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还会见到驼鹿吗？
理想国按：
距离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已经过去整整四年了。如今，我们似乎生活得比以前好，也很少有人再提环境问题。
然而我们看不见的是，地球仍在燃烧，冰川仍在融化，岛屿仍在消失。
她敏锐地看见了——加拿大女记者、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写了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克莱恩曾入选201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思想家TOP3（英国《展望》杂志评选），而《改变一切》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势必是继《寂静的春天》之后，影响最深远、引发最多讨论的环境著作。”
这不仅仅是一本描述气候变化现象的书，它尖锐地指向了环境危机背后的真相——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此书还被拍摄为同名纪录片，于2015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映。
文：[加] 娜奥米·克莱恩
本文节选自《改变一切》导言
让我觉得最艰难的并不是关于冰川融化的骇人科学研究，虽然我曾经回避它们。让我觉得艰难的是我给我两岁的孩子念的书。
《寻找驼鹿》（Looking For A Moose）是他的最爱之一。书里讲了一群非常、非常、非常想要见到驼鹿的孩子。他们到处寻觅，穿过森林，穿过沼泽，走入多刺的灌木丛，登上山岗，寻找“一只腿儿长长，鼻子隆起，鹿角多叉的驼鹿”。有趣的地方在于，每一页上都藏着驼鹿。最后，动物们全都从隐身之处跑了出来，狂喜的孩子宣告：“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驼鹿！”
在大约第75次读这本书时，它突然击中了我：他或许永远都见不到驼鹿了。
我试着把事情串连在一起。我回到我的电脑面前，开始书写我在沥青砂之乡北阿尔伯塔度过的时光。
在那里，海狸湖克里族（Beaver Lake Cree Nation）的族人向我讲述了驼鹿的变化。一个女人说，在一次狩猎旅行中，人们宰了一头驼鹿，却发现它的血肉已然发青。我还听说过许多奇怪的肿瘤。当地人认为，这和动物的饮水被沥青砂的毒素污染有关。
不只是在阿尔伯塔。“急剧的气候变化将北方森林变成了驼鹿坟场”，2012年5月，《科学美国人》的头条如是说。一年半以后，《纽约时报》报道，明尼苏达的两个驼鹿种群从1990年代的4000只下降到如今的100只。
他还会见到驼鹿吗？
然后，前不久，我被另一本叫做《抱抱》（Suggle Wuggle）的小卡片书打动了。书中描绘了不同动物的拥抱，并给每一种姿势起了一个傻得可笑的名字。
“蝙蝠怎么拥抱？”它问。“颠三倒四，颠三倒四。”出于某种原因，我儿子老是在这一页放声大笑。我向他解释，它的意思是大头朝下，因为蝙蝠就是这么睡觉的。
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报道：由于横扫澳大利亚昆士兰部分地区的破纪录高温，10万只左右已死或垂死的蝙蝠落雨一般从天而降。整个蝙蝠种群遭到毁灭。
他还会见到蝙蝠吗？
几天以前，我发现自己在对着海星喃喃自语。这时我意识到，我遇到麻烦了。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岩石海岸上遍布红色和紫色的海星。不列颠哥伦比亚，我的父母居住于此，我的儿子在这里降生，而我也在这儿度过了成人生涯的半数时光。而海星，一直带给孩子们最大的喜悦，因为你可以轻轻取下一个，细细打量。
“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一天！”在潮池中度过一个漫长下午之后，我那来自芝加哥的7岁侄女米里亚姆如此宣布。
但是，在2013年秋天，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一种奇怪的消耗性疾病让太平洋沿岸的海星成千上万地死去。
这种疾病被命名为“海星消耗综合症”（sea star wasting syndrome），多个海星物种都因此活活解体。它们生机勃勃的躯体消溶成扭曲的一团，腕足脱落，躯体凹陷。科学家们对此困惑不解。
当我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祈祷，祈祷这些无脊椎动物能多逗留一年，足以让我的儿子为它们感到惊艳。然后，我质疑我自己：或许他永远没见过海星会更好些——肯定不是见到这样的海星……
在过去，每当类似的恐惧钻进我否认气候变化的铠甲，我都竭尽全力想把它弄走，改换频道，或是点击略过。
现在，我试图感受它。在我看来，我把它归功于我的儿子，也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彼此。
1.
舱内通话系统播报：原定于乘坐3935次航班从华盛顿特区飞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的旅客，请带好随身行李离机。
他们走下舷梯，聚集在炎热的跑道上。在那儿，他们看见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全美航空（US Airways）喷气式飞机的轮子陷入了黑色的路面，就好像地面是未干的水泥。轮子陷得那么深，事实上，连前来拖曳飞机的卡车都无法把它撬开，让它松动。
航空公司希望，没了飞机上35名乘客的额外重量，飞机会变得够轻，轻到可以被拉出来。但它还不够。有人贴出了一张照片：“我的航班为啥被取消了？就因为华盛顿特区实在太热，让我们的飞机陷进路面4英寸。”
最终，人们找来了一辆更大、拉力更强的拖车，这次管用了；晚点3小时之后，飞机终于起飞。航空公司的发言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极不寻常的气温”。
2012年夏天确实热得反常。（前一年和后一年也同样如此。）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毫不神秘：恣意燃烧化石燃料。尽管这造成了跑道融化，带来不便，全美航空还是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燃烧化石燃料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气候，以至于干扰了我们燃烧化学燃料的能力——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并未阻止3935次航班的旅客重新登机，继续他们的旅程。
在所有关于此事的主要新闻报道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到气候变化。
我没有资格去评判那些旅客。我们所有过着高消费生活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好比是3935次航班的旅客。
面对这样一个关乎人类种族存亡的危机，我们整个文明非但没有停止导致危机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
就像航空公司找来马力更足的拖车来拖动飞机一样，全球经济将赌注从常规来源的化石燃料转移到更加污染环境、更加危险的来源。来自阿尔伯塔（Alberta）沥青砂的沥青，来自深水钻井的石油，来自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的天然气和来自爆破山体的煤等等。
与这种认知失调相伴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
从历史上看，我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个发出刺耳噪音的不和谐时代，曾经被我们故意忽视的危机也正在啪啪地打我们的脸——而我们却还在加倍倚重这些最初导致危机的东西。
2.
尽管气候变化确实带有毁灭生命的风险，其规模比银行破产或楼房倒塌要大得多，但我们的领导人却从未把气候变化当作危机来对待。
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想要大幅降低灾难发生的风险必须这么做。然而，这只被人们当作温和的建议，是可以被几乎无限期推迟的行动。显然，宣告一场危机的不仅是铁一般的事实，还是权力和优先级的表达。
对于英美的精英来说，不到废奴主义者把奴隶制变成了危机，奴隶制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民权运动把种族歧视变成了危机，种族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女权主义把性别歧视变成了危机，性别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反种族隔离运动把种族隔离变成了危机，种族隔离都不是一场危机。
但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无须做一个旁观者：政客并不是唯一有权宣告危机的人。普通人的群众运动也能宣告危机。
不过，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催化一系列不同的、远非合意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生。
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里，我专心研究那些遭受剧烈冲击的社会，它们或逢经济垮台，或受自然灾害，或遭恐怖袭击，或陷战争危机。我深入地考察了这些社会在种种压力巨大的时期如何发生改变，而这些事件如何改变关于可能性的集体意识——有时候这种可能性是面朝好的方向而言，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可能更糟。
正如我在我的上一本书《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中讨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企业利益系统性地利用了多种形式的危机，迫使人们接受让少数精英得利的政策，通过放松管制、削减社会支出和推动大规模的公共领域私有化。这也成为他们极端压制公民自由和冷酷侵犯人权的借口。
大量迹象表明，气候变化也不例外——这场危机没有激发解决方案，没有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阻止灾难性的变暖，保护我们免于不可避免的灾难；相反，危机又一次被利用，让更多的资源被移交给1%的人。
我们现行的体系之所以被建构出来，就是为了寻找把公共财产私有化、从灾难中获利的新方法；在这样的设计中，它什么别的也做不了。
然而，休克主义并不是社会应对危机的唯一方式。2008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的这几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粮食价格突然上涨，促成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紧缩政策激发了从希腊到西班牙到智利到美国到魁北克的群众运动。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变得更善于对抗那些冷酷地利用危机劫掠公共领域的人。
这些抗议也表明，说“不”是不够的。
如果反对运动希望做得更多，而不只是昙花一现，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愿景。要想见应当生发什么来替代垮台的体系，也要想见如何运用严肃的政治策略来实现目标。
我相信，气候变化意味着规模更加宏大的历史性机遇。为了把我们的排放降低到科学家们建议的标准，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再度拥有了推行一些政策的机会。这些政策可以显著地改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大量优质工作并彻底复兴民主。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曾被大肆炒作。自从它崩盘之后，气氛就一直如此。在那次大规模聚会的最后一夜，我和一群气候正义活动家待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知名的活动家之一。
整个峰会期间，这位年轻人一直都是自信与冷静的化身。他每天给数十位记者简单汇报每一轮谈判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各种排放目标在真实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尽管充满挑战，他对这次峰会的前景一直抱有乐观的心态。
然而，会议一落幕，可怜巴巴的协议一经达成，他就在我们眼前崩溃了。坐在一家过度明亮的意大利餐馆里，他控制不住地呜咽起来。“我真心以为奥巴马理解了。”他不断重复着。
我把那个夜晚当作气候运动成熟的时刻：就是在那一刻，我们真正意识到，没有人会来拯救我们。
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和气候专员萨利温特罗布（Sally Weintrobe）把它描述为峰会的“首要遗产”。人们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领导人并不关心我们……没人关心我们的生存”。不管政治家的失败让我们失望了多少次，这一领悟还是给了我们重重一击。
我们确实只能依靠自己。在这次危机之中，可以依靠的希望只能来自底层。这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回应警告，没有尽力扭转轨道，反而很自觉地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只是，就像3935次航班上的乘客一样，他们求助于更加强劲、造成更大污染的发动机。
3.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是什么阻止我们去扑灭那威胁烧毁我们共同的栖身之所的大火呢？
我认为，相比于许多人想让我们相信的理由，答案要简单得多：我们之所以没能做出减低排放所必须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根本上与失控的资本主义相冲突。
当我们努力寻找解除危机的方法的时候，这一意识形态一直统治着我们。我们之所以无法前进，是因为那些让我们最有可能避免灾难并造福大众的行动，严峻地威胁着少数精英。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经济、政治进程及绝大多数主要媒体的命脉。
要是问题出现在另一个历史时刻，可能就不会难以克服了。但我们遭受了巨大的集体厄运：科学共同体对气候危机做出了决定性的诊断，而与此同时，那些精英正享受着1920年代以来最不受束缚的政治、文化、智识力量。
实际上，早在1988年，政府和科学家们就开始严肃地讨论彻底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年也是后来所说的“全球化”的曙光之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签订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之后扩展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将墨西哥也包含在内。
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国际谈判的时候，有两个决定性进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是气候进程：奋力拼搏、唾沫横飞、彻底失败。
另一个则是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它在一次次胜利中迅猛发展：从第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到世贸组织的创建，到前苏联经济的大量私有化，到亚洲大部分地区转型为范围广泛的自贸区，再到非洲的“结构化调整”。当然，这一进程中也有挫折——例如，贸易往来和自由贸易协议频频因阻挠而被拖延。
它关注的从来不是货物在疆界之间的贸易——比如在巴西售卖法国葡萄酒，或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软件。
它一直关注的是，用这些广泛的协议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具锁定全球政策框架，为跨国企业提供最大程度的自由，让它们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生产产品，在尽可能少的规定下售卖商品并尽可能少地交税。
我们被告知，如果满足企业的这张愿望清单，经济就会增长，最终惠及我们所有人。只有当这些贸易协议替代了这个更为广大的议程，并明白地与之关联，它们才具有意义。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新时代的三大政策支柱：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放松对企业部门的管制，降低企业税负以削减公共支出作为补偿。
很多人都书写过真实世界为这些政策付出的代价金融市场不稳定，超级富人泛滥，穷人越来越无足轻重、感到绝望，公共事业和服务衰败。
然而，几乎没人书写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从一开始就系统性地破坏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反应。这一威胁来临之时，正值这种意识形态攀至顶峰。
在这个时期，市场逻辑牢牢辖制了公共生活。
核心问题在于，对气候最直接、最显然的反应被这种束缚变得像是政治上的异端邪说。例如，当公共领域被系统性地拆解拍卖，社会如何能够大规模地投资给零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呢？当管制、收税、处罚都被当作共产主义“命令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的遗物，遭到摒弃，政府还怎么能对化石燃料公司重重施行这些措施呢？当“保护主义”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可再生能源部门怎么能得到需要的支持和保护以替代化石燃料呢？
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大量明智的行动。本应有另一种气候运动试着挑战它，联合其他部门，一起说明不受束缚的企业力量何以对星球的宜居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但实情相反，大部分气候运动都浪费了宝贵的数十年，试着让气候危机的方枘去吻合失控的资本主义的圆凿，不断兜售让市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我涉入这个项目仅有数年，但我已经发现，污染大户和绿色巨头（Big Green）之间勾结甚深〕。
但在这一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阻碍了强大的气候行动，还以其他方式成功地深化了危机。更直接的是，那些政策不仅让跨国公司成功免除了几乎所有限制，还大大助长了全球变暖背后的原因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回头看来，几乎看不出事情怎么才会不一样。这个时代的两大标志就是远距离出口大量产品（一路上都在无情地燃烧释放着碳），以及把一种极端浪费的生产、消费、农耕方式灌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也以恣意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
换句话说，解放世界市场，这个过程的推力就是从大地中“解放”前所未有的化石燃料；而世界市场的解放又急剧地加速了化石燃料的释放，也“解放”了北极冰盖：融化消失。
其结果是，如今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不乏讽刺的境地。在我们本应削减排放的数十年中，我们却进行了大量的排放。因此，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变暖，我们必须要对抗的并不只是在1980年代获胜的失控资本主义。
现在，和它冲突的是我们的经济模式核心的基本律令：要么增长，要么死亡。
4.
我们的经济体系和行星系统如今正处于交战之中。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经济和地球上的多种生命形态正处于开战状态，连同人类的生命在内。
要想避免气候崩溃，需要人们缩减对资源的使用；要想避免经济模式崩溃，需要的是不受束缚的扩张。在这些规则之中，只有一组可以改变，而它绝不是自然法则。
幸运的是，转型我们的经济，使它不那么资源密集，并以公平的方式加以实现，让最脆弱的人得到保护，让最该负责的人担负重担，这是很可行的。
我们可以鼓励经济体中的低碳部门扩张，创造工作机会，鼓励高碳部门收缩。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规模的经济计划和管理完全越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边界。对于我们现有的体系而言，唯一可行的收缩乃是残酷的破产。在这个过程中，最脆弱的人受伤最重。
因此，我们只剩下一个刚性的选择：要么允许气候异常改变世界上的一切，要么改变绝大部分经济以避免那种命运。
但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数十年间的集体否认，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循序渐进的选择了。当我们在1990年代夸大美国梦，然后把它推进到全球的时候，对现状进行微调就不再是气候的选择。
对于很多身居要职的人来说，这很难接受，因为它挑战的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强大的东西，即对温和主义的迷恋：迷恋合理性、严肃性、折中、一般不为任何事情过度兴奋。
真正统治我们时代的思维习惯正是它。相比于关注气候政策的自由党人，这种思维习惯在保守党中少见得多众多保守党人简单地否认了危机的存在。
要想做出改变，我们首先需要拥有这样一种世界观：不要把自然、其他国家和我们的邻居当成对手，而要把它们视作共同创新的宏大项目中的伙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还会更高。由于我们曾无穷无尽地拖延，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努力实现这一巨大的变革。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自由市场常用的定心丸技术修复即将到来！肮脏的发展只是通往清洁环境的一个阶段，看看19世纪的伦敦！都是一派胡言。我们没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来让中国和印度跨越它们的狄更斯时期。我们已经失去了数十年，已经到了扭转状况的时候了。
这可能吗？当然可能。但如果不挑战失控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我们将毫无机会。
在这段旅途中，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叫“红云”亨利（Henry Red Cloud）。在本书中，你们也会和他相遇。他是一位拉科塔族（Lakota）的教育家、企业家。他将年轻的原住民训练为太阳能工程师。他告诉他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小步向前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像水牛一样狂奔”。现在就是我们必须奔跑的时候了。
5.
在我看来，我们的问题和太阳力（solar power）的技术细节关系不大，反而和“人类权能”（human power）的政治紧密相关尤其是它的掌控者能否发生转变，从企业转向社群。
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在现行体制下遭受不公待遇的大众能否建立一个足够坚定、足够多样的社会力量来改变权力的平衡。
在筹划、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想要发生这种转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权力的本质——我们有权利榨取越来越多而无须面对后果；我们有能力让复杂的自然系统顺从我们的意志。这一转变不仅会挑战资本主义，还会挑战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导物质主义的基本构建，被有些人称为“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的心态。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下，是我们一直回避的真相：不像卫生保健和税务，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让我们担忧的“问题”。它是一记文明的“警钟”。
它用有力的信息以大火、洪水、干旱和灭绝的语言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共享这颗星球的新方法。它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进化。
有些人说，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种转变；危机太过紧迫，而时间正在嘀嗒流逝。我承认，如果我们声称“要想解决这场危机，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革新我们的经济，从根基处翻新我们的世界观，少了这一点，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做”，那太过鲁莽。
我们现在就能够并且应该做出种种大幅降低排放的措施。但我们并没有采取那些措施，不是吗？原因是，我们没能打响大战，没能转变我们的意识形态、改变我们的社会中权力的平衡。
于是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对于气候变化，任何强力反应在政治上似乎均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近来，经济危机似乎始终存在）。
因此，这本书提出了另一种策略：大胆假设，深入问题，改变意识形态。令人窒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了星球健康的头号敌人，我们要让意识形态远离它。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文化环境，即便只是一点，那些明智的改良主义政策就有了喘息的空间，它们至少会让大气中碳的含量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
胜利就是这样蔓延开的吧，谁知道呢？
在今天看来，这里强调的一些想法过于激进，毫无可能，例如，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收入，或修改贸易法，或承认原住民有权保护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污染性的采掘。但或许在几年之内，这些想法就会开始显得合理，甚至必要。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尝试过温和的渐进改变，试图让星球的物理需要顺从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的需要，对不断增长和新盈利机会的需要。后果是灾难性的。它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比这次尝试开始之前的危险要大得多。
当然，没人能够担保，更加系统性的方法将会更成功尽管像我们之后发现的那样，曾经有过历史先例，给予我们期待成功的理由。
事实真相是，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书，恰恰是因为我的研究让我找出了如此激进的应对方法。我毫不怀疑它们的必要性，但我每天都质疑它们的政治可行性，尤其考虑到气候变化给我们定下了一个如此紧急、如此严格的最后期限。
6.
生活在一个行将死去、生机日渐消亡的星球上，这令人恐惧。
可是，我们要拿这恐惧怎么办呢？首先，承认这恐惧不会消散。
我们生活在一个行将死去的世界上。烹茶，开车去买菜，对，还有生孩子，通过做类似的事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参与毁灭这个世界。对于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恐惧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反应。
然后，利用这恐惧。恐惧是一种求生的反应。恐惧让我们奔跑，恐惧让我们跳跃，它可以让我们像超人一样行动。
但我们需要一个奔跑的目标。没有目标，恐惧就只会让人瘫痪。因此，真正的诀窍，唯一的希望，实际在于让恐惧不宜居住的未来所带来的恐惧得到平衡和舒缓。要是我们有望建构比大多数人之前敢于期望的好得多的东西，恐惧就能缓和。
是的，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之中有些人必须放弃奢侈品，许多产业都将整体消失。想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到来，现在已经太迟了；它已然到来，不管我们做什么，日益残酷的灾难都在走向我们。
但是，我们仍有时间避免最坏的情况。我们仍有时间改变我们自身，使我们在灾难袭来之时对彼此不那么残忍。在我看来，这很有价值。
关于这场危机，最重大、最压倒性的事情就是，它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我们可能的行为，我们可能的希望，我们可能对自己和对领袖的要求。它意味着，我们曾经被告知不可避免的许多东西无法保持不变。它意味着，我们曾经被告知毫无可能的许多事情必须立刻发生。
我们能否成功？我只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将改变一切。而在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变化的实质仍然取决于我们。
【相关图书】
1.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加] 娜奥米·克莱恩 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点破气候危机迷思，唤起人类变革觉醒。
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 “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
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现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
克莱恩指出，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纳税和医疗之外的又一个议题，更是一个警报，提醒我们修复已经多处败坏的经济体系。大规模降低排放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机减少不平等，重新想象我们千疮百孔的民主制度，重建贫穷的地方经济。
她揭露了气候变化否认者们的意识形态上的绝望，未来地球工程师们弥赛亚式的妄想，以及太多主流绿色倡议者们的悲剧失败主义。她还准确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也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更加极端、更具生态破坏性的榨取方法，和猖獗的灾难资本主义一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克莱恩认为，要人性化地应对气候危机，首先应当修复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严峻的惩罚，而应当被视作一种礼物，一种实现经济与文化转变的催化剂，以此治愈长期以来的历史创伤。
她记录了已经开启这一过程的鼓舞人心的运动：大大小小的社区拒绝更多化石燃料的榨取，并且正在致力于建设下一个基于再生的经济体。
我们还来得及实现改变吗？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一切，此外的一切尚在未知。然而，眼下，暂时，这种变化将何去何从，仍然取决于我们自己。
2.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吴国卿、王柏鸿 译
解构自由市场的扩张神话，重写近四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伊拉克内战最混乱的时刻，一项新法律公布，允许壳牌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拥有该国的大量石油储备。“9•11”之后，布什政府立即无声无息地将“反恐战争”策略的执行外包给了哈里伯顿和黑水。
东南亚海岸被海啸蹂躏过后，回归荒芜的海滩被作为旅游胜地拍卖出去。卡特琳娜飓风过境之后，流离失所的新奥尔良居民发现，他们的公共住房、医院和学校再也没有重新开放的一天。
以上种种就是娜奥米•克莱恩所说的“休克主义”的事例：利用公众在大规模的集体冲击——恐怖袭击与自然灾害——之后的混乱与迷失，推动他们原本极度反感的经济休克疗法。
有时这两种冲击并没有成功地消除所有的阻力，那么还有第三种可以采用：牢房监禁或电击。
突破性的历史研究和长达四年的灾难现场报道，让《休克主义》一书打破了全球自由市场民主化的神话。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俨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本书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发出的挑战。
灾难性资本主义——在受到冲击的社会体系中进行快速的企业改制重建——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在这本勇敢的书中，克莱恩将灾难资本主义的思想起源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其影响力至今仍然遍布世界各地。
《休克主义》将经济政策与“震慑行动”的作战方案以及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电击和感官剥夺实验——后者打造了今天在关塔那摩监狱使用的酷刑手册——之间建立起全新而令人惊异的联系。
正如克莱恩所展示的，休克疗法的蓄意使用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化，从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她讲述了一个与我们所知截然不同的故事。
3.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
【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徐诗思 译
入选《时代周刊》1923年以来百部非虚构作品，重新审视全球化的虚假繁荣。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形象几可定义一切，品牌文化的扩散则创造了一切。娜奥米•克莱恩在本书中举了一个夸张的例子：（就像）“会走路会说话、跟真人一般大小的汤米娃娃，像木乃伊一样活在汤米的品牌世界里”。
她还指出，品牌标识在线上甚至更加繁荣，对于某些也许是线上最大的零售商而言，“从现实世界的仓储和制造中解放出来之后，这些品牌可以自由飙升；与产品或服务的传播作用相比，这更像某种集体幻觉”。
在《NO LOGO》中，克莱恩一步步地展示了品牌是如何变得无处不在，不仅仅在媒体上和街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校里。（关于广告商赞助频道的争议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许多读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学校的厕所里会有广告，食堂里也会出现独家优惠）。全球公司声称支持多样性，但他们的“企业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给消费者创造出更多的购买选择。
而在知名品牌风光营销全球的背后，是许多不为人注意的劳工。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公司的巨额利润。连锁书店的店员收入达不到“生活工资”的水准，而他们还要庆幸自己的处境，至少好过亚洲血汗工厂里的劳工——为耐克生产运动鞋或是其他时尚必需品，每小时的工作收入只有几分钱。
事实是，消费文化全球化所裨益的对象，局限在资本家、中心国家，却造成社会与社会间经济实力的落差日渐加大，更使得文化的创造力渐趋枯竭。所幸，反对之势已逐渐酝酿。
人们注意到工厂里被剥削的劳工，也担忧非主流文化正逐渐消失，因而积极采取反制行动。全球化浪潮在二十世纪末淹没世界，势不可挡，但反全球化的能量在新世纪初正蓄势反击。《NO LOGO》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全面讲述，也是对抵制行动的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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