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读后感精选10篇
《孽子》是一本由白先勇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4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孽子》读后感(一)：孽子
描写极其细腻，无微不至，让人好像身临其境，亲眼看到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挤在他们的小公园里，尽情放纵着自己扭曲的欲望。他们是被驱逐出家门的孽子，他们是使父辈蒙羞的耻辱。但真的是这样吗？不，不是，他们只是错在少数。难道他们的爱就不是一种真实的情感吗？难道因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就要遭到唾骂吗？他们当中既有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的爱，又有着黑暗之中张望着等待着那个用些什么就能交换自己一个晚上的迷茫。他们中不乏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却更多一些有着妓女母亲酒鬼父亲私生子等为背景的人们，他们躲在黑暗之中，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我想，若是他们早得到大众的理解与尊重，他们也愿能寻一个心爱之人安稳度过余生，可他们却被逼迫的只能压抑着，压抑到最深处又只得再畸形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还不得不防着随时可能突然袭击的警察，这样的逃窜，真令人痛心。不过时代总是一点点的进步，到今天这个群体已经被广泛关注并被保护，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毫无顾忌的牵着最爱的人的手，得到陌生人、朋友、家人最真挚的祝福。
《孽子》读后感(二)：金粉
我想我读这本书的初衷跟那些堂而皇之闯入安乐乡的外人相比也没有什么分别，只会让那些青春鸟浑身不自在罢了。
然后突然更无法直视“鸡兔同笼”这个命题了…
感佩白先勇先生的才情，一向很没耐心去看景物描写的我，还是在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台北的阳炎与红月。也正因为作品中几乎一切背景皆与我毫无交集，我甚至有种作者在平地拔楼的错觉…
理所当然地想起小波编剧的《东宫 西宫》——由你国最强alpha胡军领衔的大陆类似题材的先锋之作。不过虽说都在讲夜幕下一座公园里的同志纠葛却也没啥可比性。白先勇先生海外背景更为深厚但作品中展现的是极为纯正的东方面貌，细腻，内敛，深沉。他会选择用含蓄的隐喻描摹丑陋与不堪，正如书评家所说的“研悲情为金粉”。而小波的西化痕迹更为明显，再加上数学出身，一句话，他是浪漫与理智并重的直男。
以上，前言不搭后语。
《孽子》读后感(三)：无题
《孽子》，没有宏大的场景，没有矫揉造作的动作，表现的只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公园中一些同性恋的悲喜生活，在这个“王国”中，每个人依照自己的性格和公园的规矩行事，杨教头的领导，老鼠的惯偷，小玉的巧舌，吴敏的坚持，“我”的沉稳，看似公园中的人和外面世界的人无异，但“我们”只能在黑夜集聚，因为“我们”这些人终究是与正常人不同的，大家也因为种种原因流落街头，几乎不曾感到家庭的温暖，即便这样，公园中的人依然抱团取暖，尝试着生活，尝试着过更好得生活，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杨教头在傅老爷子的资助下建造了属于公园人的温室——安乐乡，也算有了一个落脚地。
说到傅老爷子，起初对于老爷子的评价是“大善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名号傅老爷子是当仁不让的，多次帮助公园人，去看望生来就失去双臂的傅天赐，帮助“我们”开设“安乐乡”，收留“我”在家中住宿......这个饱经风霜、看似完美的退役军官在中年时也失去了曾为之骄傲的儿子傅卫，因为自己的儿子也和男人做出了那“苟且之事”，在儿子被自己大骂一通表示“不想相见”后，傅卫终于用一颗子弹把自己的痛苦崩碎在那一滩血迹中，看到这里，我感觉到傅卫、“我”、王夔龙似乎有着相似的命运：傅卫在判决前被父亲拒绝见面、“我”被父亲赶出家门、王夔龙被父亲告知“我不死你不许回台北”，对此，视名誉为生命的军人傅卫选择了死亡，从小娇生惯养的富家公子王夔龙选择了怨恨，而在底层摸爬滚打尝尽人世艰辛的“我”选择了生活，这些选择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相关，但心中总有些不甘与不屈，在王夔龙向傅老爷子抱怨自己的父亲时，傅老爷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儿子难，老子也难，也许傅老爷子和“我”父亲、王夔龙的父亲是一样的，无论是不准儿子相见、赶出家门，都是对自己儿子行为的极度不齿，同时又在心中存在着父亲对儿子的不忍，在两种极端感情的夹击下父亲们以一种或许是逃避或许是纠结扭曲的心态下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还有一种感情让我心有戚戚，“我”的回忆中除了父亲的威严，母亲的放荡，更多的是对弟娃的思念。全书中穿插着“我”与弟娃曾经的生活，或许这代表“我”对于曾经日子的怀念，“我”心中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但“我”是，很无奈的一件事，但好在“我”对于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很排斥，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话，就是在俞先生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时，“我”感到了自己的肮脏，“我”感到了自己的不配，“我”在俞先生的怀中大声放哭，愈哭愈烈，好像要把自己的堕落、无奈与可耻全部挥洒出来，也许这也是“我”在全书中唯一一次在他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感情，即使去看望躺在破败床上蓬头垢面满身伤痕的母亲，即使面对母亲在得知弟娃死后对“我”的歇斯底里，即使母亲死后我在台风中抱着盛装母亲骨灰的骨灰盒，“我”都没有在外在上表现自己强烈的感情，仅仅在把母亲的骨灰放回家后离开那条巷子，“我”终于渐渐跑开，回首望去，眼泪涌出，第一次真正尝到了离开家的滋味。或许被父亲赶出家门后“我”还期待着回去，但当我真正进入公园，真正依靠自己生活了以后，“我”发现，“我”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回去的理由，也许“我”真的回不去了，也不必回去了。
看似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会有欢乐，会有嬉笑怒骂，会有安稳，但更多的是漂泊，公园中的人努力过，但当时代的洪流倾泻而下，“我们”都被冲得四散奔逃，“桃源”倒下了，“安乐乡”倒下了，傅老爷子离开了，老鼠被抓去接受教育，小玉逃去日本成了gay bar明星，吴敏照顾中了风的张先生和从台北监狱放出来的父亲，“我”在台北一个高档酒吧打工......
当“我”再次回到公园看到了很多新的面孔，杨教头依然是“教头”，继续拿着扇子指挥着新人，随从依然叫嚷着“糖糖糖”，艺术家依然在画着原始野性的画，郭老依然在继续自己的《青春鸟集》，除去换了一批新人，一切好像都没有变，这也正是洪流冲不去的，即使“我们”散去，但“我们”仍在洪流中，“我们”仍然在排挤冲突中顺水而行，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又会相聚。
其实想想，我们，这些所谓异性恋人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只是我们的艰难并非表现在性取向，而是其他不被主流认可的不可言说之痛。面对舆论，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敢反抗，只是在自己的心中或小圈子中建造一个“安乐乡”，让我们孤寂、不被认可的思想可以在那安放。
所以我认为，虽然这本书描述的是同性恋的生活，但它影射的却是社会和大众对于传统的极度拥护和对于反传统的偏激与扼杀。
即便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依旧能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力量，所以我最爱的是《孽子》的真实和小角色在无力中的努力挣扎。
在本书的正文前有作者这样一段话：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孽子》读后感(四)：月光晒干眼泪
任我醉倒在池边
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完了《孽子》。看完后，脑子里一直萦绕着阿信的那首《拥抱》。
读白先勇这部长篇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很压抑的。这本书讲述的是六十年代初，一群特殊的人群台北同性恋的悲欢离合。在社会风气保守的那个时代，同性恋只能聚居、流浪在台北的新公园，尤其是新公园的荷花池附近，警察巡查的时候逃走、查过再回来，朝不保夕。
台北新公园，是同性恋聚集处，也是台北公开的秘密。小说里反复提到，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贯穿全文的对台北市新公园里那一池红艳艳的莲花的描写了，文章里反复出现，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像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
每次读到这里脑子里就响起拥抱的旋律，一池火红的莲花，红莲业火？罪孽？因为书里写的是同性恋这一特殊人群，都是有罪的。他们是一群脆弱而又无助的孩子，他们流浪在台北街头、被家庭遗弃驱逐出家门，聚集在半明半暗的城市隐晦处，屈服于这个隐晦王国里的掌握着他们脆弱命运的长者。阿凤、阿青、小玉、吴敏、老鼠一只只青春鸟，都执拗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对他们尤其残忍的社会里努力挣扎地活着。
六十年代的台北，还没有多元成家这个词，也没有彩虹旗在空中飘扬。 在那个时代，同性恋是不被认可的，是最隐晦的耻辱。被家庭排斥和驱逐，是最糟的不幸了。小说里的主人公阿青，就是读中学时发现自己独特的性取向之后，被军人出生的父亲逐出家门，最后在这个晦暗的王国里沉沦。在这个国度里，这些稚嫩的少年像一只只小兽，放纵自己最原始的欲望，但却也拼尽全力守护着自己的那份渴求，像小玉的樱花梦、老鼠的百宝箱、阿青的弟娃。这些迷茫的少年在师傅杨教头的羽翼下，艰难挣扎地生活，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幸好，他们遇见了傅老爷子。
傅老爷子是一名军官，年轻的时候在大陆跟日本人打过仗，后来到了台湾退了役开了一家纺织厂，做了董事长，算是上流社会的体面人。但傅老爷子的骄傲，已经是一名优秀军官的儿子傅卫，却在二十六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章开始并没有提及傅卫的死因，直到最后，傅老爷子行将就木的时候，跟阿青提及了。原来，在中年丧子之后，一直帮助公园里的一个个年轻脆弱的生命的傅老爷子，也有着一个同性恋儿子。孽子，这个时候真正开始点题。像阿青这些生来就特殊的孩子，无论优秀还是不优秀，也无论身份贵贱，在当时都是不被认可的，不仅不被社会认可，也不被家庭接纳。这些被爱拒绝的孩子都属于孽子。傅卫选择在傅老爷子生日那天，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阿青在一个异常晴朗的夏日，打着赤足，在父亲悲愤、颤抖的低吼中奔逃离家一样，这些年轻人注定了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傅老爷子是将自己对儿子傅卫的愧疚，在这些公园里的孩子身上来弥补。
好在，最后这些在公园里浮沉的孩子都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份稳定的生活。
《孽子》读后感(五)：白崇禧是如何看待白先勇的性取向的？
记得上学的时候，翻到自家书架上有本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因了和作者同姓，先生几分好感。好在他的文笔并不晦涩，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也可通读，但是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他的故事仍给我并不成熟的心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可能因为作者喜欢昆曲的关系吧，他笔下的人物上至政要巨贾，下至流氓妓女，无不以一种浓墨重彩的方式，在勾画的纸醉金迷的背景下上演或悲或喜的折子戏。这种惨烈的笔调确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女性作者写同性恋的书，一般都抱有同情和感伤，那么同性恋自己写同性恋呢？看《孽子》的时候，简直有点不太相信是白先勇的作品，那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未免太过淡然了。这种淡然，也许恰恰因为他本人是个同性恋。——人有切肤之痛的时候，往往喜欢顾左右而言他。
书名真是非常有意思，“孽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同性恋算是造什么孽呢？顶多是一种不同的性取向罢了。但是在书中不能为世所容的那群孩子身上，仿佛总带着一些对亲人的愧疚。联想到作者本人的处境，这种愧疚恐怕正是他自己的心理折射吧！
出身显赫名门的他，应是一落地就被给予厚望的吧。俗话说“将门出虎子”，可他不但一点不虎，反而还娘们兮兮的，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的时候，是否马上就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之情呢？但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呀。他希望得到亲人的肯定和支持，但同时他又怕他们知道以后会唾弃他，鄙视他，憎恶他……种种矛盾交织的心情，他只有选择写进书里！按他的说法，白崇禧是有点意识到他的性取向的，但是父亲恐怕比他更害怕承认这一点。白崇禧虽然打了那么多胜战，但这种事仍是他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打马虎眼吧——幸亏子女多，出一个不肖的就随他去吧。两人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看白先勇在《孽子》里对几个军人出身的父亲的描写，大抵可以想象白崇禧对子女亦是十分严厉的，而严厉往往也意味着固执。终其一生父子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无从和解，带着这种遗憾，在面对父亲的死亡时，白先勇是否也会像书中的儿子那样感受到一种格外的伤痛呢。
真是可悲呀，有着两千年同性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竟在近当代对同志们大加挞伐起来。屈原的江算白投了！往回倒数个两百多年，像白先勇这个家世，你不养个相公，包个娈童，出去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吗？活在那个时代，白先勇必然是另一个贾宝玉，可惜生不逢时！幸亏他还有一杆笔，作为发泄的出口。《孽子》的成书不仅仅是要激起僵化社会的涟漪，更多的也是他对在天之灵的父亲的倾诉吧——他知道父亲爱他而他愧对这种爱——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苦。但这并不能击垮他的痛苦，反而促成了他在文学之路上的更多的辉煌。
《孽子》读后感(六)：夜行者们
在夜色中，我有三种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海子《夜色》
午夜12点半，我看完了《孽子》的最后一个字，呆呆地在书桌前坐了好久。
在新公园的莲花池旁盘旋着的青春鸟，深夜飞入一间间破旧的旅舍，依偎在一个个陌生人的怀抱中，但终究还是会像新公园的园丁郭老说的那样“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民国六十年代，在台北新公园这个黑暗王国里徘徊的是一群被称为“青春鸟”的同性恋沦落少年，他们被社会，被父亲抛弃，只能深夜里聚集在公园里，等待仅有一夜的温暖。青春鸟炸裂般地燃烧着青春，短暂的火光后便被埋没在黑暗中，要么死去，要么衰老。然而源源不断地，总有年轻的鸟儿会在迷茫的夜晚慌乱地撞进这个园子，成为那里新的年轻的火焰。
杂乱的园子里，埋葬的是数不清的人和故事：烈火般炽恋的龙子和阿凤；为十三号长眠在淡水河里的桃太郎；失去弟弟又被父亲逐出家门的阿青；做着“樱花梦”想要寻找生父的小玉；眷恋着家庭温暖的瘦弱的吴敏；被赌徒哥哥虐打的老鼠……这些人出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要么是妓女的孩子，在窑子里长大，不知道生父是谁；要么家徒四壁，蜗居在漏雨霉旧的小窝棚里；要么父亲嗜赌如命，频频进宫，只能独自零落在大街小巷。
生活的漂泊，注定在灵魂上烙下了短暂的痕迹。出身于底层的他们，所能得到的“爱情”，终究也是别人用金钱买取他们的身体换来的一时欢愉。这些青春鸟也知道，这种爱情不过是流星般的瞬间而已，不会有人为他们停留，他们也不愿相信，有人会为自己停留。眷恋着张先生的吴敏，为他的抛弃割腕自杀；纵身跃入水底的桃太郎，在十三号喜宴的夜晚化做了一缕孤魂；住在精神病院的涂小福永远也等不到心中人的那趟来自美国的航班。他们轻信了这种廉价的爱情，所以伤痕累累。然而不愿相信的人，依旧不能全身而退。阿凤不相信这种长久的感情，一直在逃离着龙子的追求，带着对龙子的爱永远留在了年三十的夜晚。阿青终究觉得肮脏的自己愧对于俞先生的关怀，留下一张纸条匆匆离开了。与其依恋这种既得不到也等不来的不平等的爱，不如在夜色退去之后，忍痛忘记过去，再重新开始。
不愿相信长久，便注定流浪。那些正直年少青春的孩子们，明明可以像在“安乐乡”酒吧里工作时那样做的很好，却接连放弃了稳定收入的工作，选择用这种方式养活自己。并不是他们懒散不愿意做，而是在那种岗位上缺少归属感：没有家，没有朋友，性向的不同注定会被排斥。与其内心孤独，不如群聚在同类出没的地方相互取暖。年少总是轻狂，安稳的工作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坦然与安宁，注定要去流浪的孩子们选择享受短暂的青春，心灵有可以安放的巢穴，逃避永恒，只等待下一个炸裂的瞬间。
然而，禁忌的爱也好，挣扎的生活也好，隐藏在背后的，是“父亲”这个沉重的枷锁。
氏族社会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部落间战争次数的增多，代表着生殖和生产的母系社会逐渐被代表着暴力和强权的父系社会代替。强壮的男性成为社会中的主要力量，女性则扮演了负责生育，管理家庭内部的角色。中华民族里，儒学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会所要遵守的信条。可以说，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就等于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就像帝王对待臣子，父亲有着对儿子绝对控制的权利。
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人的成长就应该是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家门兴旺，然后再延续香火，一代代传承家业是每个男子的责任。而同性恋则打破了这一既定的规则，父亲暴怒于辛苦养大寄予极高期望的儿子，却违反了社会道德准则，首先无法做到修身，又何来之后事业上的理想抱负。
父爱如山，爱的沉重又压抑。儿子们承载了太多父亲理想中的未来，命运的走向却被笼罩在了大山阴影之中，父爱成为了心中的枷锁。在书中，被逐出家门的孩子们，他们的父亲大多是退役的军人。他们是一种权利、纪律、规则的极端体现，更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典型象征。父亲无法原谅儿子“自毁前途”的行为，在暴怒过后把儿子流放，排除在家庭之外，同时也就等于排除在了社会之外。儿子因为得不到父亲的原谅而痛苦，父亲也为儿子的这种行为愤怒而失望。父亲坚决不让步则注定留下的是悲剧的结局——傅卫饮弹自尽，龙子的父亲到死也不愿见儿子最后一面。死亡仍旧不能解脱身上沉重的枷锁，死后有的是后悔和痛苦，却永远也没有原谅。王夔龙在夕阳里跪在傅老爷子的坟前放声大哭，泪水中流不尽的，一定有对父亲，对阿凤，对自己，对傅老爷子无能为力的伤痛。
每一只无家可归的青春鸟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狂澜般的悲痛，却在白先勇的笔下悄然落地，化为无声。法国作家马尔桑评价这部小说是“把悲情研磨成金粉”，沉淀着记忆过往的泪水，在“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般的月亮下，温和地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故事的最后，郭老说，“你们这群鸟儿，一只一只还不是都飞回来了”。那些青春鸟的行旅，变成一封封书信在大洋间来回穿梭。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青春鸟已然老去，名为“青春鸟”的相册里，驻留了一张张不会老去的容颜。一代代人升起又陨落，主角在更迭，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隐藏着的烈火般炽热的故事，还在继续。
夜行者们，在这夜色中挣扎着，一次次飞出去寻找爱情，四处流浪；但是他们已然坐上了王位，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歌，拥抱明媚耀眼的太阳。
《孽子》读后感(七)：我想那是天生的
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孽子，一口气读下来竟意犹未尽，还想在继续看下去，文笔优美，各个景色和人物的内心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对每个人物都有很好的诠释，忍不住让人看了还想看！
小说围绕着主人公阿青展开，由于阿青被父亲知道在学校里和一个同性亲热，被父亲逐出家门，晚上阿青无处可去，来到了一个公园，蜷缩在角落一旁，让公园里的长老郭带回了家。
自此，阿青和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认识了执着于寻找日本父亲的小玉，喜欢小偷小摸的老鼠，还有爱着渣男的小敏，管教着公园里孩子的杨教头。
七十年代，白先勇先生写出这样一本关于同性恋的书，不知道有没有经历什么磨难，书里其实对同性恋的性描写很少，都是着眼于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和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虽然他们是一群同性恋，但并不能抹杀他们爱玩爱闹的性格，他们有固定的去所，那个只属于他们的王国。
只是那些青春鸟只敢在午夜现身于公园，一到白天都隐蔽了起来，因为同性恋被世界所不容，他们只能藏起性向，一求安稳度日。
虽然这些年国外有很多国家同意了同性恋婚姻，不过，歧视还是存在。
在世人的观念里，世界好像生来就是男女结合的，如果看到有男人和男人结合，女人和女人结合，好像她们就是变态一样。可是，同性恋并没有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和异性恋有着一样的感情，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
孽子里的那些青年大多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我想这些底层的同性恋们，生活并不好受，因为他们一边要向身边的人隐瞒性向，一边又忍受不住对性的向往，让他们的内心充满煎熬。
如果我们能更包容他们一点，他们或许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恋，不必在爱情上踌躇不前，不必遭受羞辱和嘲笑，他们的一生可能会过的更开心一点！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不能为他们单独造出一个王国呢？只有同性恋的国家呢，可是这样一想，又觉得，歧视的味道更重了。
所以不管世界如何的变化，同性恋始终存在，从古至今都是，毁灭也毁灭不了！像白先勇先生说的:"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
《孽子》读后感(八)：将苦难研成金粉
那是最深最深的黑暗，荷花池畔，彷徨无助的青春…… 这是一个不被包容的群体的群像，他们有着不被世人认同的性取向，被家人和社会视为耻辱，他们聚集在新公园的荷花池畔，是一群折翼的“青春鸟”。不同于普通的流浪者，他们在追求生存的同时，还有内心最深的隐痛。社会道德，孝道观像一块块大石，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一个个因此受到家庭社会放逐的人，只能在最深的夜里行走。五月天有一首歌《拥抱》曾这样形容“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又是怎样的一种绝望。作者将苦难研成金粉，套用尹玲写在书尾的话 ，“阅读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种强烈的光照亮我们心底深渊”。 白先勇的《孽子》像一面镜子，只作观照而不发出声音，却使观者不得不作出思考，为什么人们对于那些不同于大众的群体不能更加地包容？柴静在《看见》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者？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爱情，应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偏见源于不了解，文化的惯性难以打破，但我们可以在使出语言的利剑道德的绳索前稍加了解。爱情不是错误，爱什么样的人也不是错误，爱什么性别为什么就是错误呢？一味地排除只能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孤岛，尝试着理解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在未来，每一个人都有拥有爱情的权利。
《孽子》读后感(九)：【转】
1.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
作者所塑造的孽子和传统意义上的孝子有很大的反差。本书的主人公李青也好，龙子也好，在内心和父亲的天平上，出于下意识的遵从内心，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为父亲所不容，而且在骨子里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怀有敬畏之情的。但是忠于内心的他们仍然选择了反抗。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对父亲的尊重而选择牺牲自己的内心愿望。所以他们被放逐，逃离到了黑暗王国之中。阿青逃到了新公园，而龙子逃到了美国的同性恋圈子中去。成天隐没在大片大片的黑暗之中。孽子们坚守自我却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就像是永远的黑夜一样，永远生活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他们虽然罪恶而肮脏却显现出一种孝子所没有的真实的自我，他们的灵魂没有被父权所吞噬。他们的痛苦感官没有麻木不仁。在那样的动荡社会中太多的人子为了尊崇孝道而迷失自我，成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活死人。他们内心只有父权的威信别无其他。
孽子们就像是反抗父权的斗士一般生存着，但是孽子的反抗又显得不是那么激烈，对于父亲，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理解父亲却又无法按照父亲所要求的方式生存。他们对待父亲的态度不是深恶痛绝的敌人。所以他们没有暴利的进行抗争，孽子的抗争比起举起屠刀见血杀人的抗争要温和许多，他们不走极端，他们反省着自己的错误，站在父辈角度重新审视问题，以先觉者的姿态站到比仇恨更高的位置。比如文中当龙子面对父亲的驱逐，他依然选择放下自己的拳头，只是默默的继续做自己认为随心的事情罢了。孽子们将罪恶的十字架背负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有勇气选择自我流放，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弑杀自己的父亲。在心灵的深处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在文中李青护送自己母亲的骨灰回家，给父亲留下字条就冲冲的离开。他是试图避开和父亲的正面冲突。这正说明了孽子心中的愧疚，他们明知自己有罪却从不反抗自己的罪孽，而是扑进罪恶的深渊之中。这样的孽子群体消极的反抗着父权，呈现出一种决绝的自我放弃。他们的反抗不是激烈决绝的，而是温和而悄无声息的，用一种自甘堕落的外衣包裹的含蓄的反抗，自我反省促使孽子们心甘情愿背负起罪恶的十字架成为一个个极其辛苦的消极反抗的斗士。
2.缺乏情感寄托造成的焦虑症病人
这个寒流来临的除夕夜，在这个没有月亮却是满天星斗的灿烂夜空下，在新公园莲花池畔我们这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隐秘王国里，突然间通通泯灭消逝。我们平等地立在莲花池的台阶上，像元宵节的走马灯一般，开始一个跟着一个，互相踏者彼此的影子，不管是天真无邪，或是沧桑堕落，我们的脚印，都在我们这个王国，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留下一页不可抹去的历史。孽子群体情感世界无疑是困乏而贫瘠的。他们无法获得在常人眼里出手可得的亲情。家人近在咫尺亲情却触摸不得。李青本来有个相依为命的弟弟，却因病去世。父亲虽然就在身边，回去护送母亲骨灰的时候却匆匆的离去。龙子的情感匮乏有甚，父亲有生之年都不允许他回到台湾。情感的驱逐造成孽子们内心的匮乏。内心的匮乏及其容易产生恐惧。
为了抵抗内心的恐惧而强迫自己进行各种尝试性的努力，究其本质上说这正是一种焦虑症的表现。在极具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造成了严重的情感焦虑。所以孽子们选择了很多方式，尽量融于主流社会。却一次次的失败。文中的小玉为了寻父，甚至捡起久违的课本开始重新学习，改头换面认真工作。最终父亲仍然不见踪影。孽子们面临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内心的焦虑愈演愈烈。所以说每一次尝试挣脱焦虑症的束缚却意味着孤独症的加重。在黑暗王国无处自寻的孽子们是深受焦虑症困扰的病人。焦虑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特殊情绪，极大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焦虑源于恐惧，是恐惧的一种特殊形式，“当恐惧源是模糊的或受到压抑时就表现为焦虑。”
也就是说，当人受到外在未知事物的进攻并无力抵抗时就会产生焦虑。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个体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遭受到创伤性的变化，使得他一贯坚定的信念受到怀疑时，这样的不统一状态就会让他觉得无所适从，体验到深刻的焦虑。“他必须努力在自己心理内部找到勇气和力量的核心，作为重大抉择的标准，以免产生人格萎缩和病态焦虑。”
孽子们的恐惧源自情感寄托的极度匮乏，孽子们是痛苦的，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
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他们在焦虑中不停追寻。他们想寻找一个出口，一个归途，可惜前方一片迷雾。他们在不安和摸索中前进，在孤独和绝望中挣扎。他们尝试寻找一个情感的寄托却无疾而终。正如书中的李青曾经以为俞先生会是自己最好的长辈和朋友，可是在某天晚上被李青试做好友的俞先生尽然要求和李青发生肉体的关系，在李青看来这无疑又是一次情感的困败。是极其不能容忍的耻辱。孽子们和李青一样付出自己的真心一次次的寻找着情感的新寄托，却又一次次的重新坠入焦虑症的深渊。生活在黑暗王国的孽子们是病入膏肓的焦虑症病人。
3.特殊“性取向”导致的边缘人
“边缘人”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他把“边缘人”定义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边缘人对于他或她自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离开又做不到；对待新的文化同样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能，想拒绝又做不到。”白先勇笔下的孽子群体极好的印证了这个定义。他们徘徊在主流社会和黑暗王国的边缘。挣扎在堕落和改变的边缘始终未果。
高级将领得知自己的儿子王夔龙是同性恋，愤恨之下将儿子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甚至扬言自己有生之年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台湾；傅崇山对儿子傅卫寄寓了很高的期望，当儿子的同性恋事实被揭露之后，怕父亲失望选择吞枪自尽。李青父亲退役后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李青身上，当发现李青和实验室管理员发生苟且之事之后拿着生锈的铁枪追逐李青扬言要杀死他。父亲们如此强硬的态度反映出主流社会对同性恋反伦理行为的极度排斥。同性恋者很难在这个主流社会上生存和立足。所以在主流社会的压迫和排斥下，他们只能选择流浪，逃亡意识在这些孽子身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体现。他们以流浪者的姿态存活在边远地点。社会的压迫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双重的痛苦。
其实，孽子们只是一群脆弱的孩子，被逐出家门，被抛弃在街头，屡次从家中被迫逃跑。他们不被理解，不被接纳，不得不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屈服于新公园为他们安排生存方式的长者。他们虽然违反常情，却感情温暖敢于牺牲。
他们急需的只是一份身份的认同感，在两种文化边缘挣扎的他们，就像是数去身份的幽魂。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完全的被肮脏的新公园所腐蚀。人性的光辉在他们的心目中熠熠闪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希望主流社会认同自己的意识。这样的意识鞭策着他们朝着更加美好善良的通途进发。但是现实的残忍却无情的摧毁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一遍一遍的游走在黑暗王国和主流社会之间，就像是坠入深渊的孩子，寻求救赎不得，反而只能向更深的深渊坠落。坠落的途中内心清晰的意识依然努力的尝试和主流社会联系，却又找寻不到方式。
处在社会边缘的孽子们并不是想要成为主流，而是妄图追求一种无所谓边缘抑或主流的平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宣告失败。直到故事的结束他们依然是挤压在黑暗王国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边缘人。
三．“孽子”形象的精神价值
白先勇在对这些青春鸟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的另一面,展开了对时代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批判。洞察探索人性、剖析社会文化思想意蕴仍是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孽子》是白先勇的颠峰之作,已经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作品。《孽子》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台北新公园里,群星闪烁的夜空下,在莲花池边的同性恋王国中生活的一群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抛弃的野性少年。书中涉及了同性恋这一敏感问题。主角是阿青、小玉、吴敏等一群流离失所、沦落台北新公园的男妓。反映出孽子中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仿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求索归宿的心情。这群孽子掀开他们狂放患纵的表象,露出的是一块块被侮辱被蹂躏的浓血进流的疮疤,反映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表达了对人性尊严的呼唤。就这篇小说寄寓的作者思考而言,最突出的是灵与肉的矛盾挣扎对于作者的启示,这一矛盾因题材关系也带有它的独特性。除此,父与子关系畸变的重建和孽子回归主流社会的问题也得到了作者的充分关注。
1.灵与肉困境的突围
《孽子》书中的那群被主流社会驱逐的青春鸟们，群居在新公园这个黑暗王国之中。各自用不同的性格和方式演绎注定是一场磨难的人生。他们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不断地寻找着可以补偿自己苦闷内心的东西。这个时候杨教头带领他们从事的近似男妓的勾当在情欲上令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堕落的。带着麻木不仁的肮脏和低贱玩弄的戏谑。孽子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样的满足是错误的，他们很希望获得心灵上真实的满足。这样的纠结心理在每个孽子身上都有生动的注解。精神范畴的美好和物质范畴的满足总是同时出现在每个人身上。孽子和正常人一样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煎熬。精神范畴的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灵”。物质范畴的我们统称为：“肉”。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作为同性恋者，那种在作者渲染下的骨子里带来的堕落显露无疑。这样的堕落近乎是肉欲的极强表现。在灵肉不可分割的大前提下，他们对于至善至美的灵就尤为向往。他们不停的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善良美好的性灵。他们妄图让自己的堕落减少几分。甚至希望获得重生。这样的强烈欲望促使他们在这个黑暗王国努力的寻找着浓烈的真诚地美好情感。
《孽子》中的主人公阿青身上的灵肉之争表现得尤其明显，是小说的一条鲜亮的主线。李青一直希冀从其他人身上补全自己对于弟娃的情感。阿青的弟弟（弟娃）可以说是阿青一段很长时间来的精神寄托。更有甚者可以说弟娃实质上是阿青本人灵的投射。阿青的善良美好全部统统的印证在对待弟娃的情感上。小说中，阿青的母亲私奔后，阿青和弟娃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白先勇把这个缺乏母爱的孩子刻画成对于自己的弟弟能够如母亲般细致照顾的形象。和弟娃在一起的每个片段都感人而温暖。后来弟娃病故，阿青就像是丢了魂一般。也就是在弟娃去世的第三天阿青在学校和化验室管理员发生了苟且的事情。导致被学校开除，被父亲驱逐。从此阿青就在新公园开始了堕落的人生。同时也开始了寻找自我，寻找性灵的苦旅。弟娃对于阿青来说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弟娃的失去让阿青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说第二部分第七章里阿青结识了一个名叫赵英的男孩。接着阿青就请他看电影，散场后在河边阿青从背后搂住赵英。受到了赵英的反抗。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同性恋者面对同性时的性冲动，其实实质上事件的导火索依然是弟娃。弟娃喜欢武侠小说，赵英也是。赵英缺乏家庭的温暖，他和弟娃不也正是如此，所以在赵英身上阿青看到弟娃的影子，所以理所当然的对赵英照顾有加。他甚至把弟娃的唯一遗物一管口琴都赠于赵英，可见在阿青的心中是多么渴望弟娃可以在赵英的身上还魂。当赵英用弟娃的口琴吹起弟娃最爱吹的《踏雪寻梅》，阿青的情感已经无法克制，那样的背后环抱的动作下，阿青的内心被曾经和弟娃一起吹口琴的旧时光萦绕。其实这一抱只是阿青在现实生活中找寻替代弟娃的影子，找寻值得自己爱恋的对象罢了。当弟娃的影像和赵英重合，阿青不自觉的把赵英真真的当成是自己的弟娃。
作者在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他写了一段阿青对弟娃的回忆：
在等两年，弟娃，弟娃。弟娃手里的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的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字里行间流露着无尽相思。这种真挚兄弟情让人动容。正是在这里的大背景下阿青才做出了环抱的尴尬之举。表面让的肉欲膨胀实质却是内心至善至美的性灵作祟。阿青拥抱的不是赵英而是和赵英的重叠的弟娃。
小说中阿青曾经收留过神经郎小弟。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灵魂的救赎。对小弟的爱护每时每刻都会唤起关于弟娃的记忆。在对弟娃的一次次追忆中，阿青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在小说的结尾是阿青遇到了罗平，他将自己的围巾交给罗平，并和罗平一起奔跑，他想父亲一样喊着军令的口号，他在罗平身上也和曾经的赵英，小弟一样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同情。李青在如此复杂的情欲纠结中沦陷又逃离，逃离又沦陷。这让我们看到了同性恋爱欲的多重面向。及面对如此不堪的生活，积极地追求性灵的积极人生追求。对于阿青来说灵肉之争的感情最高点是在他和俞先生相处的那个晚上，阿青把俞先生当成是亲爱的前辈，在阿青的眼里俞先生是一个可亲正派的长辈，当那个晚上，俞先生搂住他的肩膀的时候，阿青顿时觉得很肮脏，禁不住失声大哭起来。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的确实莫名的羞耻，好像自己身上长满了疥疮，生怕别人碰到似的。阿青对于俞先生这样有损于他们之间真挚情感的举动感到失望和痛心。
接下来，阿青第一次回到了开除他的母校，经过昨天的晚上的灵肉之争，他不知为何鼓起了用其，暂时回到了曾经的伊甸园。找回了他失去的美好善良。他参与到一直都参与的篮球赛中，这使得他的青春活力展露无遗。这是具有象征性的，球赛的胜利象征着对他青春的肯定。与前一晚灵肉之争中灵的完胜相互对照。另外在队员中安排的娃娃脸也绝非偶然。这是作者制造的又一次阿青与弟娃的短暂相会。弟娃已经成为了阿青心中最圣洁，最美好，最善良，最纯净的性灵的化身。和阿青一样这种纯洁美好善良真挚的情愫出现在每一个孽子的身上。十年前公园里发生生的关于龙子和阿凤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小玉，吴敏，老鼠等都是一样，有着和阿青类似的命运，也有着和阿青一样的对于至善至美的性灵的追求。这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同处的这个黑暗王国的共同形态。
对人性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白先勇的创作着眼点。他以独到的思想情感倾向对人性的情感困境进行反思和揭示。在“孽子”中白先勇强调“灵肉之争”，强调人性中本就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性灵和堕落丑陋的肉欲的拉扯。李青们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主流话语的价值判断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心纠结和斗争跃然纸上。人性的两面在这个黑暗王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
2.畸变父子关系的重建
白先勇先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孽子》这部小说的主旨其实是父子情。白先勇把小说的核心放在父子情结上，他的用意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希望呼吁主流社会破除父子之间的隔阂，呼吁代际之间的理解。父亲理解儿子，儿子理解父亲，这样的和谐关系是白先勇所希望看到的。蔡克健曾经说过：“《孽子》并非单单描写青少年的同性恋的问题，全书的大结构是中国父权社会以及父子„„不仅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
这是《孽子》的主题，它不是单纯地同性恋题材小说，而是一部亲情伦理小说，是社会小说。父子关系和父子冲突确实是《孽子》最着力的表现主题。小说的开篇第一章就写到：故事的叙述者阿青因在学校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无胜发生淫猥行为被勒令退学后，又被父亲驱逐„„
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愤怒颤抖，嘎哑的喊到：畜生！畜生！小说中的另外一只青春鸟——小玉，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逐出家门，出身国民党高官之家的王夔龙则因疯狂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同性挚爱阿凤而被父亲放逐到海外十余年，父亲甚至扬言自己去世之前不准许龙子回国。到最后龙子连自己父亲的遗容都无法瞻仰。傅崇山的儿子傅卫也同样因为同性恋而在情感上被父亲放逐。傅崇山其实是父重山的话音。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作者对于父亲群体的一种整体性刻画。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中中国社会的父子观念是相当正统的，不允许随意亵渎。但是在小说中父子的冲突显示出一种异常的强烈。这种冲突可以与主流社会关于传宗接代的理论相契合。对于父亲来说孽子们的行为是违反自然地，大逆不道的，荒诞滑稽的，丑陋鄙俗的，甚至不可理喻。他们对于这种有碍于香火继承和家族声誉的原则性问题自然决不让步。正如作者说的，孽子形象的刻画中，和父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他极力要表现得方面。其实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父子冲突都是文学作品永久探讨从未离开的主题。在孽子中，白先勇把儿子的行为营造为一种极端的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让父亲的无法忍受上升到一个极端。从而深情的将视角放到中国父亲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上，他们的态度其实也就象征着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态度。在谈孽子创作时，无可避免的要提及同性恋现象的讨论。白先勇曾经就此问题发表过感言，他说：“对我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少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了。”同性恋从古至今恒久有之，只是一直处在少数派的地位。但一直存在。如果因为是少数，就将这群人的感情往丑陋卑贱里挤压，发誓要将这样的情感毁灭，就显得非常不符合人性。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窥探出作者对于同性恋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用饱满的笔墨描写那些被迫沦落新公园的青春鸟们的悲惨生存现状，对他们寄予深刻的同情和怜爱以及理解和包容。另一方面，又通过傅崇山这个父亲的代表人物与龙子还有阿青的对话，表现出白先勇对于父亲行为的理解和同情。在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关于傅老爷对于龙子的劝导：
夔龙,你只顾怨你父亲，你可曾想过，你父亲为你受过多少罪？父亲的痛苦，你们以为能够弥补的起来？„„他受的苦，绝不会在你之下。在与阿青的谈话中，慈悲的化身的傅老爷子，也多次劝导阿青理解父亲的心情，并尽早回家过上一种健康地生活。
你们这些孩子，哪里能够体谅到父亲内心的沉痛呢？你有父亲，我敢肯定你父亲这一刻也正在为你受苦呢。”“阿青，天下父母心，你们懂吗？你们能懂么？孽子们一边躲避父亲们的追逐，颠覆传统主流社会认为的为人子之道而生存，一边又在拼命寻求内心对于父爱的强烈渴望。于是才产生了诸多类似父子关系却又不是父子关系的有悖伦常的关系。精神上的父亲在这群孽子的内心逐渐代替了真实血缘上的父亲。在这群青春鸟中，小玉的寻父意识最强，对父亲的爱憎情感也极浓。作者花费浓重的笔墨写小玉终日编织着樱花梦，希望能和远在日本的父亲团聚。终于在故事的结尾跳上前往日本的商船。成全了他全部心愿的部分。孽子们对于父亲的寻找实则是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寻找。这里的父亲象征着一种光明，象征着一种接纳和正视，象征着家庭和爱。孽子并没有羁留在社会现象客观书写的层面上，而是挖掘到道德的内核。孽子们的寻父情感近乎是宗教信徒对于宗教的虔诚。
不得不再次提到的依然是傅崇山这个角色，不得不在一次惊讶于白先勇的精巧设计，傅崇山从年轻时不能容忍士兵的同性恋和造成儿子的自杀。到年老之后对于这群孽子们的包容，一切的转变其实是对于所有父亲的一种希冀。他在书中代替现实社会主流社会发声，照顾关怀那些迷途的孽子们。小说中有一个感人的镜头，当傅老爷将原本送给自己儿子的手表待在吴敏带有伤疤的手腕上，这只表掩盖了吴敏手臂上的伤疤，从深层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顺畅的父爱的传递。到小说的结尾，最后的出殡场面的完结，孽子们扛着棺材为父亲做出最后的努力。两代人的隔膜在白先勇的渲染下瓦解了。龙子的悲嚎也代替了孽子们喊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伤痛。
“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里，也一起白纷纷的跪拜下去。”这样，傅崇山就如同一道父子之间沟通的桥梁，用关爱，理解和包容沟通起两个世界。父子的矛盾和冲突逐步消解。白先勇正是这样一步一步用情感重建了父子关系的人性伦理。
3.“孽子”的情感回归和社会认同
《孽子》是白先勇酝酿很久的一部作品。其中注入了作者太多的个人情感。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意义都寄托在这部作品中。他在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转换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以情感作为切入的视角和表现得重点。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集中笔墨挖掘情感方面的深刻意蕴。这种对情感的充满厚望的寄托首先体现在把情感作为孽子们在现实生活苦难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而且还把情感作为孽子们获得人们宽恕，谅解和接纳的基本前提。同性恋作为少数特殊社会现象，白先勇努力为他们的生存找寻合理的出口。单纯从学院继承的角度予以解说无疑是苍白而虚假的。随意白先勇尝试运用人性里生来不可理喻的东西来解释同性恋这样的社会异端。他把这样的性取消用人性中无法避免，无法根除，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并称其为“孽”。这样的解释表明了白先勇内心对于孽子们强烈的情感。白先勇在孽子中一再体现自己对孽子们的深厚感情。从作者的叙述中不难发现，面对如此善良美好的孽子们，人们又怎能依然苛责和批判他们与身居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情感特征和性取消呢？看见小玉不懈追寻着自己的父亲，其实是在追寻着一种生命的最终归一。没有谁愿意计较是不是同性恋者。龙子和阿凤近乎变态的浓烈情感也赢得了人们的宽宥谅解和深深惋惜。在情感的世界里任何特殊和过分的行为都可以得到圆满的揭示。感情可以深深的打动人们的心灵。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外在的乖张异端的行为容易得到情感的原谅。这样的情感促使孽子们得到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接受。在孽子们身上流淌着的动人的善良和纯真，足以成为他们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存活下来的有力理由。又同时为孽子们获得人们的宽宥和接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确切的说，白先勇的情感视角不仅为孽子们恢复了人性的尊严，而且还连接了同性恋少数派群体和整个主流社会关系的最终纽带。在孽子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这种同性恋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父子关系。因此，以情感最为沟通孽子和整个社会两个相互不相容的世界的中介。也就主要是指情感在父子关系中的关键性作用。情感作为人类最天然最根本的属性，具有超越道德牢笼的神奇功用。正是由于情感的特殊属性，造成原本在理性上分属两个阵营的孽子和父亲相互宽容，互相理解。最终白先勇为孽子换上人子的新衣。在情感上达成人性向社会的回归。
白先勇对文学认识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把文学视为表现人性的一种艺术。他用一颗敏感的心灵来包容、理解和怜悯那些暗夜里的“孽子”们。他曾经说过“觉得应该怎么看就怎么写，不管写同志或非同志，我觉得人性最要紧，我觉得同性恋的“人”字很要紧„„”
白先勇选择的切入点是他熟识的、而社会大众也越来越不陌生的同性恋者及其社会现象。他说：“我一直觉得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我们经常在挣扎。认得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已关怀人的情感和命运为写作的宗旨。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人类内心脆弱敏感世界的雕刻。白先勇笔下的是真实的人性。作品中散发出的伤感和悲凉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在强烈共鸣的烘托之下呈现作者内心深处的那份“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的创造最高宗旨。
《孽子》是一部写给身世凄惨，无傍无依，在暗夜中四处游荡的包含人性的情感大作。细腻的刻画了那些暗夜中的“孽子”被社会和家庭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从多个角度呈现出“孽子”们的不同样貌。即展现了主流社会对黑暗王国中的“孽子”们的诸多观感，从而说明“孽子”们之所以成为“孽子”的原因。那些无依无靠的“孽子”们因为社会和家庭的放逐，走投无路而误入歧途。《孽子》并不着眼于男男之间的爱恨情仇的俗套情节。而是以父子情为核心，写父子之间的矛盾隔阂。父子冲突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孽子”们消极反抗父权的斗士形象。这些消极父权的斗士一边反抗着父权，一面有追逐着父爱。其实父与子是具有象征性意向的。“父亲”是主流社会的隐喻。“孽子”们寻求父爱的过程是指上就是一个寻求主流社会理解和接纳的过程。
小说全篇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李青出生在一个残缺破败的家庭，自幼母亲和其他人私奔，父亲乖戾嚣张，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也不幸因病丧生。在情感上极度孤独造成叫焦虑症。其余的“孽子”们也四处漂泊，感情无依。都是彻彻底底的焦虑症病人。终其一生寻找父爱的小玉，他曾经说过：“找不到父亲，他死不瞑目。”逆来顺受的吴敏，苦命的老鼠，这些人物在情感上都是极度匮乏的，内心焦虑不安，急需寻求主流社会的接纳，这些善良的焦虑症病人，在主流社会和黑暗王国之间来回徘徊，一次次挣扎又一次次失败，失败的打击给予“孽子”们巨大的伤害，导致焦虑症愈演愈烈，病入膏肓。
作品展现“孽子”们这样的遭遇，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呼吁人们理解同性恋这种特殊的情感取向。告诉人们同性恋者和普通人没有差别。一样具有人权和尊严。当然同性恋社会也有肮脏和黑暗的堕落面，作者也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作者并没有刻意的美化这一特殊边缘人群体，而是用尽笔墨描述着“孽子”们在灵肉困境中努力突围的善良本性。表现这些在社会主流者外的这群边缘人的美好道德和善良人性。并且呼吁主流社会接纳社会边缘的“孽子”们。父子关系在畸变中得到精神上的重建。作者极力营造出一个主流社会和边缘人们互相理解和接纳的和谐社会。《孽子》中包含的人性关怀和悲悯意识使得作品本身呈现出充满人性温暖底色的深切关怀。这群游离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孽子”们极力的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包含伟大人性情怀的悲悯情感为“孽子”修建了精神上通往主流社会的美好桥梁。在深厚的人性底色下呈现出一种至善至美的情感回归。
作品采用了多种特殊意象，隐喻手法对于“孽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红睡莲”和“台风”的意象在文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在这些穿插的特殊意象辅助下白先勇创造出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独特的“孽子”形象。
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得小说听起来格外情切，读者如同置身于文章构架的故事之中。故事中不作任何好人和坏人的褒贬之词。也不极力的做世俗的拯救者。使得作品格外真实感人。白先勇怀揣一颗宽容的心，唱出了一曲呼唤宽容的人性悲歌。
《孽子》读后感(十)：白先勇小说的“乡愁”主题的多重性意蕴
引言
“乡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意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显然这是就地理意义而言。白先勇的小说，主要涉及三个地理概念：大陆、台湾、美国，且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通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暗含的乡愁。日本学者山口守认为乡愁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离散的事实，二是归属意识。 简单来说，即至少要在空间上远离故乡，并对故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研究白先勇小说的论著，主要有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袁良骏的《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刘俊的《悲悯情怀》。欧阳子以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从“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三个方面解读小说集《台北人》。袁良骏评析的主要是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刘俊立足社会历史和白先勇的人生经历，指出白先勇以“情感视角”、“文化视角”、“历史——命运视角”、“道德视角”和“政治视角”等角度，探索“人”和“人的生存形态”。目前，学界对白先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大多未超出上述三部论著的框架。至于专门探讨“乡愁”主题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较有代表性的是山口守的《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和王宗法的《论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从<台北人>、<纽约客>谈起》（《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学界对乡愁的理解，显然并未局限于地理意义。山口守从空间、时间层面探讨乡愁。王宗法重点论述了“文化乡愁”，而刘俊也在《悲悯情怀》中用了大篇幅探讨“母体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
目前研究白先勇小说的乡愁的文章，往往是论述“乡愁”的某一方面，其实这样的做法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研究者没能将“乡愁”的多层次内涵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我认为是一种遗憾。此外，白先勇的小说还存在继续探索的空间。例如，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的部分篇目，以及白先勇在21世纪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学界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尝试探讨白先勇小说的“乡愁”主题的多重性意蕴，以及“乡愁”与“人”、“人的生存境况”的关系。
一、身份认同与文化乡愁
白先勇的人生轨迹，是从大陆去台湾，再从台湾去美国。因此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白先勇的“台北人故事”创作于“纽约客故事”之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白先勇于1958-1962年创作了11篇小说。这11篇小说中，故事发生地为“上海”的有2篇：《金大奶奶》（1958）、《月梦》（1960），故事发生地为“桂林”的有1篇：《玉卿嫂》（1960），故事发生地为“台北”有6篇：《我们看菊花去》（1959）、《闷雷》（1959）、《黑虹》（1960）、《藏在裤袋里的手》（1961）、《寂寞的十七岁》（1961）、《那晚的月光》（1962）。另有2篇，故事发生地不明：《小阳春》（1961）、《青春》（1961）。 为什么故事发生地为“台北”的6篇小说没有被收入小说集《台北人》？我认为，“历史”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的“历史”特指“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而这6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如家庭矛盾，与“历史”关系不大。反观《台北人》，其中的人物与“历史”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得明确一个概念：“台北人故事”，只指《台北人》。
1963年，白先勇赴美留学，首篇“纽约客故事”《芝加哥之死》发表于1964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上摩天楼去》（1964）、《安乐乡的一日》（1964）、《火岛之行》（1965）。《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1965）略迟于《火岛之行》。因此，白先勇的“纽约客故事”创作于“台北人故事”之前，即白先勇对“中国/美国”这对关系的书写要先于“大陆/台湾”这对关系。“台北人”被历史放逐，是1949年已经发生的事实；“台北人”去美国，可以视作自我放逐。“被历史放逐”和“自我放逐”处于线性时间轨迹上，但白先勇的写作是错位的。我们不妨从小说文本中找寻“错位”的缘由。
《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吴汉魂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汉魂”意味着“中国人”身份，当妓女萝娜戏称吴汉魂为“Tokyo（东京）”时，他立刻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吴汉魂还会回台北吗？母亲病逝，前女友嫁人，台北再没有什么人值得他挂念，而且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另一方面，虽然吴汉魂拿到博士学位，但他觉得芝加哥很陌生，博士学位并不能帮他融入美国社会。因此，“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芝加哥之死》可能受郁达夫的《沉沦》以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影响。吴汉魂、《沉沦》中的“我”、《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都是内心苦闷、压抑的青年人，他们皆选择投水自杀。《谪仙记》（1965）中的李彤，1946年从大陆去美国。内战爆发，李彤的父母乘船逃往台湾，却遭遇海难。李彤叱咤纽约社交圈数十年，身边的追求者从未断过，但她始终没有成家。李彤与三个姐妹离开大陆时，戏称她们是“四强（中美英俄）”，并自称“中国”。李彤虽为“中国”，却始终没有回中国，这便是一个悖论。最终她也选择投水自杀。《上摩天楼去》中，玫宝兴冲冲地从台北来纽约见姐姐玫伦，结果发现玫伦已不再弹钢琴，脑子里想的是结婚、工作、房子、社交。玫宝终于实现“上皇家大厦”的愿望，却感觉自己像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孤零零的洋娃娃”。《谪仙怨》（1969）中的黄凤仪给独居台北的母亲写信时，表明自己已经是“纽约客”，并告诉母亲不必再寄“中国罐头”。《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伟成一家是“中产阶级”，伟成积极成为“美国人”，但他的妻子依萍始终无法适应美国生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人，并想把女儿宝莉培养得和自己一样。然而，宝莉出生在美国，她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
简单来说，“纽约客”遭遇的精神困境，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作何选择，这是文化冲撞造成的身份认同问题。如果无法做出选择，便会像吴汉魂那样，找不到“落脚之地”。但是，那些决定做“美国人”的，比如玫伦、黄凤仪、伟成、宝莉，真的可以实现由“中国人”向“美国人”的转变吗？黄凤仪被一些美国人当作“日本姑娘”，在酒吧揽生意时，她又被嫖客认作“蒙古公主”。黄凤仪摆脱了“中国人”身份，却又在更大的范围里被确认为“亚裔”。在美国文化中，“亚裔” 和“中国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实际上，黄凤仪正是因为“东方神秘女郎”这一形象，才招揽到更多的美国客人。《安乐乡的一日》中，宝莉不准美国同学称她为“中国人”。孩童不一定有清晰的种族概念，可能只是通过外表判断他人的身份。宝莉确实是美国公民，但她无法改变“中国人”的体貌特征，这同样指向这些“纽约客”的身份困境。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白先勇在美国留学，遭遇身份认同问题。“文化”是“身份”的底蕴，白先勇由身份困境推及文化传统的失落。客观来讲，中国文化感性、雅致、平和、含蓄，美国文化理性、物质、功利、直露。事实是，中国落后，美国发达。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是台湾的学习对象。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弱势，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身处美国的白先勇产生了“文化乡愁”，可以说，“身份认同”和“文化乡愁”是相交织的。那么，应该去哪里找寻中国文化呢？台湾只是“台北人”的暂居地，大陆才是他们的“根”。文化亦是如此，中国文化的“根”在大陆。白先勇由“中国/美国”这对关系反推“大陆/台湾”这对关系，在小说集《台北人》中，通过对“台北人（外省人）”的描写，再度抒发“文化乡愁”。因此，尹公馆的装修和菜肴（《永远的尹雪艳》），蓝田玉唱的昆曲（《游园惊梦》），朴公看重的人情礼俗（《梁父吟》），治疗余嵚磊腿伤的针灸（《冬夜》），都有了象征意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隐喻”是《思旧赋》（1969）。李家原先过的是轰轰烈烈的日子，但这个贵族家庭终于没落了，夫人过世，少爷成了白痴，小姐跟着一个有老婆的男人私奔，男女佣人勾搭，盗走一箱玉器。李家的没落，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没落，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毁坏。
二、承载精神寄托的故乡
白先勇在《台北人》扉页写到：“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台北人》关注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人和事，如果只把它视为“文化”的隐喻，并不够全面。因为在现实层面，“台北人”对大陆的思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台北人”思恋“大陆”时，究竟在思恋什么？
王雄和卢先生分别是《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1969）和《花桥荣记》（1970）的主人公。王雄在湖南老家时，有一个童养媳小妹仔，但他被国军抽壮丁，再也没能回家。王雄在台北做佣人，对雇主的女儿丽儿百依百顺，他大概在丽儿身上看到了小妹仔的影子。卢先生本是桂林大户人家的子弟，他来台北之后，一直记挂着留在桂林的未婚妻罗家姑娘。王雄和卢先生的死亡有相似性。丽儿读中学后，开始拒绝王雄的陪伴，最后王雄跳海自杀。卢先生的香港表哥假称联络上了罗家姑娘，骗光了卢先生为结婚准备的积蓄。卢先生被骗后，找了一个粗俗的洗衣婆过日子，最后猝死。对王雄和卢先生而言，丽儿和罗家姑娘是他们精神寄托，一旦精神寄托沦为虚幻，他们的精神必然崩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雄和卢先生思恋大陆，是因为大陆承载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岁除》（1967）的主人公赖鸣升曾是国军的连长，在台湾，他只能当医院厨房的买办。除夕夜，赖鸣升醉醺醺地说“日后打回四川”。《梁父吟》（1967）中的朴公是武昌起义的元老，他和雷委员下棋，但中途睡去。被雷委员叫醒后，朴公道：“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欧阳子运用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分析《台北人》，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此方法。朴公的话听起来随意，却似乎暗藏玄机。“收拾残局”，可能是“收拾国军败退之残局”的隐喻。《梁父吟》中去世的国民党元老王孟养，临终前交代朴公，日后打回大陆，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国葬》（1971）描写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浩然的葬礼，但台湾如何能称之为“国”？这场隆重的“国葬”，除了埋葬李浩然，大概还埋葬了“民国理想”。王雄和卢先生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历史造成的，但他们对大陆的思恋，主要是因为个人私情。像朴公这样的国民党人对大陆的思恋，则是因为宏大的“民国理想”。虽然内战失败导致“民国理想”破灭，但他们曾为此在大陆努力过。因此，“打回大陆”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而且被赋予了精神意义。
白先勇将“故乡”指认为精神寄托的“承载体”，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如果故乡不能或不再承载精神寄托，故乡还可以称之为“故乡”吗？白先勇在《夜曲》（1979）和《骨灰》（1986）中书写了“逃离故乡”。这两篇小说和大陆的政治运动有关。《夜曲》中，吕芳和吴振铎是留美学生，吕芳于1951年归国，吴振铎因学业未完成而留在美国。文革后，吕芳来美国，向吴振铎讲述自己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吴振铎对大陆的政治运动知之甚少，随着吕芳的讲述，他的态度起了变化，轻松的情绪逐渐消失，甚至惊叫起来。吕芳对吴振铎说：“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所以她要回美国。吴振铎有乡愁，但他的乡愁和吕芳的经历一对比，便产生了讽刺效果。《骨灰》中，众人谈到身后事，大伯表示他不要葬在美国，要齐生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任其飘到大陆或是台湾，表伯则拜托齐生帮他在纽约找一块墓地。大伯于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又从台湾来美国，而表伯亲历了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吃过很多苦头，文革后他立刻来美国，还打算死后葬在美国。大伯和表伯对身后事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大陆的不同态度。所谓“落叶归根”，《梁父吟》中，王孟养临终前交代朴公，日后把他的灵柩移回大陆。大伯就像王孟养。但白先勇不是在宣传“落叶归根”的思想，他刻画“吕芳”和“表伯”这两个人物，正凸显了他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何为故乡？何为乡愁？
三、个人生命史与乡愁
《台北人》中还有一群女性，有的是（或曾是）国民党官员或军队将领、士兵的妻子，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华夫人（《秋思》）、蓝田玉（《游园惊梦》），有的是舞女或陪酒女，如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阿六（《孤恋花》）。这些女性会回忆大陆生活，但她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想回大陆的念头。
金大班在大陆时，怀了官家少爷月如的孩子，后来月如被他父亲派来的人强行带走，金大班腹中胎儿也被姆妈用药打掉。阿六应该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大陆时，她和五宝关系暧昧，后来五宝惨死在嫖客华三的烟榻上。对金大班、阿六而言，月如和五宝是她们生存的意义。金大班迷恋月如的青白纤秀的裸体，阿六对五宝生出母性的疼怜。月如和五宝的消失，意味着金大班和阿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金大班抛弃穷船员秦雄，嫁给富商陈发荣，说明她的精神已经麻木，不再需要“爱情”。精神的麻木，在朱青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朱青在南京时，和飞行员郭轸相恋。郭轸战死，朱青流落到台湾。朱青与师娘在台北重逢，却绝口不提往事。追求朱青的飞行员小顾意外身亡，但她颇为平静，甚至想着和师娘再搓二十四圈麻将。虽然朱青的内心可能与外在表现不一致，但她确实不是当年那个听到郭轸死讯便要寻死的朱青了。蓝田玉在大陆时是唱昆曲的，国军将领钱志鹏看中了她，将她娶回去做填房夫人。《游园惊梦》（1966）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让台北窦公馆的宴会和蓝田玉在南京时为桂枝香（窦夫人）办的生日宴相交错，并引出蓝田玉和钱志鹏的参谋郑彦青的“孽缘”。钱志鹏娶蓝田玉时已六十靠边，他能给她荣华富贵，却不能给她真正的“爱情”。蓝田玉和郑彦青偷过一次情，而她自认为“只活过那么一次”。郑彦青移情于蓝田玉的妹妹月月红，蓝田玉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华夫人看到台北家中枯死的菊花，想到华将军病死前的模样，又想到抗战胜利那年的南京城盛放的菊花。华将军的死，和月如、五宝、郭轸、郑彦青的“消失”是相似的。
王雄、卢先生思恋大陆，因为大陆有值得他们思恋的人。国民党人思恋大陆，因为大陆曾承载他们的“民国理想”。被金大班、阿六、朱青、钱夫人、华夫人视为“生存意义”的人，早已消失，所谓的“民国理想”又和她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她们不会有强烈的想回大陆的念头。将“故乡”指认为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将“乡愁”限定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并不能解释所有“台北人”的内心世界。“台北人”的乡愁是社会历史和个人际遇相交织的产物。《岁除》中，众人谈到“台儿庄战役”，年轻的军校学生俞欣说这是国军的“光荣”，亲历此战的赖鸣升却强调战况之惨烈。在历史书写中，战争体现为伤亡数字。“大历史”不会关注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赖鸣升。如果乡愁仅仅意味着“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那么和伤亡数字的内在逻辑没太大区别。金大班、阿六、朱青、蓝田玉、华夫人都有“乡愁”，但是，与其说她们思恋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或某个人，不如说她们思恋的是过去的岁月。她们已身在台湾，无法返回大陆。就生命历程而言，她们同样无法重返青春。因此，金大班反复念及自己已经“四十岁”，蓝田玉的嗓子不能再唱昆曲，华夫人要请美容师帮她遮掩衰老。白先勇惯用时空对比手法，这种对比不仅是大陆和台湾在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对比，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对比。“台北人”的乡愁的大背景是“国家历史”，而乡愁具体体现于“个人生命史”维度。
“台北人”是“失根者”，“失根”源于“被历史放逐”，失去精神寄托和生存意义则是“失根”的内在表现。“台北人”对“失根”反应不一。王雄对丽儿百依百顺，卢先生念念不忘未婚妻，赖鸣升念叨着打回大陆，朴公牢记王孟养的遗愿。至于阿六，她在台北遇到极像五宝的娟娟，实现了在大陆时未实现的心愿：给五宝（娟娟）一个家。虽然他们境遇有别，但是他们努力“寻根”，或有“寻根”的想法。然而事实是，王雄和卢先生走向毁灭，赖鸣升和朴公无法打回大陆，娟娟杀死嫖客柯老雄，自己也疯了。“寻根”是无效的。于是，在尹雪艳的公馆里，在窦夫人的宴会上，我们看到了“台北人”向现实妥协甚至抛却故乡的倾向。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台北人”而言，尹雪艳的公馆、窦夫人的宴会，是他们的绝佳去处。尹雪艳仿佛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遗老遗少来到尹公馆，便会有“一腔怀古的幽情”，但仅此而已。比起回大陆，享受台湾生活才是正经事。《秋思》（1971）中，万夫人学日文、茶道、插花；《游园惊梦》中，蓝田玉感叹：“（台北）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台湾和一部分“台北人”已经沿着历史的轨迹朝前走了。
然而，“台北人”在台湾安家，就能获得内心的安稳吗？《冬夜》（1970）中，余嵚磊千方百计想去美国教书。《台北人》中，去美国的人并不多，除了余嵚磊的长子，还有《梁父吟》中的王家骥（王孟养之子）、《思旧赋》中的李家少爷、《国葬》中的李少爷（李浩然之子）。这些人都是第二代“台北人”，他们与大陆的羁绊较弱。余嵚磊作为第一代“台北人”，生活虽清贫，但还算安稳。他如此执着地想去美国，家庭状况是重要原因。余嵚磊的第二任妻子嗜好打牌，她虽能满足余嵚磊的生活需求，却无法与他进行精神沟通。从这个角度来看，《冬夜》这篇小说极富象征性。余嵚磊逃离台湾的冲动，指向“台北人”的深层悲哀。“失根”，是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就算在台湾安了家，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否认精神和灵魂的漂泊状态。大陆回不去，台湾的高压氛围给他们造成精神的焦虑。何处可以安放漂泊的灵魂？余嵚磊的选择是美国。那么美国真的能作为漂泊的灵魂的归宿吗？吴汉魂、玫宝、李彤等人的经历，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四、父亲、家、故乡：归宿的隐喻
白先勇在新世纪创作了两篇小说，《Danny Boy》（2001）和《Tea for Two》（2003）。《Danny Boy》延续了白先勇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云哥是《Danny Boy》的主人公，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生下他之后改嫁到日本。失去双亲的云哥没有真正的“家”，“像片无处着落的孤云”。云哥是男同性恋者，唯一能给他慰藉的是那些孤独、寂寞、犹豫的少年。当一个男学生向校长告发云哥的冒失举动之后，他彻底失去了“故乡”，因此他要逃到美国。《Tea for Two》拓展了“乡愁”主题。大伟和东尼是一对同性恋人，他们是纽约“Tea for Two”酒吧的老板。八十年代，纽约艾滋泛滥，东尼中风，但大伟和东尼仍坚持去上海，因为他们在上海出生。大伟是犹太人，但他将这次远行称为“寻根之旅”。白先勇从“中国/美国”、“大陆/台湾”这两对关系中跳脱出来，在更大的范围中书写人类的普遍性乡愁。不过，《Tea for Two》对乡愁的书写还是着眼于“个人生命史”维度。犹太人大伟在上海出生，所以他认为上海是他的“根”和“故乡”。
值得注意的是，云哥、大伟、东尼的死亡，与白先勇创作于20世纪60-80年代的“台北人故事”和“纽约客故事”中的人物的死亡有所不同。王雄、卢先生、吴汉魂、李彤的死亡，是痛苦的死亡。云哥去世前，照料患艾滋病的爱尔兰男孩丹尼两个星期，在此过程中，他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云哥死后，他的堂妹韶华来纽约，在病床前跪下，为千千万万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圣母经”。云哥终于得到救赎。大伟在遗书中写到，他要和东尼“踢踢跶跶一同跳上‘欢乐天国’去”，他们的死亡是无痛的，甚至是欢乐的，因为他们死后有归宿，即属于宗教范畴的“天国”。白先勇借助“宗教”为小说人物提供了“归宿”。除了“宗教”，白先勇在《梁父吟》中借王孟养的遗愿，将“故乡”指认为“归宿”。白先勇对归宿的关注，在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1983）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孽子》是描写“男同性恋群体”的小说，这并不是白先勇第一次尝试同性恋题材。《月梦》（1960）、《青春》（1961）、《寂寞的十七岁》（1961）、《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1969）、《孤恋花》（1970）都与同性恋者有关。《孽子》的主人公阿青在化学实验室和管理员发生“淫亵行为”，被学校勒令退学，继而被父亲赶出家门。阿青离家后，结识了小玉、吴敏、老鼠。小玉的父亲林正雄是日本华侨，他回台湾做生意时与小玉的妓女母亲发生性关系。林正雄回日本后，音讯全无。吴敏的父亲嗜赌成性，被抓进监狱。老鼠从小就没爹娘，一直和长兄乌鸦生活。“父亲”在小玉、吴敏、老鼠的成长过程中“缺席”。小玉一直想去日本找到林正雄，吴敏迷恋张先生的舒适的家，老鼠不愿离开时常对他拳打脚踢的乌鸦。他们寻找生身父亲，或是以他人替代生身父亲。“父亲”代表“家”，他们将“家”视为“归宿”。王夔龙因为同性恋人阿凤想从他身边逃离，在新公园杀死阿凤。事发后，王夔龙的父亲王尚德把他赶去纽约。王尚德的故交傅崇山的独子傅卫，是一个青年有为的军官，但他被长官撞见在寝室和充员兵做“不可告人的事”。傅崇山五十八岁生日那天，傅卫给傅崇山打电话，希望能回家见他一面，但被拒绝。傅卫随后在寝室开枪自杀。王夔龙和傅卫被“父亲”和“家”抛弃，但他们想回家，他们和小玉等人没太大区别。
但是，小玉坚持不懈寻找的“父亲”，吴敏、老鼠拥有的“家”，以及王夔龙、傅卫想回的“家”，真的可以作为“归宿”吗？林正雄多年来音讯全无，就算小玉真的找到他，他会为小玉负责吗？吴敏跟的张先生，其实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乌鸦就更不必说，后来老鼠终于从乌鸦身边逃离。王尚德临终前不许家人通知王夔龙，果真至死都不愿见他。“孽子们”还有三个去处：台北新公园、杨教头开的“安乐乡”酒馆、傅崇山傅老爷子的家。那么这三个地方的结局如何呢？新公园倒是一直在，但时常有警察出现。本来红红火火的“安乐乡”被报纸记者形容为“魔窟”，终于“关门大吉”。傅老爷子去世后，他的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白先勇在《孽子》将“家”指认为“归宿”，但同时他又展开对“家”的反思。所谓“故乡”，“浓缩”之后就是“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家”和“故乡”视为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故乡不限于地理意义，家也不应限于物质意义。《上摩天楼去》中，玫宝认为自己去美国不是“离家”，而是“归家”，因为姐姐玫伦在的地方，就是“家”。白先勇对“家”的书写，和对“故乡”的书写，采用的是相似的逻辑。白先勇对“家作为归宿”提出了质疑。《孽子》中的阿凤是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聪敏过人，却喜怒无常，他一生都在逃跑。阿凤从育幼院逃跑，闯入新公园，遇到王夔龙之后，王夔龙给了他一个家，但后来他还是要逃跑。阿凤认为新公园才是自己的“家”。新公园代表漂泊、流浪的生活。《谪仙记》的李彤和阿凤有相似之处。李彤是所谓的“谪仙”，她漂泊一生，从来没有成家的念头，或许是因为怀疑“家”与“归宿”的相关性。《孽子》的主人公阿青，有着一双和阿凤一样的，“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先后拒绝了严经理、王夔龙、俞先生的好意，还是回到了新公园。小玉等人认同“父亲（亲人）/家/故乡”的相关性，阿青与他们不同。虽然阿青表示自己“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但事实上，阿青步上他母亲的后尘，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他究竟在追寻什么？
“家”和“故乡”固然可以作为人的“归宿”，但一个人有了家，有了故乡，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否则，白先勇的小说里也不会有那么多彷徨的、逃亡的、漂泊的灵魂。如果“故乡”仅限于地理意义，那么消除乡愁的办法很简单：回故乡。但当“乡愁”牵涉到“归宿”，就没那么简单了。《孽子》结尾是除夕夜。阿青、小玉、吴敏、老鼠都已不在杨教头手下，杨教头带了一群新的年轻人。阿青在新公园碰到从家里逃出来的罗平，仓皇无措的罗平，像是当初刚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阿青。即便新公园消失，类似的故事却不会消失，依然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漂泊的人。人类的精神故乡、人类的灵魂归宿，白先勇追问了一遍又一遍。虽然他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五、永恒的乡愁：青春与美的消逝
我们通过讨论“台北人故事”、“纽约客故事”，以及《孽子》，指出白先勇从“文化”、“国家历史”、“个人生命史”三个角度书写“乡愁”。但他创作于1958-1962年的11篇小说，我们还没有详细讨论。这11篇小说，收在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那么，“乡愁”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白先勇留学美国之后，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太多的思考，如国家历史、身份认同、文化忧患等。他的早期作品中，反而有一些原初的、本能的东西，其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逃离与漂泊，二是青春与美。
白先勇在创作初期描写了很多家庭，这些家庭存在不同的矛盾。凶暴的金大先生（《金大奶奶》），患精神病的姐姐（《我们看菊花去》），缺乏男子气概的马福生（《闷雷》），爱得过于迫切的玉卿嫂（《玉卿嫂》），把屎泄在床上的小毛（《黑虹》），死于火灾的丽丽（《小阳春》），嘲笑丈夫的玫宝（《藏在裤袋里的手》），古板严厉的父亲（《寂寞的十七岁》），怀孕的余燕翼（《那晚的月光》），这些家庭成员使家庭氛围变得压抑。这些压抑的家庭，在整体上构成一个隐喻，即人的精神困境。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容易产生逃离的冲动，马仔（《闷雷》）、耿素棠（《黑虹》）、杨云峰（《寂寞的十七岁》），便将“逃离的冲动”付诸实际行动。
白先勇的小说，从最初的“家庭故事”起，始终纠缠着阴郁的甚至是可怖的气息。人物得病乃至死亡，在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我们不妨做个统计：《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共有37篇小说，其中，人物死亡的小说有26篇，人物得病的小说有2篇（《我们看菊花去》、《思旧赋》）。至于《孽子》，得病和死亡充斥整部小说。有衰老就有年轻，有病痛就有健康。白先勇似乎对“青春与美”情有独钟。《青春》中，老画家在海滩边对着少年模特儿画像，少年的肉色是青春的颜色，这肉色激起了老画家的欲望，他想牢牢抓住少年，实际上是想抓住他逝去的青春。《孽子》中，漂泊在新公园的青年人，被郭老称为“青春鸟”，而那些中年、老年的男同性恋，喜欢的就是这群“青春鸟”。白先勇钟情于“青春与美”，却又把它们撕扯得面目全非。《月梦》中，静思皮肤白皙，身腰纤细，但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炎。《玉卿嫂》中，庆生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最后被玉卿嫂在他的喉咙管戳了一个杯口宽的窟窿。《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被称作“白马公子”的姜青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Tea for Two》中，美少年安弟被地铁撞得血肉模糊。青春终会逝去，美终会幻灭。老画家想抓住青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最终干毙在岩石上，就像他手里那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藏在裤袋里的手》中，吕仲卿自小迷恋姆妈，“只有躲在姆妈的怀里的时候，他才感到最舒适，最安全”。人不能拒绝成长，而吕仲卿拒绝了，他在心理上始终是一个妄图躲在姆妈怀里的孩童，所以他变得“病态”。
“逃离与漂泊”、“青春与美”，这是两条几乎贯穿了白先勇的创作历程的线索。白先勇目前的最后一篇小说《Tea for Two》中，依然有这两条线索的痕迹。安弟有一头丰盛柔软的黑发和一双眼角上挑的明眸，鼻梁高挺，轮廓分明，皮肤白皙洁净。安弟身上有静思、庆生、少年模特儿、月如、姜青的影子。罗不想听从父母对他的人生的安排，从台北逃到纽约。安弟意外身亡后，罗又沿着八十号州际公路逃到爱荷华州。为什么白先勇始终没放弃这两条线索？恐怕还是要从“乡愁”谈起。
上文提到，对于金大班、阿六、朱青、钱夫人、华夫人等人的乡愁，我们可以从“个人生命史”维度来理解。与其说她们思恋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或某个人，不如说她们思恋的是过去的岁月。吕仲卿的“病态”，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如果从“生命史”的角度指认人的“故乡”，那么母亲的身体是人最初的“故乡”。政治、历史等原因造成的乡愁，可能有一天会消解，但生命史意义上的“乡愁”是难以消解的。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离开了故乡。人生不可逆，人注定无法回到“生命原乡”，生命史意义上的“乡愁”是普遍的、永恒的。于是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故乡”，物质意义上的家和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首先被认可。在此基础之上，“故乡”又生发出多层次的内涵。但不管人有没有找到新的“故乡”，都无法否定失去“生命原乡”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给人的人生抹上了漂泊的底蕴。
结语
何为“愁”？在我看来，“求而不得”即为“愁”。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是白先勇小说的存在基础。夏志清曾指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 对于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最直观的是从“国家历史”角度去理解。“台北人”遥望大陆而不得归，所以“愁”。此外，白先勇和国际上的很多华语作家一样，有“离散”经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使他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衰颓之势。“文化乡愁”便从文化忧患之中生发。
从“文化”和“国家历史”角度理解“乡愁”，“中国”和“大陆”分别被指认为故乡，这符合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但白先勇展开了对“故乡”和“乡愁”的反思。何为“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定是“故乡”吗？故乡应该是精神寄托的承载体，如果满足不了这一点，那么故乡就不能称之为“故乡”，人也会陷入漂泊状态。白先勇通过反思，指出了另一种“乡愁”，即“个人生命史”角度的“乡愁”。“台北人”思恋大陆，思恋的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而可能是在大陆的岁月。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挖掘，我们便会发现人的“乡愁”是与生俱来的，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故乡”，而且是再也回不去的“生命原乡”。所以白先勇的小说中才会有那么多漂泊的、流浪的人。
刘俊用“悲悯情怀”形容白先勇和他的小说。白先勇确实是以悲悯的目光来关注“人”和“人的生存境况”。白先勇慨叹文化传统的失落，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玫伦、黄凤仪、伟成这一类人多加苛责。至于那些漂泊的、流浪的人，白先勇更是投以极大的同情。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乡愁”是普遍而永恒的。白先勇写“乡愁”，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人的归宿问题。失去了“生命原乡”的人，将以什么为“归宿”？这个问题，白先勇无法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