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园子，那个客厅 l 沈扬
编者按：一张报纸所往来的朋友，往往成就它的文化气场和品格。就像本文题目所喻示的，园子敞亮，客厅开门，是媒体过去、今天乃至未来面对社会、面对文化知识界和受众应有的姿态。借助这篇对“朝花”副刊往昔岁月中与大家巴金厚谊往来的忆叙，我们向解放日报创刊69周年，送上一只文艺花篮。
园子不算很大，广玉兰，葡萄老藤，多种花树，都以各自的姿态焕发着生命的活力。引人注目的是园子周遭若干棵水杉树，主干高耸笔直，视线往上接触树梢的时候，白云蓝天同时映入眼帘，便感受到了与那些个静宅小院不尽一样的园林气息。一尊设计独特的铜质人物雕像伫立于草地一侧，那是一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受难者的形象，身子略略前倾，双手大幅度地伸展着，是在迎接什么，或者要拥抱什么吗？是的，已经故去的宅院主人的一生，以及主人笔下的文字，始终与这个世界的不幸者受难者声息相通，热烈而真诚地给予他们抗争黑暗、寻求光明的信心和力量。雕塑设计家在像架下留下的文字很温暖：新世纪没有忧伤。
这里是巴金先生的故居。每次经过武康路，只要有可能，我总要走进去，看一看那座园子，看一看那个客厅，还有临园的阳光屋。主人不在了，阳光屋中两张可以写作的简易小桌（其中一张是缝纫机的架面）仍在原处，让人想象当年老人在这里伏案劳作的情状。客厅里成排的书橱依旧，长的短的沙发依旧，伫立厅前，似乎又见到当年主人在这里接待各方来客的身影。十分幸运的是，作为媒体人，也作为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两次在这个客厅里近距离见到巴金先生，聆听一代文豪的亲切声音。 一次集体拜望和《我的祝贺》 1986年，《朝花》这座文艺花园“30岁”了，春天的时候恰好已经出刊3000期。在这样的时刻，“园丁”们觉得是该做点什么的，时任编委、文艺部主任的吴芝麟提议去拜望一下巴金先生，他说请这位《朝花》的老朋友向读者编者说点什么，不是很有意思吗！同仁们对此自然都很赞同，芝麟先生熟识巴老及其女儿李小林，很快就联系好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他带着许锦根、陈鹏举和我，驱车前往武康路巴金寓所。黑色铁门徐徐开启，小林女士引领我们进屋，便一眼看到衣着朴素的巴金老人站在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主宾入座之后，有关问候、汇报、约稿等等的话语大多是在老人和芝麟之间进行的，巴金先生说了一些什么，印象很深的是当老先生听到3000这个数字时，略略思索着说（大意）：《朝花》1956年创刊时的情形他是记得的，3000期，30年，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刊物坚持下来不容易……你们都还年轻，3000期之后，回顾总结一下，还要认真地办下去。对于“借此机会向读者说点什么”的请求，老人说写不动了，但还是回忆并述说了当年的一些情形，表示可以容他想一想。
接下来巴老和小林应问说了一些近来身体和写作的状况：83岁了，体力精力变化明显，很容易疲劳，笔自然是放不下的，觉得有好多事情要做，但往往每天只能写几百字。身体活动主要是到园子里走一走，看看绿色（不少花木是他亲手种植的），呼吸有花叶清芬的空气，这是他一天中最松舒的时光。1986年巴金先生的文字活动，应当主要是倾注心血写作《随想录》的后续部分，虽力不从心，仍不放松。“好多事情要做”的当中也包括了难以避免的与外界的交流，那段时间吴芝麟和陈鹏举合作采写的纪实文稿《巴金与十个找理想的孩子》（出了集子），就是此类社会活动中的生动事例。
那天我们告辞的时候，主人坚持送到大门口，巴金老人在门堂里微笑着挥手送别的神情，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十天后，巴老的短文《我的祝贺》便在芝麟的案头了。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几天前，《朝花》的几位编辑来看望我，说《朝花》到今年4月满3000期了，还说《朝花》创刊时，我是它的顾问，希望我能说几句话。”接着巴金先生作如此回忆：“创刊初期，我曾以‘余一’的笔名写过一些‘雨夜杂谈’之类的小杂文，其中有一篇题为《有啥吃啥》，引起了麻烦。据说，张春桥曾对我一个朋友说，写杂文不要‘片面’，要‘全面’。我想，我不是当领导的，免不了‘片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小杂谈也受到了批判。至今我还是认为写杂文总要锋利些，要有棱角，不痛不痒的，能起什么作用？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此文刊于1986年4月3日朝花版，见下图）
1956年是“双百方针”颁布的年份，学术和文化空气活跃，学人文人心情明朗，《有啥吃啥》批评了有些人脱离民生实际的某些主张和“号召”，提倡即便在生活领域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成的。——这里还要说一说的是《朝花》于1956年9月正式冠名出版，《有啥吃啥》发表于9月27日，而一周前的9月20日，巴金在《朝花》刊登了另一篇杂文《恰到好处》，可见他几乎是在《朝花》诞生的第一时间为它写稿，并有了一个“雨夜杂谈”的栏名。——到了1957年的某个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善于观风测雨的张春桥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天气……》的文章，提出要对前些日子一些文章中的说法进行“澄清”，作出“阶级分析”了，之后果然风暴来临，巴金等人的“麻烦”也就在所难免……在经风历雨中度过了三十个寒暑，1986年时的老年巴金回首这些往事，真的是感慨万端啊！杂文到底是什么？1956年时的巴金是明白的，1957年就只能在“心里明白”了。到了1986年，巴金先生重申杂文“要锋利一些，要有棱角”的时候，对“文章之道”在社会实验过程中的沉重经历有了切肤的感受和觉悟，是归入“讲真话”的思考系统之中了。
《我的祝贺》接下来说了他前些日子为《朝花》写了一篇《我的老家》，对继续办好《朝花》也给予了热情的勉励，最后在谈到自己近况时竟用了这样的话语：“我想现在最好是隐姓埋名，有个安静的环境，顺利地做完要做的事。” 九十寿辰时客厅里的温馨话语 再一次进入这间客厅是七年之后的1993年，武康路上已有梧桐落叶，园子里的秋意也浓了。11月25日是巴金90岁生日，报社总编室特地订制一只三层大蛋糕，于24日由我们文艺部的几位同仁送来贺寿。
寿翁端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满头银发，上身穿一件藏青色滑雪衫，襟中有两条垂直的红边，下身是青布裤子，蓝灰色旅游鞋。此时室内已有十几位贺客，市委领导陈至立和宣传部的负责人也坐在寿星身旁。客厅内外摆了好多花篮，老人身前的一只花篮很醒目——90朵鲜红玫瑰组成一个大大的“寿”字，绸带上写着“祝贺巴金老弟九十大寿”，送篮人是寿翁的挚友冰心先生。案上的一只黑陶仿古花瓶，是曹禺先生的赠物。墙上显眼的所在挂着一幅装在镜框里的照片，画面中的屋子和道路风物呈西欧风韵。巴金老人用手指点着照片告诉大家，这是但丁住过的地方，冯牧先生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特地放大了作为生日礼物送来。听着老人温暖的述说，我想到了他心中一直有着的“但丁情愫”——意大利诗人、伦理思想家但丁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没有停止过对于人生的探索，而他的这位中国“知音”则即便在文革期间的“牛棚”里也还在潜心研读《神曲》，让人觉得西方东方两位探索者之间是有着一条或朦胧或清晰的“精神通道”的。
巴金先生平时话语不多，当天则多次与大家进行言语交流。他说自己从小不爱过生日，记得有一年祖父做寿，长辈要他跪在地上磕头，他不肯跪，结果挨了一顿打。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在一边轻声告诉我们，兄长内心也不想做九十大寿的，但那么多人惦记他，要来祝寿，众意难违，便同意在家人的安排下接受一部分贺客。这时市委领导人在向巴老述说上海文化工作的近况，其中说到了在扶持、发展高雅文化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巴老便说上海三十年代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今日这座城市的文化仍应对全国产生好的影响，这方面要有自信。此时李小林等人已把那个大蛋糕切好，分送到每人手上，寿星也端着盆子，拿起银叉，和大家一道吃蛋糕。
那些年巴金先生把自己十分有限的精力都放在了《随想录》和《巴金全集》的修订出版事宜上。九十寿辰的时候，《随想录》 又出了第十个印本——线装精本。李济生先生为此在《朝花》刊登文章，介绍这个印本的出版过程，其中说到了兄长拿到书的时候很高兴，捧在手里反复展读，也仔细地看了冰心在书上的题字，并在当天写信给她表示谢意。
似乎可以说，1993年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巴金暮年著作《随想录》圆满收官（书出齐）的年份，著作等身的文坛巨子在我们这个多难之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高高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其无与伦比的精神内蕴和力量远远超出了作家和文坛本身。在九十初度的那些日子，我们自然也都记得老人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读者养活了我，而我则以奉献为天职。——从“忧伤”世界中走来的一代文学家，把阅世悟世醒世警世的深沉思考，以及对未来对新世纪的希翼和期盼，用最真诚的文字记录下来，而晚境中的他也在最广大的读者中找到了归宿。
最后要记下一笔的是，三年后的1996年，已经握笔维艰的世纪老人还认真地为《朝花》写了几个字：“贺《朝花》创刊四十周年”，刊登在9月19日的《朝花》纪念专版上（见上图）。
（本文刊于2018年5月24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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