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读后感10篇
《中国新工人》是一本由吕途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同意@袁长庚 师弟，就如同研究女性赋权，不能把女性群体看成死板一块，不同的standpoint，决定了不同的社会位置，研究者（不论学院派or民间NGO派）需要做的是（不论用学术格式or随笔散文or小说体）把这些不同呈现出来，并解释这些不同的位置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影响因子，简单讲，就是需要有点庖丁解牛的技术。即便刀法做不上顶级的刀手，至少在下田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此行的任务。
2.潘毅讲女工和阶级的问题，我问过她为什么非要说阶级不说阶层，潘毅说，阶层是阶级内部可以上下流动的范畴，而阶级有天花板，难以流动。那么，新工人群体内部有没有阶层？就如同工厂有拉长和小工一样，都是打工者，但是由于具体场域中的权力地位不同，依然有不同的利益存在，拉长和小工能否拉起手来一起崛起？这就好比问小三和正室能否同时获得性别平等一样。研究者可以在行文中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当其他人在文本中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研究者还是需要考虑的，至少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加进去。研究是使命也好，是谋生饭碗也好，反正不是一锤子买卖。
3.关于文本的政治，这本书的作者不论是有没有文本政治的自觉，都不影响这个文本被政治的使用。无非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a.作者有这样政治自觉，从一开始搜集资料就有这样的政治目的；
.作者没有这样政治自觉，只是出于对这群人的情感共鸣，希望为他们发声（当然，这种发声的诉求，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诉求，但可能作者并未认知到这是一种政治诉求）
c.作者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发声“之后，其他的有政治自觉的知识分子、行动者（或许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作者相同，或许不同），发现这是一块璞玉，需要打磨成玉器，为推动社会而发光发热，于是作者被这些其他的行动派启蒙了，意识到这本书还可以这样用，于是，作者最终也有了政治自觉。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淡豹子的，”这本书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什么”，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关注。这其实本身与这本书好与坏没有关系，就如同好的或坏的政策都能带来社会影响一样。至少在豆瓣上热议，这也是影响之一。
4.关于行动与参与的问题，其实是从文本的政治延伸出来的。行动与参与的类型大致上分成
a。研究即行动，即带有文本政治自觉进入田野，用研究为推动行动提供动力，其实个人认为淡豹子的这个书评，就大体属于这个类型，用带有美好愿景的评论推动这个文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行动作为研究的对象，即研究者并不参与行动本身，也不将研究作为行动，只是对行动的发生、发展及行动所谓对象，例如mujun说她最近投的一篇就是这种。这种研究可以使围观式的，也可以是深描式的，关键看研究者距离被研究对象的距离，以及如何描述这种距离。
c。直接参与行动，即研究者亲身参与到被研究群体的行动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不去考虑对这些行动的记录，是否能用于将来的学术写作。比如说去打工子弟学校做代课老师之类的行为算是参与了。
d。围观报道式，很多调查记者也是参与行动，但是他们并不是机构的一员，而是在机构周围的媒体群落，他们关心这群人，并希望帮助这群人，他们用他们的笔和镜头，记录相关事件，并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报道。我还记得打工子弟学校被勒令关闭那一年，有个摄影记者拍了一个小孩从学校大门迈出门槛的那个镜头，我想比写一本书更具有文本政治的意义。——当然这种围观式参与也可以是一种敏捷式的“行动即研究”，但行动意味更浓些。
e，大家争论的重点，说得简单点，无非是如何做行动研究的问题（不论学院派or民间机构），其实纠结的点大概可以包括：
（a）如何用研究推动行动——这是淡豹子的书评的诉求
（b）如何用更好的研究更好的推动行动——这是mujun书评的诉求
（c）如何在行动中更好的做我的研究；——这是一般的围观式研究的诉求
（d）如何既做好研究又做好行动——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很难，但大家都在争取。
5.至于说到此书的行动与参与的方式，作者在序言里说，本书的主题是“城乡之间与打工者的未来”，至少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介乎“围观式研究”与有点文本政治自觉的行动研究之间的味道，比较模糊，或者这也是导致读者纠结于”这本书到底是学术还是行动“之辩的原因。其实可以学术or行动之辩，用行动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就是说既然这本书本身具有文本政治，且看这个文本本身的优劣即可，因为更好的文本，意味着更有力的文本政治。
6.在”是否更好”这个论点上，我是认同mujun的。可以分两个方面看看，
一是从学术；二是从学术推动的行动。
7.先来谈学术方面：
a，从学术上来看，其实一个文本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并不在于使用了多少学术词藻，引用了多少名家经典，正如之前我说过的，文献综述这件事，做多了之后就很无趣，其实跟在微博上围观几个大V干架没啥区别，A说了什么，B说了什么，C为什么支持A，D为什么反驳C且支持B。扯些学术大V为自己背书，无非是在知识论上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觉有学理上的有效性。带着这种学理有效性去进入田野，往往带有一种学术的高傲和傲慢，因为逻辑上讲就是，“你们看这些大V都跟我说的一样，那我说的肯定没错”。
但是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学理上的有效性并非在行动实践上具有有效性，这就是学术与行动的知沟，作为以行动为导向的学术，需要尽量在行动和学术实践中跨越这种知沟，令学术接上地气，这或许就是作者试图实现的，文本能够让工友都爱读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作者的努力。
。但是，我的重点来了，即便我们带着消弭学术与行动的知沟的目的来进行知识生产，基本的方法和方法论还是不能少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无预设研究法，也是有方向和主题的。但是光有方向和主题是不够的，即便知道要冲着哪个方向跨沟，但是起跳方式不对，或者力量不足，就会掉进这个沟里。 当然做学术和真正的跨沟还不一样，很多时候掉在沟里的学术自己不会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学术研究对方向和主题的敏感，超过对学术质量的敏感。
7.c，对学术质量的敏感不足，我更愿意用反身不足来说明，其实袁长庚讲的差异化不足也好，mujun讲的着急也好，其实是他们作为读者在帮研究者反身，这对于研究者亦或读者甚至被研究群体是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们并不能要求每一个文本都具有反身性，但是我希望反身性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论学院派或民间机构）的基本认知，学院派在研究中注意反身，更多的是为了符合学术伦理的要求；而民间机构的行动者在进行行动研究的时候的反身，则能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行动研究的有效性、所生产出的知识的文本政治力量，有更加精准的把握。
这说的就是如何做更好的研究来推动更好的行动的问题了。就好比说工人兄弟要举镰刀罢工了，肯定是想着把镰刀磨得更锋利一些，就是壮个胆，心里也更踏实一些。当然，你可以说，你看，他们举起镰刀了，虽然这个镰刀有点钝，但是至少这个举镰刀是一次“投石问路”，我们且看后事如何。。
问题是，学术是可以一次不行，打回头重头做过，但是做行动其实容不得这些手艺不精的返工的。假设有一个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项目做的不好重新返工，耗费的是捐赠人的钱，消耗的是机构的运营费用，这些都是会被问责的。即便捐赠人不问责，受益人这边也会反复被采访受到打扰，更主要的是耽误社会问题更快的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这无疑是行动的障碍，作为行动的学者，应该有责任尽量减少这些障碍，这也是一种文本的政治自觉， 我称之为行动的反身性。
8.既然“提高研究质量”本身也是一种文本的政治自觉，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来分析这个文本本身的质量问题了。
a."无预设研究法“的问题，其实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作者在项目设计的时候肯定要写proposal的，即便是跟打工机构联络，也是要言明项目的主要内容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预设”。因为这种“预设”也是一种互动符号，你没有这个符号，这种与打工者或者打工机构之间的互动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说作者项目展开之初，对这项研究的结果，即“城乡与打工者的未来”没有一个可预见性的结论，那么尚可说得过去，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研究进路，很少有人在下田之初就知道田野里会遭遇什么，这些遭遇对我们最后论文的知识生产又能有何贡献，我们都不知道，这才是一种知识探索的路径。所以我认为如果作者说研究本身是“无预设“的，这说不过去，但是如果说对于研究结论”无预设“，这个是ok的。
8.b. 强调这种”无预设“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好像没有说（如果我看漏了请大家指正），我可以猜测的是，自称“无预设研究法”是不是想强调该研究的客观性，或者强调“价值中立”。如果我们承认“提高文本质量”也是提升文本政治战斗力的一种方法的话，那么把一个研究做好一点就算是一种价值了，又怎么可能会有“价值中立”的研究呢？
关于研究的“价值中立”及“客观性”的问题，不论是认识论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方法论，都论证了不存在绝对的价值中立。用“无预设研究”来遮蔽研究的行动价值观，其实并不能帮助行动更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读者很大反弹的原因。
女性主义学者Sandra Harding在《边缘认识论》里面说过“立场认识论阐明了，知识的若干重要形态怎样从这种‘领域’里被生产出来”。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否认“新工人群体”处于社会边缘位置吧，那么要帮他们建构属于他们的知识，是需要有立场认识论的，所以”无预设研究“除了在学术上不存在，在行动上也是不可取的。
8.c. "拼图法”，我个人觉得是ok的。有点多点民族志的味道，能够在不同地域来看同一个问题，就算是写论文也需要各类型的资料都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拼图法"所拼的类型差异性不足，除了访谈资料和引用报道之内的二手资料之外，看不出还有其他类型的素材。
堆砌同一类型的不同受访对象的故事，并不能实现“全景式”的研究目标。
钱刚在一次CU传播系组织的研讨会上，点评一个学生论文说，你这个论文，如果是我派几个好一点的调查记者去写，或许比你写得更好。这说的是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到底该有何差别的问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问题来问作者，作者该如何作答。
8.c，我说“拼图法”拼的不够，一方面是指现实广度，这里的深度不是说采访在城市和农村均采访一个人，这个算是一种但面向的深度的，但是如果只有个人叙述，没有响应的社会结构上的背景描述，就会显得资料非常单薄，虽然这样的素材很多。
另一方面是说历史的深度不够。作者在文本里采访了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但是都混在一起，以不同的主题进行讨论。但是问题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农民工，对于各种议题的意见是不同的。80年代初进城的农民工和80后出身的农民工肯定存在文化差异啊，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交代30年进城打工的历史演变，这是非常遗憾的。
8 d.除了拼图法的现实广度及历史深度不够之外，在行文和结论上过于草率。例如第13章讲“打工使女性独立成为可能”只是列举了一个个案，也没有谈打工带来的女性独立和作者在同一章讲的“女性仍保持传统婚姻观念”、“女性在多重身份中的挣扎”的关系。其实这些内容潘毅书中都有提及，分析也更透彻。 、
如果说这本书的不是做学理讨论，只是为了让工友们读到他们的故事，那还不如《知音》旗下的《打工妹》杂志来得更有可读性。如果知识生产只是为了让女工友们看到自己的痛苦如何被人们评论，那这种安慰只是一种“成为万众瞩目”的幻影，对女工处境的改变没有太大作用，更谈不到女新工人的崛起。 不知道新工人群体包不包括性工作者，如果包括的话，性工作者的崛起在哪里？如果不包括的话，如何说明这本书是对新工人群体的全景式描述？
就如同我在香港看打工艺术团的演出时问过朋友这样一个问题，她是打工艺术团的支持者、行动者，认为打工妹女歌手段玉的出现是一个好兆头，我问她“段玉可以复制”么？这位朋友没有回答。
另外，第14章讲用工荒与新工人形成的关系，我很纳闷，如果没有用工荒，新工人就不是新工人了？新工人到底是农民工在特定时段的表现形态还是本身就是一个群体？
9. 从纯行动、非学术的路径做这个文本的质量分析，其实还可以挖出好多问题来，这里就不继续了。
作者的苦心，其实大家都已经了解；苦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行动的效力来讲，我觉得明显不足，或许换一个稍微有一点社会调查功底的记者来写，不论从文字上还是从结构上，或许更好。
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份调查报告，我甚至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份比较平淡的新闻报道式的调查报道。但是是否属于研究则可以再做商榷。
10.但是这本书能够引起大家的广泛思考和学术共鸣，是难能可贵的。我想， 大家应该给作者多一点掌声。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二)：不是書評，業內反思
這本書在豆瓣上引起我的友鄰熱議，這個群體受到關註漸增有一點點讓人興奮的。作為之前的社會工作者和NGO研究者（以後也可能），只要看看書目錄，加上幾篇學術大牛的評論，便已有很多感想。
想當年剛入行時做了個研究，寫論文時才發現研究有個顯著的邏輯缺陷，焦慮不已，最後修修補補勉強發表。大牛們犀利的評論也指出，此書也是這個毛病，材料夠了，論證時出問題。有時候我們不夠冷靜，寫作過程中非要著急地往自己的argument上引。
另外，個人認為此研究如果作為社會學研究的話其實已無新意（當然作者很可能在做通俗化的寫作）。從例如城鄉結構、地區發展、教育、福利等等角度的分析，其與問題的關係是明顯的。它更像田野誌。
但如果是人類學田野誌，角度為何不另類一點呢？有很多有趣的方面可以做福柯式的話語分析，其中權力是如何被excised的，一目瞭然。這些另類角度可以是：廠妹的服飾打扮，打工者的日常話題和交談方式，他們的俚語 粗話，他們與城市和城市人交流的關係，他們的食物，他們手機與網絡的使用……不都在說明他們是否已經是一個新的 主體了麽？說明了他們是否有了自己的認同和identity了嗎？
這些材料和論證很容易證明了反面——其實在說明那個新工人主體還沒形成，也很難形成。就我接觸露宿者的經驗來看，只要在新自由主義環境中沒有自覺，就會一直是有”意識”，沒主體——大家都在被洗腦，被經濟體制洗腦，都特麽想賺錢過好日子，沒看到自己賺到的那一點只是人家手縫裏漏出來的一點。研究者沒有察覺的話，也只能不斷在reproduce dominant ideologies。
（未完待續，下田去了……）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三)：一本书的局限性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不仅仅是作者的书，更多的是打工群体里面部分工友的声音与述说，然后作者做了总结、疏理与思考，但绝不是众多学者那样：用自己的观点替别人发声。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局限性，如果谁想通过这一本书去了解整个社会、了解整个两三亿的打工群体，无疑是要求忒高了，我觉得没有哪本书能够做到，这也是作者后期继续著书的动力与必要所在。
里面的内容与工友们的想法是有些“叨逼叨”（唠叨），但这很正常，任何事物的兴起都有其过程，打工群体对自身的思考与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还不麻木，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我们“迷失”是因为还能反思自身、在崛起！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四)：新工人是否是新工人？
调查报告讲究时效性，今年才看完这本书，的确是有些晚了。这书出版于2013年，很多数据是2010甚至更早时收集的；例如，吕途老师在介绍2011年的皮村时说，“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120家”，但据说去年搬了不少工厂，年底的人口疏解也给皮村造成了影响。所以，如果工会有时间，重新做一次统计就好了，我想，得出的数据会和2011年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看来，吕途老师从来没有把这本书当作学术著作。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用学术性来评判这本书。她说过，她写书，是写给工人看的。文章中表现出的自觉性和一些用力的争辩都因此而可以得到理解；她在表述调查事实，但也在宣讲观点。对于工人，她希望自我认识以及崛起；对于其他读者，她希望关注，以及，同行。所以，吕途老师更应该被称为行动者吧，这也是我敬佩她的原因。
在阅读时，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吕途老师自身与她所描述的群体之间，隐隐存在的那种张力。其实在阅读之前，这种张力就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在皮村待的那段日子，我感受到了工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工人主体性的期待，对劳动价值的认同，为“新工人”这一称呼赋予的意义。我原本以为，工友们的想法也应当如此。但我发现，即使是共同参与文学小组的工友，他们之间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有些工友的价值取向或许与吕途老师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本书在三联开新书交流会时，范雨素老师也去了，而她在发言时对自己的称呼依然是“农民工”。当时我很惊讶，忍不住去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的眼中，作为文学小组成员，她毫无疑问是新工人的代表，可是她自己没有认可，至少在语言上没有。而语言是很说明问题的。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想去问问她，这个疑问引发了很多疑问，而它们促使我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定在了皮村。
沈原老师在本书的推荐语中，说“这是一部‘新工人’群体成员自己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结论的著作”。这意味着他把吕途老师也视为新工人群体的一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确实可以说，新工人的一部分已经形成自我意识，毕竟吕途老师在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她的自觉性和诉求；但吕途老师是新工人吗？不仅在常识上，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是套用“新工人”的定义，我们也能发现问题。既然吕途老师不能被定义为“新工人”，那么她的阶级意识就不能够代表工友们的阶级意识，觉醒同理。
新工人是否是新工人？如果不是，如何促使他们成为新工人？我认为，吕途老师在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本书不是新工人写的书，而是写给新工人的书，它是一种价值观的说明和倡导。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很有意义，吕途老师自己也说了，工友们有了回应。但是同时，我很想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吕途老师没有回答，或者是把它模糊了。她的阶级诉求与明确的观点表达，是否使得工人的真实想法被掩盖？ 这似乎是立场介入研究的一个麻烦之处。
从情感和价值认同上，我很喜欢北京工友之家，喜欢工友，但同时，我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割裂深感困惑：新工人，是新工人自己的新工人，还是写作者、倡导者、研究者、志愿者的新工人？我想，这些疑惑，或许只有在进一步的活动参与和思考中，才有可能得到解答。甚至，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一份子。
三联新书交流会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他们三人对谈的时候，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暖流。此刻，这小小的三联书店，就是北京在折叠之后偶然露出的一个交叉口。原本完全没有交集的人们，沉浸在同样的时空中。新闻工作者，高校教师，公务员，企业员工，家政工，建筑工……的确，北京在折叠，我们被分在不同的空间，平日里，我们彼此隔绝。可是，由于吕途老师的这本书，我们相遇了，尽管这种相遇如此短暂。”《女工传记》是交集的触发点，《迷失与崛起》也是，这本书是写给工人的，但我想她也在召唤同路人。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五)：无从选择的一代人
有这么一代人，他们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这一代人不会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工作在土地上，可他们的工资却无法在工作的城市立足，更不用说在这里买房，这一：代人他们回不去农村，也无法立足城市，这一代人，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漂泊。
有这么一个国家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成数亿人的最高工资标准，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可他们正值青年，他们要结婚，成家，生子，还要养父母。他们中大多数人一年只会在过年回家一次，在这个曾以家天下的国家里，却拥有六千万的留守儿童。
在米国，不管你去了哪一座城市，只要你在那座城市工作四五年，你的工资足以在那座城市买起一套房。可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他们工作的城市，一辈子也未必买的起一套房。有人说，城市不好你可以回农村啊，说这话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换个角度想想，如果农村有好的工作，如果种田可以让他们生活好，会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来到城市，城市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呢，他们难道不和你一样工作在这座城市吗？
他们工作在城市，做的是工人的工作。却被称为农民工，韩寒曾说他们至少三十年是无解的，这一代人，他们回的去农村吗，农村有足够他们就业的机会吗？这一代人有多少人又会留在城市，相信他们中大部分人，最后都会回到农村，因为城市并没有打算接纳他们。因为户籍制度，因为我们无从选择的一代人。。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六)：仅仅是个调查就成书了吗？农民的未来到底在哪？
也不知为何，前段时间似乎这本书在豆瓣的宣传做的很好，满屏都是这本书的推荐，许多友邻在读，没耐得住诱惑，也买了一本，回来后看到封面是竟然有那么多人推荐，竟然连汪晖也在其列，而且还是他做的序。心里还在想，是哪位大神能够请动汪大师，回头一查，原来是吕途。嗯···
本书在关注打工者这个群体的角度是非常新颖的，至少在我的视野内（当然我的视野很小，请无视）还没有看到能够真正花这么长时间做这种实地调查访谈，精神是很难得的。因为毕竟关注的这个群体够特殊，也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至少在未来的近10年内这个群体还是会影响整个中国未来的局势。无论是社会的建设还是社会的稳定，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群体的态度。至此，应该也必须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去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去缓解目前的困窘与现状。
看完本书的最大问题是，似乎这个调查的群体很懒，没有这个很充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上下足功夫，因为大篇幅的都是访谈的 记录。而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分析出结果和措施的政策或者措施，而不是访谈记录谈后附加一些简单的思考。对于这些问题，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以下。
1、“家”。何为家，在这本书中多次提及，但是没有探寻一个深层及的家的观念。百度里面这样解释：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宀”(mián)，表示与房室有关，最早的房子是用来祭祀祖先或家族开会。下面是“豕”，即野猪，野猪是比老虎、熊还危险的动物。野猪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祭祀是用野猪祭祀。从其本意来讲，家是一个住所。而现代的人，在如此迷茫的年代，或许这个家的含义，是更趋近于字的本源，即一种精神的归宿。在中国的的传统中，都是倡导叶落归根的，只有觉得自己回到了生自己，养自己的那个地方，才是有家的。现代的人，已经习惯了在外面飘泊，习惯了在那些能够供养自己的地方抛洒青春，他们为城市建设，但总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谁都没有办法去在一个不愿意容纳自己、不愿意接纳自己的地方生活，除了被生活所迫，无法选择。只有当一个地方，让他病有所医，玩有所伴，于大众融为一体，没有歧视，那就不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归家感
2、公平与合理。在书中，有个章节涉及到提问这询问工友的关于这个社会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有工友谈到这些待遇还有其他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但是也是合理的。然后提问者继续追问，既然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又是合理的呢？为什么又有抱怨，然后想着去改变呢？我想这本书里就这个问题问的最没有水平了。公平，指的是站在一个第三者或本身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些事情，是否公平。人是有自私的，站在本身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不公平的。即使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那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没有自私，那么第三者看到社会的投入与产出是否在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内。二作为合理来说，谁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存在不公平的东西，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必须考虑作为社会不公平的被称为剥削者的立场。因此，很多人坦言，如果自己做了老板，也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 合理的。合理就是在某种条件之下及时应该这个样子的。在当前的体制下，在当前的唯经济是从的信念下，就是应该如此。总有一些人被剥削，总有一些人在剥削。而之所以要反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努力去争取那种好的，没有人愿意做被剥削的。并不是因为合理与否，这是两个命题。
3、农民的出路。看到文章结尾，我也没有看到这本书在大量的详实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并没有得出好的建设性意见，这是告诉政府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认真对待，想办法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农民的未来到底在哪？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未来的工人阶级的出路在哪？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农村应该走一种模式化的道路。也就是很多年前的“合作社”。在当前的社会体系之下，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的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虽然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来看，实施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农村目前还主要是以小孩、老人为主。为了解决农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而目前农业用地正在不断缩减，这是一个极其危险地的信号。为了解决老有所养的归家的问题，我们也要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好。为了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农业合作社，因为这样可以解决技术的问题，同样可以解决资金的问题。就是村民自我组织形成一个农村合作社，将村里的土地承包下来，在能够机械化作业的地区，采取机械化作业，不能的地区，将村里剩余的劳动力雇佣取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保证村名将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一定的租金，保证自己的经济来源，同时从后来的农业收益中分红。不仅能保证土地的有效利用，而且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而合作化，能够同时解决资金、风险、农民不愿意务农等一系列问题。这或许就是最好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式。据了解，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开始了这种合作化的道路，并且很成功。但是还没有全力推广。希望这种模式将来可以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七)：一本书的局限性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不仅仅是作者的书，更多的是打工群体里面部分工友的声音与述说，然后作者做了总结、疏理与思考，但绝不是众多学者那样：用自己的观点替别人发声。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局限性，如果谁想通过这一本书去了解整个社会、了解整个两三亿的打工群体，无疑是要求忒高了，我觉得没有哪本书能够做到，这也是作者后期继续著书的动力与必要所在。
里面的内容与工友们的想法是有些“叨逼叨”（唠叨），但这很正常，任何事物的兴起都有其过程，打工群体对自身的思考与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还不麻木，我们“迷失”是因为我们在探寻，我们“迷失”是因为还能反思自身、在崛起！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八)：融化的研究者
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汪晖的序言，以及封底罗列的推荐语，预置了一个危险的立场：不恰当的批评势必构成一种冒犯。也正因此，我愿意篡改齐泽克对乌戈•查韦斯的态度，以此开篇：今天，对吕途保持开放的批判，是唯一真诚的态度。
这是一项以近乎定量（quantitative）研究的标准来加以操作的定性（qualitative）研究，仅从作者前言的交待来看，其样本所涵盖的人群分布于近十个省份，虽然访谈对象的数量不多，但考虑到作者对每一人的生活史展开追溯，且要兼顾不同时空背景，那么其资料的密度是惊人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从一开始就树立了某种“正名”的目的，即不是“打工者”或“农民工”，而是“新工人”，后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自在-自为”，不仅是一个名称，而且是一个历史过程与政治议题。因此，吕途的方法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或实地调查，而是以横截面的宽广来坐实“新工人”的在场。或者说，吕途的研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新工人”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弥漫的改革中国的阳光、空气和水。
从结构上看，吕途的策略是清晰的，首先论述城市之“居不易”，进而是乡村之“回不去”，在城乡之间的尴尬和痛苦自然而然地导向结论：新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正在形成，而中国社会必须承认这一群体并且给予相应的“待遇”。
但正是在这个敏锐的“正名计划”与多少显得粗糙的文本呈现之间，作为“研究者”的吕途失却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他为新工人群体发声的愿望，并没有随着否定“农民工”这一标签而达成，更加糟糕的是，他的努力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再次为既有的观念所利用，反倒固化已经十分严重的刻板印象。吕途在处理“城-乡”问题时一方面坚持二者的对立，另一方面又不对区域之间的社会历史差异展开论述，以致最终对新工人自我意识的理解，只能落脚于若干道德表述和“我就是不回家”的态度。吕途所想表达的主体意识，在这里极易被误解为：无论我是从哪里来、怎么来、来做什么，我都已经是新工人了，你们必须正视我，善待我。这个思路本身并没有说明“新工人”意识较以往“农民工”时期有何不同，而仅仅是“阶级意识”到来之前的一个折中的说法。
李静君在Against Law一书中专门将东北与东南、新旧两个工人群体并置考虑，其中一个多少显得尴尬而不好明说的道理是：没有对旧有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否定和抛弃，“新工人”就没有登场的机会。换言之，如果看不到新工人群体短暂的历史背后所隐藏着的对“阶级”的否认（尽管这种愿望是外力强加），仅凭若干自我阐述是无法论证“新工人”是一种合适的命名（哪怕它就是由这一群体自身创造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书中大量的、具体的有些琐碎的访谈和故事本身并不能说服我“新工人”的意识具备新的含义，毕竟“公平”、“自由”、“道德”以及他们对留在城市的坚持，本身只能证明他们希望获得一种“完整的”城市身份，丝毫不触及“新工人”这一称呼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所包含的政治含义。吕途执著于呼唤“新工人”意识的出场，却从不考虑拒绝这一出场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无论是时间上的衍变还是空间上的差异性，抑或是分工链条上的内在冲突，都被“新工人”那乌云般的背影所取代。
另一个问题是，恰恰是在吕途所论述的这个群体中，不少人借助于“城-乡”之间的隔阂与差异，创造着更为复杂的自我指认与想象。例如，严海蓉在New Masters, New Servants中描写的安徽小保姆，通过将得自城市的工资向乡村消费过程的转移而重塑自己的性别角色。这其中所隐藏的一个荒诞的逻辑是：城乡差别已经成为一种“必要条件”，新工人群体在城乡之间的落差，也可能是维持其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们是应当批评新工人与市场、国家的共谋关系，还是应当跳出“离乡-进城”的分析框架？吕途出色的完成了对乡村-城市陋室-工厂的走访，但却最终放弃了对三者之间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分析。“只要获得……的待遇，我们就将看到……”，这样的假设本身是对吕途“正名”的反对，因为它的最终的定义权，实质上仍旧把握在“城市”的手里，是更为激进的对身份意识和主体性的否定。
简言之，吕途成功地提出了问题，但却在“解释”的道路上捡起一双旧鞋，他忽略了新工人本身的历史脉络的复杂性，城-乡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新工人群体本身对现状的价值妥协。作为一个研究者，吕途在“新工人”这个现实面前止步，他的大量工作都未能穿透命名本身，同时他不愿意对他的研究对象本身保持批判。“新工人”在这里成为一个“未经染指”（列维纳斯语）的新乌托邦，保持着整体上的道德优先性，而这注定了他的努力的部分失败。阿尔杜塞批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完全为思考所吸收”，而在吕途这里，同样的问题以相反的方式出现：他的思考完全为思考的对象所吸收，“新工人”群体不可忽视的挣扎和抗争融化了“研究者”本身的自觉性。
这进而引伸出一个更为隐晦的问题：在面对一个苦难的群体的时候，价值上的亲近与研究者本身所应具备的“距离感”之间如何共生？
中国社会学家的“原罪”之一，是“费孝通之后再无费孝通”，恰如在文学界，“鲁迅之后再无鲁迅”。对《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本身的推崇，几乎可等同为“以简洁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社会”。但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那个有着清晰的“研究者”的身份意识，甚至有些霸道的费孝通（看他晚年回应Leach的自信）被避而不谈，人们似乎已经忘了，《江村经济》当中那个明确的、预设的功能主义的描述框架，和《乡土中国》当中大量的“命名”过程。那个费孝通有着不容商榷的智识上的优先性，以便使自己追求独立解释、不落窠臼的权利不被侵犯。今天，当吕途以及许多和他一样愿意用社会科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人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一个善意的提醒是必要的：不要在不经意间重复你所反抗的那个权力的话语，同时对你所处的那个群体也能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三十年前，年轻的小说家莫言说：我要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高炉，我不能像冰一样融化。今天，对许多“研究者”而言，召唤他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之一，是尽快重建自身的“主体性”。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九)：看过书才有发言权
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历程很辛苦已经在发布会上说明了，书中也提到了很多。新书发布会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每个人在评论别人时候还是先静静的读一下，否则脑子里的糟粕东西太多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没有读过就没有发言权。
有机会建议大家去北京工友之家去看看。
《中国新工人》读后感(十)：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为其《生产的政治》一书撰写导言时，标题是“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这种句式在近30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书写样式，意在强调必须把某个可能遭遇忽视的社会焦点重新带回到中心视域和主流话语空间。
“新工人”是随着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机构正在发生巨变，遭遇重构大背景下的一个新事物，他们集结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正在给我们社会生活造成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冲击。
因此，他们理应受到《中国新工人》这样理性和感性交杂的关注和分析。
群体≠阶级
吕途称他们为“新工人”，意指他们作为新生力量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这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汤普森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指出，一个阶级的形成，除了成员之间具有相同的经历，还需认知到共同的阶级利益即阶级意识。按照这个标准，更严格的来看，中国“新工人”应当是一个“群体”，而非“阶级”。与国企职工相比，他们不具有稳定的生活和情感寓所，其身份地位也没有被国家以更强大健全的法制所认可和保护起来，他们只是以短期集结的方式游移、漂流在城乡边缘，并不能完全被城市所接纳，整体仍呈现出“游民”的非稳定状态。这个“群体”，是易碎的，非理性的，稍有外界刺激，就会分崩离析。
“新”既是清晰定位，也是模糊认同。如今的中国新工人，正如当年马克思在做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分析时所形容的那样“像鸟一样自由的劳动者”，他们需要组织、集合、结社、教育、技术和充分的认同。《中国新工人》中的“新”，意寓壮大、成长，尚未正式成型，这样的定义可能会更科学，不知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新工人在完成“乡村——城市”、“乡民——市民”、“自在阶级——自为阶级”的身份转换，仍然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农民，到市民，再到公民
正在北京出席十二届人大的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上届提高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曾经被视为社会底层，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新工人”能够有机会在国家议事大堂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不禁引起了我们的深思：这是否意味着这部分人群正在成为掌控社会优势资源的新阶层？并且，人群的庞大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话语声量的增强？
《中国新工人》非常注意关注这一群体个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向我们呈现出这一群体经过30多年，在获得身份认同抗争中走过的“农民——市民（农民工）——公民”的路径，因此，颇具社会发展史和个人进化史的时空纵深感。这也是本书的厚重所在，吕途和调查对象的对话，真实又有冲击力，受访的新工人个体的表述哪怕言语粗糙，可是，足够折射出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庞大群体的集体意志：如今的新工人，不再把人生目标停留在收入多少的简单指标上，他们越来越侧重于对自我意识的关注，比如逼仄现实背景下如何让个人的高贵理想如焰火般灿烂绽放，如何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加强对自我价值、尊严、地位的评判，如何在“乡村-城市”间的断层里寻找灵魂和精神的归属……
尤其令人欣喜和宽慰的是，他们不再满足成为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和看客，以及被粗鄙生活任意宰割的羔羊，而是越来越将自己视作国家、社会和城市里的“主人翁”，用清晰、精准的自我定位取代过去茫然且模糊的身份。他们除了关注自己的命运，还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论坛”中勇于发声，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比如，他们关注公平、自由、道德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庞大以及他们意识的苏醒、对社会“公务”的关注和讨论，对当代中国建设一个成熟的，覆盖人群广大的“公民社会”来说，无疑贡献巨大。
【结语】
对于愈发以城镇化作为主体发展方向的中国来说，我们确实需要这部分“新工人”融入到这个浪潮里，乘着长风破万里浪，更需要他们和我们一起在庞大的城市里幸福生活，同存共荣。“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就是像恩格斯在其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开篇表述的那样，“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