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的读后感10篇
《我的凉山兄弟》是一本由刘绍华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0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一)：现代化浪潮中的“我”
“只发生过一次的事等于没发生过。”（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重之轻》） “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
序一、黄树民《千山独行》
双重污名、贯时性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 、现时性研究synchronic approach、通过仪式、普世价值（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都有渐趋一致的倾向）
序二、蓝佩嘉《土匪兄弟的现代性寓言》 序三、麻国庆《他者的苦恼：凉山兄弟的毒品与艾滋》
群体与社会失范
中文版自序：生命之书
我更深层的关注，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福祉与行为。因此，这本书的焦点不在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祸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第一章：导论
20世纪50年代，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计划：无数少数民族由政府划界命名定案，最终被分为了一个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鬼故事 发现“土匪” 我的凉山研究
海洛因和艾滋病是诺苏人被快速的政治经济变迁力量横扫而过的副产品，无论他们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地投入这场巨变之中。”现代性与社会变迁：政治经济的角度 两极化的中国现代性驱力
现代性的出现主要便是现代经济秩序，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产物。'变化多端的社会时空面向 方兴未艾的个体意识和渴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无法全然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或形塑个人生活，如此一来，伴随着与日俱增的个体化而来的所谓自由，就变得很不稳定。.....然而，在追求自由选择时，年轻人其实仍受限于更大的结构性限制，却只能个子面对，而这出现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就是离根的个人和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制度性失衡。”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民族医疗志
透过医疗之眼来描述社会，系统地分析于社会生活当中于健康相关的面向。本书章节概要
“遗憾的是，由于国家对草根社会力量的警戒与限制，加上持续扩张得市场效应也不断刺激日益高涨的个人渴望，年轻人亟欲离开利姆这个压抑、封闭的孤立山城，香外追寻快乐。在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传统权威逐渐式微。”第二章:现代路漫漫长兮
诺苏历史的转折点 睥睨汉民族的老凉山 鸦片入凉山 1956年: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肇始 【·民主改革 【·少数民族计划 【·农村集体公社
1978年:跃向资本主义现代性 [忽略乡村发展; ·[农业劳动力剩余 [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定期市集的建立 [·享受地方特权的地方产业 [致富的村庄陷入困境
第三章: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新兴成人礼
·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与社会的关联与转变。所有的通过仪式都包含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过渡transition与整合incorporation。(Arnold van Gennep)·人类学学者Victor Turner更进一步分析了通过仪式，将其中的过渡阶段称为“中介阶段”(lininality)。这是在离开旧秩序之后形成新规范之前 一个令人反思的阶段。此外，Turner还使用“社群”communities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共同经历过中介阶段的考验而成功跨越后，所产生的位阶同质性与同侪情谊。青春过渡 新生活、新认同 踏上探险之旅 【那些年，初次见面 【吃汉族的、抢汉族的 【城里的兄弟情 【都市居，大不易 落入灾难混沌
我们讨论海洛因及其对利姆的影响时，不能忽略跨文化的时空背景，必须将现代性、男子气概、生活方式、权力关系、政府治理等面向交叉考虑，才能有效检视诺苏年起族群吸食海洛因的根本原因；【yeyi往事重演
“他们不断追逐新潮药物，其实象征着以追求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昙花一现的毒品经济
性别与药物
“性别实践：行动者根据本质化或理想化的性别理解与想象，而建立的寻常行为表现与人际互动城市隔离 终结扭曲的成年礼
在异乡这样失序的中介状态，就像是种”社会和文化的混沌炼狱。”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文化失根的个体难逃制度性的不平等与风险。【家乡倾圮 【无法预演的生死仪式 艾滋流行疫情浮现
第四章、暗潮汹涌的地方禁毒史
2】亲族权威重构
第五章、啼声初试个体性
“年轻人如何在自我定位与筑梦之际，被地方文化实践、国家政治以及快速扩张的市场交织而成的结构之网席卷并努力挣脱。一、四兄弟 1、马海古者 2、曲比木嘎 3、马海布都 4、贾巴曲铁 二、社会转型中的女性 1、田野中研究者的性别及其挑战 2、女性的隐形渴望 3、踏上独立与风险之路
利姆的年轻女性正逐渐加入同辈男性的行列，拥抱那充满机会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转型；第六章、体检失败的地方疾病治理
利姆计划失败可归功于两大关键因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一、发展典范变迁与卫生保健改革 二、社会主义医疗现代化 1、引进生物医学 2、群众动员 3、公社合作医疗网 三、市场化的典范 1、农村卫生人员大撤退 2、卫生保健的分权化与市场化 四、农村国家代理人的困境与被动性 五、体检国际艾滋防治合作计划 1、政府部门间的竞合与信息垄断
视而不见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invisibility2、国家与社会有伙伴关系吗？ 3、计划实践案例
不同意识形态共处下的法律环境称为”精神分裂般的进展“schizophrenically progressive六、深入文化领域
1、重思”文化障碍“
”就此意义而言，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透过时间上的进步和落后，来想象不同空间与人群的观点。“2、现代迷思对上传统效力
第七章、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一、异常、艾滋、污名
”污名“的英文stigma源自希腊文，原指某种不寻常的身体特征，代表个人在道德上的瑕疵。从定义上看，污名这种社会构建的标签，随着时空转移，其指涉的意义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goffman强调，分析污名时的关键并非被分类成受歧视的或正常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隐藏的”观点“perspective。《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二)：书评|凉山兄弟，今安在？
2016-03-26尼采杨闻艺褶
以往不屑书单，总觉得各类机构的图书榜单大都“居心叵测”。偶然误入新京报2015年度好书榜，不知哪里来的信任，记下了几个有眼缘的书名。
《我的凉山兄弟》便是其一。
此前不知绍华博士何人，此前不知凉山州何地，此前不知全球化竟已深入我国“腹地”。暂不表凉山兄弟们，或许这些此前不觉为知识的知识便是读书给予个人的收获，难怪要争先恐后。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三)：<我的凉山兄弟>
1. 人类学的魅力在于，既同理又出离地结构和解构一种社会现象，既不脱离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影响和发展（超结构面-如全球和国家经济；结构面-国内法律和政策），又根植并尊重地方和个人的特性（环境面-切身的生活处境、文化习俗和资源；个人面-性别、年龄、家庭、教育、收入等个人社会特征），在宏观的视角之下对其进行微观的体察。
2. 凉山昭觉县利姆乡诺苏族，一个闭塞贫瘠之地的少数民族何以成为世界上毒品和艾滋最泛滥的族群？刘绍华博士既从世界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时代过程中探寻，又立足于诺苏族的民族特性及其青年内心挣扎的欲望，试图给出一个立体的解释。她认为，利姆乡海洛因和艾滋的双重疫情，显示的便是全球现代性在边缘地区所造成的不幸缩影——边缘化、不平等、文化冲击、经济利益以及不明智的政府作为，形塑了诺苏族群在此双重流行病中的反应。正如书中所说：“没有当地人参与的自上而下的疾病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只能是悬在空中的良好愿望。”
3. “事物越聚拢，它们之间也越分散。”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统摄了各种制度和无数国家和地区，后者也以不同的认知和行动对这种“普适”的趋势和优势作出回应。这个世界的分裂与整合在同时发生，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多元和包容？
4.“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刘绍华博士用一颗中立的心，观察着凉山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辉煌与惨烈，狼狈与尊严。这是一个人类学家的慈悲。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四)：概念后的不安与污名
李敖说如果自己可惜自己成长在台湾，格局眼光的限制，使自己不能成顶尖一流的文人与思想家。这个评论放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作者上，大致也是能成立的。
这是一本好书，收集了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作者也试图用各式的理论解释着凉山兄弟的遭遇，希望寻求社会生活中的内在逻辑，找到凉山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改善。理性的分析揭示了部分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这涉及官僚体制，文化转型以及个人成长，为我们提供了凉山困境的部分解释。而字里行间的人文关怀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自己与凉山兄弟同呼吸，一种对“吾国吾民”的深深关切，也让我们将视角转向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被边缘的群落。
其次，《凉》一书中，作者不经意流露出对现代化的抵抗。过往西方无良学者观赏边缘群体时带有一种猎奇眼光，以一种优势群体的独特悲天悯人之感看待这一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自己的人、没有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人。他们鼓吹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似乎是对自己所处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对于其他弱势群体造成伤害后的一种自认为慷慨大度的“赎罪”姿态，然而假意惺惺，堪称鳄鱼的眼泪；或是耽于书本，对于过往文字中记载的淳朴乡村生活消逝后自作矫情地怀念叙旧，却不会用自己的现代生活与边缘群体的困境进行交换，迂腐而虚伪。而《凉》的作者，虽然没有表达类似的倾向，但是流露出的保守趋势却值得我们警惕。
对于凉山困境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现代化，这一转型必然伴随着阵痛与彷徨。对于过往社会文化中存在的落后成分（这里我抛弃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直接定义为落后），诸如毕摩、等级等，必然有清算的过程。应该什么时候进行清算，是不是由政府主导，在最初期我们应不应该团结，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这些必须退出公众日常生活的舞台（私人的生活我并不干涉，只是私人与公众的界限问题，又是一个宏大的讨论），对此怀有侥幸或者同情，只能在未来的现代化中埋下隐患。作者对于现代化的讨论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不得提及时，也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大量叙述其对利姆居民的负面影响。
这一现象与对艾滋污名化的讨论非常相似。我们能理解艾滋最初在利姆居民中没有污名化的情形。然而这是一种常态的现象么？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若假想没有外界医疗现象的介入，它在利姆的发展将会使该地区陷入更严重的流行病危机。或者利姆人警觉地发现了艾滋病的传染性，而这带来的将会是原始时期人们对传染病病人采取的主流方式：污名与驱逐。我们要正视污名化这一过程，这是社会自发组织的一种自救过程，它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在初衷或组织形式上，却是不需要公权力介入的自救行为。本书作者对于公权力的批判引导其走向了对自组织方式的探求（也许这是我的偏见，然而我在字句间总有这样一种感受：作者天然对政府不信任而寄希望于类似的社会自救方式），使得其走进一个矛盾的境地：碍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不愿承认污名化是带有一定积极作用的社区自组织方式，而希望越过其寻找更高阶的组织方式。这乃是偏见与短视。
我许多着眼批判的地方，与我而言，是因作者不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社会转型下的个人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同情与幻想。一方面这是作者和我生活经验的脱节，因而可能陷入鸡对鸭讲的境地。而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从山里走出的我们，更能知道这本书对于现代化中国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则如李敖所述，未能在大陆成长，一种宏大的格局也就从书中跳脱。书中的“宏大”，大多都是概念的堆砌，空洞。
我承认自己在阅读时带有自己的偏见。然而从一先验的概念（已有的立场）去检验经验所得（譬如阅读此书），这一认识论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讨论，康德和稀泥后也没有完全解决。然我自己个人也从不觉得带有偏见的检阅有何不妥，因为我谨述自己个人的想法与思考，希望能以此磨砺自己逻辑的完整，而为自己找得志同道合的同伴。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五)：怎么感到了浓浓的圣母情怀？
如果是作为一本通俗小说，那么术语太多甚至过于刻意，而且很多话都在重复。如果是学术类文章，那么作者那股强烈的高高在上的“圣母”批判色彩也太过浓重了，穷、社会转型的窘态、官僚作风的政策实行这些都是事实，可是从作者嘴里说出来，怎么读都是满满的批判和讽刺，真的是怀疑对于诺苏人是同情还只是自以为的救赎和帮助。当以第三人视角平白的叙述故事的时候还好，一旦作者拿起自己那套论调就感觉怎么读都挺别扭的。还记得书中明明知道吸毒贩毒的危害有多大，还特意申明了一句自己一向是反对死刑的，而对于严刑之下带来禁毒的明显成效，则还是抱以怀疑的论调，那么请问作者不以严刑来制约，您倒是拿出一套禁毒的好办法来？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六)：再见凉山
和这本书邂逅于半年前：那时候在图书馆看“一席”，首页推荐的第一个就是刘绍华博士的演讲，点进去看完了视频。因为想弄明白刘绍华博士最初进入凉山的那个疑问“差异是如何导致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又是如何导致社会悲剧的？”，所以借来了《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拖到这个寒假，终于开始看并且在昨晚看完了。
本书从诺苏（即彝族）的历史讲起：诺苏在建国之初政府划定少数民族的时候被鉴定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奴隶社会”，而且奴隶大部分都是汉族，可见诺苏社会和以汉族主导的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之大矛盾之深。1956年左右，GCD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民主改革运动；1956-1978年间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1978年以后进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价值观和欲望的变化，年轻人开始熟悉市场机制，为了寻求自己的个人满足，便流动到都市，进入到更大的资本市场中探险。
进入都市探险成了诺苏男子的新兴成年礼。进入都市的诺苏男子都不会说汉语，也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只能以偷窃为生，并且，在他们的道德观里，偷汉人的东西并不羞耻（“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尽管如此，他们也时常风餐露宿。由于历史原因（鸦片在他们那里是贵族才能享受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最开始，海洛因并不是毒品，而是奢侈品，吸食海洛因并不是一件坏事，并且海洛因可以缓解他们的痛苦，以上原因使得海洛因开始由这些流动青年流向凉山。又由于注射毒品更加节约，注射毒品成为常态，共享针头导致了艾滋病的传播。
当作者进入凉山的时候，凉山已经有一些民间禁毒活动，诺苏家支头人开始召开会议，号召大家戒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缺少资金支持，和当地政府的戒毒组织有竞争关系等），这些民间戒毒活动都是取得了昙花一现的成功后草草收场。【“为何利姆的草根运动总是一再燃起希望，却又后继无力？要全盘了解其所隐含的意义和影响，就必须仔细检视国家和传统权威，例如宗族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变迁的脉络下来看。整体而言，利姆漫长且艰困的禁毒行动并未成功。我归纳出两个主要症结：第一，中国官方太习以为常地以由上而下、过度简化的样板模式来推展政策；第二，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经常朝令夕改，加之受到市场影响，个人主义抬头，诺族宗族权威逐渐式微，这些问题都造成以亲属组织为基础的禁毒运动总是先有昙花一现的成功，最终却落得草草收场。”】
后来由于中英项目，使得非污名化的艾滋病变得污名化，作者在书中谴责了官员不顾地方特色照搬其他地方方案的错误行为。
此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在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看其涉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历史等问题”。艾滋泛滥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正如书中的诘问：“是病毒导致了艾滋，还是贫穷导致了艾滋？”。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自己“不要轻易评价别人”的原则有了更多的理解：凉山的人很穷，但他们的贫穷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导致的，他们的贫穷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和他们的历史有关，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很多时候，贫穷不仅仅是由于懒惰（读完本书让我对知乎上某些说法（贫穷是原罪，不成功都是因为懒惰等）产生了厌恶感）。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中国那么多好处的同时，也使得被边缘化的这群人更加悲惨。
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这样一群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作者刘绍华这样说“我们关心他们，就是关心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和世界”，而我想用柴静在《看见》里的一段话来回答：“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七)：一曲难以释怀的凉山悲歌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八)：悲观
从书里看，改开确实也是有副作用的，不是政治课本里讲的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看到的，哪怕放在普世价值观框架下，也是坏的副作用。从毒品的起源来讲，改开后人口流动让诺苏人进城，族内人员互相介绍使毒品在人群和地区中间大肆传播；从毒品的治理来讲，一方面顺应了改开放开了商业化的医疗，同时一种以金钱和收益为基础的“利益观”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却依赖公权力促使基层卫生组织“自发性”地控制毒品。。非常矛盾。
在之前准备面试问题时，碰过一道题，“你认为中国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挑战是什么？”，我的回答中其中一条是“寻找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的平衡”。但在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平衡吗？我们的国家智囊团做出的决策100%完美。那么往下延伸，我们能保证在每个微观市场，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都可以达到微妙的平衡关系么？在VUCA的商业世界里，已经很难有人能预测了，最多是能做出快速反应。但是现实情况中，你除了要和时间赛跑之外，你还要和上级下级赛跑，还要和各持己见且只关心眼前利益的人民群众赛跑，还要和财政系统赛跑，还有和各个平级部门赛跑，还要和你的党性人性赛跑。你要保证每一环节都不能输。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其实是作者在调查结束后回到凉山。当地规划在深山里建一个发展项目，就开始量地，征收，通知村民搬迁。至于赔偿，没有人想起来要问赔偿，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大家的反应只有叹息，没有一丝不满。某种程度上，这些规划的发展项目是市场发展和宏观管控的缩影，但你不知道这两者在具体到项目上是否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更别提这样的项目是否会带来什么正面负面的外部性了。但是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那些所谓的好的东西，所有人迷迷糊糊地大概知道什么叫好，更具体地问他们为什么好他们也也对好的东西也没有概念。
就这样吧，悲观的世界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九)：读《我的凉山兄弟》
《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十)：探讨国家与地方的有力著述，望向贫穷与落后的悲悯眼光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刘绍华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在英文版问世三年后亲自以中文写就的作品。篇幅不长，却以平实的语言将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结果一一道来，将凉山地区利姆乡诺苏族人的历史与现状真实地展现给世界。
如书名表明的，作者围绕青年流动、毒品和艾滋病三个方面讲述了诺苏族人在国家现代化的时代剧变中的坎坷命运，并表达出如果不改进治理模式，对类似族群以及整个社会未来命运的深切忧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长期与世隔绝的诺苏族群不敌新政权，被强行归为彝族，卷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漩涡开始，就预示着这古老彪悍的民族终究会被抹去其自身的传统而被动落入陌生的发展路径，在传统宗族终究会被抹去其自身的传统而被动落入陌生的发展路径，在传统宗族文化生活与其原生的乡村都日渐没落的背景下，诺苏青年们开始将走出大山当做一种成年礼般的仪式，只为出去看看而走出山区，踏入那未知且并不友好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凉山所处的位置以及毒品在当地人心中上等人消遣品的地位，这些外出看世界的青年们也就越来越多地沾染了毒品。作为沾染毒品的副作用，艾滋病也就随着往返于故乡与外界的候鸟青年们在这个闭塞的山区肆虐。作者通过流动青年的问题探讨了当地方与传统的保护作用式微，个体性逐渐增强的青年们事实上被投入到更多的风险与更大的限制中，却因先天的劣势而无力保护和提升自己；在毒品和艾滋病的部分，作者则通过对利姆乡里一波三折最终沉寂的地方禁毒运动和以失败告终的中英艾滋病治理计划的深入介绍和分析，试图阐明，事实上无论是地方禁毒运动的失败还是地方疾病治理计划的失败，根源都在于国家与地方（当地传统社会）之间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甚至是背离。而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对抗般的不利关系最终的受害者，仍是其中的个体。
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彝族青年作案的案例，年纪轻轻便经验丰富，到案甚至入狱也毫无悔意，因此最先是书中对诺苏族青年将外出流动作为男子成年礼一般的仪式，并为了规避自己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而自我解释为“偷汉族的不算偷”这些内容吸引了我。而最终全书看下来，最深有感触的却是作者对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深入分析与思考，包括国家为了维护政权统一和忠诚而进行的摧毁当地传统社会阶层和文化活动的社会主义改革、自身职能失效时既想倚赖地方实践又不愿授予地方权能的纠结态度，尤其是作者对威权国家何以热衷于“树典型立模范”的分析极为精彩，以及在地方疾病治理时，国家机构以及国家代理人们均体现出的对地方传统、地方观念的漠视甚至是蔑视。在作者看来正是这种国家层面上对地方传统区域差异的深刻漠视甚至蔑视最终导致了地方疾病治理计划的失败。作者论述的极为到位：“这个体制对于国家特色的敏感度，并没有延伸至国内的发展事务中，始终把中国想象成或企图改造成单一完整的庞然大国，在这个实际上是多元族群的国家中实行单一民族中心的治理观。”
当世界对发展路径进行质疑时，所谓“中国特色”常常挂在嘴边几乎成了一个屡试不爽无可推翻的借口。然而何谓特色，特色即不同，基于深入了解才能认清实质不同。中外对比暂且不论，仅说内部事务，无论是国家本身还是成千上万的国家代理人，其高高在上的态度和磨平差异统一管理的理念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在国家代理人层面，作者也谈到，“政府官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越少，国家政策及其目标就越忽略地方特色”。这些指定的地方政府官员常常与地方无任何实质联系，这一点使得除了基层直接民主外的所有官员任免以及政绩，都是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更遑论对当地负责等空泛要求。中国古代即有官员回避制度，但官员起于当地并不必然导致裙带关系与专制独裁，也会有严密监督的深刻基础。但同样防范代理人在地方上占山为王的国家宁愿牺牲代理人对地方的感情与了解，只为换来统治的便捷与稳定，毕竟整齐划一地施行统治，对象又是与自己毫无联系的民众与地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试想这样一个家庭：父亲专制威权，对外要么咄咄逼人，要么虚荣好面子，对内则高高在上的父亲并不屑于了解孩子们和家务琐事，只要保证孩子们必须听话，事无巨细都在自己掌控中就够了。至于孩子们是不是性格各异需要不同的爱与教育，父亲才不在意，一刀切要求他们听话服从是唯一的教育，孩子们不能了解别人家，更不能羡慕别人家；而家务事到底有没有更巧妙的解决方式，主内的母亲能不能管理得更好，父亲更不管，必须一切都听他的。母亲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纵然与孩子们感情更深，纵然更擅长家务事，父亲也宁愿自己把家庭管理的一团糟，也决不允许母亲在自己眼皮底下有自主决定什么事的权利。这个父亲不懂得与妻子协商为何物，更遑论听取孩子们的想法和意见了。外界有所质疑时，这就是自己家庭的特色，外人无权插嘴干涉。当然了，如果这个父亲能再让人反感一些的话（同时也真的是实际中常见的中国父亲），他会四处对外宣扬自己的伟大，自己对妻儿的爱，吹嘘自己家庭的团结幸福……
我讨厌动辄将某些特质归于所谓民族内在特质，仿佛既无法论述也无法提升。这明明就是源自专制威权统治的本质属性，无论大到国家还是小到家庭，都是一样的模式。
这样一本博士论文让人叹服。有详实的数据、资料以及调查，论述清晰而到位，毕竟作者是受过专业人类学研究训练的学者，我作为外行都深受触动。在介绍诺苏族群内本无艾滋歧视时，作者没有止步于该族群对现代医学的不了解，而是深入到该族群的道德世界，去挖掘为什么一种传染性强到致死的疾病没有引起该族群的恐惧与排斥，继而作者详细介绍了诺苏族传统中的病因论、死亡责任推论和死亡分类的内容，让读者深觉其传统观念的自成逻辑，对艾滋毫无歧视也就合情合理。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始终坚持着谦和的态度与平等的理念，以一种客观而不失悲悯的眼光来研究人类、理解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