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照樓詩詞藁经典读后感10篇

　　《雙照樓詩詞藁》是一本由汪精衛著作，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雙照樓詩詞藁》读后感(一)：書汪兆銘遺事

　　《書汪兆銘遺事》 鍾政 二零一七年二月於日本神戶作 填海精衛志 復國三戶仇 少年臨易水 東歸帶吳鈎 恨無銳旅提 直取虜酋頭 守株銀錠橋 失策甘水溝 慷慨赴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欲就義 豈意餘命留 聲名萬方徹 登時別無侔 出獄三十載 舊夢幾驚秋 風雲天難測 人事何悠悠 一朝身不慎 南冠成沐猴 從此英烈跡 俱作吳門羞 至今功與過 蓋棺猶未休 唯是當時水 仍歸海河流 唯是當時月 仍懸雙照樓

　　《雙照樓詩詞藁》读后感(二)：双照楼诗词稿

　　汪精卫以汉奸名、以容貌俊美名、以推翻满清时英勇革命名。然而大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古体诗词也写得很好。早就在网上注意到有多个版本的汪精卫诗词集出版，包括大道出版社的线装影印本《双照楼诗词稿》，然而都并未在意。最近发现又有了一个香港天地图书的排印本，包括注释、补遗、题解等。并且还由余英时长序，叶嘉莹审定并作作序。余英时作长序不但分析汪的诗词，也引证大量历史资料，剖析汪的心态。这就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作为知名学者的余英时和诗词名家的叶嘉莹，都对汪的诗词如此重视，应有不同平常之处。恰有朋友在香港书店打来电话，问及图书之事。就托她带了一本回来，昨日到席殊书屋取回，尚未细读。

　　《雙照樓詩詞藁》读后感(三)：蜜蜂书店在售台版《雙照樓詩詞藁》

　　购书通道：http://wap.koudaitong.com/v2/goods/1f3idz14o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尚堡艺术区蜜蜂书店

　　《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长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而吾诗适成于此时，故吾诗非能曲尽万物之情，如禹鼎之无所不象，温犀之无所不照也，特如农夫樵子偶然释耒弛担，相与坐道旁树阴下，微吟短啸以忘劳苦于须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云。

　　汪兆铭精卫自序

　　《雙照樓詩詞藁》读后感(四)：閒來翻書：《雙照樓詩詞稿》

　　近兩年前讀到余英時先生爲此書作的序，便想一睹爲快，此書拿到手也超過一年了，斷斷續續，最近才算是繙閱一過。

　　余先生的序，著意於汪氏在抗戰中的選擇之無奈與痛苦，並及於當時一般人的看法。對此，我完全不能置喙。但就讀此書的感想，對汪氏卻不能不有一番同情，一番理解。

　　余序中曾提及錢鍾書曾有詩評汪氏“莫將愁苦求詩好”，余先生亦同意汪氏晚年之詩多“愁苦”，而以爲非刻意求之，乃心理之自然流露。此說予表讚同，而微有所異，即汪氏之“愁苦”非自晚年方然，乃其人之氣象如此，反映至詩中實爲必然之態。

　　今人每能誦汪氏《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之慷慨激昂，似汪少年時充滿烈士之豪情，而後來乃漸入“頹唐”乃至“叛國”。然通讀汪氏全部詩作，則汪本來即多“愁苦”之思，繾綣悱惻而無法自已，即少年之時即然。則其性格多憂鬱，多焦慮，少決斷，少魄力。“烈士”之形象乃人心中之所構想，非汪本人如是也。如其被逮，於獄中之詩“多謝青燐慰岑寂，殘宵猶自伴孤吟”，“笳中霜月淒無色，畫裏江城黯自憐”，“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嗁痕又滿衣”，“淒絕昨宵鐙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此類句子每見於詩篇，是其每抱有苦愁之態。即在《飛花》一詩中，表達獻身之志，亦僅言“春來春去有定時，花落花開無盡期。人生代謝亦如此，殺身成仁何所辭！”在氣魄上並無淋漓痛快之感，而頗似安之若命。

　　汪氏後來之求和，似與他這種性格有關。在抗戰軍興之後，頗有人以爲與日戰必亡國，此余先生之序中已有闡發。故汪氏之選擇，要避免最壞之結果。“淒然不作零丁歎”，是其不欲如文天祥一般殺身成仁，而要“檢點平生未盡心”，留有用之身，。汪氏年輕時入京行刺，是抱以必死之志的，“不望爲釜望爲薪”，要自身之殉爲生民、爲民國點起烈火。但身既未死，則不得已而成爲“釜”，尤其是在抗戰之後，要犧牲自己，飽受水火之煎逼而不顧。在世人眼中，或以之爲投敵，爲叛國，而在汪氏之心，則“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棲棲百年內，耿耿兩心同”，惟求盡己之心力，雖或遭人之唾棄而不顧，“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從頭，無遺力。” 在此困苦之境中，與妻陳璧君“未敢相逢期一笑，且將共苦當同甘”。

　　既然與日合作，在汪氏屬無奈之舉，而就汪氏最終之目的而言，仍在於光復中華，驅除日寇——蠻夷。在《讀陶詩》中，汪氏表彰劉裕“攘夷”之功，視其北伐鮮卑、氐爲揚中華之威，而對於劉氏以天下爲自家之私產表其不滿。汪氏之攘夷，則在爲天下，爲四萬萬同胞。詩中又言“世無管夷吾，左衽誠可悲”，管仲人品誠有瑕疵，而孔子許之，是攘夷之功爲重。汪氏爲免中華之“左衽”，似有爲當世夷吾之意。“若無魯仲連，何以張國維”，四方奔走遊說，亦只在求祖國之獲全於世。汪氏之苦心，似可諒解。

　　若云詩詞之中可以矯揉造作，掩蓋內心之性情，此與三數首中或可勉強行得，然總論一人之詩風，則必其人之天然氣象而不可易也。嘗讀宋人筆記，言宋郊、宋祁兄弟少年詠落花詩已可見後來境遇，《青箱雜記》卷四云：“文莊（夏竦）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皋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嵗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又《皇朝類苑》卷三十五“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棃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是知其人無此格調，強力爲之，必然不倫不類，難入造境。故蔡絛《西清詩話》卷上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也。”由此以觀，則汪氏之詩正其人氣象之表現，非故作之語也。如是，汪氏之苦痛乃是真苦痛，其爲國之心亦不可斷然否認也。

　　最後對此書之注釋“吐槽”一下。各篇之下，或有解題，雖間亦有用，而多不能表明其詩之撰作背景。其注釋，多摘句中之語，尋其“來歷”，且此“來歷”恐亦非最早出現者，實無當於注釋之義。當然，汪氏之化用典故，未必出自時代最早者，然當明其與所引者之相通處或汪氏言外之意處，方能得其的解。否則，注來何用？又其所釋，且有與詩無關者，如其釋蔽陽明先生詩刻石之亭成詩中之“道心”，惟尋《尚書》人心道心一語，又取《壇經》之說，殊與汪氏之詩不相應。更有甚者，注者乃視讀者爲不識字、不明字義之小兒，若其釋脛爲“小腿”尚可忍受，乃其釋閒曰“同‘間’”（212頁），則是可忍，孰不可忍！觀此，則此書注釋之價值可知矣，而重作亦實有必要也。

　　2014年2月19日

　　《雙照樓詩詞藁》读后感(五)：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序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稿》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內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別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別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內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內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毀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就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內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冊，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內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別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緊緊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況，汪的“忧虑”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週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別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页二〇）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內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灝）来一电，说国內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冊，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內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冊，页二〇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〇一—二〇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须脫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冊，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內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內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茲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淒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冊，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內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冊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滄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冊，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箋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冊，页二〇二—二〇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冊，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冊，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內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冊，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橫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搖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終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內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內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婦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冤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〇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〇〇）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隨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別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冊，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貴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来源：《论学会友》（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