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神话与祭祀》的读后感10篇
《美术、神话与祭祀》是一本由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1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一)：遲來的讀書筆記
今年6月份初的時候，我買了三聯重新出版的8本張光直先生的文集往家裡寄，暑假的時候看了其中兩本，其中第一本看的就是《美術、神話與祭祀》。書是暑假看的，現在放在家裡，不過，看的時候稍稍做了筆記，現在憑藉這些和記憶寫一寫對這本書的書評。
全書的條理十分清晰，從本書的目錄就可見一斑：
第三章 巫觋与政治
第五章 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
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
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
這本書中用的語言直白，表達清晰，是十分好的論說作品。因為基本上講的是作者多年的考古得出的一些對政治權力形成的理解以及構想，沒有考古上的專業詞彙。
正如章目所示，第一章述說作者對氏族、城邑與政治的關係。作者指出“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 這點從周，商，夏等皇朝的制度可以看出。一個宗族的人口增加，自然形成一個城邑，而這些宗族成員手掌權力。隨著人口的增加，爲了減輕人口或者開墾新土地，邊防等原因，族中男子會離開城邑去新的地方，建立新城邑，形成又一個權力中心。城邑的建造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行為，因為它以為權力中心的形成。
城邑，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已经构成一幅政治结构图，统治者要引入道德权威（就是一个人的功绩）来建立统治，还有强制力量来维持统治。這是第二章要說的。
第三章說“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識，即权力。從商朝甲骨文占卜分析。
第四章和第五章說了兩種主要的權力手段：藝術與文字。掌握了文字，无疑就是掌握了死者（前人）的知识，吸取过去的经验，预测未来。因为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困难，占有这样的青铜器是握有权势的象征。
第六章講這兩種手段的獨佔，當然，以積聚的方式。
而經過上述的歷史進程條件，個人以親族體系地位為基礎，用文字和文字之外的手段將權力掌握，又以德之行為，資源，軍事裝備去統治，帶來財富和榮耀，最終是政治權威的崛起。
”文明是物质财富积累的体现，它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存在的条件。“
邏輯明瞭，講理簡單透徹地闡述分析古代政治權威的興起，國家的誕生，以及想透過古代中國的這些例子去研究世界其他地區的同樣問題。
正如張先生所說，書中這些觀點可以用於世界不同文化的政權崛起考究，但這本書中的觀點也簡單，等待著更多的發展。
這本書對於我這樣一個考古，歷史門外漢來說，依然十分精彩。
對於這本書的提問以及更透徹的理解有待我下一次的詳讀。
2013.10.16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二)：笔记
118 文明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文明是聚居的财富之体现。
中国作为整体性、连续性的文明，最大的特点在于，政治文化对资源分配的首要作用。——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政治性与巫术相结合。
a. “政治体制”：宗族制度和外族通婚制度。（第一章）
●双方交表婚制：通过同一称谓指称不同的人，洞察背后的婚姻制度 ，如“姑”指“父之姐妹，夫之母”。
●单行不互惠趋势，娶妻者地位高。
.道德权威以及强制力量：宗庙制度，氏族祖先的英雄传说（第二章）
●夏商周部落之间的关系，竞争的关系，非力量极其悬殊的统治关系。
★c.巫术、神话与艺术：“意识形态”，宇宙观及正统性的根基（第三、四章）
●●神话作为宇宙观的表现，巫术与艺术皆起着勾联天地的作用。对勾通天地能力的独占是树立政治权威的最重要手段。巫觋是一种萨满，占卜的功能在于与祖先对话，帝王是最大的巫师，他拥有这种能力。
●●由神话构筑的整体性的宇宙观，（不是“创造世界”）将沟通天地作为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造就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一体性。同时，因此能够通过政治力量改变人与自然资料的关系。
●“物”即“作为牺牲的动物”，是寻常动物，或是寻常动物身体各部分的组合，同样有勾联天地的作用。青铜器上，巫师、动物、嘘气成风的兽口的组合，记录、引发了天地沟通的行为。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密切的，动物作为助手帮人完成巫术。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的对称性，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的一种方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动物身体不同部分的组合。P63 对称是两个兽，体现了商代的二分制的对称思想。（如穆/昭）
●龙山文化直指夏代(二里头文化)。前4000年-前3000年，传说时代与史前史有对应关系。
d. 文字：垄断权力的手段（第五章）
●唯有文字能够记录历史，积累经验，预知行动之后的命运。『人类唯有通过文字，具备历史的视野之后，才能获得智慧，崇尚祖先的一大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王族垄断使用文字的能力，“在甲骨上刻卜辞是政治性的。”p105
e.青铜器制造：对手段的独占以及炫耀的目的（第六章）
●青铜器是唯一需要整合所有资源（稀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才能制造出来的极贵重之物，名正言顺成为政治权威的象征。p97
←→苏美尔文明：进步性、断裂性。——特例『类似于梅因的想法』
a.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另：《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国文明起源，史前"中国相互作用圈"。文明的定义应依据自身的发展中的质变，确定其阶段。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具有这些成分时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一种质量的表现，而它的关键是在于财富的积累、集中与炫示。谈文明的动力便是谈一个社会积累、集中、炫示其财富的方式与特征，也便是谈它的各种成分(如文字、青铜器、城市等)在财富中积累、集中与炫示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
财富的增加，不外表现在生产力的增加，而生产力的增加，不外基于两个因素，生产技术的进步或劳动力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增进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每一步质的跃进，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质的进步。考古遗迹中的生产工具都是石、骨制作，不论形式上还是原料上，从仰韶文化到三代都没有基本变化。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三)：备注
1.城市与文明的概念及定义，中国商周文明是建立在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政治程序的连续性文明，而非是欧洲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的破裂性的文明发展模式。
2.商王庙号的考证，可以看到类似周朝昭穆制的二分现象，张光直先生提出殷商时代轮流继承制度的想法。
3.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经历了一个关键演变，人对于装饰的动物而言似乎仅占有一种隶属性与被动性的地位——神话式力量递减，神的世界能为人及祖先所挑战。
4.巫覡的作用在于贯通天地，工具主要有山树鸟风动物占卜等，其间人与动物的关系值得注意，一方面他们是巫师作法的助手，另一方面人与动物可以彼此转形。
5.商周神话可分为三个阶段：殷，西周和东周。商代的神话以氏族始祖之诞生，及自然神祇之组织为最主要的主题。神界与先祖的观念相叠合。西周的神话与商代差不多，祖先的世界与神仙的世界分开，将神界放在“天”的范畴里，人王称为“天子”。东周先祖英雄神话增多，神祇“人化”为传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英雄互有亲戚关系，神界与先祖明确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关系常是互相敌对、竞争的。古代的神话在根本上是以亲族团体为中心的，决定个人在亲属制度上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地位。神话史的演变是这种政治与亲属制度之演进所造成的。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四)：从考古学透视历史的背景
我们常人对于历史的记忆大都从文字中寻找，是文字，就或多或少带着著者不同视角的解读——所以，发现历史的事实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诚如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所言，“有许多中国历史家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史书。他们开始读《史记》，不久便对《史记》这本书发生兴趣，对于司马迁所记的史实反而放在一边了”。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可谓经典。先生以夏、商、周三代发掘的文物为史料基础，认为中国以政治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文明起源，是基于统治者对财富、知识、以及人与天沟通权力的垄断——最突出的表现即是祭祀，巫师在祭祀过程中对于“天意”的解释与记载即构成一种权力的垄断，形成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而言，前秦的氏族首领便是巫师，文王占卜即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常言，古代中国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等级社会。即“王朝的兴亡实际上就成了众多氏族并存的政治疆场上各个氏族命运的兴衰。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地特征”。而王朝间的替换，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关系，只是意味着其领袖取得或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是否稳固。也就是，理解“天意”、“神意”成为确立统治合法性与政治权威性的重要途径；而巫师与“天”、“神”的沟通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治者牢牢地掌控与神沟通手段的人（巫师），也就垄断了知识，即权力。而巫师对祭祀事件及结果的记载也使他们成为最早的史官，由此形成对知识的垄断。
秦汉后，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以儒学为其思想基础的，也就是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世俗政治。但“神权统治”的影响依然存在，所谓的“天人合一”即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天意”乃为最高评判依据。
先生于书中言到，“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范式、模式、理论、架构，被运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上，但直接依靠中国原始材料的基础研究却难得一见”。这一批评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研究同样适用，乃吾辈努力之方向。我看过的第一本考古类书籍应该是岳南的《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在初中，从小学图书馆以老师名义借的书——深深的震撼。于考古学家的了解，则是李济、梁思永等人，一直感动于他们对于其专业的投入、热爱。
考古学或许不能还原历史事件的详细细节，却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最为真实的背景。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五)：几点感受
总体而言，我对张光直先生知识的广博性深感佩服，该书从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方面，对三代乃至史前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多学科的整理，并且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书中对中西方考古学观的结合与灵活运用，既从文献、从考古材料进行传统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又运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世界后进民族的民族志材料，进行了民族考古学上的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无疑是更加全面与科学的，文中渗透出的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概念，也进行了多处较为科学的论断。这本书虽谈不上厚重，但商周乃至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无外乎即从书中提到氏族、城邑、巫觋、青铜器及纹饰、文字、财富等方面进行研究，这种眼界和化大为小的魄力与能力，着实令我叹为观止。
具体而言，我印象和感悟最深的几处，第一，谈及王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由族内某位男子到外地建立次级中心时，我认为这种社会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与国家的起源相对应的。从城市到国家，从邦国到王国，皆是此种模式的体现；由点到面，由一城到多城，中心聚落的控制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大，这是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地域面积，是国家形成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从大中心到次级、三级、四级中心，这种纵向的发展与逐级的从属关系，是国家形成的精神基础，由大宗不断剥离出的小宗，体现的政治地位与仪式地位的渐低，则是国家形成的主观条件。西方学者有言，中心聚落控制三级聚落的是邦国，控制四级聚落则为王国，我觉得实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不断扩展的结果，中国城市是政治的体现，而不是人口的自然集中、资本或市场几句的结果，它主要是“城”，而后才是“市”。
第二，“城邑本身比城墙更重要”。过去我国考古学家执着于找“城”，而往往忽视城邑中的各种文化内涵，即便资料公布，也重于城墙，城中的各种设施的布局与功能等常常没有深入的研究，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近年冯时先生《文邑考》、许宏先生《大都无城》等作，皆言都邑未必有城，如二里头、殷墟等都邑，都尚未发现城墙，但揭露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后，无人能否认其都邑地位，也无人言轻其重大意义，因此，张光直先生“城邑本身比城墙更重要”的看法极有见地。
第三，谈及宋代金石著作中对商周彝器上的神兽纹饰定名时，张光直先生说：”如果商周之人能读到我们的金石论著，能不能认出这些名称，同意他们的用法？这就很难断言了。”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常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将今日之经验加于古人或遗迹、遗物，仅用对自己论断有利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显然是片面的，但又广泛的存在于当下的研究之中。考古学的论断，应亦使用地层学的原理，即时代最晚的包含物决定该底层的年代，相当于最晚的包含物对地层年代的一票否决。运用在考古学研究中， 我认为若想论证一个结论，哪怕有一百条证据支持，但只要有一条证据不支持，那么该结论便难以成立，也是一票否决。但这种方法的实施定是困难的，一是搜集证据太难，为了证明我们的假设，通常只会去找对该假设有利的证据，这其实也是一种先入为主，我们在心底往往都是认同自己的假设的，所以找证据是就有了偏向性，即便发现不利的证据，也不会进行罗列。二是若按此法，没有一个不利证据而得到的结论，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但绝对正确的事又是绝对不存在的，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悖论。三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找齐所有证据，证据会随着时间与考古新发现不断地增加、变化，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的特色，那么如何权衡，又值得思考了。
第四，在本书的最后，张光直先生讲了一些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但通过这些理论得出的结论，由于他们未掌握中国的考古学资料，而多显得片面。我觉得西方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正如张先生所言“（西方的）历史观从来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点”，这种观念并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点类似上面谈到的先入为主，以自己的观念衡量他人，肯定得不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当然，这种自我为中心，在我国学界也普遍存在，例如众多的“中国独立起源”，或许并不是所有都能靠得住；又如我国的考古工作，以前过分注重“二重证据法”，每每有重要的遗址发现，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去对照文献，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甚至比研究该遗址的内涵还要多，显然也不是特别科学。西方人重视实物、重视理论，我们又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恐怕在考古工作中，能充分利用中西方各自的特点，找到一个合理的衔接点，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六)：信仰潜行
考古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自其诞生之初，便有“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说法。三代意指夏商周三代，这三个时代，文字已经形成，史书已经形成，国家初建，夏的制度因出土资料较少，我们尚不明确，但从出土甲骨可知，商代是明显的神权政治，王只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通过某种特殊的器物达到沟通神人的媒介。周较之商代，制度渐趋完整，“礼”成为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之间的最高准则。抛开发展之异同不谈，三代却为考古最好之时代。没有约束框架，却尚有轨迹可循。
自内战结束，史语所的众多知识分子面临抉择，李济作为中国近代考古鼻祖之一，选择了跟随国民党前去台湾，因其多年在中国大陆的考古经验，他在台湾重建了考古学，被誉为“台湾考古学之父”。台湾较之大陆，历史文化稀薄，因此考古学仍以三代考古为主。张光直作为李济的学生，虽然日后前往美国发展，但其研究重点仍是夏商周，中国起源等问题。
《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巫觋”这一特殊身份——神在人间的媒介，在政治生活中协助王沟通天地的独特作用。颇类似人类学，尽管《美术》一书为面向大众的、不甚晦涩地考古读物，但却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仍残留的、讳莫如深的许多巫术行为。舞蹈和药酒肯定必不可少。舞蹈构成了联络神明和鬼神的仪式，而嗜好饮酒的商人更是通过一种奇特的药酒，从而使自己达到半昏迷地状态。半梦半醒之间，那些喃喃自语，是古人想象中鬼神降临的标签；手舞足蹈，有着强烈象征意义地肢体表演，是神圣仪式的必要表现形式；火光熊熊，臣民虔诚以首俯地，是只属于那个远古时代不可侵犯地信仰。在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的那时，神秘莫测地天是一切的主宰，生儿育女，嫁娶婚丧，出征播种，事必先卜之，遵循着先民心中那朴素甚至有些愚昧地原始规律，保持着对自然的基本敬畏之心。现下仍存在边远和农村的一些迷信思想不可与其相提并论，尽管，其行为方式背后的意旨相似——为了达到自我目的，垄断社会资源，巩固自身地位，而采取的似为愚民的计策，但不可否定的是，原始先民们抱有更为单纯的目的。张光直在书中列举，先秦经籍和甲骨中中记载着商王载歌载舞的行为，并因此得出商王即为巫觋的结论。当然除他之外，也有着其他助手辅助，但从中我们探查到：其祭祀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并得到了利益集团的共同支持。商王以其悠久的血脉，成为了神在人间的代表，其身份的正统性自然比现下那些自诩为神仙的人来的更为可靠。
本书的经典性，不唯在商周考古领域，张老朴实的语言更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生动的图景：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析，复原了先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我们的祖先不再是抽象、简单的十几个文字的简单描述，不再只是存在于书本之中，他们一样因世事无常而忧心忡忡，他们的热切的期望穿越了千年被我们感知，他们对待自然的敬畏同样令我们汗颜。《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打破了考古学者对于考古发掘报告的独占，张先生的解释同样给了普通人得以揭开考古学神秘面纱的一个机会。
《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七)：读《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1931-2001），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19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后负笈美国，于哈佛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戈登·蓝道夫·威利，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为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张光直著，目录
中译本作者前记鸣谢序言第一章 氏族、城邑与政治景观第二章 道德权威与强制力量第三章 巫觋与政治第四章 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第五章 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第六章 对手段的独占第七章 政治权威的崛起附录 三代帝王表后记 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译者的话2001年版校译者的话手头上这本《美术、神话与祭祀》，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光直作品系列”之一，由张光直根据自己在1981-1982年为哈佛大学主修课程所开设的一门讲座的部分讲稿撰写而成。张光直说，“这本小书是在我历年‘出土’的拙著中我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所以喜爱它并不是因为觉得它写得最好、最为成熟，而正是因为它是最为不成熟，也就是最为年轻的一本。”
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早年求学于北京和台北，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以后又在美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西学功底深厚。多年来，他“一直主张中国的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而应当是由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古文字学家、古地理学家、理论家等等——携手一起从各方面、各角度，利用各种的资料来从事进行的”。这本小书便是他对此所作的一个尝试。虽然张光直自称这是一本写给一般读者而非专业学者的“小书”，但它实际上却又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学术著作，用该书2001年版校译者陈星灿的话来讲，“这是站在学科顶峰的人，才能写就的大手笔，也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综合性论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张光直作品系列”《美术、神话与祭祀》这一译名其实并不完整，该书英文版原名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直译为《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之路》或许更能直观体现全书的主旨。简而言之，张光直试图在这本书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换而言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论著。而据本书书名及张光直对全书宗旨的设问可知，“政治”是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向来是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热门话题，相关著作汗牛充栋、层出不穷。张光直这本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中国文明置于更宽广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作对比考察，并试图打破那些“根据西方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而从中国文明本身出发，“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
张光直的观点和“野心”，在后记《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有清晰的体现。译者郭净综合张光直的各种论著，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概括：
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受到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的分立等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后者则以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为代表，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政治分层系统与网状结构的形成，文字和艺术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成为天人沟通的工具。如果说前者在兴起的时候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之间产生了断裂，后者则从史前继承了各种制度、观点与仪式。 …… 张先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玛雅文明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世界式”的；而苏美尔文明在其产生的时候只是一种例外。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中外传统历史观严重挑战。其含义非常明显：随着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全球性扩张，它所孕育的各种思想便成了说明所有历史现象的唯一准则，这些基于人类一部分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可能适用于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也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 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与地，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属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可见，三代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 tic，即巫觋式）的文明”。这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启示。巫觋文化不仅笼罩了三代，甚至在以后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层统治者的封禅求仙，到普通老百姓的算命打卦；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荒郊狐鸣，到清代蒲田人民的设醮祈雨，莫不有它的影子。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结论性的概括，张光直具体的论证过程远比这来得精彩。他在序言中指出，重建中国史前史，主要是依据“三代文献”与“考古学”两类资料，但纵观全书，不难发现西方各式社会科学理论对他的深刻影响。换而言之，历史学、考古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社会学等）是全书的三大支柱。在张光直笔下，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娴熟引用和深入浅出的文本分析（涵括经史子集四部及出土文献）、对考古器物信手拈来般的精彩解读（如古都城邑、青铜器等），以及对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举重若轻的熟悉运用及有力批判（如马克思、韦伯、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施特劳斯等）。可谓气象磅礴，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有条不紊，令人叹为观止。
以他对“绝地天通”的论述为例。在《巫觋与政治》一文中，张光直首先对《尚书》《国语》《墨子》《楚辞》等历史文献中有关“绝地天通”的内容进行引用分析，认为这些材料“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他指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接着，他对商代遗物——尤其是甲骨文和艺术中的动物纹样——这些沟通天地的“证据”，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商代甲骨上的卜辞表明：“占问的对象是久别人世的祖先，卜人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商代确有一种使商王与神灵相会的仪式，可能要通过某类中介人来实现。占卜活动也同样是为了让座位中介者的卜人与祖灵会面。”但这一沟通天地的仪式——“鬼神的降临与巫和王的升天须以何种方式完成，尚不十分清楚”，“音乐和舞蹈显然是这种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饮酒也可能与此有关”，然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商代仪式艺术中的动物纹样。
张光直在此转入了对殷商和西周初期青铜器动物纹样的专门探讨——《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他首先将这些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实的动物（如牛、羊、熊、马等），另一类并不见于自然，只能用古文献中神话动物的名称来命名（如饕餮、肥遗、龙等）。继而指出以上动物纹样的另外两个特点，“其一，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常常是（虽然并非总是）成双成对，左右对称的”；“其二，在殷商和可能属于西周早期的少数铜器上，有人形和动物纹样共生的现象”。进一步，他通过对《国语》中有关绝地天通神话及《左传》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指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成双成对，左右对称”“人形和动物纹样共生”至此，张光直关于“绝地天通”的解释已经足够清晰，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文本的考察和青铜礼器动物纹样作用的复原和推论。他进一步将此与“民族学家所考察的近代巫术社会”——萨满——进行类比。“对于三千年前商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当代的萨满教记述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是，对当代巫觋活动以及动物伙伴在其中的作用所作的观察却证明：古代中国人告诉我们的，以及依据考古和文字资料重建起来的，确是人类社会中实际运作的系统。”
张光直对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人形与张开的兽口共存”、“成双成对”等特征的分析同样精彩。“张开的兽口可能是把彼岸（如死者的世界）通此岸（如生者的世界）分隔开的最初象征”，虽然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装饰纹样，“但在古代中国的器物上，它也可以表示动物张口嘘气；当时的人相信风便起源于此。风是另一个天地交通的基本工具”。而关于“成双成对”的动物纹样，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话来讲，体现的是“商代世界观的两分倾向（dualism），而这种倾向可能是将立体动物头像中剖分为二以转化为平面形象这种技术上的需要而造成的。”张光直则更进一步指出，“二分制度是研究商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王室之内分为昭穆两组似乎有很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
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米歇尔·福柯的影子。
Michel Foucault（1926－1984）首发于公众号“云泽比特”《美术、神话与祭祀》读后感(八)：我是来跳大神儿的
张光直先生这本《美学、神话与祭祀》向人们阐述了一个困扰很多史学家的问题，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那么重视家族？为什么直至今天对人最恶毒的诅咒是“断子绝孙”？为什么中国人笃信多子多福，以至于现在整个世界华人遍天下？
张光直先生其实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他用自己的考古发现向人们证明上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最原始的基因——祭祀文化和祖先崇拜。上古社会时（也就是先秦儒家念念不忘的礼制社会和老子崇尚的更早的远古社会），决定整个政治和社会地位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祭祀演化而来的。被祭祀的主角就是祖先。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最大的福德就是死后可以面见先祖，而且将有很多人祭祀自己。断子绝孙应该是最恶毒的诅咒，因为将没有人祭祀自己。主持祭祀了巫师通常称为萨满，是氏族实际的领袖，而萨满仪式和教义的融合就有了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原生态教义，随着时间的迁移不断演化。如果我们现在还想在民间找一些遗留的蛛丝马迹，大概就只有东北地区还残留的一些驱魔治病的跳大神儿啦。跳大神儿是一种仪式，在这种仪式里，跳大神儿的人穿上特定的服装，唱着特定的曲调（郭德纲的相声里就有这么一段），使自己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以达到与神或者鬼沟通的境界。进而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天灾或者生病。
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少有人会信跳大神儿一类的事情。因为跳大神儿的通灵与实际发生的的情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人还信跳大神儿一类，大家在脑海里往往勾勒一个农村老太太的形象。比如，孩子生病了，吃了一些偏方药不见好，于是请来巫师做法通灵鬼神，然后满足鬼神的愿望以祛病。我们都知道，生病跟鬼神之类并么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时候跳完大神真的就好了（一般是巧合），但也有些时候是真不见好，但是人们也多不追问过多，即便追问，也总有很多理由搪塞。总之跳大神儿就是这样，用有限的信息，构建一个不具有必然联系的强制关联，进而在这种逻辑上做一个煞有介事的推断，然后剩下的就是碰运气啦。
对于跳大神儿我们往往嗤之以鼻，一笑了之。但对于很多类似的事情，我们今天仍然深信不疑。比如股评师，我们深知股票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也就是即便是用现在最牛逼的大型计算机也不能建立一个模型来预算股票的走势，这跟古代不知道电闪雷鸣和治病缠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股评师们发明的k线图、走势图、经济热点、政府政策之类几个简单参数的分析，进而给出的趋势判断。而且我们从来就没有把这项工作跟跳大神儿建立一毛钱的关联。再比如经济评论，同样是一个复杂系统，经济评论的人往往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式和分析，分拆出诸如利率、外贸、汇率、基本面等词语，进而就推断了很多结论，其实这些结论跟实际没有半毛钱关系，亦如跳大神的驱鬼与祛病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跳大神儿，因为我们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场景里（有一派观点认为，宇宙就是一个钟表，我们永远无法打开，只能通过表针的转动进行推测），然后进行煞有介事的判断，并且对此“蒙昧”的相信。比如你人生场景里出现了一个机会，有人邀请你一起创业，创始人用他“巧舌如簧”的功力忽悠你，未来的前景描述的一篇光明，唾沫横飞。此处暂停，我们来看看，面对未知的未来，创业的环境变幻莫测，错综复杂，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人类能够准确的预见创业之后能够遇到多少不可预料。实际上我们回望很多创业成功的团队，基本上后来从事工作跟最初的设想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啦。此时此刻，这个人跟跳大神儿的巫师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所谓的前景是自己假设的强制关联。好，我们继续。你被说的热血沸腾，心里琢磨着未来光明的前景，如何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最后成为首富。好，暂停。这个时候，你也是个跳大神儿的，不是吗？简单几个参数，用强行设置的关联推演未来。好，继续。最后你们成功了，虽然这成功跟最初的设想并不一样。你是幸运的，就譬如，跳大神儿的总算对了一会。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境遇，我们对于每一个复杂现象的解释，对于未来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用极其简单的模型和个别的参数进行推演，强制建立的逻辑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切都是简单参数的因果。房价暴涨是怎么回事，奥，原来是四万亿的遗留，懂了，于是踏实了。又如，此去陌生的城市闯荡，只要你坚持初心，不断努力，就能够有一番作为，你信了，才会信心满满的大踏步前进。亦如跳大神儿的说，是你家死去的奶奶回来看她的小孙子，说那边缺钱，烧点纸钱就好了。于是，你就信了，照办。
电影《达芬奇的密码》里一直在追踪耶稣的身世，试图找出真相，就在他们实际上已经揭晓真相的一刻，最后主角保持了缄默。是的，到底上帝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此深信，就能陪我们度过难关，引导我们走过人生的路口，不在抉择面前徘徊。
我们不断的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在边界内部建立必然的关联。但是更多的边界外部，我们依然用一种简单的强制关联去理解，深信，践行。就像，我们是一个跳大神儿的。
好奇与观察，文字与生活，这是人生的必需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