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读｜单田芳：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01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
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副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大量的心血。
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6岁上私塾，学“人之初，性本善”；8岁上“洋”学，学国文和日文。
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业余补课，他巴不得宝贝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以此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下九流”的行当。
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对说书、大鼓书十分厌烦、鄙视，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
02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二舅、三舅这些亲人，都被公安部门带走。半年后，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6年、8年、5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43岁，受其影响，我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人物。
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五个年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
母亲和父亲忽然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了沈阳。主心骨不在，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就是我后来辍学、与妻子结婚，又干了本来厌烦的曲艺这一行的原因。
父亲6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8岁。古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父亲对我坦诚地说：“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撞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
可是，这一切努力已经太晚，他一无文化，二来年近五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被沈阳市曲艺团裁员，转业到沈阳市大东区的一个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03
1969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就利用这段空闲，把患病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鞍山，想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俩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父亲几乎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净淘气，甚至爱撒谎等等。
我埋怨父亲当年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极为感慨地点了点头，发自内心地接受了，接着说：
“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
父亲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突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那动作迟缓的肢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
我很想让他颐养天年，可惜那时我的政治生命已被剥夺，而且，我和老婆孩子，即将被遣送到农村。
04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阳的客车，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影像。
两年后，父亲去世。在无法给父亲找块墓地的窘迫条件下，我和堂弟将父亲的骨灰埋在沈阳清北陵的树林中，但愿父亲能如朋友说的那一般：“老单，老爷子能在沈阳北陵‘安睡’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