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经典读后感10篇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一本由[法] 谢和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一)：崖山之后无中国
放下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先生写的这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我想起的第一句话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一句不知来历却流传极广的话语，当然各方人士对此判断的争议也颇多，认为带着太多的大汉族主义。其实中国在这里已并非民族的概念，只能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南宋灭亡之后，中华文明的巨变亦是不争的事实。
崖山我曾经去过，在广东的新会，亦称为崖门。千年之前，蒙元大军在此与南宋军队在此发生了激烈的海战，海战之后，十万尸体漂浮于海面，丞相陆秀夫背着幼帝投海，南宋就此灭亡。我去崖山之时，正值冬季，冷风习习，海面一片空阔，只有岸边芦苇在风中瑟瑟作响。谁曾想，这里竟是改变了中华文明命运的地方？此战之后，传统流风大变，文明辉煌不再。
“崖山之后无中国”当然有些夸张，但蒙元的入侵确实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血脉出现的断绝。野蛮文明入侵高等次文明，在世界历史中并不鲜见。兵器时代，尚武的部族对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来说，具备军事上的优势。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亦不少，然而，但范围小得多，而且当时野蛮文明的入侵，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能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中华的文明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反而让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生的力量。
而蒙元的入侵，则严重得多。首先这种入侵是全疆域性的，可以说文化的传承在本土已无最后的堡垒。这种野蛮的文化对于中国既有文化的蔑视与摧残也是前所未有的，已经在这片土地之上存续了数千年政治制度及文化认同亦遭遇空前危机，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文学与艺术，也被肆意贬斥。汉人特别是南方的汉人，成为第四等人而遭受歧视；曾经高贵的文人也只能与妓女乞丐为伍了。就连普通百姓的生活习俗，亦有了很大的改变。蒙元虽然只有八十余年的统治，但其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却很深远。
在《蒙元入侵之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谢和耐先生对偏居一隅的南宋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作为南宋行在临安（杭州）的繁华市景与热闹场面，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图景并不亚于当时的汴京，反而更增添了一些南方的色彩。南宋在国人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与积弱划上了等号。实际上，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临安当时商业之繁盛，经济之发达，制度之完善，文化之兴旺，生活之便利，恐怕已是世界无匹。宋代羸弱在军事，社会经济的繁荣，应是超过了中国以往朝代。而谢和耐先生笔下的临安胜景，也只能成为中国人遥远的记忆了。
作为法国的汉学大家，谢和耐先生的这本书颇有法国史学家的风格：敏锐而细腻，历史图景重于历史的脉络，日常生活重于军政大事。他们总是很准确地选取历史上一个关键之点，然后横切一刀，将这个横剖面的方方面面展示给读者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复杂的社会形态与人际关系，了解到普通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中的处境。这种历史研究，注重细节，注重一切琐屑的东西，因为历史不只有框架，还得有血有肉，而这些历史的琐屑正是历史框架的填充物，它们让历史变得丰满起来。看这一类的历史著作，就像细赏一幅工笔画，一切生活场景历历在目。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有时会觉得少了些条理，少了些逻辑性，但更形象更直观。谁能要求清明上河图具备逻辑性呢？
当然，谢和耐先生的这本《蒙元入侵前夜中国日常生活》并非没有可指摘之处，引用材料的单一就是其致命伤。书的前面尚还不错，能看到一些其他的材料，且作者皆是综合了各方的说法，选择一种客观地描述出来，至少让读者在阅读上更方便一些。而在书的后面，作者对于史料的引用，基本上集中在几本书上，如《梦粱录》及《武林旧事》，特别是前者，且是大段大段的引用原文，对于读过这两书的读者，本书就变得有些无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整本书的有趣性，在阅读过程中，你会充满了愉悦，对于一本历史著作来说，这是颇为难得的。
回到开头的话题，虽然对于《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来说，这个话题有些跑题。但作者所选择的这个历史关键点，却能让人引发出这番联想来。不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是否正确，但崖山之役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前后的中国已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的历史很少提及此一重要节点，只是将南宋的灭亡与中国其他朝代灭亡等同，认为只是历史的兴替。其实，南宋的灭亡已远非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之事，而是意味着一个文化的衰落，在崖山海战之后，中华文明已经一蹶不振了。再经过清兵入关的第二次打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已然死亡。
临安的繁盛只是中华文明的回光返照。“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信乎！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二)：历史的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
史书大多都是王公贵族的家史，从史记到资治通鉴，鲜有提及百姓日常生活。实际上作为一介平民，对于历史的兴趣更加偏向于日常生活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穿越剧能引起风潮的原因。虽然大多数穿越剧也还是穿越回古代的贵族阶层，但其引起观众的遐想并不仅仅局限于朝廷内外的上层事物，对于生活方面的新奇之处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其实很多历史剧的剧情对于任何一段历史都能套进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无非是改了国号，“古代”一词仿佛能把所有的改朝换代一笔带过。然而从更加真实的角度来说，对于任何形式的历史，如果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那么对于它的论述都是无效的。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难得一见的描述历史细节如此考究和细致入微的，从一座城市的交通供应到火灾消防（趁火打劫一词的由来），从一种职业的一般流程到城市当中的生活形式（那时便有政府统一的城市廉价房出租给城市阶层的群众），从个人的出生到教育到婚姻到丧葬，一应俱全。哪怕不去思考什么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只要单单沉溺于对于那时生活的想象，便已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还在于挑选的时间点是 “蒙元入侵的前夜”，这仿佛是一把利刀悬在头顶之上，作者对于城市生活描写的越是细致入微，越是津津乐道，越能引起读者的恐慌感，就像提前告诉观众下一秒要打碎这件艺术品，再慢慢跟他们描述这件艺术品是多么地美妙，更能说明美好的东西不去毁灭其实很难在意识层面上形成真正的价值。
总而言之，真正的历史是沉淀于生活之中的，没有基于百姓日常生活细节的所谓的大历史难免是架空的，我们肯定无法体会当时人的心境（现在人的心境互相之间也怕是难以体会），但是至少能了解他们孜孜不倦去生活的环境和力量。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三)：临安和上海，谁比谁时髦
文/严杰夫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 http://1k.tugus.com/
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支撑着南宋的统治者坚信，他们终有一天会从江南淫靡的杭州城，回到那黄河边的煌煌开封府。在他们的内心中，杭州城似乎从未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首都，“行在”的称号即表明了这座城市永远只不过是用来度假的休闲城市，所以或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南宋一朝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期。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即使当北方战火缭绕的时候，偏安于江南的杭州城依然处处歌舞升平，城市文明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秦帝国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在军事上远胜于其它方面，在一个一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帝国内部，城市内部的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不难理解。它们不过是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获得一定的延展空间。但从宋代开始，由于战局的连绵不断，中央政府专制统治的力度大幅削弱，维系上层社会荣耀和奢靡的资源，难以从以往的传统税收制度中获得，于是商业文明，甚至包括海外贸易都成为必要的上层统治集团重要的收入来源。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下称《蒙》）中写道，“中国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甚至国际贸易上存在逆差，而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式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谓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谢和耐在《蒙》中从中国传统的“衣、食、住”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描绘。
如“衣”，抛开社会等级的限制，当时的杭州城内，“上好的衣服都是用丝制成的，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则用金花织锦缎做成”；即使在鞋、帽等辅助性衣着方面，南宋时期城市上流社会所流行的种类数量繁多，或者并不亚于当今的上海——“在杭州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鞋……没有人赤脚走路……即使很穷的人也要穿鞋戴帽，齐齐整整”——俨然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做派！
再来看看“食”。当时的杭州城，除去最重要的两类菜系——江浙菜和开封菜以外，各类地方风味的餐馆也都可以找到，而菜品的庞杂和精致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谢和耐引用了《武林纪事》中的一个例子：“一次盛大的宴会，席间有200多种菜肴，其中的41道菜用到的材料有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和鸽肉，烹调手法则有煎、烤、炸、煮等。另有42道菜为水果和蜜饯、20道菜为蔬菜、9道菜为用各种材料熬成的不同粥品，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点、59种点心。”从这里看出，曹公雪芹在《红楼梦》描绘地繁复地无以复加的各类菜品，并非杜撰和想像，而十分写实，因为远在曹公生活的时代的500年前，那些在现代人的眼中都精致奢靡的菜肴，就已经是上流社会十分普遍的饮食了。
而说到“住”，其实凡是去过苏州沧浪亭的朋友，应该对宋代上层居住的建筑和庭院有直观的印象，而谢和耐在《蒙》中对中式庭院的赞叹和惊讶，恐怕和所有钦佩东方建筑艺术的西方学者无异。但在《蒙》中所提到的杭州城内商铺建筑，所体现出的商业化的细节，令我感到有趣：“店铺、食店和小作坊均设在一楼。这种迎大街开屋门的房子，无疑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样式，它赋予杭州一种友好可亲的气氛。这与唐代首都长安的情况迥然不同，那里的房屋都是自我封闭式的”。这种建筑样式的背后，是商业元素在城市文明自然生发出来的，谙和于城市生活的实际需要。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描述：“孩子们在街头空间嬉戏玩耍，相识的人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互相点头致意……”，这种景象不就是当年杭州城街头图景的西方版么？
看完《蒙》，我们或许会被谢和耐呈现出的这些细节中惊讶，惊讶于古中国尽然也曾经诞生过如此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当时的杭州市民，不光是在衣食住方面，即使在洗浴、化妆等生活的细节方面，都不输给今天那些生活在上海、北京这类大都市，每天进出高档写字楼的OL们。但，我们在阅读和惊讶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这样繁华和精致到极致的都市即将要埋葬在北方蛮族的铁骑之下。在夜夜笙歌、朝朝宴饮中，中华文明就这样募然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谢和耐在序言中评论道，“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
任何历史专业人士都知道，历史是无法被假设的，可是读完《蒙》这本书，我仍然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业余地想要知道，假如当年临安城所孕育和拥有的城市文明能得到延续，那么现代的中国城市、城市中OL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而南宋的临安城，21世纪的摩登上海，究竟谁比谁更时髦？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四)：一梦繁华临安里
在伏尔泰之前，“历史”一词的涵义，指的只是帝王将相的治政和军功。无论是希罗多德《历史》，还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抑或是恺撒的《高卢战记》，莫不如此。“似乎世界只是为几个君王而存在，其余的全都被略而不提。历史学家就像他们所谈到的某些暴君，把人类作为献给一个人的祭品了”，启蒙运动的大师在《风俗论》中尖锐的批评道。正是伏尔泰本人，改变了历史学的视野和写作方式，第一次让人们在“历史”中读到了某个时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读到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读到了风俗与雅趣，也读到了稗史与逸闻。
法兰西史学的这一伟大传统经由年鉴学派史家的光大传承，也深刻影响到了其汉学研究领域，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生于1921年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谢氏以《中国社会史》一书扬名于国际汉学界。而完成于1959年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则是对其研究志趣和写作风格的一次完美诠释。
作者选择“蒙元入侵前夜”，即公元1227年至1279年这段时间的杭州城为描写对象，参引了诸如《梦粱录》、《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众多史料文献，全景式的展现了这个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富庶的大都会的生活面貌。举凡城市建设、社会阶层、公共事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娱乐、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其研究之精透、文笔之娴达，使人在畅读历史之余，更频添了许多闲情逸兴的享受。
这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这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杭州。尽管北方蛮族仍在饮马江淮、随时准备“提兵百万西湖上”；尽管国库已连年空虚，不得不靠货币超量发行以维持经济运转；尽管商业税、专卖税等间接税种的开征使得农村日益凋零、农民日趋贫困；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城内悠哉闲哉的豪奢生活：
至1270年，杭州的人口已愈百万有余，城区面积超过100平方英里，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最大都市。由于房屋鳞次栉比，火灾隐患不断，这里成立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消防队，并拥有庞大的市政工程建设机构，管理着疏浚河道、整修道路、修葺建筑等一系列工作。
由于有了河流、湖泊、纵横交错的石路以及穿越大小城镇的运河，杭州城的生活用品不虞匮乏：木材来自浙江下游、蔬菜来自东郊的农田、稻米一部分由江淮平原自运河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广东经海路运来、饮用水源则来自西湖。每天有数百头猪被宰杀，并由位于御街旁的几十家肉铺售卖给居民。咸鱼是重要的食物，在城内外约有近200家专卖的店铺。此外还有鲜鱼市、蟹市、布市、花市、橄榄市、橘子市、梨子市、珠石市、药市、书市等专门集市，城外还有大约15个日常消费品的批发市场。丰富的商品满足了杭州人在生活品味上高雅精致的追求：城中心有专门售卖奢侈品的店家，销售来自中国各地和南洋、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商品。其中有香水、睫毛膏、假发等化妆品，也有葡萄酒、浴巾、蚊香、飞镖、钓具、猫食等珍奇物件。
马可波罗赞叹道：“行在之大，举世无匹”。多层建筑普遍出现，在显贵之家的屋顶上，飞檐是最常见的造型。房屋装修成为流行时尚，来自热带国家的沉香木和檀木被用于梁柱，地面上开始铺设釉砖，私家花园内种满奇花异草，茉莉、素馨、剑兰、朱槿、玉桂等最为常见，在自家开凿的水池中，堆砌着各种造型的石山。
当然还有饮食：在关于当时杭州的记载中，包含有数百种菜肴的名称。胡椒、姜蒜、酱油、盐、茴香、食用油等已被广泛使用。《武林旧事》中提到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其中的41道菜是用鲜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鸽子烹调而成，另有42道蜜饯和水果、20道蔬菜、9道粥品、29道干鱼、17种饮料、19种糕饼以及59种点心。《梦梁录》中则记载了一些名闻遐迩的美食：皂儿水、甘豆汤、蜜枣儿、光家羹、水果子、宫前熟肉、五嫂鱼羹、职家羊饭、酒烧香螺、莲子头羹、大刀烧肉、五味酪鹅……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专供茶食的点心。在满街的食肆中，约有不少于54种不同风味的酒类供应，茶则是另一种日常消费的饮料，每碗只需一文钱。
饱食宽坐之后，便是多姿多彩的娱乐：西湖周边是消磨闲暇时光的最佳去处，魔术师、音乐家和说书人开始在街头表演，还有许多从事“百戏踢弄”的杂技艺人。话本、小说和戏剧作品纷纷问世，中国文学加添了新的形式。文人们组织诗社，定期雅集。民间则有各种会社，每逢节庆，总有丰富的活动吸引四方观众。官办的教坊设有十三个部门，以供市民学习杂剧和音乐。室内娱乐则有象棋、麻将、骨牌、双陆棋、投壶以及类似于扑克的“翻红”。
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已然成型，被称为“四司六局”，以满足市民的各种服务类需求。营业的澡堂达到惊人的3000多家。自然也少不了烟花柳巷的繁荣：上等妓女有自己的宅邸，只接待达官显贵或太学生；而更多的则是流连于城内数以千计的茶肆、酒楼和勾栏。
比之《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汴梁的盛世图景，“入侵前夜”的杭州已经不遑多让，且已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不过谢和耐也在书中深刻地指出：这些繁华景象也只是虚像而已。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在欧洲，商人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实体，城市获得了自主权，市民机构开始出现，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兴起，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一种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后来使其变得落后的主要原因，便得以永远固定下来了。“这座大厦已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推上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中华文明的各个因子都是“造极于赵宋”的，而这样灿烂的文明在不久之后将再次亡于快马弯刀。文明的“瓜熟”与“蒂落”在历史上同时出现，谢和耐的一本书，“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留给后人许多怅惘的遐思。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五)：蒙元灭宋的经济学推测
南宋商业发达，商船沿东南部沿海地区穿梭。大商人也可以介入上流社会，与贵族联姻甚至平起平坐。商业的发达要求货币有效率，因此纸币就进入了流通领域，这也正是南宋经济的关键问题所在。当中央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之后，铸币税就会成为一种比税收更重要的财政获得方式。当中央政府财政紧缺时，就会倾向于通过发行货币聚集财富。所以南宋能够借此养活一直庞大的军队，同时支付战争和媾和的赔款，并且维持社会福利。这种财政方式类似于目前美国的“赤字政策”，只不过美国的“赤字政策”是为了解困，而南宋的财政方式是因为不了解其灾难性后果。大量的财政赤字导致了极度的繁荣和奢华，同时由于资本密度过大，势必要进行海外投资或者投机行为。在这种条件下，向海外进行资本输出 几乎是必然的。所以，并非是生活方式的豪奢使得贵金属大量外流，而是南宋的经济体制造成了奢华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和贵金属外流的必然结果。
这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所谓的“产业转移”和“去实体经济化” ，在临安城内，服务行业的价格会随着货币的增多水涨船高，因此临安城内服务业种类繁多，而且已经细化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服务业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维持着一种虚拟的经济，但是反过来，从事实体经济的人员会流入服务业，从而大量减少，而收入则会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下降。这也是为什么临安城内竟然有如此多的居民的原因。
从世界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拥有发达商业和金融体系的国家通常都是很强大的，从古代的雅典到近代的英国都是如此。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该国家拥有比本国大得多的海外市场，通过与海外市场的贸易，平衡资本带来的不利后果。南宋规模太大，而且没有广泛的海外市场可以进行贸易，最终破坏了南宋自己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得下层人民生活贫困，而且也导致了实际国内生产物资能力的下降。同时，南宋与蒙古接壤的地带，都容易受到骑兵的劫掠和破坏。南宋与蒙古战争后期，曾经尝试颁布《公田法》以增加军队供给 ，但是是杯水车薪。
我现在进一步怀疑的是，至于南宋面临蒙古的军事压力而出现的士兵和官员的叛逃，并非出于对于蒙古的惧怕，而是出于背后的经济压力。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六)：崖山之后无中国
放下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先生写的这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我想起的第一句话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一句不知来历却流传极广的话语，当然各方人士对此判断的争议也颇多，认为带着太多的大汉族主义。其实中国在这里已并非民族的概念，只能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南宋灭亡之后，中华文明的巨变亦是不争的事实。
崖山我曾经去过，在广东的新会，亦称为崖门。千年之前，蒙元大军在此与南宋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海战，海战之后，十万尸体漂浮于海面，丞相陆秀夫背着幼帝投海，南宋就此灭亡。我去崖山之时，正值冬季，冷风习习，海面一片空阔，只有岸边芦苇在风中瑟瑟作响。谁曾想，这里竟是改变了中华文明命运的地方？此战之后，传统流风大变，文明辉煌不再。
“崖山之后无中国”当然有些夸张，但蒙元的入侵确实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血脉出现了断绝。野蛮文明入侵高等次文明，在世界历史中并不鲜见。冷兵器时代，尚武的部族对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来说，具备军事上的优势。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亦不少，然而，但范围小得多，而且当时野蛮文明的入侵，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能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中华的文明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反而让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生的力量。
而蒙元的入侵，则严重得多。首先这种入侵是全疆域性的，可以说文化的传承在本土已无最后的堡垒。这种野蛮的文化对于中国既有文化的蔑视与摧残也是前所未有的，已经在这片土地之上存续了数千年政治制度及文化认同亦遭遇空前危机，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文学与艺术，也被肆意贬斥。汉人特别是南方的汉人，成为第四等人而遭受歧视；曾经高贵的文人也只能与妓女乞丐为伍了。就连普通百姓的生活习俗，亦有了很大的改变。蒙元虽然只有八十余年的统治，但其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却很深远。
在《蒙元入侵之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谢和耐先生对偏居一隅的南宋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作为南宋行在临安（杭州）的繁华市景与热闹场面，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图景并不亚于当时的汴京，反而更增添了一些南方的色彩。南宋在国人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与积弱划上了等号。实际上，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临安当时商业之繁盛，经济之发达，制度之完善，文化之兴旺，生活之便利，恐怕已是世界无匹。宋代羸弱在军事，社会经济的繁荣，应是超过了中国以往朝代。而谢和耐先生笔下的临安胜景，也只能成为中国人遥远的记忆了。
作为法国的汉学大家，谢和耐先生的这本书颇有法国史学家的风格：敏锐而细腻，历史图景重于历史的脉络，日常生活重于军政大事。他们总是很准确地选取历史上一个关键之点，然后横切一刀，将这个横剖面的方方面面展示给读者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复杂的社会形态与人际关系，了解到普通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中的处境。这种历史研究，注重细节，注重一切琐屑的东西，因为历史不只有框架，还得有血有肉，而这些历史的琐屑正是历史框架的填充物，它们让历史变得丰满起来。看这一类的历史著作，就像细赏一幅工笔画，一切生活场景历历在目。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有时会觉得少了些条理，少了些逻辑性，但更形象更直观。谁能要求清明上河图具备逻辑性呢？
当然，谢和耐先生的这本《蒙元入侵前夜中国日常生活》并非没有可指摘之处，引用材料的单一就是其致命伤。书的前面尚还不错，能看到一些其他的材料，且作者皆是综合了各方的说法，选择一种客观地描述出来，至少让读者在阅读上更方便一些。而在书的后面，作者对于史料的引用，基本上集中在几本书上，如《梦粱录》及《武林旧事》，特别是前者，且是大段大段的引用原文，对于读过这两书的读者，本书就变得有些无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整本书的有趣性，在阅读过程中，你会充满了愉悦，对于一本历史著作来说，这是颇为难得的。
回到开头的话题，虽然对于《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来说，这个话题有些跑题。但作者所选择的这个历史关键点，却能让人引发出这番联想来。不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是否正确，但崖山之役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前后的中国已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的历史很少提及此一重要节点，只是将南宋的灭亡与中国其他朝代灭亡等同，认为只是历史的兴替。其实，南宋的灭亡已远非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之事，而是意味着一个文化的衰落，在崖山海战之后，中华文明已经一蹶不振了。再经过清兵入关的第二次打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已然死亡。
临安的繁盛只是中华文明的回光返照。“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信乎。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七)：笔记里寻找衣食住行
11年还是12年了？第一次看《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大概是那个时候吧？好像还是浙江文艺或者是哪里出的，应该是我看的第一本汉学家作品，印象很深。先是在图书馆里借来看，后来自己买了一本，再后来那一本书和其他一些书都丢了。
再读一遍，还是有很多欢乐，不过也能看见一些问题。但也不知道是翻译的原因还是怎样，比如很多人都在说的，在宋代的四川饭馆卖辣椒的问题---话说去年秋天偷听到刘东老师跟某江河老师普及辣椒是新大陆产品，明后期才进入中国的常识。据此推测，要么就是刘老师当年还不知道这个事实，要么就是刘老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加“译者注”。不过，似乎确实也没有多少译者注。。。而且我推测这个新出的版本，就和《唐代的外来文明》一样，没有再校订之类，只是多了一些图，价钱就翻了2番，最早那个版本只有薄薄的一本，好像价钱不超过12块。
我国的正史，是不太讲吃喝拉撒睡这样的日常生活问题的。倒是文人笔记里这样的东西不少，谢老爷子用了很多《鸡肋编》等等笔记，但是这些笔记是否能完全从字面上totally采信，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以中国的经济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这本书在材料上还是不那么让人满意的。宋代有各种“谱录”，四库里有一些，四库以外传世的也不少，补充看一看，对这个时代的吃喝似乎会更有帮助吧。
总的来说，因为是记忆中的第一次，所以很私人地觉得，值得推荐。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八)：有宋一代
最近在读法国人谢和耐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感觉很不一样。他们治史不像我们中国的史家一样，每读史书都跟看电视剧似地，尽是王侯将相的个人恩怨，呛呛台呛呛台。谢和耐用一个外国人相对客观的视角，带着我们去灭亡前南宋的首都杭州（宋时称临安），发现寻常巷陌，瓦牖绳枢、引车卖浆人的细节。无疑，这样的历史更富质感，更有可能发现某种相对逼近真相的真实。
书从南宋选杭州为都城的犹犹豫豫开始，因为其临时性，很多设施的建造都有些随意，违章建筑很多，加上中国著名的木结构，所以南宋期间引发数次大火，烧毁数以万计的房屋，经常有大批平民受灾。以至后来坊间流传谣言，怪罪到南宋的第一个年号上（建炎）。当时杭州城很小，30多平方公里却聚集了超过120万人。其实历经千年今天杭州的状况也没多少改变，说个题外话，前不久我去杭州出差，不到下班的点路上已经拥挤不堪。而且打不到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坐出租车也出现过拼车，都是极个别现象。但在杭州，这却是最普遍的坐出租车方式，所有人都拼车，没有谁会因为陌生人突然坐到车上来而感到奇怪。还有，开出租车的司机有一部分来自河南，我想，这也算有历史渊源吧。
书中详细描述了南宋人的日常生活，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不安宁的时期，但是杭州城里却永远歌舞升平，优哉游哉。本来为了控制火患，政府曾严格限制夜间灯火，时间一到，谁家还有烛火的光亮，第二天就会被交到官府受惩罚。但是很快所有禁令就被人们享乐的欲望冲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从事大众娱乐业的人难以胜数。”除了戏班子、弹唱、说书、皮影、魔术、杂技、走索、驯兽、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还有大批的随处可见的妓女，在勾栏瓦舍，酒肆食店、客店市场，甚至街头桥头。妓女们分成很多档次，最高档次的妓女“她们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只接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她们的名姓被当时的人们记载下来。……最享盛名的歌妓们甚至会在上元节之夜奉召进宫在御前演出。”而最下等的妓女和贫民、穷摊贩、乞丐、盗贼一起露宿街头，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谢和耐说当时的“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的过分。”谢和耐不厌其烦的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工种，那些工种即使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习惯了高精度专业分工的我们看上去都会觉得过分。而且除了这些职业化的劳动力，还专门有一大批“闲人”。“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比如会投壶打马、围棋抚琴，斗鸡养虫，说合交易，甚至专门探听妓女消息的（大概类似今天的星探）都大有人在。所有的劳动力都由“行会”来进行分配。行会，百度的基本解释是“一种手工业的同业团体，由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订有行规，调解会内纠纷，对外办交涉。 ”其实后来史家争论不休的，宋代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其中一点就纠结在行会上。我个人以为，行会其实就是垄断。只不过我们的行会数目和名目过多，许多行会还具有半宗教属性，各自为战十分排外，缺乏战略眼光。从性质上，封建主仆关系大于资本雇佣关系。大部分富起来的手工业主、商人都把钱用来过奢华的生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说到底，这跟宋代的文人风气有关，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艺术家的地位很高，商人和军人的地位却比较低。这就有可能触及了我前面悬置的那个问题的本质。一个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不能延续自身的发展，而被更单纯更荒蛮的民族所灭。我觉得跟这两种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有关。其实宋朝已经算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视商业的了，但还不足以抵御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对商人的鄙视（韩非直接把商人算作五蠹之一。而传统观念讲士、农、工、商四民，商人算最末等。）细说起来，这一千年过去，还是没什么改变。中国人从心理上习惯上仍然无法尊敬商人，而商人们和宋代一样，过着奢靡的排场的生活，想尽一切办法去依附权贵。军人的地位就更加低下，“就算这些军官也构成了该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仍然只处在上流社会的边缘。”“即使是在一般百姓中间，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的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事实也确乎如此，从8世纪末开始，军队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而士卒们既已知道周围都是轻蔑和敌视的目光，也索性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人们对本国军队的惧怕并不下于敌兵。”我猜那句俗话至今还在流传，对于国家机器的惧怕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中国人真是不长进的民族。
说到不长进，书中还有一段，我抄下来，以飨看官。“在杭州有一家药房，专门向一般大众供应药材。这种发轫于12世纪初叶的机构，每年均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此笔款项先由户部垫支，然后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官吏和雇员。在这种慈善机构中产生了最无廉耻的流弊。‘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槖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
当然还有更多更深层的原因，但是一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导致财政亏空，社会风气浮夸，鄙视商人和军人，跋扈的行会，最重要封建礼教教育下的家庭关系，限制了人们个性的发展，“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让我们重回到七百多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近二十万活生生的人，无数知识精英、能工巧匠都随着一个朝代渐渐沉没在那片海域。愚忠而死，但今天我们也没资格责备他们，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冷酷的史学家称他们为“民族忠魂”。
据说周总理曾到崖山视察工作。他和周围的人说，“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这些地方退可守，攻可扰，打下去是大有前途的。”总理可能不太了解陆秀夫当时的情况，左丞相分不清来船是奸细还是救援，就算救援，面对元军重重包围，逃跑的机会也实在渺茫，何况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死亡，而是怕赵昺重蹈赵佶、赵桓的覆辙，大宋王朝已经不能再受辱了。我倒是觉得这席话该送给张世杰。原则上，我是同意总理的。虽然跑去台湾岛的，不是郑成功，就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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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广东崖山海域，一场战斗已经打了20多天，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几十万，战舰2千多艘。对垒的两军统帅是两个姓张的人，一个叫张弘范，元朝镇国上将军；一个叫张世杰，南宋大将兼太傅。这两人都是河北保定（宋时称保洲）人，还沾亲带故，张世杰要管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叫叔叔。保定这地方，因为其“京畿要地”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在当时，金、辽、西夏、宋、蒙各家的兵在保定打得不可开交。保定人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金国任命其为经略使，成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张世杰最初就是跟着叔叔张柔，后来金国被蒙古兵所灭，张柔归降蒙古，侄子张世杰则南下归附南宋。很多史学家认为张柔、张弘范父子是“汉奸”，因为他们是汉族，这挺可笑的。其实张柔是金国人，张弘范出生时金被蒙古灭，铁木真建立蒙古国，这父子俩从来没生活在宋朝疆域内（不论北宋南宋）。张柔起事的方式近乎土匪，但他却深深懂得文化的重要，归降蒙古后得到重用，率兵攻克金都开封（金时称汴京），别的将领都去抢美女金银珠宝，他却去国家图书馆把《金实录》等一批历史文献抢救出来。还从杀虐俘虏的刑场上救下金朝最后一个状元王鹗，奉为自己的幕僚。张柔的幕僚除了王鹗，还有还有乐夔、敬铉、郝经等人，都是横绝一时的人才。特别要点一下郝经，郝经的爷爷郝天挺是金朝大家元好问的老师。郝经本人也是经纶满腹的人才，极有见识。而且作为身在蒙古的汉族人，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也值得商榷的治世理论，他说只要用中国的传统方式治理中国，就可以做中国的皇帝。他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反对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观点。郝经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满眼所见都是战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严重破坏，所以当他有机会向当权者进言时（忽必烈两次召见他，第一次他并未应召而去，而是写了一篇痛陈蒙古贵族对地方破坏，使地方失治的文章捎给忽必烈，忽必烈大受触动，又第二次召见郝经，一见面就诚恳的“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立刻授之以儒家的“仁民爱物”等治世方法，忽必烈深以为然。不久忽必烈掌权，即派郝经出使南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谁知道南宋腐朽没落已经不可挽救。郝经被宋奸臣贾似道秘密囚禁，这一禁就是16年，回来时已经皓首龙钟。元朝进攻南宋的重要由头之一，就是国使郝经被扣留。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忽必烈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而先锋大将，就是郝经的学生张弘范。郝经在张柔府上客居多年，是张府重金聘请的家庭教师。老师被南宋囚禁多年，张弘范灭宋也算是国仇家恨。
张弘范擒住张世杰的外甥韩某，命韩某三次劝降张世杰，都被张世杰骂回。（张弘范还曾请已被俘虏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断然拒绝，随手写下《过零丁洋》。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而对面宋将张世杰早就将陆上行营全部烧毁，所有士兵、官僚、家眷上船，准备决一死战。一千多条大小战舰一字排开，铁索穿连。皇帝赵昺的船被安排在最中央，诏告将士们誓与船舰共存亡。 起初张弘范看到宋军的一字长蛇阵，想到用火攻，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着火乘着风势冲向宋舰。不过张世杰早有防备，在所有舰船涂抹湿泥，并用长杆顶住火船。元军火攻失败。二月初六癸未日，大风。天气恶劣，张弘范选择这一天发动总攻也是想从心理上击垮疲惫的宋军。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队，其中一队顺着早潮退潮的方向从正面攻击，张世杰率军反抗。打到中午不分胜负。这时潮水猛涨，宋军船队向东漂移，张弘范亲自率军从西面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却愈加奋战。直到其中一只船舰的桅顶绳断旗落，转瞬之间，相连舰船的樯旗也随之掉落。无奈之下，张世杰率军杀出重围。时已黄昏，又突然下起了雨。天阴沉到咫尺间都看不清人。张世杰派小船回来接刚八岁大的皇帝赵昺。左丞相陆秀夫辨不清来船是真是假，同时意识到即使上船也不一定能突出元军重围，白白受辱。当机立断决心殉国。史书上说，陆秀夫盛装朝服，手执长剑，先是催促自己的结发妻子投海，然后劝说皇帝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八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将黄金国玺缠在腰间，纵身跳海。前来营救的宋兵，周围船上赶来助战的义民，大小文武官僚、家眷、百姓。见到此情此景，顿感绝望万分，纷纷投海自尽。几天后海上漂满宋人的尸体，不下二十万，令山河变色。消息传到宋杨太妃这里，太妃恸哭不止，悲痛难忍，随即投海自尽。张世杰将太妃葬于海滨，残部顺海南下，谁知又遇到飓风，部下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叹道：我为赵氏天下，也算竭尽全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本来崖山我没有殉国，是企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谁知事情竟发展到这个样子，这难道是天意？！长啸一声纵身跳海殉国。
张弘范在崖山之战后，于崖山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期间，没人敢说二话。元朝刚一灭亡，就有百姓将张弘范的字铲平，改刻成“宋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崖山一战，殉国军民十几万。素有“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汉文明在此受到重创，无数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商人等等都随宋朝而去。之后的元、清是外族，明朝是宦官的天下，都没有恢复汉文化的光彩。宋朝，是历史上汉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么灿烂的文明，最终失于几近蛮荒的游牧民族之手，确实令人惋惜。但是单从结尾崖山这个横截面里，恐怕找不到这文明失落的具体原因。
发表于《moment瞬》2011第10期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九)：以小人物见大历史
前日在“德芭&彩虹”偶然翻到，读了几页，感觉很不错，回来上当当一搜，居然缺货。一直对宋元历史，尤其是经济史有兴趣，而如能了解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则更能还原历史的原貌。细看之下，果然令人神往，虽不能至，仍向往之。
一直幻想如果有一天能重新投胎，投不到欧美的话，在中国历史上任选一个朝代，我最喜欢宋朝，尤其是北宋。中国历史上繁荣的年代不外乎西汉（初期）、唐（初中期）、宋（北宋初中期、南宋）、清（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和其他朝代比起来，宋朝的文人地位最高，经济最发达、生活雅致、性灵高雅，既不乏浪漫情怀，也不缺国仇家恨，是文青和愤青的大舞台。最重要的是社会最开明——有宋一朝不杀谏议大夫和议事大臣、开国功勋全身而退，这两点在中国直至今天依然难能可贵，仅此一朝。相较之下，西汉略显粗犷朴素，生活不够精致；而唐朝以北方文化为主，虽然大气但缺少民族个性，不适合愤青生存；清代不用说，自南宋后期以来思想禁锢，加之文字狱盛行，更不适合文青，无论真伪。
更何况，从一位法国学者——而不是**“文人”的眼中窥探中国古代宋朝社会普通人的生活，那自是惬意无以言表了。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十)：八卦及其他
【一】八卦
【1】 当仆人的好处
古代的仆人可是不好当，虽然不必吃草吐奶，但肯定得整日介勤勤恳恳，小心翼翼，打不还口，骂不还口乃是必修课。但谁让你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呢，能忍就忍吧。更何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大户人家的仆人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起码…………，娶媳妇儿容易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更有甚者，家族的首领和店主、作坊主通常会细心地保证从属他们的人毫无反抗的理由。他们从不会无理取闹，并且一旦见到仆人或雇员攒了点儿钱，便会想方设法地为其娶亲。做下人的，虽说早起晚睡，又不断受到其主子的指挥差遣，却比当农民有个大大的优越之处：其生计相对有保障。在大户人家做仆从，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有把握在家中的女佣中讨到老婆，这也是诱使人们担当此种特殊形式的苦役的主要刺激之一。”（P83）
【2】 龌龊鬼和洗澡狂
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竟是个出名的龌龊鬼，整日蓬头垢面？你别不信，这可是真事儿，他的两个同事不得不强迫他每月洗两次澡，并且给他留下干净衣裳待出浴以后更换。王安石，你也太过分了！你摆名士的谱儿不修边幅也没关系，但总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呀，司马光没准儿就是因为受不了你浑身的汗臭和嘴里的大蒜味儿才反对你呢，呵呵。
有不爱洗澡的就有狂爱洗澡的。大书法家米芾可是出了名的洁癖，每隔几分钟就要洗一回手。不过跟蒲宗孟比起来，米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人家蒲大人洗浴的花样儿都那么多：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洗浴、大洗浴，一帮婢女在旁伺候着，一次要用五大桶热水。唉，他们虽然比王安石强，但还是要爱惜水资源呀。
【3】 相亲
别以为古人结婚只是通过花言巧语的媒婆儿，婚前连伊人的高矮胖瘦、美恶俊丑都不知道，人家也会充分尊重双方的意见，搞个相亲仪式哩。双方先把个人资料互相交换，然后选个日子，男方备上酒菜，或在小花园，或在小画舫，看上一看，聊上一聊。女方同意了呢，就把金钗插在冠髻中；男方不同意呢，就给人家姑娘彩缎两匹，名儿起的还比较委婉，叫“压惊”。（P149）
【4】 巾帼不让须眉
要是再有人说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广大妇女朋友的血泪史，我非得跟他急，人家南宋杭州一带的妇女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那时两浙的女人，就是有个虚荣心，喜欢吃好的穿好的，还不爱干活儿，那怎么办呢？“贴夫”呗——找个有钱的相好，公然出入，好吃好喝不说，面子问题也解决了（谁还管他是不是和尚呢）。可怜的丈夫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婆娘跟着别人快活玩乐，但那也没办法呀，谁让你娶得起养不起呢！（P153）
看到这些我突然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的贵妇，你要没有几个小情人儿，人家别人还瞧不起你呢！
【二】商榷
正经点，人家可看着呢！
………… 好吧。那就来正经的。我们来讨论一下学术吧。
戴密微写得好，刘东先生译得佳，但有几处原文可能得还原一下。
【1】 鲍丁男（Oderic de Pordenone）
ordenone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这位传教士还是译为人们比较熟悉的“鄂多立克”为好。正如如果有地方出现 Ricci Matteo de Macerata，我们不能译为“马切拉塔”，而要译为“利玛窦”。
【2】 P111
“在杭州城内有许多澡堂，其门口悬盆以为标记”。这句话可能出自吴曾《能改斎漫录》：“公所在沐处，必挂壶于门”。（原文未出注，无伤大雅）
注[1]《直腊风土记》当做《真腊风土记》。
【3】 P112
“蒲承蒙”。王子今先生认为应是“蒲宗孟”，甚是。（http://www.gmw.cn/01ds/2001-08/22/06-2E958E54D905BDDC48256AB00001FD9B.htm）
鼠日和兔日（the day of the Rat and the day of the Hare），译为“子日”、“卯日”更合理一些。《论衡》卷二四《讥日》：“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戴密微先生的依据或许在此。
【4】 P123
“此果（赌徒按：波斯枣）呈糖色，皮肉皆甜，吃起来感觉到它是先在炉中烤过，待其干燥。” 译文提到了《萍洲可谈》，原文为“色类砂糖，皮肉软烂，乃火烁水蒸之味也”。
【5】 P163
一道发布于963年的敕令宣称：“在开封以外的地方及其他地区，人们近年开始焚烧死者遗体。此种做法须加禁止，除非因为尸体必须远途运送（习惯上要将死者归葬故土），或者死者是佛门弟子或外国人。”
963年为建隆二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提到此次敕令。手头无书，或许在《宋大诏令集》能找到原文？
【6】 P165
“7月15日的中元节和10月1日的送寒衣节”，译为“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和十月初一的送寒衣节”或许更合适，因为毕竟有阴历和阳历的区别。
【7】 P204
12世纪最负盛名的一位道士对于其宗教中任何带有魔法味道的事物均怀有敌意，并且试图达到（佛道儒）三教合一。根据他的看法，“人必须通过控制欲望而意识到他身体内部得之于天的自然整体，尤其是要控制性欲，因为它使人们缠绵于尘世并玷污了其天赋本性，设若人能够将其天赋本性保存完好，他就有把握长生不老和得道升天。”
12世纪最负盛名的道士大概是林灵素了。他还写过一卷《释经诋巫道教议》，但手头无书，仍无法检核。
【8】 P219
“打双陆”在宋代甚为盛行。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者的说法，“富人的赌注是他们的奴仆和马匹……穷人们则谁输了谁付下一轮的酒帐”。
原文或出自洪遵《谱双》卷五“赌赛”：“北（赌徒按：原文如此）人以金银奴婢羊马为博（原注：以所获男女或买到人谓之奴婢），贫者以杯酒胜负”。
【9】 P228
“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本，浮行得至大岛上”
“本”或应作“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