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镜子》的读后感10篇
《语镜子》是一本由郑也夫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6.00，页数：2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镜子》读后感(一)：“语镜子”的双向功能
眼下的学界，总体上热衷于这样一种风气：有学问不如有学术，有学术不如有学科。各路学术大腕要是没了学科，就像树倒的猢狲一样狼狈逃窜。有了学科，他们就可以画地为牢，可以占山为王。而被学科套牢的人，就像得了“学科斯德哥尔摩症”，难免要赞美起狭隘的知识暴力，而贬斥通识和洞明的学问。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体制的主流所趋，但也不乏身在体制之内却走在主流岸边的学人，敢于游走在学科的边缘，做一些并不“主流”的学问。
郑也夫在《语镜子》的自序中说道：“我从来不拘泥于学科划分，我认为划分仅比不划分稍好一点。”我以为身在学院中的人要说出这一番话，是要有抛弃“主流”的决心的。我身边有不少人读过郑也夫的书，知道他是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而我最近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还得知郑也夫是成名于90年代的“六八年人”。所谓“八六年人”，就是第一批下乡知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回城后考上了大学，成为当下学术界的风流人物。但是回到社会学这个学科内，我们就会发现，这么一位重要学者却并不“主流”。他关心的问题，往往是被主流社会学思潮视为无关紧要的问题。我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他的《阅读生物学札记》、《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著作，以及由他主持翻译的《理念人》一书，涉及的主题包括生物的社会性行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以及知识分子问题。这些主题，社会学家通常认为是生物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学科该管的事儿，因而不愿过问。而郑也夫却将这些事儿拉进社会学的视野，形成一种“偏正结构”的“冷学问”。
《语镜子》一书关心的，是语言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界，这也算是冷到极致的“边角料学问”。但对于读者来说，“边角料”却可以带来阅读的兴致盎然。郑也夫躬身采撷了社会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将其归纳为礼语、官腔、咒词、黑话、粗口、俗语、联语、儿歌等等。体现在这本文集的一小部分篇章，阐述了语言的一般社会学问题，例如“语言强制力”、“语言社会学的视角”等等，多数篇章则进入具体的语汇本身，从社会史或社会关系的维度对其作出细致的堪察。这些语汇包括“棒”、“新鲜”、“革命”、“牛逼”等等，当然可以无穷举例，但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本书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因此作者细心考察的语汇，也必然是最能“反射”作者问题意识的语汇。“反射”是镜子的光学功能，郑也夫以镜子来转喻语言的社会功能，相信读者一看书名就能心神领会。在此我只想多绕舌一句：语言作为一面“社会之镜”，具有双向功能：其一可拿来自鉴；其二可用来鉴人。所谓“自鉴”，也适用于这本书的作者。他摆弄着这些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就像一个注意自我形象的人遭遇一面镜子。
当下社会学界，鲜有学者具有较好的“语言意识”。以学科为界限的长久淫浸，使得多数学人只剩下一身现代八股气：术语连串，句式欧化。语言功底再差一点的，则是病句成群，不知所云。而能修得文章学之功力的社会学学者，则屈指可数。我以为郑也夫是其中一位。我曾在福州偶然与郑老师会过一面，在不多的谈话中，印象尤深的还是关于语言的话题。我记得他说过，古典诗词至今还是他的日常必修课。这不免让我肃然起敬。对我来说，遇见一本义理和辞章兼修的书是一件快乐之事，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去读一本毫无语言光泽的书。缺乏光泽的语言，当然不具有镜子的功能。它是黑暗的，死寂的。尤其是近年来翻译进来的学术作品，多是当下学术体制的产物，其语言之粗糙与蹩脚，几乎让每一位读者抓狂。学问与文章是一体的，这种关系最能体现在著书立说者的修行方式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传统做法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现代学者则倾向于一种相反的修行方式：以学科为中心，以学术为志业。前者固不可全信，后者更不可轻信。郑也夫的修行方式，大致介于二者之间。他既有学科学术之根基，也有世事人情之造化。这些可从他深入浅出的语言见出一斑。因为语言是一面可资自鉴的镜子。
至于语言的“鉴人”之功能，也是值得一说的。如果把郑也夫摆弄的每个词汇视作一个小镜片，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们获得观察世界的某个视角。对此，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是有收获的。举例来说，在文学社会学领域，有一个经验现象一直无法得到较好解释：8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停止了代际更替，“50后”作家“一手遮天”文坛30年有余，却未见新生代作家的强势登场。陈思和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关注到了这个现象，并期待新世纪十年会迎来一次新的“青春潮”，结果却落空了。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太多，要解释起来当然很复杂。我也曾作过一些思考，试图给它一个说法，但解释力度终究是很有限的。读郑也夫的《语镜子》，则让我眼前一亮。在《“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一文中，作者通过日常口语照亮了一段社会史：1949年之后的中国又一度回到了老人统治的社会。我以为这个说法就像阳光一样平常，却很受用。就在我写作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正窝在乡下老家的木屋子里，有些阴冷，巧的是，此时有阳光从门外投射进来，似乎一下子化解了我的身心凝滞。“语镜子”就像这束阳光，它不仅照亮了一段社会史，还通过光的传递照亮了一片有待辨识的现实。
语言是“社会之光”的解码器，也是传输器。
曾念长
《语镜子》读后感(二)：牛逼是高级别的褒义词
其实以前很讨厌那个“逼”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后来，类似的词语被更多的人用了，比如TMD，TNND，草泥马，尼玛等等，自己也不得不用了。这就是顺应潮流。因为别人用，你不用，亲近感便没有了。
哥们，你真有眼光。
其实，千句万句，不如一句：
哥们，逼格真高！
关于苏轼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对佛印：“我修行时，观君如一泡屎!”而佛印却说：“我参佛时却看君是一尊佛!”苏小妹的解释是：心中所想便为外物所化，即:佛印心中有佛，东坡心如臭屎。
从这个故事中可见，苏轼骂人也不怎么样，还要带一个脏字，当然佛肯定要更胜一筹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现代人的水平简直可以同佛相比：苏轼，我去年买了个表。不知苏轼大文豪在天有灵，是否能听懂。
《语镜子》读后感(三)：语言，日用而不知的背后
读郑也夫先生的语言社会学杂文集《语镜子》，会让你不无惊叹地发现，日用而不知的语言背后，隐藏着那么多道道儿：人情心理、社会机制、价值变迁、时代思潮。我们不妨先看看一些文章的题目，便可一窥其诸多话题之趣味性与社会之批判性。比如“谁？我！”—封闭的社会， “哥妹儿”—关系之网，“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棒”—性崇拜之痕迹，“牛逼”不是京骂，“张老”—势利的恭维，等等。
《语镜子》分两编。第一编是1990年完稿，1993年问世的《礼语•咒词•官腔•黑话》。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至2011年二十年间的与语言问题有关的文字。虽然跨度颇大，但两者一以贯之的是：一是当今学界极为难得的不拘泥于学科领地的“随兴穿越”，纵横古今中外，从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当然还有语言学等视角，语言材料信手拈来，从爱斯基摩人的“雪的描述”到阿拉伯人的骆驼词汇，从“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民谣到“被”字声中听惊雷，从法国大革命对语言的清洗到至今未清理干净的如“砸烂狗头”之类的“文革体”语言等等；二是为了分析语言赖以产生和流行的社会背景，选择的是“最流行的社会语言”，即目前或曾经有着极高使用频率的语言，无论它是寒暄语、是称呼、是口头禅、是官方的报刊辞令，还是流行的骂人话。
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实这面镜子也是活着的历史。比如，在电气化时代，虽然电灯已普及，但“盏”字告诉我们，在“灯”的历史长河里，“电”只是晚近的事情；英语的“pen(笔)”源于拉丁文的penna(意为羽毛)，帮助我们记忆起，西方人最初使用的鹅毛笔。语言作为历史积淀的例子，最明显的是本书中分析的“吃了吗”，反应了“民以食为天”的国人的苦难历史。虽然英语中的“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上好）类于我们的“吃了吗”，但这句问候语里面积淀的是，我们民族是“饥饿”怕了的。比如该书引用社会学家的统计数字，自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两千余年时间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饥馑、流民、饿死、“人相食”，更是不绝于史书。在温饱解决后的今天，大概作为国粹的问候语“吃了吗”将成为历史，也许“好天气”会如作者所愿，取代“吃了吗”，成为可发扬的西方文化遗俗。
作为理解国民性的语言，汉语“文过饰非”的功能确实是一面难得的透镜。“‘劳逸结合’—为尊者讳”这一节是极为精彩的一篇。比如投降满清的明末曾任兵部尚书的洪承畴，死后家人为之立传，极为纠结，后有一位刀笔吏，以一字百两银子的价码，这样抖出了两句话：杀吾君者是吾仇，杀吾仇者是吾君。玩的就是文字游戏，文过饰非。现代的典型例子，比如文革时候，混乱的极左时代，官方说辞依然是：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说辞带着“咒语”的力量：言下之意，你若是被搅乱了，你就是敌人；立刻使反对混乱的人噤若寒蝉。
但是“文过饰非”并不能掩盖礼仪语言的伟大功能。我们现代人对礼仪语言似乎已经丧失了意识。该书提醒我们，伟大的仪式演讲者都领悟了祖先的智慧：仪式语言不是使用语言，它不是要晓之以理，而是要动之以情，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为什么要去做。它拨动你的心弦，借此将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注入你的心中。比如牧野之战前周武王的誓言，拿破仑在金字塔前对胜利的法国士兵的高呼：“埃及五千年的文明在向你们召唤。”等等都是绝佳的仪式语言。
语言，是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作者对比不同民族的审美区别：黑人纵情于热情疯狂的舞蹈中，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有一个神秘美妙的音乐世界，中国人则是将其审美趣味重心牢固地放在了语言之上。中国古典的诗词、骈体文、联语等等，都是见证。作为温饱解决后的个性追求，“联语”也将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出路。婚礼或祝寿时，红包或礼品虽然不能或缺，但远不如个性的、礼仪的、极致的话语。“对子在此有独到的优势。相比之下，文章冗长，诗歌小众。对子则可文可白，可雅可俗，短小精悍，它的针对性、话语性，使它可望成为某些仪式场合的不二选择。”书中，作者写给其朋友和学生的镶嵌联，读来给人很温暖别致的味道。
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理论也层出不穷。俗语有，“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谚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比如从本书给出的例证挑出几个：好男儿志在四方/父母在不远游，有其父必有其子/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未雨绸缪/车到山前必有路等等。从“各说其理的谚语”，郑老师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多数说辞上升不到理论的层次，叫作话语更恰当。它们是某个利益派别的说辞。多个话语并存，穷尽了各方的利益表达及分配方案，其功能并不小：为较高水准的妥协准备了前提，搭建了平台”。各方说理，之后“妥协”才是关键词。
在穿梭于语言世界时，郑也夫先生要探索语言的产生这个宏大神秘题目，并且有所心得。比如，他在《语言产生之猜想》中认为，是火的使用，开启了语言的产生。因为，远古时候，保存火种很困难，一旦用了火，就离不开火。没了火种，等待天火几率太小，就要向其他部落“借”，其实是抢。于是对火的保卫与抢夺就极为紧要。合作就极为迫切，迫切的合作需要语言沟通。这是个很诱人的题目，希望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能够给出支持证据。
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语言是富矿，有待全面的开采的富矿。这本《语镜子》似可引领我们，去打开这座富矿之门。
陈心想
2014年1月4日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语镜子》读后感(四)：语言社会的交流
语言从来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从人说的每句话
每个词
甚至是未来
社会的新生词汇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在映射着这个社会
语言的伟大之处
不仅仅在于让交流更明白
也在于让人们让社会的交流更丰富多彩
对于人们的客观表达
总也让人受到影响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语言
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
更是叫社会表现的更加与众不同
这就是语言
也是社会的交流
《语镜子》读后感(五)：语言，社会的舞动（阿城，推荐序）
看到作家阿城为这本书写的推荐序，他说，看也夫的文章，又心酸，又快乐。
摘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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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说起来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得很深而且奥，达到我们一般人完全不懂的地步，但我非此界中人，所以心目中的社会学家，是一种达人，表述亦非常通达，读者会随时悟到自己的日常经验：啊，原来如此。
也夫是我很关注的此类学者，这次他集社会语言搜集和研究的文章成书，当然是我非常关注的事情。
中国的社会学资料非常丰富，例如《二十五史》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就是两千多年的连续性的社会学资料。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头人，例如陶孟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等诸人，与世界社会学科衔接紧密。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断过三十年，但中国老百姓久经沙场，无论生灭，总能留下入骨的言语，让当时的人和后人会心彼时的好恶，也留给也夫这样的学者浩瀚的材料。看也夫的文章，又心酸，又快乐。
我一直认为东北人会说话，去了东北，才知道他们冬闲时间长，炕头时间多，一件事，嚼来嚼去，锻炼成精。我体会这就是现场修辞，后来发现修辞的高段都是人精，即体察人情入微者。老话说人情练达即文章，让我明白文盲不是文字盲，而是人盲，不懂人的关系的勾连变化，是文化盲。所以很多学者的文章我看下来，感觉是文盲状态。也夫我看就是人精，所以他对社会语言作社会学的研究，体现出他对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互动的敏感入微，分析的结果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构成有活泼的认识，意义涌出。
20世纪初，有白话文运动，后来有人不满意，例如鲁迅，于是极端到大众语的程度，即我手写我口，其中有浓厚的民粹意识。现在到了网络、微信时代，才看出来最生动的状态是书面语和口语再加上图形符号的组合，例如“囧”的使用，“囧”本来已经是个死字。也许也夫已有分析妙论，让我们继续追踪也夫的文章。
《语镜子》读后感(六)：解析国民性——读《语镜子》
郑也夫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语镜子》（中信出版社），探讨的是语言与社会制度、人情心理的种种关系。封面上的一行字诠释了该书的主题：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据作者说，文集最初定名为《语镜》，担心读者以为是“语境”之笔误，干脆写成《语镜子》。虽已更名，但音之相同仍令人想到“语境”，别生一番滋味。你想啊，理解一句话我们要看语境，从中学时代就有老师教我们要“结合语境”，但是如同郑老师书中所说，任何“一个社会广为使用的词汇实际上已被众人有意无意地推敲、琢磨、比较和筛选过了。它必然是高度适合于人们每每逢到的社会场景，必然简练而又恰当地表达出了人们在这种社会场景中所要表达的情愫，也必然暴露出这个社会的结构和其价值观”。因此，可以说，语言这面镜子，折射的是高度适应它的“语境”。中国的独特语境下，自然产生了映照其独特性的语言了。“语镜”所映照的，实际正是“语境”啊。
作者在序言中确定的主旨是“认识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作者却是“跳出三界外”，绝不干自设牢笼的勾当。用一个学生赠送联语中对其人格的概括：“读书无类，治学无派”。这种风格使得本书很多文章难以归类：历史，语言，社会，生物，或许都是，又都不是。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得本书在关照语言问题时体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旨在解惑，不重体系，没有大话，讲的都是和你我息息相关的小道理。探究小道理不等于缺乏大关切。这大关切从作者对官话套话的探讨中可见一斑。
当今时代，借助互联网之力，新潮词汇井喷般涌现。作者以其慧眼独独挑中“被”字。作者在该文中说：“不知牛年何月何日，‘被’字完成了一个刁钻的组合，由一民间异人当作‘飞去来’掷出，数月间，四面回响，八方共鸣。被就业，被捐款，被自杀，被幸福，被小康，被增长，被自愿，被失踪，被开心，被代表——这一词法被迅速克隆，令人目不暇接。我以为这是09年新生词汇中最智慧者。其深刻的社会含义，不是‘被’的词法，而是其共鸣和复制。”更特别分析了“被字族”中的尖端“被代表”：“代表众人的利益，难乎其难。人的性情不同，有人喜甜，有人好辣，有人乐意开源，有人愿意节流，有人吃光花净才过瘾，有人省吃俭用不消费。人的角色不同，资方和劳方，商家和顾客，医生和患者。人群中有上百种追求目标，追求每一目标都有上百种手段，叠加起来有上万个选择。代表大家利益者，该怎么运作，该怎么伺候？谁是优先的？谁是可以委屈的？受委屈的被代表了吗？现代社会中，全方位的代表只好蜕变成一时一事之委托性代理人。……‘被’之合声是权利意识领地的报春惊雷。”一个字词的流行有其偶然之处，但不容小觑的是让这个字眼得到广泛认可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注定是先成就了某种怪诞现象，后才可能让概述了这一现象的特异词汇大红大紫。
很多看似“语言”的问题，单从语言学的角度几无争论的空间，而挖掘出背后的社会心理，可以柳暗花明。比如该书中对陈寅恪名字中“恪”字读音的讨论，实属另辟蹊径：“que是恪的地方音，有人说是客家话的发音。为什么地方音很多，大家将一个字典上都没有的发音独独用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身上，几乎看不到如此方式用在别人的姓名上。我以为，首先是“套近乎”的心理。que是陈先生家里人称呼他时的发音。最亲密的朋友跟随这种发音是颇可理解的，是亲近、不见外的表达。而更外一层的学人，未必能出入陈宅，但能够频繁地听到寅恪密友说‘寅恪’时别具一格的发音。最初听到必会诘问，答复是：人家家里就是这么叫的。于是有了发生学的第二层理由：向他人显摆——我知道大师家里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学问大的人如此读这个字，这么读是有学问的标志。一个字典上没有的发音飞落到最伟大的学问家头上，决非偶然。对大学问家的敬畏、高攀、套近乎、吹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来往、乃至近乎迷信的崇尚，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在一个扫荡和打压文化的年代，即使是硬币的丑陋一面也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如此已经追问到人性中势利的层面。岂止读音，就是字形，也可能受到权力、地位的影响。据说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的“镕”字，原本并不“合法”。在权威词典中，“镕”作为“熔”字的异体字而存在，1955年底颁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明确规定，被放在括号中的异体字，“从实施日起，全国出版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但是到了1993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复》，“镕”字获得正名和承认，并进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不同于“熔”字的正规汉字。字音与字形，皆随人贵也。
作者说：“一个被偷换了概念的词汇在无数次的使用中会使人觉得它的含义就是目前的样子。”作者雄辩地指出，“革命”一词在近百年来经历了从狭义的“不满、变革”变成了广义的“好、正确。……提倡节约，非要说‘节约闹革命’，‘过日子’竟也冠之以‘革命’。……（再往后）大家私下议论某人革命，竟指的是他不近人情。”如此庸俗化的过程将“革命”彻底变异。其实不止“革命”一词有此命运，“改革”一词也在经历类似的路径。作者在天则所的一次演讲中说：“改革这个字眼甚嚣尘上，极为时髦，一番又一番，一出又一出的讨论会在伺候着。……如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意思是三十年一直进行着，我不承认，我认为有几个阶段发生了改革，推动了一桩或几桩事情。是不是贯穿了三十年？没有的事。”讨论革命和改革的虽众，但从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词语选择方面入手的大概不多，这种分析着眼处细微，但落脚点有大的关怀。
借用作者在书中的一种说法，我认为评价一本思想著作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读得懂，二是想不到。读得懂才能易理解，想不到方能有收获。然而时下学术圈——尤其是社会学圈——更常见的要么是那种读得懂同时想得到的“大白话”，要么是那种想不到但是也读不懂至少不易读懂的“天书”，这样的作品显然无益于学术思想的传播。然而，郑也夫的作品，即便是最严肃的学术著作，譬如《信任论》，也是不难理解的；而他看似随手写就的杂文随笔，譬如这本《语镜子》，也能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思想收获。
张龙
《语镜子》读后感(七)：语镜子
看了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本社会短篇文集。书中提到的词语反映历史的变迁。如果想了解一些时髦词的由来，可以看看这本书。
比如：先生--同志--师傅，这三个词，分别是1949年以前，1949年以来和文化大革命后三个历史时期中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称呼。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结合现在的社会生活，我看到过的，听到过的，先生和师傅的称谓在一定的范围内，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