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读后感10篇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一本由胡颂平 编著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一)：胡适之的言语杂俎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人多以之与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比照，这自然是不错的，毛子水说过，连胡颂平自己也多次提及。不过，许多人亦会想起如《世说新语》类的笔记体来，那种任意而谈、纵贯古今、性情毕露的情状，何其相似也，当然，这是一个人的“世说新语”。胡颂平在“后记”中讲，胡适先生起初并不知晓这些话语的记录，得知后，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这种当事人不干涉的大度，使得此谈话录有着原生态的鲜活度。
谈话录之“正襟危坐”气未免有些无趣，若有“偏见”，或会逗引人的兴趣。如台大侨生六人来拜访，送上诗刊一册，想来里面都是比较“现代”的作品，胡适阅后不客气地说：“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这其中不乏真确的地方，但亦充满了偏见，不过却是胡适的思想一以贯之处。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讲究“明白清楚”，谁都能读懂。为丁文江做传，书名《丁文江的传记》（其实不如《丁文江传》简洁），制藏书印章，名“胡适的书”（不如“胡适藏书”规整），只是为了他的主张，有意为之。胡适的这一主张，从年轻时到晚年，从没变过，即使偶然看到政府的公文以文言书写，也要转头对秘书胡颂平说若用白话就好了，由此而言，他对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取排斥态度（似勿管写得好或坏），就不奇怪了，即使有惹人非议之处，但那是胡适的一贯思想，亦可理解。
另有，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一向受人赞誉，胡适独不以为然，认为不通。他指出的毛病自然有是的地方，不过未必全然合理，其实根本的缘由在于，“归震川的时代已不是古文的时代，勉强要做古文，这就是‘做作’了”。这符合其思想的一致，用活的语言，而非返古的语言。他认可绝句，不喜律诗，及认为后者有凑句和用典的嫌疑，与自己的主张相悖。其实这些想法，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一向宣扬的，但如谈话录中这般“任性”，却是罕见，这是日常说话的好处。
五十年代的两岸，在出版上有大不同，却亦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如1952年大陆出《敦煌变文》，其中一篇“魔窟变文”下注明“绩溪胡氏”。胡适看到，说：“这样对我称‘绩溪胡氏’是很客气的。这位编者不知是谁，一定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周汝昌的兄弟？”曾经，人人皆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而这当儿还有人如此，称得上真朋友了，当然，这还只是五二年的出版物，再等几年，如此客气的称谓也不复存在。而海峡那边，出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集，收马寅初的文章，却改“寅”为“雲”，算是曲笔，在宁直勿曲的胡适看来是不妥的，不过亦是无可奈何。其实用曲笔固然委屈，却更有大批作家、学者的著作在海峡的这边或那边、甚或同时在两边消失不见，让人产生从来未存在过的恍惚，此时再返回头看，用曲笔已算得上不错的待遇了。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胡适的信念。有一位驻马祖的士兵给他写信，说读《前出师表》，发现两个版本有不同的字句，提出七点疑问求教。胡适交给胡颂平做一点考证，从《蜀志•董允传》至李善注、六臣注《文选》，再到《古文观止》，经过比勘，解释了这个问题。胡适和他的秘书对普通读者、对学问，都是认真严谨的，而我们也惊异民间的好学之风如是。胡适的求真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点细节上，有次胡颂平将杜甫的“羌村诗”默写在纸上，其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错了两字，胡适拿来看，用原子笔圈出改正，予胡颂平以很深的印象。
月旦人物，品评世情，似是笔记体的一特征，虽说胡适以温和著称，但亦不乏臧否之语。他说王国维，“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说周作人，发表的文章一定要自己最后校对清样，才交给排字工人；说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选的不好，注值得一看。胡适从刊物上看到冯友兰在内地反复检讨自己的思想，提及多年前冯从檀香山回国，买了三个大冰箱，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预备回来好好赚一笔。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围城》里的李梅亭，“事迹”何其像，不知是否艺术模仿生活？
胡颂平说，“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胡适的人格与思想的感召，是这些感受的源头，而后来人面对此谈话录，想来亦心有戚戚罢。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二)：胡适之“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
胡适之“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佳话，不少人以能结识胡适为荣。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任教于北大，罗尔纲曾在胡适家住过一段时间，一边担任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一边跟随他学习。据他回忆，每周周日，“上午8时到12时在家中客厅做礼拜。他的礼拜不是向耶稣祈祷，而是接见那些要见他的不认识的人。凡已见过的不再见。他是不分品类，一视同仁，有耶稣的作风，称为做礼拜，是有取义的。”其实，最早把胡适每周敞开大门与不同人见面的做法称为“做礼拜”的，不是别人，正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胡适晚年定居台湾，仍然延续这一做法，直到逝世。
胡适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甚至于众人纷纷想“拜见”，除了他在学界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外，也由于他身上“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与之接触，让人如沐春风。
罗尔纲本人就对胡适的细心体贴佩服不已。据他回忆，有一次回乡探亲，妻女也同到胡适家里住，顺便带了一点“土特产”。胡适就用罗尔纲带的“土特产”招待客人，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烹调。于是，罗尔纲的妻子陈婉芬就搭把手下厨做饭。“适之师感到低亏了我妻的身份，他心里不安，就特地亲自给婉芬和胡师母同摄一照。这不但是我在胡适家多年不曾见适之师拿过照相机，就连小思杜（胡适小儿子）见他父亲拿起照相机，也感到奇怪说：‘爸爸今天照相哪！’”罗尔纲连带着回忆起胡适替他去车站接妻女的事情。“胡适从香港代我接妻儿来北平时，我的女儿才两岁，婉芬要抱这个孩子，就不能拿给孩子装吃食的盒子，胡适就给她提着。船到上海，孙科来接船，胡适就替我妻提了食盒一同到旅馆。胡适并不认为低亏了他的身份，而这天婉芬到胡家去做自己送给胡家别人不会做的东西，他却感到低亏了她，胡适体贴人情竟到了这种地步！”
那么，为何胡适的修养为何能如此之高？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胡母是胡父的续弦，年纪轻轻嫁到胡家，虽然俩人恩爱有加，但胡父在胡适两岁时不幸去世，从此胡母就以寡母的身份操持整个大家庭。在旧式大家庭里，胡母地位高却年纪小，免不了与胡适的三个嫂嫂周旋，当然也少不了受气。胡适由此得见人性的丑恶一面，也体会到胡母坚强忍耐的脾性。在《四十自述》里，当谈到胡适的嫂嫂甩脸色为难胡母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最下流的事，是把一张生气的脸摆给别人看。也因此，他下定决心，决不向别人甩脸色。当然，胡适从小苦读圣贤书，后来又留学美国，读书明理对他修身养性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机会能与流落纽约的胡适近距离接触。他如此记述那段经历：“二次大战后的哥大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年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胡先生在校园内外亦偶有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时下流行的大谈情商的文章，经常会提到的一点是，“记住别人的名字”，以示对别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胡适的当时的地位声望，他没多大必要记住像唐德刚这样的无名小卒。他能做到，只能说是非同一般的修养使然。唐德刚后来与胡适往来甚多，他夸赞胡适具备一种“磁性人格”，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周围的人到他身边。
胡颂平是胡适晚年在台的秘书兼助理，曾亲切地体会胡适为人的风范。他说：“我没有看过像先生这样高的修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胡颂平记述了不少胡适待人接物的细节，我们从中得见胡适为人处世的魅力。
例如，胡适交代胡颂平，写信要规规矩矩写字，免得别人看不清。“近来接到一些很潦草的信，连写信人的姓名也认不出来。先生指示颂平说：‘以后我们写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写正字。我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太正常，往往为了一个字，要人费时去思量，去猜想，这就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我们随便写一封短信，也要对别人负责的。’”此外，怎么折信纸也要为别人考虑。“处处要替别人着想。如折信纸的方法，外国信和中国信的折法不同：他们是把有字的一面向里折，不要折得太整齐，就是说不要对折，上面的长些，下面的短些，那么人家拆信之后很快可以打开信纸来看了。这样小小的事情，也都为别人着想。”
写文章，胡适也时刻为读者着想，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让人看得懂。胡适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着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不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
除了主动为别人着想之外，胡适还能以“恕道”对待别人的“缺点”。“李石曾，他是北方人，爱吃大蒜，身旁还带有大蒜。那天他来看我，我和我太太都在家里。我和他谈天。一会儿，我的太太来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我们仍旧谈下去。一会儿，我的太太又来说：‘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这分明是送客。我们谈了一个多钟点，李石曾才走。我的太太说：‘他的大蒜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我一点也不觉得。客人走后，太太赶快把门窗打开，烧起香来。”
胡适这样的德高望重之人，不仅毫无架子，而且时时刻刻把别人放在心上，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细节上都能体贴周到，难怪他人缘如此之好！胡适的修养，除了为他带来遍及天下的朋友之外，也为他赢得身后的美名。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他的丧礼备极哀荣，当日有数以万计的送殡民众，灵车所经之处，许多机关团体及商店住户自动路祭，特别是在胡适生前居住的南港，几乎家家户户摆设祭台，表达对胡适的哀思，真可以用“国人道哭”来形容！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三)：【转】蔡炯昊：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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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蔡炯昊
2014-08-26
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回到台湾，接替朱家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卜居台北郊外的南港，与中研院毗邻，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国公学时代的学生胡颂平担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到胡适1962年逝世，朝夕相处近四年之久，将胡适日常所言所行中精彩可观的部分按日期记下，编成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1984年）。读之令人如亲睹胡适之音容笑貌，亲切有味，可以窥见政论文字及高头讲章之外的胡适。其中不乏值得反复玩味的句子，对答之间有如《论语》之中孔子与门人的谈话，而胡颂平也在书中称读《论语》从胡适身上获得印证；而另一面，幽默隽永之语，有如禅宗语录，令人会心莞尔。罗志田教授曾以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为教育子女所编的启蒙诗中“率性”（出自《中庸》）与“做圣”二语概括胡适性格中的两个面向，从此书看来，大致不差，可以各举出若干例子来印证。
胡适一生为学论政的主张前后变化极小，在近代学人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一位，就影响论，在近代中国可与之相牟的梁任公便是流质易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前后主张相差很远。而与1949年之后在大陆影响极大，在台湾则被封杀，近年来又常常被思想界拿来与胡适相比较（尽管我认为比拟不伦）的鲁迅也前后变化甚巨。胡适此种前后一致大约与其刻意要“做圣”的念头以及多年的修身功夫是分不开的，到晚年，也可以说是内化到了一言一行当中，即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胡适以少年暴得大名于国中，与其提倡白话文，竭力鼓吹新文学分不开，到晚年还常常坚持这一主张，评论诗文时常常可见，作文时也力求浅近，要让读者能不费力就懂。如他1960年4月25日对胡颂平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给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意思去写，不是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69页）评价古文时，胡适便不以众人评价甚高的明代归有光的几篇名文如《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为佳，认为语句都有不通之处，是因为当时口语已经不是古文，勉强为之，所以不能文从字顺，更无从传神了。唐宋之际提倡古文者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之所以能通，是因为读通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先秦典籍，先秦古文正是当时的口语，所以是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77页）
又如胡适早年《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1960年12月26日《公论报》的女记者宣中文拜访胡适，胡适和她谈起报章上的一篇文字《梅贻琦重获健康》中有如下句子：“这逃避无踪的病中岁月，对梅部长真是‘燕莺过后雁飞去，细数浮生千万绪’。”胡适认为不好，说：“你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的写？为什么要用这些套语？”并且指出她引晏殊词句的错误指出，接着又不失幽默地说：“该打，该打手心。”（100页）
至于诗词，胡适主张也是一如早年选编《词选》时的态度，力求口语化，生活化。一次胡颂平背起苏东坡的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胡适说这首词是首好词，其中只有一句不好，就是“家童鼻息已雷鸣”，说：“你也曾听到过儿童熟睡时的鼻息如雷鸣吗？儿童是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决不可用雷鸣二字形容。这就是说得太过了，这是东坡的偷懒，不肯造句……作诗填词，都不能用凑句，虽然七绝只有四句，只要能做到没有凑句，就很不容易了。”（71页）
胡适论诗，认为看一个人的诗写得好不好，要看他的绝句，大约也看能否不凑句而来，因而对于许多过去评价很高的诗很不以为然。1961年12月5日，胡适病中与胡颂平谈起：“你看完陈三立《散原诗集》吗？这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的。像杜甫《秋兴》八首，我总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律诗像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256页）杜诗之中，《秋兴》八首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名篇，而胡适却以为不通，更以缠足比喻律诗，可见胡适心中律诗的地位了。数十年来，态度并无大的变化，相当一致。胡适晚年还念念不忘有机会要完成《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终于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也是一桩憾事。
新思想与旧道德融于一身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文学上的主张与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不能分开来看的。论者每每认为胡适对文言文立论过苛，而事实上，胡适作文作字心中都存有一读者（如前引之文），做事更是常常从细节处便替人着想，并且认为世上最为可耻的事就是摆出一副生气的脸给人看，这大概与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的生活经验有莫大的关联。小到折信纸一类事情，胡适都能考虑到收信者的方便，某次和胡颂平谈起：“外国和中国信的折法不同，他们是把有字的一面向里折，不要折得太整齐，就是说不要对折，上面的长些，下面的短些，那么人家拆信之后很快可以打开信纸来看了。这样小小的事情，也要为别人着想。”（183页）可见胡适细心之处，读之令人感动。又如写字，胡适也是一笔不苟，力求个个字清楚，认为“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你写的草字叫人家认不得，你就对你的朋友不负责任了。”（234页）而直到逝世的当天下午要参加中研院新任院士的酒会时，胡适还催促胡颂平要早些前往会址，不要让人家久等。
于细微处，可见胡适修身功夫一斑，这与其出身于“僧道免入”的理学家庭，或不无关系。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赠挽联词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可谓知人之论。在胡适身上新思想与旧道德实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傅斯年中年之后曾说：“我们这批人思想上可以说已经西化了，但是安身立命处还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这一层意思。
胡适晚年受人攻击，大陆上自不必说，台湾及海外一群“新儒家”认为他贬低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以致异端邪说兴起，是大陆沦陷的主因。持此种论调者其实不知胡适，所以书中屡有提到胡适连看都不要看这些文字，并说看了也不会生气。相形之下，胡颂平记下攻击胡适的徐复观之流的言行就让人不能恭维了，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的一篇文字中对胡适进行漫骂，语调近乎人身攻击：“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词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而徐复观在195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甚为谦恭称：“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云云。以此观之，标举儒学而前后言行不一致，主张且不论，而行事若此，似不足以当儒者之名，遑论所谓“新儒家”。
儒家首重修身，以今天的话来说可是说是主张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胡适虽从不自称儒家，实际上却得了先秦儒家的神髓（无独有偶，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一战线的周作人中年以后自称儒家），颇值玩味。可见新文化诸人的思想底色中，传统因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大概幼年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与后几辈从新学堂出来的学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做圣”的胡适也有“率性”的一面
谈毕“做圣”的一面，“率性”的一面自也不能忽略。胡适讲话风趣，常常引人一笑，而又决不浅薄庸俗，前引打手心的事例屡屡见到，胡颂平某次不按时回家，胡适也称须打三下手心。一次蒋廷黻在胡适病中来探望，说小孩子不听医生的话，该打屁股，胡适便连声说听话听话，作儿童状。
又如谈到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说：“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4页）而某次陈雪艇请胡适吃饭，胡适不同意，戏称未经太太允许而擅自带客人回家吃饭，是美国妇女离婚的48个理由之一。直到对方说是女儿做饭胡适才欣然前往。而胡颂平不几天不回家，胡适故也作严肃状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以此来调侃下属。此类事例还颇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可自行搜寻。总而言之，胡适晚年的“率性”性格并未减退，还是随时显露的。
郭沫若、冯友兰及其他
此外，该书予读者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几处：一是关于与胡适有过来往的人物的轶事，如关于郭沫若的，胡适某次提到：“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76页）。这一抱一吻将郭的行状描摹得淋漓尽致，有了这层知识，得知其后来的种种肉麻谄媚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则关于冯友兰，“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零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169页）这段话也是很传神的，冯友兰随风倒的毛病别处也曾见过，而贪小利则是首次知道，倒是与何兆武笔下爱当二房东的吴晗有几封相似了，可谓难兄难弟。
一是彼时台湾社会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好学的风气。胡适某次夜里乘车回家，一军官立于路旁说要向他请教，还说一直读他的书，很有收获。而一位驻守马祖的兵士也来信求教不同版本的《出师表》中一个字的异同，胡适读信之后甚为嘉许，认为在军中图书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做这样的小考证。以我的有限经验，今日军人当中，如此好学之人，可能已经不多见。胡适心脏病发住院后，还有台湾中部的一位小学教师要前来拜访，说一直读他的书，得知他病了，要告诉他家传的治心脏病的偏方，虽然这位老师不知道心脏病还分好几种，但总归令人感动。身处流行文化压倒一切、传统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看到这几则事例，便只能心向往之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读后感(四)：19年的周期和三个小数
仅仅谈到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书中胡适一次提到每19年阴阳历会有一次重合，我当时读到这个地方，颇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冬烘语。今天在查看微博时偶然看到了一条句子：中国阴历采用19年7闰月的方法——我立即联想到了胡适的话。立马知道了胡适说的是对的。当时就在微博上编写了19年阴阳历重合的消息。完毕之后，用手机查询19岁，38岁的生日，果真当时的农历和阳历大致重合——阳历还有4年为周期的闰年，所以阴阳历完全和合的周期应该是19,和4的最小公倍数=76年。
这件事挺让我感慨的。当时读到那里，已经感觉到不对头，我至少应该拿着日历查看一下；今天在发微博前，我同样应该实地验证一下，看起来自己考虑问题，仍然是非常主观的。虽然忝为工程师，却仍然缺乏科学思维的自觉。
另外，百科一下“农历”，你会看到一篇大约1000行文字的长文。中国有记载可查的历法有60多种，这么复杂的设置，其实核心问题，仅仅是三个小数的准确测量值的问题——地球绕日公转周期和月亮绕地运行周期以及地球自转周期，只要能得到这3个数值，历法的问题就会完全搞定。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估计看到这么混乱复杂的历法，上帝能默默乐上好一阵子吧？
问题完了吗？还没有，三个小数值虽然近似不变，但事实上，它仍然会有一些变化在逐渐累积。一套历法可以管上1000年，2000年，能否10万，100万年代代沿用？未必然。即便是上帝，恐怕仍然需要周期性地测量才能逼近事实的真相——这就是无限复杂和浩瀚的自然，不受任何限定，默默地运行。放弃了观察，所有的“颠覆不破”的定论可能终会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