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二十年后重读“红高粱”，是一次冰凉的相遇
文 / 麦家
说起红高粱，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一幅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曾在网上一度盛传，这张照片上有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莫言，一个是张艺谋，一个是巩俐。
在莫言得诺奖的那一年，这张照片确实在网上被疯传，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上的三个人都走向了国际。因为什么走向了国际？就是因为——《红高粱家族》。
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2017年版）
像《红高粱家族》这样大名鼎鼎的作品，二十多年来，将近三十年里，它已经被很多人评说过，它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被解释的世界。今天我来介绍这部作品，我马上会想到，可能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废话，所有聪明的话、深刻的话、漂亮的话，甚至荒谬、自相矛盾的话，都已经（被人）说过了。
但我还是要说，因为我对这部作品有感情，也因为大家对这部作品有期待。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阅读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特定阶段的困惑、探索，甚至痛苦。
1986年，我们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那种家族叙事和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我们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个人的解放、内心的自由，成为我们这代人追求的一种新的价值观。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十七年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和国家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这些话语并不是那么合适，贴切。我们拥有了自己陌生的文学。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他用性和欲望代替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上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
所以它一经出版，就被很多评论家关注、评论，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家族》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抵达历史的某种现实”，而是历史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讲述。
很多人都会对父母的情史有一种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们经常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
《红高粱家族》是有勇气的，它已经做到了当时很多作家心里想而不敢做的事情。
电影《红高粱》剧照（1988年版）
回想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那是一个时代的欲望，那是一个时代的秘密。
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不再是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的摹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高粱家族》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莫言为《红高粱家族》新版作序
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的这次重读，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炽热，而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的、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
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战争、死亡和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地抹过去了。
莫言在回忆《红高粱家族》的创作动因时曾经说过，他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作人类灵魂的实验室，他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
电影《红高粱》剧照（1988年版）
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事，本来也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求新意的急切。
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说，更魔幻一点，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压倒文本本身呢？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呢？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撤退？
电影《红高粱》剧照（1988年版）
批评总是不断地迎合当下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一个作家写作时，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
但不管怎么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磨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
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野蛮又优美的“狂欢化”的文体，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疆域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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