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经典读后感10篇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一本由[美]赫希曼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3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一)：分享一篇汪丁丁写的关于赫希曼的文章
逝者---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汪丁丁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1970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1）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2）获得比从（1）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1989年AER论文的标题，“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
迟至41岁，1956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1935-1936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1933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Albie”，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二)：另一篇有关赫希曼的文章（转载）
神秘博士赫希曼
原载《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5期
西闪/文
上世纪30年代，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常驻柏林。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以及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0年6月，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弗莱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募捐餐会，向他的贵格会（Quaker）教友以及哈佛同窗筹款，为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骨干募集逃难的经费。会上有人提出，营救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政治人物，而应该把那些已经逃到法国的犹太文化精英包括在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ERC），负责滞法犹太精英的营救工作。于是，1940年8月，带着一张200余人的营救名单和3000美元募款，弗莱只身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秘密的救援活动。
受制于反犹排犹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拒绝帮助犹太人，还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因此弗莱在马赛的工作一开始既孤独又艰难。好在一个绰号“闪亮”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做助手，令弗莱的工作大有起色。
“闪亮”只有25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8岁的时候为躲避反犹浪潮逃到法国，就读于索邦大学。1935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21岁的“闪亮”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军战士。1938年，他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闪亮”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军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入侵。
法国投降后，“闪亮”流亡到马赛，很快就与弗莱开始了高效的合作。他们找到了救援名单中的大部分犹太人，给他们代办签证，伪造证明，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等等。在完成原定任务的同时，他们也从不拒绝其他犹太人的求助。在弗莱眼中，他的这位年轻的助手简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后来他在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中写到，“闪亮”不仅聪明善良，个性令人愉悦，还是一个“非法活动的专家”。当他们给逃亡者使用的捷克护照失效时，“闪亮”很快开发出另一个伪造证件的地下渠道；当他们的经费彻底耗尽时，“闪亮”又迅速地搭起了募款私汇马赛的秘密管道；当逃亡者无法乘坐火车离境，他又悄悄建立了偷渡网络，以及沿途的接待地点。在他们的领导下，只运转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等等，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在其中。
当然很快，紧急营救委员会就成为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眼中钉。1940年12月，遭纳粹搜捕的“闪亮”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逃至美国纽约。“闪亮”走后，弗莱的工作也就陷入困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他（指‘闪亮’）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觉我多么依赖他。不仅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1941年9月，被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当局视为共同外交麻烦的弗莱也被驱逐回了美国。然而弗莱没有料到，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两年研究员后，“闪亮”又于194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重返欧洲战场，从北非一直战斗到意大利。
1946年，31岁的“闪亮”刚刚退伍，就以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只不过，彼时再没有人叫他的法国绰号，而是尊敬地称他为“赫希曼博士”，因为他的真实姓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就在1952年，哥伦比亚延请赫希曼担任了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为国家政策出谋献计。两年后，“闪亮”自己在波哥大开设了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继续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1956年至1957年，耶鲁大学聘请赫希曼担任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讲座教授。正是基于哥伦比亚的那段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书中他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这本著述被译介到大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58年至1964年，赫希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经济关系，接下来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长达10年。1974年，他转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85年荣休。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赫希曼还有多部经典著作。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进出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的书名那样，他的著作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往往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多重边界。例如他的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就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则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观念演化的过程予以厘清，而《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在理解集体行为方面，也比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 Olson）更加深刻。
赫希曼认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点，认为“对直接经验的解释是任何思想得以成立的惟一依据，而思想的起点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与观察。”所以他既反对空洞无物的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又鄙夷那些流行的表面客观实则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论。他不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公式来概括，也不赞同人类的追求、付出与牺牲用所谓“偏好”来形容。他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历史境遇、社会背景、个人经验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握人类行为的方向才有可能。事实上，在他的诸多考察中，人类行为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铁律，反倒具有某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在希望与失望的摇摆之间，在进步与反动的往返当中，实现曲折而多变的前行，一如他的自传书名：“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
赫希曼如此强调人类研究中各种因素的的复杂作用，毫无疑问，缘于他丰富而多彩的个人经历。这种对生命体验的高度重视，将他的鲜活思想与众多“转椅理论家”生产的苍白理论永久地区分开来。他是人类进步的探索者，而不是单纯的鼓吹者。他总是提醒人们，如果不能清晰地辨识“考虑周详的愿望” (thinkful wishing)与一厢情愿式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不能充分地理解和体察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任何人类知识上的进展都会得而复失。也因如此，赫希曼从来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所有人类奥秘探求者的同伴，乃至向导。不少学者将赫希曼放在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等人组成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学界，赫希曼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还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称做“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目前得主有三位，依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每一位都符合赫希曼的思想家原型。
最近，赫希曼的又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引进国内了。在这本书中，赫希曼集中处理的是保守与进步的修辞学（rhetoric）。他注意到，对应于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进步时刻，那些反对者——即保守者或反动派（均无贬义）所做出的反对往往是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本质上是刺激-反应型的，没有恒定的反对原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对象，并且几乎总是陷入一个不断自我筑垒的循环之中。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动更多地是缘于面对风险的复杂心理而采取的拒绝进步的断然态度，反动的话语往往也是基于“论证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而塑造出来的一套套专横而不妥协的修辞，并不涉及反动者的欲求、道德和信念。
赫希曼认为，正面攻击反动派的心灵或人格很可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相反，理解反动派的修辞，从而冲击他们脆弱的逻辑，反倒可能促使壁垒的瓦解，达到沟通融合的目的。因此，他归纳出三大类反对进步的“反动修辞”：悖谬论、无效论及危险论，试图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缴反动派的械。在《反动的修辞》中，他用激情与简洁兼具的论述达成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赫希曼再次表现出他那自我颠覆的倾向。针对“反动修辞”的敌手“进步修辞”，他也展开了分析与批评。并且他指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修辞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毫不妥协——这种专断的、拒绝沟通的话语特征妨碍了人类的合作和进步。
很显然，赫希曼对待智识的诚实态度只会令反动派和进步派都心怀不满。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一致性是心胸狭隘者的魔障”，只有热爱人类、视野广阔且深具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才敢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尚未解决的矛盾，赫希曼就是这样的人。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三)：退出对于维稳的重要性
赫希曼提出的理论很多都很简单，比如著名的退出-呼吁模型。理论的起点无比简单，当一个消费者对产品不满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再购买此商家的产品，也就是”退出“，要么向商家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也就是”呼吁“。然而退出和呼吁的成本差别很大。退出往往是个人行为，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呼吁则是一种集体行为，需要很多组织，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退出行为的增加往往会减少呼吁行为。
赫希曼将这个简单的模型应用到分析东欧政权的兴衰。他最初的模型认为退出和呼吁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退出的行为增加了，呼吁的行为就会减少。因为呼吁需要一些组织，而有能力组织的人往往已经退出了，于是降低了呼吁的可行性。这个模型在比较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时候一度非常有效。因为西柏林的存在，东德人可以随随便便去西德，因此东德的退出成本显著低于匈牙利捷克等国，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东德政府也乐见异议者退出。另外退出也可细分为肉体退出和精神退出，东德不仅肉体退出比其他东欧国家容易，精神退出同样如此，或者更甚，因为东德人很容易得到西德的出版材料。由于东德的退出成本显著低于其他东欧国家，赫希曼最初的模型认为这就是东德发生抗议事件显著少于捷克匈牙利的原因。退出机制的发达导致了呼吁事件比较难以发生。
然而这个模型在最终东德政权消亡的过程中受到了挑战，为什么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之前更加动荡的其他东欧国家至少还保存了其政权，而之前相对稳定的东德竟然直接崩溃了呢？作者首先承认了先前模型的不完备性，并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对其进行完善。赫希曼提出，在最后东欧剧变期间，东德的退出从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从而促进了呼吁，而不是减弱。而且忠诚指标也显得更加重要，很有可能的是之前忠诚度偏低的人都已经退出，而剩下的人里忠诚度比较高，所以本身就不愿意采用退出的选项。在集体退出行为的刺激下，这些人站住来进行呼吁。当然，东德的呼吁比起其他国家来仍然组织偏弱，因此并没有以独立政权的形势存活下来，而是整个国家”退出“到了西德。赫希曼反思自己理论的不完善的能力和气度确实迥异于大部分学者，在此书后面几章里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正如标题所说，作者不吝于进行自我颠覆，在第五章里更加阐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令人击节叫好。真正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正是应该具有不断自我颠覆的倾向吧！但是在强调思想”连贯性“的当下，这种思想又有多少空间呢！
我们当然不能对理论模型进行生搬硬套，尽管这个模型在东欧应用得相当好，这不意味着也一定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但是他的启发性却不容怀疑。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给异议者提供一个退出的渠道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渠道可以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然而由于异议者相对的忠诚度可能偏低，而且比重也不会很大，这使得政权应采取一种”在总体控制之下留一些口子“的策略。这个道理显然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现实中采用了。只要不存在大规模的突然退出，恐怕呼吁也不太可能实现？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四)：[虚拟访谈]赫希曼：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要学会更谦逊
记者 朱桂英
来源：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4/12/content_505538.htm？div=-1
【阿尔伯特·赫希曼小传】
赫希曼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中产家庭，16岁时，赫希曼成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参与反纳粹党运动。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希曼志愿加入法国陆军，以对抗德国纳粹势力。1940年，法国向德国纳粹政府投降后，赫希曼在马赛参与反纳粹的地下反抗活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成为纳粹搜捕的目标，因此被迫离开法国，他沿着比利牛斯山小径，离开了欧洲。
1941年1月，赫希曼抵达美国纽约。1956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58年，出版《经济发展的策略》，提出不均衡发展策略。随后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1964年，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74年，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直到1985年退休。2012年赫希曼以97岁高龄逝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回顾赫希曼的主要贡献，特别点出《反动的修辞》的时代意义，要小心保守派以负面结果的可能论点来反对所有改革努力，但也提醒赫希曼对革命性的改革的问题，应崇尚见效慢但稳定开展的民主改革管理。
“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没有悖论的思想家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恋人：微不足道的平庸……一切思想的最高悖论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思考的事情。”
把索伦·克尔凯郭尔这段话送给我们虚拟访谈的主角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2012），他大概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看到悖论蔓延过的痕迹，他会告诉你，不要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要期待一种确定的秩序，不要尝试去拥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不要轻易拥抱一个自称是唯一的真理，同时，他一定会再加上一个必要的注脚，不要把所有这些关于“不相信”的理念当做完全值得遵循的信条，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态度，仅在于提醒你，要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保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激情。
关于自己的一生，赫希曼喜欢用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作为隐喻：在一次与父亲的讨论中，他发现父亲没有世界观。这着实令他震惊，因为年少时的他认为任何人都必须有一个“世界观”。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自己牢牢记住了这个时刻，因为“它浓缩并预示着一个我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为止，半个多世纪以来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坚持己见，即在所有事件都秉持一套坚定不移的意见，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而他终其一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都可以总结为：我是如何逐渐发现父亲当初其实是对的。”
关于变革 不确定的传奇
新京报：我想从你生命中最有传奇色彩的那段历史开始谈，1940年，法国顺服希特勒成立了维希政权，承诺只要德国提出要求，法国政府就得无条件把任何一个生活在法国土地上的非法法国公民移交德国。你当时致力于帮助处于危险当中的反纳粹主义者和滞留在法国非占领区的反法西斯难民尽快移民到美国，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那段经历对你之后的思想与学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赫希曼：1933年，因感到自己面临因参加反纳粹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危险，我匆忙逃离德国，在逃亡旅途上，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会认为，救人出险境永远是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最值得纪念的工作。关于我在1940年的经历，推荐大家去看我们营救团队核心人物瓦里安·弗莱的著作《无条件引渡》。弗莱身上隐藏着无穷力量，表面上却是个“过于天真的外国佬”，一个美国平民仅凭着口袋里揣着的一份名单，要把人们一一拯救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种营救活动如此艰险，但弗莱和他的委员会最终救出了近三千人。弗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的困难，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而这个想法，让我获益匪浅。
新京报：你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让一个国家得以从容地依序解决问题使自己在政治经济上有效发展，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变革，就像弗莱的故事那样，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就像一个传奇。
赫希曼：是的。对于搜寻“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一直都保持怀疑态度。我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模型——要实现某种起飞，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与之相反，我提出了颠倒的秩序概念，在发展的问题上，常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某个国家内，一些人“莽撞”地开始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专横”地要求必须保证它能维持下去，从而促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进步。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
新京报：变革不可预测，对那些渴望周遭社会有好的变革的人们而言，是多么灰色的结论啊。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多么喜爱这样的话——“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一起到来”。
赫希曼：人们很喜欢知识分子说的这些看起来更加乐观（或者极端悲观，以至于被人们当做警世良言）的话。在我之前，很多社会学家都喜欢模仿牛顿的机械力学，认为社会变革必定服从一系列他们想象的铁的规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量子力学的时代，请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些吧——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存在一系列明确的历史任务：实现领土完整、保证国家权威，发动大众参与管理国家又不令其失控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确实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但是后发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从容与有序的机会。后发国家要做的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其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关于东德 历史有自己狡诈的诡计
新京报：当我说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时，希望你不要觉得被冒犯。我很惊讶，退出——呼吁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竟然有那么强大的诠释力度。
赫希曼：这一章关注发生在1989年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近年来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含义。这一概念，来自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感觉到购买的商品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获得的利益衰减时，消费者有两个选择，退出或呼吁。退出指直接离开，相信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呼吁指抱怨、投诉或组织起来一起去投诉抗议的行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从下滑中恢复过来。退出是一种私人行为，不需与他人协调，呼吁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简单而言，退出更简便时，呼吁便难以发生。退出会损害呼吁的根基。
新京报：东德旁边有个与自己同民族的西德，所以东德人一直存在一种可能性，逃到西德去。当大家都想逃到西德去的时候，东德就崩溃了。这是否说明，在政治领域，像叶芝的诗歌所写，当好人信心丧失选择退场，坏人充满炽热的激情，社会就会崩溃？
赫希曼：你的结论太简单了。从成立第一天起，东德人就存在离境去西德的可能性，所以东德基本没有出现如波兰、匈牙利那种反抗专制的史诗般的重大运动，因为它有一个安全阀，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去西德吧，国内就稳定了。到1989年，看起来大多数本来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人都离开了，东德的变革毫无希望发生，但就在绝望的沉寂中，东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导火线是，更多的人想离开，开始也许只想秘密地离开，因为不被允许，退出这种私人行为变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我们要离开”变成了“我们要留在这里改变社会”。在东德的崩溃发生的时候，退出与呼吁竟友好相处，相互加强了，它们一起联手把东德送进了历史。
新京报：我们可以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发展，称为民主转型，但东德是一个被消失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这种退出与呼吁相互加强，联手摧毁了一个压力型体制，但是也没有让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我曾采访过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他一再感慨，太迟了，一切都措手不及。
赫希曼：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人们总是会轻易为某种不符合人道与正义的体制的终结而欢呼，但历史是不会终结的，社会仍需要发展，这样的欢呼本身就违背道义。当年为东德的终结而欢呼的人们，如果了解到两德统一后遇到的重重困境，大概就会有更深的思考。莫德罗说太迟了，基于维护他所忠诚于的体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异议人士和反对派都留在了国内，旧有的极权统治垮台后，这些国家都演化出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有了自己新的活力。而在东德，反对派都去了西德，东德在将死之际勃发出最后的力量，出现了一场范围极广的反抗运动，但运动的波澜只涌到崩溃的边缘，而没有抵达新的范域。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接受西德电台的访问时，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悲伤：“（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弃祖国一走了之）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默不出声？”历史有自己的诡计，东德的消亡是一种惩罚——对它长期以来压制退出和呼吁行为的惩罚。
关于质疑 民主社会的人格基础
新京报：在你的帮助下引渡到美国的阿伦特曾说“独立的思想是灵活可变的，在最基本的意志方面自由自在。一个独立的人将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而对于那些缺乏独立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你的观点和她非常接近。令人疑惑的是，我们总会认为，对某件事情充满激情，且非常有力地行动的人，必定存在某一种指导其行动的原则，尤其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内。
赫希曼：阿伦特所言的这种独立的人，正是我所希冀的民主政治的人格，我认为这样的人格恰恰能构成良好民主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内，还是在公共领域内，对某个理念确信不疑，是一件灾难的事情。对当下所有议题都抱有一整套强烈主张的人，同样会背弃自己的个性、人格与自我。依靠某种单一理念而激情有力地行动的人，往往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想想希特勒吧，他如此激情地宣称，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普罗大众的民族共同体，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理想中的民主人格是这样的：能学会既珍惜自己拥有的意见，同时又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充分调和并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与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的愉悦。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存在拥有这样独立人格的人？
赫希曼：年少时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成熟、完备的世界观，那始终是一个缺陷。我于1936年来到意大利，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姐夫尤金尼奥·科洛尔尼（1938年被捕，1944年被杀害），他是一位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思考习惯是：未经本人的质疑，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很多理论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在行动之前要全面了解情况，这种信念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质疑实际上可以激发人们意识到：脱离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识形态束缚，接受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局限，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摆脱自身对上述认识的依赖。
新京报：如何理解质疑具有创造性？
赫希曼：不要固执地沉迷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极端危险的政治活动的全身心投入，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寻找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之答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质疑和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自由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在感受到了明显不公正、当局采取了无法容忍的愚民政策的世界中奋起抗争。他们的作言起行，证明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和阻碍行动。我非常敬仰这样的智识姿态。对我而言，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
注：虚拟对话中赫希曼的回答摘自《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一书）
小预告
赫希曼的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德尔曼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即将出版。消息来源：出版人严搏非。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五)：社会发展的倾向
这是美国德裔经济学家阿尔伯塔赫希曼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思考论文。本书开头通过民主德国经常有人逃跑，并且之间没有足够凝聚力威胁现有政权，连承担政治责任的人也离开，来说明一个组织压制同时呼吁的必要性。主权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易通常被认为是互惠互利，但实际上受到影响关系、依赖关系、支配关系等联系的影响。在考虑预期中的各种依序发展路径时，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向前推进一步会阻碍下一步发展的情形。既想经济增长又想平等，是很难做到的。作者不认为实现经济起飞时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包括新教伦理、熊彼特式企业家群体或有为的政府)。发展中国家有其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有其劣势（以巴西计算机发展为例）。只要社会于经济发展达到了某个特定的水平，经济指标与社会发展指标之间会出现分离的趋势。探寻一个公正社会的努力不可能停下来，这种追求的思想根基是无法动摇的，它源于古老而强大的宗教教义、哲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教导已经融入到了福利国家制度这种不断演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当中。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存在许多联系，在某个时点上是相当密切的。但许多研究者不愿意考虑这种时断时续的联系、既耦合又解耦的关系，以及在相互依赖与自主自为之间变来变去的复杂性。在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中，可分得冲突(利益问题)和不可分的冲突(种族仇恨、语言差异、宗教信仰)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只能通过讨价还价的手段，不断寻求妥协和折中方案，适当的运用讨价还价和妥协过程中获得的、久经考验的技巧，有机会逐步逼近冲突的核心，并最终将其化解。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六)：“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 BY 李公明
来源：东方早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20/content_882727.htm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
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
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七)：【北京晨报• 新看点】《自我颠覆的倾向》书评
原载于《北京晨报• 新看点》
链接：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4-01/19/content_268058.htm
●思想：《自我颠覆的倾向》
作者：（美）赫希曼
定价：49元
评分：8.5
出版：商务印书馆
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享誉全球的思想家一直站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最前沿。本书收录赫希曼自1986年后写就的20篇文章，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罕见的精神自传。赫希曼在书中反思、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他的自我颠覆和自我肯定向我们揭示了拥有如此伟大头脑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本书中更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一组自传性的文章，读者将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借此理解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从何而来。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八)：赫希曼：在真理面前保持谦卑
（已经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14年6月2日）
左根永
一些学者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不管对错，坚持传统，害怕自己的学术积累成为昨日云烟；还有一些学者习惯用公认的方法发表文章，换得生存所需的工资收入。我想赫希曼不会认可这些学者，他比较认可维特根斯坦式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先是开创了哲学中的语言学派（分析哲学），继而又回归常识、以“游戏”来理解日常生活，从而将自己早期开创的语言学派全部推翻。赫希曼在这方面和维特根斯坦有一拼，他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表现在这本自传的写作思路、学术文章的语言（数学或非数学）选择、学术思想的自我颠覆三大方面。
马克·布劳格曾经为雅诺什·科尔奈、阿尔伯特·赫希曼写过小传。布劳格称前者是第一批在共产主义世界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接触、分析计划体制面临的新问题的思想家，称后者是“横向思考”（Lateral thinking）大师，能够从出其不意的角度分析老问题。也就是说科尔奈和赫希曼均是自我颠覆的思想家，但是两者思考的路径不同。
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香港版书名：《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从小标题就可以看出其不同寻常的思维。2012年，我读科尔奈的港版自传时，非常佩服作者梳理学术著作来龙去脉的独特写作手法。但是，2014年赫希曼的自传《自我颠覆的倾向》写作手法更独特，完全摒弃了常规的时间序列式写法，而采用文集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思想历程。正如赫希曼所说，他从来不想为了回忆而回忆，他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激发思想。
赫希曼的这本自传，写作风格融合了逻辑的严密性和文学的艺术性，尤其对圣经和古希腊神话信手拈来使人耳目一新。但是，这不代表赫希曼不擅长数学。其一，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发明了“赫希曼指标”（即“基尼系数”），但是这个指标被学者们错归到基尼名下。1964年，赫希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澄清这个指标的发明权。这段轶事，也说明社会科学家往往将赫希曼归到文字型思想家的行列，而忽略了他在统计学方面的贡献。其二，1945年，赫希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国家实力与国家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设计了现代产业经济学经常使用的“市场集中度”（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统计指标。
正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在推荐暑期书目的文章中所说，赫希曼曾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擅长数学，将准备发表的文章用数学重写一遍，“赢得同行赞佩后便宣称再也不搞这套把戏”。这从侧面证明了赫希曼文章的逻辑严密性，但是他认为数学模型表达思想存在不能囊括未知因素的缺陷，所以他更倾向于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正如汪丁丁在文章中提到赫希曼晚年回顾自己的生平，最深刻的感触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可见，学术写作语言的选择应该是赫希曼在早期对自己的第一次自我颠覆，这也明确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路径：理论模型的思考框架不能替代真实世界的现象。
沿着上述路径，赫希曼一生致力于修正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在本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中对自己的成名作《退出、呼吁和忠诚》中的逻辑框架进行了挑战，通过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过程的历史调查，发现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与最初的框架有多大的不同”（第51页），从而增加了原有理论的复杂多样性，强化了其解释力。
另外，赫希曼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在《反动的修辞》第六章《从反动的修辞到进步的修辞》，该章完全颠覆了前几章的观点。赫希曼在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指出写作之初从来没有计划写这一章，如果计划了，反而可能写不出来了，这一章直到他“花费了冗长的三章，通过考察三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反动修辞，详细阐述了悖谬命题、无效命题和危险命题之后”（第66页），才展现在他面前。可见，赫希曼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也认为“自我颠覆行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一种有益的行为，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它是一种令人喜乐的行为”（第107页）。那么赫希曼这种自我颠覆的思想意识可以归因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主要归因于年长赫希曼6岁的欧享尼奥·克罗尼（阿玛蒂亚·森的第二任妻子是克罗尼的女儿，赫希曼的外甥女）1937年对赫希曼的影响，这使他的意识从“一个人必须有成熟、完备的世界观”转变为“未经本人的质疑，从来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第140页）。
其次，智识会聚的学术团体对他的影响。其一，法国求学时的师傅徒弟型关系奠定了赫希曼不遵循常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风格；其二，赫希曼与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学术交叉关系奠定了他能够在大的思想差异中寻找共鸣；其三，赫希曼与卡尔·施米特的敌友合一型关系（赫希曼是反纳粹、施米特是亲纳粹）奠定了他从敌人身上提炼和改进自己观点的本领；其四，赫希曼与克罗齐埃的殊途同归型关系，使他知道“不同的研究领域，并独立地关注着不同的问题”（第155页），却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观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赫希曼的自我颠覆意识来自于他的学术诚实，绝对的顺服于真理，在真理面前谦卑。他从来“不想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去呈现世界”，他认为人应该“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第157页），“在宣告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未来的信息时，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谦卑”（第219页）。因此，赫希曼不喜欢数学模型的狂傲自大，他更喜欢从悖论（非预期结果、序列式发展、祸福相倚、退出与呼吁）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他的基本出发点是：数学模型并不是唯一王道，学术研究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讲师，管理学博士）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九)：“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 BY 李公明 《东方早报》
作者 李公明
原载于《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4/20/1144019.shtml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
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
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
《自我颠覆的倾向》读后感(十)：自我颠覆者的肖像
西闪/文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是我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百年来罕有的知识英雄之一。他一度被人们视为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其理论和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后来，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政治哲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的笔下，他的观点也频频为历史学家所引用，或被社会学家所赞许，说明赫希曼终究是一位不易定位的、原创力和丰富性兼具的思想家。
而在我看来，与多数书斋型学者大异其趣的是，赫希曼的思想与人生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其学术上的自信根植于对现实的贴近，使得他犹如高空俯冲的猛禽。我曾经写下《神秘博士赫希曼》一文，大致交代过赫希曼的问题意识与个人经历的深层关系。但老实讲，那都是基于他的学术著作和有限的二手材料。现在好了，赫希曼的文集《自我颠覆的倾向》可以给出更直接的答案。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可以视为一本思想自传。
据我所知，直到2012年去世，赫希曼并没有留下一部像样的自传。很多朋友敦促过，但他表示，任何自传式风格的著述始终是“过分沉溺的”。他说所谓自传，几乎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最终告白：我已文笔枯竭，再无思想可述。不过话锋一转，他愿意承认，假如自传式的写作有助于阐发思想，也不妨偶尔为之。
《自我颠覆的倾向》凸显了赫希曼对人生回顾的这种微妙态度。在文集里，特别是第二部分的短小篇章中，他谈到了曾经在人生关键处遇见的那些逝者与老友。但凡涉及到自己的经历，赫希曼一概克制。尽管如此，他也明白，那些人那些经历，在改变他的履历之际，也影响过他的观念、思想，乃至性格。
假如按照时间轴的顺序，赫希曼的人生无疑在不断地切换身份，令人眼花缭乱。他时而是投身政治的青年，时而是追求知识的学生；时而是国际纵队的战士，时而是研究经济的学者；时而是抵抗纳粹入侵的志愿军，时而是营救犹太人的活动家；时而是二战中的美军士兵，时而是第三世界的政府顾问。但是从《自我颠覆的倾向》中我看到，那不是命运之光映照下的一个个凝固剪影，而是灵魂涓滴成河的完整“生态”。
表面上，身份变化乃是时代动荡使然。但是稍微留意就不难发现，赫希曼恰好是这一趋势的反动者。在人人都不得不随波逐流，至多顺势而为的时代大潮中，他的身份切换所体现的，却是强烈的个人意志。换句话说，从不满18岁的青年到80多岁的老者，他的人生几乎全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我甚至觉得，某种程度上讲，赫希曼像一个存在主义的榜样——他在书中也承认，自己多年前就被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深深打动。
然而我猜测赫希曼不大可能认同“他人即地狱”之类的说辞。一直以来，他像抵御海妖歌唱的尤利西斯那样，一边抵御现实的束缚，一边反对意识形态的教条。为什么如此？赫希曼的解释是，起作用的是他的性格里那种“自我颠覆”的倾向，使得他受不了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他甚至呼吁，对自以为是的成见予以质疑、修正和反对，应该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人类美德。
那么，这种自我颠覆的倾向会不会让人成为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呢？赫希曼认为不会。实际上我觉得，他将一部分自传式的文章嵌在学术文集当中，本身就是想证明，思想和行动不过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东西，而人们完全可以从它们的冲突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这一点赫希曼20岁出头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当年他获得奖学金，刚从巴黎大学到伦敦政经学院进修，西班牙内战就爆发了。在姐夫的鼓励下，他第一次投笔从戎，以国际纵队战士的身份参战。之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这段时间，他更是深受年长他6岁的姐夫克罗尼（E.Colorni）的影响。他在书中写到，作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克罗尼和朋友们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联结起来的方式，毕生令他景仰。这种方式就是：用智识上的质疑精神点燃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毫无疑问，从那时候起，赫希曼就开始勾勒一个自我颠覆者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