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后感精选10篇
《常识》是一本由[美] 托马斯·潘恩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10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常识》读后感(一)：“常识”长存
初读《常识》，我立即被托马斯·潘恩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所吸引和震撼。我不是一个专业研究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如果撇去潘恩对于英美之间的利弊抗衡等相关的内容，这仍旧不失为一本宣贯常识的好书。
启发民智，扫除蒙昧，质疑成见，托马斯·潘恩之于美国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都举足轻重。而《常识》也因此永载史册，成为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本书因为习大大的访美之旅再次进入国人视野。今年9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大大发表演讲中谈到：“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场向全美直播的演讲中，习主席提到了很多代表了美国精神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常识》一书。即使我们不是美国人，所处的时代也与独立战争相去甚远，《常识》却依然穿越两百多年的时光隧道，屹立于人类思想宝库，语句字字铿锵，论点如雷贯耳，叩击着阅读者的灵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渴望拨开迷雾，寻求真理，参透未来的人们。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抱怨华夏出版社的译本翻译品质之糟糕。在此我也郑重向各位书友推荐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集信达雅于一体，观点明晰，语言激扬，逻辑连贯。
潘恩在引言中说：“本书的作者无需曝光，因为公众需关注的是本书的观点，而不是作者。”所幸，历史没有忘记潘恩，在《常识》这本小书发挥着无限量的光和热影响着历史与民众的同时，潘恩也被历史所铭记。他和他的努力，都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点。他相信时间的力量，认为”时间比理论更能让人转变观念。“时间能够让伤口愈合，让人们从伤痛中走出来继续生活，让生活从量变转向质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是理论加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理论之力量，信仰之力量，在任意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
阅读《常识》的同时，我们应当感谢潘恩，感谢他的理论，即便是在今天，普及“常识”，依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命题，依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常识》读后感(二)：8德行不可遗传同样也无法恒久-《常识》
毫无章法的泛读有八年了，所幸我的泛读是广泛的通读而不仅是泛泛的读，所以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认知。对国史的整体感知是借助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建立起来的，世界史模糊的印象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来所著的《世界：一部历史》建立的，二者综合起来，皮名举先生有言“不读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中国之落后”，真是一语中的。大概从5年前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开始养成一个习惯，阅读一段史实时会去查阅一下在那个时间断面我们中国或他们外国在同时发生些什么，2013年读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看到先生很认真的标注上西历，这种对比带来的反差有时有着醍醐灌顶的效果，例如讲到公元1600年，是年的2月17日凌晨象征思想自由的布鲁诺因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对欧洲文化史来说是年还是巴洛克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也是在这年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英格兰）发表描述地球磁场的《De Magnete》开启了是现代地磁学，还是在这年后来让中国人铭记肺腑的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始建，翻看年谱至此有没有一种叫醒国人的冲动？按中国纪年才是明神宗万历28年，是年只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二十八年不上朝中的很平常的一年，根本不必急。案头这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潘恩著蒋漫译的《常识》小册子也是可以产生这样的大惊醒。
《常识》首版于1776年，将历史在这个断面进行东西方对比，时间大师展现出国内穿越剧导演的才华，只可惜的这只是徒有穿越剧古今对比表象的平行剧。我们先来看国史对是年的记载：
1776年为清朝乾隆四十一年，正是史称“康乾盛世”中华帝国的全盛时期，是年被列为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的历时29年的四川大小金川叛乱平定，这算祖上荣耀的事，另一件绝对是件糗事---删销书籍：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在谕示中称：“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现已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对于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的，应当在销毁之列。”自此清廷大肆删销焚毁书籍，仅浙江一省，到乾隆四十七年，就毁书二十四次，毁掉书籍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江西巡抚海成，一年之内曾搜缴禁书八千多部。乾隆帝在位期间合计焚毁的禁书有七十万卷，这就是自诩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清廷所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仍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杰作。
可时不我待，1776年西方世界真可谓群星闪烁光芒四射： 1月《常识》发表；也是1月，新罕布什尔州率先制定了州宪法； 3月9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标志着富国裕民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 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转让的权利，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是年博尔登·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可以说，西方世界在该年于政治理念、经济观点乃至世界格局所激起的历史回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回到《常识》这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全书短短只有3.3万字，确如书名所言，书中内容全是常识，但书外封上介绍此书的段落里有句话我并不认同:“但这些常识是就今天而言的。”，我不认为时人真的具备了潘恩在240年前就寄望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具备的常识，至少对政府之起源与构成，大多数人的理解是似是而非，潘恩文中的一段话正是精确的描述了我们这种状态：“这种精巧的表述一经推敲便会发现其意义空洞含糊。若用那些堆砌得最为华丽的辞藻去描述无法存在的，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这些辞藻只能组成悦耳的声音，无法传递实质的信息；这种情况常有发生。”
《常识》本身是一本小册子，但对我们这些后来的异乡人来说，更好的理解本书，还需要准备一些背景知识，当然，仅就望文生义而言此书仍不失为一本为现代人准备的公民读本，文中如“德行是不可遗传的，同样也是无法恒久的”这样的启迪之语在在叩问着我们的理智。随着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英、法、西等殖民国家从美洲土著人接过了北美。通过激烈的搏杀，至18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北美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引起北美人民的反抗，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北美人民反英斗争风起云涌，潘恩也很快就投身政治斗争中。由于君主制观念根深蒂固，连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这些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都未明确提出独立。1775年4 月19日莱克星敦战斗之后，潘恩得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是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是要全面独立的结论。在这样的形势下，1776年1月10日，英文版仅50 页的《常识》发表，公开提出美国独立问题，并竭力呼吁革命之后建立共和政体。《常识》一出，立时席卷北美大陆，当时仅有二百五十万人的北美殖民地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
潘恩在引言里首先打破人们对挑战旧秩序的顾虑，“长久以来未曾遭受质疑的事物会戴上正义的面具；揭开面具时必将掀起一波保卫传统的可怕呼声，但这种喧嚣很快就会平息。时间比理论更能让人转变观念。”
在接下来的第一节《概述政府之起源与构成，并简要评述英国政体》里社会与政府的概念进行了厘清，“社会为我们的欲求而生，政府则因我们的恶念而诞；社会让我们同心同情，从正面增进幸福；政府则抑制恶行，从另一面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社会倡导交流，政府则创设罅隙；社会庇护长者，政府则惩戒厉者。”，并振聋发聩的总结出“换言之，政府是道德无法治理天下的必然产物。这也是设立政府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即自由与保障。无论光亮如何耀照双目、声响如何欺骗双耳、偏见如何扭曲意愿、利益如何蒙蔽心智，自然与理性都会以最质朴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是正确的。”，最后指出当时针对君主制时下可针对一切集权政体的极度荒谬之处：“在这种体制中，一个无法获取信息的人却有权定夺对判断力要求极高的事务。国王的地位注定其远离尘嚣，而其职责却要求其洞悉世事。”
潘恩第二节《论君主制与世袭制》所讨论的主题对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我们绝对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我们浩繁的历史典籍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说陌生，让我们看看祖上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些光耀门庭的明主被潘恩还原后的本质，他的言说令人蓦然惊醒恍然大悟：“以上种种均首先认定现世的君主有着光彩的出身；然而，若是掀开历史的面纱追溯其祖上的发迹史，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无赖团伙中的恶棍首领而已。这些人凭借残暴手段和精明心机赢得了团伙首领之位，随后通过不断积聚的权力和不断扩张的掠夺威逼不反抗且无力反抗的人们频频进贡以换取安全。”至于世袭制的邪恶，潘恩用一句话达到一剑封喉的效果：“其次，任何人的公众头衔均是他人授予的；因此，这些头衔的授予者无权剥夺其子孙后代的这种权利。”，这句话细想之下，无论是指向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都是适用的。将两者综合起来，潘恩直言道：“如果说君主制是我们自身之贬损，携着权力之名的世袭制则是强加于我们子孙的侮辱。”
潘恩在第三节《北美大陆现状思考》仔细分析了北美的形势，指出和英国和解只会使北美继续受到压迫，而独立会使北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论题所涉看似只是就事论事，但如果在潘恩的说理中我们将自己代入其中，会有意外的收获：“我曾听到这样的观点：有鉴于北美现在的繁荣得益于其之前与英国的关联，其未来的福祉也必须凭借这种关联，这种因果关系将永远维系下去。这种论断真实荒谬至极。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有鉴于婴孩的健康成长得益于牛奶，其长大后就不必吃肉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的前二十年所生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会继续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再生活二十年。这种论断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并不属实。我需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北美与欧洲任何国家的政府没有任何瓜葛，也会同样繁荣，甚至可能会更加昌盛。北美借以致富的贸易属生活必需的范畴，只要欧洲人继续开伙吃饭，北美市场便会历久不衰。” ，“作为父辈，我们毫无快乐可言，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政府无法延续太久，不能保障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任何东西；以简单的论证方式来讲：当我们将下一代推入负债深渊时，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我们实在太卑鄙可耻了。若要正确了解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应该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观念将我们的职责延展若干年；若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便可以看到原本被当下的恐惧和偏见所遮蔽的前景。”
解读至此，再回到在莱克星顿的枪声打响之后的1776年1月那个时间断面，我们依然能感到这本书所具有那种震撼人心的作用，当年它可说是促使美国从不列颠帝国中独立出来的出版物，而今它也仍然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其实全书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当我们在谋求利及子孙后代的长久之计时，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德行是无法遗传的。”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
《常识》读后感(三)：读《常识》
作为窗帘布系列的一本小册子，大约在半年前我就把《常识》抱回了家，也差不多在当时开始读。期间经历了种种繁杂事务终于在今日读完，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托马斯潘恩，在读完整本书我才发现他的名头——英裔美国思想家、激进民主主义者。在1774年他因有“反政府”思想而被免职，作为契约奴来到美洲大陆，而这正对应了其在书中所说“北美大陆这个新世界庇护着欧洲各国因追求人权和宗教自由而深受迫害的人士”，他来到美洲之后看见了北美人民日益强烈的反英意识，更出于其多年对英国君主制的了解及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他写出了《常识》这本激进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原文不过五十多页，但正是凭借着精炼的文字和尤其精准的比喻，托马斯潘恩将“英国君主制及世袭制的百劣无一优”及“如今正是北美洲独立的最好时机”两个论点阐述的清楚而不容辩驳。
虽然在如今君主制及世袭制的落后之处已是常识——正如这本册子的名字，但在当时，能够从基督教及人民两方面点出的确实只有当年几位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他们提出“人人平等”，将君主制视为压迫，将世袭制视为代代压迫，指出一时的票选并不能成为一个家族统治几代人的正当理由。在提到世袭制时，他提到“于是在历经了几代人之后，君主便可很容易地捏造些穆罕穆德式的迷信故事向百姓灌输世袭权的思想”，可见托马斯潘恩对伊斯兰教也有些排斥（可能不止是有些）。更多的，其指出当时英国的所谓共和实际是国王打着下议会的名号，统治社会，而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由人民做主，由各个殖民地（私以为这里的翻译是否有些不准确？）选出代表，再将代表集合起来立宪，这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雏形。
这本书潘恩究竟是为谁而写？潘恩的目的是打击其对立立场和解派并说服更多人支持独立，“和解观点的拥趸不外乎下面四类人：不值得我们信赖的那些能从中获益的人、无法看清真相的那些判断力低下的人、不愿承认真相的那些偏执的人以及那些将欧洲世界想象得过分美好的温和派人士。”潘恩将最后一种人归为给美洲大陆带来的灾难最为严重的人，而我认为，其终究的目的正是说服这些人：前三种人的问题在于其本身，只有第四种人的观点是可以被扭转来支持自己的。这恰是处理如今某些事物时我们应抱有的心态：并非每一种人都能被说服，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找出那些“温和派人士”并举出有力的论据，而非一意想要全世界的支持而最终败了自己的兴。
再有一点，潘恩在反对和解的理由中有这样一条：“我们一直对英国的保护沾沾自喜，却不曾想过其动机并非情感而是利益。”这在如今的世界交往中也是成立的，实际并不存在什么联盟或对立，存在的只是利益的重合和利益的冲突，这是一切外交行为的根本目的与根本原则。他举出，如果独立，并不会对北美的贸易利益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因为北美还可以与欧洲各国做相同的贸易。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背景下，即在当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已有衰落，正是由于衰落，所以给予北美这样一个机会。
当然，此中不乏被后世所证明为错误的、只为了当时的说服力而举出的论点。如关于内战，“完全的平等不会诱发任何权力之争”，这句话在此处确实是为了说服而说服，而后来的南北战争是当时人们所无法预想到的（在当时无法预想到的工业革命），但完全的无权力之争是不可能的，在现今不过是换了一个更加文明的方式，即两党之争。这个承诺是无论如何不能做出的。
这本小册子在如今看来确实“常识”，但是在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前瞻性与鼓动性，放在现在也有着不少可借鉴之处。书中有一句话令我想要将其列为我对现世不少现象的态度：“我既无法效仿他们的谦卑，亦不会妨碍他们的忠贞。”这可能就是民主的态度吧。
《常识》读后感(四)：常识梗概
《常识》依赖不言自明的道理，说明当时的北美已经普遍认同这些价值，这是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结果。同时，这本书又恰恰在英王发布自大言论的时候写成，恰当的时候出现它出现了。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深度，胜在选对了时机。
主要说了这几点：1.英国的君主制不好。君主离人民最远，最不适宜管理国家。2.认英国作父不好。而世袭制还要更不好。美国的父亲应该是欧洲，美国人是从欧洲各国来的，其中不少还是为了逃离迫害。3.英国太远管不了美国。传条讯息要几个月。4.美国能打赢英国。英国舰队分布在各地，能用于和美国作战的为数不多。而且美国发展军火业有比较优势，自己不用也可以卖钱。5.既然干了就干票大的。既然反对英国恶政，不如直接寻求独立，这样才划算。
附导图
《常识》读后感(五)：没有这本书，美国或许不会走向独立
一本书流传于世，成为经典，不外乎两个原因：对人类认知或社会实践有突出贡献。而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则更多地属于后者。当然，这本小册子里随处可拾的思想结晶所体现的现代价值与民主理性，放在任何政治思想谱系中也毫不逊色。但与其所激起的在北美大陆上的巨大变革而言，我们不得不深深折服于这篇慷慨激昂、战斗力极高的“檄文”。华盛顿说，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发了一种巨大的变化……”；“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产生那样巨大的反响。”
本书作者托马斯·潘恩出生于英国底层贫苦人家，由于只上过中学，因此在英国的事业发展屡遭不顺。后因受到当时在英国做外交官的富兰克林的赏识，来到了北美大陆。但赴美后，他发现北美殖民地深受宗主国的严酷的剥削与压迫。即使在不久前的1775年莱克辛顿的枪声已经响起，但整个大陆中的一般人还处在左右摇摆之中，于大英帝国充满眷恋而对独立建国犹豫不决。例如，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依旧宣誓完全忠于英国王室，愿做大不列颠的附庸国。甚至在独立战争期间，总司令华盛顿每晚还照旧为英王的健康举杯。
见此情此景，加之自身遭遇受挫，“心生双重愤懑” 的潘恩拿起了他手中的笔，呼出了北美殖民地应摆脱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主张，督促北美人民走上一条公开独立的道路。何为“常识”，他首先通过分析政府的起源，指出政府与社会在起源和功能上的差异。“社会为我们的欲求而生，政府因我们的恶念而诞；社会让我们同心同情，从正面增进幸福；政府则抑制恶行，从另一面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社会倡导交流，政府则创设罅隙；社会庇护长者，政府则惩戒厉者。”他认为“政府是道德无法治理天下时的必然产物。这也是设立政府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即自由与保障。”但当时英国政体混乱，柔和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因此潘恩抨击其是混乱而不易矫正的，从而希望借此使北美人民摆脱流俗之见，“让理智和感情独自作出判断”，因为“先入为主地认定一种腐朽的政府体制会让我们没有能力发掘优质的政体”。潘恩提醒大家，如果不及时挣脱英国的控制，那么不仅会继续遭到英国的搜刮，而且还极易会存在因为英国得罪一国则北美得罪一国，英国得罪欧洲则北美的自由贸易具毁的危险。潘恩认为只有北美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其自己的共和政体，那么这一切的风险皆可避免。而他关于共和政体的构想则是通过经人民授权的议会，制定宪章，“这一宪章应顺应善恶是非之辨，保障所有人的自由与财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他认为这一权力制度是不同于英国的君主专制的：“如果说我们亦赞同君主制，那我们的君主就是我们的法律。在专制政府中，国王即是法律；在自由的国度里，法律应加冕为王，概无例外。为免日后有人滥用君主之说滋生事端，让我们在加冕礼成之后即把王冠打碎，将碎片散予所有民众共享。”法为君主，自由第一，这就是潘恩想让所有北美人民所明了的常识。
因书名的类似，在翻阅此书时，总让我想起阿城的文化随笔集《常识与通识》，在此书中，阿城先生提出，“任何高见，如果成为了生活或知识上的常识，就是最可靠的进步。”潘恩当年在《常识》中所大声呼吁的理性价值与人权，在现今皆成为了最基本的具有普适性的常识，只不过这常识在不同地域实践的成色则未尽可观。“重归现代常识，重申人权理念，重塑理性精神，是应对一个价值与制度选择紊乱时势中的心灵与政治秩序的需要。”最后再次借用阿城先生的话，“如果能处处标示出常识是什么，我相信效果会很强烈，因为闹剧是最经不起常识的检验的。”是的，闹剧是最经不起常识的检验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潘恩.《常识》[J].人民法治,2017(10):116.
[2]唐宝民. 美国精神的起点[N]. 新华书目报,2016-02-29(009).
[3]任剑涛.人权、共和与革命:潘恩思想与现代政治的调性[J].江苏社会科学,2017(06):127-142.
《常识》读后感(六)：朱学勤：你真的读懂托马斯·潘恩了吗？
人们常说，十八世纪末的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界的英雄"，却遗忘了那个时代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民主战士--托马斯·潘恩。拉法耶特执剑，潘恩执笔。前者之剑只能联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新旧大陆两个战场，却不能揭示那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之笔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对那两场革命据以进行的近代政治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潘恩之笔走在了拉法耶特之剑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运--无论是个人生涯还是历史地位--却远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赢得极高声誉，遍受欧洲各国首都的欢迎。潘恩生前却饱受磨难。他被柏克诬蔑，受庇特审判，又为罗伯斯庇尔逮捕入狱。最后，还饱受华盛顿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之害。他遭旧封建宫廷追捕，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还被新执政党人打击，而那些新执政党人不久前都还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国鼓动革命，结果却颠沛流离，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惨，只有卢梭才能与之相匹。即使如此，卢梭尚有死后哀荣，远胜于他。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预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胸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胸衣匠、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 "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在伦敦向议会请愿时期，他与北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富兰克林结识。后者赞赏他是个"有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请愿失败后，潘思被英王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带着"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一结论，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抵美后，他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职业。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1775年3月8日，他发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抨击对黑人的奴役是"谋杀、抢劫、淫恶和野蛮"的行为，呼吁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恶的心情立即停止并废除这一制度"、。历史学家们考定，这是北美土地上反对奴隶制的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宾州的废奴主义者为他的文章所鼓舞，几个星期后，组成《美洲废奴协会》--北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废奴组织。潘思成为其当然成员。
潘恩抵美后，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装抗英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决心独立。"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有人告诉你们，说我们是好乱的，不满政府和希望独立的。请相信，这些都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再回到上次战争(指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和谐就能恢复如初"'义迟至1776年1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这时从母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罗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战争是在潘恩的《常识》发表以后，才获得近代意义的公民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思在罗什等人的鼓动下，匿名发表他那篇惊骇世俗的小册子。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英国王室并不神圣，因为据英伦三岛征服史记载，英王的"始祖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
2."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3.独立之后，实行共和政体，而不是恢复英国留下的制度。"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Z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以。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常识》一书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无庸置疑。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但是，《常识》赢得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独立的作用上，这就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陆首倡共和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这一方面，就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们应该体会《常识》一书为什么以那样的形式开头，它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攻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北美斗争波峰相逐，内在逻辑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纠纷初起，北美人的口号仅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更难调和的民族矛盾。不久，莱克星屯枪声打响，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进入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并不是最高阶段。这时，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刚刚觉醒，尚摇摆不定，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则更加淡薄。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总督，民族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就在这时， 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含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十三州本土而战，而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斗争上升到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最高阶段。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把北美斗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这才是他发表《常识》一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一退再退，士气低落，纪律溃坏，几至瓦解。战局危急，民族垂危，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的利笔。他在行军旅次中，以《美国危机》为题，连续写作多篇战斗檄文，鼓舞士气。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就是他屈着膝盖在一面行军鼓上写就的：
quot;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抗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华盛顿命令：集合全体官兵，向他们宣读这篇文章。1776年圣诞之夜，在潘思檄文的激励下，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仑屯战役的辉煌胜利。
1777年，潘思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营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他在报上公开揭露迪安谋取10万里佛尔私利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大陆会议的某些当权者公开表示对潘思的不满。保守派首脑古尔诺·摩里斯在大陆会议上说，外交委员会秘书一职根本不应掌握在"从英国来的一个纯粹的冒险家，一个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庭和亲戚，甚至连语法都不懂的人"手里"。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克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象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北美战争结束后，出身低微的潘恩更受排挤。他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它几代人实践并为之感激的真理：从共和政体到外交中立，从中央银行到邦权至上，直至美国国名："unitedstates"，这时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投书纽约州议会说："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出来后，并未置办另一份家业。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经他抗议，国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国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潘恩以此款在纽约市郊的新罗歇尔购买了一座庄园。
象启蒙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潘恩既有民主献身的热情，又有沉迷于科学实验的奢好。因为他们都认为若要拯救人类摆脱愚昧，民主和科学缺一不可。潘恩曾发明、设计过一连串东西，从刨床、轻型起重机到车厢轮子、无烟蜡烛。有一次富兰克林对他说："对于闲暇者，有书籍;对于伟人，有大厦;对于教士，有教堂;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人为他们建筑桥梁"。于是潘恩发奋制作铁桥，以取代不能经受冰凌冲击的木桥，解决凌汛期间民间的舟揖之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短暂间隙里，他设计了一座铁桥模型，先在富兰克林家的花园展出，后拿到巴黎、伦敦展览。他对这座铁桥充满柔情，称它为"《常识》之子";十三根弯梁撑起一座单拱桥身，他说，这是对十三州组建合众国的纪念。
在英国，他的铁桥模型和建桥计划曾一度受到辉格党领袖柏克的欢迎。在法国，他自豪地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已建造了一座跨距110英尺的单拱铁桥，拱顶离水面5英尺高。"为了留在欧洲建造他那心爱的铁桥，他不惜放弃了一个可以回美洲大陆大出风头的机会：受拉法耶特之托，横渡大西洋，把法国公民的圣物--打开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
但是，当柏克起而攻击法国革命时，潘恩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铁桥和友谊，重回政坛，奋起迎战。1791年3月，他在伦敦出版《人权论》，激烈抨击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引起海峡两岸舆论界的轰动。
《人权论》一书是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逐条批驳柏克的论点，而是把英国十七世纪革命和美国、法国的十八世纪革命相比，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先进性，以及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的血缘联系，鞭斥英国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读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两个人的论争，而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对话，是人权与君权的对话，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十八世纪与十七世纪的对话。他不是一般地阐述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个比柏克视野远为广阔的背景上，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孟德斯坞、狄德罗等一直在教诲人民追随英国榜样。卢梭虽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于他片面否定代议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结果，却把这一理想封闭在小国寡民的范围内，封死了在大国范围内加以实现的可能。《人权论》一书超越了他们的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国政体之后，向法国人民详细解释了美国共和政体试验成功的经验，即抛弃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近代共和政体。潘恩说，这一政体已在比英国本土大十倍的美国试验成功，法国人没有必要继续犹豫观望了。他们既不必迷信英国政体，也不必为卢梭式的难题所困惑，应该起而仿效美国，建立大国共和政体。
《人权论》一书在法国激起的反响一如当年《常识》在美国激起的反响。各种政治性俱乐部以自己的经费在穷人中散发了 3000余册。罗伯斯庇尔在他自己创办的政治刊物《宪章捍卫者》1792年6月号摘要转载了《人权论》，热情称赞潘恩"是一个人类权力最雄辩的辩护者"。 1792年8月26日，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紧接着，加莱、索姆、多姆和瓦兹四郡不约而同都选举潘恩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加莱还特意派了一位官员去英国通知这位外籍议员已光荣当选，并写信相邀，热烈呼唤这个"人民之友"去和他们一起共图大举。后来的史实证明，《人权论》对法国革命转变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权论》出版，对英国思想界的意义难以估量。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销售或免费散发了大约20万份。以持论严谨著称的英国《年鉴》杂志也承认： "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它被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阅读，特别是在那些大工业城市，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是如此"。在设菲尔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
quot;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人权论》及其影响激怒了庇特内阁。英国绅士百年来视若圭桌的改良主义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受到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公然挑战，庇特不能坐视，他说："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不久，英伦三岛出现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开始烧毁潘恩的模拟像。潘恩临危不惧，凡有暴徒集会，他都免费寄去几百本《人权论》，附一份书面发言。法国9月3日大屠杀消息传来，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见猖狂。 9月13日，友人获悉警方的密谋，劝说潘思立即逃亡，否则便有杀身之祸。潘恩初意不走，经从法国加莱来的那位官员恳劝，方同意连夜流亡法国。在伦敦。他逃脱迫捕，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尔海关，只差20分钟。
英法两国判若两个世界。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加莱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 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20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超出法国人之意料，亦为潘恩本人始料所不及。在革命初期，潘思尚发生过很大影响。他上一次在巴黎旅居时就曾参预起草了《人权宣言》。经他修改，《人权宣言》增加了美国公民为之奋斗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的思想入与《独立宣言》遥相呼应。这一次起草1793年宪法，他至少提供有45页用英文写就的材料。他对丹敦说，采纳这些方案后，法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代言人，"她应该为所有民族讲话，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然而，随着革命愈演愈烈，潘恩与雅各宾派之间出现了隔阂。潘恩不谙法语，很难走出上层去和法国百姓直接交往。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大多是吉伦特派，这些人早年往往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那个战场上就与潘思结有情谊，而雅各宾派则多是一些土气十足的外省人，既不会说英语，又不关心世界革命，自然不易与潘恩交结。这样，潘恩在法国的朋友大多为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这些吉伦特派领袖。潘恩之所以与他们亲密，不仅仅是因为口语相通，还因为他们在世界革命、博爱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方面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而对这些，雅各宾派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持反对态度。
潘恩对国王审判案的态度，尤使雅各宾派难堪。他以美国人的身份不忘前情，继续感激路易十六对北美战争的慷慨援助。他反驳柏克时，就颂扬过法国革命的高尚之处不在于与一个国王作对，而是与产生国王的那种制度作战。所以，他希望法国革命能象美国革命那样，原则尽管彻底，行动却保持温和，少给欧洲众王室留下报复的借口。潘思认为国王早该废黜，昏君通敌亦必须惩办，但只宜流放，不宜处死，他担心处死国王一要伤害美国盟友的感情，二要激起欧洲王室的联合干涉。1793年1月15日，他在国民公会中公开投票反对处死国王。
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他坚信"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这一独特的认识角度，使他能超脱法国革命中激烈的竞争偏见，富有旁观之明。反过来，却也使他难以理解产生雅各宾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更不能同情罗伯斯庇尔那一派人在大风大浪中掌权的艰难处境，继国王问题之后，他在法制溃坏、限价风潮等问题上，又和雅各宾派发生争执。他提出了很多稳健观点，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十分可取，但在当时政治家看来却断难实行，故而都被拒绝了。罗伯斯庇尔那端最初对潘恩也有误解。他为《人权论》倾倒，以为能写出这样激烈的小册子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是自己的同道。可是不出两年，他就发现《人权论》的作者原来并不是一个无套裤汉，结果大失所望，掉头而去。雅各宾派素不以宽容精神著称，那时在这一派人中流传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对他们来说，从欢迎一个人到猜忌这个人，然后再激变为打击、迫害这个人，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更何况潘恩作为理想主义者，轻易不愿放弃自己的见解。如此两相抵角，形势急转直下。
1793年春相继发生马拉受审案和米兰达诬陷案，潘恩都出庭作证。他在后一案中为米兰达洗冤，与吉伦特派相合;在前一案中当众抖落马拉的隐私，深深激恼雅各宾派。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潘恩当年的朋友非逃即亡，他本人在1793年宪法中的思想主张被无情删除，他悲叹："共和国死了。"同年10月，潘恩的名字上了黑名单。11月25日，罗伯斯庇尔公布取缔外籍议员的法令，潘恩被逐出国民公会。12月28日深夜，潘恩锒铛入狱。
罗伯斯庇尔死后，入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有一份亲笔短简："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潘恩在这个他所颂扬的革命圣地系狱达10个月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在海峡彼岸，英国政府正在对他和《人权论》进行缺席审判。与雅各宾党人的猜度成反，潘思被英国保守党用歌曲谩骂，骂他是个雅各宾党人。有人编排了一个历史上最可恶者的名单，从凯撒开始，以潘恩结束。缺席审判的结果是：潘恩为非法之人，从此不受法律保护;《人权论》被全部查禁。潘恩为了法国，永远失去了回归故土的权利。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却又差点死于病魔之手。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理性时代》(第二部分)--有关宗教问题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因为其中的激进观点，他后来在美国吃尽苫头。1794年1月27日，他在该书扉页上赫然写道："我一向极力主张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如何与我不同。凡是否认别人有这种权利的人，会使他自己成为现有意见的奴隶，因为他自己排除了改变意见的权利"。美国公使莫里斯写信给国务卿杰弗逊说："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酥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入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如果不是莫里斯作梗，潘恩本来是可以出狱的。当时潘恩曾向美国求援，要求证实他有美国国籍。否则，雅各宾党既可以他的出身把他说成英国敌侨，亦可凭他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国籍一事，把他当成国内敌党。无论是敌侨，还是敌党，都难逃一死。莫里斯因前述迪安事件与潘恩失和，这时乘机报复，拒绝证明他有美国国籍。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竞也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思真成了"法外之人"。他的朋友见死不救，他的敌人幸灾乐祸。美国曾授予他国籍，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1794年8月，门罗取代莫里斯，出使法国。这位后来以"门罗主义"出名的大使比他的前任多一副侠义心肠。他惊讶地获悉潘恩还在狱中，于是四处奔走，火速营救，1794年11月7日，在门罗多方斡旋之后，潘恩终于获释出狱。他在门罗夫妇悉心护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
潘恩死里逃生，对法国人却从未口出恶言。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潘恩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曾给受命雕塑的艺术家写道：
quot;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心窝锯刻--一忘义负恩。"
潘恩出狱后，拿破仑曾访问过他。1797年秋天，拿破仑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他也曾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但在拿破仑执政后，他与潘思的关系迅速冷却下来，因为潘恩厌弃一切类型的个人独裁和残忍行为，拒绝与他合作。
从督政府到执政府，潘恩曾多次表露出一个世界公民的超脱本色。他本不是一个吉伦特党，更不是一个雅各宾派，这时，也不是一个热月党人。他只是个不讨任何执政党喜欢的理想主义者。1795年7月7日，他出狱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公会，就单枪匹马地向1795年宪法讨战，他斥责这部宪法放弃普选权，规定对选择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是背叛了革命的初衷。他还在议会外散发小册子，鼓动法国人抵制这部宪法。为此，他又一次丢掉了议员职位。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这时对这部宪法只不过作了些模糊软弱的反抗。
1795年宪法公布后，潘恩和巴贝夫几乎同时产生了这一感觉：只要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还占统治地位，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平等。从这一点出发，巴贝夫走向武装起义，潘恩则抓起笔书写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土地正义论》。他在书中呼吁实行土地改革。他的土改计划，简略地说，就是凡有土地者都把土地捐赠给一个基金会，然后再从这一基金会领取少许现金补贴，作为他捐地义举的报偿。潘恩设想，社会借此能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及一切建立其上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同时，还能避免巴贝夫式暴力剥夺带来的流血和动乱。这一计划今天看来不免浅稚，但在当时却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倾心向往的改革设想。它足以说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晚年思想并未失去活力，还在苦苦探索理想的社会蓝图。为此，不惜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滑动。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潘恩害起了思乡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国。他对来访者说，他已重操旧业，搞起了科学实验。新近发明有一种新式车轮，准备将它和当年的铁桥模型一起带回美国。
1802年9月，他应杰弗逊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乡----美国。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回来的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还把他和杰弗逊并称为一对"汤姆"。萨缪尔·亚当斯以新英格兰全体人民的名义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他彬彬有礼地致书潘恩："值此敦促联合维持和平之际，阁下是否还有意于重煽争辩之恶火？"邀他回国的杰弗逊这时正为竞选总统苦苦奋斗，为了避嫌，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最使他寒心的是费城的本杰明·罗什。这位当年《常识》的取名人这时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宣扬的原则，我觉得讨厌，我都不愿意和他再来往。"
潘恩这时一定觉得，相比现在，北美战争结束后那段"特殊的流亡者"的生活真算不得什么。如今，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入夜就有嘘声。邻居围攻他，连马车也不让他坐。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总不相信他这个鳃夫能耐住寂寞，于是诬告他与女房东有暖昧关系。甚至只差一点儿，他就被第三次取消国籍：在他临死前三年，有个地方官剥夺他的选举权，说他是个外国人。他最后几年成了美国社会里现成的攻击靶子。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吓唬会众，收拢人心;母亲使淘气的孩子就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一句："魔鬼和汤姆·潘恩来了!"1804年圣诞节之夜，有人干脆向他开了一枪，枪口离他10英尺。临终前一年，他的头发长得象鸟的羽毛，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18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有个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英国论敌--记者柯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他本想发动募捐为潘恩建造圣祠。结果除招来一片谩骂，一事无成。英国官方对潘恩耿耿于怀，生不宽容，死不接纳。一个巡街念公告的人，因为宣布潘恩遗骨到达，被官方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保留那堆遗骸直到他本人于1835年去世。他儿子继承了那些圣骨。 1836年柯贝特儿子破产，圣骨作为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可是大府官又不承认那是贵重物品，于是便由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来又转到一个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里。到了1854年，潘恩的遗骸只剩下颅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师这时突然宣称，他拥有这两块骨头。但后来人们追问时，他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到现在，连这点遗骨也无影无踪了。
潘恩刚死，即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处恐怕在于他脐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他与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发生的那种同道之争，后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就象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热爱人权，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可是罗曼·罗兰却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却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凿的好斗性格。这位常洒英雄之泪的法国作家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转自《书斋里的革命》，作者：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