。一苇的故事，就是纯粹的故事，回到了讲述和聆听最原初的位置。

　　然而，这本《中国故事》最令我喜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因为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观念非常不正确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讲的常常是一些懒惰的人、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一些说谎为业的人、一些不置产业的人、一些一生都在守株待兔等着好运气降临的人。但有趣的是，他们最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物质的成功。一个人因为爱吹牛被封为大将军；一个人因为说谎，而成为了拥有极多财富的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主流的观念都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勇敢、诚实质朴。多数故事书中，我们的劳动人民一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吃苦耐劳，忠于职守；他们善良本分，乐以助人；他们以简朴为美，以劳动为荣。可是一苇的《中国故事》里，好多个故事完全颠覆了这种观念，这些故事里，诚然也有很多勤劳勇敢的主人公，但全部故事里，特别出彩，特别叫人心生欢喜的，却是那些懒惰的、爱吹牛的、夸夸其谈的、神乎其神的、神之巫之的主人公，这些人才得到了我们最大的喜爱，要不就是三蛤蟆，要不就是周小宝。

　　周小宝的故事，令我想起我们家乡流传的呆女婿的故事，几乎是另一个版本。还有一系列的徐文长的故事，特别令我惊异，因为这个故事里的徐文长，虽托名明朝时代的绍兴怪杰，但却跟徐渭本人的历史形象风马牛不相及。民间故事里的徐渭，当然也聪明绝顶，但他一向做的事情，无非是耍小聪明，恶作剧，欺负老实人。一点点都不行侠仗义，一点点都不为民做主。但就是这样的故事，三观有点点“歪”，却令我们百听不厌，乐此不疲。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这些不劳而获、傻子撞大运的故事呢？艾伦·B.知念在《秋空爽朗》一书的前言里写到：“民间故事表现了人类普遍的心理”。这些故事，其实在最深层的内部，象征了我们对于成功、对于物质富足、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这是一个关乎根本的问题，从来都埋藏在我们民族的整体心理之中。自弗洛伊德开始，一代代心理学家们为我们逐步解开这一谜团。

　　对处于故事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故事是对世界认知和重塑。而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而言，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故事的力量来自我们内心最为隐秘的地方，是最隐秘的欲望，是最深沉的安慰，同时也是最大的动力的来源。我们借由阅读一苇的《中国故事》，精神还乡，重新进入了童年，进而发现那些之前曾隐而不显的童年的秘密，进而得以回到现在，更好地理解到我们当下的自己，那些信念、那些渴求，以及那些真实而具体的盼望。

　　就像艾伦·B.知念的另一段话说的那样：童话故事冲破了客观实际与社会常规的约束，呈现了对于人类的理想及理想的人类发展的幻想——幸福的结局是童话故事区别于恐怖故事或悲剧故事的主要特征。童话故事的乐观主义绝非多情善感，而是人类最深切最崇高的希望的表达。

　　《中国故事》读后感(二)：但是故事只会对你一笑置之——发生在想象中的一次关于中国故事怎样讲的交谈

　　发生在想象中的一次关于中国故事怎样讲的交谈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27438a0102wqh1.html

　　常立

　　前几天，一位我敬爱的老师转给我一篇文章，我一看，是某人写的喷《中国故事》及其众筹的文章，发在微博上。后来又有人转来一篇公号文，还是这篇文章，发在一个叫“做书”的公号上。从小，大人就教育我要学会保护自己，远离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和事。我大致看了一下文章及其按语，认为都属于“不怀好意”的范畴，决定置之不理。我把其中一些话附在下面，请读者明鉴，看这是不是一个认真讨论文学和书籍出版的文章，以及这是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平台。

　　（图略，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27438a0102wqh1.html ）

　　但是后来这事发展得波谲云诡，这两天，这个文章的作者辗转托人要和我的朋友、乐府文化出版人涂涂辩论文学问题，涂涂在回应文章中说得很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又发展成了和作者一苇的直接对话。这事来得颇为蹊跷，我不免怀疑来者的意图，因为他已经声明过对一苇及其文字已经丝毫兴趣也没有了，又对涂涂说“我很想针对性的回复你，但这两条微博已经足够了”，而且在微博上还这样说：“此役可以结束了，我根本不相信一苇老师努力。PS：朋友说试读之所以选范丹问佛，主要为服务于众筹主题，劝诱读者掏钱财出来，自己也能心想事成。——很有道理啊，这个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如果这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的话，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何又要来和被他叱为“土鳖”的出版人讨论文学问题，甚至还和他已经不感兴趣并且不相信努力过的一苇讨论呢？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某人明摆着属于那种犯不着跟他去计较的人。我还觉得在和他讨论这些文学问题之前，他应该先把涉嫌人身攻击的部分说清楚，先来道歉，取得原谅之后，再讨论文学问题是更适宜的。

　　但是涂涂和一苇是远比我更为良善的人，面对这样的无理取闹，仍然在微信上耐心作答。我为有这样的朋友和作者感到自豪。

　　时间飞逝，生命宝贵，我个人是绝不会在现实层面去和这种类型的某人发生任何联系的，哪怕他委托了我邻居的五姑隔壁的二大爷的外甥的女婿家养的狗的淘宝卖家（江浙沪包邮），我也会尽量避免，真要狭路相逢避无可避了，我会毕恭毕敬对他说：“你说的都是千锤百炼的真理，你说的每句话都顶一万句，你写的每个字都应该用黄金雕刻在纪念碑上，不把它们列入高考大纲是共和国的损失。谢谢。”

　　但是涂涂和一苇的善意感染了我，我决定在想象中展开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故事应该怎么讲的讨论。（回答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一苇的观点。看热闹的读者可以点关闭了，以下讨论并不热闹。）

　　一、关于哑女的处理

　　问：“等到蔡家闺女见到她的亲丈夫，自然就会开口说话了。”然而施粥的时候已经见过，为什么那个时候哑女不开口说话呢？

　　答：这正是一苇这个版本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施粥时的范丹和返回时的范丹已经不是同一个范丹了，这也是民间故事在处理“成长”主题时常用的手法，死去会复活，离开会归来，复活之我和归来之我都已不是昨日之我，普洛普在分析民间童话时联系原始部落的成人礼印证了这一点，民间童话中的“死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仪式，死去的是昨日之我，复活的是今日之我，所谓的“自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施粥时的范丹，是还没有经过“成人礼”的范丹，哑女当然不会开口。

　　二、关于蔡员外的反应。

　　问：“来到蔡家庄，哑闺女看到他，从阁楼走下来说：‘爹爹，问佛的人回来了。’蔡员外叫住范丹，问他：‘范丹，我的事你问了没有？’”哑了十六年的女儿说话，这位父亲的反应，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你觉得真实吗？

　　答：我觉得这种情况太有可能发生了。睡美人不戴呼吸机能够沉睡百年，格里高利一早醒来能够变成一只甲虫，如果在故事中这些不可能发生，在哪里可能发生？我不知道这个故事里哪里有说这个父亲是你所谓的“正常人”，你没有看见过如此“淡定的美男子”吧？那么就来看一看吧。以上不妨当作玩笑（其实不是），下面尽可能更严肃一点儿。

　　首先，故事有主线、有次线，这个故事有一条以范丹为绝对核心的叙事线索，也是唯一一条线索，范丹的答案在此是更重要的事，读者（尤其儿童读者）更关心的是这件事，如果这里宕开笔墨去写父女抱头痛哭悲喜交加，反而耽搁了故事的流畅进程。

　　其次，考虑讲述故事的现场，对敏感的读者来说（比如你），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秀智力的机会，大约会忍不住插话：“老师，老师，哑女已经开口说话了。”老师就可以对他说：“你好聪明啊，给你一朵小红花！”然后不太敏感的读者也会发现：“是啊，哑女已经开口说话了，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老师就可以对他说：“你看，这个父亲一开始也没有发现，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一开始没发现吗？”然后你猜，孩子们会怎么答呢？

　　第三，父亲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仍然很淡定，故事的讲述者并没有讲明原因，这是讲故事人的取舍，这种取舍带来叙述的个性。故事中重要的并不只是被讲出来的部分，省略掉的部分有时也很重要。比如，我少年时期看布列松的电影《少女莫夏特》，看到少女自杀的场景，我还会质疑：“制作组为了省钱真是敷衍了事啊，自杀啊，演员都不带落水的，对得起观众吗？我眼睛都睁大了，就给我看少女滚过去的草地，就只是草地？摄影机在现场就只看草地？这真实吗？你就这么糊弄我吗？”等我长大了，我才懂得自己年轻时的粗鲁与狭隘，才明白这正是布列松的伟大之处。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一苇的叙述像布列松一样伟大，我只是说，请尊重作者的取舍选择。

　　最后，就算你完全不认同一苇的叙述方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也没有问题，不会有人强求你认同。我只是说明一点，民间故事的讲述中，经常会出现不可靠的叙事者，这是一个常见并且有趣的手法，我自己也会使用，有时用得好，有时用得不好，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在学习讲故事，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三、白老鼠的问题。

　　问：方城的版本是：他看见是一个小白老鼠偷吃他的米，眼看米少了，真是又痛心又恼火。他眼疾手快，猛跳过去逮住了小白鼠，不由气呼呼地说：‘我汗珠掉在地下一板四牙地费了多少手才挣来这点注，你为啥偷吃？’谁知白老鼠竟然不慌不忙地讲起话来：是如来佛叫我吃的，他说你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我的问题是，对方的描写，就像佛给了范丹一个考验，而你的，更像是老鼠听了一个八卦。

　　答：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我很想这样回答：“有的白老鼠就是爱捕风捉影，还爱预告人家的命运，劝告人家及时‘止损’什么的，就像现在有些公号一样。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白老鼠借佛祖之名所宣告的命运被克服。”但为了稍显专业一点，我换一种答法：

　　在讲故事中，这个白老鼠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提供了主人公出门远行的动机。童话故事有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在家——离家——回家。讲故事的人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想出了让主人公离家出门的千万个理由，有的合乎常情，比如白雪公主被追杀；有的不合常规，比如怪物史莱克的父母仅仅因为孩子长大了需要去世界上干点坏事了就一脚把他踢出了家门，这种粗暴直率，简直是讲故事中的离经叛道！那么讲故事允许离经叛道吗？当然，不然讲故事还有什么乐趣？

　　说回这只白老鼠，它给出的可还真不是一个粗鲁直率离经叛道的理由：一个八卦！有人会因为一个八卦而出发吗？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一个八卦有时足以掀动一场战争，让成千上万的人离家出发。回到这个故事，范丹到底应该为什么出发？为了一个类似俄底浦斯般的命运预言出发，当然可以。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八卦预言出发，难道就不可以吗？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得到真正的天启才开始踏上征程的。至少我没有，我小学时捡到一块砖，上面写着“文曲下凡”，从此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让我在必要的时刻可以放弃IT类的工作去中文系读研究生，让我现在读文学，谈论文学，并且创作文学。我一定是某些人眼里的土鳖和傻子，但是说到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上，比到哪儿更重要的是出发。不能抵达？继续出发。走错了路？重新出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民间故事（乃至文学作品）告诉孩子（和成人）的，像范丹一样出发吧，跟着心的声音出发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不知道前程会怎样？谁又真正知道呢？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一苇十年来的辛勤努力致以由衷的敬意，这真是一场不知抵达何处、不知前程如何的漫长旅程啊！但是不要怕，我们出发。

　　四、米升的问题。

　　问：你说说米不能满缸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后续交待？

　　答：这还用问吗？我相信孩子们都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不信你把这个故事读给孩子，问一问他。他也许会告诉你：“因为范丹厉害啊！因为范丹运气好啊！因为范丹赢了！”一言以蔽之，范丹逆天改命了，这个结局真是让人开心。至于为什么不再提白老鼠和它的预言，可以回到上面关于作者取舍的解释，也可以任性地答：不提那些嘲笑梦想、恶意贬低、代表命运妄作预言的人，是梦想家的慈悲。

　　回到故事补充两句：得是抱有多么陈腐的文学观念，才会认为开头挂在墙上的猎枪在结尾一定要响呢？从福楼拜在他的《包法利夫人》里肆意地大段描写那个著名的帽子时起，固定的成见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如果回到讲故事的早期阶段，还要更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呢！你尽可以到《金驴记》《巨人传》《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里去找你需要找到的“漏洞”，来作为你智力发达的证据，但是故事只会对你一笑置之。

　　五、范丹的叫化子身分。

　　问：方城故事，这范丹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人却很有志气，他不偷不窃，不乞不讨，凭力气开荒种地。乞讨不是好事，你知道的吧？我们讲故事里有人偷东西，当然也不能说真有人就去偷，说要饭的，也不是说真有人学着要饭，但一个人为什么要饭到十几岁，还要凭借要饭去娶妻生子，你的逻辑是什么？

　　答：我的逻辑就是，故事像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无所不包。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叫化子吗？有。叫化子可以有故事吗？可以。叫化子可以在故事中获得幸福吗？可以。叫化子应该在故事中获得幸福吗？应该。如果他们连在故事里都不能获得幸福，到哪里去获得呢？

　　何况，范丹是凭借要饭去娶妻生子的吗？我很怀疑你根本没有看见这个故事，是的，你的眼睛也许看见了这些字，但你其实没有看见这个故事。但愿你能到哪儿借一双慧眼吧（反正我不会借给你）。

　　我很快就要在清华出版社出版“八仙的故事”，其中铁拐李是个叫化子，蓝采和是个流浪艺人，汉钟离是个“天下第一懒散汉子”，韩湘子是个百无一用爱花人，张果老不知道自己怎么成的仙，简直是没头脑，曹国舅干什么都不快乐，简直是不高兴，这样一些奇奇怪怪的家伙可以成仙吗？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一个现当代文学博士，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当然可以成仙，我乐于见到他们成仙，就像历史上中国民间也乐见他们成仙一样。

　　六、关于二选一。

　　问：返回来问一个文本问题，你是故意不让范丹在自己和别人的问题中二选一吗？范丹的先，并不是一种善的选择，说话算数是很基本的，别人待他友善，不然怎么乞讨到十八岁。为何将善降格到只有个“先”的程度？先并不意味着重视。

　　答：我不反对二选一的叙述方案，这是一个很常见也很经典的套路，但是没有二选一方案的文本，也有许多。这里还是要回到作者的取舍问题。我个人觉得涂涂说的挺好的，这是范丹，不是雷锋，不必每一次都要范丹面对舍己为人的选择，这种基本的善，倒恰恰是孩子们伸手可及的。倘若处处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要求孩子成为圣人，怕是要像周作人所指出的，结果是把儿童培育成表里不一的“矛盾的人”。

　　七、关于努力的十年

　　问：我只是想问一下宣传推广中说的这样的努力的十年，存在吗？

　　答：一苇说“存在”。我愿意相信一苇的话。这样的努力的十年，它存在也应该存在，我为在中国当下存在着这样的十年而深感自豪。

　　我愿未来中国存在更多的这样的十年，愿有更多的写作者来讲述更精彩的中国故事，愿你们在孤独努力时能想起乐府，“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你们尽情地讲述，我们会认真地倾听，一起把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中国故事从被遗忘的荒原召唤回来，让它们闪闪发亮，走进更多中国孩子的眼睛，和心。

　　我们并不完美，万物皆有缝隙，但是光就是从缝隙照进来的。（歌手科恩语）

　　《中国故事》读后感(三)：我心中的中国故事

　　我心中的中国故事

　　文/一苇

　　要说为什么会对中国故事感兴趣，并立志为中国孩子建一个中国故事库，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

　　我是中国故事和唐诗喂养长大的。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是一块“扭纹柴”——扭纹柴砍歪刀，总是顽劣不驯顺，不能安静乖巧待在家里，总要哭闹，总要往外头跑。我的祖父眼睛得了白内障，接近于失明，无法到田地劳作，只得在家带孩子。为了把我稳住，祖父说：“阿燕，不要哭，我给你讲故事。”

　　祖父开始讲故事。故事里另有一个世界，非常神奇。我被迷住了，渐渐安静下来。

　　我至今记得他讲的故事，他讲的《太阳山》不叫太阳山，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讲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又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讲罗隐，罗隐很神奇，生成个乞儿身，却长了一张皇帝嘴，金口一开，说什么是什么。有一回，罗隐肚里饥饿，向农夫讨一碗面条吃，一言不合，农夫把一大碗面条倒入水稻田去，罗隐诅咒说：“变牛蜞！变牛蜞！”（牛蜞是芦村话，即蚂蟥），大碗的面条一下子全变了牛蜞，从此水稻田好多牛蜞。我觉得罗隐有意思，于是乎，有段时间，我一味缠着祖父讲罗隐。

　　稍稍大一点点，懂得给祖父捶背，时时牵了祖父的手，带他沿江边的堤坝散步。祖父一路走，一路给我讲封神榜，那可是整部的《封神榜》。他讲到姜子牙倒霉，只得去卖咸鱼，咸鱼淋了雨水，竟一条条活过来，泼啦啦顺着雨水，跳到河里去。姜子牙亏了本，又去卖豆豉（芦村叫豆士），豆士又淋了雨水，竟一颗颗发出芽来。姜子牙又亏了本，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他老婆正扫狗屎呢，见他没带钱回家，手举一扫帚狗屎，劈头盖脑打将过来，把那姜子牙赶出家门去。姜子牙没法子，只得顶一头狗屎，去渭水钓鱼。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一钓，钓来了周文王。我爱极了姜子牙，每日央祖父讲他，讲了一遍，又讲一遍。

　　童年时光丰裕漫长，与祖父相伴的那些日子，我蒙昧混沌快活无忧，一点儿也不急着长大，甚至于不知道自己将要长大。

　　后来祖父去世，留给我的，是一本没皮没面的《唐诗三百首》。长大后这些年，我在想，也许我爱文学的根芽，源于我祖父讲的故事，而它得以继续生长，与后来许许多多的夜晚，独自窝在柴草堆里读唐诗有关。

　　后来长大成人，我结了婚，肚里怀着孩子。那是2004年的岁未，我上市图书馆借书，顺手借回来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选》。我想要重温祖父讲过的故事，重温故事里那些迷人的情景——阿弟拿煮过的谷种播种，整块田只长出来一株巨大水稻，结出来的谷穗非同凡响——每颗谷子长得与大石榴一般大。阿弟看着好欢喜，他在田间搭了个茅棚守着。一天傍晚，突然飞沙走石，天边飞来一只大鹏鸟……我想看这些。我还想读到那个水手神奇的大海奇遇记。我还想看罗隐开金口。

　　然而，我没能找着那些故事。那本书做得粗糙简陋，故事大多只有个梗概，干巴巴没有细节，字句读着毫无趣味。那时，孩子的父亲也拿起那书，翻开来读，读到《牛郎织女》那一篇，他皱起眉头，狠狠把那书损了一顿：“好端端的民间故事，给整成这样，又土，又呆，又是大道理，又是阶级斗争，这样的书要拿来给小孩子读——哈哈，果然愚民政策要从孩子愚起！”

　　他是工科生，却喜欢文史，又是个地道的愤青，脾气素来火爆，说话一向难听，他好为人师，尤其喜欢教导我。

　　我不与他一般见识，只是虚心请教：“那你说该怎么办？”

　　于是乎，那会儿，他把书合上，给我指出了此生的伟大事业：“黄俏燕，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但我们总可以做件实事吧——人家德国有格林兄弟，哥弟俩花了几十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德国民间故事，到现在你还借来读呢。我们夫妻俩，不如学学他们那样子，花个几十年，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

　　我欣然同意，当即拟定书名，说等那书做好了，就叫《中国故事》。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我整理的，总不会比那书差吧？

　　我本是个傻子，是说了做什么事，就要去做什么事的。而他却是个懒汉，时常天马行空，话说得好听，却久久没见动静。有一回，我催他写文章，他对我说：“你别指望我，我这人志大才疏，凡事懒得动手——你自个努力啊！”

　　没多久，我们生下孩子。从前自由散漫的两个人，一下子，被卷入琐碎忙碌的生活中。上班，下班，手忙脚乱地养育孩子。几乎每一天，都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吵架，又和好；又再吵架，又再和好。我和他，一次一次地吵架，又一次一次地和好。这样到了2010年，孩子五岁了。那年暑假，我们去神农架旅行，他意外离世。曾经想过要做的许多事（包括这中国故事），还没有着手做，他永远离开了我。

　　那个不幸，如此突如其来，我仿佛被一记闷棍打中头颅，悲痛深切得有如陷身地狱。头脑时常一片空白，心却疼得没有知觉。我不知如何安置自己。我手足无措。有时走在路上，会突然摔倒，粗粝的水泥地擦破了手掌心。

　　然而时光却一日接着一日，继续流逝。我忙孩子，忙工作，日复一日，陷在孤独深痛的处境里。仿佛陷身于水井。我让自己深呼吸，一次又一次深呼吸，试图尽力去理解生命的残酷与无常。有一天我抬起头，透过婆娑泪眼，看他的照片。他在那相框里，永恒地微笑着。我发觉我并非两手空空。他仍然在我记忆里头微笑。而他那天说的话，我也仍然记得。

　　“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不如学学格林兄弟那样子，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

　　我对他说：“好。”

　　我想，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可以着手做了。如果我面前是海，是苍茫无边的弱水，我正可手造一只航船。等船造好，我或许便可扬帆起航，远离那些悲痛的日子。

　　于是开始买书，每周上图书馆，每日在网上查找中国民间故事的资料。我读到钟敬文先生《中国民谭形式》，有45个中国类型故事，于是抄下来，做成我的第一份整理目录。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心想有了目录，就可按图索骥，一篇接一篇写下去。我先述写童年时代听到的《狗耕田》、《老虎不怕就怕漏》和《燕子报恩》三篇。

　　可是啊，写下来后，我发现，我的文本完全不能符合我的理想。差得太远了。简直不能读。我不能明白，为什么记忆里魅力无穷的故事，我写下来竟会成为垃圾。

　　我从小写文章自娱，2004年开始写童话，到2010年底，写童话也有六年时间。我对我笔下的作品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恶劣的评价。至少得过得去。过得去，也就是说，故事和文字都要好。“好”，又是什么概念？那是说，我自己读下来，至少感觉赏心悦目。

　　我为什么写文章？如果这其中没有巨大的幸福，我写它做什么。我写下一个作品，那是因为我想要这个作品。我创作，然后我阅读。我做出了一个真正好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骄傲。我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写出来，自己满意就好了。

　　那天我去印试卷，顺便打印出《狗耕田》的草稿，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孩子入睡后，我拿《格林童话全集》起首第一篇《青蛙王子》与《狗耕田》的草稿对照着读。我念一遍《青蛙王子》，再念一遍《狗耕田》。差太远了，格林兄弟的《青蛙王子》，那是一件艺术品，故事语言与故事情节流转的韵律，都接近于完美——语言是音乐性的，故事有内在的调子，一切都蕴涵深意。

　　我自卑得差点想要放弃。是中国故事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但是，再念两遍，我渐渐触及了故事的内核，我发现了问题所在——与格林兄弟相比，我故事做得不够好，讲故事的语言也不地道，因为这致命的两点，我写下的故事，灵魂未能呈现。没有灵魂，也就没有魅力，也就无法赏心悦目，也就不能打动人心。发现了这一点，我重新获得了工作的信心，我深信，中国不是没有好故事，只是没有像格林兄弟那样用心的整理者。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于是我想，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朝这两个方向努力：先做好故事（人物、情节与意象），再修炼故事语言。直到故事的灵魂在述写中显现。

　　先是故事，怎样才算“整理好一个故事”呢？我这么想，但凡流传广远的故事，它一定是在无数民间故事家的讲述中存活的。能够存活，就已证明它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它必然精彩而富于魅力，有其独特的趣味与深邃的内涵。我小时候听到的，也许只是故事的一鳞半爪。那一刻，我内心灵光闪动，我想要去捕捉故事的灵魂。

　　如果说一个文本至少可以提供一鳞半爪，那么，当我找到足够多的文本，我就能捉住灵魂，捉住了我再不放手，我要全力以赴，倾我所有，把它述写出来。

　　于是乎，我去查找狗耕田的故事，我买回来各式各样的故事书，网络上也能找到一些资料，东莞图书馆的书籍虽不完备，但也还能找着有用的。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开始专门针对一个故事做笔记，我抄下不同文本的精彩部分，慢慢揣摩，试着把故事的鳞爪整合起来。果然，这么一来，故事有了内在的完整，这时，我再次述写它，发觉它在我的笔下活了过来。写好，我再次把《狗耕田》讲给孩子听，孩子被深深吸引。我一遍遍讲，每讲一遍，他都喜欢听。我再尝试给别家孩子讲，果然也都爱听。

　　然后我做了最后的修整，《狗耕田》完成了。

　　接下来，我以同样的方法，述写《燕子报恩》和《罗隐的故事》，写完我深感满意。就这样，我的《中国故事》，一篇接一篇写了下来。

　　这件事进度很缓慢，有时候，整理一个故事，但是没能找到足够多的文本，我会暂时放下它，告诉自己应该静待机缘。我一再告诉自己，写得快，不如写得好。如果不能把此事做好，我写它做什么呢？

　　2014年，我获得到西联小学支教的机会，任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并担任班主任。我在班上设了一节故事课，每周至少给全班讲一个故事。因为接触到更多的孩子，我抓住一切可以讲故事的机会，真刀实枪，给各式各样小屁孩讲——十来岁的孩子，八九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乃至更小，三四岁的孩子。要吸引住他们，要让他们安静待着听下去，要给予他们美妙的故事时光。我知道故事必须迷人，要生动有意思。而讲故事的语言呢？我也慢慢知道了。小孩喜欢细节，喜爱如在眼前的动作描摹，喜欢绘声绘色的对话讲说，喜欢真切有情的内心想法。

　　是的，讲过故事我就知道了，小屁孩他们不爱听“小鸡崽哭着走回家”这样的概括叙述，他们要听“‘吱呜呜~~吱呜呜~~’，小鸡崽一边走，一边哭。眼泪"滴滴嗒嗒","滴滴嗒嗒"，落在路边一坨牛屎上。”

　　只要我这样讲，小孩儿就不会走开，他们会缠住我，一味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啦？”

　　我讲呀讲，然后写呀写。

　　也是2014年，我读到了刘守华老师的《中国民间故事史》，这本书让我顿感眼界大开，我在书中读到更多地道的中国故事，我以书中获得的知识，重新做了一份中国故事目录与框架。我想，等到我把这份目录里的故事述写完，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就大致可以说做好了。

　　我顺藤摸瓜，到网上书店买下刘守华老师所有的书，每一本都让我极其欣喜。阅读《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时，我对书中写到的“两法师斗法”深感兴趣，可是寻遍能找到的资料，都没能找到这个故事的文本。于是我托武汉的朋友，找到刘老师的联系方式。我鼓起勇气给刘老师写信。刘老师真诚地回一封信，并慷慨寄来他珍藏的书和资料。由此我得以与刘老师交流，获得专业而智慧的指引。

　　我自从开始述写中国故事，只感觉唐•诃吉德附体，仿佛独自一人面对虚空作战。我嘲笑自己“傻人骑劣马，独战大风车”。嘲笑过后，又继续发傻，继续写下去。因为工作繁忙，孩子也很操心，我陀螺一样转，有时候，整整一天，我挤不出半个小时来做这件事。那些整天写不了几个字的日子，到得夜晚，终于辅导小孩写完作业，我累得像块豆腐，全身乏力，只想倒下去，像豆腐一样躺着不动，再也不去为什么而努力。面对书桌上那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想到面前永远是中国故事的汪洋大海，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眩晕，觉得疼痛忧伤，抑郁弥漫心头，布满全身。

　　刘老师鼓励我，说“滴水穿石，有志竟成”，又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渐渐从我述写的那些民间故事中获得力量，是的，一切心力都没有白费，我述写《范丹问佛》，我从那个故事中获得至深的启示。人生路上，步步行去，就这样行走吧！就像范丹一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与刘老师述说我对中国故事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改写”并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如果一个故事我只能找到一个文本，像《龙井与水精》，像《布花公主》，我读了故事原文，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生动迷人地把它述写一遍，这可以叫作“改写”，改写一个故事，某些细节是出自我手笔，但整个故事，与原文本是接近的。

　　但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并非如此。比如说，我做《梦神仙》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在神州大地处处流传，它有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我努力找到这个故事的种种文本——有的故事讲得精采，有的平淡，故事情节不完全一致，多数时候枝节蔓生——但是，只要我能看到足够多的故事文本，我就能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核心，捕捉到这个故事的灵魂——然后，我用我的语言，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述写下来。这个类似于捕捉蝴蝶（用蝴蝶比喻故事的灵魂也许不够恰当。它们有时是林中的黄鹂、山野的鹿、云中的龙）的过程，我把它称为“对一个故事的整理”。

　　涂志刚先生与我说，我的工作说是“改写”不恰当，说“整理编写”也不适宜，更好的说法，也许应该称为“述”。他说：“夫子述而不作。你尊重故事本身的生命，用心捕捉故事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述说故事。你不新编它们。这不正是‘述而不作’么？”

　　这话说得真好，我也真喜欢夫子。孔老夫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每每感到虚弱难过，总会以这句话勉励自己。所以，我听从涂涂的建议，不再署名“一苇整理编写”，从此署“一苇述”。

　　这本书得以写成，首先得感谢刘守华老师的帮助，感谢述说故事的民间故事家、辛苦搜集故事的记录者、研究民间故事的专家和学者。没有他们写成的故事文本和研究资料，我根本不可能述写这些故事。

　　另外，我感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雨荷，曾寻遍吉林的小书摊，给我寄来厚厚一摞民间故事书。天涯网友画蛇者说，在我艰难跋涉的生病的日子，给予了温暖智慧的关注与陪伴，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感谢我的孩子，他总是故事的第一个小听众。最后感谢老郑时常在家烧饭，并承担大部分家务，让我拥有难得的时间，用以述写。写到这里，我想说，无限感恩。

　　是为记。

　　《中国故事》读后感(四)：乐府文化的《中国故事》，游走在抄袭和缺德边缘

　　今天读到了刘守华老师写给《中国故事》的序言，心中十分感慨。

　　君子可欺之以方。刘守华老师虽然不懂亲子教育的火爆市场，不懂新近流行的情怀营销，虽然被一个讨巧卖乖却无诚意的后辈攀附裹挟，被投机童书商消费利用，却仍然没说一句过头的话，褒奖的只有动机，对文本不置一词，却为民间故事改写结结实实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挺好的序言，足以令人知耻。

　　但指望涂涂和一苇这两位惯于乞讨的范丹知耻，似乎也是奢谈。

　　刘守华老师在《中国故事》序言中说：但得其神韵的民间故事改写，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接受读者赏析，吸收批评意见后才能臻于完美。

　　然而涂涂和一苇等人是如何对待批评意见的，有目共睹。

　　在与我的辩论中，一苇老师虽然做到了油盐不进，却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水准。

　　因为豆瓣的排版比较单一，不利于阅读，我就直接附上三篇文章的链接吧：

　　1，中国版“格林童话”，只是一个货不对板的中国谎言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8601934744518&mod=zwenzhang

　　2，致一苇老师：范丹乞讨米不能满升，可你们的众筹满了啊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9898142421594&mod=zwenzhang

　　3，自己脸都不要，如何教育儿童？一竿子打翻童书圈的破船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95439820442530&mod=zwenzhang

　　《中国故事》读后感(五)：有什么东西在《中国故事》里复活

　　有一阵，我觉得应该给这个每天念叨着海绵宝宝、小猪佩奇、超级飞侠的孩子看点中国动画，当然，天天在电视上巡回演出的熊大熊二除外。我也觉得，应该给她讲点传统的中国故事，让她知道在吧啦吧啦小魔仙和苏菲亚公主之外，还有田螺姑娘、月中嫦娥和东海龙女。

　　我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九色鹿》，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这都是经典的然而画质已经有点糟糕的动画片。而在故事书方面，还真没有太多发现。仅有的就是台湾汉声出版社30多年前出版的一整套《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收集了362个故事，一天讲一个，一年正好讲完。

　　后来，看到“一条”在众筹《中国故事》，果断参与。因为喜欢“中国故事”这个书名，也被作者一苇花几年时间整理重述中国故事的虔诚所打动，以及，先睹为快的《范丹问佛》。我喜欢这个故事的自然和质朴，而且，它带来了一种奇妙感受，好像小时候的什么东西在故事里复活了。

　　一个月后收到书。看了几篇后，各种记忆纷至沓来。想起童年时每到年初一晚上，妈妈总要念叨，今晚老鼠嫁女儿，早点关灯睡觉。她说小时候最怕经过村里某个拐角处，因为那里的房顶上坐着一个长竹竿鬼，专门吓唬路人。而我小时候最怕的是口口相传的“水鬼”，据说它一个晚上要跳十八口塘。那些淹死的人，都是被水鬼拖走了……

　　我很羡慕一苇，她有一个装了一肚子故事而且极能讲故事的盲爷爷。他讲罗隐生成个乞儿身，却长了一张皇帝嘴，金口一开，说什么是什么。他讲姜子牙倒霉，只能去卖咸鱼，咸鱼淋了雨水，竟一条条活过来，泼啦啦顺着雨水，跳到河里去。

　　回忆起来，我小时候似乎就没碰到过一个特别能讲故事的人。或许，讲故事在那时已经成了一种快要失传的技艺，或者，电视时代的到来，代替了这一最古老的娱乐方式。不过，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还是会知道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因为当时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书。所以，我看《中国故事》，觉得大部分的故事似曾相识，小时候肯定读到过，不过记忆只剩一鳞半爪了。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读《范丹问佛》时会有一种类似于“复活”般的奇妙感受，包括拿到书后的阅读过程，这种奇妙感受一直伴随。复活的不仅仅是小时候读到过的故事，还有故事带来的中国民间气息———我们曾经熟悉然后遗忘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将“气息”上升为“精神”，不过，精神这么形而上的词汇，还是留与专家学者去解读，而气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就如乡村的炊烟与薄暮。

　　读到《十兄弟》一篇，惊叹于民间夸张的想象。兄弟几个想烧鱼吃，没有柴火怎么办？这时老八来了，老八是个大脚板，听说没柴呵呵直乐，他前天上山打柴，脚底板扎了一个刺，正好可以挑出来当柴火。他往脚底板一挑，挑出一棵大椿树。不一会儿，鱼烧熟了。老九是个大嘴巴，他说先尝尝这鱼香不香。他只尝了一口，七八十斤鱼还不够塞牙缝呢。老十看鱼没了，气得直哭。他是个大眼睛，一哭不得了啦，大雨滂沱，发起大水……

　　读着读着就想起以前采访过永康一个唱鼓词的盲艺人，他叫李世林。敲着一面小小的牛皮鼓，打着两块竹响板，他给我唱了一个小小的滩头，他说是类似于《笑林广记》里的东西：“敲起鼓板响堂堂，杭州出了个大姑娘。杭州城头当凳坐，钱塘江来当浴堂……鞋头尖，当戏房；鞋后跟，当戏场；中央一个大名堂，还要摆十桌贺喜酒，还要摆九场赌博场……”这个杭州大姑娘，和那十兄弟异曲同工。

　　相对于“鼓词”，李世林更喜欢说自己是“唱故事”。他说，故事唱得好不好，要看你会不会“化”，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形象生动。他12岁学艺，出师后就拄着拐杖，开始了走乡串村唱故事的生涯。他的肚子里，装了几百本故事。

　　在从前，有许多这样专门唱故事的民间艺人，还有更多田间地头的故事高手，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出了浩瀚如海的民间故事。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故事得以流传。

　　一苇也成了像爷爷那样讲故事的人———在这些故事长达N年没有被讲述之后。她是小学老师、儿童文学作家。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发现小时候活灵活现的民间故事，到了书里变得又土又呆。2010年，她开始重述中国故事。然后，发现自己掉入了中国故事的汪洋大海。潜泳6年，有了这第一本《中国故事》。

　　卡尔维诺曾说，“当童话还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存在时，尚没有年龄的分别，一则童话只是一个奇迹故事，其中满是那个文化时期所需要的粗俗的表达方式”。一苇重述的《中国故事》显然有了年龄的分别，她把读者定位为孩子。除了保留了民间故事的精髓、质朴的气息之外，她“化”出了适合于当下、适宜于儿童的表述方式。

　　有些故事深深让人喜欢，比如《蛤蟆孩儿》。故事的结尾，小蛤蟆变成了骑白马的少年，他跑得风一样快，在赛马比赛中得了第一名。整个草原连带着花和草都在为他喝彩，可是他四处张望，却找不着小公主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乎，这热锅上的蚂蚁骑着白马，跑呀跑，跑呀跑，一路跑回到那丛洁白的野百合前。

　　美丽的小公主正在野百合花下哩，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那件皱巴巴的蛤蟆皮衣。” 而比较适宜低幼孩子的《老虎不怕就怕“漏”》《咕咚》等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讲给女儿听了。我希望，她的童年不缺乏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读后感(六)：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故事写一个序/韦苇

　　为中国根深蒂固的故事写一个序/韦苇

　　当国外儿童文学作品如潮水一般向我国的孩子涌来，孩子们的思维就被多侧向打开，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科学和物质的世界性已经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中国的孩子要适应今天的世界潮流，从这潮水般涌来的作品中择出一部分来阅读，就是一种必要。封闭就意味着落伍。然而正因如此，我们需保持一份清醒：中华民族的文化根系是埋扎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祖祖辈辈是黄河和长江的水与神州大地的土地滋养长大的。我们只有把双脚稳稳支撑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切从这里出发，才能向世界辐射我们的影响力。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把人文情怀的根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嫦娥”这个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来命名我们自己的绕月人造卫星，要以“嫦娥”的头脑、感知和眼睛去获取月球表面的三维立体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的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度和地球至月亮的空间距离。那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连关于“嫦娥” 这个神话人物都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数典忘祖的人，注定是失根的人，很难拥有心灵深处的慰藉。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把人文情怀的根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像一苇这样来给孩子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讲我们的老祖宗用神思、梦幻的方式讲出来的故事，讲在中华民族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祖先的想象力一点也不弱于在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居住的人们。我国民间流传的故事，更多经受过极具民族个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情感的浸泡，于是，一苇书中这些从我国传统超验故事中采撷的童话有着与法国的佩罗、德国的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很不相同的价值。价值的不同不是价值的高下。不同文明中产生的故事有着平等的价值，有着平等的重要性。正如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动物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所有成员的遗憾和深痛。

　　像一苇这样的取传统幻想故事来进行创写的工作，早在19世纪中期，后起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就做过了，他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在想象力的指引下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呈现”；20 世纪儿童文学理论的经典作家李利安·H·史密斯在她的《欢欣岁月》里这样肯定霍桑这份创造性工作的意义：“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对这些古老的故事进行了细致而迷人的雕琢，使得阅读它们成为一件有趣的事情。”使阅读成为有趣的事情，对成人尚且重要，对孩子的重要性就更不言而喻了。一苇创写的这些传统超验故事就紧紧扣住了“有趣”。有趣就有了可读性，有趣就有了阅读魅力，有趣就有了传播动能。孩子接受这类文学，不一定是需要民间故事的原生态，只要在保存中华民族幻想创造力神髓的前提下，不胡乱戏说，按照儿童文学的创作规律进行重写，就是一种必要。譬如，济公和飞来峰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对一苇故事的阅读，来亲近活生生的济公这个传奇人物，又同时获知杭州飞来峰的地理学知识，这就够了。

　　儿童文学就是要有趣，一苇很懂这个道理。做到有趣，就是把握住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真谛。

　　这些故事蕴藏着强健的民族生命内涵、真实的想象力，及由此产生的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孩子们在其中获得的体验和满足是那些纯粹为儿童虚构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不能给予的。那么，这些故事也就有了不可替代性。

　　李利安说，孩子阅读这样的故事“就像成年人阅读《战争与和平》或者《李尔王》，总是无法替代的事情”。

　　善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创作营养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比较聪明的。即使如林格伦这样标志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成就的作家，我们细细去探寻她的创作，也到处可以发现经过她消化的民间文学营养元素。

　　所以，我国泰斗级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就从自己丰富的文学体会中结晶出了这样一句箴言：“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

　　顺着这条大道，一苇一定能走进读者，赢得孩子。

　　（韦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导师。）

　　《中国故事》读后感(七)：突然我就不想买了

　　知道“一条”，是因为家具。那个时候家里装修，无奈囊中羞涩，只好去看，在我比较中意的两个牌子里，其中一个就是“一条”，另一个是“失物招领”。

　　后来一条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我还气愤难平，认为这是对工匠精神的亵渎，所以取关了所有与一条相关的公众号或者app 。

　　不过一条精选的商品真的不错，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观，而我又喜欢买一些好玩的小东西，结果就看见了这本《中国故事》的众筹活动。

　　其实众筹的文案内容我并没有怎么仔细看，大概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花了很多年为了一个很美好的理由，搞了这么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就要出版了。

　　既然这本书就要出版了，为什么众筹后还要等很久才能够收到呢？

　　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挂着旗子喊建设的猪头羊头生意。出版社出版商投资人觉得有卖点，但是也确实作品没什么信心，所以就搞这么一个跟诈骗短信似的活动，由一条做这个肉案子，使劲搞点钱。

　　不过对我而言这真的是无所谓的，158块钱，就当我志愿脑残含片经销商了，况且书的装帧和设计看起来还不错。我重新打开那条链接，还是潦草的浏览了一遍。里面讲了一个《范丹问佛》的故事。

　　故事是给小孩子看的，内容很简单：范丹想要节约致富，却发现省下来的米被老鼠偷吃，老鼠告诉他佛祖不许他发财，于是他去找佛祖理论。路上路过员外家，土地公庙，通天河，他帮助这三个人问了三个问题，却没有机会问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他回去，因为有诚信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文章的结尾，很哲学的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这句话郭德纲先生说的最多，他的人品算是比较差的。当然，比这群出书的人要高尚的多了。

　　因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主人公范丹在故事里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他只是信守承诺而已，和文末的道理究竟有何联系，真是令人费解。时代改变了，我的童年时代听这样的故事，我的父母还告诉我要做一个好人。可是这样一个并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现实幼稚矫情写法上效仿《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文翻译版叙述方式说是中国故事其实是文艺作品改编还强加道理坑害小孩子的还得提前花钱买等着回头发出来书，意义何在？

　　我宁愿让我的孩子去看《冰与火之歌》，也。。。。。。

　　哦对了！我没有孩子！

　　《中国故事》读后感(八)：我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故事

　　我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故事

　　一苇

　　《范丹问佛》这个文本，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这样讲。

　　一、关于哑女的处理

　　很多文本中，哑女原先没有出场，但是我的文本，写哑女施粥。

　　让哑女出场，为范丹施粥。后头范丹回来，哑女在阁楼看见，走下来说：“爹爹，问佛的人回来了。”我认为这样呈现故事蛮好的，为什么呢？正因为范丹开始了他执着的寻问、追索，并在这寻问追索的过程中始终心怀善念，他的世界因此发生改变。哑女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改变。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讲，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讲述，都会有微妙差别，这些微妙的不同，源于讲故事者对故事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关于蔡员外的反应

　　哑女开口说话时，很多文本写了蔡员外的反应。但我省略了这一点。

　　我当然也可以讲蔡员外，说他觉得惊讶，再描写他的心理，然后再与范丹说话。但是，讲故事这件事，其实也与写小说一样，你可以不把所有表情、心理、话语写出来，听故事的孩子完全可以想像，现在的述写方式，正是在与孩子们讲故事的互动过程当中确立下来的，在这之前的初稿，恰恰有对这位父亲的心理描写，但实验的结果，是这打断了孩子们听故事的乐趣。

　　三、白老鼠的问题

　　有些文本，白老鼠是佛祖派来的。我没有写白老鼠的来历。

　　我觉得好的故事，有想像空间。白老鼠如何听见的，我没有讲，这有无数想像空间。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无须实写，倒是后头，必须让范丹见到佛爷，而不是当值罗汉。

　　范丹必须见到佛祖，我认为这很重要。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这样讲。见不到佛，就不能叫范丹问佛。

　　另外，关于佛爷打卦问事，我到山上玩，山上有寺庙，佛前就有人在打卦问事。

　　有些版本讲白老鼠是佛爷派来吃范丹的米的，我不实写白老鼠是怎么知道的，尤其不实写它是佛派来的。白老鼠，在我心中，是个有点神秘的意象，鼠从来是它自己，鼠不是仆人。

　　四、米升的问题

　　米不能满升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后续交待？

　　关于米不能满升，那是范丹原先的命。但他后来改变了这个命。所谓人的命运，可以因积福、积德、或做其他有益于人的事而改变。这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信仰。

　　米与钱财一样，都是象征。

　　五、范丹的叫化子身分

　　有些版本，这范丹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人却很有志气，他不偷不窃，不乞不讨，凭力气开荒种地。我的版本，范丹是个穷叫化子。

　　我给朋友的回应是：故事自有世界观，故事自己呈现它的思想。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灵魂，我努力尊重这一点。

　　范丹绝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穷叫化子”是一个故事意象，正如“长工”是一个故事意象一样。我直觉“叫化子”这个意象与范丹这个人物更契合，你不要笑哈，真是这样的。我读过另一些范丹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范丹确乎是个穷叫化子，他不是长工。金庸的洪七公，也是叫花子啊，你能说他游手好闲？

　　昨天我朋友果子与我讨论，她说范丹都十八岁了，还讨饭，不去干活，这样给孩子讲故事有没有问题？这真不必担忧，我给学生讲范丹，孩子们都爱范丹的，他们才没想这么多呢。故事开始就说了，范丹没有父母，孤苦零丁，一个孤儿没大人照顾，只能去讨饭，孩子们都很同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长大了，生活也只是惯性般过着，然后他看到别人成家立业，也想改变一下——作为一个穷叫化子，他能想到的，就是把讨来的米装入米升存起来，这情节流转顺理成章。

　　我想，孩子听了这个故事之后，绝不会想要去做游手好闲的叫化子的，我很相信小孩子有理解故事的能力。我曾经问我的学生，喜欢不喜欢范丹，觉得范丹这人怎么样，我还记得李申奥小朋友说：“我喜欢范丹，因为他说话算数，对人又很友好。”我觉得有理，于是拿这个故事上班会课，给学生讲诚信、友善之重要。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永不过时。

　　我深爱范丹，爱他浑然天真。

　　我故事中，范丹原先是叫化子，没错，我选择这么讲的。担心孩子世界观受影响的家长，我再次表示，我用人格保证，这没有问题。这个故事，乍一看，有人觉得它宣扬宿命论，或者不劳而获。我要说，恰恰相反，不是的。

　　我之所以一再讲这个故事，不仅由于我认为当代孩子需要听这个故事，而且也因为我自己，我真真切切需要这个故事。

　　如果范丹一开始就在努力，却“命中注定八合米”，这才不合逻辑，也不公平。如果这样讲，我以为，他后来命运改变就不大说得通，这个故事的主旨也会削弱。

　　正因为范丹原本是叫化子，叫化子不劳动，只乞讨，所以“命中注定八合米，不能让他积满升”——说是命吧，有原因的。他看到人家娶妻生子，也想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情，穷则思变。没错，他也看到人家劳动，可是他没有去劳动。这是惯性，也叫浑然不觉。之所以故事没有讲他看到他人劳动，只让他在这惯性中浑然不觉，因为这就是范丹啊。这就是独一无二的范丹。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他不是旧社会的被剥削的长工，也不是外国那个给人补鞋的孤儿。他就是范丹。一定要范丹一开始就工作，那他不是范丹，命中也不会只有八合米。好了，这个问题，说到这里。

　　六、先人后己，范丹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很多其他文本里面都有二选一的选择题——问别人的事还是自己问事，只能选一样。选了替人问事，就不能问自己的事了。我的故事中没有这道选择题。

　　我有意淡化了这个问题。

　　佛爷问他：“你问自己的事，还是问别人的事。”范丹说：“先问别人的事。”这就够了。

　　范丹并不是有意识地先人后己啊，你又怎能在文本最后将这个行为归纳为善呢？

　　这个问题，我还是用我学生的话来回答吧！

　　有学生说：“我喜欢范丹，他说话算数，又待人友好。”又有学生说：“我觉得范丹比唐僧强，唐僧把人家的事忘掉啦！”有个聪明的女孩儿，这么说：“老师，我觉得范丹很棒，故事里其他人都第一时间关心自己。”

　　七、我的文学水准

　　文学水准这事儿，见仁见智吧。我认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对于文学，我有自己的理解。《范丹问佛》的文本，有人说我的初稿比定稿好，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定稿的这个文本还是不错的，虽然远不完美，但范丹这个故事适合这样写。在我心中，这篇作品天然纯朴，返璞归真。

　　《中国故事》读后感(九)：中国故事书评

　　中国故事，如果按照更为通行的叫法，或许应该被称作民间故事。

　　在整本书里面，第44章，老虎向猫学本领是我最喜欢的文章，其中老虎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虎，因为猫教了他本领就以为自己就是山大王啦，然后就想要杀了猫，因为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任何人比他还要厉害了。在他想杀猫之后他就去找了猫。 猫还有一种本领，叫爬树，他没有教给老虎，所以当老虎要杀猫的时候，猫就爬上了树，老虎就吃不了猫了。 我认为这个故事里面老虎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虎，猫非常的机智，因为他知道老虎的本性，所以他没有将自己最后保命的绝招教给老虎，同时也知道了老虎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动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一定不能忘恩负义，因为在你忘恩负义的同时，别人都在看着。别人对你的信任，也会灰飞烟灭。

　　同样的故事，还有，中山狼等等……

　　整个中国故事用一种不同的形式，向我诠释了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故事》读后感(十)：像我祖父那样讲故事

　　像我祖父那样讲故事

　　文/一苇

　　一 理解一个故事

　　做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之前，我写童话。

　　最初几年，因为写着玩儿的，几乎不曾想到读者，在童话上我作过多种尝试——几乎一直在尝试。那些作品有些不够理想，有的较为满意，比如《独角兽的春天》，比如《花语》……写作它们，其实与写诗相似，那是一种无法遏止的内心赤诚的歌唱。它们是我创作的作品，生成于个人的心胸，落实于自己的笔下。

　　童话并不等同于故事，但童话里头必定有故事，童话里的故事是我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么说吧，《独角兽的春天》的独角兽，《花语》的老木匠，这些意象，他们是一部分的我自己。

　　民间故事不是这样。一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它不是某一位作者的个人作品。当然，追踪溯源，最初的最初，它肯定产生于某位故事创作者的心胸，但有一点至关重要，这个故事在讲述出来后，在另一些人的心胸激起了共鸣，不断有人接过故事的接力棒，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中国有悠久的讲故事的传统。这一传统并不太遥远。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是从民间口口相传的讲故事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至少在清代，说书还是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说书的盛行不但培育出才华横溢的说书人，也养成高水平的故事受众。这些人群使故事不断生长、渐趋丰盛，投身于故事的下层知识分子把中国白话小说推上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与《红楼梦》不一样，《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不完全是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的个人成就，很多证据表明，它们育成于民间，是无数说书人的智慧融铸而成的。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一个故事，它在民间悄然生成，在无数故事家的讲述中持续发育，每一个有才华的讲述者——只要不是照本宣科照着书念，他都会往故事投入他自己。投入什么呢？他投入他对生活的理解，他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他在讲故事时，融铸了独属于他的讲故事的技艺。江帆教授这样描述民间故事家谭振山：“他讲的故事，质朴、优美、清新，动听处，举座痴迷，行家叫绝……谭振山不属于那种墨守固有讲法、带有极大转述性质的‘纯传承型’，他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他在传承故事中，对故事文本所作的取舍、筛选、优化、加工证明了这一点。”①

　　读江帆教授对谭振山的描述，我想到我的祖父，我目盲的祖父，我以为，他与谭振山相似，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

　　一个故事经历无数故事家讲述之后，融汇众长，最终成为它自己，拥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是的，无论它出现在何处，你总能一眼认出它来。不管有多少种面貌，它就是《范丹问佛》，它就是《狗耕田》，它就是《罗隐》。万千人讲秃尾巴老李，万千种讲述方式，然而它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秃尾巴老李。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故事活生生存在着，它们轮廓突出、个性鲜明，像真正的艺术品一样，拥有比我们的肉身更长久的生命力。中国的民间故事，因为长期受中国农耕文化滋养，与中国民间的信仰、生活哲学、风俗习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那些故事，它们是我们的文化血液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国故事《范丹问佛》、《幸运儿》与格林童话《有三根金头发的鬼》相比，你会发现它们蕴含着舍与得的智慧，做好事积德能改变命运的信仰，还有，如《道德经》所言，像婴儿般浑厚天真的人，无论在怎样险恶的世间都会毫发无伤。而《有三根金头发的鬼》虽然有着相似的故事结构，但它所呈现的文化意蕴完全不同。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刘守华老师的信中，我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不是要拿某个故事作为题材，写一篇用以表述‘我自己’的小说，这不应该是一个创作小说的过程。我现在要做的不是安徒生的工作，而应该是格林兄弟的工作。应该使每一个故事成为它们自己，因为它们早已存在，有自己的生命。”

　　在同一封信中，我表述我做这件事情的立场：“故事本身强大的生命力让我震惊，我愿意向它们臣服，用农夫般的劳作，使它们丰饶。《牛郎织女》的最后一次重写，就是我‘内心臣服’之后的作品，我希望它能抵达‘地道’。把一个故事讲地道，而不是花样翻新，是我目前的理想。”③

　　二 追踪一个故事

　　发了这个愿心，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去追踪故事。

　　我选择故事的第一个依据，是我自己的直觉。每当读到一个故事，它打动了我，就会立即着手整理它。比如《布花公主》，又比如《曲婆婆接生得金豆》。这些故事不是我追来的，它们来自偶遇。

　　偶遇是缘，我珍视我与故事的缘份。

　　另一个故事来源，是中国古籍记载的故事。比如《柳毅传书》，比如《龙井与水精》，比如《庄周•蝴蝶•鱼》，这些充满智慧且无比精彩的故事，因为文言的隔阂，现在的孩子不容易读到，所以我接过故事的接力棒，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给孩子讲述它们。

　　不过，说到选择故事的最重要的标准，那是中国民间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我的主要参考资料是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刘守华老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以及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刘守华老师说：“诸多学人视作经典代表的故事约在百篇左右。”他建议我精读中国民间故事的精选本，并且列出一个书单。刘老师所说的这大约一百篇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它们是我的《中国故事》的核心与灵魂。

　　那些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说呢，已经没有多少人说起它们，《范丹问佛》《狗耕田》《梦神仙》《猪哥精》《罗隐》……它们在哪里？

　　诚然我们曾经有过漫长的讲故事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现在已然断裂，电视、网络诸多媒体的冲击，乡间讲故事的风气已不再盛行。三、四十年前我祖父、我母亲讲的那些故事，现在鲜少有人讲起。传统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受考验。在劫后余生之后，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我亲眼目睹工业污染使芦村野生动植物的物种减少。我的村庄，在喧嚣中变得单调。

　　幸好还有书。

　　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谭型式》，它是我的第一份中国故事地图。钟敬文先生写了四十五型故事，他对于“故事核”的概括是很精到的。比如第一型“蜈蚣报恩”。

　　蜈蚣报恩型

　　一、一书生，养一蜈蚣。

　　二、他上京考试，带与俱往。

　　三、路遇人面蛇呼名，他知必死，因纵蜈蚣使逃生（或无此情节）

　　四、夜中，蜈蚣与蛇斗，卒同毙。主人得救。④

　　从这个核心情节我联想到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长妈妈讲过一个“飞蜈蚣治美女蛇”的故事。鲁迅先生故乡是浙江，于是我到网上书店买回《浙江民间故事》，果然找到了这个故事。

　　就用这种方法，我锲而不舍追踪它们。

　　追踪一个故事，真是一件极其耗时费力的事。有时候追了好几个月，却找不到真正理想的文本；有时候运气好，会碰到异常精彩的故事——但已经是另一个了。这时我会放下正在追踪的那一个，先来做故事资料已齐备的这一个。

　　判断一个故事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是这个故事的“故事核”（故事的灵魂），是否具有独属于它自己的特质。比如田螺姑娘和鱼姑娘，我本来以为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只做一篇《田螺姑娘》就够了，后来资料读多了，我发现鱼姑娘故事有属于自己的特质。

　　《鱼姑娘》虽然也有为男子煮饭的情节，但这个故事至少有四个故事元素富有独特价值，一是“上山撒网”——另辟蹊径，说不准有新发现，豆腐改变惯常的做事方式，果然有新收获；二是“牛变龙王”，这宗变化很奇特，我觉得它魅力非凡；三是“鱼姑娘往土里钻”，她是鱼，本属于水，可是绝望时钻进土里，五行说土克水，故事正体现着这一点；四是“蛤蟆吸水，肚子像块肥圆豆腐”，故事中的小伙子看到这个情景，忍不住狂笑起来。

　　因为这些独属自己的特质，鱼姑娘才成为《鱼姑娘》，而不是《田螺姑娘》故事的一则异文。而“蚌姑娘”的故事，我至今不曾发现它独有的灵魂，所以至今没有整理它。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生命与灵魂，我努力尊重这一点。我也尊重它们与我的机缘。有些故事此刻与我有缘，无需费劲就遇上了。有些故事追寻多年，突然峰回路转，迎面走来。有些故事一直与我玩躲猫猫游戏。有些故事已经追踪好几年，却还是不能遇上更理想的文本，我只能利用手头有的资料，尽我所能，去修补它，激活它，使它完整，使它精彩。

　　有些故事类型在中国流传广远，文本众多，在流传的过程中，衍生出新的故事。我会详细分析故事的核心，把独立的故事区分出来。

　　比如“兄弟分家”类型，我从中分离出《狗耕田》《卖香屁》《牛虻子》三篇故事。

　　中国民间“兄弟分家”类型故事，我国民间文学学者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刘守华老师在《分家分得一条狗——“狗耕田”故事解析》一文中，曾把这一型故事分为三个亚型：1.单纯的“狗耕田”型；2.“卖香屁”型；3.复合混杂型。

　　小时候，我母亲曾反复讲过这个故事。前几年我问过她这故事哪来的，她说她娘家（深圳大鹏湾东涌店仔村），人人都知道。我母亲所讲，深圳大鹏湾流传的这个故事，属于第一类，即单纯的“狗耕田”型。虽然母亲的故事情节不够完整，但对比过同类型故事的其它文本，我认为母亲故事中阿弟摇树落铜钱，阿哥摇树落狗屎这个情节，特别合理而富有智慧。因为这棵树可看作阿弟小狗的灵魂变化而来，因而落狗屎这个情节，比落树叶、落树干乃至落毒蛇、落石头更出色。

　　我把小时听来的这个故事单独做成一篇故事，就是《狗耕田》。

　　关于“狗耕田”和“卖香屁”，刘老师论文中有一段论述：

　　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把“狗耕田”和“卖香屁”作为两个类型分别列出。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也将它们看作两个类型，他按AT分类法编码，“狗耕田”列为503E型，“卖香屁”列为503M型。究其实际内容而言，是不宜作为两个并列类型来看待的。⑤

　　刘老师认为，“卖香屁”故事是“狗耕田”故事的衍生物，它一般附在狗耕田故事后面，两者合成一个故事，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我不认同刘老师的说法。“狗耕田”与“卖香屁”虽说有时粘连在一起，但也各有独立的文本在民间流传。

　　从意象上分析，狗的意象内涵是忠诚，是永不变质的爱。它与“香屁”意象无必然联系。“香屁”与“臭屁”，却可让人联想到“留芳”“遗臭”的文化意蕴，实在另有深邃的象征。

　　因为这个缘故，我让“卖香屁”独立出来，做成《卖香屁》一篇。

　　中国实为农业大国，“兄弟分家型”故事处处流传，版本众多，除“狗耕田”“卖香屁”外，我又再从另外一些故事中，抓出一个“牛虻子”不断增值的线索，做成《牛虻子》一篇。这个故事中，兄弟分家，大能欺负二傻，二傻傻人有傻福，最后人生圆满幸福。大能精明自私，最后却受到惩罚，孤独终老。这个故事带有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意味，情节丰满，故事的流转富有韵律感，做成这个故事后，我多次给小孩子讲述它，发现它深受欢迎。

　　三 讲述一个故事

　　我的祖父总是坐在竹椅上，腰板坐得很直，他的眼睛是闭着的，然而他神情明亮，胸有成竹。他讲起故事来泰然自若，声音从容不迫。

　　多年之后我有了孩子，我尝试给孩子讲故事。这时候，我发现讲故事这件事，不容易。照着书念一个故事，是容易的。但是放下书，两手空空的，给别人讲一个故事呢？

　　我发现像祖父那样讲故事，真是一件有难度的事。难在哪里呢？他讲故事，那些故事，完完全全是从他自己的心胸中流淌出来的。他不是在背诵，也不是在复述，他像古时候的说书人，故事是他内在的蕴藏。

　　菲利普•普尔曼说：“如果您打算向别人讲述这本书中任何一则童话故事，那么，我希望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能够自由、随性一点——您可以在我所提供的版本中，随意添加喜欢的细节，无论是我忠实翻译的部分，还是擅作主张、添油加醋的部分。实际上，也不止‘随意’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您负有将故事改造为您自己的所有物的责任——无论如何，童话那是流动的文本。”⑥

　　我想，我的祖父正是这么做的。他能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让我一生难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管他从什么渠道知道那些故事，也许是听来的，也许看戏看来的（他多次说过他小时候看戏的事），也许从书上看来的。但是，在他讲述故事时，这些故事，是他自己的。一个人消化、吸收一个故事为自己所有，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出来——这，也许就叫做故事的传承。民间故事，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809年，雅各布•格林曾给威廉•格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对布伦塔、冯•阿尼姆夫妇处理民间传说原始素材方法的不赞同：他们擅自修改原始素材，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原始文本进行增删、调整，以使其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也因为对《儿童和家庭童话集》一书中的原始素材进行删改而受到类似的批评。”⑦

　　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创造性劳作，正在于此。他不是一位机械的故事记录者，他对故事一遍一遍的内化、修改，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故事家。在这一点上，威廉•格林对民间故事所做的工作与谭振山老人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斗胆推想，所有真正有才华的民间故事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智慧投入到故事中。故事由此内化为故事家的故事，而故事家亦由此成为故事家。

　　刘守华老师曾经说过，做这件事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达成。我以为，这里头的创造性劳动，正是像我祖父那样讲故事，像谭振山老人那样讲故事，像威廉•格林那样讲故事——先让一个故事落到心里，再根据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以自己讲故事的方式，用自己的故事语言，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

　　故事在故事家内心的土壤落地生根，故事家以自己的智慧与生命，把故事孕育得更成熟，更丰美，正是他们往故事倾注的爱与力量，使故事不断焕发新生。

　　如果故事是一棵树。在讲述之前，它沉默地待在我心里，再完美也只是一颗种子。我鼓起勇气开口去讲，它才真正发芽，生长，长成具足的大树。我一次又一次发现故事被讲述的奇迹，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顺势生长，变得比讲述之前更鲜活，更丰满，更迷人。

　　讲述，就是让一个故事活过来。

　　故事在被讲述的时候变得立体，它具足生长，熠熠生辉。这不是故事的复制粘贴，不是故事的克隆，而是故事富有生命力的再一次出生。

　　这，就是讲故事的奇迹。

　　四 写下一个故事

　　对我来说，一个可以精彩讲述的故事就是有价值的故事。讲述之后，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故事写下来。

　　如何看待原始的素材呢？一个故事，它在民间流传，不知道多少人讲述过它，而采录下来的文本，其实是无数次讲述中的一种面貌，机缘巧合，恰好“这一个”被文字记录了下来。

　　那么，这个文本应该绝对地固定下来吗？

　　如果同一个故事，有很多文本呢？

　　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原始文本，如何用我自己的笔述写故事？

　　刘守华老师就这个问题给予我很专业的指导，他说：

　　你现在不是去直接采录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口述故事，而是就已写定的故事文本作再加工，我以为叫“改写”较为恰当。出自阿•托尔斯泰和卡尔维诺笔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意大利童话》就是这样的范本。在保持原故事基本面貌（核心母题，主要角色，主干情节）的前提下作适当文学加工修饰，应当被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新品种来看待。你在来信中讲到对《牛郎织女》的改写，“不是拿某个故事作为题材，写一篇用于表述我自己的小说”，而“应该使每一个故事成为它们自己”，即延续它们“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尊重、保留原故事所含习俗信仰根基。我很赞同你这一说法，只是要做到既不对原作生搬硬套又须保持原作（并非某一单篇文本）的生命神韵，实际上是比通常的“整理”或自己独立创作故事的工作更为繁难。我自己只有一篇《樵哥》，讲老虎报恩，是在湖北兴山县听人口述后来“整理”稍有文学加工构成的，见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中。我并不十分满意，但由此体验到这是一项既富有文学性又兼含学术探索性的工作，值得全力以赴。⑧

　　收到刘老师这封信时，我已经整理成了一百多篇中国故事——我正是这样做的。我非常欣喜于刘老师的肯定。是的，这便是我一直遵循的理念：尊重故事的灵魂，保存原故事（不限于某个文本）生命神韵，但我用我自己的文笔，把故事写下来。这就像我祖父那样讲故事，这就像谭振山老人那样讲故事，这就像威廉•格林那样讲故事——先把故事内化于心，以内心的土壤育养这个故事，直到它鲜活、生动、完整，是的，直到故事能以自身的魅力吸引住孩子，我把它确定下来，写成我的故事文本。

　　对我来说，故事的原始文本非常重要，我之所以能够接触到故事，依赖于这些原始文本。但故事是活的。

　　有的原始文本已足够精彩，我只需要向它致敬就行了。比如孙剑冰的《老羯胡》，读着真是赏心悦目啊，我深感欣喜，决定虚心学习孙老师讲故事的技艺，接过故事的接力棒，照着样子把故事讲一遍。有些故事文本众多，故事情节枝节蔓生，像《范丹问佛》，我会抓住故事的核心与灵魂，再以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重述故事。有些故事已然找不到生动完整的文本，像《竹王传说》，我会尽我所能修补它，使它生动，使它完整。无论何种情况，刘守华老师都建议我在写成的故事后面附注所参考的文本，以此方式，对原始素材表示尊重，同时向采录故事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初始的努力工作，才使得中国民间故事能够薪火相传。

　　述写中国故事，在语言风格方面，我做过多种尝试。初始时，我曾经用汉赋般华丽的词藻去书写它们；每遇到适合于低龄孩子的故事，我会尝试用萌萌的“童言”去写。但是遵循内心的指引，我最终选择了泥土般质朴的语言。我期待泥土生森林。泥土，开出花来。泥土，生成我的葡萄园。

　　已述写出来的这些故事，仍然有诸多粗陋之处。这几年我陷在故事里，读得越多，讲得越多，写得越多，我就越爱它们——这么说吧，我本来想驯服故事，结果却是我自己被故事驯服了。我希望更多人关注它们，阅读它们，讲述它们，爱它们，惟其如此，这些故事才会真正被激活，获得新生。如果有更充裕的时间，我将以威廉•格林为榜样，继续打磨它们，直到这些故事散发出它们自身的光泽。

　　最后，祝福所有读故事、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愿你们拥有幸福的故事时光。

　　是为记。

　　附注

　　①江帆《农耕文化最后的歌者——谭振山和他讲述的千则故事》

　　②《道德经》：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物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精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中国故事《幸运儿》是对道家这一思想的经典阐释。

　　③《关于改写民间故事的讨论——刘守华和黄俏燕的三次通信》

　　④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

　　⑤刘守华《分家分得一条狗——“狗耕田”故事解析》

　　⑥菲利普•普尔曼《最美不过童话》之《引言》

　　⑦菲利普•普尔曼《最美不过童话》之《引言》

　　⑧《关于改写民间故事的讨论——刘守华和黄俏燕的三次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