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一种浪漫

　　有些贫穷是注定和浪漫无缘的。比如说，与生俱来的困顿。从呱呱坠地那天起，没一天不是三餐不继，没一年不是家徒四壁，没一个孩子不是啼饥号寒，那么，浪漫一课多半交白卷。不是说，穷人家孩子不能看星星、做好梦，不是说汗流浃背之时，绝对无从浪漫，而是说，他们的人生，一旦被固定在吃苦挨饿上，超脱于现实的情怀就难以发育。浪漫的前提是，“知道”人生可以在某些时间和场合，高蹈在物质世界之上。贫穷是相对的，如今顿顿只吃得起三碗干饭加咸菜蒸五花肉，是难以见人的寒酸，放在五十多年前的“大跃进”时期，却是人人羡慕的巨富大贵。

　　同是那个荒年，甘肃一位农民，吃光了观音土，每天吃粪便为活。那不是饥民的排泄物，而是从公社干部的专用厕所淘的，他怕乡亲来抢，百般保密。相比之下，那时有榆树皮可啃，又算福气。

　　大抵而论，能够产生浪漫的贫穷，只能是暂时的、偶然的。漫长的一无所有，如持斋的僧人，过午不食，以常人难以忍受的匮乏，一年年地维持，这种方式，可以培植宁静、清虚，不能产生浪漫。毕竟浪漫是感情的跌宕，是诗情的长久发酵和瞬间爆发，不能成为日日重复的常态。徐志摩在最浪漫的恋爱中，也得去教课赚钱。

　　产生浪漫的贫穷，有三种模式。一是《罗马假日》式，不安分的安妮公主，在对罗马做官式访问的余暇，乔装为平民，游览名胜，和不知底细的记者，撞击出爱的火花。娇生惯养的小姐，骤然面临人地两疏，误会和危险接踵而来，大起大落的切换，充满奇情戏码。二是《茶花女》式，一个贫寒男子，爱上红透半边天的名妓，恋人身份的悬殊，加上家法、社会、舆论的多重压迫，悲壮至极，艰难至极。三是“人面桃花”式。书生崔护在乡间游玩，敲开一人家的门讨水喝，邂逅一女子，为此思念整整一年。次年，他来敲女子的门，芳踪杏然，他在门上题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缠绵的帐惘，感染了一代代情种。

　　三种中的第一种，地位的落差，处境的剧烈变动，形成无限张力；第二种，惊天动地的畸恋，本身蕴含充分的浪漫因子；第三种，因爱情戛然而止，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和烟火人间距离遥远的罗曼蒂克剧上演时，我们只能在台下当观众，入戏时一掬热泪，散场以后，依然对付柴米油盐酱醋茶。

　　回到庸常生活，我们不是不能从贫穷获得浪漫，哪怕只是电光石火的瞬间。一种是自我设计。比如，两个恋人外出度假，只带有限的现款，把信用卡和手机统统放在家里，一路住廉价客栈，吃便宜的路边小摊，准流浪汉的体验，从繁冗的物质享受、充满功利算计的人际关系中跳出，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从这个基础出发，他和她回归近于“纯粹”的爱，仰望星辰而不筹划买房子的头款，絮絮情话，内容是童年的梦想，而不是升官发财。这是试炼，看人在距离“一无所有”多远之处，可以把爱情安顿下来。

　　还有一种是不期而遇。出远门，钱包、证件全部进了扒手的背囊。为了救助一个陌生人或者朋友，把身上的钱全捐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异国，走出机场，看着陌生的公路和街道，心空落落的，今晚宿在哪里，还没着落……如此之类，尽管叫人心悸，总归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叫人的精神霍然一振，在和挫折、危险搏斗之时，重新体验生命中的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