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10篇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是一本由【日】杉山 正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3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一)：筆記
﹣對遼、金、元等的了解，從來都只是來自金庸的小說。當然那不能叫知識了，完全是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視野下寫出來的東西了。
﹣這本書很強調對‘漢族中心史觀‘的批判，這對描寫這幾個國家：遼、西夏、金、元時特別重要。過去我們都是以漢族中心的角度去理解唐未年間的’衰落‘及’軟弱‘，但很有趣的其實是，遼、金、元等在當年是雄霸東亞的王朝，朝鮮、日本其實也受他們的影響。而當年的這些外族所管轄的地方卻是當代中國的政治中心，比如遼的’幽州‘其實就是今天的北京。
﹣所以從這個意義看來，現代中國其實是最以超越了宋朝時漢人所管轄的地方，而承接了遼以來的多民族的’帝國‘。當然今天的國境基本上建基於清朝的康隆年代，但其更源流則在遼、金、元等。
﹣作者在尋找消失的契丹國的一段，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是他去內蒙出差時，看見中國政府嘗試在原本的草原上強推農業，既破壞了牧民的生活方式，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作者在那一段文字的描寫／反思十分深刻，很值得一讀。
﹣唐朝破閉後的軍閥政治，’外族‘（其實唐朝本身就不是漢族）對政局的’把持‘／’影響‘，很少在過去唸書的過程中碰。這種‘漢族中心史觀’真的遺害很大！
﹣宋朝在這個意義下，當時就算不是遼、金的附庸，起碼也是比起人家低一級、在困難的國際空間中生存的國家。但換一個角度來說，他們的‘苟且’卻換來多年的繁榮安定。所謂‘國恥’，有時真的不知是誰的恥辱。
﹣元朝創立的那種帝國體系，應該是造就了日後的國際貿易的可能。從這意義來講，這部份的歴史也很應該好好學習一下。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二)：中华岂独有大汉？
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六月热浪初至，正是安居家中读史的好时节，因而我们金陵读书六月份连续安排的两场读书会都与历史相关，上一周，我们讨论的是讲中日甲午战争的《清日战争》一书，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则是2014年开年以来最热门的一套历史类著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引进的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我们选择的是该系列的第八册——日本著名中国史学者杉山正明先生撰写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一书。
喜欢历史阅读的书友对杉山正明这个名字不会陌生，早在去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就引进出版了他的《忽必烈的挑战》一书，引发了对蒙元史的一小波关注和阅读热潮。这本《辽西夏金元》虽然从属于“中国的历史”系列，但就其研究主题而言，仍然属于杉山正明多年来持续关注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这一领域。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引入大陆的版本一共有十册，从远古一直讲到民国。我们读书会为什么会独独选择这本书作为讨论的对象呢？原因有三：首先，该系列的各本书写法各异，但完全以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作为论述对象的独此一本，视角比较独特；其次，杉山正明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日本历史学家之一，以他的书作为讨论对象，更有普及性；最后，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暴力、恐怖事件的频发，会促发很多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读书人去了解、阅读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选定本书来讨论，是金陵读书现实意识和家国情怀一以贯之的体现。
接下来就来谈谈这本书。《辽西夏金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颠覆了普通读者对于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从小，我们熟背的王朝口诀是“唐宋元明清”，似乎两宋作为10-13世纪中国的代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事实上远非这么简单。作为跟两宋长期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创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创立的金国在国土面积、军事实力、地区影响力等方面，都与同时期的北宋和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基于中国现有的疆域和民族状况来考量当时的历史的话，辽和金即便不能成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至少在重要性上跟两宋也是平起平坐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就被很多摆脱了大汉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比如我们在座的书友中，相信很多人都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经典作品《天龙八部》就是以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冲突和交融作为历史背景展开情节的。小说里的几位主人公，段誉是大理国王子，萧峰后来成为辽国的南院大王，而虚竹则做上了西夏国的驸马。第一主角萧峰在宋与辽、汉与契丹两个政权、两个民族之间的踌躇与挣扎，让人印象深刻。金庸能够把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跟当时的汉人政权宋朝平等对待，而在其小说里，甚至出现了“辽国是当时东亚第一大国”的字样，这种平等心和一体化意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跳出汉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平等心看待当年中国土地上运营的每一个政权，就能萌发很多新的观念和意识。比如我们一直引以骄傲的大唐帝国，其实辉煌期仅限于从贞观到开元的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大唐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回鹘和吐蕃的保护国，甚至安史之乱本身就是从回鹘借兵才平定的；比如五代时的后晋和建国初年的南宋，对北方的契丹和金都是分别以父和叔相成，实际上就是北方政权的属国；比如我们交响称赞的民族英雄岳飞的代表作《满江红》里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中透露出来的种族灭绝和残暴意识，一点也不比我们过去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少数民族军队的凶残程度来得弱。
在辽、西夏和金之后，蒙古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元帝国。我们传统的史书上对这个王朝实在评价不高，虽然将其列为中原正统王朝之一，但一直诟病它对文化的摧残和对汉人的歧视。在本书中，杉山正明对上述批判并不认同。比如我们熟悉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等级划分，作者就认为这在历史上不是一个严格执行的种族等级制度，而是仅限于在科举考试应试时的一种区分。再比如很多人批判元朝长期停办科举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事实上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明清时期流行的白话小说，就是在元朝时得到极大发展的评话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文学形式，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白话文运动的起源。另一方面被我们忽略的是，由于蒙古将欧亚大陆统一到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和商业交流。在元朝时期，中国的苏州、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的商业文明和城市化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这些成就虽然少见于汉人写就的史书，却通过当时在华诸多外国人的游记和回忆录得以传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以上都是讲这本书的优点和贡献，下面讲讲这本书的不足。全书一共有六章的篇幅，但却用了四章来讲契丹，关于西夏、金和元的内容严重不足。这样的内容安排虽然被推荐者姚大力老师鼓吹为“非均衡的奇妙张力”，但这种结构的严重失衡实在让我不敢恭维。在全书之中，90%的篇幅都是对相关史实的叙述，综合和分析也是严重不足，感觉很像是一本历史故事书，而不是严肃的通史著作。作者杉山正明试图重新确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却陷入了逢汉人文献必怀疑、逢汉人文献必反的另一个极端，很多观点情绪化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客观性。
讲完了这本书，而今晚的活动既然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纪念专场，我也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该系列的整体状况。该系列一共有十二本，其中讲现当代史的第十一册和讲中日关系史的第十二册由于政治敏感原因没能引进成功，实际引入中国的是前十册。这十本书可谓是良莠不齐，写作水平和可读性差距极大。讲远古和春秋战国的前两册更像是学术笔记，可读性和通俗性都比较欠缺；写秦汉、隋唐、明清的这三册可谓是非常出色的通史著作，视角独特，分析全面，文笔生动，值得推荐；而写晚清民国的最后一册则没有走出传统的窠臼，跟一般史书和教科书区别不大。
整体而言，这仍然是一套比较值得推荐的中国通史系列著作。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感觉这套书独特的地方在于以下三点：第一，视野博大，始终站在整个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广阔范围内来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化，而不是局限在传统天朝上国和朝贡体制的语境下讲述中国，甚至是汉族的单一历史；第二，体系完备，大部分分册都能从通史角度叙述历史，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的状况综合起来加以考量和论述，从而能得出不少创新的观点和结论；第三，浓厚的现实意识和问题导向，虽然自始至终是在讲中国的历史，但最后的落脚点总能放在与日本当时的关系，以及对日本当下的影响方面，这种意识也是值得国内学人学习和参照的。
最后，附上我对该系列十册书阅读后的读书短评，供书友们批评指正！
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唯一一本由考古学家撰写的书籍。文笔一般，相对枯燥，可读性较差；且大量篇幅集中在考古实录，而对文明史部分的叙述则非常少。匠心有余，才气不足，跟宣传语中“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推荐，有明显距离。
第二卷《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本书更像是作者围绕该历史时期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所做的研讨笔记，而不是一本总览该时期历史的通史型著作。作者不厌其烦、自说自话地讲述他对这些具体历史的探讨和论证过程，却全然不考虑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作者的专业性或许毋庸置疑，但他既没有通史作者所需的大历史观和综合能力，又不具备将学术问题通俗化的素质。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通史型著作，本书只能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摆脱了前两卷理论性过强的色彩，文字生动易读；由具备日本背景的专业历史学者而非普通日语专业研究生担任翻译，也使得译文质量较之前两卷有显著提高。无论是《史记》《汉书》等经典史著，还是中国的最新考古成果，本书的每段论书几乎都能做到有出处和根据，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精神；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很多新观点也让人大开眼界。
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从中国家喻户晓的小说《三国演义》入手写三国史，贴近性十足；在小说基础上详细探究实际历史状况与小说描写的异同，正本清源。在三国时期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论述视角独特，新观点很多，让熟悉三国史的读者又能有不少新收获。最值得赞叹的是最后一章把中日韩三国关系跟魏蜀吴三国做比对研究的章节，不少观点跟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不谋而合。非常出色的一本三国时期通史著作。
第五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本卷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乱世，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作者围绕民族融合这一主题，着重分析介绍了胡汉之间的融合与转化、中华正统观念的变迁以及汉民族的形成渊源等问题，同时还介绍了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与“中华帝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各自民族概念的形成过程，论述比较有说服力。美中不足的是，作为通史性著作，对这一文化极度灿烂的时期的文化成就和主要文化人物的介绍非常欠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讲谈社该系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通史类著作，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都有详细而精彩的论述，在佛教与唐代文化的关系方面论述尤为精妙。其对于贞观之治历史上地位的再认识，客观而具有说服力。读到第六卷，讲谈社该系列可谓渐入佳境。
第七卷《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仅有四到五章论述两宋历史大局进程，其余大半篇幅集中在宗教、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论述，吸收了很多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既有深度又非常好看，关于明太祖朱元璋始祖的模拟自传那一段尤为让人印象深刻。在对宋史的整体论述水平上，明显较国内同类著作来得更为深入、全面。
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六章篇幅，有四章是在讲契丹，关于西夏、金和元的内容严重不足，虽然被推荐者姚大力老师鼓吹为“非均衡的奇妙张力”，但这种结构的严重失衡实在不敢恭维。90%的篇幅都是对相关史实的叙述，感觉像是历史故事书，而不是通史著作，综合和分析也是严重不足。作者试图重新确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却陷入了逢汉人文献必反的另一个极端，很多观点情绪化严重。这一卷实在让人失望。
第九卷《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以海洋上的变迁为线索，从商业史角度切入，全面介绍明清时期与中国既往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历程。在明清史的各类著作汗牛充栋的情况，能写出如此的新意，并且在倭寇成因、郑氏政权兴衰、白银流通变化等问题上都有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观点，着实不易。五星推荐。
第十卷《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要想写出新意，非常之难，而对于一本通史性著作来说尤为如此。本书在中日关系演化、鲁迅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在近代以来的变迁上着墨不少，这几块内容写得颇有新意；但就整体而言，新材料和新观点还是太少。作为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余，但作为兼具学术性和大众性的通史著作，尚难称优秀。
（本文是本人在2014年6月11日晚金陵读书“《辽西夏金元》与大中国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沙龙上的主讲讲稿。）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三)：《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有感
严格意义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这个地球上曾经有多少人类存在过，他们存在的时间、活动的轨迹，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记录下来。所以，哪儿有什么历史，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真相或者假象之类的问题。 本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已经停留在初中了，高中就没有再接触历史了。相较于我们学习的"正统"历史来说，个人认为这本书尝试讲述以现有中国版图范围内以及周边地区为范围，中国四个朝代的历史——也有小伙伴说是根据文化的传承来讲，或者是从北往南的视角来讲。本书对于"正统"历史最大的冲击，应该是把独自割据的政权划分为并列关系，并非从属关系。这也对我们长期拥有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四个朝代一般学校老师就一句带过"这里考试不考，看下一章"。在作者看来，这是个朝代更像是各个民族的大融合，"中华"的痕迹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不过回头想想，这也只有另外一个看历史的角度而已，他人眼里的"中华"的变迁而已。 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有小伙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弑父的那么多，而弑母的却很少见，比如慈禧？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四)：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姚大力 发表于 2013-01-06 00:38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6/922979.shtml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
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阻断破坏了两宋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正面的主角，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的中国史进程。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史，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细想却又合情合理。
我们常见的唐代总章二年的疆域图往往会误导读者，因为唐对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驰骋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的作者杉山正明言及契丹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时哀叹道：能允许被展开来从事“研究的界限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页79）；至若“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页91）。而关于金、元历史资料，则除了在数量及其报道所覆盖的内容范围方面的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统治者的立场、情感和行动更是在占压倒多数的汉语文献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曲解下变得难以识辨。因此可以想见，要想在一部经汉译后不过十六七万字正文的书稿里，以简明连贯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讲述得连非专业的阅读者也能感觉饶有兴趣，这是对写作者具有何等挑战性的事。
我对本书作者深感钦佩，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相比之下，这本书对汉文读者的冲击力可能会最大。因为它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所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十到十四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演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使人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年）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地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它在西部和北部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疆界的幅员，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即据以制作该图的基本资料的时间节点。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630年代到6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曾长期成为双方拉锯和争夺之地。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七八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页8）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后，由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长安“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页24）。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他据此尖锐地提问说：“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还是‘唐代’吗？”（页22）
那么，一部叙述辽、夏、金、元历史的书，为什么要从颠覆“唐朝三百年之幻想”这样一种“朴素而又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 看法（页34）讲起，甚至为此而不惜把这个开篇写得令读者感觉有点过于冗长呢？我以为，作者的用心主要有两点。
首先，吐蕃和回鹘的崛起，以结束唐王朝全盛时代的安史之乱为转捩点，将东亚历史逐渐带入一个分权化和多极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导致“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催生出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另一方面又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页26）。而回鹘汗国的解体则成为契丹部落独立发展的契机。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机不得不用“为长九年”（907-916），即通过两次连任“以三年为期的选举换代制”（页45）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经营来蓄积个人势力的蛰伏期间，面对后唐沙陀政权坐大灭梁、进而吞并正在进行建国准备之契丹的危险，阿保机被迫依违于后唐与后梁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内讧，通过施展助后晋灭后唐、又将后晋属国化的策略，成为兼跨农牧混合带两侧的强大的内亚边疆帝国。按照上述线索，本书“直接涉及”的故事，就应当从党项、契丹和沙陀等部的发展获得空前历史机遇的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鹘与吐蕃统一政权瓦解之后讲起。但为了理解九世纪下半叶的整体形势，还必须“将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页7）。安史之乱就这样成为本书讨论的真正起点。
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个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进而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女真金帝国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国的京城大都”（页16）。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页7）。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页7）。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与以公元十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当日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一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我以为，本书作者所说“小中国”与“大中国”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就“中国”版图的面积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即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小中国”，以及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之间。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人还能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
明白了作者力求贯穿在本书中的写作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谋篇布局为什么会采用那样一种很不相同于寻常的方式。
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书，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来讲述故事的“起始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安史之乱、吐蕃与回鹘的强大与衰落。接着它又用另一个将近五分之一容量的叙事来刻画契丹“奔向帝国的助跑”。在总共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上述两章内，还有不少篇幅被用来追溯与契丹“在同一时期崛起的”（页37）沙陀族后唐政权的兴亡。第三章依然围绕从契丹与后唐“南北并立”（页55）到它迫使后晋沙陀政权“属国化”的线索展开，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别以“澶渊之盟”（页73）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页74）为题的很短小的两节文字，把辽-宋关系以及几乎全部的“契丹帝国的稳定期”都一带而过。第四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穿越千年的时空”，简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优美抒情的访古随笔。当作者面对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层建筑般规模的……塔状岩石”，发出“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页86）的感慨之时，他同时也把撞击着他自己心灵的那种由衷的感动深深地传达给他的阅读者。
就这样，当终于翻过有关辽代历史的最后一页时，我们发现已经读完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讲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简单地把西夏和金都说完了。接着作者又以相当详细的笔墨，生动展现出蒙古人怎样“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如何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复合国家”，并且把大半个欧亚旧大陆整合为一体的非凡历程。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辟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一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
正因为这部大众史学读本兼具濒临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所以甚至对于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阅读者来说，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深度启发，并由此而萌发把那些被碰击出思想火花的话题推入更充分思考的念头。以下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说一点看法。
921年末，处于权力争夺之中的河北军阀里有人以镇州美女、金帛引诱契丹入寇。据《资治通鉴》，那个引狼入室者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准备发兵，“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邀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结果大败而归。本书作者强调，司马光这段文字把阿保机表现为一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好歹的蠢家伙。……——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作者断定：以上这段记载不见于《旧五代史》，故它出于欧阳修的“创作”；司马光不但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抄了这个故事，而且把它抄得比《新五代史》还要“卑贱、粗俗”得多（页59）。
此处没有足够篇幅把欧阳修的原话再抄录一遍。但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实在看不出司马光的描写在哪里表现出比欧阳修“卑贱、粗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司马光抄的根本就不是欧阳修，而是他写作《资治通鉴》时大量利用过的五代“实录”。意思完全相同，而文字稍见繁复的这一条记载，亦可见于《册府元龟》“外臣部”。当然那也同样是从“实录”里抄来的。后者并交待该信息来源说，“时获贼中人（也就是契丹方面的人）言”。流言未必尽实，史家无由考定，“述故事”传之后人而已。拿这件事来讥刺“司马光的浅见”，似过于严厉。
像这样的不太适当的批评不止发生在一处。“通鉴”曾述及，阿保机猝死后，月里朵太后执意选择次子尧骨、而不是长子突欲继承皇位，为此残酷杀戮了一批旧臣。本书在提到此事时，又一次谴责司马光“虚构”了一则“充分反映他精神世界”的“故事”。作者以突欲被分封在东丹国来证明阿保机对他的超级信任，并由此断言，尽管“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按“阿保机的本意”，实在“无需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只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页68），所以才有后来的结果。
中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早就指出，阿保机在立突欲为太子五年后，又封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并非任命最高军事统帅，而是在早已确立过太子的形势下另行更定皇位继承人的特别安排。是则突欲在阿保机死前不久晋封人皇王、东丹国王，地位虽仅处于作为天皇王、地皇王的帝、后之下，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继承人。以天下兵马大元帅身份继承皇位的做法，后来也曾几度被沿用。这表明月里朵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为了压制朝内不同主张，强行实现死去丈夫的遗愿。本书作者像司马光一样，认为尧骨继位出于月里朵个人的偏好及设计，则其“精神世界”岂非与司马光无大异？至于“虚构”之说，就更未免不实之嫌。
不是说对司马光的立场就不能批评。将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长（966-1027）的《御堂关白记》或者《历代天皇御记》等著名日本历史文献里某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会感到高兴和满足的。但同时我也一定会怀着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尽量做到更谨慎谦恭地表达这些意见。
看来，汉语文献包含的天然偏见所引起的，已不仅是本书作者理应有的警惕，而且变成了一种反感、甚至厌恶。所以他才会说，汉文记载所创造的“虚构”，远甚于古希腊、罗马文字圈，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页55）。在这样的表述里，一点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种委婉、客套的语气。因手头无书，我阅读的是本书的汉译文本。不过我与汉译者乌兰教授非常熟悉，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她的译文是忠实严谨的。作者提到《辽史》关于925年“日本国来贡”的记载时写道：“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页30）这段话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民族主义研究者经常谈论的知识精英的“愤懑”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对“夷夏之辨”意识流支配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质疑，无疑是本书很突出的一个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这里再举一则例证以明之。作者认为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致使“‘澶渊体系’再次出现”，并称它为“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页97）。中国读者——确切地说，是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它当然是由霸权强加给参与国的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传统时代既然尚未出现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是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我们不是从来就怀着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傲的情绪来看待以汉室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吗？汉室成了朝贡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渊之盟”或者“绍兴和议”，这样的见解，与视其为“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相比，显然少了一点历史主义的应有意识。
不过就像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一样（以赛亚·伯林语），我们也从本书中读到些许因夸张而导致原貌可能有点走形的地方。建立唐王朝的李渊家氏，被本书视为“出身于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页23）。作者据此认为，“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把它与从代国到北周、隋的一系列政权共同“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符合”（页88）。可是本书提到的三条相关理由，恐怕难以支撑起这种见解。它们是：唐室“祖源拓跋氏”之说；唐“依山而建皇帝陵”与契丹陵制相同、而于汉人王朝则“明显是个例外”（页88）；中亚以西各地多用Tobgach称呼唐，是即“拓跋”之音转（页88）。
李氏原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来代有其说，但至今难得落实。陈寅恪所谓“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强调的未必是华夷之辨，实为其门第身份之有无；否则就与他另文所说“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断制互相抵触了。关于唐陵，除非伴以坚实的辨证驳论，而不只是凭藉突乎其来的奇想，杨宽的见解仍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此，唐昭陵墓室以穿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为体”建造皇帝陵墓的办法，由魏晋南朝代代相传至唐，经昭陵而成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确实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与依山建陵关系不大，而主要体现在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寿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类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称以Tobgach的变形西传，在北魏及其继承王朝灭亡后，仍长期在中亚被用来转指曾处于拓跋人统治之下的北部中国。我们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语式的发音”（页89），但从唐政权被西方人称为Togbach就推证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据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而断言青藏地区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是罗马人后裔一样，无论如何是过于鲁莽了。
陈寅恪早已论证过，隋唐制度有三个渊源。其中梁陈之制当然是汉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汉杂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北魏北齐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来源，而其主要成分，则是通过士族之家学传承接续而来的残存中原之汉魏文化、东晋南齐之礼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文化。唐代制度体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就认定它的这一性格而言，李唐氏族的出身究竟为何，甚至已变得不再重要。不仅如此，正像本书很精辟地指出来的那样，一个“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即一个变身为“大中国”的中华，乃是以“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为起始点的。故“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页64）。既然唐朝无论怎样也不能被看成与辽、金、元等王朝处于同一个国家建构模式的谱系内，那么唐朝是否“拓跋国家”，这个问题本身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呢？
人们很容易就一本书是否好书做出他们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手不释卷地把它从头读下去，一直读到结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书的看法，倒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的问题。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相信其他读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会生出与我同样的感受。■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五)：杉山君的春秋笔法
翻阅杉山正明另一本著作《游牧民的世界史》时，我体会到杉山君在思考人类世界史的发展和未来时，深具理性、客观的精神。据他自称，该书自1997年10月由日本经济新闻社首次出版，到2003年又改版为袖珍书，直至2014年方有汉译本。杉山君在该书中，“打破中原史观与西方文明史观、放眼欧亚大陆，还原游牧民的真是面貌”，体现了他目光长远，不拘泥于老套路的大家风范。
相比《游牧民的世界史》这样一本倾尽全力之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却显得匆忙、随意。《疾驰》一书从前者照搬了多段论述、观点和所谓史料，且重点着墨于耶律阿保机，关于西夏、金的描述篇幅及分量，甚至不如作者对契丹故地的访古考察自述，实在令读者错愕。我不由得浮想联翩：讲谈社向杉山君约稿时，是不是时间线定得太紧，而令杉山君偷工减料，以至于《疾驰》一书并未能如书名所说，是一本向读者全面介绍“辽、西夏、金、元”的草原征服者的历史。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即便着墨甚多，对于耶律阿保机和契丹的崛起，杉山君仍未能让我满意。或许是因为他太想“超越曾有文明（汉文献等）的框架了”，在论及契丹与沙陀的攻守细节，杉山君显得很调皮，举证之时，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我已无力吐槽。历史上，契丹依靠俘获周边尤其是汉族定居民壮大自己，发展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纵然文明水平很高，但是契丹的发展过程是掠夺和血腥的，杉山君一直对此讳莫若深，甚至不将这种残暴的掠民定义为军事行动。杉山君在行文中，多次用带有严重偏向的文字，描述契丹人的军事行动，比如P141/L9-10，“其后，卢文进每年都和契丹军过来，把燕地和山后两地的男女带回契丹本土，教会契丹纺织和制作工艺，结果‘中华’的产品几乎都由契丹国内来生产了”。契丹军越境侵入燕地，被杉山君轻描淡写成“过来”，残暴地胁迫汉地居民北去，被催眠成“带回”。杉山君在书中一再痛斥汉文献的春秋笔法，并且多次抨击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偏执，甚至对司马光的精神世界表达了唾弃（P174/L1-7），我想，如果杉山君能用客观的笔法来破解汉文献的偏颇，恐怕应该更有说服力。
《疾驰》一书中另有明显的年代记述之误。如史朝义应败亡于唐宝应二年，而非书中所说天宝二年（P48）。书中亦有历史事件地点描述之谬。如蒙哥应死于1259年钓鱼台附近的大本营中（P282），而非后文所说，“对于蒙古来说，襄阳是个积怨很深的地方……招致蒙哥的亲征，后来也在此去世”（P293）。
至于唐朝丝路的贸易方式，究竟是史上所载，由粟特人商队垄断，还是如杉山君所提及，“也许可以说实际在历史上很少以顾名思义的方式进行”（P49），是回鹘王国染指。我觉得不应该在一本严肃的历史书中，由一位历史学家用带有情绪化的语言表达他“固然有些挖苦的意思”，而应参阅更详尽的史料，以数据和记载为准。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六)：閒來翻書：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
個人以爲，本書最精彩的部分其實是姚大力先生所寫的《推薦序》。姚先生不但提要鉤玄地指出了作者的寫作意圖，更重要的是對於作者所謂“小中國”轉身爲“大中國”，從國家建構模式的區別方面進行了精到地闡發。姚先生之序名爲“與唐宋變革並行的故事”，就不僅僅針對著草原民族，而關涉於東亞歷史上由中古向近世轉變的另一條線索。
對於本書的缺陷，姚先生也有所涉及，比如作者對漢文史料的“偏見”。除此之外，我個人對此書還有一些不滿，這或許是姚先生在推薦中不便說的，也或許只是出於我的淺陋。
本書最大的意圖在於打破以“漢文化”爲主軸的歷史敘述模式，強調北方遊牧民族在東亞歷史上的影響。至少自秦代以來，北方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乃至偏西的吐蕃等遊牧民族，始終是中原王朝無法迴避的對手，而且，北方始終未曾完全被納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體系。也就是說，北方是與中原文明完全相異的外部世界，具有獨立的傳統。歷代“正史”及在野撰述，都將北方視作未開化的“夷狄”，自然是華夏文明的一種“偏見”。尤其是遼、西夏、金、北南宋的鼎立之局，更足以證明北方文明之不可忽視。跳出中原王朝的“正統論”，對於全面認識傳統中國乃至東亞、東北亞的歷史，都是應該且必須的。但是，在我看來，作者似乎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將北方遊牧民族政權視作了600—1300年間東亞歷史的絕對核心，北宋、南宋固無足道，甚至唐代中後期也成爲了回鶻的附庸。揆諸歷史，恐怕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北方遊牧民族首領或許會有自己必將會已經主宰東亞的雄心或意識，但其在當時歷史上的影響力，未必能夠達到。而如果站在遊牧民族的立場來看待這一切，與以前站在中原王朝的視角又有何根本的不同呢？
如書名所顯示的，遼西夏金元被作者視作了“征服者”，各族群以其強大的武力“征服”了草原以南的農耕社會。因此，本書的描述尤其集中於如何“征服”上，對於契丹與沙陀等等的戰爭敘述尤詳。如果說唐宋變革是以精神的變化爲根本，則“小中國”向“大中國”的轉變則是依賴於武力來完成的。由此會予讀者一個印象，即草原民族是憑藉武力獲得了東亞霸主和中心的地位，且這種武力的威力，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無法抵擋。無意之中，作者對此種武力表示了欣賞，對於由於氣候的因素造成的契丹等未能完全征服中原表示了遺憾。可是，完全由武力、由強權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難道不值得警惕嗎？
2014年3月25日匆匆草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七)：疾驰的草原征服者
奔驰的草原征服者
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
研究中国史这者，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非常希望能从王朝更替中寻见中国历史变迁的规律，可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历史片段的出现无疑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魏晋和五代成为这曲美妙钢琴曲当中不和谐的变奏。所以有些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就有意无意的忽略这段历史，尤其是在“唐宋变革论”这一炙手可热的话题下，不和谐的因素被主流的叙述压制，“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政治上的颓废却被述而不作。不和谐的因素中往往蕴藏着不一样的风景，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摆脱有色眼镜重新去审视。
多元的中华史
高仙芝从中亚的溃退，是唐帝国走向坍塌的一个信号，从灭亡第一突厥帝国而来的领土扩张开始转向内在。
安史之乱后瞬时帝国。安史之乱唐帝国的西部的防御线已经大大萎缩，吐蕃有随时东进的可能性，长安已经危在咫尺，唐帝国已经名不副实。
五代的非王朝属性，在王朝史下被称作“五代”的历史演进，其内部却是沙陀政权的内部争斗。
辽、西夏、金、宋的多元中华史：这几个王朝在中国史上上演并立的局面，虽然并未成功的兼并对方，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化，可以称为多元中华史的并立时代。
元的超地域帝国：开创新时代的元帝国，成功的将东西方的历史纳入统一的轨道，建立起跨文化的交流。
全球化的陆路起源：全球化的第一步是始于新航路的开辟吗？大元兀鲁思的超地域帝国不应该被视为全球化的陆路起源吗？我们应具有全球的视野去重新的认识这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八)：所有喜欢读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草原征服者》《中国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最近对我有着很大震撼的两部书。
1.中国历史，充斥着傲慢和偏见。这点我非常赞同，以儒学正统论，来杨华贬夷，使得正史几无可看。官方史书几乎就是一个谎言接着另一个谎言。
2.现代基因学，已经完全证明，所谓纯种汉人，子虚乌有，根本找不到。我们的血缘就是混合了多种民族多种种族组成，中国本身不是一个民族符号，其实就是是一个文明体。
3.农耕民族根本不具备统一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历史上没有一个农耕民族成功的压制了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天然的保守型，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决定了这是一个胜负已定的战争。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元清，都是游牧民族政治军事上占有压倒性优势，这点无可置疑。
4.农耕民族不可能创造发达繁荣的商业文明，这是农耕民族本身决定的。大部分劳动力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即使是宋朝，由于庞大的军需，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
创造出繁荣的商品经济最好的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李唐。尤其是元朝，天然的开放性，创造出的商业文明是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顶点。
5.统一和分裂的关系，传统的价值论贯穿于历史评说当中，统一是主流分裂是之流等等。但其实，分裂给国家带来活力，思想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而统一也有思想的压制和文化艺术的黑暗。
多种种族或民族共同创造了大中国，而大中国不是汉民族的特指。中华文明也是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而绝非是汉化的单向的。
这本书应该可以列到教科书范围去。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九)：矫情
如果说带着感情来打分的话，会给两颗星吧。
但为了“客观”，还是打个3星，确切地说是3-3.5星。
作者竭力标榜“事实”，觉得凌驾于“中华本土主义”就是了不起的目光和姿势，但是里面脑洞大开、意淫宣泄的地方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地方，作者的客观精神哪里去了呢？
辽或者说契丹，不可否认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但把契丹看为必然，把郭威的建设和宋代的建立看为偶然，这又是何样的用心呢？
最后再说一下“中国”或“中华”。如果计算统一分裂时间，好像统一的时代比分裂的时间要短；如果计算历次统一的血统，好像少数民族血统的不在少数。变乱的史实、分裂割据的史实，是否真的就否定了具有一统性的“中国”呢？《禹贡》五服与九州，整齐四方，是根本不曾在现实中有的事，但在近代之前，却具有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类似地道理，“中国”在分裂割据或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中，不是“名分”对现实的关系，而是体对用的关系。再用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它是个引力场的中心。试图以异族统治和分裂割据来消解中国的作法，虽然有其各自的心思，却是手段拙劣的，——当然从其对消解“中国”的宣传效果上，这个手段是有效的。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读后感(十)：域外学者的辽代情结
这本书号称介绍了辽、西夏、金、元四个朝代（政权），但关于西夏和金的篇幅实在太少，几乎可以忽略。在前面用很大篇幅铺垫了安史之乱后中国和内陆亚洲的基本政治生态后，全书用近一半的篇幅来关注辽政权及其建立者——耶律阿保机的故事。由于后面写蒙元政权的内容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忽必烈的挑战》里面论述得更详尽，所以对辽政权的关注可以认为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
本书在辽代的故事写完后，专门用近40页的篇幅——比书中写西夏和金两个政权的篇幅之和多将近一倍——发思古之幽情，追忆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多次对契丹故地考察的印象。这40页的内容中交代了日本早期学者对契丹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以及这种研究与日本的殖民主义尤其是伪满政权的关系。而据我所知，之前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学者发现的华严寺大殿、应县木塔等辽代遗构是后来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史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
于是，我这篇书评本来想用“日本学者的辽代情结”为题，可无意中脑子里又闪出著名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也曾经写过一本《辽代社会史》并在书中提出一个被后来的汉学所广泛采用的“征服王朝”的概念，再联想到“契丹”是域外世界中对中国的重要称呼之一，于是还是把题目写成“域外学者的辽代情结”吧。
对域外的汉学研究来说，关注边缘常比关注核心更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研究者本身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或外部。即使没有后来的殖民野心，日本学者对契丹、渤海等受中国影响的边缘政权有更天然的亲和力并不奇怪，因为从那里能够找到更多理解日本中世的钥匙。至于魏特夫，曾有中国官方学者批判他写辽代社会史的时候民国政府和西方是盟友，所以想通过对“东方专制主义影响波及的边远地区”的研究来批判当时的苏联（他认为俄在蒙古统治下接受了中国式专制文化）。无论是否如此，边缘的研究更加接近汉学家们接触中华文化的视角是肯定的。
在杉山正明看来，阿保机是契丹从游牧社会开始到最终完成一个包容游牧与农耕的帝国体制的最关键环节，所以对他如何一步步在与中原的合纵连横中获得力量，如何在中原兵荒马乱之际吸纳中原农耕人群让契丹由单纯游牧社会成为混合经济社会，如何利用汉人带来的农耕和制盐等技术控制其他契丹部落，如何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形成契丹国深受中华影响但又不失游牧传统的体制都不厌其详地铺叙。杉山正明认为阿保机的这些开创性架构以及后来澶渊之盟那样的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东亚世界体系”被后来的西夏、金，尤其是忽必烈时代的蒙元所吸收，使中华文明的框架最终由局限于汉地的“小中华”逐渐扩展为包含长城内外的“大中华”，而这个框架为后来的明，尤其是清所继承，直到今天。
但杉山正明常常在论证时不重视参考文献，且较多显得严谨性不足的例子。以下有几点是我的感想，除了几点是对杉山正明教授的赞成和补充之外，主要是一些商榷文字：
1.作者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依靠的是回鹘的军事保护，甚至说那时的唐中央政权几乎沦为回鹘的保护国。然而果真如此的话，9世纪漠北回鹘王国的瓦解对于唐政权该是灭顶之灾才是，可当时唐武宗把这当成打击包括佛教和回鹘信奉的摩尼教、西域传来的景教等宗教信仰的契机，体现出的更多是“终于可以不受回鹘的气了”那种扬眉吐气之感。所以杉山教授的判断显然有些夸大。
2.对后唐集团称“沙陀”在早期似乎可以，但取得中央政权，尤其是李嗣源当政之后，“沙陀”的族群属性已经显著弱化，所以对李嗣源以及后来的后晋和后汉再称“沙陀”已有所不妥了。作者罗列很多理由认为“沙陀”并非“中华”，但“中华”更多基于一种文化认同感，其中“残暴”云云证明不了其族群属性。后来评价宋的时候也通过“凌迟酷刑正常化始于宋”来证明宋并非如后代所说的文明，也同样有混淆概念的嫌疑。
3.辽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前的史书记载中确实大大低估了。不说在辽属汉地的应县木塔、独乐寺等令人惊叹的古建筑珍品，即使漠北，2012年发掘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雕塑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和《丹呦鹿鸣图》等与汉地风格迥异但水准毫不逊色的绘画都证明了辽代文明的高水准和独特性。
4.作者认为辽代文化的高度被蒙古为抬高自己而故意贬低了，这个判断过于小家子气和阴谋论而完全无法成立。当时契丹皇帝的实录确实可能还保存着，但懂得契丹语的人已经很少了，连契丹的大学问家耶律楚材，早年也只会说契丹语而不认识契丹文字，直到蒙古攻灭仍然使用契丹文字的西辽后，才明白契丹文字的意义。《辽史》编成在耶律楚材逝世后的100年，参与编辑者中，能读懂契丹字且在元廷受到重用者会有几个能大致判断出来，所以《辽史》对契丹文史料利用不足是在情理之中的。蒙古已征服大半个欧亚大陆，没有必要对一个核心地区只在东北亚一隅的辽政权感到嫉妒。
5.关于辽政权的统治范围，各地图所画差距甚大。但草原游牧文化实在不能靠在地图上画出国界来表示。从辽的东西南北中五京所在位置，可以判断辽的核心区域应该是东北亚，但外围，从灭掉戛黠斯而整个蒙古高原没有新起的帝国势力之后，他的影响确实也有可能到达很远的地区。据说契丹灭戛黠斯后曾邀在天山的回鹘回到蒙古高原的故地，但回鹘已习惯农耕定居生活，谢绝了契丹的邀请。而辽被女真逐出故地之后，能够在天山建立西辽，回鹘的帮助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不可能是感恩，应该是余威尚在之故，当蒙古的力量进入的时候，天山回鹘（当时已翻译成畏兀儿）首先放弃对西辽的臣服而投充蒙古。
6.作者对元政权的基本观点，我之前在《忽必烈的挑战》里面已经读过，也就是，忽必烈试图整合中华物质上的富庶、蒙古军队的战力和穆斯林的商业才能，建立一个新型的世界大帝国。这个构想不大可能是一开始就成型的，但确实是后来元朝的事实特征。不过此框架从消极方面说是以蒙古军队的武力为后盾对中华物力的掠夺和不公平分配，不可持续是明显的。而简单把元朝乃至整个亚洲蒙古统治在不长时间内的崩溃视为天灾等不可抗力的影响更是过分轻率。
7.明王朝迁都北京或许与元代世界帝国的思路有若即若离的关系，郑和下西洋也体现了元代打开了的世界视野。但对东北的一度控制和对云贵的统治如果一定要说和元代开创的“大中国”框架有关的话，说服力肯定不足。实际上，明代从“土木之变”之后已经从观念上与“大中国”框架关系不大了。后面“大中国”的框架是在清代统治下形成的，而且明显包括汉地的“核心”和作为周边地区的“外围”两部分，与忽必烈的框架已经大相径庭了。
虽然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平时更多接触到以中华正统的视角探讨辽西夏金元的读者来说，此书还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