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善”的十个难题
关于“善”的十个难题
在一个不真实的年代里和一个充满谎言的生活中，好好地做一个“人”，比做一个好人，是一件更为困难但却更为重要的事情。
文/蒋方舟
关于人性初始设定到底是善还是恶的争论自古就有。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孟子和荀子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辩。他们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结论却大相径庭。
孟子倡导性善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相信道德冲动与生俱来，见到孺子将要坠井，所有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痛苦，这种冲动，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怜悯潜质。
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天性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而那些助人为乐、温良恭俭让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可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肯定了后天学习“善”的重要。不同在于，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把善发扬光大，而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发展。
康德认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你就远远达不到“善良”的标准。康德认为，不应该在乎做善事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满足何种需求，甚至“使自己快乐”这样的结果都是不值得追求的。不要追求道德的目的，应该追求的是道德的动机，道德是一种义务，是我们对自身做出的法律，且必须遵守的法律。人是道德的立法者，对义务的服从并不是一种奴隶般顺从的行为，而是一种有尊严的自律行为。
而在英国杰里米·边沁这样的效益主义看来，行善当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的最大化”。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分量，快乐与痛苦是能够互换的同质，痛苦是“负的快乐”。效益主义不在乎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仅仅在乎行为的结果对“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对大快乐值的是善，反之，就是恶。效益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全部取决于其结果让自己快乐还是痛苦。
很多人遭遇类似的尴尬：辛苦整理、打包、邮寄了一堆旧衣服给贫困小学，得到的反馈却是：请不要再寄旧衣服来了，我们不需要衣物援助，需要的是钱财上的资助。
这样的回应，多多少少会让救助者心寒，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的道德冲动，被泼了冷水。这种道德，是为了满足施助者的人情，而不是被救者的需要。
在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公益活动就是去偏远地区支教，暑假来临，一群大学生唱着《蓝莲花》，满腔理想主义地到了乡村，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与孩子们唱歌戏耍，夏天结束，大学生们与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留下了一张张自己和孩子们饱含热泪，哭成一片的照片，再唱着《蓝莲花》坐火车回到学校。
然而，很多乡村学校却反映，这种支教，严重扰乱了当地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学生们在一个夏天里得到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和心灵鸡汤的材料，而给将年年月月在那里的乡村教师留下了很多难题。
这就像是那个笑话所说的：红领巾太多，要过马路的老太太不够了。
4.明知会后悔的善良，做还是不做？
如果你知道你要搀扶的老太太，会反咬你是推倒她的人，你要不要去搀扶？如果你知道你捐助的善款，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落到灾民的口袋里，你还要不要捐助？如果你要帮助的人，并不感恩你，反而让你见到了人性的丑恶，你还要不要帮助？
在现代社会，行善这件事，似乎越来越变成一个注定会让人后悔的事情。记者去泥石流灾区进行报道，想要帮当地灾民反映灾情，却反被灾民扣住，作为人质要挟政府进行赔偿。民间人士自发去暴雨受灾的郊区发放物资，结果物资不仅遭到哄抢，而且身上的财物也被洗劫。
山东省干脆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帮助弱势群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的理由似乎是充分的，现如今，行善者反而是遭受最多质疑的群体，民间机构如“天使妈妈”被质疑有小金库，救助弃儿的袁厉害被质疑借此敛财。如果预知这样的结果，那还要不要当初？
5.大张旗鼓还是闷头做事？
微博上最著名的善事，莫过于“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和“免费午餐”。薛蛮子说解救了五万六千名儿童，公安谈到这个活动时却说“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浩浩荡荡的行动顿时陷入了尴尬。
中国最著名的“大善人”，莫过于陈光标。陈光标的呼召，都看似积极，他的行为，却近乎疯癫。他提倡环保，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低碳，把自己老婆的改名为张绿色，两个儿子分别改叫陈环保和陈环境。他提倡环保，就带领员工去酒店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他开演唱会，不仅不要门票，还向观众派送猪和农机具，很多观众都是为了猪而留到演唱会最后。
所有人都明白做善事要低调的道理，但是行善者却有自己的逻辑：把事情炒得越大，就能获得越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就能带动更多群众的参与。行善者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6.救人还是救动物？
救人太难，那么去救动物吧，至少不会面对这么多问题。
可即使救动物，也会遭到这样的追问：花力气去救黑熊，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花那么多力气去救助珍稀动物，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儿童？花那么多力气为了让猫猫狗狗吃上饭，怎么不想想还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呢？
这种问题可以无穷无尽地问下去：当你上网看八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你在饭馆喝酒聊天的时候，知不知道非洲每秒钟都有孩子饿死？当你在写字楼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自己的良心，有没有更值得做的事情，例如去救助艾滋病儿童？
面对苦难，永远有更多更令人痛苦的苦难在其后；解决一个问题，永远有更要紧、更迫在眉睫、更不得不做的问题争前恐后地出现在你面前；做了一件好事，永远有人要求你做更多的事情展现道德情操。
救人还是救动物？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最基本的善，就是减少自身的野蛮，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
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现代人看来，这未免有些愚蠢：有钱就拿出来给大家花，穷光蛋就找个僻静地方，别给大家添麻烦。
在现代社会，兼济天下的人不是傻得过头，就是另有所图，那些安安静静做好自己的人，反而人格高洁。在现代社会，道德的上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想若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持自身，成为一个个慎独的个体，彼此之间宽容、礼貌、尊重，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道德援助了。
可是，这种礼貌，与冷漠只有一线之隔，当个人与群体分裂，群体之间分化，人人互不干扰，却毫不关心、坐视人与人之间形成身份、阶层、种族的鸿沟，那么社会这个公共空间，也必然遭受“碎片化”的命运。
当人人只追求着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那么相对的“正确”和“好”从何而来？当弱者不被保护和帮助，道德因此也就随之沦为虚无。
8.用作恶的方式行善，是否还是善？
中国人自古说“惩恶扬善”，西方古老的英雄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中外相似的是，做善事是以作恶为方式。从007到绿箭侠，都是以对抗恶行的方式传播正义。
现代社会中，“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工作为主，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活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该组织却因为其行为激进而常常引发争议，2000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闯入香港某垃圾转运站，抗议其焚毁垃圾，但当时的香港已经完全不采用焚毁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而那次绿色和平组织运人的轮船，则带去了十吨废油和三立方米垃圾，要靠香港政府去处理。
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者爬到西班牙一所核电站的冷却塔上，以抗议修筑核电站，导致电站紧急停止运营，这种紧急中止，很可能引发灾难。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气愤地说：“‘绿色和平’”是一群不讲理的、偏见的和专事敲诈的恐怖分子。”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也引起人的思考：从罗宾汉到“绿色和平”，他们都以惩恶的方式，来扬代价奇高的善，这是善，还是另一种形态的恶？
9.道德还是法治？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刚刚结束，道德的光芒还照耀着大地。为救出学生失去双腿，被网民赞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坚持五年背着生病母亲上下班，为年轻人作出榜样的孝子陈斌强；丈夫背着妻子，坚持20多年在大山中行医的乡村医生夫妇周月华、艾起；因病去世并把器官捐献给他人的12岁女孩何玥。
以上这些人和事，让生活在“世风日下”的道德危机中的人们不禁松了一口气，给这些好人好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用“正能量”给自己打鸡血，有向善的热情固然是好事，但是以道德作为拯救社会的诺亚方舟，却似乎单薄了些。道德并不能成为体制缺陷的补充，相反，体制进步反而是道德进步的保障。
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撰文写道：台湾民主化过程第一让社会怨气减少，第二带来了更明确的行为准则，第三让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平气氛。这些变化，都促进了整体社会的道德进步。
杭州一名小伙因为未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被与妇女同行的男子连扇5个耳光，鼻血直流，女子亦责骂小伙“不知道让座”。陈凯歌电影《搜索》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白领与老人对公交座位进行纠纷，引发网民的人肉搜索。
有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类行为，“道德暴力”，即以“道德”为名，绑架和裹挟他人必须做好事。
奇怪的是，道德很难，道德暴力却很简单。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犹在眼前，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视频引发网民对路人的痛斥。这不禁让人疑惑，道德暴力的网民和道德麻木的路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实际情况是，暴戾者必然冷漠。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说：“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这大概就是“善”的核心，它不是惩戒，而是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