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10篇
《贸易打造的世界》是一本由[美] 彭慕兰 / [美] 史蒂文·托皮克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80元，页数：5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一)：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
随着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全球化早已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尤其是随着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化进程中的明显不足，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个别国家甚至提出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不过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通过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深度互动创造条件，它不仅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理念，更是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同时承载着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新使命。也就是说，尽管当今的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期，但长远看来，全球化依旧是大势所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正日渐加深，全球贸易的范围和规模也会日益扩大。
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全球化进程之前，是什么促进了世界贸易市场的发展，又是什么促进了各国贸易之间的联系呢？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经过各种因素杂糅作用后，谁都无法判断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出现接踵而至的意外，也可能会一帆风顺的向前走。时过境迁，蓦然回首人类走过的这条并不平坦的贸易变迁之路，我们会发现，某些曾经遭遇过的危机和挑战虽很难再卷土重来，却对如今人类面临的困境极具指导意义。
对此，为了引发更多读者的思考和讨论，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全球贸易史专家史蒂文•托皮克合作撰写了《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其中有不少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以贸易为主线贯穿六百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并以83篇与贸易有关的历史故事为切入点，围绕市场准则的形成、运输手段、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移植、暴力经济学、如何打造现代市场、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等七个方面，毫不避讳地谈论了文化、政治、地理、个体、价值取向等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互为影响，从而将世界体系分析与地方研究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
毫无疑问，若是与其他介绍世界史的书相比，本书的一大亮点就在于，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根植于全球贸易体系的世界观，在世界贸易走过的这六百多多年里，贸易其实给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后果，却又偏偏连接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当然，正是因为贸易的不断发展，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相互融合，改变了各国原有的社会环境，才能最终促成全球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
《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二)：贸易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
众所周知，经济当今世界赖以发展的必备条件，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贸易的发展。大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可以说最初是由贸易将彼此紧密联合在一起，使不同地域的人获得了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使不同的物种得以传播至世界各处，同时也使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全球化的最初基础，便是贸易，所以此书的书名《贸易打造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说法。
不过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并非只有益处与进步。按照当下的营养学说法，控制好每天糖类的摄入，对健康是十分有力的。可是就在世界近代初期之前，甜味并非是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的美味，食物中若是想要有甜味这一美妙的滋味，只能够通过蜂蜜来添加，而贸易使甘蔗得以在全球被种植，同样也是得糖类被更多的人享受的到。
据说总是需要维和部队前往维持秩序的海地，就是因为糖的贸易而从热带天堂沦落为扶贫帮扶对象的。同样还能够举出的历史诸如造成清政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的那场战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贸易造成的，只是所交易的那东西实在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虽然促进了英国的发展，但是却给别的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所以说贸易这东西还真的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想要了解它并学会运用它，需要全方位的去观察并分析。
《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共分七个部分，它通过与贸易有关的诸多故事举例，将几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一一呈现出来。在此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贸易的发展与变化。政治、文化、地域等诸多与经济息息相关的元素也将出现于其中。他们是与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彼此相互制约与影响。
刚开始看时确实是有些被这本书的书名所唬住了，本以为是一本很枯燥的专业类书籍，翻开看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这本书是由一个个的与商业贸易有关的短篇文章所组成的。读起来并不算累，连我这种商业小白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略懂一些贸易知识的人，阅读此书应该是更是轻松自如。如果说想要初步了解掌握一些有关于贸易或者是与之相关的东西，这本书倒也不妨一看。
《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三)：多角度观察全球世界贸易变迁
这本书的副标题“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可能更好地概括了这本书要描述的对象——六百年来世界贸易的变迁。这本书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
过去的关于全球贸易的历史往往把描述的重点都放在侧都市生活上，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写更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关注的却应该是乡下人，除非我们要写的是在非常接近当代的时期、在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说，不大有名的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本书，作者当然写到了历史上的大人物，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在叙述世界贸易的故事的时候，讲了不少不怎么有名的人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怎样影响了世界贸易，又是怎样被世界贸易所影响。
本书以八十多篇关于贸易的历史故事为主线，从市场准则的形成、运输手段、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移植、暴力经济学、如何打造现代市场、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等七个主题，讲述了世界贸易六百年的大致发展历程。当然，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回望六百年来人类世界在经济贸易上走过的历程，更为重要的，在于本书主要是试图将两种看似并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关于世界贸易和国际国际交往的，过去人们往往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向着那些著名的伟人：马可· 波罗、郑和、科恩、亨利·福特等等，对他们的事迹津津乐道，而普通的故事几乎很少涉及。而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开始流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本书的两位作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教育，这本书可以说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这种观念关注的是国家内部、区域内部或社区内部的普通人，当时的学者认为，只有在非常本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
正如作者在这本的中文版序言中所强调指出那样，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本书中的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都能够说明和论证这一个结论。
在这本书中，作者指出了过去关于世界贸易研究中常常忽视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这些问题也值得有关研究者引起注意。这本书对于我们多角度观察全球世界贸易变迁，还是很有帮助的。
《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四)：全球贸易的无奈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贸易全球化实在太顺理成章了。我们甚至可以逆推出它的历史轨迹：不同商品的需求催生出以物易物的地方贸易，随着金融工具的完善、各地联通、法律支持、运输工具的配套，世界另一头的商品也变得唾手可得。但是，你思考过其中有多少“怪”现状吗？譬如，我们宁肯去买贴了知名品牌商标、远渡重洋而来的冰冻肉类，却不再信任小区门口的路边摊。我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注重消费品质，却对消费品本身的了解越来越贫乏了。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贸易世界。在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还有更滑稽的例子：岛上堆积的鸟粪拯救了地方经济、平原上的牛却让牛仔不复存在了、被海盗打劫的良民争先恐后地入伙当海盗……贸易就算有规则，也教人捉摸不透。
所以，《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两位作者做了一次“反向切入”，用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例子来探讨贸易全球化“不是什么”。我们走过了漫长征程，苦乐喜悲都是始料未及。
最可叹者，莫过于生不逢时。加乌乔牧民便是一例。向时奔牛甚多，加乌乔人称雄平原，是天生的牛仔。当肉牛需求增加了，加乌乔人非但没能大展拳脚，反而没落了：无拘无束英姿雄发的牛仔，怎甘心受制于人成为流水线上的牧场工人？同样的，商品也会生不逢时。比如，洗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就乏人问津，人们怀疑水质达不到自动起泡的标准。好在商品的寿命比人长，可以待价而沽。到了1950年后，女性纷纷离家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轮到洗碗机来填补部分家务的劳力。
可见，需求的力量非但不足以推动市场，有时还会起反作用。决定贸易的因素太多了，看似无关的线索也可能是贸易的命脉。书中重点分析的两座中国城市泉州和上海便是极好的例子。泉州作为港口的黄金时代，在唐宋之间。作者认为，即使在海岸地理环境极具可塑性的今天，也没有哪座城市比那时的泉州更具世界性。其繁荣自然也不只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动荡时局下，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的庇护是更重要的因素。贸易造就的富人们斥资兴城，进一步发挥了有限的农耕资源、扩充贸易。而上海的崛起更让人意想不到，作者称其肇因于一场内战：太平天国之乱阻断了华南向北方输送大米的漕运路线，上海得以借海运获得丰厚利润，也使其配套设施进一步现代化。尽管中国沿海港口发展得有声有色，却未趁地利之便打造成一个海上强国。贸易商们都是“小富即安”吗？非也，他们的行为正合乎经济效益——迁就气候、顺势而为、规避风险。那建大船、远航，就是鲁莽吗？这也合乎效益，只不过是以其他动机衡量的效益，如传教、军事竞争、独占海洋等等。
地方割据、惨烈内战、合宜气候，贸易兴衰很难以环境有利或不利下定论。我们也很难简单以强化或弱化了一个国家，来区分贸易的影响。开放贸易令巴西失去了橡胶业，却得到了咖啡、糖和大豆的市场；瘾品之毒催生了生产国的奴隶买卖，也造就了西方国家的财富、货币化，薪资劳工；贸易扩张和货物商品化，倚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可不具人格性的有价之物（如债券）、社会生命（如银行、法人企业），又分明疏离了人格化的东西（如人类劳动力）……
今天，全球贸易可系于指掌之间。我们轻松享受其便利，却远未能对其了如指掌。贸易打造的世界，是身不由己。思量未来，则需放眼经济之外，窥世界全貌。道德的、文化的、乃至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当它们撑起一支杠杆，愿我们皆是有备而来。
——丁酉年读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贸易打造的世界》读后感(五)：无形的手，无情的手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有一个著名的隐喻“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意指个人应用其资本来追逐其私利的行为，会在无意识中增进整体的社会效益。这一隐含着基督教神学色彩的短语，在后来广为人知，常被用以指代市场机制的魔力：只要我们顺应这样的市场规律，就能将个体零散、自发的行为导向一个非意图的宏大秩序中——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五六百年来不断加速的图景就是全球化。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与史蒂文·托皮克在其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描述的正是贸易如何使我们的星球上不同地方的人日渐连成一体的。不过，与亚当·斯密那种注重经济学规律和社会秩序的乐观不同，他们在书写中潜藏着一些质疑：是谁、以什么方式应用其资本，又是如何追逐其私利的？整体的社会效益又是对谁而言？作为在研究生时深受“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影响的一代，他们的视角更关注对普通人生活和感受的理解，无法因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就忽视历史上“血腥的手和那只不可见的手往往狼狈为奸；甚至，往往这两种手为同一躯体所有”（本书页280）。或许可以这么说，“无形的手”向来也是“无情的手”。
市场机制打造的世界
虽然书名题为“贸易打造的世界”，但确切地说，现代世界是由市场机制打造的。贸易自古就有，但直到15世纪诞生于西欧的一种新型市场机制，才急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虽然这些闯入到世界各地的欧洲白人也是“做生意”，但其内在驱动机制却全然不同，这正是应予厘清的一个关键点。
对此，书中也有交代：市场一直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的，其有效运作有赖于人们在度量衡、价值、支付方法、合约等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更进一步说，人们在交易物品时，不仅是为了物质享受，常常也是为了获取社会声望或增进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社会行为。根据马凌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对礼物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中，经济活动从来都是深嵌入社会运作机制中的一环，社会和经济之间绝难清晰地予以划分——就像婚姻中的彩礼如果说成是购买新娘的费用，双方都会视为难以容忍的侮辱。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明确指出，“所有的交换，都表现出社会交往的某些方面，在考虑交换物质层面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的社会层面”，在原始社会中完全不存在充满竞争、价格垄断的市场，因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
这些看似属于常识，但对古典经济学来说却是全新的认识。因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就是存在一个独立分化且自我规范的经济领域，在其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贸易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每个人都在市场竞争中独自寻求自我利益的实现。但自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的研究开始强调：经济活动不是一个绝然独立的领域，而是社会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
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社会都有内外部贸易，但很多特定商品直到西方经济活动介入后才成为全球化商品。例如咖啡在1690年代之前仅栽种于也门的三个特定产区，其发源地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之前从未对外出口咖啡；南美洲的古柯虽然栽种、采收技术十分简单，但它最初也只生长于特定的生态区域，且对印加人而言是“神圣植物”，在宗教仪式和医疗中有重要意义，却并非拿来换钱的商品。中国的茶叶虽然在明清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但其生产仍依赖不同的产区，是“特产”而没有“品牌”，最上品的物产通常还是用以进贡的。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它发现市场机会时，有一种强大的创造利润的内在驱动力。这乍看好像没什么稀奇，谁不喜欢钱？但在传统世界里，绝大多数社会里的人们的确认为有许多东西都比钱更重要：北美印第安人办夸富宴来获得社会声望；佛教社会强调散财多做功德；中国人则觉得获得科举功名比赚钱更能光宗耀祖，因而有钱人家还会捐纳个官来当。换言之，对这些社会来说，赚钱只是达成其它目的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下，利润最大化本身就是目的。不仅如此，当时的西欧还出现了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旦发现市场机会，就有很多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只要能捞一票，哪怕走遍全世界。
无论哪种商品，要获得暴利，背后遵循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它最好成本很低，获利空间巨大，需求旺盛，且自己直接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所有环节，将产生的利润都收入自己囊中。各地的淘金热、对野牛等野生物种的滥捕、秘鲁鸟粪的疯狂采挖、巴西海岸森林的毁灭，说到底无非是因为这些自然出产的资源，人们无须付出任何“成本”却有巨大利润，而后人承受的代价有多大，他们根本无暇顾及。除此之外，早期的热门商品如香料、糖、茶、咖啡、橡胶等，无不是在欧洲有着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而它们之所以利润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都不能在欧洲本土生产，原产地遥远而产量极小，且须经过中间商的重重盘剥。
就像现代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者的思路也是一样的：自己来生产这些替代品以打破垄断，降低价格。为此可以采取种种办法：葡萄牙人直航印度，绕开中间商直接购买香料；荷兰人直接占领原产地香料群岛；将咖啡、茶树、橡胶等树苗从原产地偷运出来，在自然条件相近的殖民地大面积种植；但最具革命性的，则是葡萄牙人开创的模式：在非洲殖民地强制黑人奴隶劳工生产糖，这是现代工厂的最早雏形，自此欧洲人不仅能以低廉成本获得商品，而且还能稳定持续地生产出来。当然，对像中国这样既无法直接占领、又难以打破其垄断的大国，英国人除了进口替代（自行研发瓷器、并在印度种植茶园）外还有最后一招：输入鸦片来抵消其大额逆差。
相比起来，明清时代的中国虽然也参与国际贸易，但这种贸易形态并未从社会文化体系中脱嵌出来——在晚清朝贡制度遭全面破坏之前，贸易的考虑从未凌驾于政治、文化因素之上。在中国市场内部，盐、瓷器等重要物质的生产均由官府掌控，或实行专卖，或有官窑专供御用；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市场感兴趣的往往是某种“文化性商品”：如燕窝、鱼翅、人参、檀香木等只有特定文化中的人才会消费的物品。这一点本书虽未提及，但彭慕兰并非不知，至少他在《大分流》中也提及“搜寻檀香和其他在中国受到珍视的异国风味的输入品对众多太平洋岛屿造成了极大的生态破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当开往中国的船只开始装满鸦片时，它们才得到了解救。”这些物品除了胡椒外，大多都是采集而非种植、养殖的，而且脱离了中国文化的情境就很难理解。晚清郭连城在其《西游笔记》中记载游历意大利时被人好奇地问：“闻贵处盛馔必有燕窝，夫燕窝既无厚味，又多资价，而贵处相习成风，亦可怪矣。”实际上，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发现中国人对美国的商品大多兴趣缺缺，但却深信人参的疗效，虽然在美国人看来这仅是一种迷信，但他们乐于利用这一迷信，向中国市场大量输入西洋参。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传统的贸易并未从文化和政治体制中自主分化出来，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像燕窝这样的珍品，其提供与消费体现的是一种身份地位和双方的权力关系，至于燕窝本身究竟有多少营养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有市场需求、甚至也有伍秉鉴这样富可敌国的行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于自己在特定制度中的位置，从未谋求以自己的资本投入，去直接掌控海外的生产和进口替代，以牟取利润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中国商人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进行海外冒险，还因为像燕窝、檀香木这样的物品，其价值就在于其珍稀性，也没有一个社会中产阶级可以从中创造出广泛的市场需求来。
破坏性即创造性
理解了市场机制的这些特点，就能理解它在近代出现时，为何能如此强大、又如此具有破坏性。一言以蔽之，那都是因为这一套机制原本就是中立的、非人格化的，就像货币在流通中越是如此，就越是势不可挡；当它这样推行开来之后，原先世界各地那种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结的机制就首先遭到了全面破坏——这就是朝贡体制为何在近代中西遭遇中首当其冲被强力废除的原因。
与此同时，原先那种不同地方的贸易群体各自分工的默契也逐渐消亡了。近代之前的跨国贸易常常依赖某些特殊的离散性贸易群体，例如印度的帕西商人和南洋的福建人，他们可以在同乡群体内依靠天然纽带所赋予的信用从事经济活动，在名誉和家乡地位对个人行为还有强大约束力的时代，仅此就能让人按诚信做生意。但西方的新机制截然不同：它远道而来的目的就是绕过中间商包揽利润，因而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绝不手软，只有在初期不得已时才采取融入当地社会的妥协做法。不仅如此，西方市场竞争的理想型便是一种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充分竞争，因而正如萨林斯所言，“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自我的欲望，而在原始贸易中，每个人都要照顾贸易伙伴的期求”。换言之，在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这些新来的西方殖民者倾向于打破传统默认的互利惯例，而想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商品的双重入侵下，原本那些区域性的贸易网络逐一瓦解，自足与互利的伊甸园一去不复返，自此全世界连成一体，外面那个不知其面目的“世界市场”的微小波动，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饭碗。随着这一变化到来的，便是世界的加速流动：起初是商品，随后是人员、资金、信息和思想。虽然这一过程一直在进行中，但正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证明的，只有到19世纪才出现了铁路等空前强大的基础设施技术，使得流通的规模骤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这冲决了世界各地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传统社会，使他们如梦初醒地发现自己原先的生活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在这样大规模破坏的基础上，新的统一标准才能得以建立。无论是米制的度量衡还是时区制，都是在19世纪得到贯彻，这恐怕并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流通的加速不仅使时间、距离的阻隔消失，传统的中间商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加速了社会的动员并加剧了冲突——这种感受，晚清时的中国人应该感受尤为痛切。这种时空压缩的危机感就好像原本远在天边、对你的平静生活无从干扰的外星人，忽然带着武器出现在你家门口一样，使得人们在惊慌中急迫地行动起来，原本避免冲突的距离感也以极快的速度日渐消失。
在此，书中反复强调的是：新技术、新事物的引入，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铁路在19世纪被视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利器，然而在1910年就已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总长占全亚洲85%）的印度，却未能迅速跻身现代社会，且铁路本身也获利微薄，实在令当时的欧洲人大惑不解。原因可用一句话概括：印度的铁路系统原本就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它的很多线路最初的建设目的是为了输送军队或救荒，英国殖民政权又向投资铁路建设者提供绝不亏本的保障，凡难以获利的线路就由印度纳税人补贴不足。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所施加的干预，使得英国金融资本家稳赚不赔，而技术等又由英国提供，根本未促进印度本地的发展。换言之，从印度本身来说，这是“并非自己想要”却过早被迫掏钱来买入的一个奢侈品。这呼应了全书的另一个关键论点：市场的运作并不按经济学理想模型的纯粹利益交换来，政治和军事手段从来都不袖手旁观，“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是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值得补充的是，这里还遗漏了宗教的因素。
这诚然是对以往传统观点的修正，但却很容易绕回到另一个难题上来：如果西方模式下经济活动“其实也不例外”地和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那么为何是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像中国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吗？身为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两位作者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就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和英格兰哪个更有可能现代化的问题。这的确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丰富可能性的认知，但无疑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特殊性。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朝贡体制下中华帝国政治力量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市场力量决难自发分化出来萌生资本主义，也无从在那个年代以中国自身的贸易机制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来。不论好坏，我们正是凭借着市场机制的无情力量，才打破了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尝到了现代化这个煎蛋。至于你觉得这是破坏还是创造，那就要看你更看重什么了。
已刊2018-03-27《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 勘误： p.27：[莱佛士1819年创立新加坡]在那二十五年后，在上海创办国际租界的洋人：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应译为“上海公共租界”，1863年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上海英租界1845年成立，确切来说也不是二十五年；此处原文应是quarter century，按中文习惯似作“二十多年后”为宜 p.35：清朝认为，暹罗国将稻米运到广东(而非运来糖乃至鸦片之类无用、奢侈的商品)，乃是“很文明的行为”，为示嘉许，清朝更形扩大贡品贸易(暹罗人为此受益更甚于稻米运输业者)：此处译文所谓“很文明的行为”，按传统话语应是“输心向化之诚”，见《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罗传：“雍正二年十月，广东巡抚年希尧陈暹罗运米并进方物，诏曰：‘暹罗不惮险远，进献穀种、果树及洋鹿、猎犬等物，恭顺可嘉。压船货物概免征税，用奖输心向化之诚。’六年，帝谕暹罗商船运来米穀永远免税。” p.44：图例“17-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欧洲国家位于印度洋区域的聚据点分布图”：从图上英文看，分明应是葡萄牙在印度洋掌握海权的时代 p.126：加尔各答、伦敦两地的个体户贸易商：p.129译成“国家商人”，原文应是country merchant，确可译成“国家商人”，指英帝国在亚洲的私商，有时也作“港脚商人”，似宜统一 p.159：译注：公元805年，日僧最澄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的贺滋县，是为茶叶传入日本之始。按，应作“滋贺”，当时确切地说是近江国滋贺郡；又，此是茶种传入日本之一说，一般多认为荣西禅师（1141-1215）才是茶种传入日本的初祖 p.161：茶终究取代琴酒和啤酒，成为英格兰的国民饮料：此处“琴酒”原文应是gin，大陆一般译为“杜松子酒” p.216：萨特前往阿拉斯加的西特卡省（Sitka，当时为俄国一省）：确切地说，锡特卡当时是俄属美洲的首府，并非一省 p.236：诚如《民族》（The Nation）杂志所指控的，兼并夏威夷是“兼并糖，是为了糖，是透过糖”：原文想应是戏仿林肯的名言(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似应译作“属于糖、透过糖、为了糖” p.256-257：在从前的阿桑特（Asante）王国……此地在1898年之后是英属加纳（Ghana）的一部分：大陆一般译为“阿散蒂” p.300：苏碌苏丹国（Sultanate of Sulu）：苏禄 p.319：以牙买加为基地的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是一个词，中间不应有间隔号 p.323：四十年后，法西斯者的意大利兵力再次尝试：此处原文想应是fascist Italian force，应译作“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军队” p.333：在俄罗斯部分地区，茶块曾充当货币：一般称作“茶砖” p.338：商标智慧财产权乃是19世纪所发明：大陆一般译作“知识产权”，p.486便译作“知识产权” p.339：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wp）：group p.423：地图上“日耳曼帝国”，此是20世纪初情形，通译作“德意志帝国” p.443：当地贵族和商人希望他们拿东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的纺织品买香料：科罗曼德尔在印度东海岸地区，鉴于此处所指是荷兰人到东印度群岛的情形，为免混淆，宜将“东印度”改为“印度东部”或“印度东海岸” p.465：引入其他发明创新，包括世界上第一辆石油坦克。几年之后（1878）：坦克的问世是1915年的事，似无可能前此四十年就出现“石油坦克”，原文当是oil tank，指储油罐，tank一词的本意便是“水箱”、“水罐” p.471：1916年珀欣（Pershing）将军：通译“潘兴” p.475：沙特族（Al Sa’ud）阿拉伯人：严格地说是沙特家族统治的阿拉伯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