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10篇

　　《三生三世 聂华苓》是一部由陈安琪执导，聂华苓 / 白先勇 / 莫言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传记 / 历史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一)：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今日读得汪曾祺《草木春秋》里一篇文章，忽而忆起14年艺穗节看过的陈安琪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一幕幕都非常地熟悉。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爱情、围绕而坐高谈欢笑的各地作家们。之后我还找了片中多次提到的《失去的金铃子》来看。在看《雷正传》的时候，也记起聂华苓着旗袍身影的模样，那样有力量的模样。

　　文章如下：

　　《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 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 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 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像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国际作家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 经有些年了。木结构。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 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 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人家“串门儿”。

　　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 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 活。有一个晚上，台湾诗人郑愁予喝了不少酒，说他知道有一家表演脱衣舞的地方，要带几个男女青年去看看。不大一会，回来了！这家早就关闭了。爱荷华原来有 一家放色情片子的电影院，让一些老头儿、老太太轰跑了。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 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 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 家人。”——“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 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 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 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 在我的外面包着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 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 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以后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 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 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著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 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 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 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 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 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 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 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 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 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 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国话：

　　“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1991年12月20日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二)：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今日读得汪曾祺《草木春秋》里一篇文章，忽而忆起14年艺穗节看过的陈安琪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一幕幕都非常地熟悉。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爱情、围绕而坐高谈欢笑的各地作家们。之后我还找了片中多次提到的《失去的金铃子》来看。在看《雷正传》的时候，也记起聂华苓着旗袍身影的模样，那样有力量的模样。

　　文章如下：

　　《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 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 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 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像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国际作家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 经有些年了。木结构。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 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 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人家“串门儿”。

　　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 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 活。有一个晚上，台湾诗人郑愁予喝了不少酒，说他知道有一家表演脱衣舞的地方，要带几个男女青年去看看。不大一会，回来了！这家早就关闭了。爱荷华原来有 一家放色情片子的电影院，让一些老头儿、老太太轰跑了。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 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 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 家人。”——“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 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 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 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 在我的外面包着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 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 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以后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 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 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著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 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 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 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 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 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 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 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 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 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 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国话：

　　“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1991年12月20日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三)：一直流淌的河流

　　导演陈安琪纪录片《One Tree Three Lives》观后感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这是聂华苓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纪录片一开始，黑白资料片中是武汉长江口上漂泊的渡船，然后，长长的空镜扫过爱荷华的蜿蜒流淌的溪流。她说：“爱荷华有很多小河，我开窗望出去，好像就看见了长江”。有一棵树，枝繁叶茂，在午后的阳光下随风而动，轻轻地护佑着安静的墓地。这里睡着她的丈夫保罗 • 安格尔。她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坚持用最老旧的咖啡壶煮咖啡给大家喝，然后大声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在大陆，她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喜欢右派，你死我活的斗争看得她触目惊心。她是这场闹剧中的“外人”。到台湾，她一直是个外省人，在《自由中国》工作了11年后，亲眼看着《自由中国》的主要成员被捕。在认识了保罗 • 安格尔之后，她来到了爱荷华，在这陌生的国度，她彻底成了一个“外国人”。87岁的她面对镜头，铿锵有力地质问生命，“突然我就疑惑了，我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啊？！”

　　她一生，都是这样。

　　陈安琪在台湾的时候就认识聂华苓，看得出来，拍这部片子，其实也是导演自己生命中所必经的一场旅程。她安安静静地支起摄像机，陪着聂老师一天天地聊着，回忆着，笑着，哭着。我之前并不太了解聂华苓，原来知道她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看过片子之后，才算真正认识她这个人。她是如此倔强的一个女人，一生都没有停下对生命与存在的质问。她又是如此隐忍的一个女人，当她回忆她的大弟弟在空军服役的时候不幸逝世，她母亲悲恸欲绝，她平静地讲：“你知道，那时候长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都是不重要的啦，虽然我要翻译写作养活他们所有人。” 她是如此幸福的一个女人，她总记得保罗 • 安格尔在第一次陪她回家时，对着天空中的星星许愿，要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见到华苓”。当她在习惯了爱荷华平静的生活后，必须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她和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等候去往波兰的飞机时，安格尔起身说去买份报纸，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心脏病突发，病逝于1992年3月22日。

　　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经历这么多，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够迈过生命设置的这一道又一道屏障。到了这个年纪，她说，“我不再是奔腾的长江，现在是爱荷华慢慢流淌的小河”。陈安琪以女性的敏锐，与一种灵魂陪伴的状态，去刻画她眼前的这个女人。纪录片讲到聂华苓85岁的生日。她女儿说，她妈妈85岁生日那天，她和女儿在未告知聂华苓的情况下，回到爱荷华，并且召集了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爱荷华大学、爱荷华文化部的朋友们，一起在饭店里等候聂华苓，打算给她一个惊喜。聂华苓在走进饭店，看到簇拥的亲友们那一刹那，惊讶得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她女儿开玩笑，说她妈妈可能是那天受刺激过头了，从此之后脑子就不太灵光，每况愈下。但后来，她又说，聂华苓每次回想起那天，都非常开心。现在，聂华苓已经有了第四代。去年圣诞节，四世同堂，曾孙女已经会坐在她腿上撒娇了。他们全家就在那间曾经接待过几千作家的客厅里，幸福地笑着。

　　河，仍在不断流淌。树根不断，枝叶繁茂。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四)：有些人不但活好了自己，还给世界带来了美好

　　简单却动人的纪录片，一方面是导演本人与故事主角深厚的关系让交流变得自然流畅，另一方面是主角实在是个有故事有人格魅力的女人。之前完全不了解她，可看了短短的片子，看到她传奇坚强才华以及开朗友爱的性格，就一点都不奇怪她怎么能有一个如此美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国际作家会客厅。你实在不得不去爱这样一些人，他们开怀地接纳着一切，深深地活在实际的生活中给你拥抱给你温暖给你没试给你欢笑，而且他们还能用这一切去完成理想主义的美梦给你造一个乌托邦，多棒的人啊，谁会不爱呢。

　　也感谢老天眷顾了这两个人，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彼此激发了各自美好的那一面，又能携起手来创造更多的美好，看这片子觉得这才是神仙眷侣呢。

　　最后说她一面喝着酒一面给朋友展示自己漂亮的寿衣的时候，觉得一个女人能活得那么开阔那么自在才是真正的美丽。

　　另外，在片中看到好多自己喜欢的文人艺术家还有音乐家，真好。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五)：三生三世聶華苓 [4+]

　　用聶華苓走過的一生去寫中華民族近代歷史。聽到白先勇說，在這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看到的是中國人的流離和失落；丁玲的一段，我看見表面的女性堅強背後是歷過的辛酸。我黯然。近日的搶奶粉事件中我在想，放下一點香港人VS大陸人互相的仇視吧。做近代的中國人其實很慘。不要跟我說我們活在沒有戰爭的世代，我們穿得暖吃得飽──我們根本就是活在是非顛倒的亂世。即使沒有飽讀，as一個中國人一定也略懂中國文史哲學、傳統文化，禮義廉恥、謙厚、尊重等等的價值，為何我們會將我們的美德拼棄，剩下只有那些劣根性？如朋友所說，為何我們同根同源，但中國人也要看不起中國人，要架起敵對的關係？

　　說回聶華苓，是這個女人的隨性與活力讓「國際寫作計畫」得以作出重大貢獻。忘了是片中哪人說的了，他說創作者最終的創作目的，關注的應該是「人」。想起她做人的態度，我想她左右派也不討好，是因為她的包容，她喜歡大家暢所欲言，she doesn’t care where you come from，她明白自由，她關注的是humanity，就是人心、人性吧。

　　聶華苓的舊作寫她經歷由中國人、台灣人再成為美國人的身份轉變，那種自我認知的分裂，其實香港人也在經歷中吧。數天前，我的同事想為她跟的project找一些關於民主的電影，最好是local的，來問我意見。我說我也不太想到。是啊，為什麼我們連一部真的OK的書寫民主發展，或者身份轉變的作品也沒有？不要說書寫，側寫也好吧（不要跟我說那些over-interpreted的後97作品啊）。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六)：無恨無悔無怨

　　「無恨、無悔、無怨，我說。時候到了，說聲再見，招招手，隨風而去。」- 聶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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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文學/ 文字的朋友，相信都會喜歡這一套記錄片，儘管你不知道聶華苓是誰。

　　導演陳安琪以平實中見纖細的角度，紀錄了這一位文學家的三生三世。經歷了中國的戰亂、朝代的變更，聶華苓由中國走到台灣再流徙到愛荷華，三個地方三種生活三世人生。縱使她努力在每一個城方建立自己的根，縱使她在每一個地方都找到愛自己和自己愛的人和事，但流徙的感覺還是在她心中植了根，讓她感到自己一生也是一個「外人」。

　　有別於一般的紀錄片，電影沒有刻意重現聶華苓所經歷的時代，亦沒有史詩式地回顧她一生對文學界的貢獻。反而平淡地記錄了多個當代文學家如蔣勳、白先勇、董啟章等對她的回憶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小平段，以這些文學家的口，娓娓道來這一位總愛哈哈大笑的文學家所背負的故事，感受這位小女子對文學、對生活、對世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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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恨、無悔、無怨，我說。時候到了，說聲再見，招招手，隨風而去。

　　聶華苓值得敬佩的，不止是她對生活、對文學的熱誠和不妥協，更是她面對這些不妥協時候的氣度。在那個權力傾側的年代，被迫捨棄自己的根、離開自己所愛的人，怎樣還能夠做到「無恨、無悔、無怨」呢？ 怎麼才能成就出這樣的氣度呢？ 人的一生中，總有太多遺憾的時刻，應該怎樣才能放下這些愛恨情仇，揮揮手，讓雲煙隨風如去？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七)：聂华苓的家

　　聂华苓40年代从大陆到台湾，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经历了三个地方，三段人生。但是在台湾时，她是外省人，在美国时，她是中国人，现在到大陆，她又是美籍华人。她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家对于聂华苓有着别样的意义。

　　她深爱自己的家庭。她和Paul是让人钦羡的精神眷侣。他们一起生活在爱荷华。年轻时相爱，老了以后相亲。

　　她深爱自己的国家。当马英九为对殷海光、雷震等受迫害作家们鞠躬道歉时，她温情而直接的说：我感觉我回家了。马总统无法抑制的身体语言透露出他内心的激动：此话一出，他无法期待一个更好的接纳和褒奖了。

　　她是个作家。不说著作等身，至少这个身份，借着一个笔尖，一个键盘，倾注了她大半生的情感和心血，承载了她所有的故事。

　　她不是个作而不做的作家。她一边做作家，一个做了一个作家之家。她和Paul在自己爱荷华的家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成了全球作家的精神家园，他们邀请全球各地的作家，尤其是流亡作家们来到这里吃肉喝酒聚会交流。当作家们动辄在聂家流连几个月时，此事的意义已不言自明。

　　蒋勋说他最感动的一件事：埃及和以色列战争期间，来自两国的两位作家见面就连打带骂，无法相容，几个月后，他们在机场分别时却抱头痛哭。他们在这个家里找到了爱与和平。

　　我想到了作家队伍里那些知名的流浪者：“寻找家园”的高尔泰；追问“乡关何处”的野夫；最彻底的叛国者萧沆，他离家之后不再使用自己的母语；冯内古特更是以《没有国家的人》为写作生涯封笔。

　　（维基了一下冯内古特和IWP的关系，却搜到这样一段话：

　　Vonnegut described Engle in a 1967 letter in this fashion: "The former head, Paul Engle, is still around, is a hayseed clown, a foxy grandpa, a terrific promoter, who, if you listen closely, talks like a man with a paper asshole."）

　　这个常常为流亡作家提供帮助的机构，让这些家乡沦陷的人重新找到了家。而聂华苓则把她所有回不去的家都投影到了这个真实的家中。以小家，纳大家，以小家，容天下。林怀民说：“在柏林围墙被挖下来之前，那个墙，在爱荷华已经被拆除了。”

　　这也是一片对错之外的田野，突然想念我们那位不知下落的媒婆。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八)：三生三世 随风而逝

　　奔着正能量去的，原以为电影将展现一个女人多么诚实勇敢正能量、不屈不挠作斗争的一生，看看别人活的多惨，以抚慰自己焦躁的心。

　　事实上我的确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尽管十分排斥许多过于夸张的宣传手法，可是思维方式终究是被其影响了，认为“真的勇士，就应该临死前在红旗下交党费”。

　　这是一部很平淡的纪录片，平淡如同片中丁玲的那句话“当年我也这样”。聂华苓长于汉口日租界、求学时辗转于保定南京、父死于内战、举家迁台、参与左派报纸被台湾当局维稳、再婚、旅居美国、与丈夫创立“国际协作计划”，让世界各国的作家在爱荷华进行思维的碰撞。如此跌宕一生，却浓缩于平淡之中，只记得老人年轻时一张张着旗袍的旧式女子照片，抑或交流中那一声声大笑，再或耄耋之年不再挺直却仍着鲜艳衣装的背景。

　　我之历经，太难真切体会到这种返璞归真，三生三世，却终究会随风而逝，却不妨碍我对其淡淡欣赏并隐隐崇敬。

　　于2015.11.7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九)：聂华苓：一辈子的女孩

　　聂华苓的人生，绝对不是一本书或者一部纪录片就能呈现出来的。但她的一字一句，和纪录片中一帧帧的影响，就已经足以感动所有人。

　　导演是聂华苓女儿的同学，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她能够捕捉到很多旁人无法看到的画面：她80几岁还会希望听到别人夸她“美”，她80几岁还在和修理工理论修房子的钱，她80几岁了还会像个小女孩一样撒娇着说：我就是希望这里（她和paul的房子）不要变。

　　很多时候，时间的力量足以让一个人变得彷徨无措，因而作出很多被动的选择。这样的“潜规则”尤其适合女人，在你选择爱情的时候，选择婚姻的时候，选择孩子的时候，选择事业的时候，总是会把妥协当借口将给自己听，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老得再也穿不上昔日靓丽颜色的衣服，才会突然无言以对。

　　可是聂华苓不是这样的女人，她会在朋友到来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丧服给人看：那高贵的，上好绸缎的旗袍，足以让她穿上变成一个新娘。她是主动的，一生都是。从她开始写字，从她选择《自由中国》，从她离婚，从她嫁给Paul Engle，从她坚持至今住在自己和Paul的旧居里。她从没有对自己妥协过，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无可奈何”，除此之外的时间里，她选择让自己随心而遇。

　　但正因为她总是会突发奇想，才有了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去过那里的人，人种，并不比联合国少，人们能够看到不同国家和信仰的人在那里抒发感想，他们的沟通是无价之宝，因为这样的沟通打破了政治与人性的束缚，那是一种真正的沟通。也许很多人都会感谢这个计划，感谢聂华苓和Paul，但聂华苓自己，那一定只是一种从未改变的熟悉：这样的场景不正是她儿时从祖父门前的钥匙孔里看到的那一幕么——三五好友，吟诗作对，那一刻，没有政治和权力在作祟。

　　聂华苓说自己是一棵树：跟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她没有说的是，自己的营养来自光和水，这无关于地域，无关于政治，只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原始的礼物，而这种礼物直到今天也鲜有人能够真正感受。也许这样因为这样，她80岁的笑容，依旧如二八少女一般明朗。

　　《三生三世 聂华苓》影评(十)："我不会移山，但我可以发光"

　　当我走出百老汇电影中心时，日落前的夕阳像竭尽所能一样奋力燃烧，把天底下的红的，粉的花，绿的叶子笼罩在它金灿灿的衣缕里，就如聂华苓在爱荷华那的一大棵我说不上名字却被太阳的光芒照得让人心醉的红叶树，那时画面上打着：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是因为预告片里这句话和白先勇提到作家必须是“外乡人”理论而关注这部电影的，我是个肤浅的人，直到现在——我刚看完这部纪录片，我仍没读过聂老太太的作品，而我这慕名者却提早一个月买的电影票。

　　作为一个聂华苓的陌生人，我以为我会看不懂，3点55分开始的电影，我2点钟躺在床上是百般不想去，最近太折腾了，跑来跑去应付这应付那，没有一刻钟能心静，睡得也不好，我本是三分钟热度之人，现在都过了三十天，加上意志薄弱，“勉强没幸福”魔鬼出来游说，可是学生票都得50港币，为了钱，我硬着头皮坐上地铁，在电影开始前一分钟坐下。幸亏来了，无感的生活让憋得慌的眼睛在纪录片播放时自然抒发，可惜我出门前没把纸巾放进挂包，包包小装不下是其一，我以为用不上。友情提醒：记得带纸巾！

　　纪录片大概分三个段落，一是聂华苓的出生——武汉汉口，被母亲送去念书，其中穿插着国内的历史，她自己的处境，二是聂华苓在台湾在《自由中国》报社当编辑的事（编辑是我后加的理解，我记得纪录片里说是文字委员神马），后来与她共事的朋友被台湾当局监禁，这事对她影响很大，不知哪位作家（好像是白先勇）说那是聂华苓的一个结，她人生都结在上面。最后是她与第二任丈夫保罗在美国爱荷华创立“国际写作计划”，不同国家的作家有机会共聚在聂华苓家的大厅喝酒，聊天，谈论文学等等。她家那张大木桌子共坐过六百多位不同国籍的作家，但是导演陈安琪在一开始进入聂华苓家时就大喊：没变，一点都没变。聂华苓缓缓地回应：我不喜欢变，可是人都在变。（记忆所写，不一定原话）说到导演陈安琪，我第一次听到这名字，但是有一幕却异常感动，是聂华苓站在保罗的墓碑前，说（英语，照我记得的翻译）：安琪这孩子回来了，她还是坚持要拍那片子，关于我，但更多是关于我们。

　　很多名作家也纷纷出来“说话”，苏童说聂华苓小说里的女子都是坚强的，要强的，很多都是聂华苓性格的缩影，白先勇回忆了聂华苓和保罗在圣芭芭拉蜜月般的时光和对聂华苓一生在“外”的评价，余华向观众透露了聂华苓是一个对朋友大方，对自己节俭的人，还有那谁，我记不住他名字，好像之前在杂志上有见过其名字，在纪录片拍摄时，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幅菩萨“海报”的，说聂华苓心里装着别人，因为他们谈话时，聂老太太总是把“果盘”之类的东西推向他，他又悄悄推回去，聂华苓又不时推给他。

　　令我哭得最惨的是在迟子建说到她要离开（爱荷华）时，聂华苓让她进入她房间，打开衣柜，给迟子建看她临终会穿的衣服，迟子建回忆是什么东西时我已记不住，我只记得她说是上好的丝绸和绣花鞋。那一刻，我为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感到生命的无情，可她却依然选择华丽落幕，正如迟子建所说的那样，她将美丽得如新娘。我们都害怕衰老，害怕死亡，我一直相信张国荣是接受不了岁月在俊俏下张牙舞爪给结束生命的。其实我们都一样，特别爱美，特别爱自己，聂华苓现在依然小嘴红唇，打扮得精致，而我呢，我也特别爱美，可是那肚腩的赘肉，肥短的腿，让我极少穿裙子高跟鞋，可是每次立志减肥增高却又三心两意，是不是我们这种人天生桀骜？不肯像社会崇尚的那样“目标明确，坚持不懈，必能成功”，又无法忘记对美最原始的悸动？我他妈现在只能自暴自弃，心高气傲何能委屈求全成为芸芸众生，可不落地生活何处能安放寂寞的心，其实能在空中飘浮地孤独都认了，可是除了自绑白帛瞬间永恒，谁能容你半挂空中？你愿不来不去，可众生不给，所以说叶问比宫二知名。而我独独最喜欢最喜欢聂华苓二任丈夫保罗的墓志铭：我不会移山，但我可以发光。他是一个诗人，他的人生因在机场突发心脏病结束，他的至爱还活着，在楼梯一处放着他离去消息的报纸，董启章说他瞬时觉得在那里时间是停止的，她带着他的回忆，他的点点滴滴，在他们的房子里，努力地活着，也在悄悄地等待那一天，像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