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10篇
《理性选民的神话》是一本由(美)布赖恩·卡普兰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9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一)：经济学如何理性地处理“非理性”
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非理性”，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在解释“民主政治失灵”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理性的非理性”的新的认知模型进一步强调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差异，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民主政治下的“政策失灵”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突破了“理性的无知”在公共选择学派解释民主失灵现象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较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公共选择学派忽视的选民“非理性”因素开始受到重视，对“理性的无知”理论是一个很好的修正和补充，较大地弥补了“理性的无知”理论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正如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博士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一书中译版序言中所提到的，卡普兰的理论成果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解决“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现象的第四阶段理论学说——“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的重要依据。23“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24我同意他的看法：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了解卡普兰“理性的非性”的理论。
《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二)：为什么川普能当选？——《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
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不久读到这本书，使我对川普的当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书中提到作者认识的一位“精明的商人”一直认为美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两个方案来解决：1、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2、在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这段记述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川普。为什么川普能当选？因为这是美国的主流民意。 本书要论述的主要观点是，选民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没有人有动力认真研究哪位候选人的政策是科学、合理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反，哪位候选人的政策宣传最符合广大选民的理念，他们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与以前所认为的选民在投票时是自私的相反，选民在投票时是非常的大公无私的。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在他们看来会使社会整体获利最大的政策。 因此，其实广大选民所认为的好政策实际上是愚蠢而糟糕的。选民不会去仔细研究和分析，他们只是选择社会的主流认识，而关于经济政策主流大众有四大偏见：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悲观主义偏见。这也是经济学与大众认识分分歧最大的四个方面。 首先，经济学家都认为充分的自由市场会通过利润的激励而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而公众却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管制，防止各路奸商兴风作浪。 其次，排外偏见。公众天然都认为来做生意的外国人都是狡诈的贪心鬼。防着他们，提高贸易壁垒是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但经济学家却用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只有完全的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才能提供最佳的全球福利，同时也是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选择。用最少的付出买到最佳的产品，这是自由贸易的本质。 第三，就业偏见。公众的观念是就业数量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经济学家认为，更低的投入产出比是对劳动力的节约，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每当我们设法用更少的人工，去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造福了社会，因为劳动力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一种岗位消失了时，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好事情，因为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可以投入更有价值的岗位职中。 最后，悲观主义偏见。公众总是高估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实际上虽然有所起伏，但通观历史，全球经济其实是一直走在增长的道路上的 。对未来的悲观，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但经济学家却大多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由于这些系统性的偏见的影响，公众们所选择的政策实际上是最最会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能当选的原因。 所以，以前嘲讽西式民主中当选择总是。:在当选后立刻违背承诺的现象其实是西式民主中积极的一面。因为非理性的选民还是会通过自身经济状况是否改变来评价执政者是否合格。而只有采取公众不赞同的政策，如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等，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所以精明的参选者总是通过先迎合选民上台，再通过违背承诺，树立善于发展经济的形象。 不知川普是否也是这个套路？ 此书另一特点是有大量参考文献，处处皆是引文，但又很恰当，没有一点突兀感，与行为融合一体。我不禁想起李零教授的话，现在专业知识分子主要比谁读书多，比谁能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本书作者两条都做到了，点赞。
《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三)：读书笔记——理性选民的大话
一 作者生平及其简介
ryan Caplan在UCB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在Princeton获得了经济学的PhD，现在在George Mason大学任教。他以前自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且在公共选择领域里有很大贡献。从他的学术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自己本身是和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但是他非常反对左派自由意志主义（也叫无政府社会主义），另外他还鼓励生育。
二 内容简介
这本书《理性选民的深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对“理性的非理性”这个概念的理解，他认为选民如果放纵对政治议题的偏见，就会产生一种负的外部性，因为他们不直接承担他们的行动的全部的费用。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作者受到斯密的影响很深，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投票的作用。题目的Myth我觉得翻译的不好，不应该是神话，而是谎言、虚构的事情。即理性选民的大话比较合适。
三 书的结构
第一章作者认为“聚合的奇迹”是不存在的，即在政治领域里面的大数定律的存在是值得商榷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偏见，系统性错误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一个人信奉某个意识理念是不需要成本的，并且他们认识到自己投的票不会对结果产生太多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决策的时候只依据自己的意识理念而不是真正社会最优的决策。可见人们的偏见要打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并且民主是有外部性的它会误导其他人。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客只会顺从民众的意愿，而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事实几乎不关心，非常容易受到谬误的诱导。
第二章则主要介绍了一些公众对经济方面的系统性偏见，包括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悲观主义偏见。这些偏见直接导致了价格管制、自由贸易壁垒、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增长减缓问题。（这些真的是系统性的偏见么？不能把少数人的偏见概括成多数人的偏见吧）
第三章主要讲到作者根据一份《华盛顿邮报》、哈佛大学主持的调查报告来看看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是否存在真正的经济学偏见。从结果来看，这个调查肯定地证实了两者存在系统性的观念差别，并且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正确普通民众错误。
因此前三章都是论述普通大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是不正确的。
第四章开始论述理性无知，即由于投票的边际效用太小，而获取投票信息的成本过大，因此理性人会选择放弃投票。而这种无知让利益集团得以滋生，造成了政府失灵。但是这个往往只是经济学家避免承认人是“非理性”的借口而已。在作者看来，人不会去理性地选择无知，而是出于个人信仰或者喜好的原因刻意不去了解事实，比如大众对政客的花边新闻特别感兴趣而对他的政治主张却不屑于了解。
第五章作者则着重论述了“理性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这个概念。他认为人们持有某种非理性的观念是几乎不需要成本的，而这些非理性观念的起源一般是类似于宗教信仰之类的，但是要人们改变这种观念却需要很大的成本，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去改变。当他们自己持有这种观念的时候，错误的观念对他们自己造成的损失很小，但是很多人持有这种非理性观念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却很大，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导致了民主制度在政治市场里面造成的严重的负外部性。随后作者用几个例子如印度耆那教、斯大林对待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态度、伊斯兰圣战来说明，人们的所想和所做的一致性在面对利益时会变换无常。
第六章就是用一些模型来解释非理性如何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而模型的数据沿用之前的SAEE调查数据。第七章则是说在非理性如何影响政客一方，而政客往往都是迎合这种非理性。第八章中作者些许提到了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改进民主制度。首先他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投票，应该设立投票证。然后他认为应该把经济学素养高的投票权重增加，减少增加投票率的努力，改善教育。最后他认为公职人员有更多的责任去改善政策。
四 评论
至于公民是不是理性的，由于我们并不生活在民主制度的国家当中，无法切身体会这点。但是从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观点来看，把投票权赋予那些更高一级的阶层如经济学家显然是不可取的。我觉得有些政策的制定是可以让民众去参与的，比如要不要国庆黄金周等等。然而一些重大决策还是应该由比较了解的人去做。另外相信公职人员是不靠谱的，他们也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他们难道就是理性的么？
所以从作者所论述的观点来看，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能够带给人民群众自由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我更加相信所谓的开明专制论，这样你就不用什么国家事务都要去参与。另外，我觉得人大代表制度也是挺好的，如果每个地区的人大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话，选民就不用去了解太多的人，只要根据自己的体会去选择就好了。然后低一级代表选出更高一级的，进而选择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这种制度的可操作性还值得商榷。
《理性选民的神话》读后感(四)：不“给力”的民主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多次告诫他的读者，曰民众是不可信的，“即使没有什么政见团体试图影响他们，一般的民众也会在政治事务上产生非理性的偏见与冲动。”
这番极具精英色彩的话语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显然属于政治“非正确”，而且绝不可能从一个职业政治家嘴里溜出来。哄好喂好选民的偏好和需求，坐稳自己的旋转椅子，才是以政治为职业发展人士的奋斗目标。
这或许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选择质疑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公共选择理论—进行批驳的初衷。如果说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善于运用他者的眼光提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多数人暴政”命题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的这本著作则一语道破了标榜理性选择的民主机制的伪善。
在卡普兰看来，政治领域内专家视野与选民视角间的巨大差异已经通过社会调查得以确认。由于民主制度无法保证选民能够充分了解政治争议及其带来的动机，因而随之而来的偏见（抑或偏好）也就自然形成。但问题在于政治家往往利用这一点诱惑选民，鼓动他们用脚投票来影响公共政策。因而我们会发现，在经济萧条期，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过度干涉市场的行为，普通公众却大都认为这是政治家对自己手中一票的负责任表现。
作者认为选民的这种举动并非出于头脑发热，而是出乎于人类习性的选择。作为消费者的选民，他们可能会对商品价格的波动敏感，下手时也会瞻前顾后。而到了选择政治家的时候，选民则更愿意投给讲自己爱听以及适合自己想法的政治家，而一人一票的模式并不会给自身带来多大损失，因而也就谈不上顾及所谓的价格比较。
如若现实的民主制度运行如此的话，那么按照作者的意图（或是玩笑），给予民主制度效率和正确决策的唯一好办法就是在选举日雇佣志愿者把大部分选民都赶回家去，静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来忧国忧民，这样才足够给力。
但在现实生活中，以上场景只能说存有可能。尽管作者透彻地分析个人在应对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的各种错误表现，但他并没有对选举过程这一社会行为做深入的分析，以及对于选举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仪式感的重要性。作者引用了群体心理学的部分理论，但对社会性别所造成的社会差异性，以及客观存在的政治代际冲突等，也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所有欣赏并努力构建理想模型的经济学家一样，作者把为选民正名的所有途径都试图封死，并为此而自鸣得意，却不小心没有抬头仰望星空。这也是本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学界引起诸多争议的缘由所在。
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度，因而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运作效率和公平公正的批评也并不适合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中过多展开。毕竟在我们身边，羡慕希腊人悠闲生活和高额福利的中产阶层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