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读后感10篇
《孔子》是一本由[美] 金安平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孔子不仅对人生全力以赴，也戮力参透其中义理。他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学而不倦，对陶铸完美人格的渴望，以及积极在此世实践自我，正是这三项特质造就了孔子的卓然不群。或许当时还有其他人也追寻着与孔子相同的目标，但没有人的渴望像孔子一样强烈，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决意搜罗从古到今的一切知识——历史、诗歌、礼仪与音乐，以理解人性与人类命运的本质及不变的成分，并使自己“无大过矣”。
像孔子这样的人名声能够流传后世，并非出于必然，因为他所关切的事物并不能引起一般人的兴趣。毕竟，谁会全心致力于了解自己与精进自己？这么做既不能让他从生命的不安定中解脱，也无法从不可避免的死亡中得到慰藉。就连孔子的弟子也向他坦承，“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第十二章）。然而，只要有听者愿意思索话里的意义，愿意将个中道理传扬于世，哪怕人数极少，都能给予说者（即便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一个证明其影响力的机会。孔子就是如此。若孔子有知，眼见自己的思想流传数千年而不坠，自己的精神遗产发展臻至顶峰，一定会感到惊讶。然而孔子也将因自己的话语遭到误用，以及各种谈论他的稗官野史（有些甚至刻意夸大他的身形）而困扰不已。
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与孔子的观念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自我与人伦概念，以及文化与历史建构似乎全发轫于孔子个人的心灵。对西方世界的局外人来说，孔子勾起的不仅是对中国的印象，还有家庭、教育、老师、学者、学术、教养、谦逊、礼节、秩序、服从、君父、受压迫的女性、节制、合群、胆怯、软弱等概念。我们将中国一切的好事坏事全归因于孔子，因为我们对他存在着一知半解。正因如此，我写了这本书。我想了解孔子，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段探索的历程。打从开始教书，我就对孔子的思想、孔子对学问的热忱，以及他将道德视为人类的实践目标深感兴趣。当时的我希望理解孔子，希望跟随孔子的脚步，一窥其思想堂奥。因此二十年来我遍览中国古代经传注疏，寻求各种线索，期能增益自己对孔子的认识。而这股追寻孔子真实面貌的驱力，也随着我动笔写作本书而与日俱增。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春秋时代”末期。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17世纪之后，孔夫子的名号也以拉丁文的形式Confucius在西方传布。孔子的故乡鲁国是位于华北东部地区的一个小国，当时有许多国家与周王朝有着历史、文化、家族纽带与道德义务上的联结，鲁国是其中之一。鲁国与周朝的史料相当丰富——这个漫长王朝的后半期，也就是东周，史料尤其丰富，孔子的故事即属这个时期。但有关孔子生平的可靠资料却很少，这是因为孔子与当时的掌权者关系疏远，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上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这些人物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提及孔子。然而我从动笔之初就已决定，我要说的故事必须以史料为根据，如果故事因此出现巨大的空白，我也会坦然接受。
最明显的空白是孔子的婚姻。早期有关孔子生平的论述曾经提到他的婚姻以离异收场，我们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因为这些史料写成的时间至少离孔子的时代有三百年。我们只能把孔子休妻当成一桩可能发生过的事。此外，婚姻关系与休妻对我们来说或许是重要主题，但对孔子与当时的人却未必如此；即便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也不知道何以重要与重要到什么程度。然而这里的空白还不算巨大的损失。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只是假想的稗官野史。孔子自己这么认为：“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第二十六章）在中国，“史”官担负的任务如同今日的史家。从孔子对当时“史”官的观察，我们毋须惊讶于三个世纪后的史家也做着同样的事：采遗补阙。
若能坦然接受我们拥有的是不完整的史料，我们就能将心力集中在必须加以说明的部分。这些史料提及孔子个人生活的部分或许不多，但已足以让我们了解孔子。本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论语》与《左传》。《论语》是与孔子最密切相关的作品，以二十卷松散的篇章集结而成，与其说是书籍，不如说是展示孔子言行的语录。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有关孔子的记录，类型纷陈：有些像是孔子行止起居的日志；有些则是孔子与熟识者及巧遇者的对话；孔子的陈述与评价（有时缺乏脉络）；以及其他人对孔子的观感。光从《论语》就可看出孔子对古代圣贤与同时代人物的评价；他感到愤怒与光火的事物；他感到愉快或吸引他注意的事物；他对于射礼、音乐与乐师、诗与演说的看法；以及他对人性与人类潜力的理解。整体而论，《论语》并未将孔子塑造成一个教学者：孔子并不道貌岸然，有时甚至会有惊人之举。我们于是因《论语》编者的机智而获益，孔子亦然。
孔子死后百年左右，开始有人搜集他的语录。我们不知道最早是谁开始编纂这些语录，只知道《论语》当中到处可见孔门弟子的对话。因此，我们怀疑最早倡议编纂孔子言行的就是孔门弟子，他们不希望老师的名声湮没于世，因而致力于传布孔子的嘉言行谊。
第二份史料《左传》的记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3年，内容涵盖大部分春秋时代。《左传》是鲁国官方编年史《春秋》的“传”，也就是《春秋》的例证与注解。《春秋》是官方记录，只记载具有丰富政治意涵的事件：外交事务；诸侯的婚姻与薨逝；上卿的一举一动；出使、盟约与远征的成败；放逐与处决；叛乱与篡夺；祖先的祭礼与自然的预兆。然而，《春秋》的体例是纲目体，其内容极为简要，几乎所有与人相关的情节全略而不提。《左传》试图补充其中的细节，例如战争何以爆发或卿大夫何以遭到放逐。虽然《左传》逐项而零碎的条目体例是为了补充《春秋》而生，但《左传》各项条目的叙事性却未因此受到影响。对话与演说是这段历史最显眼的部分，赋予历史中的男女生气与活力，使我们能分辨出强者与弱者，区别出真实与似是而非；而且《左传》的描述质朴写实，毫无修辞矫饰。《左传》与《论语》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力量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及在不经意间听来的对话。《左传》也说明孔子的渊源：不只提到他的祖先，还提及他的文化血脉与道德力量对他的驱策。举例来说，为什么孔子觉得能透彻了解诗，就能增加一个人的道德力量与政治能力？孔子认为自己的说法并非独创，他说：“（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第一章）
本书进行之初，我曾考虑将公元1世纪前出现的许多孔子故事写入书中。我想把这些故事当成接近一手资料的文献，有助于形塑孔子生平。然而更仔细地检视之后，我认为这些故事绝大多数纯属虚构，于是便放弃原先的想法，只留下少数几则依我的直觉以及我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可以判断其想象内容确实捕捉到一定事实的故事。因此，《论语》成为我的指南，其记录虽然不完全真实，对孔子言行的描绘却最为详尽。如果没有《论语》作为衡量孔子的标准，历史上的孔子就算被描述成一名伟大的人物，终将只是后世的虚构。
最后我必须提及公元前1世纪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的作品。尝试写作长篇而规模恢宏的孔子传记者，司马迁是第一人，他的《孔子世家》一直是中国史学作品的典范。由于司马迁的年代离孔子远较我们为近（五百年与两千五百年的差异），如果我们要质疑他的可信度，必须握有充分证据。然而，凡是读过司马迁作品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最善于以想象力重构过去的史学家。在追寻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司马迁不会让历史记录成为他的负担，也不会受编年史的阙漏所困扰。《孔子世家》只是他一百多篇人物传记中的一篇。对司马迁的理解，使我们能更仔细地思考他忽略的各项问题，因为对他而言，时间最好能花在创造少数事实或满足一些转折上，而非追求真实。我写的孔子生平，主要在于回应司马迁的说法。我不采取司马迁连续叙事的笔法，而是在叙事中留下空白，以此来反映史料的阙如。
我要说的故事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在此时走上历史舞台。当时中国正处于愁闷时期，她感到自身的老朽与心灰意懒，于是急于求变的她愿意抛弃一切曾经优良的传统与制度，允许有志之士从事变革。孔子此时年已五旬。在此之前，他已思索过何谓德行、何谓公平而有效能的政府，并且才刚正式踏入政治圈。然而，他在鲁国宫廷一场政治发难中错估对手实力，最后只能选择流亡国外。本书前半部谈的是孔子的漂泊岁月，以及跟着他走向未知的三四名追随者。虽然这些人自称是他的弟子，但似乎更像是学徒；他们向孔子学习并且与他一起生活，相信借此可以习得他的技能与性情。在这段旅程中，若无这些同伴，孔子恐怕早已迷途；若无这些弟子随行，也许他的性格将不会变得如此鲜明独特。
我在本书前段的《世卿与国政》一章中，也试图将孔子摆放在春秋时代鲁国的脉络下。孔子是卿大夫，同时具有史家的历史意识。唯有从早期卿大夫的历史（尤其是鲁国）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怀抱着使命感，以及这份使命感与其学说之间的关系。
本书后半部从孔子经过十四年自我放逐后终于返回故乡开始谈起。此后，孔子不再过问政事并在鲁国度过晚年，接下来的描述则基于我对孔子学说的理解。本书的末尾是孔子之死，最后一章则介绍公元前4世纪与公元前3世纪的两位思想家孟子与荀子，他们从孔子的原初观点出发而另辟蹊径，但仍不脱对道德生活的关注。这两位哲学家在许多方面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的差异却在往后两千三百年的中国思想与政治世界获得充分发展，因此有值得思考之处。
正当我写作之时，中国考古学界与文献学界也有了重大发现。两批有关道德修养与政治思想的竹简出土；其中一批由考古学家挖出，另一批被盗掘后卖到香港古董市场，后来由上海博物馆收购。这些竹简完成的年代介于孟子与荀子之间，约在公元前300年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当时中国尚未统一，正处于所谓的“战国时代”。从1993年竹简出土以来，古文字学者不断进行研究，他们讨论这些陌生竹简文字的意义与句子的顺序，特别是当文本不完整或有明显的阙漏，或者是当竹简只剩下断片之时。在此同时，研究中国上古史及先秦诸子的学者也对这批竹简抱持高度兴趣，他们知道这些出土文物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灵，也认为这些文物将改变我们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包括《论语》、《左传》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与先秦诸子的作品。最近六年，我多少也参与了这场集体事业。在四十五件（其中十八件属于第一批竹简，二十七件属于第二批）已出版的竹简文献中，有八件提到孔子及其弟子。我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这八件文本，然而除此之外，所有竹简的内容都对本书有所影响。
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古文字学者告诉我，要清除竹简上的古代泥土，其实是件极具风险的事。他说，把竹简放入清洁溶剂中时，字迹开始浮现，有些字迹从竹简表面溶化逸脱，仿佛是在挣脱死亡或寻求自由。这是我头一次感觉到言语是活的。之后，我许了一个愿。即使我知道天底下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仍希望文字是个中例外——若未能涵盖所有文字，至少希望经典与历史、古代诗文的字词、哲学家的言语以及孔子的言语能永远留存。我希望它们能牢牢地固定住，如此我们便能反复吟咏、再三玩味。
《孔子》读后感(二)：孔子：未必孤独的哲人
有关至圣先师孔子最八卦也最有争议的便是他周游列国时在卫国的一桩“艳事”。刚到卫国，孔子求官的欲望眼瞅着就突破临界值了。首席大弟子子贡问老师，要是你有块宝玉，是掖着藏着还是卖个好价？孔圣人赶忙说，“沽之哉，沽之哉！”所以当他再次来到卫国听说卫国国王的老婆南子想召见他，孔子立马应了。南子虽然没有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的建树，但淫乱之名却与其不分伯仲，所以孔子的另一位首席大弟子子路那是相当地不满，老师也觉得这种曲线救国的法子有点招人非议，忙溜跟子路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但《论语》并没给出子见南子的详细情况（因为《论语》的编撰晚于孔子去世时间百余年），这样后人就有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可即使是以极富历史想象力而著称的太史公也仅描写了两人见面的片段：“夫人在絺帏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帏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后人演绎出多种形式的孔子一生中的这段空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第二师范学校因上演话剧《子见南子》遭到孔子后裔的强烈抗议，引起当时政界、文化界的口水仗，连鲁迅先生也忍不住发表意见，据说最后还惊动了蒋介石。当然，如果你从艺术角度去塑造孔子，你尽可能发挥你的想象力------比如去年王元涛写的小说《孔子》，他说孔子行成人礼时（其实就是找个妓女破了童男身），居然和妓女谈起文学-------但若是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这样的历史空白就比较棘手了。而在文史不分家的传统的影响下，历代学人的著述或言之凿凿地将先人与自己的主观看作史实，或对著述中的史料来源有意无意地回避。所谓野史之为人诟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它常常因为与官方相悖的记载而丰富了历史研究范畴。具体到孔子，比如孔子的休妻是否为真事，比如他周游列国，究竟到了哪几个国家等诸多问题。另外，关于《论语》的文本诠释，在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不少争议。皆为探究孔子所不可回避。
美国著名中国史史学家金安平的新作《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为我们看清圣人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与效仿太史公笔法的丈夫史景迁截然相反（她与史景迁在老师房兆楹的葬礼上结识，后成婚。她也是中国著名学者金毓黻的孙女），如果没有确凿的史料，金安平宁肯放弃动人、有趣的相关说法。她说：“我曾想把这些故事当成接近一手资料的文献，有助于形塑孔子生平。然而更仔细地检视之后，我认为这些故事绝大多数纯属虚构，于是便放弃原先的想法。”如同国画中的留白，付之阙如的史料空白，亦是历史的真实画面。“我不采取司马迁连续叙事的笔法，而是在叙事中留下空白，以此来反映史料的阙如。”这也符合传主的观点：“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 子路》第十三章）
金安平以《论语》为构建孔子的主干，《春秋》、《左传》为辅，《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庄子孟子荀子等历代学人著作为参考，严谨有序地刻画出孔子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针对每个历史片段问题而积累的各项讨论，构成本书所参考的绝大部分二手资料。”这些问题的讨论，金安平在书中几乎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历史学家的思考与结论，往往要比他的考据要重要得多。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信焉。
“孔子对人生全力以赴，也戮力参透其间义理”，这是儒家最宝贵的入世精神。孔子一生都想恢复周礼，都在想当官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抱负而终不得志，发牢骚、偶尔有孤独的文青感叹是正常的，但“喧嚣时代的孤独”绝不是孔子的人生主调。他虽然称赞守节自持的隐士，他们“深则厉，浅则揭”，懂得按照水的深浅来调整衣袍，可是孔子内心却认为，“这些人真的知道该做什么与该怎么做，则他们应该不会认为入世是件难事。”孔子将人分为三类：龙（比如他认为老聃是龙）、螭和鱼。“孔子对人类的爱出于焦急不安，与世界的关系不因道德气候而变。”所以他自认为是“食乎清而游乎浊”的螭，所以他周游列国十四年谋求官职。游历期间他与国王卿相、乐师、隐士、农夫及恶棍、疯子等三教九流（孔子时代还没有这个词汇）交往，孔子“喜欢与人交谈，这能帮助他思考。”与弟子们的交流最令他快慰。他六十五岁左右，才真正做起了老师，但就像我们习惯先秦古籍的简明，他们早已习惯师徒之间的对答，这叫双方受益匪浅，我们也因此得以窥见圣人。此书依从台湾版译名，但无论从原名《The Authentic Confucius: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来看，还是遵循孔子本身的特征，“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的意译都是不恰当的。
善于自嘲的人，乐观一定多于悲观（孔子毫不隐瞒自己像“丧家狗”），何况孔子本来就是个有意思的人。比如这个当时罕见的大个子（在以盛产大汉著称的山东，孔子的身高也令人咋舌。有人考证他大约一米九零左右，也有人认为他仅比姚明矮四厘米）对食品的苛刻：颜色不好不吃，有点异味不吃，不是饭时不吃，肉类该切片却切碎了不吃，酱与配菜不搭配不吃……这其实是孔子“礼”的思想的感性表现，其他方面亦如此，金安平总结道：“孔子在历史与诗歌、习惯与情感、仪式与音乐中寻找恒常之理。”即使在最低落，隐遁于社会底层时期，孔子仍然可以从周遭找到“现成的衡量自身意义的标准”，金安平赞叹说：“这反而使他超越眼前的横逆。”
爱惜羽毛的孔子也犯过晕。求官若渴使他“不得已而见之（南子）”，孟子说，当不上官，孔子就精神恍惚（孔子三月无君，皇皇如也）。但孔子毕竟是坦荡、有原则的人，仅有一次与卫国国君灵公对话的机会，灵公问兵法，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 卫灵公》第一章）一言不合，孔子“于是丑之，去卫。”那么，孔子是否真的为了做官而去取悦南子或灵公的宠臣呢，金安平引用孟子的话给予反击：“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孟子 万章上》第八章）金安平不仅用了一整章来梳理孔子（儒家）学说的形成与传承，而且全书结合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家的观点来丰富、强化孔子。金安平认为从思想、精神上认识孔子、学习孔子更为重要，斤斤计较于类似子见南子事件，除开一点考据的意义，便是舍本逐末了。她还忧患当今儒学的政治化、功利化的趋势，希望这本书有助于对孔子和儒学感兴趣的年轻人。
金安平参加过大陆先秦竹简文物的清理工作。清除竹简上的古代泥土是件极具风险的事：“竹简上的文字在清洁溶剂中，有些会在竹简表面溶化逸脱，仿佛在挣脱死亡或寻求自由。”金安平“头一次感到言语是活的”。伟人与其伟大的思想亦是活的，孔子是“喧嚣时代的哲人”，但未必“孤独”，有后人的科学地继承与研习，孔子将走出古籍，“不再因自己的话语遭到误用，以及各种谈论他的稗官野史而困扰不已。”
《孔子》读后感(三)：知止与留白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对孔子生平的第一次系统性言说。在综括之前有关孔子资料的基础上，司马迁不仅勾稽出了孔子的生命历程，更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填补史料的空白，以对孔子一生的起承转合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司马迁有志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识”不可谓不宏大而精深；然而，在“史实”的层面，他却热衷于用想象力和文学手法重构“历史现场”和“历史细节”，终究也不过是“成一家之言”而已。这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世家》“最芜杂无条理”，而其他《年表》中凡是涉及孔子的，也是“几无事不牴牾，无语不睽违”。
然而，《孔子世家》却是后人了解孔子生平不可绕过的桥梁。金安平的这本《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主要目的即在于“回应司马迁的说法”。她以《论语》为基准，以《左传》、《礼记》为背景，并辅以《吕氏春秋》、《庄子》、《韩诗外传》等书的记载，对《孔子世家》的诸多说法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
金安平追求“真实”的方法，是做到“知止其所不知”，或者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史料阙如的地方留下必要的空白，而无意于详尽周全地描绘孔子的行状。这本充满知止智慧和求真精神的孔子传记，以其“返璞归真”的面貌说明：“留白”不会让孔子变得苍白，或者减损孔子的价值，孔子的无穷魅力反而正是氤氲在那些空白之中，并呈显出其思想的博大和包容。
除了具备史家的严谨，金安平的“汉学家”身份也使她具备了更为中性而客观的思想视角，这是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中国学者谈论孔子，总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虚欠之感，或者顶礼膜拜，或者视如仇雠，不肯平实地将孔子视作一个活生生的“人”。金安平“置身事外”，更容易跳脱出对孔子的情绪化理解，而以较为平和、公正的态度审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以及他所遭遇的命运和产生的影响。
从孔子54岁时“去鲁”开始谈起，金安平着意的还是“孔子的最后二十年”。究其缘由，一是孔子早年生活的真相更加难以坐实，而孔子晚年的政治影响以及众多门人弟子的追述都保证了史料的相对丰富；二是孔子的晚年更能集中体现他的理想追求和思想进境。在对“去鲁”之原因的考察上，金安平揭示出《论语》、《孟子》、《史记》所载史料的矛盾，并认为季桓子和齐国女乐等事件或许均是偶然的因素，至于其真正的动因，则是没有人能够确知的。然而，金安平确定的是，孔子定非受到神谕，或者为了传道才离开鲁国，其离开必有实际的考量，以及再次寻求政治地位的目的。
与一般的研究进路不同，金安平特别强调孔子的弟子们对其思想和生命的影响。金安平认为，在周游列国的坎坷旅途中，如果缺乏弟子的陪伴与切磋，孔子不仅会迷失方向，更不可能锤炼出“鲜明独特”的性格，以及“机锋而明晰”的思想。金安平详尽分析并比较了宰我、子贡、颜回、子路等孔门弟子的特点，点出了弟子跟随孔子的不同目的，并揭示出他们在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所谓“教学相长”，在孔子与其弟子那里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说明。
在“周游列国”一章，金安平完全抛却了司马迁的记述。她认为司马迁“只想让故事充满行动与冒险，因此特意让孔子在各国间来回奔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金安平同意日本学者白川静在其《孔子传》中的观点，认为《庄子》中描述的孔子行程是可靠的，他只到过卫、宋、陈、蔡等国。遗憾的是，金安平在书中未能给出她相信《庄子》记载的详尽理由。
除了对孔子及其亲炙弟子的论述，金安平还在末章《捍卫者》中讨论了孟子以及荀子。宋明理学家以及当代新儒家普遍崇孟抑荀，他们认为孟子是承续孔子道统的“真传”，荀子不过是“歧出”。这种观点的影响颇大，以致荀子的价值长期得不到重视。金安平无疑是喜欢荀子的，她认为“从精神与思想看”，孔子和荀子“如同父子”，都能做到理性客观的看待问题；相反，孟子则比较圆滑，且立论容易受到情感左右而有失公允。对孟子的批判，以及对荀子的倡导，在孟子处于强势的大陆学界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梁涛教授曾总结说，“孔子之后，孟子主要发展其仁学，荀子则继承其礼学，二人各执一端，一方面虽然深化了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对于儒学的丰富性又是一种窄化。可以说，孟子是有所失，荀子是有所偏。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应在孟荀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一种丰富性的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金安平的观点，对于我们的学界风气无疑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在史学家的严谨以及汉学家的超然之外，金安平对孔子无疑也是充满了情感与爱意的，她懂得孔子的彷徨与困惑，理解孔子的坚定与信仰，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阐发出孔子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坟茔之下，哲人的精神鼓舞了渴望、乐观与疲惫的人们，使其能继续热爱人类的形式与命运。”
《孔子》读后感(四)：孔子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儒家就是儒犬，是为了皇帝服务的虚伪君子的代名词！满嘴满篇仁义道德，全心全意吃喝嫖赌，天天呼唤礼义廉耻，时时不忘坑蒙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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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虚伪看本质,儒家能代表先进文化吗？儒家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富裕繁荣吗？儒家能在世界文明的竞赛中成功、胜利吗？纵观历史，答案都是否定的。
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用“礼”来模糊人权，糟蹋人权。将社会分成严密的有利于封建专制的等级奴隶式思想制度。 将法律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乃至边缘化，让生存在等级社会中 最底层的人沦为“礼教的奴隶”。
儒家礼法治理下的社会，法律性同虚设，司法依附行政，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腐朽和无序，动乱一触即发，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显得盛世安详，丝毫意识不到三十年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开朝的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陈腐没落积重难返，如何避开这个被诅咒的历史怪圈？只在于我们是否有尝试的信念。只在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尝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