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命运｜单读

　　今天的推送是一篇在《单读 17：人的困境》中被迫隐形的文章。

　　对于很多人而言，肖斯塔科维奇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被西方世界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作曲家”的他，年少成名，却因为官方的争议，在自己的国家活得战战兢兢，一度被勒令禁止演出。

　　他为什么必须忍受这样的命运？在《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与噪音》中，单读作者李静睿写 20 世纪的彼得堡，写当时苏联高压政治下的文人群像，最终写尽了这位天才作曲家的悲剧一生。

　　▲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与噪音（节选）

　　文｜李静睿

　　 苏联恐怖岁月的孩子们 

　　肖斯塔科维奇是彼得堡人，但我在彼得堡没有找到他的故居，也许因为他更多和“列宁格勒”联系在一起。名字意味着定义，布罗茨基说自己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战争刚结束时，它空空荡荡，看上去尚不像“列宁格勒”，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以列宁命名的城市大概应该像北京，一环一环的封闭道路，绕着同一个中心，宽阔广场，广场里用花朵组成标语，冬天冷而不怎么下雪，整个城市没有尽头地脏下去，夏日头顶有灼灼毒太阳，人人睁不开眼，抱怨生活，又服从命运。彼得堡阴郁而分散，一年只有三十个晴天，剩下的日子属于雨雾之下铅灰色的涅瓦河，阴沉的冬宫，阴沉的青铜骑士，孤零零立在马路旁。

　　普希金在诗中说，从没有见过阳光的森林，在四周喧哗。布罗茨基一直没有回到彼得堡，他死后葬在威尼斯，没有墓志铭，威尼斯是没有经历过名字的变迁及其苦痛的彼得堡，同样被河流所分割，同样一直下沉。

　　▲布罗茨基的墓地

　　现今的彼得堡更记得那些和“列宁格勒”格格不入的人，阿赫玛托娃故居，纳博科夫故居，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1869 年，在欧洲躲了几年赌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开始创作《群魔》，一个发生在彼得堡，却暗示彼得堡必将变成“列宁格勒”的故事，“《启示录》里的天使断定,往后不会有时间了……我知道。那里说得很对，既清楚又精确。当全人类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时间也就不会有了，因为用不着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认识列宁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将由列宁们带来的东西，就像托马斯·曼在 1924 年出版《魔山》，和那时还懵懵懂懂以欧洲文明为傲的茨威格不同，托马斯·曼准确判断了欧洲的走向，“我们时代的神秘性和准则，不是自我的解放和发展。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它所要求的，它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也不过十年之后，希特勒通过民主程序合法上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写彼得堡，下雨，泥泞道路，在泥泞道路上行走的马车，坐在马车上狂热的人们，被魔鬼引入荒野，犯下杀戮而不知忏悔，只知目的而没有道路，种种这些引向了斯塔夫罗金、伊凡和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投身其中、却又一直想逃匿的列宁格勒，是他亲手为这座城市创作了背景音乐（1941 年，《列宁格勒交响曲》）。

　　▲圣彼得堡的前身：彼得堡

　　1975 年肖斯塔科维奇去世，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他的官方讣告：“我们时代的伟大作曲家、苏联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与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季米特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了，享年 69 岁，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家活动家、人民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音乐的发展献出了他的一生，坚持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

　　第一个在讣告上署名的人是勃列日涅夫，后面则有秘密警察头子和国防部长。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都在等待枪决，三十年代被定性为“人民公敌”，他收拾好行李，整夜站在电梯口等待被捕，后来这成为他最著名的形象，前两年朱立安·巴恩斯出版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小说《时间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封面就是他拎着小箱子，仓皇后望。秘密警察们的确喜欢在半夜抓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来抓过他，还在他的讣告上签名，深情称他为“人民艺术家”。

　　▲英文原版《时间的噪音》

　　肖斯塔科维奇似乎得到了一切。在西方，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苏联，他是“共产党忠诚的儿子”，没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在当下安全和传世声名之间，维持了一种精确而微妙的平衡。高尔基？据说是被斯大林害死，再说了，现在有谁还会去读高尔基？

　　法捷耶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协总书记，帕斯捷尔纳克的邻居，他无法躲避批判帕的任务，但在开完批判会的第二天，法捷耶夫总是隔着篱笆对帕斯捷尔纳克说：“鲍里斯，忘掉我昨天说过的那些话。”他同情曼德尔施塔姆，一直想推动阿赫玛托娃诗集的出版，但灵魂深处的犹疑和挣扎写不进历史，作协书记就是作协书记，他无法摆脱职务对自己的定义，赫鲁晓夫上台后，整个作家界都把自己遭受的迫害迁怒于他，法捷耶夫开始酗酒，死于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

　　▲法捷耶夫墓碑

　　帕斯捷尔纳克？不敢接受诺奖，给《真理报》写信公开承认错误，还一再声明这纯属自愿，“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和自由均无危险，绝对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一直是个软弱的人，那种我们都能理解且感同身受的软弱，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写过，1934 年斯大林致电帕斯捷尔纳克，询问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篇著名的讽刺自己的诗篇时，他是否在场？帕避而不谈，却一味强调与斯大林见面的重要性，希望与其面谈。斯大林最后冷冷地说，“我要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本应该更清楚如何去保护他”。以赛亚·伯林说，帕不得不背负着这段记忆度过余生。

　　但帕斯捷尔纳克毕竟还有“余生”。曼德尔施塔姆 1937 年因“未知疾病”（苏联官方语）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营，据说狱友们把他的尸体留了好几天，扶着去窗口，因为可以多拿到一份口粮。四十年之后，小行星 3461 以曼德尔施塔姆的名字命名，一套我们非常熟悉的制度运行体系，在轻飘飘的死亡之后，他获得了轻飘飘的“平反”。就这么算了吧，还能怎么样呢?历史对他说，你好歹拥有了一颗星星，更多人死掉就是死掉，像星空中的一点尘埃。

　　哪怕在那些倒霉的俄罗斯诗人中（古米廖夫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先后自杀身亡)，曼德尔施塔姆仍然是最倒霉的一个，他也不够聪明，聪明的人应该看透这一切，却又幸存下来，同时获得荣誉，就像帕斯捷尔纳克，或者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说：“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物化，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俄国的启蒙运动也就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他还建议我们都去读读勃洛克的诗，“我们是俄罗斯恐怖岁月的孩子”。

　　▲ 1937 至 1938 年苏联“大恐怖”时期，数百万人遭到迫害

　　勃洛克的霉运则略有不同，没有谁比他更热忱地拥抱革命，却又更迅速地获得失望。1921年，勃洛克在普希金逝世八十四周年的纪念日上讲话，他说：“和平与自由被夺走了……生活失去了意义......杀死普希金的不是乔治·丹特士的子弹，而是没有自由喘息的空气。”那时他已经不再写诗，产生幻觉，总能看到鬼怪和幽灵，半年之后，勃洛克死于急性心内膜炎，就在彼得格勒，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名字，从“彼得堡”到“列宁格勒”的过渡期，勃洛克的幸运在于，他死时，虽然列宁已经胜利，但四周尚有彼得堡的痕迹。

　　肖斯塔科维奇那时只有十五岁，正在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学习。他是个天才，九岁学琴，两年之内就弹完了巴赫《十二平均律》中的全部前奏曲和赋格，1917 年，十一岁的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悼念革命牺牲者葬礼进行曲》，送给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

　　1917 年 9 月，列宁从芬兰回到彼得格勒，肖斯塔科维奇站在芬兰车站的欢迎人群中，戴着红领巾，这位天才少年，浑然不知眼前的人将改变这座城市的名字，和自己的命运。

　　 希望的迟到苦死了等待的人 

　　奥尔加·格鲁辛出生于 1971 年，似冻非冻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现在她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她的故事总发生在苏联，又总和艺术有一些关联（她完成了三部长篇，第一部关注绘画，第二部关注音乐，第三部关注诗歌），大概“苏联”和“艺术”有一种内生的剧烈冲突，却又在外部相安无事，一种奇异的均衡。

　　她的第一本书《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写一个天才画家，为了生活的安全与安逸，他放弃掉一些东西，又服从于另一些东西，成为苏共体制内官员——一条常见的社会主义路径，像一个走得更远的肖斯塔科维奇，也像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并不能轻易地摆脱过去，道德是那种你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最终却总会跳出来给你重击的东西，这一切就像米沃什的诗，“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格鲁辛说，这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至于她的第二本书《排队》，格鲁辛则说，这个故事关于希望。 

　　《排队》最后的“史实记注”里写了故事的来源。1962 年，出走多年的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邀请，回到祖国访问，他将在列宁格勒指挥一场音乐会，“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一年的等待之后，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位 84 岁的姻亲姊妹没能去听音乐会，因为门票已售罄，她排队的号码是 5001”。

　　▲奥尔加·格鲁辛《排队》

　　这本书以四季为序，写了这长达一年的排队故事（斯特拉文斯基化名为瑟林斯基），它并不确切发生在 1962 年，而是糅合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书中含混表示这是“大变化”后 37 年，但书中细节并不都属于 1954 年），这让它既有卡夫卡式的魔幻，又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当然，也许生活正是如此，就像《时间的噪音》中，想象在 1936 年，肖斯塔科维奇如何面对周围卡夫卡式的变化，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必要的人生技能，支撑着他一路活到 1975 年，秘诀就是“时不时地，脑子拒绝去相信发生的事情，这不可能”。

　　《排队》的开端是一个售货亭，没有人知道售货亭里卖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卖，但一条队伍奇异地形成了，因为人人都在渴望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一双散发微弱化学气味的透明丝袜，或者一小方瓶宝石红指甲油，再或者一块光滑的茉莉味香皂。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似乎都意味着变化，虽然他们不敢承认自己需要变化，安娜（女主角，一个中学教师）在加入排队前不停自我暗示，自己过得很好，很安稳，从来没有挨过饿，冬天公寓有供暖，去年春天刚被评为区年度教师，奖了一卷红绸，虽然不是真的丝绸，但依然可以做成两个漂亮枕头放在床上。

　　种种这些，种种慰藉。好像任何人在任何境况之下总可以找到一些慰藉，卫国战争之前肖斯塔科维奇就有私人汽车和司机，还有乡间别墅，他一辈子都有仆人，只要给当地电影院经理写个条子，他就能拿到免费电影票，他是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委员会的成员，公认的俄罗斯最好的作曲家。

　　▲年轻时的肖斯塔科维奇

　　回到《排队》，那些“我过得很好”并不能消解渴望，人们渴望鲜花（第一次排队时是安娜的生日，她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一些惊喜，一些无用却让你快乐的东西），渴望真正的音乐和爱情（安娜的丈夫谢尔盖在乐队吹大号，每天演奏一些粗陋简单的曲调，他不再爱安娜，却在排队时被另外的女子吸引），渴望遥远荒凉的海岸、冰凉的浪花，高大的银树飒飒作响（安娜的儿子亚历山大是高中生，不想读大学，只想去远方），这些渴望看来只关乎生活，而非政治，但当政治成为一切的背景，一切又都和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售货亭将售卖瑟林斯基音乐会门票的消息渐渐传开之后，排队成为所有人的执念，他们都以为这场音乐会能改变一点什么，让人在哪怕一瞬间挣脱这窒息的生活，“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对待时间，什么也不会改变，你理解吗？至少这里的一切不会改变”。

　　在故事之外，改变终究发生了。18 岁时，格鲁辛成为第一个去美国读大学的苏联学生，1991 年苏联解体，她正好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她说，“我的母亲和我离开公寓去买东西，街道上一排爬行的坦克震惊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确定我是否能被允许返回美国接着我的大二学习。那段时间，我拿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在莫斯科游逛，站在路障上和行人交谈，看抗议者用铁锤锤克格勃总部门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我看到人行道上的新鲜血液，我听到叶利钦对人群说话，我写下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 1991 年苏联解体

　　但在《排队》的当下，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帕斯捷尔纳克死于 1960 年（正好是肖斯塔科维奇入党那一年），死时孤独抑郁，死后当局逮捕了他的情人和女儿。肖斯塔科维奇则死于 1975 年，算是极尽哀荣，但生命渐渐会成为一种重负。

　　《时间的噪音》中说肖斯塔科维奇在最后的岁月里，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弦乐四重奏里使用 morendo 这个标记：“逐渐消失”、“就要逝去”,“他也是这么标记自己的生命。是的，很少有生命是在最强音和主大调中结束的。也没有人死得正是时候……活得超过你的最佳生存长度，超过那个临界点，之后生活再也无法带来快乐，相反，只有失望和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说，他活得太长了，长得足以让自己沮丧”。

　　在《排队》的最后，倒是没有人死去，可能和活下去比起来，死反而显得更为容易。音乐会被取消，每个人的梦想都落了空，安娜和谢尔盖为了排队双双失去工作，亚历山大没有考进大学，更不用说什么海岸和浪花，但奇迹般地，他们并没有被这件事击倒，无所事事的一年，破灭的希望，好像也并不能把破碎的生活再摧毁一次。售货亭前排队再次开始，因为“据说”又有著名画家的画展即将售票，再一次地，政治粉碎生活，艺术却提供希望，虚幻的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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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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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丨阳子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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