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回家》经典影评10篇
《小山回家》是一部由贾樟柯执导，王宏伟 / 周小敏 / 朱立芹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山回家》影评(一)：起点就是高峰
作为第六代大陆电影弄潮儿，贾樟柯一直致力于观察人民最底层的真实状态，但是他和一班同时期的师兄弟所看重的角度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在意用个别人群的生活状态来映射整个社会现状而不是放大到一个搭的层面去探讨，
这部小山回家可以说是他最有想法的一部片子，一部短片，这里记录的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这里包含了之后几年几十年贾樟柯的一系列思考，我一直认为的东西就是一个导演的处女作如果是用心做的，那么他的成就将会有一半都会表现在这部电影里。
小山回家就是这么一部电影，这里只是简简单单记录了一个打工仔过年还乡的故事，电影本身拍摄的工具设备极其之差，并且画面感也不好，贾樟柯的第一部实验作品罢了，但是这部电影里我却看到了昆汀的落水狗，吕乐的小说等电影的风格，这些风格的掺杂孕育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好电影。穿插其中的长短镜头，摇摇晃晃的手提镜头，等等都是贾樟柯日后已经使用的拍摄手法，这部戏最大的亮点在于贾樟柯和王宏伟和几个不知名的演员的一出喝酒戏以及王宏伟独自行走的两处戏，它们能让你想起昆汀，蔡明亮还是王家卫？不，都不是，它是属于贾樟柯的。
《小山回家》影评(二)：记起一些东西
这是一部粗糙但用了心的片子,因为让人们能看到镜头对一些卑微渺小的人的生活的关注,这样的电影在中国太少,特别是10多年前,不可谓不用心,用了心,技术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片子里的那个年代,我还是高中生,在一个小县城里,对电影几乎没有认识,也对周遭的生活没有认识,只是为了学习为了高考地活着.现在回头一看,从这片子里看到了那时的一些东西似乎更觉得印象深刻了:流行歌,行人衣着以及报纸和搞笑的电视节目表.
特别是看到当时人民日报呼吁民工留京过年的报道里,说是民工盲目回家过年造成了春运压力,联想到今年春运的尴尬悲哀,突然想起来,10几年过去了,中国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却更严重,实在让人沉重.导演能在那个时候选取这样的素材,加入到电影里,足可见其用心.
這是賈樟柯最早的短片，講了在北京打工的安陽小夥回家過年前幾天發生的事。和現在相比，畫質很差，北京的街景也給人遙遠的感覺，仿佛那是和現在的北京不同的地方。
小山在北京混得不如意，離開了工作的餐館，打算回家過年。他去找同鄉，希望有人一起結伴回家，但是到最後都是他一個人。他找的人，有妓女（仍和家裡說在做保姆），有學生，有工人，在小山和這些人聯繫的過程中，大家表現得很焦躁。影片花了很多時間在小山的行走上，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混混沌沌，孤獨又迷茫。最精彩的是小山和工友們喝酒跳舞那一場戲，抑鬱、苦悶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得志的憤懣噴薄而出。小山在回家之前用強佔有了一個女孩，在贏得女孩的心后，他又不敢給出承諾。最後他將一頭長髮留在了北京。
90年代在外的人，老鄉間還有著很強的聯繫，不論職業，不論民工還是學生，大家互通消息，彼此相幫。如今隨著交通和通訊的便利，人口流動的頻繁，這種老鄉間的紐帶越來越脆弱。現在，大家找交往對象都是同類，心理距離取代了地理距離。
片子真實得像紀錄片，90年代進城務工者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奈，看著讓人心酸。如今的北京，早已不是片中的北京，但如今的年輕人，還是那樣的年輕人。
《小山回家》影评(四)：《我的焦點》
拍完《小山回家》後，總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7分鐘的長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時間，而僅僅兩個鏡頭去表現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對他們來說，這7分鐘足足等於28條廣告，兩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計算，這是這個行業的計量方法，是他們的方法。對我來說，如果有一個機會讓我與別人交談，我情願用自己的方式說一些實話。
所以，我決定讓攝影機跟蹤失業的民工，行走在歲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在那段新舊交替的日子裡，我們透過攝影機，與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於北京的寒冷中，這長長的7分鐘，與其說是一次專注的凝視，更不如說是一次關於專注的測試。今天，當人們的視聽器官習慣了以秒為單位進行視聽轉換的時候，是否還有人能和我們一起，耐心地凝視著攝影機所面對的終極目標—那些與我們相同或不同的人們。
可以不斷轉換的電視頻道改變了人們的視聽習慣，在眾多的視聽產品面前，觀眾輕易地選擇了本能需要。藝術家們一味地迎合，使自己喪失了尊嚴。再也沒有人談論「藝術的現狀和我們的對策」，藝術受到了藝術家的調侃，許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與藝術迅速劃清界限。他們將創作變為了操作，在躲避實用主義者擠兌的同時，使藝術成為了一種實用。將一切都納入處於職業規範之下，甚至不惜壓抑激情與力量，藝術中剩下的除了機巧還有什麼？
如果這種藝術的職業化僅僅以養家糊口為目的，那我情願做一個自由自在的業餘導演，因為我不想失去自由。當攝影機開始轉動的時候，我希望能問自己一聲，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一時間，單純的情緒表現成為一種藝術時尚。無論繪畫，音樂，還是電影都停留在了情緒的表層而難以深入到情感的層面。在某部新生代電影MTV式的一千多個鏡頭中，創作者關注的並非生命個體而是單純的自己，雜亂的視聽素材編織起來的除了自戀還是自戀。許多作品猶如自我撫摸，分散的視點事實上拒絕與人真誠交流。藝術家的目光不再銳利，進而缺乏專注。許多人沒有力量凝視自己的真情實感，因為專注情感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節奏與激情無關，相反只代表著他們逃離真實的狀態。因而，當我們這些更為年輕的人一旦擁有攝影機，檢驗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誠而且專注。《小山回家》中，我們的攝影機不再漂移不定。我願意直面真實，儘管真實中包含著我們人性深處的弱點甚至齷齪。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回避。
不知從哪一天起，總有一些東西讓我激動不已。無論是天光將暗時街頭擁擠的人流，還是陽光初照時小吃攤冒出的白氣，都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存在。無論舒展還是扭曲著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動。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流失，當他們走過時，我聞到了他們身上還有自己身上濃濃的汗味。在我們的氣息融為一體的時候，我們彼此達成溝通。不同面孔上承載著相同的際遇，我願意看民工臉上灰塵蒙蓋下的疙瘩，因為它們自然開放的青春不需要什麼「呵護」。我願意聽他們吃飯時呼呼的口響，因為那是他們誠實的收穫。一切自然地存在著，只需要我們去凝視，去體會。
於是，我們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時的苦痛。在我們的視野中，每一個行走著的生命個體都能給我們一份真摯的感動，甚至一縷疏散的陽光，或者幾聲沉重的呼吸。我們關注著身邊的世界，體會別人的苦痛，我們用我們對於他們的關注表達關懷。我們不再像他們那樣，回避生命的感傷，而直接尋找理性的光輝；我們也不再像他們那樣，在搖滾樂的喧囂聲中低頭凝望自己的影子，並且自我撫摸。我們將真誠地去體諒別人，從而在這個人心漸冷，信念失落的年代努力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我們將把對於個體生命的尊重作為前提並且加以張揚。我們關注人的狀況，進而關注社會的狀況。我們還想文以載道，也想背負理想。我們忠實於事實，我們忠實於我們。我們對自己承諾——我不修改。
因而，當我們將攝影機對準這座城市的時候，必然因為這樣一種態度而變得自由，自信並且誠實。對我來說，獲得態度比獲得形式更為重要。想明白用什麼方法拍電影和想明白用什麼態度看世界永遠不可分開。它使我獲得敘事狀態，進而確立影片的整體形態。無論《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還是《嘟嘟》，我都願意獲得這樣一種基礎性的確立。這是談話的條件，也是談話的方式。
《小山回家》之所以要分解屏幕功能，使其集中體現多種媒體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們自己的生存狀態。在越來越飛速發展的傳媒面前，人類的群體被各種各樣的媒體包圍進而瓦解，這也許就是人類越來越冷漠的原因。我們越來越缺乏自主的思考和面對面的交流，我們傳達思想的方式已經被改變。人們習慣了和機器交流，習慣了在內心苦悶的時候去傾聽“午夜情話”；習慣了在“焦急時刻”的時候去討論社會；習慣了收看“名不虛傳”後再去消費。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指標化和概念化，而這些指標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傳媒所指定的呢？從中央電視臺不斷開通的頻道、到《北京青年報》不斷擴大的版面，所有的這些都改變著人們。而來自安陽的王小山，便生活在這些被傳媒改造過或改造著的人群之中。傳媒的影響滲透到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而這一切，也便是主人公王小山大的處境。而另一方面，影片的部分段落之所以敢於將畫面舍棄，而換之以廣播劇式的方式演進情節，就是源於傳媒發展後，廣播所喚起人們對於聽覺的重新註意。而影片之所以敢於同時舍棄聲畫而換之以中文電腦似的方式讓觀眾直接閱讀文字，也是源於人們對電腦形成的已有的閱讀習慣。這樣擴展到《小山回家》的其他方面，如文字報道、廣告的滲入、《東方時空》式的剪輯，都使影片盡可能地綜合已有的媒體形式，從而使觀眾在不斷更換接受方式的同時，意識到此時此刻的接受行為，進而引起觀眾對於接受事實、對於傳媒本身的反思。
今天，單純的電影語言探索，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對我來說，如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形成新的電影形態，才是我真正的興趣所在。因而，我有意將《小山回家》進行平面化、板塊化的處理，在線性的情節發展中，形成雜誌式的段落拼貼。在段與段、塊與塊的組合中，我似乎感覺到了那種編輯的快感，而編輯行為本身也誘發了對電影的反思。既然好萊塢利用流暢的剪接蒙騙觀眾，我倒不如使自己的剪接更主觀一些。我們剪接使我不能隱瞞素材的斷裂性和零散性，這正符合我的真實原則。
還記得1994年那個冬天，我們否決了許多諸如“大生產”、“前進”等文詞上的創意，將我們這個自發組成的群體命名為“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我們喜歡它的平實，在這個平實的名字中，有我們喜歡的三個詞語――青年、實驗、電影。
原载《今日先锋》第五期 1997年
《小山回家》影评(五)：贾樟柯与阿尔帕仙奴
看到新闻说贾樟柯获得了金狮奖。这几天看《教父》入迷，发现阿尔帕仙奴长得和贾樟柯很像。贾樟柯像是年轻的略胖的阿尔帕仙奴。
贾樟柯的电影我只看过三部《小山回家》，《站台》和《世界》。
《小山回家》算是奠定贾樟柯手法与早期风格的一部电影：率直有余但审美化程度不够高的纪实风格。《站台》据说受到《小武》成功的影响，资金开始充裕，国际投资，全球化制作，因此也变得很有种专业美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镜头的运用。《世界》是他回归体制内拍片的电影，电影有广电总局的许可证，开始在全国放映。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从山西小城变成了繁华的都市。我们终于看到了贾樟柯眼中的楼宇和霓虹灯，立交桥和宽阔马路。
他的电影一直以来展开一种人文关怀，表达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在其中迷失，彷徨，寻找，期望，失望，却并不反抗，也无力反抗，因为他们自始至终只是“小人物”。而我并不是很喜欢贾樟柯。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电影故事并不吸引我，可能是我所生活的环境并不能体会到他所描述的世界。也许是我自认为我并不是那些“小人物”。可能其实我就是那些“小人物”。
之所以由教父想到贾樟柯其实是因为我对他的近距离观察。见到贾樟柯两次，一次在艺术中心一间小小的放映厅内，那是一次看到的是《小山回家》，听了讨论会，听贾樟柯讲述自己的电影，算是对他有了认识；一次是在天星小轮码头，他和赵涛，几个人一起搭天星小轮过海，开始有点前呼后拥。第一次，我发现他真的很矮；第二次，显然赵涛很惊讶竟然有人认识她，而贾樟柯早就被几个外国影评人或是文化人包围了。
贾樟柯现在更像是《教父II》里面的早期柯里昂，凭自己的智慧打出一片天空，人们开始信任他，渐渐开始聚拢在他的周围。他也开始培养新人，为别人做制片。贾樟柯从所谓的“地下电影”出身，回到体制内拍片。一方面有人会说早期的电影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更关心其中的政治内容，一方面有人又会担心回到体制内的他会受限于种种约束而失去电影的自主性。
而我，我只是希望他，也相信他不会像某位导演那样，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的高点之后开始一蹶不振。
《小山回家》影评(六)：你在卖什么？
在欧洲的很多城市，一些特殊的客人只要掏出不多的钱就可以享用到精心烹饪的婴儿肉，同样的事情在日本似乎也有发生——据某些客人的说法，这种食用行为可以获得类似性高潮的神秘体验；
在日本的涩谷，从事“援助交际”的大多都是不到16岁的中学女孩儿，她们为那些变态中年男人提供性服务。她们是那种需要将堕胎手术看作职业需要的少女，她们的大脑可能时时处在空白状态——那些用身体交换来的名牌衣服，也许是她们这种生活的唯一意义，当她们年满17岁就会身价暴跌；
而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从事类似行业的则是年纪更小的少女，她们的服务对象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客人，当她们超过12岁，便不再受到客人们的青睐……
在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电影短片作品《小山回家》中，不时会有如默片时代的黑屏字幕，其中一段字幕可看作是做小姐的王霞对小山的质问：“我卖×，你们又卖什么了？”
这样一句质问似乎也在对我们每个人发出——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我们又在卖什么呢？
《小山回家》影评(七)：应该献给春运的时候 所有回家的人
先讲一个笑话：有个漂亮女学生说她男朋友可帅了，长得像潘玮柏，我当时就来了句：潘玮柏那还帅？长得贾樟柯似的。
目前作为国内在欧洲斩获大奖并获得赞誉最多的文艺片导演贾樟柯，也是我们在大学时代通过在美院后门万能的四海音像租《小武》的VCD发现的新大陆。
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传说中的处女作短片。观影完毕，扣掉一星是因为实在制作精细程度不够，甚至粗糙，其实在1995年已经可以相对很清晰。
当然可能器材的普及度没有现在高。不过剧本真的很好，贾导不愧是学电影文学的。但电影不该献给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不甚合适。
影片中所标题：献给电影诞辰100周年，这个一定是当时的导演几个人的臭牛逼情结所致，但不可否认，贾樟柯，这个山西汾阳小县城里出来的孩子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得到了欧洲的美誉，最终进入了世界电影的怀抱。所谓成王败寇吧，赢者说什么都有道理，本来作为山贼的一方胜，那么他可以说败方是贼。叫做贼喊捉贼。
我觉得应该献给春运的时候 所有回家的外地人，如果是如此书写，今日看来就更惬意完整，不过作品已经很真诚，这点加分。
今天高中同学给我电话，问我过年回家不，我们还在电话中讨论了文学和电影，他说他也喜欢贾樟柯，于是找了这部短片看了。
他说他参加了海子诗会，和韩寒交流了两个小时，他说韩寒是个目光犀利意志坚定的人。
他说高中的时候，他看余华的《活着》，在学校后面的土山坡上，一口气看完，泪流满面，情绪难以控制，以至于把书都扔了。
他是文学圈的，一直在写字。我看书较晚，正经看书从大学才开始，高中尽是打架胡混了。
很少思考自己，最近开始思考，很难坐下来安静的读书，最近抑制了浮躁，安静下来读书，也是因祸得福，右手深二度烫伤，或许不能回家过年，养伤的时候真适合看书。
很少和中学时候的同学再有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所以今天的感觉很好。
同学说，就这样平淡的过日子，觉得理想搁置真是心有不甘。有时他也常在电话里提到谁谁现在已经是7000万资产了，都是以前认识的。
我说，金钱仅仅是一个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所有，当下太多的年轻人或者说青年，将金钱和房子和车子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那么民族真的就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了。因为世界上不会再有哪个民族，拥有那么多人口比重，但是大多数的人只是最想得到的就是金钱。或者和别人比较金钱。
后来他说：规则还会被打破，我们要迎头赶上，我们要做的大事都在前方等候着我们。
我愿意相信。
《小山回家》影评(八)：冰冷的城 孤独的人
《小山回家》很早之前就已听说过，也知道它是贾樟柯的第一部作品，今天终于看了一遍。影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实，拥挤的人群、邋遢的人物形象、破旧的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建筑。
片中主人公小山忧郁沉默，不修边幅。在被餐馆老板开出后很想找一个同伴一起回老家安阳。他先找到做妓女的老乡，在得知她无法同行后又找了几个儿时伙伴喝酒闲聊，消除寂寞。后来又与女邻居发生一夜情。小山找到票贩子老乡弄车票，老乡被同伙打伤，老乡告诉小山今年不回家过年。小山最后把一头零乱的头发留给了这座城市……
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主要是因为在看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共鸣感.其中的很多镜头让我想起了儿时过年时众人赶集时的场景，路边人物的服饰神态在我生长的乡村真实的存在过。但这些在如今的商业电影中很难看到。另外小山酒后与伙伴的闲聊也让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尤其是听到其中一个非常羡慕曹查理后更是会心的一笑。其实在我成长的一个阶段也对三级片演员有着莫名的羡慕，这应该是性压抑后一个真实存在但很多主流影片不曾提及的愿望。还有小山在与女邻居拉近距离时所用的看手相的手段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所以看这部影片时我感觉非常的亲切。
另外我也非常喜欢影片的表现手法。通过小山与妓女老乡的几句对白我便可体会到生存的残酷，个人的孤独与无助。想当初她也是怀着梦想来北京闯荡，现在却沦为卖淫为生，其中的甘苦落差可想而知。但这一切苦恼即便最为亲近的家人都不能讲，只能自己担负。在处理与女邻居关系时也是点到为止，看见第二天小山载着她在街道上行驶后一切不言自明。
当然这部片子也有诸多缺点。用文字串联剧情的手段太过陈旧，画面不够清晰庄重，背景音乐嘈杂零乱，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影片本身所散发的光彩。从这部处女作中我们便可感知导演的创作基调：关注小人物、保持真实，这在后来的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延续。喜欢贾樟柯的朋友不要忽略了这部片子。
《小山回家》影评(九)：贾樟柯“创业史”：我怎么拍出《小山回家》的
贾樟柯在最近的一次演讲时回忆了当年怎么鼓捣出《小山回家》的，蛮有些今天互联网创业的感觉：豆瓣式聚人、众筹式找钱、极客式创作。当年穷矮挫的贾樟柯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很可能伟大的导演了呢？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信海光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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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早晨，大家都是想创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我很容易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大学生时候的我。我是在1993年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学的是文学。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当导演的梦想，因为我觉得能够接受电影教育，能够看那么多的电影，将来可能从事电影的编剧，或者评论工作，就非常高兴了。
也就是在大学第一年，我们开始差不多每星期能看到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人的改变首先对于现状的一种不满足，因为在那一年里面，看了那么多最新的，甚至是电影院还没有公演的国产片，我会发现这些影片里面，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关系不大，因为大部分是主旋律的电影。主旋律电影里面基本塑造的是英雄形象。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所以那里面的电影人物基本是高大全，没有真正人的处境。
我记得有一年里面，我们看到大概这样故事的电影大概有七、八部，比如说讲一个女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很偶然去一个山村里面实习或支教，她就被山村朴实的民风留下来，这样的电影一年能看十几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想拍片子，想开始自己的创作。
电影跟其他门类的艺术还不太一样，如果一个人有文学梦，他可能容易展开，只不过是在出版的时候，怎么跟出版工业结合的问题。电影整个生产，你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跟工业结合的话，或者说跟投资体系结合的话，就很难展开你的工作。比如说每一部都需要花钱，可能除了写剧本之外，写完剧本你要去看景，看完景要选演员，请摄影团队租器材，整个做完之后要做后期。每一个创作步骤全是钱。那时候非常得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能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是悄悄地把拍电影的想法就放在一边。
但当时也有一个情况，不像今天互联网时代，今天比如说大家想看巨星的电影，可能在网上都能下载，能看到。或者说大家想了解巨星的电影资讯，电影的出版也很多，网站有那么多，整个电影资源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在我学电影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看巨星的影片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DVD，互联网也刚刚开始，还没有普及到家庭，互联网还是一个想象中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想分享最新的影片也很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5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我们大概有20个左右的同学，都是93级的，我们在电影学院组织了一个小组，叫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实际上在同学内部大家观念比较接近，都有同样电影理想的人组织在一起。最初我们合作的方法就是交录像带，有一个留学生同学送给我一盘录像带，是93年戛纳金棕榈获奖的《钢琴课》，我拿到这个录像带之后，大家互相在传这些录像带，组织在一起来看，这样更像一个兴趣小组。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志趣相投的兴趣小组，找到了我最初的合作者。93年北京电影学院所有的系都招生，我们的同学里面，我是文学系的，我们小组里面有录音系的，有摄影系的，有制片管理系的，也有美术系的。实际上在我们小组内部这样的一个分享录像带的活动，我们共同聚集的是一个完全可以马上去拍电影的完整团队。我觉得人的聚集非常重要，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聚合，我们每周一起看影片，讨论影片，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它让我们萌生了更多的想法。到95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看完一部国产电影，还是大家特别不满，我们应该自己尝试去拍，那天大家谈得特别兴奋。内部就形成了一个机制，我们说这样，大家谁如果有短片的剧本，我们写出来，那时候还没有提案这个词。今天我们都很习惯，去哪儿提案提案，那个时候就说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短片写出来，想拍的东西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评比，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我们就来一起拍这个短片。
我自己就开始写一个短片，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三环还没有修好，电影学院外面北影厂那个三环路还在完善之中。路边有很多工棚，住了很多来自农村，来自偏远地区的兄弟。我对那些面孔特别熟悉，因为我从小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县城，我的亲戚有很多表兄弟、堂兄弟也都在农村。我是从外地到北京的，那时候中国开始城市化，开始经济迅速地变革，很多人来城市寻找生活的机会。那些睡在三环工地年轻的朋友，我觉得他像我的高中同学，他像我的表兄弟一样，我完全理解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特别想拍一个关于年轻人，关于农民工的一个故事，那是93年，还没有电影来表现这个群体。
我当时就开始写这个剧本，那时候写的特别快，大概一星期就写完，写完了《小山回家》这个短片。那时候我记得整个小组大概收到了5、6个剧本，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真的是面红耳赤，每个人想当导演的就提供剧本的同学，要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演讲，我要讲从第一场讲到最后一场，差不多不是讲，是在演，有一个人演，又演小三，又演他周围的人，因为试图想让同学了解我想拍什么。还要描写那个空间，还要给同学描述，那个场景我想拍成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光线，大概是早上几点。每个人都是这样非常认真的，用今天的话就是提案的过程。提完案之后，最后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就最后决定拍我这个《小山回家》。
面临了人生里面第一个预算，同学问你这个需要花多少钱，怎么做，你会去大概算一算，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个钱怎么解决在商量，但是总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需要多少钱。回去之后跟管理系的同学形成了一个小组，因为我财务上的事情，比如说一台摄影机租回来多少钱都不知道，必须找一个学这个的，形成了最初制片人跟导演的合作，我找了一个我们管理系的同学。这里有一个背景，到95年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有一些勤工俭学，我那个制片系的同学在北京电视台给人打工，做栏目的制片。我是做枪手，给人写电视剧，一集能挣好几千块钱，算是很高的收入，大家还有一点点经济基础，就不完全是一个学生，因为都在外面有一些勤工俭学的事情。
然后我这个同学他就跟我一起来做这个预算，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预算，我们做了一个全部需要按正规的电影操作，比如说摄影机租金每天是1000块，还是2000块，那时候录音还是大的开盘带，纳格拉的录音机每天是500还是1000，需要多长的周期，事无巨细把全部的预算做出来，包括人的工资也打在里面，这是一个正常电影工业的标准。
那个我记得算下来将近10万块钱，在95年的时候，那就傻眼了，如果这样去拍的话，是完全拍不出来的。我就梳理了一个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就跟同学商量，我们说我们一起拍，大家全部没有工资，甚至补贴都没有，所有人都同意。那我就来组织我的摄制组，我跟我们小组里学摄影的同学聊，他来做摄影师。学录音的来聊他来做录音师，学美术的聊他来做美术指导。整个团队建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工资这块可以写一个0，因为大家都愿意帮忙，都愿意来做。工资这块撇去之后，在最初的创业里面，我们拥有的只有两个财富，一个财富就自己蓬勃的创作欲，第二个财富是年轻人之间的友情，是人的资源，没有周围人的帮助，特别是电影是团队化的操作，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如果你有人的资源，你有这些合作者，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财富。就好像我们可以把人员预算变成一个0，那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这个谈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器材的情况，那个器材当时租金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就想想内部怎么样能够消化。实际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挖掘内部的资源，整合这个资源潜质。结果果然一聊，在学校有一阵叫蛋炒饭聚会，每天聊这个事，每人一盘蛋炒饭。有一个同学他说他父亲的单位刚买了一个摄影机，说那个摄影机就在办公室扔着，根本没人用，那个单位是一个报社，不能说那个报社的名字。说你能不能跟你的父亲说一下，把这个摄影机借出来？后来他回话可以，说几天？说用一周。说没问题，那你就星期天借出来，用一周，下一个星期日还回去，我们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那等于摄影机的问题解决了，摄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录音器材的问题。录音器材更冷门了，它只有拍电影的公司才有，后来我们录音师是个女孩子，她说这样子，我去我们录音闹一闹，她就去闹，说我要借一台纳格拉录音机，我们要自己拍短片，没钱，能不能借？基本上每天去系里面静坐，系主任烦死了，就好吧，借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拍摄，毕竟你得有交通费，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来演，老人家，你得找老人来演，得给人相应的报酬。最后的决定说，真的是有点像耍把戏卖艺，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我自己先拿出几千块钱，因为那时候刚写完一个电视剧，有一些收入。差不多只把生活费留下来，全部都拿出来，同学也都拿出来，有点像众筹网的模式，只不过不是在互联网上，在一个小组里面，就把钱放在一起，放了大概有2万多块钱。
说实话当时按照预算知道还是不够的，但是它可以开始了，因为这个钱不是你一下都要付出去，它是在你制作过程里面每一步骤付出去。我们就开始做像今天现金流的安排，头一天要花多少钱，第二天花多少钱，一周拍完之后，多长时间可以不花钱，到什么步骤，比如剪片的步骤、混音的步骤又要花钱了，又做了这样一个表。
整个拍摄非常奇怪，先是摄影机出了问题，原来说好是可以连续地一周，我们第一个周末拿出来拍了一点。那个同学突然收到电话，第二天必须拿回单位，拍摄就终止了。变成每个周末出来拍，因为那个周末机器没人用。这样拍完之后，那个2万块钱也差不多就花完了。
花完之后，我就是抱了一堆素材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下来很多同学很惦记这个片子，比如说有个同学帮一个栏目出一个创意，或者有的同学帮一个广告公司做一个创意的工作，或者拍广告，又挣了一点钱，我们就不停在募集这个钱。又募集了几千块钱，可以去剪片，我们挑了一个最便宜的机房，那个机房在官园少年宫里面，那个机器平常没人用，我们用，租金非常便宜。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做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做成了。
这个影片完成了，但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电影工作来说，其实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只完成了创作的这一半。但是如何进入到流通领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还没有推到电影院，没有推到观众那里。当时是一个录像作品，也不可能进入电影院，又是一个50分钟的短片，那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怎么被人看到？它要不要被人看到？当时我们就先组织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看片会。我那时候住宿舍住618，贴一个大字报，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完成了《小三回家》，晚上几点在618举行全球首映式。
大概那个宿舍非常小，那时候是四个同学一个房间，大概挤了20、30个同学，密密麻麻，同学一边看，一边抽烟，将近50分钟的短片。我记得应该是15分钟后开始走第一批人，那个宿舍走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我跟副导演那个人，同学都走掉了，非常得失落。我自己也觉得拍得很难看，到今天我都觉得它拍得很差。但是那个打击真的拍了，同学都看不下去，我那个同学帮我做副导演的同学比我小5岁，我23岁年大学，他才18岁。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录像带从录像机拿出来，把我抽屉打开，把录像机扔进去，把抽屉一锁，说贾樟柯，你再也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很失落，那真的是一个挫折。
躺在床上一想，哪个地方还不错，首先我自己没把自己一棍子打死，我总是内心里面死灰复燃，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那个制片朋友跟我年纪还差不多，他说这样，咱们就去别的大学，咱们这都是学电影的，要求太高了。咱们找些要求低的，咱去别的综合性的大学，他说你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他就去联系，他去了北大，去了人大，去了美院，去了农业大学，找了很多大学，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大学放。真的那时候特别沉重，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有很大的挫折了，硬着头皮把片子拿到第一站北大，北大有一个社团叫纵横摄影小组，在北大的阶梯教室里面，是一个小投影，几百个同学在看。
我就跟我的副导演非常焦虑，在阶梯教室外面抽烟，他比我个高很多，一直在看，人好像没走，一直到放完，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开始讨论。因为北大同学不太关心你这个光用得差不多，被剧情吸引，就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农民工的问题。我觉得我收获了另外一种认同，你表达的内容方面的认同。
接下来拿着这个作品一个一个大学放，我觉得它给了我最初面对观众的经验。这一轮放完之后，毕竟是个学生，我们就开始上课，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但是后来很偶然机会，我有一个参与我们小组他也是摄影师之一，是一个香港的留学生，他跟我说。贾樟柯我今天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香港艺术中心有一个独立短片展，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个片子送过去？我说可以。那我这个同学就帮我把这个录像带托让送到了香港短片影展。送到香港短片影展之后，这个事也就结束了。
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那个同学突然找我说，好像得奖了，他们让你去领奖，你去不去？我说可以。什么奖也不知道，稀里糊涂，那时候坐着火车，从北京一气坐到深圳过关，参加影展。真得奖了，有5万块钱的将近，那时候港币还比人民币贵一点，我说这不仅回本了，还挣钱了，特别高兴，取了现金之后，就装在衣服里头，坐火车回来，就开始坐下来分钱，真挣钱了，大家高兴死了，把大家各自过去投过来的钱还回去。但后来同学说要不这样吧，留一部分我们继续拍别的，留一部分发展资金。
我觉得整个短片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变得是收获特别大，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在很多步骤，我们因为大家在一起没有中断。比如说写完剧本，我没有中断这个想法，我去跟大家讲，提案，把它讲出来。发现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没有中断，想办法整合资源把它做出来。特别是拍完之后，我忘了讲一个，拍的过程我就觉得特别乱七八糟，第一次当导演，那个业务完全是不熟悉的，拍的过程特别痛苦，就觉得拍得不好，特别谴责自我。拍完之后我真的有不想剪的念头，拍完了就算了。但同学说不行，我们的钱都在这里，你多少得剪出个东西落。
发现素材跟理想有差距的时候，还是没有中断，还是剪完了。剪完了之后给同学看了，得到的同学的批评，也没有扔到一边，还是继续想给更多的人看。这样一个自主的放映结束之后，还去了影展。整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稚嫩的小组拍摄，实际上帮助我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感受这个产业链的过程。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起码学到了这些东西，我写剧本，我是一个编剧，我在熟悉编剧的业务。我开始跟制片人工作，我们开始做预算，我们开始去整合这些资源。我学到了制片的知识，我开始去看景，我开始熟悉导演业务里面看景这个业务。看完景选演员，开始学习怎么选演员，怎么想象自己的人物形象变成一个大活人。接下来是实际的拍摄。先安排哪儿，后安排哪儿。拍完之后学习剪辑，剪辑完之后怎么放到流通渠道，大学里的放映对我锻炼特别大，怎么样面对观众，怎么样讲很多的话，把你的话讲出来。
导演的工作说话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从开拍之前就要开会，一直到见观众，你要不停地说话，当时对我性格改变也很大，那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还算一个相对偏内向的人，不熟悉的人面前话挺少的，整个这个过程培养了我，不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跟我性格的改变跟塑造都有帮助。
包括去电影节，包括怎么把钱拿回来，我觉得整个过程给我一个经验，我好像学习了整个电影产业链，我经历了一切，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经历了拍完片子，一直到在终端领域里面发行放映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的完整性，它给了我事业里面第一份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另外一个机会就产生了。就是因为在《小三回家》去香港独立电影展去交流的时候，当时我碰到两个香港年轻人，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一个刚从比利时留学回来，他们俩成立了一个公司，他们俩基本上都比较喜欢大陆文化，成立了一家公司叫胡同制作。为什么叫胡同制作呢？两个人来北京旅游过，喜欢胡同。再一个电影是不是个死胡同，他也不知道，反正就先做，如果是死胡同，这公司就取消了，就不干了。但他们俩也是刚刚创业，碰到我这样的一个刚当导演的人，他们看完《小三回家》，说小贾咱们能不能合作？我说好，我们是一家公司，我们现在要投资电影，我非常愿意。其中比利时留学回来的香港年轻人，他是摄影师，他的片子也在短片展，他特别喜欢我的短片，我也特别喜欢他的短片。因为他的短片是他自己摄影的，我很喜欢他的风格，最起码我很愿意跟摄影师一起合作，那个摄影师叫余立威（谐音），从97年一直合作到现在。
那个制片当时就说，他说你拍一部片子，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那个时候大脑运算非常快，我还没有想一部电影究竟花多少钱，我给了他一个态度，你给我多少钱，都能拍出一个电影来。他说真的？我说你要给我30万、40万的，我给你拍30万的，你给我100万的，我给你拍100万的。不是我没有原则，多少钱都能拍，是说一个人的电影想象里面有多重的，比如说我也有战争电影的想象，那可能需要一个亿，显然是实现不了。我也有比如说两个人就可以演完的一个电影，就在房间里，那就是20、30万足够了。我们有很多电影想象，你资金够多少，拍多少钱制作，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包括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最初最早的剧本，我知道他们刚刚成立，也都是年轻人，就一点点钱，我觉得要务实，做符合他的项目。当时那个朋友就说，那个香港制片就说，我们大概能动用的资金是人民币20万左右，你可以吗？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有一个故事，你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做？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一直想拍的短片。那个短片叫《夜色温柔》，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状况了，相爱很久，但是都没有相处过，因为没房子，也没机会。有一天这个男孩子的朋友就出差了，有一个空房子能借给他们，这一对男女第一次相处，第一次过夜，然后两个人一个夜晚，一个房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相爱，关于信任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当时按照预算和剧本，我们希望是能拍一个40多分钟的短片，因为只够支持一个短片的拍摄。这个40多分钟作为一个精致的短片，在国外的市场也应该有一些发行的可能。在国内是没有发行可能的，因为那时候在国内发行只能那种标准的电影，90分钟，经过国家审查，完整地进入院线系统。当时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准备这个短片的。
大家都谈好了，我也就回了北京，也回了山西，正好春节过年。那么在春节过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灵感产生了。这个新的灵感我突然发现中国在变。之前你也发现在变，不会触动你，觉得一点点有一点小改变。因为我70年出生，77、78年中国在改革了，这个变化你是能看到的，有一天家里买了电视机，很大的变化。小学时候看科教片，学校组织看科教片，科教片里面在放有一种新的科技发明洗衣机。没过第二年我们家也买洗衣机了，觉得变化很大。但是它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冲击。
到了97年初，我回山西老家的时候，那个寒假冲击非常大。我父亲跟我说，我们汾阳县城的两条主马路要拆掉了，那个对我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我特别喜欢我们县城，很小，其实它是一个明代的县城，一直延续到我小时候。当时破坏也很小，唯一的破坏原来它有跟平遥一样的城墙，49年之后城墙拆掉了，但是整个街道、社区，完全是古代的样子，非常美。而且也是中西结合，因为1900年以后，庚子事变之后，就开始有教会，县城里面有两个教堂，有两个西式的建筑群落，我们的医院，我们的中学也都是教会的，就非常美。说都要拆掉了，那个对我来说小时候的记忆、经验都没有了，我再回来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现在生活里还都在拆。
另外一个在县城边上之前开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卖土特产，核桃、红枣。到我97年回去的时候，全部变成了歌厅，而且歌厅都有一个外国名字，维也纳歌厅，梦巴黎，最本土的就是夜上海了，就开始有很多歌厅的女郎。这个县城里一回去就听很多关于婚变的问题，有谁谁谁跟歌厅女郎相爱了，他们怎么私奔了。那时候我年纪也比较大，我有些同学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都有小孩了。他们生活也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跟父母有矛盾了，夫妻之间有矛盾，还有好朋友之间有矛盾了。你会发现整个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就特别想拍关于变革的影片。
我就给香港制片，跟他沟通，我说我想改计划。他劝我不要改，他说我们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演员也挑了，预算也做了，这个钱也在，你再改计划，我们还得重新开始。打完电话我就开始，那个创作冲动你是压抑不住，就开始写剧本，大概三周的时间写完了《小五》，是关于县城里一个小偷的故事。写完那个剧本，那时候没有EMAIL，让我的香港制片看这个剧本，后来就发现邮局有传真机，大概是15块钱一张，我把剧本全部传真到香港，我们通电话。我说还是《夜色温柔》的预算，用16毫米，当时《夜色温柔》想用35毫米拍，完全工业化的工艺，电影院都能放。16毫米是比35毫米要窄的，在我准备用的时候，基本上只有新闻才用，拍一些新闻、广告才用，它很便宜，电影院没法放。我说我用同样的预算，我拍16毫米，拍一个长片可不可以？然后我这个制片同意了，他说那就这样去办吧。
接下来开始马上组织摄制组，摄制组的主体也还都是我们电影学院实验小组成员，包括演员很多是同学，还有亲戚。之后我们拿到了第一笔首付款，我就跟摄影师两个人，我记得在南城那边去柯达买胶片，买16毫米这个胶片。我们算下来这个预算，我们如果拍一个90分钟的电影，我一个镜头只能拍三次，我拍第四次就不行了，因为你够不够了，我只能拍3：1的片比。
这一路上我摄影师非常焦虑，因为这个钱也有他一部分，他也是那个公司股东之一，他也知道钱不够，说小贾究竟这点钱能不能拍完？我说再说吧，反正先动起来。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觉得只要有基本的一个条件，我们动起来，这件事情就可以做下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环节，就去克服什么样的环节。
那时候我们去了柯达买胶片，卖胶片的经理就聊天，你们哪儿的？电影学院的，你们拍学生作业？我说不是，这我们自己拍一个长片，跟学校没关系。说拍多长？最少90分钟，要多少，我们定胶片，就出库。一直这个卖胶片的经理一直很疑惑，他最后把胶片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抱着胶片出来了。抱着胶片，我跟摄影师两个人准备到街上打黄面的运胶片回去。突然那个经理从他们公司跑出来，跑出来之后，他说小贾这样，我个人送你10本胶片，他用他的钱给我买了10本，我特别感动，我觉得真的你只要特别想做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有价值的，一定有人帮你。
就像如果大家上众筹网，如果你这个事情真的有广泛的共鸣，你也一定能找到支持者。我很感动于刚才校长肖南讲的一句话，他说这种模式是一个信任的模式，怎么跨越人的陌生，怎么样跨越陌生去帮助别人。
那个时候这个经理他真的焦虑，这个孩子这么想拍电影，这点胶片是不够的，他就走了，按他的经验知道干不完的，那他真的是焦急，他自己买10本胶片送给我，他说你去用吧，你好好拍电影，支持你。我跟他不认识，之前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根本没有任何交情。我就跟摄影我们俩在车上就说，我相信这个电影一定要拍出来，这就是人与人应该有的一种相互帮助，我觉得对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经理给了我信任。我因为他给了我信任，我拍的一丝不苟，我觉得这背后不仅是有他，有制片人的钱，也有我们大家的劳动。每天差不多要工作15、16个小时，那么漫长的工作时间，因为按预算必须在21天内拍完。到22天就超支了，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压力绝对不能超支，绝对不能超时，超支就是灾难，一定要在21天里面完成。
我们整个这个预算，整个拍摄的计划非常严格，第21天真的拍完了，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底下，在大家的帮助底下完成了第一个长片。
完成第一个长片之后，我觉得在创作上我自身是比较熟练了，因为前面我有短片的那种培训。但是真正你要把这个片，因为它已经不像《小三回家》是一个短片，更多是作为一个学生的练习来拍。但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作品，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够走得更远，制片人就把它送到了柏林电影节。送到了柏林电影节之后，就入选了青年论坛。青年论坛它会给导演一张飞机票，还有几天酒店，制片是没有的，制片人跟摄影师就商量，他俩究竟谁去，后来摄影师陪着我去，因为他们英文跟法文都很好，也一直跟我拍这个片子，也对这个电影了解，我们俩就去了。我们俩去之前，制片人就说，你们去了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片子卖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嘱托，真的是很沉重的嘱托，要卖东西，我没卖过，怎么卖这个片子，卖给谁？
我们就去了柏林，去了柏林就跟电影节打听，卖片子怎么卖？电影节有一个热心人，我给你一个名册，那个名册是参加柏林电影节所有买家酒店的地址，他们有登记，比如说这是法国什么公司的，他是一个买片的买家，住在柏林什么酒店，我们自己就印了一个请柬，因为要请人家看电影才能卖片子。我们就印了一个请柬，有一部中国年轻导演的电影，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看，让你很惊奇。接下来到这一步我又头痛了。
发完之后我摄影师还不踏实，他打听到柏林电影节有一个餐厅，就是摆摊位，但是中午有一个餐厅所有买家在那儿聚餐吃饭的地方，他说所有的买家都在那儿，我们印一些请柬去在那儿发，派请柬。我心里有点犹豫了，因为我还没那么严重，那好吧，我们就印好之后，就站到餐厅门口，但是站到餐厅门口的时候，迈不动那个腿，从来没给人发过东西，我真的进不去，我跟我的摄影师就在门口站着对望，他年纪比我大4岁，他非常生气，说小贾，这个片子是你的片子，你不去推广，没有人去推广。他这个话真的说的挺打动我的，他说这样，小贾你在外面等我，我进去替你发，我同初中在香港，我们要生活下去，我初中开始假期就要去各个公司推销文具，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这算什么？他就转身拿着一堆单子进去发。北方人性格里面有很不自我开放的理念。
他进去发一发，对我触动特别大，我也进去开始发。从那个时候突破了我的一个心理，过去一个障碍，过去真的不敢推销自己，不敢去跟人接触，不敢把自己的创意卖出去。我觉得我的摄影师他教给我很多东西，他教给我一个东西，你自己的事情必须你自己去努力，如果连你都不努力，连你都不好意思，没有人帮你。在那个时候再有新的片子，我去跟制片人谈，我去跟金融界谈，我去跟广告界的人谈，我都变得非常放松。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懂得它是你事业的一部分。
整个从98年柏林电影节结束之后，相对之后电影生涯就变得非常顺利，因为在从大学拍短片，一直到拍出第一个长片，我觉得其实是最艰难的。而往往最艰难的，最有力量的时刻，才能够体会到完成一件事情，你自己实现自己梦想的冲动有多大。当我想拍电影的时候，写出剧本来，不能拍的时候，那个等待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为这件事情而生，我必须完成这件事情，要不然我觉得在生理上都不舒服，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建立在一个自己的意志力之上，也建立在你所拥有的多少帮助，你的工作能感染多少人，你是不是有合作多少人，你是不是在茫茫人海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一起跟你乘风破浪，一起跟你克服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愉快的过程，因为你会觉得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向着实现梦想靠近，我也祝大家能够梦想成功，谢谢大家！
《小山回家》影评(十)：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作者：郭路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