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诗》经典观后感集

　　《宋景诗》是一部由郑君里 / 孙瑜执导，崔嵬 / 陶金 / 张翼主演的一部传记 / 历史 / 战争 / 古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景诗》观后感(一)：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四）：追剿

　　追剿

　　抚局既破，朝廷恼羞成怒，剿杀便接踵而至。清廷对后期捻军征剿，最初是采取尾追的战略，代表人物就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典型的蒙古人，作风强悍，敢打敢拼，但是智力低下，完全没有其祖先成吉思汗等人狡诈的智谋。他统帅的清军还是因袭陈旧的战术——作战时，骑兵首先上阵，在缺乏火力掩护的条件下进行宽正面冲击，待冲乱敌军阵脚后，步兵以简陋火器进行准确性很差的连环射击，然后再以密集队形展开以冷兵器为主的近战。这一招对付多数由步兵组成，组织和训练极差的敌人也许可以奏效。若是用来对付与太平军残部联合，以骑兵为主且擅长运动战和袭击战的后期捻军，则必然吃亏。僧格林沁秉性轻躁，又不知己知彼，对太平军加入捻军所产生的变化尤浑然不觉，还是采用穷追猛打的方法。这在战略上是极大的失误。因为作为实行袭击战略和退却战略的一方，捻军对清军占有战略上的天然优势。关于这一点，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分析退却战略时指出：

　　“从古希腊以来，退却对追击的优势对战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撤退时，具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不会被追击方追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追击者使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例如破坏桥梁和伐倒树木。另外，撤退的军队还可以使用后卫迟滞追击者……这样撤退中的军队就与追击之敌拉开了距离。如果两支军队编成相当，弱小的一方如果缺乏力量、战斗意愿，或没有机会使用战术手段抵抗正面进攻的话，他可能会撤退。通常，当在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有利条件下，后撤的军队可以从容地向任意方向撤退，直到19世纪末为止，它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迫使其进行会战的手段，因为在强大的一方部署战斗时弱小的一方可以逃走。”

　　捻军摸透了僧格林沁的脾气，只是拖着清军兜圈子，就是不进行正面冲突。等到清军疲敝交加之时，捻军迅速抓住有利战机，或是在退却途中利用有利的地形回军反扑，“以劲骑张两翼抄袭我军，马呶人欢，慓疾如风云”（曾国藩语）；或是运用前文提到的步骑联合战术，冲击清军，打败清军后，瞬息扬长而去。僧格林沁所部在湖北、河南作战时，一败再败，“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等也在战斗中相继毙命。僧格林沁为此暴跳如雷，甚至“击折总兵翎顶”。实际上，对于僧格林沁的死缠烂打，捻军也心有余悸，影片中宋景诗曾与僧约战，军使差点被杀的描述，历史上也确有其事。捻军头目也有私底下请降的，谁知军使竟被暴怒的僧格林沁所杀。于是“诸捻遂知惟死战可免。”

　　1865年4月，捻军闯入山东曹州，僧格林沁此时已经不堪其扰，丧失理智，“命军囊饵，日 夜追贼，……辄数十日不离鞍马”。他自己也疲乏得“不能举缰索，以布带索腕系肩上驭马。贼知僧军疲，益狂奔，或分东西走，牵我军。”5月18日僧格林沁部至高楼寨。捻军已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中，一时杀出，声势浩大。僧部仓猝拒战，寡不敌众，被围；捻军于外围挖壕沟，清军骑兵无法越沟脱困。万名捻军骑兵下马充作步兵，挺刀枪杀入包围圈；清军全军覆没，大约七千人被杀。僧格林沁领少数骑兵于19日子夜时分突围，逃出包围圈外约十几里，遭捻军伏击，中伤坠马。电影里拍的是宋景诗手刃僧格林沁，报了一箭之仇。其实僧王爷是被一个叫张皮绠的小卒发现揪出，杀于麦田，斩其首级，还十分潇洒地把王爷的三眼花翎戴在自己头上。满蒙八旗的最后骄傲，不幸被这一刀终结了。

　　传说僧格林沁死后，捻军头目对其遗体开枪泄恨，僧身中八弹，遂成为“王八蛋”之典故。然而，据历史学家考证，“王八蛋”一词似为“忘八代”之讹传，故此说颇不可靠，可能是僧格林沁的政敌故意编排出来恶心人的。

　　《宋景诗》观后感(二)：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一）：起事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要说缺乏革命性，二千年来，“百代都行秦政制”，本朝虽号称共和，然拜苏维埃民主集中制所赐，专权远迈于前代，看来亦不能免俗。要说富有反叛倾向，外夷虽比中朝不和谐得多，但“篡逆者”多为勋戚贵族，从一介平民造反而登上王位的例子，几乎没有，盖因西方重血统之故也。反观中国，自从陈胜口中讷出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的农民就间歇性地不安分起来，短则几十年，长则一二百年，就要发作一次，搅得天翻地覆。黄巢以后，农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与蛮族入侵相交替，成了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标准模式。然而，每一次农民起义，总逃不出悲剧的宿命：要么被镇压下去，要么为人作嫁，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宋景诗的造反，与历史上成百上千次同类事件相比，并不起眼，却有幸被后世扒拉出来编排成一出“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题材大戏，倘其泉下有知，怕也是受宠若惊吧。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们一直过着没有什么指望的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再有几亩薄田，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要是祖上积德，运气特别好，能过上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日子，那真是生逢盛世，谢天谢地了。可是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连“黎民不饥不寒”这种低标准的温饱都保证不了，这就把农民的生活置于凶险的境地。稍微有点天灾人祸，他们就会像野草一样大批死亡。正所谓“岁凶荒，人饥为盗”，混到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人生选择反而简单了。

　　起事

　　农民起义的发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张角式的，利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聚众起事。起事之前，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秘密谋划、酝酿、造势，一俟时机成熟，方才大张旗鼓。登峰造极者，首推洪杨之太平天国；另一种是陈胜吴广式的，逼上梁山，一不做二不休，揭竿而起。典型例子要数李自成，张献忠。宋景诗起事，显然也属于这一类，——聚众抗税，最后发展到杀知县，哄抢公粮。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大清律例》里规定的很明白：“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如哄堂塞署, 逞凶殴官, 为首, 斩决, 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 拟斩立决。其余从犯, 倶拟绞监候。被胁同行者, 各杖一百。”全是死罪，一个都跑不了。可笑的是许多闹事者犯了死罪竟浑然不觉，天真地认为这茬就算完了，回去还能安安稳稳种地，真是蠢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类似的蠢行还有许多，比如宋景诗既然已经扯旗造反，家小却不带走，官军若抄袭老巢，岂非坐以待毙？历来凡是真正铁了心铤而走险的，必然自断后路，一了百了。明代嘉靖年间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里有一段刘关张结义的故事，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大不相同，十分惊心动魄：

　　“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说：‘我杀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张飞当时忙不住，青铜宝剑手中存，来到蒲州解良县，直到哥哥家里去，逢一个时杀一个，逢着双时杀二人。”原来“结义”之后，第一件事是分别去“兄弟”的家里，把“兄弟”的家属都杀掉，省得将来有反悔之心。心狠手辣，一至于此！然而，古来成大事者不尚小节，“清除”了亲属，每个人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于是彻底没有牵挂，只剩下将“结义”进行到底。而“结义”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刘关张日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一，与当初的决绝分不开。再者，即便不杀，也该像宋江一样，把老子兄弟接上山寨保护起来，免得落入敌手。相形之下，宋景诗既不自断后路以明志，又不带走加家属以保护，如此迁延不决，必然徒增困扰，何能成大事？至于大头目张崇德擅自遣散部下回家割麦，大军一哄而散，不战自溃，更是愚不可及的闹剧。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农民起义的致命缺陷——散漫、随意、缺乏坚定的信念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宋景诗》观后感(三)：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二）：战斗

　　战斗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不过要是用来形容中国式的农民起义，这句话怕要改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斗殴”才更贴切。何也？街头斗殴并不是真打，不过是拉场子唬唬人。哪一方要是在数量上压倒了对方，对方便已然矮了一头，气势上已经输了，还用得着打？真要打起来，人少的一方也最多象征性地比划几下便作鸟兽散，不堪一击。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场面也颇具戏剧性和观赏性，最后的结果也往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很符合孙子他老人家偃武修文的教导。官兵打强盗，也无非如此。

　　先说队伍素质。诚然，农民军是泥腿子组成的乌合之众，然而中国官兵的素质，也是出了名的差劲。除了极少数像“岳家军”，“戚家军”之类的军阀部队素质较佳外，其余不过是朝廷豢养的流氓无赖。即便是强汉盛唐，末了还不是“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清季本为末世，官军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满蒙八旗早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汉人的绿营哩，“见贼才逃者为上勇，望风而逃者为中勇，误听就逃者为下勇”，战斗力不值一提。

　　再看武器装备。农民军不过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宋景诗起事的年代虽然晚近一点，撑死了也不过大刀长矛，连土枪土炮都很少。清军虽配备一些火枪大炮，然而这些武器不仅粗陋不堪，极为原始，而且战术使用也是毫无章法，一开战，火枪手就像放鞭炮一样不加瞄准乱射一通，打死的麻雀可能比毙伤的敌人还要多，然后他们“按照规定”退下来，算是完成任务。火炮是16世纪的款式，笨重不堪，大多数甚至连炮架都没有，无法进行野战机动，只能用来攻击固定目标；由于铸造时偷工减料，炮身蜂眼很多，开炮时炮手的处境比敌人更危险，此外炮弹还是实心的……因此，除围攻战外，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不见得就比农民军更擅胜场。

　　三论战术运用，宋景诗的队伍属于捻军的一支，捻军的基本战术，前期和后期有很大不同。 清朝官员潘骏文对捻军的前后期战法的总结非常有概括性：“盖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无定，习于斗争。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火器；今则熟于骑战，且多洋枪。昔日之捻，尚亦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据巢穴，流窜靡已。”影片中宋景诗投奔太平军赖文光部之前和之后的战斗，也反映了捻军前期后期战术的分野。前期捻军比较注重根据地的经营，活动范围大抵不出老巢周边几百里。野心也不大，不过打打土豪劣绅，抢些钱粮，农忙时节还得赶回去打粮食。后期捻军由于与太平军余部联合，战术为之一变，开始易步为骑，流动作战，作战范围从山东延伸到陕西、四川，纵横千里，兵锋飘忽不定，甚至一度进逼天津。朝廷调兵堵截，疲于奔命，而捻军常能以逸待劳，突出重围。曾国藩曾将后期捻军战术优势概括为四点：“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军惯于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战场运动，先将追兵拖得精疲力尽，然后伺机突袭包抄，歼灭敌人。临阵战斗时，捻军经常运用独创的步骑联合战法，一匹马上骑两个人，急行军或后撤时二人上马飞驰，遇敌作战则后面一人忽然下马成为步兵。骑兵杀入敌阵， 步兵手持长矛在后掩护，配合默契。冲锋过后，捻军步兵跃上马背，疾驰而去，瞬间无影无踪。这种战术，对于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许只能起到骚扰作用，但对组织度极差的清朝官军和地方团练，几乎可以一触即溃。影片中宋景诗的部将杨殿乙经常使用这种战术，单枪匹马冲锋在前，杀得官军狼奔豕突，似也并非全然夸张。

　　《宋景诗》观后感(四)：看老电影《宋景诗》

　　最近看了一部老电影《宋景诗》，是描写清朝后期山东鲁西地区一位农民宋景诗为了反抗清朝统治者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愤而率领乡亲们起义组成黑旗军与清廷作斗争的故事。影片由上影厂1955年摄制，编剧陈白尘，导演郑君里，作曲贺绿汀，历史顾问荣孟源。演员有崔嵬、陶金、张翼、张亮、温锡莹、吴茵、沙莉、束夷、刘非、蒋锐、李保罗、王琪、史久峰、张鸿眉、奇梦石、于飞、何剑飞、舒适、石挥、韩涛、顾也鲁、关宏达、路珊、阳华、袁之远、董霖、傅伯棠、邱岳峰、高笑鸥，龙套魏鹤龄、陈述、智世明、于明德、江山。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但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宋景诗其人。按说宋景诗的历史地位并不算高，只是鲁西一个地方农民起义军领袖，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太平天国和捻军，都是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即便片中提到的反清宗教组织白莲教也是历史悠久的。为什么不拍他们而拍宋景诗呢，这都源于建国初期那场著名的政治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在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中，有很大篇幅是介绍宋景诗的，材料中主要是拿他做武训的对立面。武训是提倡阶级调和搞改良主义的，而身为武训的同乡，宋景诗则是通过武装斗争直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在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自然要推崇宋景诗的造反精神，拍摄电影《宋景诗》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影片描写宋景诗起义的整体轮廓还是准确的，大部分情节都于史有据，几个主人公都是真名实姓，比较完整的描写了那次起义的经过。要说不足的话，就是人物塑造上有些简单化概念化。起义军将士因为是正面人物，被塑造的十分完美，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充满了刻骨仇恨，对敌斗争坚定而不妥协。而对起义军和宋景诗的历史局限性个人局限性缺乏反映，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反复性表现得不够到位。比如历史上的王二香与宋景诗关系不错，所以主动牵线让宋景诗投降，但片中的描写就太生硬，王二香遭到宋景诗怒斥，差点被杀头。这样一来，宋景诗的假投降也好，暂时屈服也罢，就显得有些突兀，缺乏铺垫。我觉得起义军在形势不利情况下，假装投降保存实力，然后伺机再起是可以的，这也是策略。只要投降后不去干坏事屠杀其他起义部队就没什么问题。李自成不是也暂时投降过吗，主流评价也没有因此否定他嘛。所以，谈判这段历史不用描写的那么剑拔弩张，可以更智慧一些。

　　片中对太平天国的描写也过于完美。太平天国运动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一面，也有封建迷信落后愚昧的一面，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复杂政治集团。但当年对农民起义军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落后一面不能提及，这样就不是完整历史了。我注意到片中有个细节，舒适因为饰演太平天国将领赖文光（后来也是捻军首领），尽管只是一个龙套角色，只露了一下面，说了一句话，但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演员表里，而且排位靠前。另一位大腕魏鹤龄演一个白莲教首领，因为白莲教是个宗教组织，亦正亦邪，既有反清一面，又有邪教一面，所以他的名字就没有出现在演员表里。这个细节代表了创作者的政治态度。

　　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我是这样看的：由于中华民族很早进入农耕社会，导致中国人尤其是农民性格都很温顺懦弱，缺乏反抗精神，对统治阶级习惯逆来顺受，不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反抗。所以，历史上一旦发生农民起义，都是朝廷残暴到了极点，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导致的。所以农民起义最初都是正义的。但农民又有天生的劣根性，自私、胆小怕事，好占小便宜，易于妥协，不团结，凝聚力差，革命意志不坚定，饱受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等等，其中的流氓无产者又有极强的破坏性。所以农民起义到后来基本上都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反抗都是出自人性的本能，到了一定规模之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农民运动要不就是被镇压，要不就是自我分裂，要不就是推翻封建王朝后被别人利用。不管怎么说，农民起义对历史还是有促进作用的，起码能让统治者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欺压百姓太过分，老百姓会反抗的，所以明智的统治者比如唐太宗汉文帝都会适当调整政策，尽量使社会更和谐一些。

　　历史上的黑旗军最后失败了，但影片没有这样描写，而是以宋景诗杀了僧格林沁，然后和捻军（太平军）联合作战而告结束。这个情节设计的不太好。一个是历史上僧格林沁并不是宋景诗杀的，而是被捻军杀的。再一个，当时罪大恶极的是清朝政府，他们腐朽堕落，欺压百姓，卖国求荣，黑旗军起义主要就是反对清政府。具体到僧格林沁，他倒不是十分可恶的人物，其人比较复杂。他维护清廷统治是坚决的，因为他是体制内人，维护体制顺理成章。但他同时也是爱国者，痛恨外国侵略者，抗击外侮很坚决，对待老百姓也不错，治军严谨，军纪严明。至于影片中的洋枪队，情节有所虚构。僧格林沁确有洋枪队，但官兵都是中国人，没有洋人。不过影片也没有过分丑化他，石挥演的僧格林沁也有一定深度，虽然有一些概念化，但在那个时代也是难以避免的。

　　片中温锡莹演的刘厚德原型是宋景诗的武术老师刘厚义，但片中塑造的像个参谋长军师，没有展示一下他的武功。

　　影片始终没有显示黑旗军将士是否留辫子，从一开始他们就包着头，始终没有摘下头巾，这应该是特意设计的。

　　本片大腕云集。主演崔嵬当时是中南区文化局长，高级干部，演完本片后他辞官不干当了专职演员，这在演而优则仕的文艺圈里很罕见。陶金演的副帅杨殿乙则是他解放后唯一一个银幕形象，后来他就改行当导演了。石挥拍完这部电影后不久也自杀了，这也是他最后一个银幕形象，很珍贵。束夷演的女将形象过去不多见，干练豪放，很女汉子，与她在《同志感谢你》里的阴柔形象反差很大，这是一个被堙没的好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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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景诗》观后感(五)：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三）：招安

　　招安

　　农民起义属谋反之罪，历代法律列为“十恶”之首，后果很严重。《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然而，朝廷对于起义军的态度也并非一贯强硬，底气不足的时候，也会显出怀柔的姿态，唐宋时称之为“招安”。然而招不招由你，安不安由我，正如李逵所言：“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主动权不在朝廷手里，总有点低声下气的感觉。所以“招安”一词，明清时候就用的就少了，代之以“抚”。同一件事，一字之差，主动权就易手了，长了朝廷的威风。与“抚”相对的是“剿”，就像《西游记》里太白金星和李天王对待孙悟空造反一样，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互相较劲，谁得势，政策就跟着变化。

　　影片中宋景诗遭到清军将领胜保的袭击，为避免全军覆没，赢得喘息之机，于是诈降，用清廷的话说叫“就抚”。历史上，许多起义军明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都会有像胜保这样的“救星”从天而降，让他们“就抚”，从而赢得喘息之机，死灰复燃，可谓咄咄怪事。其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崇祯七年（1634年）五省总督陈奇瑜在车箱峡的那次“招安”。其时“贼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罗汝才部误走兴安车箱峡，落入明军圈套。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农民军人困马乏，陷入绝境。这绝对是改变历史的时刻！此时明军只要一鼓作气，将流贼一网打尽，简直易如反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自成先以重金贿赂陈奇瑜左右转达降意，复自缚于军前哀求饶命。陈奇瑜竟然被这种拙劣的把戏蒙骗，决定“招安”。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及三万六千多名农民军被放虎归山。陈奇瑜愚昧若此，还自鸣得意，他命令每贼百名，用一安抚官押送，甚至所过州县，还要发给他们粮食。农民军出峡离开明军，差不多有数十里之远，李自成突然暴起，刺杀安抚官，其他头目也一同下手，把所有安抚官全部杀光。起义军突围后，沿途纵兵大掠，向西遁去，关中大震。陈奇瑜因此被交章弹劾，落得革职充军的下场。

　　如果说陈奇瑜的“招抚”，是得意忘形、虚火上身的话（他毕竟在就任后四个月内打了二十多场胜仗），胜保的“招抚”，则是因为他军事才能极差的缘故。无论与太平军、捻军还是回军交战，都是败绩累累，人称“败保”。影片开始时他还在通州八里桥和英法联军作战，更是被打了个落花流水。然而此人脸皮很厚，喜欢讳败为胜，既然通过招抚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他而言，自然是上上策了。胜保在“招安”宋景诗之前，也通过同样的伎俩“招安”了同为捻军领袖的苗沛霖，而且通过苗钓到了一条大鱼——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英王陈玉成。在擒杀陈玉成后，胜保的仕途达到顶峰，被授予钦差大臣头衔，督办陕西军务，更加不可一世。主剿的湘系人马对他颇多微词，胡林翼曾说过：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影片中胜保自述“招安”宋景诗的缘由，似有不得已之处，好像是因为自己报功报得太急，使朝廷产生宋景诗起义已被平定的错觉，急调他入陕剿回，所以不得不放弃对农民军的进攻，以免被拖死。从历史事实上看，胜保对宋景诗部的招抚，确实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火烧圆明园》里，刘大姑饰演的慈禧插嘴喊出一句“还有胜保的两万呢”，似乎也说明了二人之间的这层关系。可见，胜保引军北返，很有可能是为了在政变中支持慈禧，以博得皇太后的宠信，捞取政治资本。相比之下，小小的宋景诗起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罗斯福说过：“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黄巢曾经三次上表朝廷要求招安，崇祯时几乎所有的流寇头目都接受过招安，最后还不是无济于事？太白金星招安孙悟空的图谋，也因为大闹蟠桃会而宣告破产，最终不得不大动干戈，出动十万天兵，最后甚至靠西天“借师助剿”才得以彻底镇压。绥靖也好，招安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宋景诗，苗沛霖降而复叛，清廷对胜保完全失去信任，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绥靖政策的结果，大都如此。

　　《宋景诗》观后感(六)：从《宋景诗》看中国式农民起义（五）：败亡

　　败亡

　　僧格林沁在曹州高楼寨兵败身死后，捻军缴获粮马军资无数，声势大振。清廷震恐，急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剿捻。随着曾国藩的到来，捻军的日子开始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并非战无不胜，只是因为官军太无能，他们才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旦出现某些杰出的“地主阶级”军事家和战略家力挽狂澜，那么形势终究会发生逆转。譬如南宋初年发生在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么起义，土匪谙习水战，屡败官兵，牵制了南宋一半以上的兵力。而自从岳飞调任荆湖南北路制置使之后，运用“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援”的战略，仅仅用了十多天时间，就剿灭了其他南宋军队花了四年时间都无法镇压的杨幺起义军。明朝景泰至成化年间，瑶民侯大苟起义，据险而守，官军无力剿灭。然而自从右佥都御史韩雍力排众议，采取先直捣中坚，后击流散的战略后，明军一举攻破起义军重兵设防的大藤峡，俘获首领侯大苟所部及家属三千余人，并斩杀义军三千多人，余众逃散、坠崖、溺水死者无数，成功镇压了坚持了九年之久的瑶民起义。

　　同岳飞、韩雍一样，曾国藩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军事家。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捻军的三大弱点：“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随后，曾国藩又提出了重点设防于四省十三府的战略方针。只有重点设防，才能改变“尾追之局”，概括起来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的设防堵截战略，深得反游击战之精髓，从影片中也可看出一二。宋景诗所部连一个小小的柳林团都围攻两月不下，可见其攻坚能力之差。而夜间散住村庄不扎营，恰恰是影片前半部分胜保得以偷袭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宋景诗的老娘和妻子的下场，也足以反映曾国藩对打击捻军后勤战略的慧眼。

　　在据点设防时，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圩寨，也就是设防据点，设圩长，坚壁清野，高筑墙、深挖沟，凭墙“击贼”。将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全部搬入设防据点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壮丁须勤加操练，闻令即入圩寨固守。影片中地主武装“柳林团”之所以能牵制宋景诗数月之久，就是靠这一招。曾国藩还让各地圩长编造良民册与莠民册，“倡乱及甘心从捻者，入莠民册”。凡属倡乱者，“宜戮其家，屠其家，并及坟墓”。“从逆者杀无赦”。曾国藩强化交通枢纽设防，限制捻军机动作战能力，并打击其后勤供应的战略原则，在中外历史上反游击战的成功经验中都有体现。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总结道：

　　“为对付以经济目的为目标的袭击，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通过控制交通枢纽限制袭击者的机动，和对袭击者撤退时进行阻击的方法俘虏袭击者。”

　　“将交通枢纽堡垒化，并给城市修筑城墙，在整个国家设置障碍限制袭击者的行动，这种做法和在16-18世纪荷兰和比利时为限制敌人军队机动修筑的防御工事的做法相似。”

　　“英国人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树立了长达5000英里的铁丝网封锁线，设立了9000个封锁哨所，这有效地限制了布尔人袭击者的行动，并使他们容易被抓获。”

　　至于对“倡乱者”采用“杀无赦”，“屠其家”的残酷手段，与历史上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做法完全相同。“土耳其对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省的征服采用的是恐怖的袭击方法，他们用5年的时间震慑了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大部分人民。恐怖是土耳其征服计划的重要政治内容……其后，成吉思汗在占领花剌子模帝国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后勤战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屠杀了大城市的人口， 他的后勤战略是以人口为目的的，他同时也达到使帝国居民由于恐惧而屈服的政治目的。”日本人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所谓“治安强化”，“清乡”或者“尽灭作战”，也是这种威慑手段的体现。

　　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剿捻劳而无功，但他制定的的反游击战战略，实为对捻军的制胜法宝。李鸿章接过曾国藩的权柄后，也继承了他老师的战略，上奏清廷，力陈其正确性和有效性：

　　“故欲灭此贼，计唯有觅地兜围之一法，臣曾屡奏及之。曾国藩始思变计，初议四镇之设，继议沙河、贾鲁河之守，本年春间，左宗棠、曾国荃又拟为臼口之围，皆欲逼之不流，蹙之渐紧也。……是目前办贼，舍此竟无良策。臣更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 不如弃一隅以诱之……贼踪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但求万全，不争一日。故臣立意必运堤与胶莱河，两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剿，庶打一仗是一仗，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计至愚 至拙亦至难，然不若此更不足以制贼。”

　　在“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方针和重点设防，尤其是对重要河流的设防的战略部署指导下，清军终于获得对捻军的战略优势。与影片结尾时宋景诗和赖文光部联合，意气风发地奔赴战场的理想主义蓝图截然相反的是，1868年1月，东捻军在山东胶莱河全军覆没，赖文光被俘，旋即在扬州凌迟处死；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一度逼近保定、天津，7月为淮军围困于鲁西北，恰逢连日大雨，捻骑不能奔驰，8月在茌平溃败，全军覆没，张宗禹失踪。坚持了18年之久的捻军起义终于被彻底镇压。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则十分扑朔迷离。一说捻军失败后，黑旗军转入东平湖，宋景诗不知所终；一说宋景诗独自流落徐州、亳州一带，卖艺授徒，于1871年被安徽巡抚莫翰杀害；也有说说小刘贯庄一带有人在1899年还见宋景诗回过家。无论个人命运如何，宋景诗们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中国式农民起义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崩溃的破坏性表现之一，它既不能阻止这种崩溃，也无法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尽管在某些年代，出于匪类之间的“惺惺相惜”，农民造反被人为拔高，粉饰，甚至于他们的死刑都被塑造成一场大喊口号的批斗会。不过我想，如果这些农民领袖真的有幸临刑就义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喊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