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的读后感10篇
《三案始末》是一本由温功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19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案始末》读后感(一)：明朝，始于君主集权，终于君主无心也无力朝政
明朝做出的改革
[1]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历代的宰相制，帝王定制决策，实际政务分给六部尚书，临时性。“共患难易，共富贵难。”[雄猜，开国将领几乎都不得善终]
□ 左右丞相：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徐达（前三人都不得善终）
□ 明代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被诛，中书省也被撤除，宰相制相当于被废除
[3]明成祖朱棣：建立代替宰相的阁臣制度，首辅有拟旨特权，与皇帝接触多，其余是辅臣。本来阁臣间的名次并非定而不移，后来位居首辅的永居其位，除非离职。
□ 第一任阁臣：黄淮（因多次暗害大臣入狱）、胡广、杨荣、谢缙（官级最高，极有才华，被黄挤出，后被锦衣卫纪纲整死）、杨士奇、金幼孜和胡俨
[11]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继承堂哥朱厚照的皇位，想追封已去世的父亲为帝并入祀太庙，但不合正规礼法，支持他的“议礼诸臣”（张璁、1桂萼）得以入阁升官，但颇受鄙视。
□ 明朝阁臣间的争夺倾陷，以从张璁到张居正这一段时间表现得最为激烈，相互拉拢言官，开展攻讦，也是从这一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此中互争的时间最长，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是严嵩与夏言之争。干得最为脆快，勾结已经达于内宫的，则是张居正逐出高拱。
[13]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在位最久，长达48年＋；十岁登基时，扶植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李贵妃、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贪财好货，懒散拖沓，多年倦于朝政]诸臣但凡获罪，必以抄家继之，成为万历的外快，张居正和冯保都被抄家。
□ 李贵妃对万历读书越轨行为管得很严，唯一可以直予处罚的人，甚至从慈宁宫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万历婚后才迁出。（李太后生于小商之家，贪财好利）
□ 冯保的活动范围很大，是太后的耳目，万历犯的错都会上报给太后，太后接着就下来处罚。同时，冯保多次拆散并惩罚了万历的玩伴。
□ 李贵妃对张居正很尊重，把国政都托付给他。张居正主要安排其课程，围绕治乱和如何为君的正论，养成了万历疏懒的习性。
□ 申时行（1578入阁，受张居正看重，张居正后的首辅，深知激流勇退，57岁致仕）教了万历很多偷懒的办法，如把奏疏“留中”。
□ 张居正
张居正执政时是明代所有阁臣中最少受到阻扰的一个。他为首辅时，票拟、批砂等类手续虽说依然如故，但已只是走个过场。开国十年里，他对内对外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一片安裕升平。
“夺情（1577）”:张居正父亲因病去世，按惯例，张居正需守孝三年，三年之后再复官。夺情只适用于出征的将帅，可戴孝从军。
张居正死后，最初也是倍极哀荣，并谥为文忠公。到次年，张居正便被削去所有官阶抄家，称为逆臣。
□ 方从哲：1613年入阁，1648年致仕。他辅佐过三个皇帝，“梃击”（1615），“红丸”（1620），“移宫”（1620）三案也发生在他任首辅的时候，属郑贵妃一派。[《明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贪婪而无能，热心权力财利却无能，只能靠钻营依附]
§ 明朝阁臣间的互争，远远超过以前历代只有左右二相的时候，这样对明代诸帝是好事。明代有许多皇帝或想成仙，或是耽于酒色，常常多年倦于临朝，但他们的皇位和权力却一直保得很牢，不能不说是由他们所建立的互制局面而取得的效果。不过，这对文化、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很坏的作用，日趋腐化。
§ 宰相vs阁臣：宰相有自己的办事处所和发挥政令的机构，阁臣没有，只是在殿、阁中办事，手下的人也只是管理卷宗和抄写文书的属吏。宰相需要是身居百官之上的人，阁臣只需官级五品或更低的学士，后来阁臣的职位才比初期高多了。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先斩后奏，而阁臣只有听皇帝吩咐，照其意见草拟办法。
[1]明太祖朱元璋：不允许内监论及政事，或与外官往来，而且严禁内监识字。还将这些禁例刻在门外的铁牌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写进他留给后人的《洪武宝训》中。但实际上，他自己有违反的，后人遵与不遵在于是否于己有利。
[3]明成祖朱棣：建文帝朱允炆对内监管理极严，等到朱棣造反南下时，很多逃到他那里去报告朝中虚实，加速了他的胜利，内监的待遇宽松了很多。最有名的是1405年“三保太监下西洋”，即郑和，内监可公然统率军队搭乘船只，当时舰队有27，800余人，62艘大船，据传暗中还有访查建文帝的使命。朱棣也暗中命内监读书通经史，来侍奉皇太子。
[5]明宣宗朱瞻基已公然设立内书堂，派大学士来教有些小内监读书为文，习于为政。直到明亡，内书堂才跟着归于消灭。
□ 司礼监占二十四衙门首要地位，内监有了“批硃权”，能代皇帝批示内阁进入的拟旨。同时，司礼监还掌握着以侦查、缉捕、审办人的，类似特务组织的东厂（1420年设立）。
□ 明代在建国之初便设有锦衣卫镇抚司，并于刑部狱外还设有诏狱。锦衣卫和东厂，因为职司相同，在权限上又无明确的划分，所以彼此之间常有互争。因东厂和皇上更亲近，所以占上风的时候总要多些。
[15]明熹宗朱由校缺少人教导照管，从小主要是乳母客氏带着，所以与其感情深厚。魏忠贤得势主要是由于他和客氏有“对食”（有权势的太监在宫中找宫女或别样的女人同居，俨如夫妻）的关系，客氏让魏忠贤能调到司礼监做秉笔太监，又得到提督东厂事务的任命。魏忠贤首先利用朱由校耽于女色的弱点，使其过早服上春药“灵露饮”，后又利用他在建房子到最高兴的时候来奏事，就愿意授权给魏办事。朱由校只活到23岁就去世了。
[16]明思宗朱由检是[14]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自幼孤独，有猜疑、顽固、刻薄待人的性格，读书热心，知道魏忠贤一伙的罪恶，先是朝中有疏论魏忠贤的势头，他先派其去凤阳看守皇陵，上道后才叫把魏忠贤逮回京究治，魏知道大势已去，就悬梁自尽了。不过，朱由检做事急躁，以后再也没干过一样能和这件事相比的事来，他虽然不迩声色，起早贪黑，但还是躲不过灭亡的道路。
3. “明末三案”：“梃击”（1615），“红丸”（1620），“移宫”（1620）
皇后无子女受皇太后庇护，宫女出身的王恭妃生出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宠爱的郑贵妃生出的皇三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统治阶级分为三派：
§ 正统派：据“无嫡立长”的传统为皇长子争取合法利益，人数最多，声势最大。
§ 投机派：郑贵妃一家的亲友，像皇帝讨好求取好处，人数不多，阴谋很多。
§ 骑墙派：大多是握有实权的重臣，如申时行，表现是正统派，关键时刻却又摇摆不定，人数极少，但影响却大。
○ “梃击”（1615）：李太后（1614）死后，有个手持枣木棍棒的男子张差闯入皇太子的慈庆宫打伤内侍，被捉获。 刑部主事王之宷主动调查黑幕，郑贵妃一派几乎暴露，只能去求太子救她。太子害怕只想早点了结，下令诸臣不多做纠缠。万历也不得不会见群臣（不见已达25年），责备诸臣离间父子。
○ “红丸”（1620）：万历1620年七月中旬去世，[14]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在位只有33天。即位时在病中，这些年沉溺酒色（李贵妃击其贪财好色的弱点给他珠宝美人）体质不行，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说有仙方红丸，初服后效果很好，再进一丸就去世了。
§ 红丸是房中药：因为明代诸帝大多是色欲之徒，宠用佞人来寻访春药作乐。明代诸帝寿命只到三四十岁。
§ 红丸是丹药：红色可推知是由汞炼成的，明代诸帝迷信方术希图长生，明宪帝宠信的方士有十余人，给予1000+人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等领有俸禄的僧官。其孙子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宠任的方士更多，给予他们的好处和权力也更大。
§ 红丸是补药（没有史实，只是据理而言）
○“移宫”（1620）：前后两起。万历去世，郑贵妃不愿意搬出乾清宫，要皇长子朱常洛封她为太后，李选侍（皇长子的宠妃）为皇后，才肯迁出。首辅方从哲听之任之，吏部尚书周嘉谟让郑贵妃的侄儿郑养性去给她晓以利害，才移出。朱常洛去世后，李选侍也不愿意搬出乾清宫，把即会被立为帝的朱由校扣留在自己身边，曾经殴打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后者因此得病而死。群臣来到乾清宫把[15]明熹宗朱由校护送而出，先在慈庆宫。最后群臣在新天子即位前一天涌到乾清宫外让李选侍赶快离开，李选侍被吓到了只好当日匆忙搬离。情势混乱中，李选侍的近侍趁机盗取內府秘藏，据为己有，陆续被捉获。
《三案始末》读后感(二)：非常值得一看
惜墨如金
单看书名，恐怕你连这是什么性质的书都猜不准。可能还以为是什么刑侦纪实，甚至是推理小说。但事实上这是一部严谨的讲历史的书。所谓三案，是发生在明朝年间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作者连“明朝”二字都舍不得加到标题上，可见对文字的凝练程度要求何其苛刻。正文的文风也正体现了这一点——凝练老道，惜墨如金。
这三案与其说是案件，不如说是政治事件。我对明朝历史的了解最初始于《明朝那些事儿》。对这几个事件也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明》对这几个案件的描述虽然清楚，剖析却点到为止，没有深度挖掘。看了此书才明白，这三案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绵延反复到明朝彻底灭亡。连我不了解的南明史部分也还在纠结这三案。这实在大出我意料！同时也勾起了我对《南明史》的兴趣。
这三案涉及群体非常之广，后妃、诸王、内监、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甚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都参与其中。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复杂的事件还要对明朝的政治环境有清楚的了解。所以作者在讲事件之前对明朝的军权、相权、阁臣、内监的权力演变和制衡关系做了高度浓缩又清楚明白的概括性讲解。这份文字功力和历史功力都让人赞叹不已。
讲了这么多，你能想象其实全书是不到两百页的小册子吗？
《三案始末》读后感(三)：朱元璋的遗产
有些话听起来大义凛然，但仔细分析却是高端黑，比如“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贡，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这句用来赞扬明朝的话。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汉人皇朝，享国两百七十六年，中国历史上标准的大王朝，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际，明王朝也经常被抬出来扮演民族主义动员的旗手。若把明王朝拟人一下，这人的性格则是非常僵硬、清高、左右互搏般纠结的，就像宋明之后的儒家进入理学阶段的境况一样，存天理灭人欲，认死理，不灵活。因此，历史上强大王朝频繁采用的如和亲、岁贡、南渡这些灵活的政治手段，在明的君王看来，都是对道统的背叛、对帝业的亵渎。不和亲，土木堡擒了明英宗；没岁贡，边患不断，先倭寇后满洲；天子坐镇北京确实很有气势，但明朝十六帝当中的十一二位都是昏君，所以天子守国门的下场就是强虏突破长城马上直逼北京城下，好面子讲名分不愿意南渡的皇帝只好死社稷了。在我个人看来，上四句还应该加上一句极能概括明代的话：“无篡位夺朝之贰臣”，有明一代，虽然有刘瑾、严嵩、魏忠贤这样的大权臣大奸臣，但他们却不是“贰臣”，从未做到架空皇帝挟天子，更未出现前朝王莽、曹操、萧衍、杨坚、赵匡胤这样篡位夺朝、废帝自立的人，明朝的这些个大权奸，自己可以对整个国家为所欲为，但总是拿皇帝没办法。正如温功义先生在此书中的评论：“明朝皇帝虽然大多昏庸，但都能坐稳皇帝位，朝廷内斗，却不危及皇帝宝座，满朝对皇帝有意见，也只能等到皇帝故去新君即位。”对书名《三案始末》的内涵解释，正是三案因皇权起，更由皇权落，一切都围绕着皇权的争夺。皇帝即便昏庸，也能操控一切，臣工手眼通天，只是提线木偶——皇权的高度膨胀，正是本书内容的起点及分析明朝的症结所在。
所谓“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指万历朝围绕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政治势力。不理朝政多年的明神宗万历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但王恭妃所生朱常洛年长，理当立为太子，因此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想法遭到朝臣的一直反对，东林党尤甚。万历虽然在压力下立朱常洛为太子，但郑贵妃集团依然不肯罢休，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也不愿意赴封地就任。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平民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所在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张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示。朝野哗然，怀疑郑贵妃意在谋杀太子让福王上位。万历不愿此事闹大，仅以凌迟张差匆匆结案，后又在宫中密杀了庞、刘二太监，事后太子朱常洛地位更加稳固。认为这是太子集团导演的苦肉计和认为郑贵妃蓄意谋杀太子的观点皆有之，“梃击案”由于万历的压制而草草了解，遂成秘案，事多蹊跷。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登基仅十天便一病不起。明朝皇帝多纵欲服春药，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也如是，身体本来就差，生病之后服用内侍崔文升的泻药，病势日沉。自嘉靖后，明朝皇帝也多信道教，迷信仙方，于是泰昌帝便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服药两天后泰昌帝似有恢复的迹象，未曾想却在第三天夜里暴卒。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朝内党派纷争激烈，案件相关的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在阁臣韩爌主持下，由新即位的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朝廷怕“红丸案”引发的各派争斗无休无止，只好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未澄清，又成一桩迷案。泰昌帝死后，性格懦弱的太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天启帝）被泰昌帝宠妃李选侍控制。为了把持朝政，李选侍和郑贵妃集团、太监李进忠（后改名魏忠贤）勾结，挟持天启帝，坚持居住在天启帝所在的乾清宫内不搬走，无法举行登基大典。李选侍提出的诸如封自己为皇太后的要求被朝臣拒绝，双方矛盾激化。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此案议论颇多，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
“三案”核心是帝位的争夺，围绕帝位，各派系分别站队，帝位之争既各方打击异己争权夺利的手段，从更广层面看，则是明朝为最大限度膨胀皇权而废相这一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三案”是专制皇朝的标本，实际上反映了明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统治集团内斗的残酷，因此温功义先生此书在开头就讲了看似和三案无关的明初废相之事，朱元璋杀李善长汪广洋、废中书省取消丞相，实为百年后晚明“三案”的制度诱因。皇权的高度膨胀，让明代的朝臣内斗、宦官专权和后宫干政的现象都相当突出。温功义先生以明朝中后期三案为样本一窥明朝政治生态的核心，用一本语言通俗易懂的两百页小书讲透这个问题，殊为难得。
相比前代，明最大的制度设计是取消丞相。明代以前，以丞相为首的职业官僚系统（代表性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负责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审核监察，六部在丞相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有较大话语权，能较有效地限制皇权，代表统治阶层的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和代表社会精英的相权（统治的有效性）之间有一定的制衡博弈。朱元璋废相之后，皇帝直接管理六部，中国古代发育完备、行之有效的“三省六部制”当中最为关键的三省形同虚设，只剩下不能决策只能办事的六部。皇帝精力有限，因此具体办事就交给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和翰林院中修史修书的官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阁臣”。进入内阁虽被视为“入相”，但权力差丞相太远，丞相拥有自己的执行班子，中书省相当于相府，而阁臣没有；丞相品秩高，阁臣不拘，很多五品官员也可以入阁办事；明成祖之后，阁臣们逐渐形成首辅、次辅的制度，阁臣们依次晋级补缺、排名不能乱，阁臣也开始必须是科甲出身了。“阁臣”这种权力分散的制度保证了皇帝意志的贯彻，但不及丞相制度保证的政令处理的专业和有效，更要命的是造成了朝廷统治中枢的权力斗争，阁臣之间倾轧非常严重。最初一批阁臣（明成祖永乐皇帝时的七人：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就不消停，解缙能力出众，挤走了黄淮，后来黄淮翻身通过锦衣卫纪纲整死解缙。此后洪熙、宣德、正统朝也出现过杨士奇、杨荣、杨溥，所谓“三杨”和衷共济的场面，但到了嘉靖年间，阁臣的残酷斗争更上新台阶。
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没有子嗣，便让皇亲朱厚熜登基，为嘉靖帝。嘉靖想把自己的父亲和生母尊为先帝和皇太后，这种做法有违礼制遭到反对。在朝廷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的张璁看中机会迎合圣意，短短六年便从朝廷的小文官进入内阁，首辅杨一清也对他们言听计从，但朝臣耻与两人共事，甚至准备谋杀和张璁一起被提拔的桂萼。掌握阁臣实权的张璁飞扬跋扈，而此时，因为迎合嘉靖想要天地分嗣而进入内阁的夏言，已渐渐成为张璁的劲敌。史称夏言“豪迈有才俊，纵横辩驳，人莫能屈”，因此张璁纠结的文官对夏的攻击多半都被夏打败。夏言长得极帅，说话没有方言（古代需要克服方言问题比今天困难大得多），加上才学出众，这都让嘉靖对他非常器重，一年便由学士升任尚书，后入阁，和张璁一样，虽不是首辅，但首辅也听从他。夏言不像张璁全朝喊打，他凭借自己的才学和斗败张璁的能力赢得尊敬，飞扬跋扈比张璁更胜。谁知等待夏言的，则是明朝最大的权奸严嵩。严嵩此人的权斗伎俩的没底线和为人的阴险狡诈，历史上也罕见，其身后的徐阶、高拱、张居正远远不及。
夏言侍材自傲刚愎自用，严嵩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严嵩比夏言年长且早中进士，算是前辈，他非常善于伪装，永远一副俯首低眉恐惧怯懦的模样，和夏言飞扬跋扈政由己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嘉靖对他的怜念。嘉靖是个道君皇帝，需要大臣们写一些祭天用的“青词”（不少人入阁为相居然是因为青词写得好），夏言忙于理政且本人不在乎嘉靖的这些个人爱好，但严嵩则非常迎合，两下对比，嘉靖开始对夏言不满。夏言傲岸凌人，得罪过一些人，严嵩便暗中封官许愿收拾人心，发动言官和嘉靖身边的方士攻击夏言（阁臣之间利用言官相互攻击是明朝特色），并在嘉靖召见时痛哭流涕形容自己被夏言排挤压制之苦，时间一长，嘉靖便下令夏言滚出内阁担任闲职。夏言终非平庸之辈，嘉靖也念他的好，不久便官复原职。夏言复仇心切，对参与过整自己的人一个不放过，将严嵩的政策统统推翻，虽然严嵩还是笑脸相迎，但内心已经决定更要除掉夏言，于是便有了“复套”一事。复套指的是收复明朝中期以后被游牧部族占领的河套地区，夏言立功心切推荐曾铣收复河套，但嘉靖内心怕轻起边衅生出之前“土木之变”类似事件，这时严嵩已经清楚地观察到了嘉靖的心思。严嵩发动言官和内侍吹风使嘉靖思想动摇，同时勾结边将仇鸾揭发曾铣岳父苏纲和夏言的老交情，使得夏言被罢官。此前因为夏言推荐曾铣，嘉靖曾下旨奖谕，严嵩知道嘉靖是极护短的人，奖谕曾铣此事足以处死夏言，于是代仇鸾上书称夏言苏纲曾铣等人串通谋利，致使三人被下诏狱，最终押赴西市问斩。严嵩由此独掌朝政，稳坐首辅十五年。
严嵩掌权时也不断遭到弹劾，但他清楚地掌握了嘉靖易怒和护短的心理，因此屹立不倒，反而参劾他的人反被收拾，直到严嵩遇到了徐阶。徐阶少年英才，夏言很看重，入阁之前已当了三十年朝臣，阅历丰富。徐阶科名高（二十一岁中一甲探花）为人聪明，严嵩对他嫉恨，屡次倾害中伤，但徐阶都能从容应对。徐阶还擅长写青词，嘉靖对他器重已超过严嵩，严嵩始终拿他没办法。徐阶升任次辅之后，在极多愿以死劾倒严嵩的官员推动下，上书参劾严嵩。徐阶清楚地直到嘉靖的心理，因此他不谈被严嵩迫害的人的冤情（这相当于说嘉靖放纵严嵩，用人失察以致严嵩专权），他用证据历数严嵩贪污盗窃勾结倭寇和其子严世藩的问题，果然，心怀不满的嘉靖决心搞掉严嵩，和夏言一样，严嵩最终也落得西市问斩的下场。
掌权后的徐阶甚至首辅不易，他为自己退路计，将老实人李春芳引入内阁，顺便卖人情将太子的讲官高拱引入内阁，但高拱为人倨傲，认为自己铁定能进内阁，对徐阶也不感激，于是徐阶只好引一个雄鸷果敢之人入阁来平衡高拱，这就是高拱的副手张居正。高拱是太子嫡系，不把徐阶和李春芳放在眼里，因此摩擦很多。高拱常参劾徐阶，张居正念徐阶提拔之恩常加袒护，两人竟势同水火，后来，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赶走高拱，从此张居正开始与冯保联手把持朝政。
明朝以阁臣之争为代表的官僚系统持续性的权斗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尤以张璁到张居正这五十年间尤为激烈，这其中严嵩和夏言之争时间最长，最为残酷。阁臣争斗时拉拢言官相互攻击，在张居正之后之间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门户之争直接体现为万历之后形成的东林党、以及南明时期朝廷仍不间断的权力争斗，这让明朝中期之后本已乏力的朝政更无挽回的余地，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以废相为代表的最大限度保证皇权的制度设计，虽然保证了朱家天下不变色，不至于产生王莽、曹操、赵匡胤这样废帝自立的人，但皇帝坐观阁臣、言官、甚至太监和后宫参与的乱斗，导致朝政废弛，人员离心。明朝终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夹击下灭亡。
同时，皇权恶性膨胀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太监、特务机构在明朝权力的跋扈。在中国两千年皇朝专制统治不存在民主概念的条件下，官僚系统制度化的有效运行是唯一能够约束皇权的方法（文官制度发达的宋朝就从未出现太监干涉朝政的情况），而皇权天生有摆脱官僚系统约束的强大惯性，因此绕过官僚系统直接体现皇帝个人意志的直属亲军（锦衣卫）和内监势力（太监）的滥权，就是皇权不受约束的结果。朱元璋虽然立下制度不许宦官干政，但他皇权高度膨胀且不信任朝臣，于是实际办事的职责就落在了宦官身上，他在位之际太监人数已达数千，有所谓二十四衙门。靠政变上台的朱棣在夺取帝位过程中，得到自己手下和南京方面很多太监的帮助，他对太监们极为看重，以至于产生了郑和这样手握大权下南洋的大太监；同时他也打破了朱元璋“太监不得识字”的规矩，使得太监处理文书能够参与朝政，最典型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二十四衙门里最有实权的部门），不但可以根据皇帝口头吩咐代拟旨意，连内阁奏章的朱批权力也掌握。此外，司礼监还掌握特务机关东厂，和外廷的锦衣卫相比，东厂都是内监，和皇帝更为接近，东厂气焰一度压过锦衣卫。虽然如此，太监势力终究是直接体现皇帝意志的，不可能取而代之。有明一代，如汪直、刘瑾、魏忠贤这样权倾天下的大太监虽然很多，但明朝的制度设计是极端保障帝权的，各部门牵制很多，太监没有朝臣的配合，很难实现一些想法，因此明朝并没有出现一个像汉代、唐代时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掌握在手中的太监。
“三案”除了其背后明显的阁臣内斗、宦官干政等制度问题，也有个人主观方面的偶发性因素，“三案”的主观偶发因素正是万历其人。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明朝十六帝当众享国最久，他拖沓懒散不理朝政达二十年，还极为贪财，明朝经过万历的统治，基本已无回天之力。万历是生母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三人塑造出来的一个皇帝。三人联手除掉高拱，结成政治联盟，客观上也让晚明有了一段政治稳定期，张居正的改革也得以推行。李太后此人出生小商人家庭，贪财喜算计，万历完整地继承了这一点，而张居正能力出众勤于政务，也让万历养成了对别人的高度依赖性，对朝政没兴趣。张冯二人死后，万历无所顾忌，除了随意抄大臣的家搞钱，还公开受贿，史所罕见。张居正之后对万历有影响的首辅申时行，此人虽然有能力也勤政，但过于精明，喜欢迎合万历保全自己，朝政无太大建树。申时行之后，万历便躲进深宫，阁臣们见一面也难，朝政荒废。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在立储问题上同样犹豫不决，直接导致“三案”出现。
万历不喜欢没能生育的正宫王皇后和刘昭妃，怀上皇长子朱常洛的是他临幸过的宫女，后册封为王恭妃。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万历移爱其生母郑贵妃。郑贵妃相貌最好，心思聪明，万历爱屋及乌便想立朱常洵为太子，遭到群臣反对，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建储之争。万历为了立朱常洵为太子，先后耍了“待嫡”（强调“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但万历本身都并非嫡子）和“三王并封”（朱常洛 朱常洵 朱常浩三人同封王，以示地位平等）的花样，长期的建储之争把明末的朝臣分为三派：人数最多的是习于传统礼制，保卫皇长子的正统派群臣；另一派则是站在郑贵妃身后，一心想投机钻营讨好皇帝，人数虽不多，但是颇能迎合现任皇帝的心思；第三派则是少数几个手握实权的重臣，以申时行为例，他们为了合乎舆情和正统派表现得无异，但关键时刻却又摇摆不定。此后立储一事，有发生了朝臣罗织罪名等许多事来，加剧了朝廷内斗，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正统派视郑贵妃一党为敌，郑贵妃势力则想尽办法鼓动万历废太子，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站在太子一方的万历生母李太后去世后，次年便发生了“梃击案”。
围绕帝位和门派的争夺让三案成了明末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话题，成为所谓“忠党”“奸党”相互斗争的武器。魏忠贤上位后，又上演了“红丸案”和“移宫案”。天启帝上台后，被魏忠贤和天启的乳母客氏控制，在此前“移宫案”中被打为奸党的魏忠贤要翻案，除了残酷迫害东林党和不迎合自己的大臣，还暗中编纂《三朝要典》等书，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都被写成了“三案”的罪魁祸首，杨涟和左光斗也被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下狱，“三案”所圈定的主要人物，也都被定罪。崇祯帝即位伊始便消灭了魏忠贤势力，“三案”得以平反，想当个中兴英主的崇祯帝虽然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很多诸如“三案”一类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明朝大势已去，多年积弊回天乏术。本属宫廷内部事务的“三案”波及广远，直接关系明朝国运，是明末门户之争的直接体现，到了偏安一隅的南明，“三案”依旧被人利用。清军南下之际，南明入阁辅政的马士英，还启用了诸如阮大铖、杨维恒等很多崇祯时期名列逆案的人，纠结党羽和史可法对抗，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在武昌起兵东下“清君侧”，讨伐马士英等人的罪名就是他们要翻逆案、重修《三朝要典》，南明小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耗尽了明朝残存的所有能量。1645年清军消灭南明弘光政权；1646年灭南明隆武和邵武政权；1662年灭南明永历政权，除了大顺和大西残余的农民军在持续抗清之外，明朝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大思想家黄宗羲十九岁时曾在刑部锥刺阉党许显纯，晚年坚持抗清，亲身经历了晚明槽糕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民族屈辱，他对君主专制无疑是极端失望的，因此才会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之类颇有民主思想的主张。明朝积弊日久，问题诸多，没有强汉盛唐的军功，也没有两宋的科技和文治。朱元璋为了子孙江山稳固，先后废相、任用厂卫特务机关并大肆封子嗣为亲王镇守各地，力求从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上把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消灭掉，从这点而言他是成功的，明朝十六帝虽然大多昏庸却也没有被篡位，二十年不理政的万历也没有被权臣废除，则因曹操赵匡胤一般的权臣在明朝的政治土壤当中，早就被左右斗垮，形不成气候。专制皇朝是所谓“家天下”，朱家江山自然比天下苍生重要，只是亿兆黎民做了独夫民贼的陪葬，这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而言，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明朝的问题，根结在于皇权的恶性膨胀，看似宫斗的“三案”折射出明廷的高度专制和长期内斗，更是朱元璋的直接遗产。这个道理，温功义先生独能以这册两百页的小书《三案始末》说破，令人印象深刻，何况兼有民国老报人行云流水般的文笔，用词讲究，要言不烦，就算当散文来读，也是一种享受。
《三案始末》读后感(四)：史学界扫地僧作品。一本小书说清明朝基本的政治格局。出版三十年来没见过超越者。
作者解放前在大公报任职，解放后基本"述而不作"，84年写本书，89年写《明代的宦官与宫廷》。
这本小书十一万字，不光说明白了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来龙去脉，还把明朝整体的政治格局说的非常清楚。
个人感觉作者颇有扫地僧风范：史学功力非常深厚，但是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制不能发著作。
个人感觉在面向普通读者的明史相关的图书中，目前还没看到有超越本书水平的。
按照出版社的序言，本书还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重要参考资料。
以下是书中一些重要的观点的摘抄：
1：明太祖的改革，最突出的一点是废除了历代相承的宰相制。#31
2：但群臣大多陷于互争，于皇位的安全虽然有利，而于文化、经济等等方面则又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一切日趋腐化，终于导致覆亡，则又是朱元璋和朱棣没能料到的了。#53
3：内监有了“批硃”权，能代皇帝批示内阁进入的拟旨，就使相互制约的局面更形复杂，宫廷与外廷之间，有些事也搅成一团了。#63
4：可见三案的根本，正是皇权独大与限制皇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千百年帝制下帝王最渴求的根本，后者是士人集团对政治礼法的信念诉求。#84
5：台湾某出版社更是直接盗版本书，更名为《明末三案》，也因此成为著名学者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时的重要参考资料。#95
6：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因为每个开国之君为了保全他的基业，总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对帝王起到约束作用的条文，而添上一些扩大王权的条文。#105
7：不过，也正由于居安无危，明代诸帝，除去建国初期的所谓二祖以外，都极缺乏历练，只有宣宗、孝宗，稍为后世加以称许，其余都不过是些碌碌无为的人，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只为增重帝权而殚精竭虑的人所没能想到的。#114
8：在天下未定之时，李善长和朱元璋二人之间，实在是日见亲厚，有似如鱼得水一般。这由于李善长确实很有才干，而又勇于任事，多谋善断，很多决不待时的事，他都能抓紧时机，不多和人商量，独自及时便办妥了。#142
9：朱元璋和李善长的相离日远，最后竟成为相互有敌意，是在建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也就是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而引起来的。#142
10：把汪广洋调回中书省重任右相，是明太祖解决帝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的最后一着。这一着的失败，使他很是气恼，打算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的想法，至此已初步形成。#237
11：废除宰相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久经筹划过的。他的设想是，一切政事由六部分管，由皇帝直接统驭着六部，除去夹在皇帝和六部之间的中书省这一层。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撤销后，便开始试着照他的设想来做。#348
12：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办完了再奏明也是常有的事；阁臣则只有听皇帝吩咐，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据以拟旨来颁行。这二者在职任上的不同，就正是明太祖亟欲废除宰相制关键之所在。#373
13：嘉靖这人，终究并非十分昏庸，他虽僻居西内，不大过问朝事，而于很多大政，仍还有些敏锐感觉。#627
14：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严嵩而外还有徐阶，最后徐阶为极多愿以一死劾倒严嵩的人主谋，改了他们的疏稿，不谈那些被害人的冤案，却说他一贯庇护贪污盗窃，且曾勾通倭寇，其子世蕃，母丧中身系牢狱，却还日夕饮宴，恣为淫乐，既亏孝道，又且目无王法。徐阶这一改动，果然有效，竟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给问了斩罪，和夏言一样，也在西市身首异处。#667
15：徐阶任首辅后，深知这个位子并不易坐，要想平安无事地离开更得好自为之。因此，他进能思退，很早便着意为自己的退路做了安排。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找一个和厚守正的人，把他引入阁中，共事时是个助手，致仕后不会存心不良，多所为难。他选中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的状元李春芳。#679
16：徐阶想着，将来李春芳即便位居首辅，怕也难与高拱相敌，必须更找一个雄鸷果敢的人，引入阁中，用来抵制高拱日后可能会有的报复。他意中的人选，是一直都在给高拱做副手的张居正。#686
17：到隆庆六年（1572），隆庆去世，张、高二人终于短兵相向，高拱败下阵来，张居正开始了他的长逾十年的重臣生涯。#713
18：冯保这人极其有心计，很早便一意结纳下了皇后和李贵妃，向她们诉说过由孟冲掌司礼监的不当，终于在穆宗朱载垕去世之际把司礼监的职位夺了过来。他很清楚，不去掉高拱，他的职位绝不会安稳，而要去掉高拱必须得到李贵妃和张居正的配合，内外夹攻，才行。#893
19：逐去了高拱，张居正便即晋位首辅，这次的首、次辅之争，干得最是迅捷，真是短兵相接，胜负立见，前此后此，都没有过。#925
20：张居正对万历所起到的最大影响，便是养成了他的疏懒的习性，万历最初是由过于看重张居正，以他为泰山之靠，诸事不敢过问，逐渐而形成。#1012
21：连连抄家，使万历的贪欲益炽，他觉得抄家这个办法实在太好，比向国库伸手还要方便，从此便把这一着看成法宝，凡是有人获罪，不拘内侍、外官，论罪之后，便要继以抄家。#1116
22：历代皇帝极为贪婪的倒也不少，但公然受贿如万历的却又很难找到。#1120
23：申时行对万历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很多偷懒的办法。最先，申时行便教会了万历把奏疏“留中”。#1128
24：那时申时行年才五十七岁，比起他的很多前辈们来，可以算是深得急流勇退之道的人。他在家里安居了二十多年，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已八十，才始去世。#1182
25：那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以致阁臣、九卿等人，为了表明自己也是顺乎舆情的，不免也要上疏论及此事。不谈立储一事的，只有那些与郑皇亲一家交好的，以及随时都以逢迎为事的那一些人。#1296
26：万历、天启间的御史焦源溥在论及两派互争的一疏中，把这两派称为“忠”与“非忠”的两派。他认为，在万历时，为着要使皇长子得立而出力的人，便属于忠派；站在郑贵妃那一边的人，便是属于非忠的。到了明光宗已即位为帝以后，为维护太子妃郭氏和天启的生母王氏的名号而力争的，便属于忠派；为李选侍而争的人，便属于非忠。#1793
27：方从哲为人并不正派，并且也极贪财好势，但他看事终较魏广微等要高一筹，他觉得魏忠贤他们所搞的那一套，实在太过险恶，为了保住自己，所以坚决不干。他这一手倒很高明，所以魏忠贤倒台后，他倒保持住了自己安全，没有丽名逆案。#1902
28：所谓中旨，便是略去票拟、批硃等类程序，直接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旨意。按照明朝的规例，这种中旨是不合法的，阁臣有权加以阻驳，九卿也都可以拒不奉行。但在封建皇朝，所有的规例等等，在要它发挥作用时，倒像是铁的定则，不可或违；在不需要用它时，那些规例就又成了具文。明代诸帝中没有出过中旨要这、要那的，实在很少。天启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在位的时间虽短，发出的中旨却多。#1917
29：三案的主要人物，在天启五年秋大都已被定了罪。这些人虽然或死或戍都已就绪，但在魏忠贤一帮人看来，案子离着完结还远，因他们所修的《三朝要典》，直到天启六年（1626）才告完成，那里面还有很多的从属人物，也得一一逮捕归案。#1957
30：其实崇祯的不矜不躁，从容布置，实由于深知魏忠贤的势力雄厚，不得不然，待得魏忠贤一死，他的办事常是失之于躁急的短处，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2015
31：门户之争一直继续着，直到崇祯已经殉国，明代朝廷在江南残存时，门户之争犹自未已。在南明入阁辅政的马士英，便是以翻逆案为手段，集结起他的党羽和史可法对抗的。#2095
32：后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引军东下，传檄声讨马士英等人时，首先开示的罪名，便也是指斥他们翻逆案和重修《三朝要典》。#2095
33：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的，而三案恰又是门户之争用惯了的题目，它也可以说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了。#2095
《三案始末》读后感(五)：温功义：舍功取义写“明史”
《三案始末》一九八四年由重庆出版社初版时，首印二十五万三千四百册，虽说当时是“书荒”甫解，又遇“文化热”，但一本“小书”，这个印数，在当时也算是奇迹一桩！俟后，此书又重印几次。二〇一三年九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次将其列入“新版中学图书馆文库”，可见其魅力确是非同一般！
几十年间，有关明史的书层出不穷，而众多读者对《三案始末》一见倾心赞誉有加，其中自有道理。
这本书给人的感觉，首先是作者行文明白晓畅，叙事功夫一流。错综的人物，纷杂的事件，在作者的精心铺排下，犹如技艺高超的古代织工手中的五彩纺线，丝来线往，一块漂亮的织品便呈现于面前；又如庖丁解牛，一朝历史，数百年时光，在其笔下，“皮分骨离”，人与人，事与事，人与事，人际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事之前因后果，分析得明明白白。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帝国政界往事”，我们看到的多是偷懒怠政的皇帝（明初两帝、明末崇祯除外）、权争不断的阁臣、跋扈蛮横的宦官。阁臣之间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冲突不断，其间又多牵扯到皇帝与宦官。《三案始末》对此有极生动的描绘：张居正为谋“首辅”，不惜与太监冯保、万历之母李贵妃联合，搬倒了原本居于首辅之位的高拱。原来高拱曾两次阻碍冯保任职司礼监太监，冯保对此耿耿于怀；而身为皇帝之母的李贵妃则为谋求个人地位轻信太监冯保（冯向她保证，搬到高拱，提升张居正，可以使她被尊为太后并获得徽号）；而觊觎首辅之位日久的张居正也不惜违背明代先祖定制，甘心与宦官同谋。这样，在高拱决意驱逐冯保前，却不意被联合起来的三人罢免驱逐。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万历皇帝”中也曾谈及此事，但对高拱之罢免原因只引征文献说是因为高拱轻慢年幼的皇帝，引发万历母亲的不满，对事情来龙去脉没有交代。而透过《三案始末》，我们会发现，高拱被逐，主要原因正是阁臣（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联手！
其次是大历史的宏阔眼光。三案中最早的梃击案发生于一六一五年，其他两案发生在一六二〇年，再过不到三十年大明王朝就江山易人了。但在作者看来，虽然“三案”发生于明代后期，它们却连着整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三案之发生，有其必然性，乃是制度设计使然。梃击案是泰昌帝朱常洛为太子时，有持木棒者闯入东宫，意图不轨，后虽经朝臣再三上疏议处，终草草收场；红丸案，是泰昌帝朱常洛服食一位大臣所献的红色药丸后一命归天，事情亦扑朔迷离，真相难辨；移宫案是指万历皇帝“遗孀”郑贵妃在老皇帝去世后仍不肯搬出乾清宫，而这于明制不符，朝臣再三疏议，闹得不可开交。三案看上去各不相同，但其中都牵涉到皇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这本书虽名为《三案始末》，但作者下笔却从明初开始，他首先阐述了明初帝权与相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朱元璋利用铁腕手段废除宰相制度，内阁大臣取代宰相，而在此过程中，宦官乘势崛起，这些因素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局定了调，三案之发生及处理经过，莫不与此相关。依照马克斯•韦伯对帝国制度的分析，君主之权与官僚系统之权是此消彼长的，朱元璋明初废除宰相，与此思路简直是不谋而合。朱元璋的本意是防止宰相权力过度扩张危及皇权，不想去了宰相，来了阁臣。阁臣有多位，可以相互牵制，不会向宰相那样专权，但阁臣代表和统领的是整个文官系统，帝国制度的运作，有赖于官僚系统常规权力的正常运作。明代中后期，文官系统与皇帝的相互制衡和文官系统内部的推诿扯皮避免了大臣挑战皇权，权力运作效率的下降无疑也增加了整个帝国的运行成本。这正是三案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的“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正是这种拉扯不断的权力制衡，使得皇帝亦不能为所欲为，至于有的皇帝花钱一有“大手大脚”的苗头，就会受到朝臣络绎不绝地上疏，而皇帝废长立幼或者废嫡立庶，更是引得一众臣工拼命抵抗。
既是好书，又入选三联“中学图书馆文库”，其白璧微瑕就不得不说。对于作者而言，在第一篇《帝权与相权》中，先提到“胡惟庸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三联版，11页）后又说“李与胡则不同，那是李（善长）的侄儿娶了胡（惟庸）的侄女”。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查光绪同文局本《明史》，《胡惟庸》一文对此有两处记载：其一：“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其二：“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从行文看，第二句话中的“惟庸婿”应是“胡惟庸侄女婿”的简称。温先生在书中直接援引翻译成现代汉语，容易引起读者误会。此外，在第三篇《内监》中提到“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派出了司礼监的内侍聂庆童，到河州去办理茶、马等项事务”。其中的“聂庆童”应该是“而聂”和“庆童”两个人，而并非“聂庆童”，明史中也没有聂庆童这个人。第二个错误，读者官大樑早已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读书》上指出过。对于编辑而言，在《写在前面》中，编辑提到台湾曾有出版社盗版此书，“更名为《明末三案》，也因此成为著名学者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时的重要参考资料”。众所周知，《万历十五年》英文原稿，黄仁宇1976年就已完成，因当时出版社成见，延宕至1979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则是1979年交给中华书局，经过润色1982年正式出版。原版及中文翻译版均早于《三案始末》。由此看来，《三案始末》虽精彩纷呈，但说黄仁宇撰《万历十五年》参考了温书，则绝无可能！
如今，距离《三案始末》初版已经过去三十年，作者温功义先生也早已于一九九〇年遽归道山。与此书常版常新、读者日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先生仿佛早已远离了人间烟火，无声无息，消逝在缥缈历史深处，互联网等信息空间，偶有片言只语，也很难让我们获悉温先生何许人也。倒是一些文学史著提供了一点线索：温先生一九三〇年代末曾任职于香港《大公报》，是一位爱国的文艺青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港期间，他在《文艺阵地》、《大风旬刊》发表了《米的故事》、《锄奸记》、《柴》、《激变》等文学作品，反映了日本侵略之下沦陷区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早年的文艺生涯中，他曾得到茅盾、楼适夷、王统照等人的指点，与许地山、戴望舒、叶君健、郁风、黄药眠等文艺界名家相往还。一九四〇年代末定居重庆，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赋闲在家，潜心文史。其读书，多为兴趣所至，少有功利驱动；其为文，亦是内心情感之抒发，绝无借机名世之追求。他的作家、教授朋友马子华在所著之书中写道，温功义早年便以“勤勉”著称，多年来“以读书为乐”。“这人非常精明能干，他是个多面手。一方面他对宋词有精神的研究，填了不少的词，是个词人。另一方面，他精通象棋和桥牌，无往而不利的棋手牌手，能说会道，谈笑风生”，他“也是一个京剧行家，懂得些‘梨园掌故’。讲起来真是有声有色，颇为动听”。由此观之，经年的广泛涉猎，本身所具有的卓异才情，再加上他早年文艺家的功底，这部《三案始末》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其精彩并受好评也是意料中事！除此之外，他晚年还曾撰有《明代宦官》，并与朋友马子华合撰《读古指南——五百要籍简介》一书，亦颇受好评。
此正是：空谷幽兰散芬芳，舍功取义著明史。在这喧嚣浮躁的时代，祈望温功义先生这样不为功利的著书人更多些！
（此文已刊发于报刊）
《三案始末》读后感(六)：明朝宫廷政治那些事
孙骁骥/文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1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用粗疏的道德教条代替了科学的国家治理，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黄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的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争，并且，他还顺便回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相，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
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臭。颇为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移居乾清宫，挟皇长子以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回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搞“实干兴邦”的动作了。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便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三案始末》读后感(七)：前车之鉴，亦是后车倾覆之因
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不长，不足10万字，从可读性和历史观来看，却是可以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媲美的作品。
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有言：“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史·神宗本纪》亦赞同：“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所以论明亡者，大多喜欢将神宗皇帝摆起来打上一阵，不然无以显示作史者眼光长远，分析深入，不局限一时一隅。
温先生的这部小书即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历末年的三大“疑案”，即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的的红丸案和移宫案。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
温先生谈三案始末旨在说明，“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何等的积弊。”明太祖废丞相以强化王权，明成祖建立阁臣制度，以臣子互争来防止权臣出现，又复建锦衣卫新建东厂以广帝王耳目，强化统治，为延续朱姓王朝，可谓殚精竭虑。但恰如宋太祖重文轻武以防武人篡权导致北南宋先后亡于金元铁蹄，朱元璋废除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大权独揽，却无法预料到明末门户之争胜于历代，内耗之下，国政荒废，先亡于李闯，继亡于满清。
自秦王统六合来，开国者莫不想“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将中华史谱写为一家史，因而莫不研习治乱兴衰之由，以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有成功的吗？没有。
黄宗羲《原君》言三代之后帝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明朝晚期，自万历以来，皇帝大体贪财好货，死守少府之余，时刻想着从民间捞取财富，设矿税盐监不论，爱抄家求财不提，神宗连朝臣有请施行某项政令都要勒索一般。皇帝不想着如何为天下谋利，打的都是损公肥私，取天下奉一家的主意。“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只要封建君主制剥夺大众的本质没有改变，王朝体制内部再如何调整，也终究无法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明代之亡，固然由于三案其后牵扯到的体制原因，但即使没有明末的权争，也必然有其他因素给明王朝掘墓，例如汉末的宦官之乱，唐末的藩镇之乱，两宋的外敌入侵等等。
抚古思今，前车之鉴，依然是后车倾覆之因。一个政权如果只关心不断强化自己的统治力量，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如《道德经》所言：刚强者，死之徒也。
《三案始末》读后感(八)：从明代的宫廷案件所折射出的国人性格
最初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忍不住的要买。主因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几年间，虽然重点看的是清代和唐代的材料，但是因为各种关系，也对明代有过深入的了解。其次，是因为在之前，有人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国人的性格其实大约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之后经历清代到现在，都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解，也非常希望去看这一本书。第三，哈哈，就是见到好书总是忍不住的要买了收藏。
先说一下买书的曲折，看到出书之后，从网络上到昆明的各家书店，都奔波了好几次，最终都没遇到。然后周六，校友请吃饭，就顺便去了南屏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新华书店，没想到居然买到了。很开心。
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很轻松的看了一遍，虽然记不住那许多人物的名字，但是大概的内容还是知道了。
全书的开始是从明代的开山之祖朱元璋和朱棣说起，主要是介绍二者在宰相制的变迁中起到的作用，而这些的最终目的就是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但是权力的集中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掌权者的精力有限。在有限的精力和权力的集中两个矛盾之间进行博弈和平衡，最终出现了一种替代的方法，就是内阁（阁臣）的出现，利用阁臣来弥补掌权者在处理众多繁杂事务时的身心不足，同时又因为阁臣在权力的掌握和地位方面无法形成对王权的抗衡，从而实现了良好的国治。
但是，阁臣的出现是利益团体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各个团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稳定的格局，虽然不免在特定的时期出现一方独大的局面，但是这种相互抗衡的格局使得明代的统治阶层没有出现较大的动乱。而且即便是掌权者从这样的统治框架内消失，该框架的稳定性足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而且明代和清代最大的区别在于皇子的管理制度方面有很大区别，在明代，除朱棣外，其它的皇子（藩王）几乎很难构成对政治权利的威胁，而清代在雍正或乾隆之前，几乎都被困在各皇子对皇权的威胁之中，直到雍正采用了暗立皇储的制度。
从阁臣阶层向下，这种团体的构成方式势必延极社会的各个阶层，并进而影响名族性格的行程。这一点似乎不可忽略。但是具体的形成过程，多种原因的抽取和综合分析，还有待深入的阅读文献。
明代后期最重要的万历皇帝，被普遍认为是明朝灭亡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而且三个案件的发生也恰好就在这个时期。书中多次提到明代皇室成员在贪财这一点上的嗜好，并由此最终导致破国。而这一点上的分析来看，其实万历之后至少三代皇帝的命运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万历的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三案始末》读后感(九)：皇位只有一个，但皇权在同一时间内却有分散的可能。
光看这本书讲的三个案子的名字还以为是故弄玄虚的侦探类小说，结果从开篇寥寥数语，就发现作者拿捏历史举重若轻的叙述语言，讲述的全部都是朱姓皇家的家务事。这本书作者溫功义居然百度不到什么资料，比起《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历史戏说的作者，这个作者低调得有些神秘，不过这种印象跟他把握历史的文字功底倒是很相称。一言一语搭构的明朝政治少了几分戏谑，多了几分稳重，从开篇至尾都能明晰地感觉到作者想表达的对于分析明朝皇权的煞费苦心。作者的论述让人不得不颠覆从前的印象：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皇帝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同一时间内皇权却有很多种分配的可能。皇权可能分散给宦官，可能分散给后宫，可能分散给阁臣各党，而皇权的不平衡自然导致各种明暗相争的奇案发生。不论案件发生的真相如何，最后都是权利最大的一方得到给案件最终定罪的权利，比如那个梃击案最后是疯子被杀，主谋不明，因此仅凭当时的记录，我们根本无法确信所谓的史实是怎样的，作者的意图也就由此显现，任凭文字如何评说，历史如何记录，只有权利的争夺才能左右最后的结局。
读史的意图对于我来说应该就是读故事，所谓的读史以明智，应该是像作者这样的人才有的境界，简单搜索了一下溫功义，可能正是见证了中国混乱时期的变迁的人，是可以用自己的史学功底去思考一些我们窥探不到的智慧，其中的趣味还需要我自己读更多的书去理解。
《三案始末》读后感(十)：闲读三案
明朝是诸朝中帝位最稳固的朝代之一，汉有外戚专权，唐有阉宦弄政，弑君立幼，残害忠良，五代十国更是武将拥兵自重，皇帝之位，朝不虑夕。宋朝的国君不愿再重蹈覆辙，遂以重文轻武为核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及至明朝，进一步革新了官僚体制，彻底废除宰相，分散相权，虽然至此，无论皇帝如何昏庸懒政，朝臣如何权倾朝野，始终无人能威胁皇权，但这样的体制却为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本书虽名为三案始末，但关于三案本身的案情仅言简意赅予以论述，而大量的篇幅用于交代明朝的皇权与相权、內监制度、万历皇帝和争国本事件等等。盖因三案并非普通案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因素交织的产物，也为各方角力搭建了舞台，要想明晰三案的前因后果和影响，就必须深入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庙堂格局和宫闱斗争。
明初废相组阁，不仅将部分相权划至六部，剩余之功能也被拆为票拟和朱批，分由阁臣和皇帝负责，朱元璋等人为巩固皇权，创造了一个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的体制，虽夯实了皇权，却滋生出结党营私、扯皮推诿的政治生态，但也使得朝臣难以独断专刚。其中，内阁素来斗争激烈，一是人数多，难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二是阁臣中以首辅为尊，有决断之权，但后来者亦有晋升之路，故新旧更替，首辅不得善终者甚多。明朝的皇帝又及其信任身边的太监，赋予其很多包括东厂管事等职权。因此，大臣想要大权独揽，必须与內监合作，太监想要巩固地位，也必须有自己人入阁。
从温功义先生的论述可知，三案的起因都源自万历皇帝期间的争国本事件，梃击案便是争国本事件的一个插曲，接下来的红丸和移宫也为争国本这场风波引申出来的斗争提供了契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客观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意义。虽为宫廷之案，却牵连整个朝堂，作为派系争斗的政治武器，不仅在事件当时引起轩然大波，震动朝野，多年后又被魏忠贤翻案，后又被崇祯翻了回去。无数人在这几场血雨腥风中因公仇私怨或被杀，或被流放。彼时的大明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草寇遍地开花，而自然灾害和农业欠收也造成千里饿殍，可谓内忧外患，而大明仅存的国力却在内斗中徒然消耗。
回顾宋朝，统治者创造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官僚体制，包括建立两府三司以切割相权，设立言官以制衡相权，此举虽巩固了皇权，却也导致了冗员庞大、尸位素餐，效率低下、军队羸弱、朝政紊乱的结果，使得大宋积重难返，最终亡于女真和蒙古的马蹄之下。而明朝，清军尚未入关，崇祯即被李自成率领的一群乌合之众逼死于煤山，比之于宋，岂不更加可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