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版史经典读后感10篇
《一个人的出版史》是一本由俞晓群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59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人的出版史》读后感(一)：《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个时代的文化风信标
《一个人的出版史》：一个时代的文化风信标
《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作者是著名的出版人俞晓群，我所看到的是第一部，时间跨度从1982年—1996年，可以称作为作者大学毕业后进入辽宁教育出版社后的编年史。虽然作者自谦这是一个人的出版史，但在我看来，它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留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超越了个人的意义，而具有了代言时代风云、为时代写真的价值。
作者第一部里涉及到的年代，正是思想解放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当时中国国门敞开，各种文化思潮集束涌入，文化撞击波澜壮阔，真有一日千里、突飞猛进之感。作者身处出版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力，最初的时候，作者受制于自己所学的专业，主要接触的是数学领域的学者，编辑与出版的书籍，都是一些数学类书籍，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他的工作日志中，记录下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的波诡云谲，其中影响深远的应该是当时“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为先导的国内‘丛书热’”（P117），作者不仅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文化潮讯，也身体力行加盟到这场潮涌之中，相继主编了《运筹学小丛书》、《国学丛书》、《书趣文丛》等产生深远文化影响的丛书，为偏处一隅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产生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影响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实今天已经人皆熟知的“国学”，在作者的回忆中，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他推出的“国学丛书”。一个小出版社能跟上时代的节奏，为文化主讯推波助澜，我想这是与作者的努力息息相关的，体现了俞晓群非凡的才识与智慧。
通读全书，作者给我们的启迪有：一是把握最新潮流。作者初入出版界，侧重的多是数学类的单一题材，但是随着业务的拓展，他自觉地将整个社会文化纳入到关注的视野，奔波在京沪报社、高等学府等名家云集的场所，及时了解最新的文化思潮，经常性地与文化大家沟通了解信息，从而把握住了时代的文化主流讯息，像《国学丛书》就是在与《光明日报》记者聊天中萌发了最初设想。后来《书趣文丛》也是作者抓住了《读书》主编沈昌文，借脑引智，把沈昌文的创意，转化为本社的名牌项目。沈昌文退休后，作者直接把他请过来，由他出任“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策划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辽宁教育出版社实际上把三联的风格与真传移花接木到自己的出版物上来，难怪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助理潘振平对作者说：“你小子，抓住一个老沈，就抓住了半个三联。”（P575）。
三是注重自我完善。一个人必须紧跟上时代，亲历亲为，当时代的弄潮儿，这样才能不会被时代所抛弃。在该书中，俞晓群把他发表的第一篇数学小品文照录不误，之后，他历年发表的此类数学科普豆腐块基本全部收入书中，这使得本书可以辟出一半的内容，另行组成一本书，就是作者写作的数学科普小品汇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异常爱惜这些短小精悍的小文章，从这些小文章出发，作者文章也越写越厚实，走向了国家级学术刊物。固然文章发表可喜，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不断进取的努力精神，通过笔下耕耘，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实际感知文化潮讯的发展进程。著作等身，为当好出版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作者笔下，我们还看到了涉笔成趣的文化大家的印象记，比如陈景润病患在身，眼睛必须用手抹下才能闭起，王蒙现场给人一种强力的气场，还写到一些学者泰然赴死的悲剧命运……林林总总的文化人在作者的简约文字之下，跃然纸上，很有“世说新语”的文风质感。这一切，与全书整体上对社会文化的忠实记录，让这本书货真价实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信标。
《一个人的出版史》读后感(二)：【柒书坊】为书三十年
《一个人的出版史》全三卷是俞晓群先生的“日知录”，讲述了这位在出版界工作了30多年的老出版人的心路历程。手头捧读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一卷（1982-1996），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数学出身、对出版行业完全陌生的的77级理科生，懵懵懂懂闯入了编辑出版这条人生之路，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为之奋斗的故事。
全书主要是由俞先生逐日连年，从不间断，累积写下的生活日记和编辑日志构成，为此沈昌文先生的序文就一语中的，题为《能量来自辛勤》，反映出俞是个有心人，做事有长性。俞先生“一面整理，一面搜集，一面做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记录详细的笔记，写下心得感悟，可见其诸多的成功绝非偶然，全仗辛勤与坚持。
但这又不是一本简单的日志合集，它所记录的内容远为深广。书中还录入了俞先生在历年发表于报刊杂志的文章若干，其中一部分文字集中于数学、科技等科学普及方面，另一部分则聚焦于读书、编书、出书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后者，那一篇篇娓娓道来的书人书语，更合大众的口味，尤其几篇怀人记事的文章，让人印象深刻。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的梁宗巨，淡泊宁静、待人以诚的张中行，豪爽霸气、博学健谈的唐振常，那一个个逝去的鲜活生命在俞先生的笔下又一一浮现，呈现出文化的丰神。
书中还辑录了许多编者与作者往来的书信影印件，极具史料价值。但于我们普通的读者看了却更增一份怀念，怀念过去手书尺素的真意，怀念书旅飞鸿的意趣，怀念一去不返的古早味、人情味。书信的交流的乐趣，正如俞先生所言，“一对一的文字交流给人以内心独白的感觉，因此人们可以超越人生的许多心理障碍，将心底的意愿尽可能地表述出来”。
在出版的成就上，俞先生可谓是个“大佬”。脉望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策划编辑对当时的读书界、文化界、出版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读俞先生述及当年采编的种种的往事，依旧能感受到一份爱书人的执着与喜悦。俞先生是一位出版人，更是一位文化人。刘杲先生曾评价他“是个经营有方、颇有名气的出版人，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读那一篇篇工作日志，能看出俞先生在书旅中，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自觉地肩负起传播文化的重责。
俞先生就像一只“脉望”（即成仙的书虫），静静地藏着书页里，被各种各样的文字温暖着、滋润着，正应了那句话，“一个编书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爱书的人”，俞先生对书爱得真切、爱得痴迷。
《一个人的出版史》读后感(三)：敬业是福
跨年的支付宝集福活动万人空巷，最稀缺难得的是其中的敬业福。当大家全神贯注引颈期盼时，可曾想过，跳脱出歌功颂德的文字，敬业精神，能否如这张电子卡片般飞入寻常百姓家？
出版人俞晓群用他的人生经历诠释了“敬业”二字，史书般的《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不仅是一部出版人的口述史，更是当代敬业精神的写照。行行出状元，今天的俞晓群俨然是出版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海豚出版社的精致小书也是有口皆碑，但这一路的风雨兼程又有谁能品出个中辛劳？光鲜背后亘古不变的热情和认真似乎在告诉读者，俞晓群的成功之路并非不可复制，也并非能够轻易复制。
和很多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一样，毕业后的俞晓群懵懵懂懂踏入出版界，凭着一腔热血摩拳擦掌。业界文采出众者大有人在，理科背景的俞晓群并无优势。但勤奋就是他的敲门砖，从报纸上的“豆腐块”开始，俞晓群笔耕不辍。他为每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雀跃，也认真思考哪部分还有斟酌余地，哪些题材能够继续挖掘，哪些时机能得到前辈提点，如此推敲，文字方不复成为绊脚石。工作第十个年头，正值事业上升期却被安排去辽西支贫一年，常人可能视其为停滞、为荒废、为苦差，可俞晓群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目标——用这一年的时间潜心完成著作《数术发微》。看他在年终的回顾，果真效率极佳，用大半年就完成了书稿，还阅读了数百种专业书目。勤学苦练、精于时间管理、兼以雷厉风行的态度，在此后的岁月中也一直是俞晓群的成功之道。
高瞻远瞩走在时代前列似乎是各领域成功人士的共性。彼时俞晓群策划出版的丛书堪称独树一帜，大胆地不走寻常路。譬如他率先引进的西方经典，登报求贤广开言路，厌恶政治风波的俞晓群不以作者的所谓“背景”有所避讳，颇有几分不拘一格纳人才的坦荡气度。近年悄然流行的mook是一种将杂志和图书结合起来形式，兼具两者之长，满足了现代人浅阅读、轻阅读的习惯。不过早在1985年底，身为辽教社理科编辑部主任的俞晓群就发行了以书代刊的《数理化信息》，本质上就是mook的原型。将高冷的数理化融入雅俗共赏的小文章里，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新眼光。
事实上，理科始终是俞晓群心之所向。日渐成熟隽秀的文字助他越飞越高，如一只志存高远的风筝，扎实的理科基础却是牢牢握在手里的线，是他高飞的基础。昔日显得劣势的背景，可能反过来变成独一无二的特色。俞晓群了解自己的专长，在磨练文字的同时，不忘精进专业知识。能文能理的老一辈科普作家是他的榜样，哪怕被诟病笔耕太多，俞晓群仍执著于自己的选择。于是，当理科编辑部主任职务空缺的时候，他自然成了不二人选，印证了“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之人”的古语。这份准备，也需要面对质疑的信念和坚持与众不同的勇气。
成功之路大抵相似：勤学苦练、勇于创新和坚持特色，知易行难，这些无不仰赖本能的热爱。抢不抢得到敬业福又如何呢？敬业本身即是福，且不论前路如何，心安何尝不是财富、不是幸福。
——丙申年读俞晓群《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
《一个人的出版史》读后感(四)：俞晓群 谈书人书事:一面追风 一面追问(新京报采访)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10/08/content_654600.htm？div=-1
四十多年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俞晓群从农民大爷那里学来一个概念，“做活”。在移植稼禾草木的过程中，秧苗要在3-5天后才能确认是否成活；再3-5个月开花；而要挂果则需要3-5年的光景。多年后，身为出版家的俞晓群与外国出版公司谈合作，对方关于3-5年才能“做活”新企业的一席话，竟和大爷的话吻合了。
事实上，这种耐心耕耘的做法一直被俞晓群践行着。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行业至今，他向读者和业内交出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格调沉稳、不失雅趣的丛书，也成就了一部个人的出版史。翻开它，读到老一辈海派出版人的风骨，也能窥见他在“闹水灾”的办公室里着急救书的往事。
这一箩筐的书人书事，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今年，60岁的俞晓群开始陆续地写《六十杂忆》。他讲到小时候，“造反派”抄家搜去了父亲的书，又退回了几麻袋，他便每日从墙角书堆里选取翻看——总之，还是在讲书。
三十多年来，他有没有把书，把个人的文化生命“做活”？俞晓群做了很多书，涉猎广泛，也撰写过不少专栏文章。但有一件事，他始终“不会”：不会做坏书，因为一棵活着的树不会长出死掉的叶子。
1不离传统
延续从天一阁到民国的书脉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俞晓群一边拉开办公室里的书橱，一边谈到，国内出版业和大众对精装书及其艺术收藏价值的了解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书橱里放着他近期新做的“精装书”，它们与西方将书作为艺术品收藏的藏书传统相关，又和像天一阁这类中国藏书楼的传统不同。两者之间，是古代出版形式与现代出版形式的差别。
中国传统的出版业诞生于家族藏书楼中，但刻印规模和受众都有局限性。发明了印刷术的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掀起一番印刷革命。在欧洲，古登堡印刷机则开启了现代印刷时代。从16世纪开始，印刷技术的提升与简装书的出现推动了启蒙知识的传播。
当这场印刷风暴兜转到中国时，已是19世纪末。现代出版家张元济、王云五等主理商务印书馆时，恰经历了从传统中式线装书到现代简装书的转变。清末，伴随着私塾的日渐减少，现代出版形式才与现代教育一起引入国内。
此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民国出版家在编写各类教材之外，还译介《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并编辑了卷帙浩繁的“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丛书，引领着当时的思想时潮。多年后，俞晓群读到王云五撰写的“万有文库印行缘起”时，仍为那番决绝的情怀感叹不已，4000分册的印行规模在当代更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
当年的出版家、出版行业也和时代的走向关联密切。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晚清如火如荼时，认定大清将亡的陆费逵因与商务印书馆的保守观点不一致，决心出走，在民国元年创办了中华书局。在之后的五四运动和上世纪40年代的民族抗战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出版家因承担着思想与知识的传播责任，也被深刻地牵连于历史发展的漩涡中。
俞晓群对这些往事如数家珍，因而更明了那个已经翻页的时代给当代人留下的重量。这些需要传承下去的重量，从1982年他进入辽宁教育出版社起后的三十多年间，逐渐化为一个做书人质朴的职业修养和文化风度。
2不忍老去
文化生命靠书才能活
1982年初，俞晓群大学毕业。82届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同学之中年龄相差个十多岁并不为奇。毕业后，这批动乱年代后新生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出版业。
在至今仍会让人想起就激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舆论与思想的开放，新观念和新思潮通过阅读进入知识界与大众认知领域。西方译著的出版因而颇具文化运动的意味，甚至参与到了90年代末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激烈思想争论中。
在批评声迭起的左右之争中，中式文人雅趣却在俞晓群主持出版的“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与其主编的《万象》杂志中得以存续。这番和时潮保有距离、又与民国海派风味亲近的风度，俞晓群将其归功于前辈沈昌文的引导和吴彬、赵丽雅和陆灏的合力。沈昌文看重那些“并非学以致用的书”，也懂得在时间过滤出的文人八卦中“捞月”拾趣。恰是这种在当年显得非主流的乐趣，唤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和有生活情趣的人对于一种长久文化脉络的感知。
与此同时，从90年代开始，不少出版社开始整理在动乱时代散轶的大家作品，在资金与政策利好的时机投入全集出版的热潮中。编纂全集是深入一个人思想和人生肌理的过程，像顾毓琇这样文理兼通的大家，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诗人、戏剧家和音乐家。俞晓群将其理科成就交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承担，人文成就则交由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梳理。从那时起，他有了“全集情结”，稳稳地把《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顾毓琇全集》等做了出来。
当一线做书人以文化情怀编纂全集，做书这一行在经历着企业化的转型。在中国刚进入市场化的90年代，曾有一段极端商业化的时期，在行政力量的引导下，国内不少出版社转型为出版集团。用丛书和全集交出一份扎实工作履历的俞晓群被提升为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经理。
本是一个令人欣羡的职务，可“副总”俞晓群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却有些不知所措。一阵阵恐惧和孤独总会找到他——一个亲手做书的人，远离了书稿、作者和读者，“眼前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
2009年，俞晓群辞掉了“副总”。那年他53岁。82届那批年纪相差不小的同学，经历了毕业后风华正茂的二十多年，已陆续有人抱病、退休、辞世。不忍继续再“老去”，俞晓群在50多岁重新回到做书的第一线。
3不做坏书
一本坏书你怎么修？
这次，他来到了北京。1949年以后，民国时期驻扎在文化、出版中心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迁入新都。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文化中心与出版中心总是叠合的，在美国，它是纽约；在加拿大，它是多伦多。在当代中国，这个中心是北京。
在各大书局北上近70年后，俞晓群南下到了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他的新身份是社长，一个仍可以在一线做书的岗位。海豚出版社并不高调，但读者若拿到一本装帧细巧干净、不带任何腰封和推荐语、偶尔会夹着藏书票的书，十有八九出自海豚。
从辽教社到海豚出版社，俞晓群“一面追风，一面追问”。他出过不少畅销书，如苏叔阳《中国读本》、“几米绘本”，还请台湾出版家吴兴文策划讲“文人八卦”的“海豚启蒙丛书”。可“几米绘本”不庸俗，而所谓的八卦，风格一如王云五喝醉了读英文，喝得大醉了就念西班牙文。他不排斥追风，但总会追问自己：这风为何要追。
俞晓群说，自己不做坏书的自信来自于巴金。对于巴金、叶圣陶、鲁迅那一代人，出版家是与作家身份同等分量的一份事业。巴金有理想也有眼光，以出版的方式扶植了一批青年人。
而他追问、自省的情怀，缘于他的“师傅”沈昌文。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把金庸、蔡志忠引入国内，既不掉格调，又精准地把住了文化的脉。做书是一种技艺，在当代，相较现代教育体制下出版、编辑专业的训练，这种师徒传承贵在格调、风骨和文化判断力的潜移默化。在俞晓群看来，“不会”做坏书，正是师徒传承的力量所在。
其实直到今年，工信出版集团对海豚的增资才使俞晓群肩上的贷款重压得以缓解。同样地，读追忆民国上海出版人的那些文章，云淡风轻的风骨背后是他们在艰难时世中艰难的实业救国。当年图书市场有限，好书难推；低俗坏书则需要全行业建立联盟、设定准则来抵抗。
“我是主张实业救国的”。俞晓群在当代的实业是出版业，他的职业是一个做书的企业家，而他三十多年的出版史就是一个文化人的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在这个行业中，需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
“可一本书又和一个冰箱不同，冰箱坏了可以修；一本坏书，你怎么修？”俞晓群说，出版人该有这种决绝的情怀。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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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出版史》读后感(五)：编辑出版的个人“叙事史” ——读《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
文/岸晓风
假期里，很有幸读到俞晓群先生的《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严格的说，这是是出版人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日知录”，如果还要准确一点，那么这本书就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编辑出版发展的“个人叙述史”，全书通过作者丰富而生动的编辑出版笔记，为我们“零距离”展现了一位著名出版人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详细的了解编辑出版数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也能让我们一窥编辑出版业的真谛。
首先，是“深”，一种职业的精神。作者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到出版社工作，是从校对开始做起的，做过见习编辑、编辑，后来一步步走向领导岗位，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名编辑人的奋斗史，一名出版人的创业史。作者的起步与任何一个人进入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没有两样，但是作者的成长又是绝对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借鉴的。
其次，是“广”，一种广博的兴趣。作者是国内著名出版人，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海豚出版社社长。作者学的专业是数学，是从基层编辑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但是作者涉猎面之广，学术水平之高，也是让人吃惊的，从书中，我们知道作者早年就孕育了读书的万种情愫，天罡地煞、水帘洞天、善狐恶鬼、绛珠仙草，编织着作者儿时的五彩梦境；老聃的青牛、庄周的蝶梦、孔子的忧思、孟子的缺憾，深深地嵌入作者的心底，构成思绪绵绵的忧患基因。可以说，作者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情有独钟，充满激情的。
第三，是“新”，一种创新的思维。作者曾提出“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等世界著名品牌图书。对此，我们从书中也可看出作者的思维轨迹，作者是一个愿意“做大”的人，好做大型丛书，好从大学科入手，好关注博大的文化主题，总之是想寓变化于大模样的不变之中，塑造几位独具姿色的“大家闺秀”。作者非常推崇孙子的理念，书中还引用了《孙子·兵势》里的话：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尽如江河。可见作者心中蕴含的是一种大智慧、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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