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10篇

　　《父亲的失乐园》是一本由[美] 阿里埃勒·萨巴尔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一)：溯流而上——《父亲的失乐园》

　　新晋的父亲只有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才懂得父母一以贯之的表情与追求。即使新亚拉姆语对于父亲而言，只是族语的生命未期，是语言消失前的最后鸣喘，但是文化总需要有人传承与推广的。深爱你所在的那片土地，因为那里有你的曾祖父、外曾祖父、祖父、外祖父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不可抹杀的记忆与痕迹，现代文明的进步与繁华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都是不堪、都是糟粕，相反我们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父母的那般，对于出生地以及它的文化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作者从对父亲的所作所为由最初的不理解到此后的信仰与跟随，并不是体内流着同一种血液所造成的，而是在一步步的探访中，认识到我们都是有“根”的人，这种感觉恰似由“得乐园”向“失乐园”的沦陷与自醒。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二)：向过去和解

　　“我们的过去有什么价值？”尽管父亲是亚拉姆语的权威，加州男孩阿里埃勒·萨巴尔仍对此不屑一顾。拯救垂死的语言就跟坚守失落的传统一样，像是上一代人的墨守成规，年轻人觉得不够酷。萨巴尔甚至为自己早早赢得的胜利自喜：父亲差点给自己起名为“阿拉姆”——一个古叙利亚的地名，幸亏母亲竭力劝阻。可是萨巴尔的“胜利”只是父亲少年时代的翻版而已。彼时，父亲为了融入新环境，也曾提议把母国的姓氏“萨巴戈”改为希伯来名“萨巴尔”。某种程度的抛弃传统令他兴奋又忐忑，他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为民族的过去沉迷。

　　命运之神又牵引着萨巴尔走上了寻根之路。成年后，他对自己、对家族的过去产生了好奇。由是，我们读到了《父亲的失乐园》一书。它既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缩影，在更大意义上，亦是人类对父辈的传统、对立身之本的回望，是一种终将到来的和解。

　　萨巴尔家族原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该地闭塞而单纯，祖父拉哈明这样稍有商业头脑的人便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们是间接与外部世界联结的一部分人。后因库尔德地区的宗教冲突，萨巴尔家族移民以色列，父亲约拿的少年时代便是在跟周围环境的融合与疏离中度过的。他几乎抛弃了传统，直到传统成为他上升的契机——他遇到了一位对亚拉姆语感兴趣的学者，自己的出身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尔后，约拿又去了美国，扎根于这片更能施展拳脚的土地，却发现“朝西方迈进的每一步其实也同时远离了自己的东方原乡”。而要守护自己的传统，跟展示给世界看，似乎是两码事。

　　表面看来，约拿的事业有成，正是得益于他的民族。然而事实在他的少年时代便已昭然若揭：“札胡（库尔德现名札胡）的孩子出了札胡以后，会失去在屋顶上冲刺飞跃的勇气。离开了札胡，他甚至可能动弹不得。”亲近日渐疏远的传统是一种本能。约拿在与父亲和解，也在与过去和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萨巴尔的寻根之旅中，他每向前一步，便愈发理解父亲，过去的答案越来越清晰：被他称作“失乐园”的原乡是一处庇护所，心系原乡的人，无论走得多远都感心安，而这种安全感亦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对任何不被重视的民族、不能相互理解的价值观、不易调和的感情来说，都是相似的。其实，我们不是为了申辩有别于人的理由，而是在说服自己，在传统与现代、谨慎与勇气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萨巴尔想比父亲走得更远些。他执着于追求姑姑的下落——祖母生下第一个女儿后过于虚弱，把她托付给了穆斯林乳母照料，岂料从此失去女儿音讯。萨巴尔明知不可为而为，所谓的故土已不够安全，此行希望渺茫，遑论人心叵测。但他就跟身不由己地投身“失乐园”一样，血脉中流淌的牵引，意义大过形式。同样，祖母临终，为倾吐传统而得宽慰。于她命途多舛的一生而言，真相和谎言都不能再替她增减分毫，惟有对传统的兴趣方成就她的“失乐园”。

　　倘若我们回溯祖辈的故事，或也能发现类似于萨巴尔家族的无奈和勇气。看似没有选择的时候，可能蕴藏着改变的希望；看似有选择的时候，可能只有松动的余地。但我们想过的生活和过去的裂痕间恰恰蛰伏着巨大的动力。与过去的和解，是一个人成熟时收获的遗产，让我们能坦然回答萦绕耳畔的问题：“我们的过去有什么价值？”当我们不再追寻意义的时候，意义本身从未离开……

　　——丁酉年读阿里埃勒·萨巴尔《父亲的失乐园》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三)：寻乐园，弥心痕

　　一段历史的回忆，一次血脉的追寻。父亲生于库尔德斯坦，以色列建国后迫于伊拉克政令和实际状况的影响，放弃国籍迁移至以色列，后来缘起参与对亚拉姆语的研究，而最后有机会前往美国，他经历了札胡、耶路撒冷、纽黑文三个世界的生活，从开始夹于两者之间，到后来深陷三者交织的噩梦，直至他遇见我的母亲才一切好转，可以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而这样的经历即是我与他之间有深深的裂痕（代沟）的原因，书中的一段说的很清楚，摘于下，言语所述无以复加：

如今我回顾这一切，明白了那是一场冷战。我从来不曾对父亲动粗，不曾离家出走，也未曾告诉他说我恨他。我不曾说我怪他让我带着一身橄榄色的皮肤、卷曲的黑发和奇怪的名字。我从来不曾直接告诉他，你那剪得乱七八糟的发型和怪腔怪调的英语让我尴尬。我从来无法用那么直接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感受。所以，我的发泄方式是在他面前说脏话，在他背后讥笑他，想办法避开他，设法凡事都不要像他。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那么紧张，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强烈希望融入加州的主流生活，而我认为他是我唯一的阻碍。但当时的我还不够成熟，无法走向父亲，直接跟他讨论这些问题。我想，即使早在那时，某部分的我也已经料到，若真要仔细检验我俩父子关系之间的隔阂，我会发现责任在于我其实更胜于在他。但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认为犯错的人是我。

　　这就是我去寻找的“因”，去寻找这个历经六十年，横跨伊拉克、以色列、美国三地的库尔德犹太家族四代人中惟一一个自始至终都经历过三个世界的那个人（我的父亲）的“果”，在荒漠与群山间寻根，寻找弥补心痕的良药。

　　在层层追寻之中，我寻觅到札胡的荣光，那个地方之于库尔德犹太人，就如同耶路撒冷之于以色列人一般，父亲丢失了札胡的灵魂，我得为其寻回，那是父辈留于我的礼物，如同这些亦留于我的子女一般。对于父亲而言无论是在那有快乐生活时光的札胡，还是粉碎了祖父和曾祖父的梦想，让祖母受到屈辱，孤独而无助，曾经令人满怀希望生活过的以色列，过去的时间虽然已不复存在，时间中的记忆却不会消失，那是灵魂隐匿的地方。失去札胡灵魂的父亲与强烈想融入加州的我在寻回的那一刻就像雾里两颗长的很近很近的树一下子靠在了一起。

那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将近七十，他那一代的库尔德犹太人——也就是最后一批对在伊拉克的生活仍保有鲜明记忆的犹太人——也都逐渐白发苍苍。我担心如果我不开始行动，他们的珍贵记忆将随着他们入土为安。

　　三更半夜失眠了，想起了很多，瞬时又有多少与父亲相处的画面纷纷浮现在眼前，那一次次斗嘴，那一次次的自以为是，闹僵后又有几次后悔和不该，想来又都觉得可笑。我从来没有试着去了解过我的父亲（我父亲的过去），不知怎的现在也很怕去了解，虽然不曾出现如文中所表现关系那么僵的时候，却也多少也有些间隙，那是叛逆期留下的“因”，或许哪天我也得去寻觅那“果”。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四)：读书的意义在于透过他的经历理解别人也理解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写了本关于库尔德犹太人的非正式家族史。正如书封上印的那样，典型的加州男孩和他古板的犹太父亲有着冲突，写作的动机是去为了去理解父亲。

　　要理解父亲，首先要弄明白2个问题：

　　1、“过去”有什么价值，为什么需要向后看；

　　2、父亲做的事（执着地研究快要消亡的语言）有什么意义，他自己能从中获得什么。

　　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本书从家族史书开写的动因。

　　第一个问题

　　因为父亲的守旧、古板、对自己民族及传统的执着，与现代社会潮流格格不入，让我很不解，这些“过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要搞清楚这些就需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成长环境。书中的父亲，约拿，经历了2次移民，先是从伊拉克札胡迁往应许之地以色列，后又移民美国。

　　最初的“过去”应该是童年生活的地区札胡，这个地方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有点遗世独立的气质，未受太多国家政治的影响，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平友好共处一地，互相尊重、爱护，是库尔德斯坦的耶路撒冷，带给所有人的是繁荣、快乐，是心中的伊甸园，这段经历奠定了父亲的性格，为人谦卑、重兄弟手足情谊、库尔德犹太人的性格。对比移民以色列后的生活境遇和经历，这里的“过去”像是一个藏身之地，能带来安全感。

　　移民美国后的“过去”指的是家族、亲人、母语，这些对于向前生活的人有什么影响？美国是一个非常新非常多元的移民国家，很容易迷失（一如作者之前的状态），过去便是父亲的一个锚定点，是他存在的根；另一方面，过去可以把人带向新世界，这个很难理解，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后面再说。

　　第二个问题：

　　还是从父亲的生活经历来说，他经历了太多动荡，13岁那年被迫迁往以色列，但是新的国家并没有带给家族期望的天堂模样，反而是贫穷、歧视。作为被划分为新移民最底阶层的库尔德犹太人，要去融入新环境，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最容易的一条路（也是大多数人走的路）便是抛弃自己的过去，接受新的语言新的文化。这个融入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内心的冲突，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开始正视自己的母语，去研究这个快要被摒弃遗忘的语言，以调解过去和现在。我理解父亲对于语言研究这项工作的执着，正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挣扎的外在表征。

　　那么，再说回问题，父亲在这项工作中获得了什么，为什么说过去可以把人带向新世界？对母语亚拉姆语的研究，一方面使父亲在新环境中获得了方向和力量，减轻了在新环境中的矛盾感和迷茫感；另一方面研究成就使其走向更远，当了教授、去了美国，最后找到了他的自由之地、寻到了他的乐园。

　　番外：

　　有感于书中约拿在美国纽黑文生活时的那段矛盾，说说“回不去的故乡”：

　　约拿在美国的前几年，弟弟妹妹们的来信中谴责他抛弃家族，他也曾痛苦地想：逐渐远离了父母兄弟，远离了故乡的生活环境与习俗，我是否应该回到家人身边？那里不是我的根源吗？但是，我现在每根神经都在抗拒返回以色列，为什么？内心在交战。

　　这个矛盾在书中约拿到了洛杉矶后有了答案，留在美国。因为自由，这里的开放、自由、天真，与小时候那个有安全感、自由的札胡很像，这才是自己追求的，并非一定要绑在故乡和家人身边。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五)：我在《父亲的失乐园》里看到的……

　　也许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期突然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个地方来？”“我真正的故乡在哪里？”但是，当一个人开始真正去寻找一些足迹时会发现，其实从你出生开始，你的父母就在以自己的方式讲着过去的事，而那些过去会在你的不断辗转中慢慢变成你自己内心里的失乐园。

　　我们是自己家族的继承者，是家族能够延续下去的一条线，是肩负着继续下去的责任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知道过去，融入过去。

　　在这本书里，我可以通过一个犹太人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再到美国的足迹里看到无数个库尔德斯坦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的是亚拉姆语，而将我们和他们连在一起的这本书。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六)：无法拒绝的遗产

　　经历过世事的人都知道，要和父辈和解并不容易。如果父辈是有着沉重历史的，那就更不容易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像是一份不得不接受的遗产，接受它也就是直面自己，而一个人得足够成熟，才能够自觉承担起这一点。这种代际冲突与传承，差不多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在不同文化中都在不停地上演，也正因此，那不仅仅只是个人生活的微小事件。

代沟

　　美国犹太裔作家阿里埃勒·萨巴尔在《父亲的失乐园》中写的，大体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但还不止如此。因为他父亲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身份：加州大学亚拉姆语教授，也是世上仍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极少数人之一。作为第一代移民，父亲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有着卷曲的头发和橄榄色的皮肤，在儿子看来是“一个外表和说话怪里怪气、穿着打扮也很诡异的人”，整天钻研没人能看得懂的学术问题，写的专著甚至连窃贼也没兴趣；而儿子却是在阳光灿烂的加州长大、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少年，因而父子俩是“他活在他的星球上，我活在我的世界里”。儿子有意识地抗拒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却又无法完全拒绝——至少不能拒绝他的血脉、怪异的姓名，阿里埃勒（Ariel）正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名字，换成英语应该叫利奥（Leo）才是。这当然是代沟，只不过这一家人的代沟还比别人家更宽更深一点。

　　这一家人的身份的确非常特殊：在1950年之前，萨巴尔家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群山环抱的角落里世世代代生存了两千七百多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离散犹太人群体。虽然说不上与世隔绝，但那些村落也的确遥远偏僻，结果倒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祖先传下来的亚拉姆语。1930年，在萨巴尔一家所居住的伊拉克边境城镇札胡，仅有1471个犹太人，他们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后仍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时至今日，日常使用亚拉姆语的人加起来也不足1万人。中国人对此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对中东的历史文化而言，这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的两千年里，亚拉姆语曾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通用语，耶稣及其门徒说的就是这种语言，一部分《圣经》最早也是以它写成的，因而有人戏称这是“天堂的官方语言”，亚拉姆字母甚至还是蒙古文、满文的源头。

　　这样一种语言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事实上，它也是萨巴尔这样的库尔德斯坦犹太人身份的核心，象征着传统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当他家1950年移民到以色列后，被人贬低为“来自落后地区的土包子”，很多人因此自卑，而去学习更有用的希伯来文，但这一家的长子约拿·萨巴尔意识到，那些过往的传统不仅是一个可以带来安全感的藏身之地，还可能是救赎之道。最终，他在希伯来大学攻读语言学学位之后，被耶鲁大学录用。他自此终生都把自己的传统和根源视为富矿，不断挖掘。虽然他娶的也是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但对他的儿子来说，父亲始终都埋头在研究一种垂死的文字，又是出身于那样一个颠沛流离的边缘族群，这实在一点都不酷。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父亲所代表的身份正是儿子竭力想要拒绝的，他在书中说得明白，“我是萨巴尔家族的家庭故事看守人，是家族荣誉的护卫，是家族传统的捍卫者。身为一名库尔德父亲的长子，大家说这些都是我的职责。但我打从出生前就开始抗拒这份责任。”原因很简单，在美国这样一个大熔炉里，每个人都可以（甚至必须）忘掉自己的过去，重新开始，而在儿子看来，父亲所珍视的“过去”，对他迎接美国式的现代生活往好里说是个包袱，往坏里说则是个障碍。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美国汉学家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移民心态：由于在很长时间里，“苏北人”在上海总意味着是贫苦出身，因而在社会偏见和歧视之下，“上海的苏北人往往费很大力气来掩盖其身份。最常见的办法是，他们在家外或在邻里不讲江北方言，部分是为了避免惹麻烦，但也是为了确保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苏北人身份。最年轻一代的成员就连在家里也不想讲苏北方言。……有些人以自己是苏北人为耻简直做绝了，有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竟同他们的父母完全脱离关系。”

　　很多在1948年后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都经历了这样痛苦的心理转变。虽然很多宣传资料上将那时以色列从伊拉克、也门、非洲等地接回犹太人的举动渲染为史诗般的壮举，但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相是：以色列虽然自视为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宣称对这些离散已久的子民一视同仁，其实却仍然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最早构想出“犹太国”方案的西奥多·赫茨尔出身于奥匈帝国，因而在他的愿景里，未来的以色列“应该像是一座约旦河上的维也纳城”，而创建以色列的主要力量也是东欧犹太人，在他们眼里，那些来自中东穷乡僻壤的犹太同胞与自己的共同之处，大概就像纽约的白人精英说自己和非洲草原上的黑人一样是人类。以色列之所以想要吸纳这些人，不是因为同胞之爱，而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要想在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得有足够多的人口。事实上，以色列的精英们常常毫不留情地嘲讽和鄙视中东的犹太人，说他们是“一群彻底原始的人，他们的知识程度不但几近绝对无知，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大脑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任何知识性的东西……完全受野蛮原始的本能主宰”，认为这些东方移民的涌入会“将以色列的文化水平下拉到周边世界的水平”；连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也公开宣称他们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另一位总理梅厄夫人则质问“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些移民提升到合宜的文明程度？”1950年代担任世界锡安组织及犹太办事处主席的纳胡姆·戈德曼公然说“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身价是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出身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身份就仿佛成了家族的耻辱，他们原本在故乡没怎么受到周围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邻居的歧视，现在鼓足勇气、抛下财产移民到了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反倒变成了二等公民，很多人不是陷入忧郁就是为生活忙碌得失去自我。对约拿·萨巴尔来说讽刺的是：真正的“应许之地”被证明不是以色列，反倒是美国，他在这里才得到了尊严、自由和被人平等对待的权利。但曾经的痛苦并没有完全过去，实际上，儿子对待他的态度，很像是以色列人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歧视，都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某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传统烙印。儿子从小对父亲保持距离，并不是父亲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代表着儿子惟恐避之不及的过去，与此相反的是，“父亲的人生奠基在一个概念上：过去比什么都重要”。矛盾点在于，对于同一个“过去”，两代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最终父子的和解，与儿子的成长，就体现在他开始体会到“父亲是对的”，直到他自己也终于当上了父亲。

　　这可能是很多家庭代际冲突的缩影，要说萨巴尔一家有什么不一样，那只是因为他们既是移民，又是犹太人，因而这种冲突表现得更为特异一些。本身就是东欧犹太人后裔的美国批评家欧文·豪曾在1977年出版了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父辈的世界》一书，其中刻画了这些承受了过度重负的东欧犹太人父辈们，如何在美国这片新的土地上期望孩子们出人头地，以报偿他们一生无时不在的焦虑。可悲的是，这反而在家庭内部造成了一种更加难以缓解的紧张感，因为儿子们知道，“在曾限制过父辈的环境与现在对自己开放的环境之间，距离是多么大。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渐渐形成一道鸿沟，无论醇厚之情还是善良愿望，都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内心的耻辱，外表的恼怒，一种很少并存的忧难——生活把人们拆散，如果父子双方能真正设法了解客观现实时，他们可能会承认，谁都不该受到责备。”在书中，欧文·豪引用了杰罗姆·韦德曼的小说《坐在暗处的父亲》里一段令人难忘的描写：

一个儿子说，每天夜里他的移民父亲“坐在黑暗中，独自一个人抽着烟，直盯着前方”，他感到别扭。这位父亲坐在厨房一把不舒适的椅子上。“你在想啥，爸？”“没啥。”“出啥事了，老爹？”“没啥，儿子，啥事也没有。”有一夜，儿子归来迟了，他能看见父亲躬坐的身躯更加幽暗，他仍坐在那把椅子上，双手放在膝上，口含熄灭了的烟斗，双眼直盯着前方，不见眨眼。无话可说，既不争吵，也不修好。“你在想啥，老爹？”“没啥，”父亲答道，“没啥特别的。”

　　“沉默的父亲”这种形象，似乎是很多家庭中的景象，以至于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总是沉默的。在《父亲的失乐园》里也是如此，萨巴尔父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倒是通过母亲在进行。大二那年，儿子认识了自己心仪的女孩子，想要娶她为妻，但和家里说了之后，也是母亲在吃早餐时委婉表达反对意见：“阿爸和我聊过这件事，我们希望你不要太认真，因为她不是犹太人。”此时，“父亲一直低头吃着他手中那碗葡萄干燕麦粥”，一句话也没说。看着这样沉默的父亲，儿子的反应是怨气上冲，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竟然还要因为父亲是犹太人而放弃自己所爱的女孩。他拒绝了。

　　说到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父亲是什么样”，而在于身为儿子的“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在年轻时，你可能会想着成为一个和父亲完全不同的人，但在更成熟之后，就会意识到，刻意的切割不仅是徒劳的，也是毫无必要的。“拼命否定父辈”并不能就让你变成比他们更好的人。这是很多通俗文学的母题：在《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对唐僧的反感，就很像一个叛逆的儿子对唠叨的父亲的反抗，他约了妖魔鬼怪一起吃唐僧宴明白象征着他的弑父行为，但最终他在参悟之后，领会到了人生的真谛，终于自觉承担起西天取经的重任。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有时也是这样，就像中国人也曾想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完全打碎，但即便再决绝，在别人眼里你也仍然是中国人。没有“过去”的“未来”就丧失了自己的根，与父辈和过往的和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自己的重新认识。

父辈的礼物

　　在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过去有什么价值？那可能仍然代表着某种情感上的纽带，但在一个奔向未来的全新国度里，却可能处处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书中说的，在当时正依据欧洲理想塑造新认同的以色列，“故乡的一切仿佛无谓的重担，不如抛诸脑后”，尽管约拿·萨巴尔发现“如果能谨慎地处理过去，从恰当的视角研究它，那么过去是可以把人带向新世界的”，但能做到他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母语变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宝藏。何况，他出版新亚拉姆语与英语对照词典（A Jewish Neo-Aramaic Dictionary）时，尽管这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世上第一本此类词典，但他儿子却只觉得这“仿佛一座金碧辉煌的坟墓，收容一种垂死的文字”。

　　这里面的讽刺之处在于：在儿子看来是紧抱着“过去”的父亲，在别人看来却是抛弃“过去”而自顾自己前程的。弟弟们觉得约拿在耶鲁读博士、娶了美国姑娘而不回以色列，已经成了抛弃祖国的叛徒，不仅是在爱国心和民族情感上，而且是在道义上。他似乎是在接手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在抛弃个人过往的同时，又紧紧抓住它。他有句话说得很好：“在课堂上，我是把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传授给未来，那个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但那个未来并不真的属于我。”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父子和解的机会在于重新认识那个他们共同所属的“过去”。2000年初，儿子写了一篇“我父亲为好莱坞提供亚拉姆语参考”的报道，因为好莱坞一旦要拍摄诸如所罗门王宝藏、波斯帝国甚至耶稣事迹这样的题材，总不免要用到亚拉姆语，这时就需要请专业的语言学家出马。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报道所激起的反响，竟然比他当记者五年来写过的谋杀案、飞机失事、政治丑闻、贪污腐败等事件还要大。甚至在文章刊出几个月后，还有摄影师同事近乎恳求地问他：“你没有继续写你父亲的事吗？”

　　父亲和那个“过去”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儿子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就像忽然发现家里那个落满尘埃的角落，其实藏着价值连城的珠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儿子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父亲的遗产变得“很酷”了，才促使他发生了这样的认识转变。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并由此触发了他的进一步行动：在那篇报道四年后的2004年，他毅然辞职，正式投入追寻父辈足迹的旅途。那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在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之前是不可能访问库尔德地区的故乡的，毕竟他们一家不仅是犹太人，还是美国人。父子俩冒险重回阔别半个多世纪的祖居地，这里已恍如隔世，千百年历史的犹太公墓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已被压路机埋在厚厚一层柏油底下，除了少数邻居，再也没有熟人，而小时候走散的亲人也在这些年的战乱中失去了音信，然而不管怎样，他们是回来了。

　　尽管在这些年的自治之下，这里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小地方，然而反过来说，当年也正是这种交通不便才使得它能在孤绝的环境中保留一种在别处早已失传的语言。因此，“穷乡僻壤的土包子”和“完好保有语言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他们的不幸正是他们的幸运，他们之前受人嘲笑歧视之处也正是他们后来备受赞赏的优点，正如父亲曾被嫌弃的那些东西最终被证明为是给儿子最可贵的遗产。不仅如此，公众还普遍认为“书写自身文化遗产”才包含某种值得被认可的“本真性”。美国学者Henry Lewis Gates Jr.曾引述许多例证证明：只有当美国艺术家们（无论是非裔、犹太裔还是欧洲裔）书写其民族自身经历时，才会获得很高的赞扬，但同样的作者如果去书写其他族裔的经历——例如犹太人去写黑人的经历——其著作就会遭到忽视。

　　人类学者海力波在《道出真我》一书中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广西靠近越南边境的那坡县生活着一群“黑衣壮”，他们早先一直被视为是壮族最原始落后的一支，生活在深山里，由于太穷，别的壮族不仅不和他们通婚，甚至都不被主流壮族群体接受为是本民族的一分子；然而到1990年代后，他们却摇身一变，被看作是保留着最纯粹壮族文化的一个群体，此时其他绝大多数壮族都因为和汉人频繁交往而汉化，缺乏民族文化特点，而黑衣壮却还穿着独具民族特色的裙装，在深山里保留着很多特殊的民族文化。正如海力波所言，“同样的人、文化与习俗在浪漫主义的‘原生态’话语和启蒙主义的‘原始’话语中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意义”，现在追求的不是急切融入进步主义的主流文化，而是各自保持自身特点的多元文化主义。

　　这在《父亲的失乐园》中也说得很清楚：“我回溯过去的动机完全不同。我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也没有离开过任何地方。我之所以穿越时光隧道走向过去，目的只是为了比较清楚地感受到我对历史的亏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自己能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但我儿子的诞生仿佛是个因果轮回，他存在的事实冷酷地提醒我，生命是一种连续；我们不只是我们让自己变成的那个人，也是自己的根源所系的那个人。”作者虽然从小读了九年的希伯来日校，参加过犹太夏令营、犹太会堂，但内心却一有机会就在反抗，他本人就不算是很严格意义上遵循教法的犹太人，妻子也不是犹太人，但他仍然决定还是要让儿子去上犹太会堂，教他认希伯来文字。

　　这种传承原本一直是不同文化的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却出现了巨大的危机，老人不再是智慧的象征，而成了无能的象征，不是年轻一代向他们学习，反倒是他们经常不得不向年轻人学习。其结果，老人在家庭里被边缘化了，儿孙们都不愿听他们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尽管那可能凝结着他们一生最重要的某些教训。美国学者贺萧在陕西实地调研后写出了《性别的记忆》，深入刻画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新中国社会变迁，然而她在采访那些村庄的老年妇女时发现：“这些妇女在讲述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想听她们的故事。”在日本，很多年轻人对“敬老”也没什么体会了，在一些村子，是借着老人教孩子们做腌萝卜，才使他们意识到可以从长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而老人也因此重拾起被需要的感觉，觉得人生有了意义。在《父亲的失乐园》里也有一段描绘了这种代际互动，当妻子向奶奶询问往事时，“奶奶坐直了身体，眼睛发亮，仿佛一个长久被人遗忘的木偶忽然感觉到师傅又开始扯动起她的拉绳了。接下来的连续四个夜里，她带领我们踏进一篇充满大灾难与小胜利的人生史诗”，“说着故事的奶奶闪闪发光，有如注满燃油的灯台”。

　　这也不仅是安慰老人的“唠家常”，而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老人身上的这些人生经历和知识经验。多年前我曾协助张惠英先生编纂《崇明方言大词典》，在每个词条校订的过程中不得不经常留意母亲说的话，我才意识到，虽然我从小就说这种方言，但有许多词汇和说法竟然是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将老人看作无知无能，可能是比以前将他们看作全知全能更大的错误；退一步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发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仍是“有用”的，总是值得欣慰的事，一旦它们被带进坟墓，那是对文化生活多样性的一种损失。

　　现代生活给了人们充足的自由，一个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正如书中所说的，“美国让人可以当自己想当的人，这是美国的惊人之处。不过，自由和接受一切的结果就是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何方。”这其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而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们是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木匠的儿子只能是木匠，而不要妄想成为银行家或教授。在这一点上，如今的人们的确比祖辈自由得多，也正因此，我们应该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与生俱来所接受的礼物：既然作为传统它已经无法有效束缚我们，那么何妨坦率承认它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已由2017-10-14“喜马拉雅FM”发布，可试听：http://m.ximalaya.com/69149360/sound/54321662？inviter=69149360&signature=1f93f40e22888a0e30e6ff71ab282d85

　　《父亲的失乐园》读后感(七)：与阿里埃勒•萨巴尔对谈

　　【摘自】《父亲的失乐园》（新星出版社，2017年）

　　Q：你曾经在一家知名报社拥有一份好工作，事业正起飞，但你忽然决定辞职，在缅因州的农场闭关好几年，重建家族历史。根据我的了解， 你辞职的时候根本没有签下任何出书合约。这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当时你为什么如此强烈感觉必须将这个故事流传于世？

　　A：那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将近七十，他那一代的库尔德犹太人——也就是最后一批对在伊拉克的生活仍保有鲜明记忆的犹太人—— 也都逐渐白发苍苍。我担心如果我不开始行动，他们的珍贵记忆将随着他们入土为安。我见过许多在库尔德地区出生的犹太人，他们的儿孙辈大多对自己的根源不但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随着我对父亲的过去越来越好奇，我开始体会到一种责任，希望在一切都太迟之前，记录下他们精彩万分的生命故事。那同时是一种身为人子和记者的使命感。我唯一的遗憾是开始得不够早。我有好多问题想问我的祖父母，但他们在我开始这趟探索旅程之前就已告别人世。

　　Q：童年时代的你是个淘气包，几乎每次参加犹太夏令营都被踢出来， 你在西洛杉矶读希伯来日校时也常被留校监管。你把这些不良行为归因于你对父亲的尴尬感受，你觉得他这个讲话带着中东口音、穿着品位非常 “独特”的移民让你丢脸。不过，所有的小孩应该都曾经觉得自己的父母很奇怪吧？这不就只是单纯的青少年叛逆而已吗？

　　A：在某个层面上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也曾经觉得我母亲让我很尴尬，她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呢！不过，我在一九八○年代的洛杉矶努力让自己变成酷帅的洛城小子，洛杉矶不管在任何年代都非常注重人的外表形象，以至于我对父亲有一股特别的憎恨感。他在一个明星云集的时尚城市里穿得怪里怪气，他的粉彩格呢西装看起来就像一九六○ 年代高尔夫球场上的打扮，不过他根本不打高尔夫球，甚至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在奥迪和宝马满街跑的洛城，他开的是一辆破旧的丰田Tercel。车里的音响坏掉，还买手提式收音机挂在方向灯杆上。他的故乡所在的中东地区让很多人听到就怕，特别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伊朗人质危机之后那几年。如果要说我是青少年叛逆，那么我叛逆的对象非常特定， 就是我父亲，还有那些我认为是他的替代者的东西，也就是犹太学校或夏令营之类的组织机构。

　　Q：你长大后终于有勇气要跟世人分享你所传承的一切。你得到的反应是什么？

　　A：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遇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说： “你的意思是，世界上有犹太裔库尔德人？我完全没有概念，我甚至不知道以前伊拉克有犹太人。”伊拉克犹太人的故事竟然如此鲜为人知，这让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惊讶，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人在犹太教历史中扮演过多么核心的角色。他们就包括在最早从古以色列流散到异乡的犹太人之中，他们一直自视是 “失落部族”的直系后代。中东犹太人在一九五○年代初回归以色列时，伊拉克犹太人正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群。现在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格达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

　　Q：巴格达或伊拉克中部地区的犹太人，也就是所谓“ 巴比伦犹太人”， 跟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犹太人是否有许多共同点？

　　A：这两群人非常不同。巴比伦犹太人写了《塔木德经》，建造犹太高校，经营大公司，在政府里当高官，说阿拉伯语。相比之下，库尔德地区犹太人则是在偏远的山区城镇村庄以极弱势群体的形式存在，他们基本上跟犹太生活的核心完全脱节，更有甚者，库尔德犹太人本身之间也罕有机会互相往来。正因为他们这种孤悬在偏乡的处境，让他们一直得以保有耶稣说的古老语言——亚拉姆语。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将近三千年的历史狂澜之后，居然能成功地保有自己的信仰、语言和文化血脉。

　　Q：书里有一段故事令人非常心酸。你父亲的姐姐莉芙嘉在还是个婴儿时被人抱走，从此无影无踪。2005 年你到伊拉克时曾经试着找她，你心想，也许她还活在人世上。在反恐战争之后的伊拉克向当地人打探七十年前一个犹太女婴被阿拉伯人掳走的事，这听起来是个相当危险的命题。你在搜寻过程中有时略显失去理智，甚至脱离现实。为什么要找到她的念头这么强烈？

　　A：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如此。我变得有点儿疯狂，心理不太健康； 当时我父亲跟我共处，他绝对很乐意证明这点。我想，在搜寻过程中， 小时候那个捣蛋鬼依然在我体内作怪。我心想，只要我能靠这股蛮力不顾一切地在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找回失散多年的姑姑，那就足以救赎所有我身为人子和犹太人的缺失。她就像萦绕在家族历史中的一缕幽魂，我越是抓不到她，就越想抓到她。

　　Q：你的父亲似乎相当谦逊，不是那种竭尽所能想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你告诉他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他有什么感觉？

　　A：我想他起初大概以为我只是随口说说。过去我鲜少对自己的根源表示兴趣，所以我认为他心里一定觉得那只是我的异想天开。可是当我辞掉工作，开始要拉他回到他在伊拉克的故乡，他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我父亲的确很不喜欢出风头，他在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但每学期开学第一堂课他还是会怯场。就许多方面而言，这跟他的文化背景有关。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库尔德斯坦生存两三千年，是因为他们一直压低身段， 懂得保持缄默。他们自立自强，但不会自我膨胀。在某些层面上，我认为他对自己成为一本书的主角不太自在。但我认为他同时也觉得骄傲。他这辈子都在努力维系他那被遗忘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后来他看到自己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决定继承衣钵，就算时间有点儿晚，我觉得他还是骄傲的。

　　Q： “天堂、乐园”是本书的一个主题，但乍看之下，读者可能会以为那只代表你父亲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故乡——札胡。其实这个主题是不是更复杂些？

　　A：的确。事实上，书中所有的主要场景都代表了某种天堂乐园。札胡、犹太人和基督徒在那里和占多数的穆斯林和谐共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千百年来魂牵梦萦的应许之地；洛杉矶，一个位于新世界边陲的梦工厂，人们从各地前往那里打造自己的伊甸园。我们对天堂乐园都有一些想法，但有些想法并不如表面所见。对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而言， 天堂确实是一种假象，他们迁居至梦寐以求的以色列故土，但在那里， 库尔德人和其他塞法迪犹太人必须忍受贫穷和偏见，他们因而大失所望。相对来说，有些天堂乐园是我们自己打造出来的。我认为对我父亲而言， 洛杉矶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父亲和我到洛杉矶西区一家时髦的露天购物中心，在美食广场里喝咖啡。他喝着他的咖啡冰沙，手里抓着一本关于古代语言的书，感觉暖风拂过他的脸。他跟我说： “阿里埃勒，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札胡。”我当时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我想我现在懂了。

　　Q：现在的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时，写的都是教派仇恨、暴力、混乱之类的内容。你的作品能让我们对今日的伊拉克有什么新体悟？

　　A：我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在一个并非那么久远的年代，伊拉克曾经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典范，不同宗教和文化在当地兼容并蓄。千百年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那里实践各自的信仰，并肩生活工作， 他们是邻居、生意伙伴或朋友。如果伊拉克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那就是当地目前的状况绝非无法避免。

　　Q：关于现在的伊拉克，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透露希望的曙光吗？

　　A：就是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当然，如今当地的库尔德人都是穆斯林， 但他们在学校里用很开放的方式教导孩子认识基督教和犹太教。我父亲和我造访当地时，当地库尔德人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许多人充满怀念地说起当年和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和生意买卖。让我惊奇的是，札胡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依然把我父亲成长的那个城区称为 “犹太区”。侯赛因曾经企图把它改名为 “解放区”，虽然犹太人离开已经不止五十年了，但札胡居民还是沿用旧名字。所以我认为希望是存在的。

　　Q：如果找寻你的姑姑并没有为你带来原本盼望的救赎，后来你是怎么找到救赎的？

　　A：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救赎，但我觉得自己确实站得比较稳了。对我而言，救赎可能与我的儿子赛斯有关。我自己远远称不上是个完美的犹太人，我娶了异教妻子，没有每星期六上会堂祈祷，经常不吃符合教规的洁食。但我试着用一些小小的方式，教导赛斯他来自哪里， 设法让他跟他的根源产生联结。我让他看我去札胡的照片，用电脑听库尔德音乐。我带他读安息日祈祷文，于是每星期五晚上他就会在烛光下、面对着面包朗诵那些古老文句。我带他上会堂，教他看希伯来文字母， 他也慢慢学会一些基本词汇。我认为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有时并不容易， 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让人可以当自己想当的人，这是美国的惊人之处。不过，自由和接受一切的结果就是你很容易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们每天都得设法取得平衡，那是一种日常的奋斗与自我协商的过程， 而我需要努力的还很多。我们无法倒转时间，无法假装传统绝不会消失， 无法保证每一代的人都会好好地将前人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父亲一生的志业都在保存他那逐渐消逝的语言和文化，如果说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那就是我们绝对拥有足够力量，可以真正把握在过往里最珍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