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传统》读后感10篇
《新文学的传统》是一本由夏志清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页数：2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文学的传统》读后感(一)：对一本评论书的评论
1. 书有一章是评论四本现代文学史的，因为这些文学史的书本身也是评论，而夏志清又来评论这些书，所以占尽便宜。对对错错只能靠读者自己来甄别了。
2. 夏志清大力赞扬的琦君的《一对金手镯》(http://web2.tcssh.tc.edu.tw/school/guowenke/work/student/20308.htm)，我看了感觉一般：基本上是鲁迅《故乡》的女人版。难道夏志清就喜欢张爱玲类似的女人作品？
3. 不过夏志清对茅盾、朱自清的去光环倒满有意思的。比如朱自清的《匆匆》被评价很垃圾。哈哈。解气。
果然读自己心宜的书是惬意的，我大概已有十多年的五四情结，所以一向醉心现当代文学，然考研方向始终未曾最终确定，所以自九月以来，说所看的书涉猎甚广倒也勉勉强强。然而终究外国文学似就着牛奶吃下的一片索然无味的白面包，虽不慎美味，但淡淡清香亦不觉厌，也可充饥。而一本又一本的文学理论就似超级市场陈列着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具体又说不出甚个劲来。及至昨日，竟是两个月以来，第一次读现当代方向的著作（钱老的书可不是只面向给本科学生），如同久逢甘旨，颇有些如饥似渴。
对本科学生来说，夏志清教授可算鼎鼎大名，通俗的说，他发掘出了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三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不可轻易略过的重要作家。先生海外扬名，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总以为先生早已作古、驾鹤西去，于是便一直用历史的崇敬眼光远远仰慕，这一次亲读先生作品，终是走下神坛，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很喜欢先生的文风，不论是考证评论，还是纪实作序，皆质朴清新，亲切可人。我一向是喜爱这样的风格的：不仅为读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再不用费脑，作者的距离也好像拉近了不少，似是好友在谈心，又仿佛在聆听恩师的谆谆教导。
从先生的字里行间推测出了一些先生经历，想必是类似不少战后的新兴作家，49年撤退台湾，成为岛内的第一批大学生，然后再保送至美国留学。后来一查资料，原来我竟足足把先生的辈分降了好几轮，先生的经历也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1921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考取北大公费留学后赴美留学，195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可能正是没有经过49国军大撤退这一段经历，我总是觉得教授闲适的文字背后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人应当有经历才能看破。这是前阵子读三毛《滚滚红尘》剧本后的想法。1949的分离，最让人悲戚与泫然的不仅仅是分别，而是多少人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与以往差不多的小别，至多多等几个月便能返回故乡，谁知这一去就是生不再见死不同穴。若说留下的人因经历了动荡而不幸，那么远走的又何尝不是饱受折磨呢？
本书中有不少篇幅谈到50年代开始的台湾文学发展状况，直至本书问世的70年代。当下的台港澳小说研究中，台湾无疑是一个重点，巧合的是我在9月初刚读完一本《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不禁有感内地研究台港澳的滞后。毕竟我们所得的已是二道贩子的转手资料，自不比人家的第一手经验。大陆十七年期间，文学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甚至有倒退的嫌疑，我们的确要多谢台湾文学在这十七年中的蓬勃发展，华文文学才不至于一片空白，然而台港文学始终只是华文文学的一部分而已，又怎能管中窥豹。
所以我说相比前阵子读的钱老的书，这本书才是应该给中文系本科生看的。教授的立言始终停留在艺术框架的自我天地，过滤了一切现实因素，颇有《茶馆》莫谈国事的遗风。偶有几篇提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也烙上了鲜明的冷战色彩，只写到挚友钱钟书携夫人访问哥大一事时，才少了那么些尖酸刻薄与嘲笑反讽。
我倒并不是有所偏爱，或又是五毛主义作祟，只是不得不承认，大陆的学者们是习惯了大而化之、高屋建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台湾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愈显平淡了。我们虽然感谢台港保留了这样多的华夏传统与五四遗风，但台湾文学始终跳脱不出自己的小天地，无论是思故土，还是爱台湾，都是在这个东南小岛上演绎的冷暖悲欢。而海峡的对岸，还有更广阔的土地，更孱弱的身躯，更复杂的问题，容不得那些风花雪月，阳春白雪。所以当大陆改革开放后，在这一片文学停滞了发展的土地上，依然能迅速涌现出一大批在华文文学圈同样影响深远的作家。相比于台港作家作品与影视剧的嫁接而获得的巨大成功（比如严歌苓），大陆的作品则要显得严肃的多。台湾可能移植了中国文学的精华，但她的种子还深埋在我们的脚下——这片神圣的黄土地上。
大陆人习惯以正统自居，而无论是在今天的大陆还是台湾，台湾——大陆的简单二元划分与对立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我却觉得，台湾学者为华文文学的研究介绍、引进了很多新路子，台湾学者对欧美先进文学理论的介绍与翻译可谓是不遗余力而成就巨大的，但也需要大陆学者这样的视野与高度，否则便只是少数文人曲高和寡的高级艺术。所以我才会觉得，钱老虽是正儿八百红色政权培养出的大学生，但他的书要有分量的多。夏氏虽也是推崇周作人的，但其70年代的文学倾向是很明显重胡适轻鲁迅的，在这里，我们倒不是讨论胡适与鲁迅哪一个贡献大，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需要胡适这样的指明方向的智者，也需要鲁迅这样的冷峻深刻的斗士。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的启示便是，既然是炎黄文化，只有深深扎根在中国最广袤的炎黄土地，紧紧贴近中国最广大的炎黄人民，才能做出一些深刻而警醒的东西，否则便只是隔靴搔痒的无事夏迎春，遗忘，浪费，背叛。所以我们才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迅速失去的——与西方的差距太遥远，又不愿靠近传统，不东不西，非中非洋，我们究竟是谁？
如果不是特别痴迷夏志清，这本书完全没有买的必要。由于是在网上买的，无法预览，拿到书后，不免有鸡肋之嫌。
《新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各种边角文字的集子。就像一个豪门用替补打商业比赛一样，如果不是球队的拥趸，完全可以略过不看。杀猪师傅把猪的主要精华卖掉以后，把的下水另组一局，做二次转手。这本书就是这样。七十年代的文字和文艺批评，信手翻翻可以，若要写论文一般的引经据典奉若神明，则大可不必。
书中又见删节。与《废都》的故弄玄虚欲说还羞不同，书中的删节都是夏老有感而发，在文艺批评之余来点政治批评，借以销胸中壁垒耳。夏老是一个典型右派，幸而学在美国。
对于现代文学，由于时间短距离近，国内学人有机会接触文学史上的人物，因之做起学问来不免态度暧昧。在各人喜好上面对敌军友军言语多有偏颇，下笔成书公私难辨。而夏志清海外求学，这一背景就有很大优势，做学问可以用文学的标准品评现代文学。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身份上，还体现在国际视野上。劣势就在于没能回到文学的原发地，所谓现场感不足。
书中对七十年代台湾文学多有介绍，这些在大陆的文学史教材上从来都是边缘的，仅为了保持一个中国而在尾章才有露面的台湾文学和七十年代的大陆文学正可以形成一种互补。而一些台湾的内战文学，也可以和大陆的抗战解放战争文学形成互文，对描摹内战的全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新文学的传统》读后感(四)：白玉盘上青蝇忙
读书时最煞风景的事，不是电话铃猝然啸叫，而是隔三岔五就有错讹处刺入眼帘。试想，手捧一本好书，本想静心领略，消磨掉几个钟点的光阴，无奈错字频频来扰，如白玉盘上几点青蝇嗡嗡飞动。这种无可抓挠的情境，也可以列入张爱玲所说“咬啮性的小烦恼”吧！
刚刚读完的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就是这样一本让人又欢喜又懊恼的书。“二夏”（夏济安、夏志清）的书，我是每见必收的，很欣赏他们的性情、学养和文字。可惜公诸大陆的版本，首先要经过一番斧钺的劈削。新星版《新文学的传统》中，密如繁星的删节标志几可媲美于当年贾平凹先生的名作《废都》。然而《废都》的空心框框出于“欲练神功、引刀自宫”，既是作者法古功深的标志，又是书商炫耀招徕的幌子。夏志清先生这本书全不关风月，为什么要受到如此精细的摧残，实在不是我这样愚钝的脑壳能想明白的事，不想也罢。夏志清先生早年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不消说，也是个删节版。应该承认，能看到删节版，已是“与时俱进”的盛世福祉，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请问上哪里看去？最多看到三言两语的“引用版”而已。
与检查大人斟字酌句、搜魂诛心的火眼金睛相比，如今的编校大人往往两眼昏花、太不敬业了，要么是无知，要么是疏懒，也许两病皆犯亦未可知。还是以《新文学的传统》为例，带着检查大人所赐的斧钺之伤不算，还要带上编校疏漏留下的硬伤，真是伤痕累累啊。《缀网劳蛛》误为《缀网劳珠》之类的小瑕疵就不说了，最有趣的是242页上这段话：“当年欧立德打击阿诺德·佩特，主要因为欧氏以基督教卫道人自居，觉得二人对上帝太没有信心了。阿诺德一直未被打倒，现在佩特又红起来，连王尔德也再度被重视，打击欧立德的人倒愈来愈多。”稍微用点心思打量上下文，不难看出阿诺德是一个人，佩特是另一个人，那么，阿诺德·佩特又是一个什么人呢？很想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刚、特约编辑依稀”打听一下。其实，同一段落中已经列出了佩特的英文名（Walter Pater）。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领域，沃尔特·佩特与阿诺德经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谁知世事难料，两人居然在当代中国势不可挡的出版洪流中合二为一了。(而“欧立德”者，其实就是大陆读物中习见的艾略特，“欧立德”这一译法出自颜元叔，意思是“欧美立德之士”，再版时编者不妨添一小注。)
莞尔之余，不免又想起张岱在《夜航船》序中讲的小故事。一个和尚，一个秀才，同搭夜航船，秀才高谈阔论，和尚为他气焰所慑，缩手缩脚睡得很不自在。不料听了一番高论后，渐渐听出破绽来，和尚问道：“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秀才说：“是两个人。”和尚又问：“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秀才说：“自然是一个人！”和尚松了口气，笑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张岱由此感叹：“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出版图书、传承薪火、嘉惠后学，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要把好事真正办好，除了奉劝检查大人少用“红勒帛”之外，诸位编校大人更须眼亮心细，尽力驱走白玉盘上的青蝇，否则不仅误人子弟，夜航船中，不知又要笑翻多少和尚了。
《新文学的传统》读后感(五)：格子书
上一次看格子书，是十二年前的《废都》，新星出版社的这本新文学的传统同样是充满了格子，当然不是床第之事，跟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删减的方式又不一样。猜字成了一种有趣的游戏，而且委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右派清对新政权的泻愤。
不过买这本书有点亏了，因为其中两篇重头文章，一是为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和胡氏的学位问题平反的篇目，在唐德刚的书里已经读过；二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文版序。当然，这两篇还是有读头的，对没有读过的人来讲。
一是台版《中华民国文艺史》和港版《中国新文学史》的比较，都是七十年代末的产品，其中参杂夏生的议论，却代表了那个年代台港北美三地的不同思维，倒有超越重写文学史争论而体现当时大环境三地历史取向的意味。
二是《尹县长》的来源。原谅我孤陋寡闻，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陈若曦是台湾乡下的草根孩子，勤奋靠自己上了台北女一中和台大又去了美国，和一帮爱国青年竟然通过加拿大在66年回了“祖国”（打引号是因为她并非外省移民，而是出身只会闽南语和日本语的家庭），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教了几年书后，切身以一个台湾人的身份经历了文革后，终于1974年出走香港，才有了后来的几篇文革小说。
怪不得《尹县长》当年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没有所谓17年文学的影子，也没有《秧歌》的影子。原来却是60年代的林毅夫，只不知道，如果陈若曦变成80年代，林毅夫变成60年代，谁会比谁更“爱国”？难说。
三是1979年钱钟书访问哥大的记录，提到钱在围城之后尚有一篇已经写了三四万字散失的小说，名唤《百合心》，一听其刻意的寓名，便知走的是与围城大致相同的主旨。
钱向夏称，他在马列研究室时，天天捧着一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文书信集读得津津有味，并称自己对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发现。可惜如今老人家已走，要是今天出一本标着钱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得不说的性与爱》出版，绝对能登上年度十大畅销书宝坐，不让畅销作家钱太太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