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1000字

　　《两个人的车站》是一本由[俄] 埃·韦·布拉金斯基 / [俄] 埃·亚·梁赞诺夫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一)：梁赞诺夫-布拉金斯基戏剧语言的段位

　　尽管书中收录的四部电影，其中三部我都看过，有的作为课堂给学生播放的听力材料，曾经循环播放，但这次读剧本，好像重新把电影认识了一遍，尤其是对梁赞诺夫-布拉金斯基式戏剧语言的再发现，感觉受益匪浅。

　　按照我以往观看喜剧的经验，狂欢化的场景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除了《车库》里众声喧哗的场面，其他地方并不是靠这种大的躁动来烘托气氛，反倒是两个人之间的对白喜剧效果更明显，如《办公室的故事》和《命运的捉弄》里男女主人公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攻击，感情的火花正是在对峙中磨出来的。梁赞诺夫-布拉金斯基设置了许多饶有深意的对话场景（《两个人的车站》在餐馆里过夜，而《车库》则是人与动物标本共处一室），某一个道具被反复使用（如《命运的捉弄》里的吉他和桦树浴帚、《两个人的车站》里面的甜瓜、《办公室的故事》里面那头不合时宜的铜马），为什么《命运的捉弄》里弹唱的是那几首歌曲呢？除了应景，也可见两个人对诗歌、对于高雅艺术的共同兴趣。

　　如果只是我们今天在《欢乐喜剧人》这种节目里听到的那些哗众取宠的俏皮话，这几部电影不可能成为世界影史的经典。为什么直到今天俄罗斯人过新年还是要看《命运的捉弄》？那些已经被他们背熟的语言必须是多义性的，得能在不同的环境里折射出不同的光辉。在所有的喜剧中，《两个人的车站》或许最具有悲剧的气质，或许这部戏被叫做“命运的捉弄”也更合适，在这部戏里，语言的运用更深刻，其中的幽默已经不能称为幽默，而是尖刻的嘲讽，是两个生活不如意的中年人借此发泄对于命运的怒气。

　　没有时间详细展开戏剧的语言问题，想说的就是，高级喜剧的语言从来不是下三滥的轻佻语言和荤段子，它的语言段位也完全是高雅的，是经历了生活苦涩又看开一切之后，阅历和经验的凝结。

　　《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二)：同志，你越界了！

　　70-80年代，苏联笑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大洋彼岸的里根总统也要时不时称赞一番俄罗斯大众的文学水平，讽刺的乌托邦之内开始透露出人性的真实。

　　这个自诩为人人平等，同志情深，排除一切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团结向前的体制却造就了一个比自己的资本主义对立面还要冷漠和异化的社会。那里的异化源于彻底的整齐划一、无处不在的权力以及情感的缺位，所有的冷漠都来自异化之后人心与行为的隔阂。

　　如果人心不能和行为一致，那么生活就是一场表演，表演终将落幕，人性终将回归。因为社会可以被扮上不切实际的伪装，但人性却总会露出马脚，一点点揭开社会的本来面目。

　　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的四部经典剧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故事的风格依旧延续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没有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触及灵魂的痛苦和深刻，写作的对象依旧是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在字里行间里你都能感受到那里发生的微妙转变。这四则诙谐幽默的故事里没有了赞歌，用轻描淡写的笔法揭示了小人物在冰冷的社会中显露的人性，只要细心就不难发现每则故事其实都在讲述人性不经意的越界。

　　虽然这些荒诞的桥段都是虚构的，但是其中的讽刺直击社会现实，浑然天成，让你感受到被压抑的人性突然释放所带来的快乐、笨拙、可笑和无奈，即使人性本身并不完美，你也能感受到人性真实的温暖。

　　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的这四部作品中，最令人称绝、最荒诞又最讽刺的桥段就是第2则故事《命运的捉弄》中的开头。家住莫斯科的卢卡申和朋友在澡堂庆祝自己马上就要结婚，却一不小心喝多了。本来是要送朋友到列宁格勒的卢卡申却阴差阳错地来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都有“第三建筑工人大街，二十五号楼十二号”，而且楼道、门锁、墙纸、家具等等室内装修都一模一样，甚至连门都能被同一把钥匙打开。卢卡申就这样以为回到了自己家，却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名叫娜佳的女人家中，不久后娜佳的未婚夫就要回来，而卢卡斯的未婚妻还在莫斯科的家中等待赴约，所有的计划在这一刻彻底被打乱。

　　两个城市完全相同的住址却住着完全不同的人是直指苏联社会深层次荒诞的情节设定，在这里，一个被管理地最整齐划一的系统仅仅是依靠着最彻底的异化。每个人生而不同的事实在这里是错的，你必须时刻表现地与自己完全不同来保持所有人的整齐划一，这种外在与内在完全隔离导致的异化莫过于是这个系统最大的荒谬。

　　然而，一次醉酒导致的愚蠢错误却让这个系统失灵了。代表着统一身份，统一管理的门牌地址却造成了计划之外的状况，让两个本来不该相遇的人相遇了，这倒霉的门牌还让卢卡申在娜佳房里的出现成为了无法解释的闹剧，没有人相信卢卡申闯进娜佳的家是因为准备去见未婚妻，但是错上了飞机去了另一个城市，还进到了一个住址一样的女人家里。

　　在没有计划、没有安排的情况下，他们就这样突然走入了对方的感情之中，两个人也终于以最真实的状态处理这场没有办法预演的闹剧，两人之间还出人意料地情投意合。人性在这里彻底释放，充满了真实的爱情该经历的样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欢，慌乱、爱欲、嫉妒、愤怒、纠结、误解、背叛等等情绪和困扰让几个陷入混乱感情关系的人焦头烂额，一次次地拥抱这突如其来的感情，又一次次反悔。出现在对方恋爱关系中的两人最终没有处理好局面，冲动把双方的感情都搞砸了，也近乎让他俩分道扬镳，但是他们最终选择遵从本心，收获了一份真爱。一次人性的不经意“失控”就这样变成一切改变的开端，这种“不走剧本”的状态与之前彻底被规划好的生活完全不同。

　　在这则故事里，精确的系统失灵了而愚蠢的意外造就了幸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不是因为人性本身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强迫性的统一规划会将人心拒之千里，而不同个体的碰撞会让人心投入其中，从而找到最符合本心的生活，虽然人性无可避免地琢磨不透，混乱不堪，但是人性中的本心却能化开坚冰。

　　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则故事里看到类似的叙事结构，一次人性的愚笨导致的意外，打破了这台假装运转精良的异化机器，回归人性的真实与温暖。这些故事很好地反映了苏联解体前社会心态的转变。人们厌倦了由权力统一安排的生活，厌倦了宗教意识形态式的表演，厌倦了虚假空洞的人际关系，人性的真实正在回归，虽然人性的部分让人忍俊不禁，也总是慌乱笨拙，还带着伤感和悔恨，但是这至少是我们熟悉的人，而不是我们所习惯却始终感到陌生的日子。

　　不过，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笔下的人性不总是光辉的，有时也是灰色的。在第一则故事《两个人的车站》里，因为妻子开车撞了人，主人公普拉东帮妻子顶了罪。但妻子只关心自己是否能继续上电视，在帮妻子顶罪之后，妻子似乎真的把他当作了犯人和他划清了界限。

　　普拉东的感情不得不成为妻子保全名利的牺牲品，这个号称道德高尚的社会，只是刻意地包装自己的道德水准，为了维持表面的光鲜，不惜牺牲自己的爱人。这种维持道德洁癖的自私是感情的异化，也是道德的异化，让普拉东真挚的感情不得不异化成为代替妻子进入劳改营顶罪，让自己遭遇不幸。

　　正当普拉东准备启程去和自己的父亲道别，与自己的过去道别，无奈地接受自己即将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一次车站的相遇却为他打开了一个以越轨为规则的灰色地带。从越轨的行为中，我们也能窥见人性的真实。

　　普拉东在车站吃饭却被服务员薇拉讹了钱，叫来警察也无济于事。警察似乎和薇拉是熟人，他也只能认栽，同时他还因为处理这件蠢事错过了火车。这位从莫斯科来的钢琴家一开始显然不太习惯这个逾越规则的“小社会”，更是对薇拉恼羞成怒。更令他愤怒的是，薇拉的男友带来了一袋准备拿去黑市私贩的甜瓜，逼迫普拉东用身份证抵押帮忙看管这些甜瓜，自己违规和女友上车解决“私人问题”。但是，普拉东的身份证又被忘在了车上，继续被困在车站，等待着列车重新回来。

　　同样又是一次人的越界导致的计划外状况，让普拉东也陷入了不断的越界行为中，人性的常态在这车站的“灰色地带”开始回归。普拉东本来对薇拉耽误他最后一次见父亲恼羞成怒，但是他发现在这个“小社会”里，只要和薇拉熟悉，他就能受到“潜规则”的庇护。本来没有身份证无法通过警察查验的普拉东，因为服务员与警察的关系而免于拘留，本来没有身份证不能住店的普拉东，也因为薇拉的一句“找当官的不如找当班的”得以落脚。普拉东也在这“灰色地带”的越轨行为中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怀。

　　将故事推向高潮的是两人一起去黑市卖甜瓜的桥段。这是一次严重的越轨行为，黑市中的人即使依旧指责对方是投机倒把的蛀虫，但是他们在意的只是价格的高低和商家间的竞争。对于配给制的表演在这里消失了，人们开始追求真正的需求和利润。普拉东对这种彻底的越轨行为从开始的抵触，到尝试入局，被人教训，再到被薇拉解围，成功卖出甜瓜，整个转变到过程也让普拉东对薇拉的感情升温。虽然这种没有规则的地下社会固然危险，但是在互相保护互相照顾的经历中，两人最终患难见真情。

　　最后，由于薇拉对男友的自私非常不满，提出了分手。普拉东在薇拉和男友争执时挺身而出，上前打了薇拉的男友。这对普拉东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越轨行为，但也是普拉东真实人性的彻底释放，他重拾了自我，懂得为自己去争取。在这里，越偏离正轨的行为，却越显人性真实，越贴近人心，这也是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在设计桥段中的特殊用意。

　　不过，因为普拉东与薇拉之间的美好本就开始于一次越轨产生的交集，最后他又不得不回到劳改营，回到那个冰冷的正轨上去。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也用最少的着笔告诉读者他故事的悲情底色，提醒读者这里的温暖和欢喜都是这台冰冷机器中对自由的偷偷试探，每一次试探都是人性不经意间的呼喊。

　　但是，最终普拉东从劳改营逃了出来，和薇拉私奔了。真情在这一刻重新回归，越狱又是一次最彻底的越界，离开这个充斥着虚假道德表演的所谓社会，让真实的情感自由地绽放。再一次点明了越偏离所谓正轨的行为，越贴近人心的主题。

　　所有严肃喜剧的内核都是悲剧，它让你看到生活的可笑，也让你在凄凉中看到人性中顽强的乐观。不过，布拉金斯基和梁赞诺夫平淡诙谐的笔下更有着戏谑，着力表现这个由“表演信仰”和异化日常生活维系的乌托邦景观是多么容易被戳穿。无论多么严厉的恫吓或多么精细的规划都不能让人性停止越界，一旦人性在不自觉中找到了突破口，一切都将回归人性，所有空洞的、仪式化的表演终将停止。

　　人性错得可笑，却又对得真实。理想对在崇高，却又错在自大。理想如果单调，人性总会去添置本该拥有的彩色。

　　《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三)：梁赞诺夫，酿一杯俄式悲喜剧的酒

　　柏琳/文

　　热爱旧俄文艺的人，也许都会赞同“人人都爱契诃夫”的说法，可是“新俄国”的文艺呢？是不是可以说，人人都爱梁赞诺夫？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一个“在俄罗斯每条狗都认识的人”，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俄罗斯的“喜剧教父”，在六十年艺术生涯中留下三十多部电影，大部分都进入了苏联和俄罗斯影史的经典序列。这些经典电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译制片的形式引入中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银幕记忆。如果我们对旧俄的平民生活想象，有许多是在契诃夫的戏剧舞台上实现的，如果《樱桃园》、《海鸥》、《万尼亚舅舅》等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旧俄社会小人物的悲欢画卷，而这幅画卷弥散着从琐碎日常中生发的最深沉的悲伤和渴望，那么生活在冷战背景下的苏联的梁赞诺夫，带来的却是一卷洋溢着明快色调和浪漫音符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彩色胶卷。契诃夫的“俄国味道”是一缕诗性的忧郁香气，而梁赞诺夫的“俄国味道”，可称得上是一杯悲喜杂陈的烈酒。

　　我无意在这里比较契诃夫和梁赞诺夫。事实上，梁赞诺夫从未拍过契诃夫的剧本。虽然，彼时在苏联电影界，对契诃夫作品的影视改编几乎是导演迈入大师门槛的试金石，但梁赞诺夫有自己的天赋——社会现实也许是灰色的，他却总能在官僚机器、体制弊端以及受其影响的人际交往中嗅到“金矿”——日常生活纵然平庸，“小人物”虽然卑微，他们却常常具有善良的秉性和饱满的人性，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为了尊严而变得优雅，为了爱情而变得羞涩，为了正义而变得勇敢。但这些“庶民”的真善美，并不是真空状态中的美德，梁赞诺夫的魅力在于——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人生的真相就在于悲喜交杂，严肃中充斥着荒诞，微笑中饱含着眼泪。

　　1956年，梁赞诺夫以歌舞电影《狂欢之夜》开始进入喜剧世界。这部讽刺喜剧的冲突建立在晚会组织者和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之间斗智斗勇的基础上，绚丽欢快的热闹气氛背后充斥了对社会现实辛辣的讽刺。从那以后，梁赞诺夫尝试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喜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他进入了喜剧创作巅峰。这一时期，他和苏联剧作家埃米尔·布拉金斯基亲密合作，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爱情三部曲”——《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以及讽刺喜剧《车库》，都出自两人共同的手笔。而今这4个经典剧本以《两个人的车站》之名在中国结集出版，为我们再度打开了那个浓缩的苏联社会，里面的俄国人过着真实的普通生活，住着千篇一律的赫鲁晓夫大楼，在新年的俄式澡堂里狂饮伏特加，在火车站的国营餐厅里吞下难吃的饭菜，在物资短缺的环境中与二道贩子斗智斗勇。这些普通人无一不是在底层为生计挣扎，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中滑稽却不失严肃地抵抗，历经生活的重重磨难却依然在找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源于两人对喜剧价值的共同信念。布拉金斯基曾说，“幽默是通向观众心灵的一条最为简捷的途径”。而梁赞诺夫的“喜剧观”更是多层次的，他不相信幽默具有不朽的品质，相反，他认为幽默必须与特定时代背景的现实相契合。在1983年出版的自传中，他曾说“每一部读者或观众喜爱的、令人开心的作品，照例恰恰都包含着对该社会和该时代断面的活动家门所固有的恶习、弊病和反常现象的暗示、嘲讽和辛辣揭露。幽默和讽刺永远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

　　在梁赞诺夫之前，苏联文艺界的喜剧电影同时存在两股潮流：讽刺喜剧和抒情喜剧。前者以格利高里·亚力山大洛夫为代表，他在1938年执导的《伏尔加-伏尔加》中塑造了“贝瓦罗夫”这个愚昧胆小、阻碍革命的反动人物，使之成为“讽刺喜剧”的代名词。抒情喜剧的成熟则是伊凡·培利耶夫带来的。二战前后，他分别执导电影《富裕的未婚妻》和《西伯利亚交响曲》等作品，首创喜剧主角是正面人物的先例，这些人物散发着欢乐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抒情气质，为苏联喜剧电影嵌入了鲜明的民族特性。梁赞诺夫出现后，讽刺和抒情产生了合流，浪漫的爱情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并行不悖，闹剧般的滑稽场景蕴含的是苦涩的生存境况。

　　在梁赞诺夫大放异彩的七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空气开始缓和，压抑的气氛正在松动。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苏联的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停滞阶段，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开始苏醒。德米特里·贝科夫，这位俄罗斯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作家和评论家、《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曾反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1970到1980年代，是苏联也是整个俄国在20世纪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阶段，苏联文化艺术出现了爆发性繁荣、多民族之间也前所未有地实现了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那些要命的社会弊病对人心的戕害。梁赞诺夫的悲喜剧电影风格，正是脱胎于这样的时代，并且一直在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品位的框架内思考问题。但他既非官方的传声筒，又不是一律向市场看齐的商业导演，这个热爱文学的人很早就明白，艺术的根底是生活，无论处于哪种社会环境，普通人对生活的感受和由此产生的属于人类的隽永情感，是不会改变的。

　　悲喜剧，也叫“不纯的喜剧”，往往具有喜剧的表现手法和悲剧的价值内核。从现代生活的真实性来看，亦喜亦悲才是更本质的状态。剧作家萧伯纳曾认为，现代悲喜剧远比单纯描绘灾祸的悲剧和表达滑稽效果的喜剧更高级。这种观点到了梁赞诺夫那里，“高级与否”似乎也不太重要，他始终是平民视角，只想忠实地捕捉普通人面对生活困境时那一抹“含泪的微笑”。“爱情三部曲”是梁赞诺夫的巅峰之作，而1980年的《车库》也是一部毫不逊色的人道主义悲喜剧。在“爱情三部曲”中，从《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到《两个人的车站》，男女主人公总是置身于一个充满讽刺的生活环境，遭遇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随着充满偶然却逻辑流畅的情节的展开，深陷生活泥潭的中年男女冰封的心灵逐渐解冻，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幽默事件之后，双方都收获了不可思议的爱情。“爱情三部曲”犹如“现代社会童话三部曲”，在僵硬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成了融化荒诞坚冰的一股温情暖流。在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台词和犹如闹剧的情节背后，我们瞥见的是生活的忧郁本质。

　　在这四部剧作中，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从多个维度给作品赋予了浓郁的“悲喜剧”气质。从艺术形式看，人物设置和情节推进方式都典型地具有“悲喜交杂”的特性。主角的性格具有两面性，在《命运的捉弄》中，男主角外科医生热尼亚其貌不扬，大龄未婚，至今仍和老母亲同住，这样一个在生活中毫无苏式英雄主义气概的男人，在一场大醉之后却展现了热烈而纯真的一面，斯拉夫人骨子里的热情苏醒了，他闪电般地爱上了女主角娜加后，上蹿下跳地对她展开攻势，一改往日的晦暗脾性；《办公室的故事》中，离异小科员诺沃谢利采夫性格怯懦，妻子跑掉后，他独自承担起抚养两个儿子的责任，每天的生活都疲于奔命，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明辨是非、有担当又有正义感的男人；《两个人的车站》的女主角薇拉，火车站餐厅服务员，被丈夫遗弃，带着儿子和公婆同住，底层生活的折磨让她套上了蛮横粗俗的外壳，然而在爱情的滋养下她却展现出了纯洁高尚的灵魂，且颇具侠义心肠和刚毅气质，绝对不会放过吃饭赖账的顾客，也懂得如何对欺侮自己的人露出她的“刺头”，面对软弱斯文的知识分子普拉东，她的侠义心肠驱散了这个男人的心灵迷雾……

　　梁赞诺夫实在擅长发掘这些被悲剧性命运覆盖的普通人身上明灭闪烁的温暖光泽。圣彼得堡的公寓、统计局的办公室、车站的国营餐厅、博物馆封闭的陈列室，所有的场景都像一个刻意搭建的戏剧舞台，在对时代丑恶和社会弊病不露痕迹的敲打中，他目睹人间悲欢以幽默的方式喧闹上演，笑声稀释了苦难。

　　无论“爱情三部曲”还是《车库》，情节的展开也是喜忧参半的。在讽刺喜剧《车库》中，“十二闹汉”围绕“谁的车库该被没收”争吵不休，合作社委员会给出的“除名”名单遭到了四个当事人的抗议，于是展开了一场丑陋的批判大会。一夜之间，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都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互相揭短，僵硬的官僚体制和由此引发的人性丑恶让人悲从中来。然而在咄咄逼人的争吵中，每个人似乎都在重新直面自己的良心。

　　结尾处，当被迫让出车位的古西科夫的妻子由于在家忍受丈夫出轨、在外屡被欺侮的遭遇而精神崩溃时，人们内心的善良又被唤醒，看似没有结果的争吵终于让位给人的同情心；《命运的捉弄》里，浪漫邂逅的产生，源于苏联社会单调统一的城市建筑风格，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所有楼房都盖成一个模子，“同样的楼道一律粉刷着令人愉悦的标准颜色，同样的住宅里一律摆放着千篇一律的家具，同样的门上装着相同的锁”，于是“人们再也不需要乡愁了”，这才导致了热尼亚阴差阳错走进了娜加的公寓，才有了后来的鸡飞狗跳；在《两个人的车站》里，为妻子顶罪的钢琴家普拉东赶在审判前想回家看看父亲，不料在途中的某外省车站因为各种误会而滞留，这个倒霉蛋经历了一连串冲突而意外收获了真爱。当我们以为，在这尴尬境遇里的一对苦命鸳鸯即将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时，现实让我们立刻清醒——普拉东依然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而遭受劳改之苦，即使薇拉千里迢迢去看他，最终他依然不能顺利地得到幸福——由于长途劳累，普拉东没能按时回监狱报到，他可能会被延长刑期。在这个悲伤的结果面前，这对鸳鸯依偎在监狱围墙外的雪地上，伴随着手风琴的声音，疲倦而忧伤地等待他们坎坷的未来。所幸，琴声被监狱长听见，“他没逃跑。听啊，他回来了。”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梁赞诺夫，深谙人生大苦之真相，却还是仁慈地用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来面对残酷的命运。

　　但我们不能说梁赞诺夫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成人童话”，幽默的台词、诙谐的美学情调、喜感的人物形象，所有这些并非“造梦”工具，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爱情三部曲”里的人物是你我身边的人，他们是医生、教师、服务员、小公务员、列车员，他们平凡的人生没有任何英雄的色彩，他们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住宅、车站、办公室、菜市场，完全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在剧本里哭着也笑着，可并不会给我们制造一个逃避现实的乌托邦，相反，他们让我们懂得，平凡的生活同样充满意义。

　　梁赞诺夫的悲喜剧是纯正的现实主义悲喜剧，是苏联的社会生活百态图。无论是“爱情三部曲”还是《车库》，都毫不避讳对人们所在的真实却荒谬的处境予以讽刺和批判。在《车库》如同话剧一般的结构中，连珠带炮地交代了苏联重工业化的时代背景，讽刺了独断专行、徇私舞弊的官僚作风，也含蓄地批评了苏联当局为片面追求集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人民幸福的作风。《命运的捉弄》里，整出人间喜剧是建立在讽刺苏联城市建设单一化的基础上的。到了《办公室的故事》，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无处不在：国企里的女人一上班就开始化妆，男人开始闲逛；装修办公室的工人甚至可以把局长赶到会议室，因为所有人的上班时间都一样；当女局长听闻下属死讯时，竟脱口而出“我没指示，他怎么就死了！”而在《两个人的车站》里，80年代苏联社会的病态尽显，“走后门”之风盛行、投机倒把、全社会热衷外国货、服务业质量差、社会治安令人堪忧……在梁赞诺夫眼中，即使是这样畸形灰败的现实世界，依然值得每个人去认真地爱。

　　无论多少玩笑和胡闹，梁赞诺夫就是擅长从不起眼的角落淘出人性里的黄金，那些呼唤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与理解的隽永主题，虽老生常谈，却总不过时。在荒谬的生存环境下，梁赞诺夫镜头里的俄罗斯人，不管现实如何阻碍，总能抵达真正的人性自由之境。在人性的自由之境中，人们终于掌握了如何把脚上的镣铐当成欢歌笑舞之道具的秘密。也许旧俄时代的契诃夫是那样优美深邃，而梁赞诺夫，却是这样温暖明媚。

　　《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四)：当厄运遇到爱

　　服务员，钢琴家

　　离异带孩，为妻顶罪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

　　《两个人的车站》

　　《两个人的车站》由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执导，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和留德米拉•古尔琴科主演。

　　作为俄罗斯演员，我们对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和留德米拉▪古尔琴科是比较陌生的，但他们在电影中的精彩表演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留德米拉•古尔琴科更是将女主角薇拉的天真及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个人的车站》于1983年上映，一举获得第16届全苏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和《苏联银幕》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以及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作为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和前两部相比，《两个人的车站》的喜剧性最少，现实性最强，用忧伤而苦涩的调子，讲述了性格迥异，生活环境大不相同的人的真挚的爱情。

一、斤斤计较的背后是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

　　留德米拉▪古尔琴科饰演的薇拉是一个车站餐厅的服务员。

　　和秉承着顾客是上帝式的服务不一样的是，薇拉对顾客可凶悍多了。

　　比如有顾客问薇拉：“姑娘，能来一瓶矿泉水吗？”

　　“矿泉水没有。”薇拉生硬的说。

　　没过多久，又有一个顾客问薇拉：“有蔬菜沙拉吗？”

　　“套餐里不含沙拉。”薇拉继续用她标准的官腔说。

　　用官腔来对待顾客还是好的，一旦碰上疑似不交钱的顾客，薇拉就会秉承宁愿让顾客吃亏也不能让自己吃亏的原则，用最粗暴的做法解决问题。

　　有一天，钢琴师普拉东在火车停靠的间隙，来到了车站餐厅，想吃点午餐。但是，当他看见车站餐厅的饭菜的时候，顿时没了胃口，所以他准备起身离开。

　　就在这时，薇拉叫住了普拉东。因为她怀疑普拉东吃了套餐却没付钱。（在车站餐厅，套餐都是事先摆在桌子上，顾客直接吃，然后再付钱）

　　普拉东当然没吃，但面对斤斤计较的薇拉，他有理说不清，因为每次都有吃了却不付钱的顾客。

　　但薇拉显然不愿意屈服，为了让自己不吃亏，薇拉不仅骂普拉东为伪君子，还引来了警察，在警察的反复潘文霞，不胜其烦的普拉东只得付了钱。

　　为了一卢布反复纠缠的后果就是普拉东耽误了火车。

　　列车走了，无处可去而又饥肠辘辘的普拉东只能在车站餐厅等下一趟车，列车餐厅是不能白坐的，在薇拉的建议下，普拉东点了一份鸡肉，当然这份鸡肉的口味比起套餐来也好不到哪去。

　　薇拉将鸡肉端上餐桌后，就立刻将普拉东抛到一边，和其他服务员一起去售药亭买洗发水去了。

　　电影演到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对顾客爱理不理、动不动就像泼妇一样的薇拉，真是让人不愉快极了。

　　但薇拉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人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任何一个人整天处在车站餐厅这样一个时刻充满了嘈杂的汽笛声，音乐声，脾气都免不了会有些暴躁，加上还要与无数哭的、笑的、送人的、喝醉的、偷窃的过客打交道，不讲理似乎在所难免。

　　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永远最无辜的，因为他们享受不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所以生存就变得格外艰难。就好像薇拉，因为车站餐厅的收入太微薄了，为了生存，她还联合列车服务员做一些投机倒把的小生意才能勉强糊口。

　　霸道、不讲理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梁赞诺夫没有选取宏大的事件，而是从车站餐厅这样一个细节入手，仅仅通过服务员的恶劣的态度就可以体会到当时前苏联的种种弊病和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

二、先入为主的判断有时并不可靠

　　因为薇拉的疏忽，列车服务员不小心将普拉东的身份证带去了莫斯科，没有身份证的普拉东无法上火车，无法住宾馆，更倒霉的是，钱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了。

　　看着没地方去的普拉东，薇拉非常自责，她不好意思的对普拉东说：“原谅我，鬼叫我为了那个卢布缠着您。在这种鬼地方，一天干下来，心都狠得跟野兽似的。别人对你凶，你也对别人凶。人家讹你，你也讹别人。简直都不像人了。”

　　道完歉之后，薇拉决定下班后立刻为普拉东找到住处。让薇拉没想到的是，找住处并不如想的那么顺利。

　　薇拉先是想安排普拉东住在火车站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免费息室里，但遭到了服务员马丽娜的反对，因为她想将免费的房间留给真正的外国人，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些小费。

　　外国人休息室是住不成了，薇拉又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在火车站警察局值班的中尉，不巧的是，那一天警察局正好有几个小姐被关在了拘留室，拘留室待不成了，普拉东和薇拉只得又回到了候车室，在又冷又硬的长椅上呆了两晚。

　　两天两夜的相处，让普拉东对薇拉有了新的认识。

　　薇拉的丈夫是开火车的，和一个理发师好上了之后就抛弃了她，为了让薇拉离开，他甚至用火车站调度用的电话告诉薇拉他已经决定离家出走，让薇拉难堪极了。

　　丈夫出走后，薇拉独自抚养儿子，侍奉公婆，由于没有专长，她只得干一些像端盘子这样的体力活，偶尔能拿到一些微薄的小费，生活非常艰辛。但即便如此，薇拉也没有抱怨过，依旧努力地生活。

　　抛开了偏见，普拉东改变了对薇拉的看法。

　　而薇拉呢，也在与普拉东的沟通中了解到了他善良的一面。

　　普拉东的父亲是莫斯科的一名儿科医生，普拉东自己则是一名乐队的钢琴师，但普拉多却没有中产积极人们的坏毛病，普拉东非常善良，当妻子发生交通肇事罪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替她顶了罪，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坐牢，从而失去自由。

　　坐牢，意味着会失去眼前的一切，可是普拉东不在乎，他觉得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应有的爱护，从没想过妻子是否爱他，是否值得他这样做。

　　但是，薇拉看不下去了，和相对有些软弱的普拉东不一样的是，薇拉泼辣许多，当薇拉知道普拉东是替妻子定罪的时候，开始心疼起这个男人，她背着普拉东给他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她能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然而，普拉东的妻子却对薇拉说，她根本不会开车。

　　这当然不是事实，真相是普拉东的妻子非常喜欢开车，尤其喜欢开快车，反倒是普拉东很少开车。

　　薇拉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普拉东，普拉东沉默了，他突然明白妻子根本不爱他，所以才能对他的高尚行为毫不珍视，而他也不爱妻子，让他决定替妻子定罪的动力其实只是来自于一种长时间共同生活之后产生的一股习惯性力量。

三、纯洁的爱情背后是对社会中变异一面的深刻探讨

　　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普拉东越发觉得真实、善良的薇拉是多么的可爱。而薇拉也喜欢上了善良的普拉东。

　　每个人都需要爱人，也需要被爱，所以当一个与自己同样善良，坚韧以及各方面都契合的人出现的时候，爱情也就产生了。所以当服刑的普拉东得知他的妻子要来看他的时候，才会感到十分厌恶。

　　然而当普拉东推开房门，看见出现在眼前的是薇拉的时候，不由得热泪盈眶，这是发自内心的欣喜。

　　第二天，起晚的两人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监狱，两人在雪地里连续奔跑了9公里，然而，就在离监狱只有百米之遥的时候，普拉东实在跑不动了，他拉起了琴，希望通过琴声告诉狱警他已经及时返回。

　　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想象此时薇拉和普拉东的的脸庞一定浮现着笑容，摆脱了厄运的两人终于迎来了生活的曙光。

　　对于《两个人的车站》，表面上是描写了两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事实上，梁赞诺夫更想通过薇拉和普拉东的爱情故事探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变异。

　　在影片中，除了男、女主角以外，还有许多配角，其中最能体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变异的就是米沙大叔。

　　米沙大叔是以一个“土豪”形象出场的。“一整套南斯拉夫豪华家具，捷克水晶玻璃制成的酒杯，日本生产的高级音响，来自芬兰的彩色电视机，还有大的看不到头的土库曼地毯。”如此豪华的装饰，普拉东不禁猜测到米沙东大叔到底是谁？知名牙医？驻外记者？还是政府高官？

　　其实都不是。米沙大叔的真实身份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在当时的苏联，只有集体农庄成员才能在市场上做买卖，这就给他们充当二道贩子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为了补贴家用，平日里薇拉会和列车员联手做一些小生意，但是进的货要在市场上卖，只有集体农庄的成员，所以薇拉找上了米沙大叔。

　　米沙大叔既是集体农庄成员，又是一个二道贩子，想让她帮忙卖货，就要加高价，比如进价50戈比一公斤的甜瓜，米沙大叔就要加一卢布。

　　如此致富手段，可谓空手套白狼。但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米沙大叔不仅不以为耻，还觉得很光荣：

“我们不是投机倒把，我们是土地和人民之间的纽带，现在交给你的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光荣任务。”

　　除了空手套白狼，平日里米沙大叔自己也会卖货，她的卖货经验就在今天看来都很经典：

“你想象商店里都是如何卖东西的，你跟他们做的正相反就行了！他们粗鲁蛮横，你就微笑服务！他们缺斤少两，你就把称给的高高的！”

　　投机倒把的人致富了，辛勤工作的人却得不到该得的报酬，短短的几个镜头，梁赞诺夫就将人与社会的异变描写的淋漓尽致，功力不可谓不高。

　　作为前苏联著名导演，梁赞诺夫一生共拍摄了30多部电影，这么多电影中属“爱情三部曲”最有名，尤其是第三部《两个人的车站》堪称梁赞诺夫的巅峰之作，其中体现小人物的生活困境，社会中的不合理问题，不仅是前苏联的问题，在其他很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所以即使现在看起来依然能感到共鸣。

　　但只体现生活中悲的一面就不是梁赞诺夫了，在他看来，有悲有喜才是生活，所以在反应悲的同时，梁赞诺夫同时穿插了喜剧的因素在里面，就好像在雪地中笑着的薇拉和普拉东，这种悲剧中蕴含着喜剧才是生活的本质。

　　《两个人的车站》读后感(五)：梁赞诺夫，是我们时代所能拥有的契诃夫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是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高超的现实主义喜剧大师，被誉为俄罗斯的“喜剧教父”，是苏联和俄罗斯电影与文化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梁赞诺夫在长达六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执导了三十余部电影，其中大部分都进入苏联和俄罗斯的电影经典之列。他善于运用巧妙的结构、夸张的手法、诙谐的台词及对滑稽性格的刻画，揭示出喜剧表层下隐藏着的真实人性与生存境况。在梁赞诺夫的电影中，讽刺与抒情、浪漫爱情与社会批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悲剧与喜剧因素相互交织和渗透，总能给人心灵的慰藉。

　　1927 年 11 月 18 日，梁赞诺夫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市。父亲亚历山大是下诺夫哥罗德人，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1922 年作为侦察兵还被派往过中国；母亲索菲娅则有犹太血统。夫妇两人都曾在苏联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商务代表处工作，可能正因此，他们才给孩子取了“埃利达尔”(波斯语意 为“国家的主人”)这个具有东方色彩的名字。后来，老梁赞诺夫被调到莫斯科的酒业管理总局担任领导，一家人也搬到了莫斯科。但不久这对夫妇就离婚了，3 岁的小埃利达尔跟着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他 7 岁时，母亲嫁给了一位名叫列夫·科普的工程师。继父对埃利达尔视如己出，父子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梁赞诺夫如饥似渴地读书，中学八年级时他便立志当一名作家。小小年纪他就很清楚，成为一名作家的首要前提是很好地了解生活，而他对生活还一无所知。那时，他从自己最喜爱的小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的 主人公身上找到了榜样：马丁是一位海员，航行过半个地球，最后成了一名作家。因此，有着浪漫理想的少年也梦想当一名海员，希望通过在大海上的航行，为日后成为作家积累经验。 为了尽快实现理想，梁赞诺夫以自学者的身份提前一年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并向敖德萨航海学校发出了报考申请。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敖德萨早已沦陷，梁赞诺夫并没有得到回复。没能实现水手梦的他跟随好友报考了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尽管并没有什么专业的电影知识，竞争也很激烈，他还是被导演系录取了，成了那一届年纪最小的学生。完全是出于偶然，梁赞诺夫的命运由此改变。

　　1944 年，梁赞诺夫进入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系这一年级的导师正是苏联著名导演格里戈里·柯静采夫，柯静采夫当时年纪不大，但已经拍摄了《外套》(«Шинель»，1926)、《新巴比伦》(«Новый Вавилон»，1929)、《马克辛的青年时代》 («Юность Максима»，1935)、《马克辛的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Максима»，1937)等传奇性影片，在电影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在电影学院授课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谢尔盖·爱森斯坦，正是这两位大师引导梁赞诺夫走上了电影之路。1950年梁赞诺夫以优异成绩从电影学院毕业，他的毕业作品是一部纪录短片《他们在莫斯科学习》(«Они учатся в Москве»)，该片是他与同年级同学、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卓娅·福米娜共同拍摄的。 毕业后，梁赞诺夫被分配到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 拍摄了五年的纪录片。其间他主要为一些电影杂志拍摄素材， 也执导了几部新闻纪录片，如《十月之路》(«Дорога имени Октября»，1951)、《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На первенство мира по шахматам»，1951)、《萨哈林岛》(«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1954)等，从而获得了最初的导演实践。在拍摄纪录片的这几年，他去过苏联的许多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当初想要旅行和增长人生阅历的愿望。梁赞诺夫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萨哈林岛、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和科曼多尔群岛旅行，在捕鲸舰队上航行，拍摄鄂霍次克海的捕蟹船，赞颂库班的石油工人和十月铁路的养路工人。我的主人公是孩子和运动员、工人和作家、渔民和边防军人、学者和养鹿人。想列举出我遇到的、知道的、交往过的或与之争吵过的所有人是不可能的。”正是五年的纪录片拍摄为梁赞诺夫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增强了他对人情世态的了解，也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追求真实、探索真理的基调。

　　1955 年，梁赞诺夫转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三位重要导师 —— 时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著名导演伊万·佩里耶夫。埃利达尔在新单位执导的首部影片，是与谢尔盖·古罗夫一起拍摄的苏联第 一部宽银幕实验电影《春之声》(«Весенние голоса»，1955)。 这是一部音乐故事片，还带有一些纪录片的印记。看了这部影片的佩里耶夫立即发现了梁赞诺夫的喜剧才能，便建议他着手拍摄一部喜剧片，但遭到了拒绝 —— 年轻的导演想要拍摄的是“严肃的电影”。但佩里耶夫坚信，剧情片许多人都能拍，而出色的喜剧片只有个别人可以胜任。在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逼迫”之下，梁赞诺夫妥协了。 结果，梁赞诺夫执导的第一部喜剧《狂欢之夜》(«Карнавальная ночь»，195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该片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观影人次达 4800 万。影片色彩绚丽、气氛欢快，充满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歌舞表演和滑稽可笑的片段，充分显示出青年导演的喜剧天赋。不只如此，梁赞诺夫还创造性地加入了现实主义成分和社会性主题，使整个片子的戏剧冲突建立在年轻的晚会组织者和狂妄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机智斗争基础上，使其超越了普通歌舞片的范畴，成为一部优秀的讽刺喜剧。

　　在拍摄《狂欢之夜》的同时期，梁赞诺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与大学同学卓娅结婚了。一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在首次尝试之后，梁赞诺夫继续拍摄喜剧。1958 年的抒情喜剧《没有地址的女孩》(«Девушка без адреса»)讲述了一个因为愚蠢和幼稚而离家出走的姑娘的故事，该片票房 3650 万，进一步稳固了梁赞诺夫的名声。之后，梁赞诺夫又拍摄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喜剧片，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61 年他执导了幻想喜剧《不知从何处来的人》(«Человек ниоткуда»)。1962 年，梁赞诺夫自编自导了英雄喜剧《骠骑兵之歌》(«Гусарская баллада»)。该片根据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的话剧《很久以前》(«Давным-давно»)改编，讲述了舒萝奇卡女扮男装英勇参战，并戏弄未婚夫勒热夫斯基中尉的故事。这是梁赞诺夫首次尝试非当代的题材，也取得了 4860 万的票房。1965 年，梁赞诺夫执导了日常生活喜剧《给我意见簿》(«Дайте жалобную книгу»)，并在片中出演了报社主编这个角色。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 一些小角色。如《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Невероятн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итальянцев в России»，1974)中站在飞机机翼上凿冰的医生，《命运的捉弄》(«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или С лёгким паром!»，1975)里坐在醉酒的卢卡申旁边的飞机乘客(在《命运的捉弄 2》里，梁赞诺夫再次扮演了这一角色)，《办公室的故事》(«Служебный роман»，1977)里的公共汽车乘客，《车库》(«Гараж»，1980)里从头到尾一直在睡觉的昆虫研究室主任，《两个人的车站》(«Вокзал для двоих»，1983) 里的火车站副站长等。虽然戏份不多，但梁赞诺夫在影片中的表演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欢乐。

　　1966年的喜剧《看好你的车》(«Берегись автомобиля») 被认为是梁赞诺夫的早期创作中最为出色的一部。电影精准地描述了当代生活中的冲突，揭露了苏联当时的物质匮乏与精神堕落。对主人公形象的评价，即到底是否应当把他抓进监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论。《看好你的车》显然突破了传统侦探片的框架，既有幽默讽刺的片段，也有严肃的思考和忧伤的情调。梁赞诺夫的作品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出现了体裁的混合，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抒情喜剧风格。此外，这部电影的剧本也是梁赞诺夫和埃米尔·布拉金斯基共同创作的，两人由此开始了持续二十余年的编剧合作。梁赞诺夫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拍摄的电影，脚本几乎都是与布拉金斯基联合创作的。 从 60 年代开始，梁赞诺夫的每部作品都备受瞩目，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到 60 年代末期，梁赞诺夫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合作团队，包括编剧布拉金斯基、摄影师弗拉季米尔·纳哈布采夫、配乐安德烈·彼得罗夫和一批杰出的演员。

　　演员的出色表演也是梁赞诺夫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魅力元素。导演善于发现和培养影坛新人，很会激发演员的潜力，他的角色分配从不会出错，总能使演员和角色之间形成近乎完美的契合。七八十年代是梁赞诺夫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和布拉金斯基总能捕捉到当下最迫切的题材。这一时期，梁赞诺夫拍摄了哲理喜剧《老强盗》(«Старики-разбойники»，1972)，冒险喜剧《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讽刺喜剧《车库》 和爱情故事片《残酷的罗曼史》(«Жестокий романс»，1984) 等苏联电影中的经典。1974年的《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讲述了一群意大利冒险者前往列宁格勒寻找一笔多年前埋藏于此的财宝，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同于梁赞诺夫以往含蓄的室内抒情喜剧，该片是一部场面大、动作多、包袱多的欢乐闹剧。影片中充满了当时西方电影里常见的噱头，像寻宝、汽车追逐、爆炸、美女等，有惊险刺激，也有浪漫爱情，颇有好莱坞的风格。片中有许多让人捧腹大笑的经典桥段：丢了护照的意大利医生只能坐着飞机不停地往返于意大利与苏联之间，无法在任何一国入境；救护车在罗马街头横冲直撞并非为了抢救病人，而是为了送孩子上学；医院里床位十分紧张，两个病人不得不躺在一张病床上;飞机紧急迫降在公路上，还不忘遵守交通规则；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雄狮追着一群人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乱跑。即使在今天看来，该片的编剧思路依然令人拍案叫绝。

　　1980 年的《车库》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喜剧。该片演员阵容强大，无论主次演员都是当时苏联电影界的明星。该片近似于话剧，有着紧张的戏剧冲突和严整的结构，整个情节都发生在动物博物馆这个密闭空间中。动物保护研究所车库修建合作社的成员在这里召开集体会议，讨论因为不可抗力不得不剥夺哪四个人的车库资格。合作社委员会给出的名单立刻遭到了四个当事人的强烈抗议，由此展开了一场良心与利益的较量。人们开始互相攻击批判、揭发、争吵、打斗，一夜之间，原本矜持谦让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残忍的野兽。影片犀利地讽刺了苏联社会的诸多问题，如组织的独断专行、领导者的徇私舞弊、人情的冷漠、贪污腐败等问题，但梁赞诺夫的悲喜剧总是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影片结尾，当被迫让出车位的古西科夫的妻子由于在家忍受丈夫出轨、在外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精神崩溃，哭泣着把在场的同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时，人们内心的温情与善良再次被唤醒，车位的纷争顷刻之间也有了答案。

　　1976 年 1 月 1 日，爱情喜剧《命运的捉弄》首次在电视上播放。据统计，当晚共有 1 亿人在同一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 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第二天，全国上下都在热烈地讨论这部影片。在《苏联银幕》杂志的观众投票中，该片被评为年度最佳影片；1977 年，电影的主创团队被授予苏联国家奖的最高荣誉。此后，这部电影便成了苏联民众过新年不可或缺的仪式：每年新年，各个电视台都要反复播放这部影片。迄今为止，该片仍然是苏联和俄罗斯影史上最为流行的影片。《命运的捉弄》的核心在于细致地讲述了爱情的衍化过程，循序渐进地呈现了男女主人公所有的内心行动和细微变化，也正因此，该片的节奏较慢，长达三个多小时，被分成了上下部。这部影片为何最受民众喜爱又经久不衰？也许正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人间的温情可以融化寒冷的冰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已经疲惫的心灵也可以重新燃起爱的热望。

　　1977 年的《办公室的故事》是“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梁赞诺夫最为成功的一部电影。整部影片的风格轻松幽默，幽雅的配乐、诙谐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睿智犀利的台词都使该片成为喜剧电影的典范。1978 年，这部影片的创作团队也被授予苏联国家奖。《办公室的故事》在人物设置上更加突出两位主人公身份、性格的巨大反差：一边是冷酷刻板、不修边幅、大龄未婚的统计局女局长卡卢金娜，一边是性格怯懦、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离异小科员诺沃谢利采夫。想升职的小科员不得不鼓起勇气向女局长大献殷勤。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误会和几次交锋后，两人都显露了人性的本色：女局长看上去冷酷无情，实则是一个内心敏感脆弱、渴望家庭温暖的女人，小科员看起来唯唯诺诺，实则是一个善解人意、明辨是非、有担当的男人。不只是男女主人公，其他人物也都是复杂、有层次的。人心的面子和里子都在影片中展露出来，淋漓尽致地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喜剧。

　　1983年的《两个人的车站》是“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获得第 16 届全苏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奖， 和《苏联银幕》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并获得第 36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两个人的车站》的情节线索虽然跟“三部曲”的前两部相似，但也出现了诸多变1983 年的《两个人的车站》是“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首先，影片聚焦的是另一个社会层次。如果说之前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女服务员、二道贩子、列车员、流氓、民警等轮番登场。

　　其次，该片不是一部室内心理剧。影片的外景丰富，餐厅、铁路、劳改营、马路、集市成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影片的声音元素也相当丰富，令人厌烦的站前广播、热情奔放的音乐和嘈杂的人群交替轰鸣，渲染着 情绪。另外，在体裁和风格上，《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三部曲”中喜剧性最少、现实主义意味最浓的一部。影片中已经没有搞笑的情节，而是整体浸染着忧伤和苦涩的调子。 与前两部一样，这部作品也讲述了在急速变化的都市生活中，两个心灵美好但不幸的人相互找到了对方。准备替妻子顶罪的钢琴家普拉东在审判前夕赶回家见父亲一面，途中经过一个外省火车站时，与站前餐厅的女服务员薇拉相识、相爱。这一次两位主人公心灵的接近过程比以往更难。迥异的性格、悬殊的教育背景和职业、首都和外省的不同生活方式都是隔在两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但梁赞诺夫还是找到了两人心灵的契合点。普拉东虽是一位软弱斯文的知识分子，但他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很高的道德标准。而蛮横无理、粗俗油滑也只是薇拉的外壳，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颗纯洁高尚、渴望爱和奉献的灵魂。两人相遇后，薇拉开始理解另一种价值观，受到了心灵的净化，而普拉东在她的帮助下也回归了真实的生活。结尾，薇拉千里迢迢来看入狱的普拉东。第二天早上，普拉东没能按时返回监狱，两人依偎在监狱围墙外的雪地上，在雪后的阳光下获得了瞬息的安宁，在相互支撑中迎接人生的灰暗与坎坷。 这个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结局，影射的正是我们亦悲亦喜、五味杂陈的人生。

　　“爱情三部曲”可谓梁赞诺夫的巅峰之作。三部作品有着一些共同性，如都是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视电影，都讲述了都市中年男女令人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都对当下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的丑恶现象予以审视和批判。“三部曲”都有着童话的本质，都讲述了已经陷入生活泥潭的中年男女的心灵被爱温暖，人生重又充满希望的故事。与许多大师级导演的电影不同的是，梁赞诺夫的电影始终是拍给普通大众看的，在幽默讽刺和闹剧的背后，总是流淌着一股人性的暖流，给人精神的抚慰。苏联时期，梁赞诺夫的电影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品位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含笑地展现出社会的真实状况和荒谬之处，并以对人性真、善、美的启迪作为艰难生活的支撑。 沿着这一坚实的现实主义路径和人民性立场，梁赞诺夫渐达顶峰。

　　在“爱情三部曲”完结的同时，梁赞诺夫也成为一位睿智的“悲喜剧大师”。 进入 80 年代中期的改革时代，梁赞诺夫的创作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他便想尝试新的体裁和剧本，意图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演绎来表达当下的时代氛围， 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埃德曼的《自杀者》、施瓦茨的《龙》都是梁赞诺夫中意的文本，但在当时统统没有获得上级文化部门的批准。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 19 世纪的经典文学，拍摄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没有陪嫁的姑娘》改编的剧情片《残酷的罗曼史》。该片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揽获 1985 年全苏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作曲、最佳男主角奖，印度德里国际电影节金孔雀奖，也让梁赞诺夫加冕了“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头衔。这是一 个关于爱情的残酷故事。《残酷的罗曼史》展现了梁赞诺夫式爱情童话的终结，同样是对爱情的真诚追求，“三部曲”中有着诸多阻碍的普通中年男女都收获了幸福，而才貌俱佳的拉里莎却沦为被社会残酷对待、蹂躏致死的牺牲品。

　　1987年的《被遗忘的长笛曲》(«Забытая мелодия для флейты»)与梁赞诺夫以往的作品一样，该片在表现爱情的同时，也揭露了改革期间的社会现实，讽刺了官僚主义的社会风气。但这一时期梁赞诺夫电影的思想更为复杂，艺术手法也趋于多元化。为人们所熟悉、喜爱的梁赞诺夫式的主人公突然变为了崩溃的个体。

　　《被遗忘的长笛曲》也是梁赞诺夫与老搭档布拉金斯基合写的最后一部电影脚本。此后两人因为创作上的分歧不再合作。关于此，梁赞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已经一起合作了近二十五年，很少有婚姻能持续这么久，当然到了该分道扬镳的时候。布拉金斯基仍然喜欢的，我已经不再喜欢了。” 布拉金斯基于 1998 年离世。2000 年，梁赞诺夫根据布拉金斯基生前创作的剧本拍摄了《寂静的海湾》(«Тихие омуты»)，以此纪念自己的挚友。

　　随着电影审查的逐渐放开，梁赞诺夫的创作变得愈发尖锐。1988年，他执导了《青春禁忌游戏》(«Дорогая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直译为《亲爱的叶连娜·谢尔盖耶芙娜》)。这是一部具有迫切现实性的作品，触及了之前无法触及的敏感话题，讲述了四名中学毕业班学生为了篡改试卷，以为叶连娜老师过生日为名，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演了恳求、利诱、恐吓、侮辱、强暴等手段，逼迫老师交出存放试卷的保险柜的钥匙。坚守道德底线的中年女教师和冷血、功利的青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较量。该剧深刻地揭示了改革阶段传统意识形态、道德理念与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处于经济崩溃、社会转型的时期， 电影业也陷入了困顿：好莱坞影片的大量涌入，录像带的流行，资金支持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等因素，使得俄罗斯国产电影产量大幅下降。梁赞诺夫也像其他导演一样，不得不为拍摄新片寻找投资，不过，已年过六旬的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高产的拍片量。

　　1991 年以后，梁赞诺夫又拍摄了十余部电影。在后苏联时期，他的艺术创作突然失去了惯有的批判立场，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框架，突出了悲伤情绪，思想上也更为矛盾和复杂。人们对他的电影也常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

　　除了拍摄电影，梁赞诺夫还涉足电视界。从 80 年代起， 他创办并主持了一些颇受欢迎的电影类和名人访谈类节目。梁赞诺夫一直是一位有着积极的公民热情的艺术家，他的电视节目跟他的电影一样，关注着社会的现实与热点，甚至对社会进程有过重要的影响。此外，他还是一位作家和诗人。从 90 年代起，他出版了多部剧作集、诗集、回忆录，发表了很多散文和政论文章。 2015 年 11 月 30 日凌晨，梁赞诺夫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心肺衰竭，在莫斯科逝世，后被安葬在新圣女公墓。梁赞诺夫当被铭记在世界电影史中，他的电影里充满了真诚、幽默、睿智和善良，对真挚爱情与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它们将一直给人们心灵的抚慰，并在岁月的磨砺下越发历久弥新。

　　刘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