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评论 | 洋葱的祸福史——从《花腔》到《应物兄》（程德培）（
作家李洱
评论家程德培
李洱长篇《应物兄》，刊载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冬卷）。全本。
【程德培评论刊载于2018《收获》长篇专号（冬卷），转载或选摘请注明出处】
——从《花腔》到《应物兄》
文 | 程德培
Part.6
《应物兄》尽管姗姗来迟，但终于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陆续诞生。最近，有人对其写作时间是否长达十三年提出疑问，分歧居然缘之于“微信”诞生的时间，这可以暂时搁置。对我来说，李洱要写一部与儒学有关的长篇则早有耳闻。五年前，难得离沪的我赴京参加《繁花》作品讨论会期间，就听作者说此长篇已写下一百多万字的草稿，至于这是一部怎样的长篇，李洱则闭口不谈，有点神秘。两年后，吴亮那部从来不在计划中的长篇《朝霞》问世，再次遇到李洱，闲聊中终于挤出一句话，“这次我要写人物。”写人物并不是新话题，当然老问题也不是没问题。此后的数年间，这部长篇什么时候出笼，以及在什么地方发表出版，说法不断、传说不一。人们的预计总也赶不上实际时间的延迟，以至于世间有没有这样一部作品的问题都应运而生，如同出现后的小说中反复寻找的“仁德路”和世上还有没有“济哥”的问题一样。
《应物兄》来了，终于见面了。这部长达近百万字的小说，基本上臣服于时间顺序，写得顺手，读来也顺畅。中心事件围绕着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的“落叶归根”，应物兄是当之无愧的轴心人物，由此上下挂联、左右触及的有名有姓、面目清晰的人物不下六十位。围绕着济大著名的几位先生：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和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专家何为老太太，还有世界级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先生，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信徒，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大业就此展开。由于兹事体大，引起领导重视，不仅济大校长、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省里的领导也全力参与；由于建造太和研究院、恢复程济世先生旧居原貌的工程复杂、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引来了桃都山连锁酒店老板、养鸡大王、内裤大王甚至全球资本巨鳄的粉墨登场。就这样，简单的事情因此而复杂，明白之事因此而微妙，原本的学术之事演变成了旧城改造、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发展济州经济的大事。
当小说发展到后半的81节“子贡”，里面出现了一份名单：“子贡、葛道宏、铁梳子、陈董四人在葛道宏的办公室谈话，其余诸人都在会议室里等着，计有：董松龄、陆空谷、李医生、应物兄、敬修己、汪居常、卡尔文、吴镇、费鸣。”名单是有学问的，办公室里的四人被搞历史的汪居常戏称为“分享二战蛋糕的开罗会议”。太和研究院已不再是单纯的儒学院，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个“太和投资集团”，集团目前的任务是胡同改造，以后参加旧城的改造。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地感叹，这个世界学术已溢出、经济已凸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了人所应对之物。真诚、仁义走上了异己之路，伦理之路赶上了物化之道，研究传统道德的最高学府，因当代经济杠杆的威权被蒙上了阴影。
难怪应物兄责问道：“一个寄托着程先生家国情怀的研究院，一个寄托着他的学术梦的研究院就这样被糟蹋了吗？”这让人想起了雅克·朗西埃所说的：“若说现代世界是学者、管理者和商人们的灰色合理性的天地，这有失事实依据。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商品的装饰等同于怪异的洞穴，任何的招牌都是一首诗歌，成为所经历世界的数字，任何广告画都是一株不知名的植物，任何垃圾都是某一文明时期的化石，任何遗址都是某个社会的古迹。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遗迹和民族化石的巨大堆积，是写在墙上供人阅读的象形文字的巨大织物。”
《应物兄》巨大框架在于追寻的是“昨日”之流，瞄准的是“今日”之变，流变之中的各色人等涉足“象牙塔”内外，海峡两岸的知识幽灵，文化飘移，传统之生生不息，还包括类似巴士底病毒的资本肆虐，均留下情绪饱满之笔墨，让阅读陷入五味杂陈之泥潭而难以自拔。
当小说叙述进入76节“寒鸦”时，我们读到：“程先生说，在离开济州之前，他最后一次听灯儿演奏二胡。那天家里虽来了不少人，吹拉弹唱，饮酒作乐，不亦乐乎。但是后来，琴声变成了悲音，乐声变成了哭声。他记得很清楚，说完这话，程先生吟诵了张可久的《折桂令·九日》：‘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程先生还吟诵了辛弃疾的《鹧鹄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此时，典型中国传统式吟唱构成了无法抵御的乡音。
在82节“螽斯”中，程先生继续回顾儿时的济哥之声：“凤凰吟的济哥，天下第一。多年没听济哥叫了。好听得不得了，闻之如饮清泉，胸中有清韵流出。世界各地的蝈蝈放到一起，我一眼就可看出，哪只是济哥，哪只不是。也不用看，听也听得出来。”“程先生的声音，在会贤堂回荡。低沉、缓慢、苍老，令人动容。在程先生那里，济哥已经不仅仅是鸣虫了，而是他的乡愁。”程先生归家之情及安排，无疑是贯穿《应物兄》的题旨之一。李洱以一种特有的中国叙事，向人类叙事始源的永恒主题致敬。
张新颖与李洱（右），《应物兄》上海研讨会，20181224
Part.7
《应物兄》充斥着言说，尤其是作为当代儒学大师的程济世先生，其身世命运既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却又同时勾连出我们都曾经有过的共同情感。对其众多的门生和弟子来说，其不断流泻出的言语，貌似“论语”，不是“论语”，却也称得上“论语”的当代阐释。倾听领悟程先生的言说之间，我们不只感觉到其人的学问与思想，还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难免枯燥深邃的言语，经由叙事者的精心布局，谨慎切割，说来津津有味，读来也兴味盎然。写人物虽是老问题，但李洱写出了新境界。
程先生说：“漂泊已久，叶落归根的想法是有的，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本是人伦之常。”（第20节“程先生”）
程先生说：“我不愿意老调重弹，和谐为上，别瞎折腾。夫子是对的，只当素王。我是安于当个学者、当一个思想家、当一个小老头。既无高官之厚禄，又无学者之华衮，赤条条一身素矣。闲来无事，找几个人聊聊天。清霜封殿瓦，空堂论往事，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岂不快哉？”（第20节“程先生”）
程先生喜欢中国乐器，不喜欢西洋乐器。程先生曾说过，我们的弦子是从马尾巴上弄的，他们呢，他们的提琴、钢琴用的钢丝、钢筋。我们的笛子是用竹子做的，他们吹的铜管。我们是天人合一，他们是跟机器较劲。这会儿，程先生拉完之后，说：“赫克利特的比喻是对的：对立产生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但还有比六弦琴更恰当的比喻，那就是二胡。”（第20节“程先生”）
程济世先生说：“我不乐观。凡是在二十世纪生活过，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生活过的人，如果他是个乐观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个白痴。但我也不悲观，一个研究儒学的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儒学的人，如果他是个悲观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个傻瓜。”（第26节“双林院士”）
程先生说，“我与济州的感情，你们是知道，我是个重感情的人。一个儒家，一个儒学家，应该主张节欲、寡欲，甚至无欲，但绝不能寡情、绝情，更不能无情。不重感情的人，研究别的学问，或许还能有大成就，但研究儒学，定然一无所成。”（第40节“博雅”）
在美国的程先生连续很多年批评福山，对东方主义颇有微词，认为东方学的概念，就像女权学一样，硬要把世界分开。先生认为：“儒学的发展也是一种物理现象。他与别的学科的联系，是一种化学联系。”程先生在北大的演讲中继续说：“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一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在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中。”（第39节“七十二”）
程先生的言说还有好多好多，但仅就上述的几例，其应对历史和世界的中庸哲学可见一斑。重要的是，程先生的言说还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自画像，自画像可是很现代的东西。程先生的“说”经由叙述者的转述形成了《应物兄》强劲的叙事风格。这自然也使我们联想起几十年前的费边“高论”的形象，然而此番的程先生们，“说”已然是一次无限的升级版。承认变化和断裂是当代儒学共识，这和如何还原孔子的真实画像无多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应物兄会对费鸣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写一本。每隔三十年，就应该有一部新的《孔子传》，因不同时代的人，对孔子会有不同的解释。”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变化和断裂的问题，并不是儒学专有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处在小说的世界范畴内在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对席勒来说，素朴是自然的、直觉的、直接的。感伤的是中断的直接性，反思的。素朴是古代，而感伤是现在。在素朴中起效的是自发的存在，在现代中是意识。那里认识被裹入感情，这里认识（理论的文化）独立自主，还可能对抗感情。现代失去了它的无辜，它变得聪明，甚至过于聪明。素朴的古代诗人还完全属于自然，现代诗人，除了寻找失去的自然，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席勒触摸着意识的原痛苦，触摸着那个当觉醒的意识失去存在那直接的轻快，失去对自然的生命过程的十分把握和失去无拘无束的瞬间。所以对席勒来说，那蹩脚的矫揉造作和无情感的机械论，是现代的巨大危险。‘自从我们吃了智慧果以后’，几年后克莱斯特富有创造性联系到席勒的诊断，这么写道，‘这样的失策不可避免’。他完全在席勒的一种矛盾之综合的幻觉的意义中继续写道：‘但是天堂业已关门，天使已在我们身后，我们必须周游世界，看一下，也许后面的地方重新洞开……倘若认识仿佛穿越了一种无限、优美就会再次到来……因此……难道我们重新品尝智慧果，以便回落到无辜的状况？……不过……这是历史的最后一章。’”
一会儿列举小说中程先生的言说面对不断变化中的儒学理想，一会儿又跳到伟大诗人席勒面对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断裂之时的巨大困扰和思考，此间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跳跃和难以融合的并置。程先生以诗的换韵为例，好像是在谈文学，实际上以我为主的轮流坐庄的思想理念在作祟。席勒沉浸于影响深远的“古今之争”，实际上为世界文学史投下浓重的笔墨；程先生为儒学重为世人重视鼓与呼，而席勒则因与歌德同处一个时代而理清不可避免的分裂。在冰冷死板的教条主义和流水般的相对主义之间，我们是必须做出选择，还是相信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呢？如果我们坚信道德仅仅是发动机上的汽笛，而不是推动运转的蒸汽，相信道德只是老谋深算的遮羞布，在虚构世界中浏览的我们还会再想什么呢？程先生们的思想和面目清晰可见，那个隐匿在其后的叙事者，那个以想象力开疆辟土的隐含作者，他在想什么呢？这个问题将持续存在且无法回避。
作家李洱，2018年12月，上海
Part.8
不只程先生们，还有应物兄们，以及神秘如颜回的儒学天才小颜们，《应物兄》审视的是全球范围内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变化潮流中的命运，包括“儒林”之外的芸芸众生，不同的官员和生意人。作者的胃口很大，有点正史、野史通吃的味道。不同的记忆和遗忘，不同的视角和思考，不同的生意念着同样的“经”，打着不同的算盘。凡学术市场、论文GDP、文化消费、工作调动、鹦鹉说英语、银行存钱、后备箱被撬、窗前女人遛狗、稿酬与汇率等，作者都尽收笔底。
就像，“对于那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广告，我们的应物兄向来很反感，几乎是本能的拒斥。他没有想到，自己现在也变成了广告，而且是和驴蹄子捆绑在一起”。这段讲述出现在炙手可热的应物兄在交通电台的直播节目《午夜访谈》中，需知此类传播方式在1990年是如日中天的。在出版商季宗慈的安排下，应物兄的学术著作全国各地“一大圈跑下来再回到济州的时候，应物兄已经成了名人了，差不多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上街已经离不开墨镜了。一天他去附近的华联商场另配变色墨镜，刚走出电梯，突然听有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却想不起那个人是谁，更奇怪的是那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说话，有的配着音乐，有的配着掌声。这是怎么回事？他循声向前，来到旁边的电器商场。接下来，他看到不同品牌的电视机同时打开着，一个人正在里面说话。那个人竟是他自己！他同时出现在不同的频道里。”（第8节“那两个月”）作者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叙述，道出的是连应物兄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场景，自视甚高的应物兄居然也成了时尚之镜、水中明月。其实，名人跑马圈地式的签售演说，就是今日也盛况不减。
几十年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这样的变化洪流中维持一成不变的品格，而只能大部分被消解成过眼烟云的东西，少部分被作为典型的保留下来成为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商品是一具死亡的头颅，已不再对自身作如是观。在时尚面前，在对商品的这一极度崇拜面前，直面死亡——直面狂热、不知去向的重复，直面镜子般地制造历史，它就可以避免死亡，然而，在这肆意放荡之中，它却被更加无情地卷入其掌控之中。在商品之镜中反射出来的是双重意义上的死亡的缺席：不仅仅是它的抹去，还有它不祥的空白。”时尚之物本来就是个暂时被搭起来的空架子，是个被暂时吹大的肥皂泡，它们瞬间膨胀，跟着瞬间被吹破，同时都是转瞬即逝，自然而然，像一阵风吹过，像一阵雨飘落。
诚如阿多诺所提醒的，“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文化与广告便混同起来。广告在垄断下显得无意义，就越显得无所不在。”
作者津津乐道于李泽厚现象便是一例，“李泽厚先生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他的到来让人激动不已。李先生到来的前一天，应物兄去澡堂洗澡。人们谈起明天如何去抢座位，有人竟激动地凭空做同跨栏动作，滑倒在地。来不及喊疼，就连滚带爬去抢沐浴龙头。冷水浇向年轻的身体，激得人嗷嗷大叫。”李泽厚演讲中，“伯庸的女友突然说，李先生用的洗发水是蜂花。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不止她一个，因为第二天学校小卖部的蜂花就脱销了。时光飞逝，物转星移，前年李先生又到上海某大学演讲。李先生刚一露面，女生们就高呼上当了。她们误把海报上的名字看成李嘉诚先生的公子李泽楷。”（第30节“象愚”）
应物兄成为学术明星的人生，对我们来说应当是不陌生的。一位成功的中年知识分子，学术了得，工作繁忙，同时拥有三部手机，应对不同的对象，联系在济大的同事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同行，联系家人和几位来往密切的朋友，联系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同行朋友。日常生活中的他总是边洗澡边用脚洗衣服，是为了省时，也为了思考及锻炼；婚姻离异心中时常牵挂女儿，更不忘作为老丈人的恩师乔木先生。曾经多嘴多舌的他，“曾因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时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是乔木先生保护了他，后来又招他做了博士，并留校任教”。“
与古代儒学家不同，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应物兄，对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多有涉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非常着迷于现象学，囫囵吞枣地读了很多现象学著作。”令人发噱的是，遵循乔木先生的教诲，留校任教的应物兄，在公开场合尽量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时间长了，他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应物兄的这一特殊本领，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也为叙述带来了便捷通道，让第三人称叙事的全知功能有所收敛，也为进入应物兄的内省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旁白、内心想法、不便说出来的意见、不宜发表的评论，无法登台的对话，甚至冷嘲热讽都走上了前台。真应验了“克己复礼”的作为，这也是一种“说不可说”的修辞。
万物可能生于万物，这时就没有了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讲讲故事而已。但人们偏要宣告，尽管万物生于万物，但绝对没有生出令人满意的东西。故事无须推出最后的结论，它们只能服从于唯一的要求：故事不可穷尽。“应物无累于物”是一种境界，而非万物之命运。此等境界是一种时间段吗？是不断延迟的追求，抑或是古已有之的标本？应付当下的总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字。
梁鸿对李洱二字的解读有点意思：“李洱”源于李耳。李耳，老子，老聃也。古时，“李”/“老”，“耳”/“聃”同音，故李耳即李聃。精致到字字有出处，词词有来历，这好像不是小说的做派，但梁鸿指出：“对李洱来说，这是一种隐喻，智者的象征、思考的源泉。从更私人的角度，这也是家族传承的标志，后者正是李洱所乐于比拟和转喻的。”这倒有点老庄和儒家的混搭。想当年，孔子与老子相遇的传说真是令人神往。通过引经据典，对古典诗词的吟唱，我们拥有传统历史的言词，却未必拥有始源历史的本身。即便有似曾相识、灵犀相通的瞬间情景和感觉，那也是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误认，前者无论以任何形式都不会是后者的重现，它至多只能是借题现身说法的知性话语，过去只是当下的证词。试图抗拒时间的作用，结果只是借古喻今的迂回之术。这是智慧的境界，而非货真价实的旷古真理。
应物兄始于观物，在我们与物的关系中，就这一关系是由观看的方式构成而言，而且就是以表征的形态被排列而言，总是有某个东西在滑脱、在穿过、被传递，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困其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凝视。世界是全视的，但这不是裸露癖——它不会挑逗我们的凝视。当它开始挑逗时，陌生感也就开始了。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讲过，“还原的最大教训是完全的还原不可能这件事情”，不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着迷于现象学的应物兄对此作何感想。物质世界可以折射出人性的光芒，也可以以它的物质性阻碍和挫伤人性的意义，而现在的物质世界相较于揭示真相的程度来说更多的还是掩饰。在伊格尔顿看来，正如劳动包含一种权力和意义的遭遇一样，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权力影响含义，将它弯曲得变形并让它们与一连串利益产生联系，意识形态就发生了。脱离这些，单纯地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那除非“象牙之塔”是全封闭的，是无菌实验室，真有道无法逾越的“围城”。
远古《论语》的理想秩序和道德警示和当今世界的现实处境和伦理乱象，在何处衔接，如何相处，还真是个问题。躲进“象牙之塔”洁身自好，很容易产生闭锁恐惧症，走出书斋随意飘移，一不小心广场恐惧症又在等着你。此等因空间引起的病兆，我们或许略知一二。时间中的痛苦情志则不然，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感知，甚至包括周期性恶性痛苦。
例如传统与反传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引发过无数的纷争；还有作为深不可测的时间所引起的情感反应，都是一些长期郁积的现象，比如世纪末之迷乱，曾经风行一时的“怀旧”现象，那些期望和忧患寄系于此。向往昔表达敬意这一行为本身就表明了自身对其中距离的怀旧意识，这种距离把与往昔的价值标准和信仰、礼仪禁忌分隔了开来。往昔对他们具有魅力，并非在于使它延续至今的连续性，也并非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传统，而是因为它是客观和反讽艺术的重现目标。想想那早已绝种的济哥的叫声，它之所以那么稀罕和令人留恋，是因为连带着程先生的耳朵和儿时的情感记忆，这里少了任何一环都不行，即便华学明的生命科学基地，利用科技创新使济哥“复活”也没用，即便是那些商人们如何再生济哥的吆喝创造再多的商机也无用。只有程济世先生的儿时情感记忆才是济哥的最后绝唱。给予情境以高于事件的优先权，历史发生在其“伟大”环节上被制造出与那些准备永垂青史的历史场景遥相呼应，那些动机链条费尽心机装上了门窗，吹响了叙事的号角。
Part.9
可以假设，历史就是个自然过程，犹如后浪推前浪、冰块漂移、地壳的错误移动、山洪暴发以及洪水的冲积、海啸的破坏……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中。考古学就是在变化中追寻始源的过去，而在济大与乔木先生齐名的姚鼐先生就是代表：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幼时曾住在二里头的姥姥家，那里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夏文化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姚鼐先生虽然不写诗，但一开口就是诗意盎然。这也是某些小说的叙事所梦寐以求的。“姚鼐先生说在暴雨中、在骄阳下，他的心绪会飞得很远，仿佛可以看到成群的鳄鱼、孤独的大象。大象，那古老的巨兽，在沿着河床闲逛，用鼻子饮水，用象牙刨食，遇到母象也不急于交欢，显得很羞怯，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应。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羞怯呢？完全不知道饥肠辘辘的夏民们手持棍棒在逼近，在大象们的羞怯和潮汐般涌动的情欲之间，笼罩着末世的阴影，但人类文明却正在拉开新的序幕。”（第9节“姚鼐先生”）此段言说颇具李洱风范，令人过目难忘。
济大的学术权威，还有就是那位研究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专家何为老太太，其命运有点不济，不仅早早出场便滑倒在地而卧床不起，就是其得意弟子改换门庭而成为儒学家都不敢告知。不过她和程先生之间的言辞机锋倒有点意思，当她嘲弄在“西方研究儒学，是穿露脐泳装拜祠堂”时，程先生反应为，“在中国研究希腊哲学，是不是穿三寸金莲进神庙”。问题是老太太早早退场的命运是客观使然，还是叙事者的寓意性布局，我们不能胡乱猜测。可以肯定的是，爱笑的李洱怎么会偏爱柏拉图呢！笑可以说是李洱叙事的生命元素，没有笑是不可想象的。但恰恰是禁笑的律令源之于柏拉图的政治乌托邦，在抨击荷马、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的时候，柏拉图不仅反对赋予诸神以怨恨、罪孽、谎言与诡计，反对将诸神变形和遮蔽，还反对诸神的笑声。这不仅因为诸神就是诸神，还因为笑声所带来的欢乐，一般来说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当故事临近尾声，当人们对何为老太太渐已淡忘之时，老太太却以“死亡”强势复活，她在遗嘱中将致悼词的任务委托给一个早已失去联系且被人认为是疯子的经济学家张子房先生，跟济大哲学系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几位权威之中，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乔木先生个性更为突出，他言词犀利、性格倔强，写得一手好字，但历次政治运动，让他懂得“世故”二字是怎么写的，少说话是他的应世之道，“乔先生的话常常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乔木先生说：“该长大了、成熟了。长大的标志是憋得住尿，成熟的标志是憋得住话。”双林院士评价乔木先生：“过日子，你是浪漫主义者。写诗，你却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应物兄》中有好些值得反复阅读的章节，第15节“巴别”就是其中之一，文中讲述了乔木先生和双林院士在“五七干校”时结下的友情。而那篇由乔木先生口述，费鸣整理的实录，既是史料，同时也让我们见识了乔木先生性格中的另一面，难怪“应物兄当时边吃方便面，边翻着书。看到有趣之处，他不由地笑了起来，笑得方便面都从鼻孔里冒了出来，弯弯曲曲的，好半天没有清理完”。
双林院士在书中虽似“神人”一般偶尔路过，但由于其肩负着两种文化之一翼，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斗嘴之际，程先生“觉得双林院士更像是一个范例、一个传说，就像经书中的一个章节。”关于双林院士人生的点点滴滴，关于其命运之坎坷和不凡形象的一面，我们只有读到第86节“九曲”时，才会有真切的了解。
如此看来，这些人物构成了《应物兄》中知识阶层的顶部，由他们而延伸出学生弟子、学生弟子的学生弟子，人物纷至沓来，难免会让我们的阅读失去耐心。我们也可以由多个视角去展示这一网络，比如两代知识学人，上一代如上所列，下一代则是以应物兄为代表的各色人等。除此之外，还有家庭骨肉的两代人，像程济世先生父子、乔木先生父女，特别是双林院士和搞植物研究的儿子双渐，这对父子间的爱怨情恨虽着墨不多却叩人心扉。
下一代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求学成长，或国内或国外，或中学或西学，他们所经历的学术时代如应物兄对费鸣所说，“在八十年代学术是个梦想，在九十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了二十一世纪就是饭碗。但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儒学研究院，既是梦想，又是事业，又是饭碗，金饭碗”。“金饭碗”也罢，名利场也罢，人们都带着双重意义的细微感觉，展开对现存事物的交流。信念开始闪耀晃动，道德偷眼观望；人们收紧身体、缩回脑袋、舒腰安坐，喜欢从秘密山屋中往外眺望空旷的田野，那里深不可测，光线朦胧。
网络虽是现在才出现的东西，实际网络世界早已存在，虚拟和实存世界都离不开“网络”。象牙之塔看似是对网络世界的抵御，实际上那“围城”内外的勾联才是再真实不过的天地。儒学研究院看似很纯粹，实际上在其诞生之际早已陷入了追名逐利的重围之中了。小说讲述事物的发展，而神话则展示结构，心理分析恰恰处在小说和神话之间，它让分析大师凭借悲剧模式对材料进行历史注释。当太和研究院的筹备工作进入后期的人事布局，董松龄常务副校长对应物兄那场“太极拳”式的谈话，才一 一道出了那无利不渗，迂回且复杂的任命与安排。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无处不在的东西，并且只有我们探讨它时才会存在。还是董松龄说得对，“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话？因为要处理的关系，太多了，太杂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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