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经典读后感10篇
《地方性知识》是一本由霍香结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4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一)：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8）下
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8）下
2011-01-18 13:44:19
旅行不能逃避地图、幻想、真实的交织，突然想到醉狗的一个签名，我的一生都在等待一个马戏团的到来。另一方面，而我还想对马戏团到来的地图路线和马戏团的家乡回忆感兴趣，一个颠簸在外的马戏团的乡愁也是具有厚度的，关于厚度，蝼冢提到了一个厚描述和繁复的概念，繁复是讲究结构的，像藤蔓植物而不是水稻农作物一样，复杂是粗俗的没有形式感和审美维度的词，稗草之类。而厚描述，是建立在繁复基础上的透明化涂抹，这些也都非常适合一个地图，地图具有分布叙述的功能，事件共时叙述的功能，比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的地图也很有趣，珍妮特和母亲讨论精美的《传教地图》，比如喀尔巴的不足勒--16号部落，那里必将有一只老鼠找到老太婆的头发，并用它造窝，隔壁老太必将犯偏头痛，如果鼠窝够大，还失心疯呢。这个传教士的分布地图，是珍妮特的母亲每天听收音机收听传教节目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一张哪些地方人民已经被教义感化，传教士们今天又去了哪里，然后在地图上标识出来，一个每天变更的地图，上面还充满着各地的斗争和珍妮特母亲的宗教幻想。地图可以构建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复制世界，现实中的地图没有足够好，它并不能记录因为一次山洪暴发而吞没掉的山路，因为一次晚宴之后的不小心打翻油灯而烧掉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庙。这仿佛是个换喻，叙述也逃避不了预设的地图、幻想和真实），但更重要的是相遇，幻想中的地图和真实的相遇，地图上的幻想和真实的相遇。 《地方性知识》在叙述文本的幻想到不了地方，用了地图，尤其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这样的伪装我们在旅行手册和历史考古专业著作里经常可见，但不是我喜欢的地图，在形象方面，no.1比较合适。它非常类似一个九宫方式的卢比克方块的一面，如果它成为一个立方体就合适了。这是具有一种形象叙事性质的地图。 还有比如no.2的地图，。再看到这两个地图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一个马戏团从一个城镇经过各种途径到达另一个城镇，这之间的行车路线都能被画出来（突然觉得，如果《地方性知识》在另一个层面去绘画一张类似珍妮特母亲的传教士传教行进路线一样，叙述一张费铭德神甫的汤错路线地图也不错），那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画出马戏团的一次野外的内部纠纷吗，以及能在山上画出一伙即将出寨抢劫的马贼吗，以及被马贼截获的美女驯兽师的一次侵犯吗？还有声音能画在地图上吗，一次呼喊、一次求救、一次呻咛，像等高线一样根据声音的分贝来绘画其波及范围，声源作为其地理坐标， 并附上一个时间轴（如no.3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出了一个声音，它覆盖了从这里到哪里的一个范围。现在面对一个更加新的问题，关于地图的生长（其实你都可以从中看到我的置换，文本的生长也同样），地图不是一次画好就可以了，而是要厚描述的，在基础上不停建构（这里会关系到我在《马口铁注》里提及的爱克福拉西斯法，在绘画上，比如莫兰迪在画作开始时，会涂一些鲜艳的色彩，后来，再用一层颜料涂覆盖上去，以便让画作产生某种“内部生发”的暖意。正是有着这样的绘画过程，才能让我们理解他这些画作里总具有的那种悖论地有保留的激情。而在文本上，拉什迪以此方法来创作融合了小说、历史、自传于一体的多重莫兰迪绘画手法，所以笔下的一个孟买，就比如努特布姆的笔下的西班牙或荷兰风景更具多义性，既是拉什迪自己的日日梦想的故乡，又是历史上被阿卜迪勒毁掉的王都格拉纳达，又是小说创作中由作者想象的孟买，孟买成了一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心理想象下的孟买。《地方性知识》上本来应该更多的厚描述，而不应该是面上的大面积涂抹）
http://www.dukoudukou.com/Pages/Today/TodayContent.aspx？content_id=123&add_day=0
本月关注2011.01
入新岁，气象更新，即日起增设“本月关注”内容，把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新旧内容告诉您（不定期更新）：
01.“木铎文库”
月初去进书，新旧年交替时新书却并未同步，几摞剪纸与木刻版画风格兼有的封面在一大堆“大路化”中跳出来，书名中最抓人的大概是这本《地方性知识》（霍香结/2010.11/新世界/39.80），拣起来翻翻看，内容、文法都是上乘，回来查了资料，第二周又补了一种《现代派文学辞典》（贾勤/2010.11/新世界/22.00），其它已出几种因为倾向性太过明显，仍待察；但这不妨碍读者对这个看起来规模庞大的出版计划有所期待，，进一步资料请参见：木铎文库·随笔丛刊总目，其中颇有人们熟悉或还不熟悉的作者的著作即将面世；
此处只摘录一段“小说前沿文库”出版说明如下：
“现代汉语小说创作自近三十多年以来，惜其有所斩获，也怜其多受欧拉美地域文学所惑，从方法论和更本质的角度看，有所建树者寥寥无几，其中原因，最明显的莫过于这一代作者的知识谱系不完备甚或不学无术所致。这几代人的创作敌不过白话文最初三十年的努力。本文库所汲取各种形体的小说文本盖要呈现中国小说本土重建的自信，创作者除了他是一个小说创作者而外，还有一些更加显耀的背景身份，他们是哲学研究者，是人类学和民族志工作者，是诗人，是语言学者，是物理科班出身和政治学专业博士，是文史资料专业收集者，是国学研究者，这些构成他们写作小说时最坚实的一部分，那种纯粹想依靠讲故事获得小说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而言之，整个时代的阅读水准已发生改变；相应的，创作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在一再的发生改变。总而言之，这套书的创作者和前一代人的区别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们的创作的文本也已经与前辈所走过的路表现出了巨大差异，也已经不是先锋和实验可以揽廓的了，他们表现出许多异端迹象，是一种大小说观念的集成和现有文学价值观的凝聚点所在。这种集成还表现在创作者自身修为的创备和对过往一切集体智慧的继承与反思。他们当中不乏呕心沥血者，有的文本创作时间跨越二十多年。在纸质传播变得更加奢侈的今天，印刷出版纯文学作品尤显杌陧，然吾道不孤，丛书之旨在于集中厘清中国小说重建道路的岔路口在何处，而可以称之为有所成就的又在何处，其劳自为，其功自显。2010年10月1日新世界出版社“小说前沿文库”编辑部”（摘自《地方性知识》出版说明）
由此段说明已经可以看出该文库的着眼点以及表达程度，无论入手的角度或题材与作者的组成，都与我们长期倡导的方向一致，同时也又易止步于小量读者传播，故此特别提出，请您关注。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装帧，更宜采用胶装，利于全部打开及阅读，特别对于有厚度者。
至于霍香结和贾勤到底是谁，相信有兴趣的读者看完书会自行查找。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三)：编校的话
编校者的话
从拿到这份书稿审读时，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因为，此书体例鲜明，是田野考察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地方志。从没想到过虚构二字，对汤错这个地方也深信不疑。书中对汤错地方的地理、语言、风俗习惯、动植物等进行的考察无微不至，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没有容许我产生别的想法。直到审读完毕，恰巧碰到此书的责编，言语间才知道这竟然是一部小说。这意味着，我误会了这部书。或者说，一开始我就被这种本能的实证与虚构的博学所牵引而没有产生判断的动机。再加上，艺文志部分――这部分作者声称是在探赜虚构的底限――虽然有虚构的前提声明，但也是在前五卷的基础上生成的。现在的问题是，那么，前五卷是不是虚构的？这个问题，责编也在探问作者本人，作者只是说――这是小说。显然，已经把问题推给了所有进入到这部作品的读者身上了。鉴于这种疑惑，出版社提议，不妨写份“手记”，以示来君。那么，这些问题也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了。如果您在进入之前恰好翻到过最后一页，情形或许有所不同，此书的文本属性――即波粒二象性大概会体会的更具体一些吧。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四)：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8.1）
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8）
2011-01-17 17:39:09
http://www.douban.com/note/130004109/
叙述就是从一个地方穿过进入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而与此相关的文本都将具有魅力，比如谢阁兰的《出征》，或者类似一些叫《去汤错》、《仙霞镇归来记》、《朝圣者之路》（虽然像《地中海》这样的同心圆文本，像海浪一样潮来潮去反复涂抹的都是地中海也有魅力）。谢阁兰在《出征》里出发之前，在想象中对去途进行了统治。途中，因为三个月间猛地浸入了使人窒息的真实（“一旦向着真实进发，我就猛地被它攫住，除了它什么都再也感觉不到。”而虚构的地理旅行则不会，而像我这样虚构的文本里旅行则更加），因为真实而窒息着想象。旅途结束后，渐渐地，又虚设回归。在讲述这条螺旋线之前，我他妈的又忍不住激动起来（我一直着迷的是如何讲述一个事情，然后接着是这个事情可以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我在讲述偶然看到一个小说之前，这个句式简直不要太熟悉了，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就是如此轻视过度文字，赋予断裂，非连续性以意义，“在谈1200法郎的事件之前……我得先从霍乱讲起”这样的句式，谁知道这个狡黠的夏多布里昂什么时候还回来讲1200法郎的事情呢，呵呵），霍香结让我们翻过越城岭山脉之后，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构的容器，储蓄传说、动植物古典素描、流言、地理地质。那我们在翻越城岭之前呢，有导言吧（一个虚假的期望，这必然首先是建立在一个貌似要准备整体性叙述的单声道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由主题构成的复合体的导言必需被激活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翻过越城岭山脉之后，“我们”被遗弃了，彻底从文本里被移除了，哪怕再次出现我、我的朋友、我的爷爷李维也好（就像《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完成了福楼拜的把作者从文本中去除的计划，并同时也把读者从文本里移除，还有一并移除的是具有统摄性的后幻想，那种人物的视角在虚构的汤错里不存在了，以前支撑着作品的整体性，现在已经从文本里撤离，只横陈一具虚构物的尸体。）在这个虚构物的存储器里，并不是用统计数据、地图、描述来构建汤错的（虚构的、或者顺手拈来的碎片而已，布罗代尔也经常描述一些错误的事件，发生在错误的时间，甚至战争胜负搞错了，这无关紧要，这些都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地中海上泡沫而已），而是文本的语言、风格、修辞，比如《朝圣者之路》，一个朝圣者踏上一条寻找“永不间断的祈祷”，它是关于一种祈祷本身的追问，而不是什么神圣的祈祷方式和内容，而是祈祷这么一种剥离所有外在的壳子的纯粹形式，在朝圣者心中，一旦学会了永不间断地祷告，他再也不能不祷告，祷告本身会持续在他之内依据他的需求迫切表达。你们明白了吗，想到哪里这么相似了吗，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里的弗兰妮啊，在她的无穷无尽的对话里，你们发现了那种永不停歇地祷告了吗，如果还不清楚，可以在她晕倒之后，塞林格忍不住要说出来的弗兰妮在喃喃有词地念着一种祷告。在弗兰妮（弗兰妮的名字中文，腐烂你，太强大了）的对话里，她对其他人和他讲的话所表现出来那种姿态，就是一个朝圣者在修炼诚心祷告过程中遇到的黑暗世界的阻挠，但是它局限于上帝所允许的范围，不会超越朝圣者所需的试炼，它会表现出你需要共进一步测试你的谦卑，这就是弗兰妮在对话中表现的一种极力伪装，又谦卑，又抵抗，又无助，这有时候会表现出所有的事情都隔绝起来了，剩下完全的祷告之中，非常满足的状态下，在外界看来，就是弗兰妮回家后的小规模神经错乱。但是弗兰妮遇到了一个瓶颈，她并未做到永不停歇地祷告，倒不是她做不到，而是西摩的隐约作用，她并不是籍由上帝的力量去接近神圣，而是在《逮香蕉鱼的好日子》里自杀的西摩的力量。所以我怀疑弗兰妮甚至偷换了《朝圣者之路》的祷告词，她在籍由另外一种祷告去接近西摩，进而去达到那种隔绝外事的自我满足中去。还是回到刚才的赶走视角的《尤利西斯》和越城岭山脉分界线上（刚才的离题阐释绝对是个策略，我相信这是转义，并且相信任何事物都能以转义方式被解读，但每一个转义会在此次的转义过程里遗留一个它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在下一个文本里也只是貌似它会被很好解决，这就像旅行穿越之后的虚设回归），文本在这之后，开始一种物化空间形式，比如描述一个跨越大西洋传播的妙不可言的凤凰公园的谋杀案，记者手拿一份广告（类似一个异域文本、说明书、地图、水位风力表格），然后用它的空间特征描述杀人凶手行进的路线和谋杀案发生的地图，这样物化的事物和历史的事件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流动关系，并在更多的范畴里互相转义。
（先贴一部分）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五)：《地方性知识》后记
后记
霍香结
现在，似乎可以着手来谈谈微观地域性写作了。对事物进行规定，是承认它的有限性，特殊性，也等于承认自己的范畴，因此是积极的。而将所有的界限取缔，成为万能的，这种万能虚假想象是一般人都会作的事情，所以并没有难度。难就在难对所提出的问题找到边界。那么，我们不妨一起来试着找到这个边界。对局限性有限性的认识是对微观的一种深刻的见解。
地方性和地域性的差别在于，地方性并不从语言，传习，人种，部落，特意去规定边界。而自然边界便是它的范畴。比如长江，长江的流域就是它自己的边界，因为长江二字已经包涵了它自己的边界；再比如，横断山脉，鄱阳湖，南太平洋，南方，等等，就是有它们自己的边界。这就是自然边界。语言，人种，传习等又可以划分出意识形态边界。用何种划分，这是写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而定的。泰纳的“环境”，“时代”，“种族”三元界说，实际上等于我们日常还原后说的：时间，地点，人物。虽然缩小了，当用于一般概括并没有出格。再者，环境－地方，时代－时间，种族－人物，或者反过来，它们三者也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自性，也就是它们各自可以成为划分的依据，从而成在写作中也可以是独立参照系统。陈寅恪说，“我作历史研究，使用的是几何学里的三维直角坐标系”，核心意思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进行微观地域性写作时将这个直角坐标转化为更高级的球极坐标系，还要考虑爱因斯坦的四维空间――在这里，时间是抽象出来了的另一个体系。即把事物的运动更好的展示出来，这是史。变迁。等等。所以，地方性实际上等于相对而言的微观地域性。它的概念规定的边界又构成该系统的整体，宏观。它的本质也就不是割据。而是从属于上述自然边界和整体的。该事物的整体的边界相当于它之外的事物而言，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边际关系在地方性研究中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只有界定成功后，我们才能更加清晰的看到系统能量的交换和各自的特殊性。
我们这里强调边界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反厘事物的整体。致于地方性知识是什么，那是写作者自己要去考察和体悟的。本人私下认为，该事物边界界定以内的所有事物都属于这个范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微观地域性写作才是相续的整体。这也要求，写作者必具有全面的才能。
认识贫困这个说法可以用在现有小说，诗歌写作的大多数，也可以说，现阶段的写作早已进入认识论反思的阶段了，在很多场合我不止一次提到：“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做田野考察。”
虚构和幻想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初阶。一门精致的学科的知识谱系其具有何等的拓展野心和无论如何圈定自己的领地都无可非议。对于微观地域性写作也是如此。它涉及的知识谱系是人类现有的知识谱系，这是由文学的写作对象决定的。再则，对于大自然中任何一物的研究都可能穷尽人类所掌握的全部知识，甚至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只讨谈进行微观地域性写作的可能性，即具备微观地域性写作的基本条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来由，有以下三个途径：
ａ.田野考察
ｂ.半经验方法
ｃ.经验（包括童年经验）
它涉及的内容，首先是语言能力，即语言学，内部之眼，以及在场的获得，这是基本的，其次是可以进行厚描述所需的知识谱系。这些知识谱系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为地方性知识和这种写作的思维能力。
我把这种写作称之为微观地域性写作，也即人类学小说的一般界定。
地方性主要是经验性，而地方性知识则是一个较为现代的，也可以说是人类学的叫法，在我们的史学谱系中习惯称之为方志，地方志。本书志的对象就是“汤错地方”，它在祖语中的意思是“藤之地”，所以，谢秉勋有时候也叫它“藤村”，当然延续这种叫法的人也包括我在内。因为地方工作者的僭越，现在叫着“铜座”。在没有对焦这些条状山脉之前，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汤错地方的独特方言，最近有语言学家开始注意到了这里，把汤错语叫做“直话”，称其为语言学中的珍惜品种。汤错本来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花费十年的时间浸淫其间。但是，随着与我的向导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地方志之所以有编纂的必要是因为，每个村落的确有其独特的值得书写的地方，大江健三郎说，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森林，大概说的也是这种远离帝国的边缘事件吧。在这块看起来一穷二白的村落土壤上，我开始点点滴滴的记录这里的人、与事、与物。十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远远写不完整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在我的写作计划当中，安排了八九部的写作，目前为止，只写完了四部，本书是其中的三部，内容包括疆域、语言、人种、风俗研究、虞衡、灾异、疾病、艺文诸志，经济、政治等尚未深入，其他各卷尚在整理之中。我对“微观地域性写作”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在一种冷却的枯燥当中发掘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写作。这是初次尝试,也可以说这是一部粗糙的田野笔记，尽管远未完成。作为文学的微观地域性写作之基本信念和微观史学、年鉴学派、阐释人类学等学科所持的方法一致，即厚描述(Thick deｓｃｒｉｐｔion)。它涵盖了一个无尽的可能性系统。与之以往的以情节织体为主的小说方法比较，这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开放体系。并且，这种讲述必须同时具有对话主体意识，即写作者和写作对象都须如此，否则又很容易演变成一场无谓的叙述。实证双方须进行对话，写作对象具有被阐释和理解的可能。显然，本书并没有抵达想象中的样子，随着时间的递进，增补和修订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某些观念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真正的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设想中的写作是编纂某部体系宏大的书，每个知识点或所设领域都由该领域里的专家来完成，以儆醒目前各式写作者把自我当作本体的泛滥抒情，我们不可能再按照沈从文、福克纳、巴尔扎克、马尔克斯那样来提留地域性，而需要一次实证精神来结束这场盛大的衰败。这里择选分类条目中若干我认为较可一观的汇成一编。对枯燥的关爱，是目前在各种写作潮流的对抗中可以提供另一种阅读味觉的尝试，也算是对经验回归的一种梦想吧。而写作，我之曾经怀念的一些东西消失了――难道这不是更大的缺省？在对我之全部写作的审视当中，它走向了一个无限内驱的维度。我也试图将此文字分类，像植物的科与科，属与属那样，但总有些模糊地带，它们像一种过渡，到底还是分辨不清它们的属性。
作者
二〇一〇年二月七日于桂林改后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六)：一个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
一个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
——漫谈霍香结《地方性知识》的形式实验
章乃谿
收到《地方性知识》女儿就问，那封面上画得都是一些小菩萨吧？我犹豫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但是她感觉到了。封面用的是某种纸钱或甲马图案。女儿说那是小菩萨造像未必错，说明她感觉到了一种气氛和情绪。甲马都是烧给亡灵的。也可以说是一类抽象的人。具体的人物反而没有太大的意思，也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而甲马小菩萨造像是可以的，它抽象而有原型意义。这部厚达五百页的书可以用“厚重”来掂量，不仅仅是它厚，也是这部书体系呈现出来的厚。从目录看，这是一部方志。而从内文看，作者用的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方法，简单说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不足以以这种冲动完成一部这么厚的书吧？细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太多的东西。目录的拟定上也令人诧异，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则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目录中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也都是如此。这种错差的标题方式表明作者有意起用的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
章学诚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学演变至史地合宗。西方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而今天我们的方志学多停滞不前，近现代又受到人类学、新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科目冲击，他们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政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成分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单元。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文学化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脱离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方志编撰与写作，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顺理成章，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或说方言，如果本地方具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个要求。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就停留在理解程度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其负有责任――功能已经式微了，作为文学，狂欢才是最主要的。而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学手法和信史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是谎言那么简单，事实也并非信史，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史。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人甚至建议诗学也可以这样作。《地方性知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清醒的，在后记中他写到，明白无误的说他起用的是“方志体例”，然后兑通人类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在以往的文本当中，《马桥辞典》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但只是萌芽，马桥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以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窠臼。其文本实验还是古典的，因为，将这些割裂的情节合起来，还是一个古典式的长篇小说，它不是真正开放性的文本。《地方性知识》采取的立场和视野与之差异甚大，或者本质上已经不同，第一卷开宗明义，还搞了一个“凡例”，令人莞尔，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作者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的结晶群众放到了平级的位置，作者声称，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也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他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等等构成了汤错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再提到，《地方性知识》并非最终的书名，全部完成之后叫做《铜座全集》，《地方性知识》是作者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集，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同名，在卷三的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师承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但完全去掉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黄与费的两种著作），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
汉语实验小说近年来呈现出对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的反思，对文体程式本身的探讨一直是核心问题，《地方性知识》采取的这种“方志体例”或许为综合性探索的提供了一个实验的先导。而实际上“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从产生背景看，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激烈的冲荡中沉淀下来的结晶，他出乎意外的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作者愿意以十年的时间（期间我们会看到多少小说的诞生与泯灭）来完成一部著作，就此而言创作者获得的历练其结果或许不再仅仅是写的冲动，而是某种信念的笃定。
2010年12月20日 花溪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七)：漫游，以及“地方性”作为变数
漫游，以及“地方性”作为变数
——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
王炜
大约进入21世纪初始，生于1970和1980年代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中隐约发展着一些共同的欲求。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惯性的不满，以及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普遍肤浅的文学抒情话语的不满，使年轻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产生纠正的冲动。此外，随着文化出版物的丰富，众多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译本带来的启发，使敏感的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们亟需进入那种表达层次。但仅由这两个动因来概括产生《地方性知识》这类作品的土壤是不够的。其一，《地方性知识》的乡土/自然观念依然接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二，也是较为内在的原因，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受一个共同意向的感召，该意向直说便嫌宏大刺耳、但实为基础与前提，是那种不宜事先宣称、却要在长时段落实、实践过程中去顺带着说出的东西。该意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提问：“如何表达中国？”这意味着虽然他们中尚有模仿者出入，但本土化实践是共因。
这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为进行抱负高远的写作所做的长期准备，各人分而治之的图景，是沉潜不显、令人感动的。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自觉修补、尝试建设以往因避重就轻的文学习惯而被悬搁的诸多环节。凡自然界中事物的现实状况、实际环境中普通人的处境、行为、语言都在其视野观察之内，并不计较和归属标准的地理学、哲学、语言学、文体学、文化历史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表达，但是认真动用这一切。在作品中，不论行文还是贯穿始终的思维理解活动，都试图节省文学习语导致的延续性，并含有对以往语言延续性的批评。上述抱负，与其说是对固有政治现实和以往文学修辞习惯的反对，不如说，是对它们同语言表达之间的已有关系的反对并试图改动。
由于崇尚对具体现实地域环境、人的行为状况的实际观察接触，向上层活动的作家再次成为向下的、朴素而暗含必要的狡黠的漫游者，并且在“普通的”事物环境中就地取材。霍香结曾把精力投入到个人相对散漫、但目的严肃的田野考察活动中，且在此过程中没有因为其内在严肃性而失去想象力和有趣。一次，霍香结对我言及他的两个写作构想，一是写灵渠，完全从修建施工技术、地理学形态上去拓展叙述角度；另一个，是用一种不无滑稽的方式，写一本作者本人像神农氏一样、确确实实去对各种物进行田野考察的博物学小说，并真实的保留考察体验过程中各种反讽喜剧性的细节。在我看来，这颇有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近代学科）敲丧钟的意味。我个人更喜欢这两个构想甚于这本已经完成的《地方性知识》。
如果把越城岭山脉下的村庄“汤厝”仅仅读成又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或哈扎尔世界的中国乡土版（这种尝试在上世纪似乎已经透支），尽管可以帮助读者依稀辨认出其模仿之声，但可能会妨碍对该作品的本土化抱负的体谅理解。
官僚意识与文化落后导致了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并成为有文化的外来者观察与批评的对象。但这些有文化的外来者，或者说，城市中的苏格拉底们，还要面对中国式的乡土柏拉图们的异议论争，后者的地方圣王意识使他们对这些外来游动批评家们半信半疑。尽管一个地区现实是乡土柏拉图们的母体和母题，但是，也是他们希望施行道统教化之地。城乡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等“说不尽的话题”，在今天中国的思维环境里仍然在意味盎然的延续。同样，“汤厝”之于霍香结，是一个神圣的价值，不像城市批评家的习惯，视之为可疑。
要说明霍香结笔下的“汤厝”的真理性殊非易事。在霍香结看来，乡土/自然是“本体自身”而不是观看的对象，“汤厝”是第一主体，也是惟一的主人公，由这个词来释放所有别的东西。这个原始的、盘古般的“汤厝”是第一生产力，是首要的、先验的。人们的理解只能是后于“汤厝”的，而不是在理解辨认过程中产生一个名叫 “汤厝”的评议对象。这是霍香结的神话：如果我们以为“汤厝”是一个被辨认者，这是错误的，情况其实相反，我们才是那个被辨认的东西——被“汤厝”辨认。这是反转过来的：去看的人其实是被看者。在这一关系前提下，霍香结孜孜澄清他的乡土制度，也对看与被看的伦理展开规范。其中依稀有一丝泰戈尔在南亚现实中试图重建乡村社群文化的理想的回声。在中国西南城市—非城市地区之间两地来回、长大成人的书生霍香结，同样也是那位随着思想变迁而似乎被遗忘了的东方贤哲的读者。霍香结的乡土/自然并不完全是卢梭式的，以田园画面对抗城市社会。乡村成长背景与城市成长背景之间的差异性，成为霍香结写作的空间，而并不指向执拗的城乡对立性（这在许多中国青年文学作者笔下常见）。
理解“汤厝”的先验性，才能对霍香结的“大地的肉身形式”一说略解端倪。霍香结的大地观念一如“汤厝”，自足而绝对。《地方性知识》基本由两类语体构成，一是真理性质的教义、公式语体，二是叙事散文体的田野考察笔记。在第二类语体中，“地方”不是充分圣美自足的最高价值，而是一个变化之地，我更喜欢这一层意思：“地方性”是一个变量，是事物和语言的种种变数的体现，而不是已经被确定完毕的东西（譬如先验裁决者），不论是赞美的确定还是否定性质的，但在这本书里，我们还不能有更多的推测。“乡土地方性”在道统之论的拥护下登基为王，还是下野到变动中的时代现实之间等候礼失而求，这是作者犹豫不决的。由于思想变迁中理性的介入，霍香结的大地法似乎尚未升级到查海生式的暴烈程度。相比前人，霍香结显得温和宽容一些，也许也犹豫一些，“大地”只是诸意义的消化地，只是语言的消化变动之地，而不是主宰分配者，尽管它具有自然界的严酷和不可逾越，要求人们通过面对它来自我调整。相对于前人，在霍香结这里，“面对大地”并非面对一种道德话语，而是面对一次试验，这一试验能够为文学提供新的机会和要素。这要求作者去越过各种已经被决定了的形象（譬如前人的大地神话），这样，“大地”仍有可能把他引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会喜悦的看到，尽管霍香结的写作在真理化的抱负上始终不舍，但是在最后时刻，起作用的依然是文学本身，它最终的形象依然是一本不无矛盾的、彰显个人旨趣的小说作品，而不是一部经文。
汉语言文学流传着这样的情怀：把现实还原为自然。这一还原法被无数具有地方小城镇、农村成长背景的青年作者们广为继承。在过去20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学方法的热衷，这容易被解释为是因为人们对情绪化的形容词和解释厌倦了，对“知识”厌倦了（或者无能为力），需要一种新的事实感，或者“务实”。但往往正是“务实”在产生一个平整平均的假象，问题仍未得到认识。人们借用或误用社会学，把情绪寄托到对事情与环境的“纪录”中，以求达成一种重要的东西——在每个不同的地域重复“重要的理念”、“重要的价值”，这些，都以责任或风气的方式，被推行在人们对一个个地区的辨认和利用中。
中国深处的一个个省份、一个个欠发达的地区仍是模糊区域。年轻的社会学爱好者们奔赴各地，想了解这些地区的特点和弱点，了解其含量与可能性。然后他们发现，人们并不希望有的现实成为一切人的现实。于是，不得不先正视这种模糊：你不能真正地说出一个地区，不能真正说出一个城镇、村庄或者“群落”。你不得不学习在这种模糊性或者限度以内工作，并且做好准备：一个地区并不如事先想象，有种种显著、充实的形象和意义。而且不得不理解“模糊”给一个地区带来的平静安全，虽然它阻碍表达。模糊是它的秩序，有时候是它的尊严。而且，指出了主导一个地区的模糊性和习惯之后，会不会产生另一种话语的占有。改写对一个地区的表达，可能只是为了重新占有它。这和之前的占有可能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说，不是一切都需要被说出，不是什么都需要“清晰和准确”。
同前人的大地神话有所不同，在《地方性知识》中，大地正义具有一种中国语境中的时代性，一种现实主义视野。书中所有的表达，都指向一条变化中的权力风景线，政治对一个地方的书写得到了细致微观的呈现，并未被“汤厝”真理教视为“非本质的”和“非自然的”而剪裁不计，这使得《地方性知识》中的众多表达意图仿佛是指向同一个真相的证词。霍香结说：“我就在这样一个多维空间中打转，寻找互证关系，最后全是证词”，书中汇集的词和词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支持、彼此为证的关系，以完成一个主动说明的动作。这一主动说明，针对权力在“汤厝”留下的种种印记。不过，我们不能急于就把《地方性知识》读成一份关于现实权力对一个地方所起的作用的证词，因为那个原始的、第一原告依然是“汤厝”，而不是某个人，霍香结将此称之为“汤厝”的“原始针对性”。这里，在先后秩序上依然是反转的：“汤厝”的第一证词在先，然后，才是人与事的证据。
不管怎么说，由于证词气质的存在，也因为大地正义的现实性，霍香结的“汤厝”并没有成为变动的反动面，成为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或者“永恒实体”，而是恰好走进了它不那么情愿的由变数构成的现实世界。
霍香结说：“我使用的形式只有一个目的——‘我’不能存在。我所说的一切始终只是为了一个词的存在：汤厝。是汤厝这个概念实体。汤厝是‘大地’这个词所迁延出的概念实体。”
在《地方性知识》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到“汤厝”，希望更新他的语言，重新领会语言的新意和责任。在这里，有他关切的事物供他认识：地表、物种、人的生存活动、现实的不均衡存在，这里是中国的缩影并且是一个奇怪的缩影。他同这些事物碰撞，有所理解，也表现愚蠢。他曝露在这里。他走得越远，越感到个人的力量虚弱。他想做一个“自然的人”，但“自然”也显得异常困难。“自然”并非行为和交往中的恰当合理性，也非基于野外田园风光的情绪领域，而是自始至终去直视事物的运动和驳杂混沌，去与之相处，去接受、认识和记录。他惯性中的知识、方法和侥幸，都暴露出盲目任意和轻浮的面目。他所猜想的也往往和这里的事实不相一致。
当古代漫游者面对那个代表地方力量的独眼巨人时，他可以回答说他名叫“无人”。此时此刻，在“汤厝”的地方现实中，年轻的中国漫游者被一种神秘的大地法辨别、被观看和固定，他的存在变得微弱，并且没有一个巨人需要他回答。可是，当他面对一种来自地区现实的巨大的隐形力量时，他依然使用那种古老的狡黠，回答说“我也是无人”。他不能真正地说出一切但是他尝试。人们以一个软弱的身躯投入世界，与此伴随的是对蠢行的忧虑，对于被损害和被磨灭的恐惧。人们准备接受、并且已经在接受的损害磨灭，也并不在人们预设的意义中到来。漫游者意识到，他的理解和存在应该接受更多来自大地的斥责，他始终只能作为一种试验器具，处在对现实的不停探询，意义的不断发生和空缺中。在变动中的地方知识中，漫游者所接受的教育意味深长：“我”是什么？什么是我的“知识”？这使他的道路将区别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现代性之因，并由此寻觅回归华夏道山之途。
霍香结生于1978年，曾辗转游历于西部多年，除小说创作外也有诗名，辞章神虚，颇有华南山水之意。《地方性知识》只是九卷“铜座文集”的简读本。另外，“霍香结”得自“霍香”和“结香”两种植物的名字。
2010年11月24日。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八)：城市画报
我在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里看到另一种对待经验匮乏的方式。作为一种跨界实验文本，你很难界定它是小说还是掺杂了人类学、语言学、神学、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的百科全书式非虚构文学。霍香结似乎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小团队。这个团队的调研扎扎实实做了十年。它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地点“汤错”，绘制地图，转动魔方，讲述神话，录播它的语言、色彩、气息，用各种知识谱系中的工具去接近它，最终画出了一团四维迷雾。十年的田野调查，可以生产出多少故事，然而它轻松地绕开了虚构，每次打开它读上几页，仿佛骑马穿过文本草原，世界静下来了，现实本身的经验就这样从虚构的匮乏中胜出了。
作者原文 http://www.douban.com/note/164434364/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九)：王炜《地方性知识》未删节版评述
“地方性”作为变数
——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
王炜
大约进入21世纪初始，生于1970和1980年代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中隐约发展着一些共同的欲求。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的不满，也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普遍肤浅的文学抒情话语的不满（它们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作者们如同沃格林在《自传性反思》中所言“沉浸于知性上的不诚实”），使年轻的汉语言文学作者产生纠正的冲动。此外，随着出版物的丰富，众多现代诗文作品译本（尤其是小说）带来的启发，使敏感的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亟需进入那种表达层次。但仅从这两个动因来概括产生《地方性知识》这类作品的环境是不够的。其一，《地方性知识》的形上学偏好与乡土/自然观念依然接棒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二，也许是较为内在的原因，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受一个共同意向的感召，该意向直说便嫌宏大刺耳、但实为基础与前提，是那种不宜事先宣称、却要在长时段落实、实践过程中去顺带着说出的东西。该意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提问：“如何表达中国？”，这意味着虽然他们中尚有仿写者出入，但本土化实践是共因。
这一代青年汉语言文学作者为进行抱负高远的写作所做的长期准备，各人分而治之的图景，是沉潜不显、令人感动的。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自觉修补、尝试建设以往因避重就轻的文学习惯而被悬搁的诸多环节。凡自然界中事物的具体状况，实际事务环境中普通人的处境、行为反应、语言都在其视野观察之内，并不计较和归属标准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语言学、文体学、文化历史学、城市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表达，但是认真动用这一切。虽然积极利用各类学科和经验领域，但积累起来的材料并不被用于“综合”，而是更有可能被用于对语词与事物之间的现有关系作出改动。
由于崇尚对具体现实地域环境、人的行为状况的实际观察接触，向上层运动的作家再次成为向下的、朴素而暗含必要的狡黠的漫游者，并且在“普通的”事物环境中就地取材。霍香结曾把精力投入到个人相对散漫、但目的严肃的田野考察活动中，且在此过程中没有因为其内在严肃性而失去想象力和有趣。一次，霍香结对我言及他的两个写作构想，一是写灵渠，完全从修建施工技术、地理学形态上去拓展叙述角度；另一个，是用一种不无滑稽的方式，写一本作者本人像神农氏一样、确确实实去对各种物进行田野考察的博物学小说，并真实的保留考察体验过程中各种反讽喜剧性的细节。在我看来，这颇有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近代学科）敲丧钟的意味。我个人更喜欢这两个构想甚于这本已经完成的《地方性知识》。
如果把越城岭山脉下的村庄“汤厝”仅仅读成又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或哈扎尔世界的中国乡土版（这种尝试在上世纪似乎已经透支），尽管有助于读者依稀辨认出其模仿之声，但可能会妨碍对该作品的本土化抱负的体谅理解。况且作者已在后记中明确陈词：“我们不可能再按照沈从文、福克纳、巴尔扎克、马尔克斯那样来提留地域性，而需要一次实证精神来结束这场盛大的衰败。” 此外，人们可以与之联系一说的前例还有《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以及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同名著作《地方性知识》。
官僚意志与文化落后导致了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并成为有文化的外来者观察与批评的对象。但这些有文化的外来者，或者说，城市中的苏格拉底们，还要面对中国式的乡土柏拉图们的异议论争，后者的地方圣王意识使他们对这些外来游动批评家们半信半疑。尽管一个地区现实是乡土柏拉图们的母体和母题，但是，也是他们希望施行道统教化之地。城乡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等“说不尽的话题”，在今天中国的思维环境里仍然在意味盎然的延续。同样，“汤厝”之于霍香结，是一个神圣的价值（“这是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参见书中“新书”词条），不像城市批评家的习惯，视之为可疑。
要说明霍香结笔下的“汤厝”的真理性殊非易事。在霍香结看来，乡土/自然是“本体自身”而不是观看的对象，“汤厝”是第一主体，也是惟一的主人公，由这个词来释放所有别的东西。这个原始的、盘古般的“汤厝”是第一生产力，是首要的、先验的。人们的理解只能是后于“汤厝”的，而不是在理解辨认过程中产生一个名叫 “汤厝”的评议对象。这是霍香结的神话：如果我们以为“汤厝”是一个被辨认者，我们就错了，情况其实相反，我们才是那个被辨认的东西——被“汤厝”辨认，在“汤厝”的民俗仪轨、日月草木虫鸟构成的农事诗世界与方言体系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对应的面孔。这是反转过来的：去看的人其实是被看者。在这一关系前提下，霍香结孜孜澄清他的乡土制度，也对看与被看的伦理展开规范。其中还有一丝泰戈尔在南亚现实中试图重建乡村社群生活的理想的回声。在中国西南城市—非城市地区之间两地来回、长大成人的书生霍香结，同样也是那位站在现代的大门前，随着思想变迁而似乎被遗忘了的东方贤哲的读者。霍香结的乡土/自然并不完全是卢梭式的，以田园画面反对城市社会。乡村成长背景与城市成长背景之间的差异性，成为霍香结写作的空间，而并不指向执拗的城乡对立性（这在许多中国青年文学作者笔下常见）。此外，虽然在不断书写对地方自然与生活环境的记忆，但霍香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那种源源不断在无数青年文学作者笔下涌出的自传，或者“圣徒传”。
理解“汤厝”的先验性，才能对霍香结的“大地的肉身形式”一说略解端倪。霍香结的大地观念一如“汤厝”，绝对而自足。《地方性知识》基本由两类语体构成，一是真理性质的教义、公式语体，二是夹叙夹议的田野考察笔记。在第二类语体中，“地方”虽然充分圣美、但没有到不可更改的地步，而是一个变化之地，我更喜欢这一层意思：“地方性”是一个变量，是现实事物和语言的种种变数的体现，而不是已经被确定完毕的东西（譬如先验裁决者），不论是赞美的确定还是否定性质的。但在这本书里，霍香结对地方性作为变数的接受程度如何，我们还不能有更多的推测。“乡土地方性”在道统之论的拥护下登基为王，还是下野到变动中的时代现实之间等候礼失而求，这是作者犹豫不决的。既否认“汤厝”是操作的结果，但作为灵魂经典的大位又迟迟未予扶正。
“谢秉勋在竞选村长之前，我们有过一次谈话，他说：“对那个行政上的化身我没有太多的感情。因为，它不能提供想象空间，甚至连汤错存在过多久的历史都不能提供最基本的根由，它即没有血也没有肉。我个人对汤错的感情是起伏的。早先的时候，被一种外在情感左右，诱导我仇恨它的土，它的贫穷。这种自我否定在我的思想中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是这样的。到我完完全全离开之后，我才回头审视它的存在。这一去就是二十年。现在我又回来了，它又不能成为我完全赞美的对象。”
我把这段文字读为基本上是《地方性知识》的现实感的出发点，这使“汤厝”没有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秘教，个人的符号小帝国。由于思想变迁中理性的介入（或者是霍香结所称的“实证精神”），霍香结的大地法没有升级到查海生式的暴烈程度。相比前人。霍香结显得温和宽容一些，也许，也犹豫一些，“大地”只是诸意义的消化地，只是语言的消化变动之地，而不是主宰分配者，尽管它具有自然界的严酷和不可逾越，要求人们通过“面对”它，来进行各种自我调整。相对于前人，在霍香结这里，“面对大地”并非面对一种先验的裁决，而是面对一次试验，进行这项试验能够为文学话语提供新的机会和要素。这要求作者去越过各种已经被决定了的形象（譬如前人的大地神话），这样，“大地”仍有可能把理解与表达活动引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会庆幸的看到，尽管霍香结的写作在真理化的抱负上始终不舍，但在最后时刻，起作用的依然是对文学本身的考虑，它最终的形象依然是一本不无矛盾的、彰显个人旨趣的小说作品，而不是一部经文。
汉语言文学流传着这样的情怀：把现实还原为自然。这一还原法则，被无数具有地方小城镇、农村成长背景的青年作者们广为继承。在过去20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学方法的热衷，这容易被解释为是因为人们对情绪化的形容词和解释厌倦了，对“知识”厌倦了（或无力认识），需要一种新的事实感，或者“务实”。但悖论是，往往正是“务实”这一工具在产生一个平整平均的假象，问题仍未得到认识。人们借用或误用社会学，把情绪寄托到对事情与环境的“纪录”中，以求达成一种重要的东西——在每个不同的地域重复“重要的理念”、“重要的价值”，这些，都以责任或风气的方式，被推行在人们对一个个地区的辨认和利用中。
中国深处的一个个省份、一个个欠发达的地区仍是模糊区域。年轻的社会学爱好者们奔赴各地，想了解这些地区的特点和弱点，了解其含量与可能性。然后他们发现，人们并不希望有的现实成为一切人的现实。于是，不得不先正视这种模糊：你不能真正地说出一个地区，不能真正说出一个城镇、村庄或者“群落”。你不得不学习在这种模糊性或者限度以内工作，并且做好准备：一个地区并不如事先想象，有种种显著、充实的形象和意义。而且不得不理解“模糊”给一个地区带来的平静安全，虽然它阻碍表达。模糊是它的秩序，有时候是它的尊严。而且，指出了主导一个地区的模糊性和习惯之后，会不会产生另一种话语的占有。改写对一个地区的表达，可能只是为了重新占有它。这和之前的占有可能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人们还会说，不是一切都需要被说出，不是什么都需要“清晰和准确”。
同前人的大地神话有所不同，在《地方性知识》中，大地正义具有一种中国语境中的时代性，一种现实主义视野。霍香结梳理的“汤厝”村治史，可以被看作近现代中国乡村史的标本。这里，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这部小小的编年史：从1949～53年间，“汤厝”承国民党建制，村庄为互助组形式，下面是各居民区。此后，原来的村改为乡，设立乡长与农会主席，实际上称作小乡。在1955～56年间，“汤厝”进入一个由初级合作社为外观的“混合阶段”，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作人们的思想工作，证求各居民区意见，加入合作社。全互助组都加入的，则称之为高级合作社。至此，“汤厝”先后经历了小社、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这样一个阶段。但是，高级合作社尚还不是人民公社形式，经济基础和劳动方式还未发生变化，粮食还没有平调。1957年，“汤厝”进入供销社时代，这也是著名的“反右”时期。紧接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时代轰然而至，人们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合作社时期（“这三年是较为激烈的”，书中村民语）。
在1960～66年间，《地方性知识》中这样说，“汤厝”是“空白记忆”。然后，1966－78年——“特殊年代”。1980年代，区改为乡或镇，在“汤厝”，干部的职称由上级任命本村村民担任，直接对乡里负责。再从1996年代至今，“汤厝”进入村民自治时期，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前卫的改革方案”——《地方性知识》这样评价。
作者把大量的注意力和评议重心，放在了这一小小的卷宗所涵盖的时空范围，在这些篇目里，话语的兴奋点往往不由自主越出之前预设的社会学、地理学范围，走向一种政治学视野。在这些时刻，“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似乎也暂时沉寂了，让位于现实社会的变动世界。这仿佛说明，语言与材料的现实性，往往会偏离作者主观的深意。在“电视与乡村”、“农民的江山”（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口述史）、“族谱上的河”（涉及一个地方的农村结社史）、“摊尸”等条目中，所有的话语都指向一条变化中的权力风景线，政治对一个地方的书写得到了细致微观的呈现，并未被“汤厝真理教”视为“非本质的”和“非自然的”而剪裁不计，这使得《地方性知识》中的众多表达意图仿佛是指向同一个真相的证词。霍香结说：“我就在这样一个多维空间中打转，寻找互证关系，最后全是证词”，书中汇集的词和词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支持、彼此为证的关系，以完成一个主动说明的动作。这一主动说明，针对权力在“汤厝”留下的种种印记。不过，我们不能急于就把《地方性知识》读成一份关于现实权力对一个地方所起的作用的证词，因为那个原始的、第一原告依然是“汤厝”，而不是某个人，霍香结将此称之为“汤厝”的“原始针对性”。这里，在先后秩序上依然是反转的：“汤厝”的第一证词在先，然后，才是人与事的证据。
不管怎么说，由于证词气质的存在，也因为大地正义的现实性，霍香结的“汤厝”并没有成为变动的反动面，成为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或者“永恒实体”，而是恰好走进了它不那么情愿的由变数构成的现实世界。
霍香结说：“我使用的形式只有一个目的——‘我’不能存在。我所说的一切始终只是为了一个词的存在：汤厝。是汤厝这个概念实体。汤厝是‘大地’这个词所迁延出的概念实体。”
在《地方性知识》的最后部分里，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到“汤厝”，希望更新他的语言，重新领会语言的新意和责任。在这里，有他关切的事物供他认识：地表、物种、人的生存活动、现实的不均衡存在，这里是中国的缩影并且是一个奇怪的缩影。他同这些事物碰撞，有所理解，也表现愚蠢。他曝露在这里。他走得越远，越感到个人的力量虚弱。他想做一个“自然的人”，但“自然”也显得异常困难。“自然”并非行为和交往中的恰当合理性，也非基于野外田园风光的情绪领域，这个“自然”也许更接近于霍布斯笔下那个并不安全、并不和睦的自然状态。他惯性中的知识、方法和侥幸，都暴露出盲目任意和轻浮的面目。他所猜想的也往往和这里的事实不相一致。
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商业意图的各种世俗利用，在一个个欠发达的地区，产生了一种地域文化的新的传奇化，这种新的传奇化，已经很大的不同于这些地方旧有的文化遗产所能提供的内容。也许在今天，一个作家的工作，也包括克服一个地方的新传奇化。霍香结对“汤厝”各种代表人物和村治史的记述，有助于祛除那种在一个地域、在一些人们头脑中的，被使用于文化想象的迷恋意识。尽管由于对“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的深深同情，使霍香结没有选择去致力于更多的批评。他在表达“神性空间”时，显得缺少在表达现实人物的命运和村庄政治时所洋溢的清晰和力度。也许，“这最为自然的中国乡野神性空间”仍然是一个有很多人在居住的家，或者，也是作者的家，而“家”是一个人的情绪、弱点和混乱的来源。但是，当一个地方流动着超出了“地域性”的，一种普遍的、坏的现实时，又该怎样呢？我们在现实生活游历中不乏这样的体会，一个地方往往只喜欢他人来赞美，并不需要他人来认识、怀疑并说出真话。“族人们”，不喜欢“别人”来用警觉的眼睛冒犯自己的家。外来的观察者和询问者，则像一个侦探，或者说，“意义”的侦探。家的自闭意识，也许是亚洲世界的一个特征，是我们的特征？
当古代漫游者面对那个代表地方力量的独眼巨人时，他可以回答说他名叫“无人”。此时此刻，在“汤厝”的地方现实中，年轻的中国漫游者被一种神秘的大地法辨别，被观看和固定，他的存在变得微弱，并且没有一个巨人需要他回答。可是，当他面对一种来自地区现实的巨大的隐形力量时，他依然使用那种古老的狡黠，回答说“我也是无人”。他不能真正地说出一切但是他尝试。人们以一个软弱的身躯投入世界，与此伴随的是对蠢行的忧虑，对于被损害和被磨灭的恐惧。人们准备接受、并且已经在接受的损害磨灭，也并不在人们预设的意义中到来。漫游者意识到，他的理解和存在应该接受更多来自大地的斥责，他始终只能作为一种试验器具，处在对现实的不停探询，意义的不断发生和空缺中。在变动中的地方知识中，漫游者所接受的教育意味深长：“我”是什么？什么是我的“知识”？这使他的道路将区别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现代性之因，并由此寻觅回归华夏道山之途。
霍香结生于1978年，曾辗转游历于西部多年，除小说创作外也有诗名，辞章神虚，颇有华南山水之意。《地方性知识》只是九卷“铜座文集”的简读本。另外，“霍香结”得自“霍香”和“结香”两种植物的名字。
2010年11月24日。
《地方性知识》读后感(十)：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4）
幻想一种地志文本——关于《地方性知识》（4）
2011-01-13 10:24:46
我像巴黎秘密警察艾梅里跳进孟德斯鸠的百科全书般知识海洋里无序漂流一样，我在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里体验了马克·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阅读方法，除了前例的引言之外，其余则以扑克牌式阅读，其实这完全不是先例，因为中国笔记体小说的魅力在很早就以其灵巧的分类检索而闻名，并不以系统线性序列阅读，这样的阅读方式和文本内容本身是有特殊的关联的，这样的片段笔记具有自身的魅力，扩展和改写成一个小说却剥夺了它的光环，另一个吸引力则是一个没有被刊登的文本，隐义越多，流言就越多（包括上述的地方性知识里的内容片断、蒙彼利埃市的那个中产阶级市民的所闻所见、巴黎秘密警察的笔记）。福柯就曾经打算写过一本关于马奈的书，但这个书不存在了，但它确实存在过（1967年的福柯与子夜出版社所签订的合同草本可以证明），这样一部著作的存在模式是马拉美式的（也许现在可以明确我想说的是什么了，《地方性知识》里不缺少地方性的见闻和知识，而缺少一个遗失的文本），这样福柯关于马奈的这个书，只有导言（由福柯1967和1970分别在米兰和东京的演讲作为未出版杰作的导言）成为了一种幻灭的证实（这个证实和霍香结提到的新小说像学术一样的证实不一样，而我更关注这个证实，谢阁兰的《出征》一开始就套上了疑问：在被质于事实时，概念与实物究竟怎样符合？真实本身，是否也拥有它形诸言语的价值、它的味道？所以霍香结里提到的实证，谢阁兰也怀疑，一边是词语，这些“在一张纸虚构的平面上约定俗成铺开来的形符”，一边是由“体积、土石和山水”组成的地理现实，在“鉴定”之下二者呈现的差异，凸显出“适合人的共同尺度的阙如”，“两个世界”——词与物、思想与身体的运动、梦与亲身经历——之间“昭然若揭的对抗”，决定了面对所有“对象”所能采取的两种态度：“——或为一个遨游于词语世界的作家领而有之——或为一个有些不情愿地操起笔来的旅行者描述和评价”，而我在重现仙霞镇计划里则想以另一个维度使二者为一），围绕马奈的秘密如同秘密警察撰写巴黎文人档案的目的一样引人好奇，一种遗失文本带来的欲望和猜想，有时大大超过已刊登文本。福柯这个时候如我在地方性知识里踱步之后，写了一个和亚伯拉罕·蝼冢一样的《黑暗传》，而我印象里《黑暗传》也没出版，据说这个文集里搜集了总医院和巴士底狱的囚禁者档案，都是一些所谓声名狼藉的人，福柯分析的是日常生活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纳入到叙事和话语体制的，而我在此并不感兴趣具体的档案内容以及这样的档案体现的旧制度和意识形态。我关心的是福柯的编撰标准，何以这样的记录文本让福柯痴迷，甚至为什么做一个声名狼藉者仿佛也是一个福柯的梦想，在我没有一个框架标准或系统去肢解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的时候，我想换个方式。摘选福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到的一份18世纪的拘留记录：马图林·米兰，1707年8月31日被送入夏朗东精神病院，他向家人隐瞒他的疯癫，在乡间过着一种遮遮掩掩的生活，频频卷入官司和纠纷，毫无担保地放高利贷，把他脆弱的精神引入未知的道路，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创最伟大的事业。这样一种沉寂在图书馆档案卷宗里的暴力叙述，混杂着阴谋和生命的悲惨，触动了福柯，也触动了我。在写出《黑暗传》之前，福柯已经用这些材料写了《疯癫与文明》，这是有目的的去阐述福柯的权力理论，这些声名狼藉者要是不和权力发生碰撞，没有被拘留、逮捕或处死，都根本不会在历史上遗留下文字。但对于《黑暗传》不一样，福柯不慌不忙，也毫无目的（是否看到了似曾相识端倪，福柯也为自己辩护也许是个主观情绪之作，也许有些自成体系的怪异想法，我不知道霍香结是怎么样的想法），甚至一度打算系统化。而福柯最终取消准备系统理论化的原因，和上面提到的中国笔记小说类似，我也感兴趣的是这么多人阅读笔记小说，可否研究过为什么这个片段和那个奇闻适合入选，而另一些则不是（博尔赫斯的想象和福柯在《词与物》的开头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分类，驯顺的、传说中的、属于皇帝的、有芬香的、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在这个惊人的分类中，对我们原本理解的东西，突然陌生，并且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魅力，因为我们无法思考这样的分类带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认识，我们甚至不习惯这样的分类法去思考，知识就像地鼠一样，在我们的传统分类房间内穿梭，而我是这个知识的穿山甲）。福柯的入选原则很奇特：涉及的人必须真实；他们存在过，但默默无闻；他们命运坎坷；记载他们的文字要短；文字陈述不仅怪异悲惨，且要是控告、谴责、拘留报告，而这些处置是这些人的无足轻重生命的一部分；文字的震撼力是要通过美和恐惧交织。对于具体的这些报告内容我就不加说明（完全和中国笔记小说中的内容一致，可耻的修道士、受虐的妓女、暴行的酒鬼），对于我解释一个文本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是否可从这里得到一点关于这样的文本的魅力所在，这些暗黑里存在的传奇，它有过一个途径，时间和空间的，在历史的某个地理位置发生了一些事件片段，通过间断、擦拭、淹没、重组和再现，最后成了一个遗失文本的一部分出现在面前，成为一种新的话语，这种话语存在巨大的可能性，而地方性和日常性的知识是它的起源之一（这个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里的知识还有差异，所述之事和叙事方式之间也还有差异，所述问题的为微小秩序与发生作用的整体张力的差异）。一种新话语所要求的新知识的构成，同时也要求一种新文学的诞生。
（待续）
感谢
推荐 2011-01-13 11:40:05: 云室后主－披雲 毫无疑问，这等于提出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意欲谓之的写作方向。它围绕一个预置－前置－潜置的“涌光之处”，通过该光环的边际理想价值重塑文本核心，它不是天体的扇形展开，而是大爆炸。“涌光之处”并不是知识起源的源头，但又必须是源头－－是阐释性质的。而博尔赫斯的写作也演示一种虚拟知识和结构的产生方式。一个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助，一个是互逐。很显然，完成这样一个文本则最主要的尚须回归主体即写作者自身。这个“涌光之处”是问题的结症所在－－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词、一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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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11:41:11: 恶鸟 (迷狂而分析) 。这个“涌光之处”是问题的结症所在－－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词、一个文本。
这个说得好。
2011-01-13 11:42:23: 恶鸟 (迷狂而分析) 地方性知识就是这个幻想地志文本的“涌光之处”
2011-01-13 11:44:38: 云室后主－披雲 进展实在太快了^_^。我跟着你的话题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