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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2022-03-23 03:32:52 作者:2们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先生

  马先生和牛先生,一个姓马,一个姓牛,虽然有言“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俩在学生时期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同窗同庚,有总角之交,达到“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程度。

  他俩小学读了四年半,开始“停课闹革命”,一年后上了初中,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毕业于县一中。以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他俩相当于从清华、北大毕业。毕业后,同时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农村时,马先生边务农边读书,读的书很杂,饥不择食,身边有什么读什么。而牛先生,下乡后,没多久,当上小学的代课老师,不啻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牛先生于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牛先生是个全科先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除了“I don′t know”的English没教,什么都教,以至于很多年以后,许多学生成为老板和官员。

  回城潮中,马先生从农村回到县城,在县城一家国营大厂当工人,做先生那是后话。牛先生却没有回城,仍在当代课老师,他的理想是转正成为一名公办老师。

  1977年,高考恢复,俩人一起参加了那年高考。

  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马先生拾起丢了多年的数理化,头戴钢盔爬树——硬着头皮上。牛先生有自知之明,选择了文科。

  俩人都名落孙山。

  是可忍,孰不可忍。马先生系出名门,祖先曾是大户,在县城里有许多资产,在“三大改造”和文革时期悉数充公,成为无产阶级。他心有不甘,他必须考上大学,才能保住马家的声誉。他怀抱鸿鹄之志,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复习,准备来年再考。

  第二年,马先生再次参加高考,仍金榜无名。第三年走进考场,他已是考场上的钻石王老五,但最终还是“榜前潜制泪,众里自嫌身”。在失败面前,他并不气馁,及时调整战略,以壮士断腕的雄心,毅然决然,决定第四次参加高考,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想考也不能考,年龄超过那时的法定高考年龄,25岁。他孤注一掷,改理科为文科。他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如果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考理科,肯定没戏。为了让自己彻底翻身,他选择了文科,这在高考历史上极为罕见,是一着险棋。

  他背水一战,但是,大获成功,咸鱼翻身,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980年,他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扬眉吐气,成了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身高气傲。那时,他的头顶已出现荒芜的迹象。为此,在三十多年以后,他把自己的这一高考经历用心写出,刊登在县报上,让人肃然起敬,连时任电视台总编的牛先生也啧啧称赞,说,他这人,只是太傲了一点,才还有是有。此时,俩人关系已同“海峡两岸”,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

  马先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当语文老师,而他的大学同学极大多数分配到政府机关,并且洛阳纸贵,提升空间极大。于是,不满情绪在马先生心头滋生,成了个牢骚满腹的知识分子,一心想跳出学校,成为一名公务员,做个政府官员。

  此时,牛先生所在的广播台已成为广播电台,他边工作边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的函数学院学习,当后来马先生在县报上发表高考经历的文章时,很少有人知道牛先生手中持有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证书,学位,硕士。

  2

  我认识马先生在先,认识牛先生在后,与他俩的关系都不错。

  马先生和我都是民主党派成员。认识马先生时,他已跳出学校,远大理想实现第一步。他在他所在的民主派里当专职干部,相当于秘书长,公务员,体制内人。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时,我吃了一惊,还以为是退休留用的,那长相,沧海桑田,头顶一片戈壁滩,眼睛外面罩着两个靶似的眼镜。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才四十六七,十多年前他已是这么个长相,走在路上,小孩都已叫他外公了。

  因为马先生长相独特,我就主动与他打交道。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靶后面那双白乎乎的近视眼睛从来不凝神注视过我,相反,我倒是很尊重他,一是他年龄比我大,二是当过老师。我对他自视清高的言谈举止视而不见,一味递烟给他,很谦虚地向他请教。

  万万没想到,马先生竟然还与我住一幢楼,我西单元,他东单元。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的作息时间特别,与一般的人颠倒着来,但有一天傍晚,我在我住着那幢楼的东单元意外地碰到马先生。我想与他打招呼,但他却没有正视我,擦肩而过。我以为我碰到的不是他,而是他兄弟,或亲戚。

  一次开会,碰到他,我问,老马,你是不是有个兄弟住在菜场旁边?他说,是的。

  于是,我坚信不疑,住在东单元的不是他,而是他兄弟。

  突然有一天黄昏,马先生视力突增,像扫烟囱的吉姆从烟囱里掉了下来,开窍了,碰到我,很诧异,说,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一直住在这里,你到你兄弟家来?他说,我本来就住在这里。我说,那上次我问你,你说你兄弟住在菜场边。他说,我兄弟是住在菜场旁边,西门菜场,这里是东门菜场,你问我是否有兄弟住在菜场边,又不问我是否住在东门菜场边。我问,那你怎么不理我?

  想不到他怒目圆睁,油光光的秃顶在落日的余辉中闪着金光,说,你不与我打招呼,我为什么要理你?

  马先生的确是个牛人,他该姓牛。

  回到家里,我想起统战部曾经发过一本马先生的书。我赶紧把束之高阁的书翻出来阅读。

  阅读后我才对马先生有了全面了解,他的牛,他的愤世嫉俗在所难免,他好几位大学同学都在省市当高官,还有位同学时任市委副书记,所以他的头总是向上的,但只可惜头发总是往下掉。

  马先生嗜酒、嗜烟和嗜官,这三者像三个情人,形影不离,成为他成长中的伴侣。酒和烟要说达到嗜,未免夸大其词,只算爱好,有点瘾而已,但说他嗜官一点不过。久久不能提拔,成为他成长中的烦恼。

  马先生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谈金钱,谈职位,谈学历,谈过去,对现实却视而不见,因为现实令他厌恶,令他生烦,令他不满,所以他总是回避现实,宁愿讲过去,也不讲现实,现实不是他的,依据他的过去,他的现实不是现在这样,而应该高高在上,享有豪车、秘书、司机的特权,享有每年公费出国的特权,在尼加拉瀑布前撑开双臂,在夏威尼海滩上沐浴阳光,在风情万种的阿姆斯特丹饱尝“性”福……而不是整天写写材料,开开会,参参政,议议政,为别人做嫁衣裳的民主党派秘书长。

  他所在的党派,好多比他迟入党的都升官了,最大的一个都已经晋升为副省长,也成了马先生最佩服最羡慕的人,因为那副省长是北大高才生,学校比他读的华东师大要高出一截,他不得不服。而另外两个高升的人,他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都是非重点师范毕业的,提拔前所事的学校也比他所在的学校低一个级别,他是第一中学,另外两位分别是六中和厂校,看看排名,也难怪马先生鼻孔里出气,但偏偏人家上去了,一个当了副区长,一个当了政协副主席,而他仍然是秘书长。也许马先生不知道,这社会,有才未必能高升,有时必须耍手腕,还要会舔,舔得领导舒服,舔中要害,可这真是马先生最缺少的。

  与牛先生认识是在政协会议上,我俩都在提案委员会。他引起我注意的是头,与马先生如出一辙,只是他的脑门更亮,更油,但皮色白皙细嫩,如脱了脂的牛奶,撇开他的脑门,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起码小七八岁。那时,他已是县广播电视台的总编,科级。在文字工作上他不愧是个总编,尤其在讲政治这一关乎官场命运的事,丝毫不马虎。提案报告经他一改,便生色不少。

  牛先生是个乐天派,不抽烟,爱喝酒,但不嗜酒,每餐必来那么一小杯,什么酒都行。在八项规定之后,下去调研,或开会,不能喝酒,他自带,有时问服务员要,没有时去外面小店买,他说:我不是官员,喝自己的酒,不受八项规定限制。

  牛先生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最爱收藏,笔筒,玉器,书画,时常捡个漏,出差在外,除了工作就是逛古玩市场,有一枪打的时候,也有打眼的时候,他不以为然,说,哪有稳赚不赔的事。他成为圈内的掌眼,尤其在玉器上,还出人意料地撰文,对自己收藏笔筒的事进行叙述,发表在电视台办的杂志上。由于整天与文字打交道,改稿,自己已懒得写,这几篇小文让人耳目一新,有民国文人的风采,如同丰之恺的画,清新,淡雅,又富哲理。

  谈起当年高考的事,牛先生总是自嘲一番,说要是在明清,自己早就成为榜眼或者举人,因为那时只要作文,而语文是他的专长,数学不行,与钱钟书不分伯仲。他一直工作在文广战线上,乐此不疲,到岗退二线时,他也泰然处置。台里给他一间办公室,他感恩不尽。

  我由于喜欢写作,把写作当乐子,但毕竟不是专业的,写的东西故事性还可以,文学性不够,我就把写好的东西让马先生和牛先生修改。马先生只给我改错别字、标点和语法,改得特别快,也许对我这门外汉的东西不屑一顾,改小学生作文似的。经马先生修改的作品发表后,马先生立马打电话:你怎么没把我的名字署上,我功劳没有苦劳总有,要不明后天请我喝酒。而牛老师却相反,改得特别慢,通常不是改,而是再创作,他把自己相似的经历大段大段往里面加,让作品增色不少。改完发过来,我自己都以为是牛先生的作品,心生愧意,有几篇发在杂志上,我就把牛先生的名署上。他得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你不能这样,又不是我写的。

  通过对马先生和牛先生更多的接触,对他俩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俩的关系与学生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俩人之间早已产生龃龉,主要原因在于人生观的不同,对社会问题看法不同,如对文化大革命,马先生认为是一场浩劫,而牛先生却认为是对共产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这些问题,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不屑一顾,历史已经过去,是浩劫还是探索,已没有什么意义。

  一次,有我作东,请马先生和牛先生以及县城一些文人墨客吃饭。酒过三巡,两位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面红而赤,最后在朋友们的规劝下,才各人酒三杯,算是和解。

  俩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产生的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事在他们的儿子身上发生了,让他俩“风牛马不相及”,反目为仇,老死不相往来。

  3

  在即将到岗的时候,天降大任于马先生。

  随着统一战线地位逐年提高,党派中的专职秘书长的行政级别统一提高到副局,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机关成为副局级单位,一个人的副局级单位。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县一级的民主党派专政干部的编制就只有一人。

  副局级待遇,仅年收入就增加一半,退休工资也水涨船高,而且政治地位也一下蹿高,县管干部,全县干部大会也能参加,在外人眼里,马先生的祖坟着火了,完全是光宗耀祖之事,但是,马先生仍悒悒不乐,认为是迟来的爱,瞎子面前的蜡烛——摆设而已,说:只是个安慰奖,临终关怀,我几个同学都已厅级了。言外之意是像他这样的人,早就该上了,现在上没用。升了副局,牢骚更多了,得陇望蜀,倨傲不羁,世界仿佛成了他的怨家。

  这时的马先生,表面对自己这一迟来的爱不屑一顾,骨子里却很是在意,尤其在比他级别低的人面前,优越感极强,还时常揶揄他们,如对科级的牛先生,常常在同学聚会时,冷嘲热讽,说他只有科长的命,进火葬场也只能享受科长的待遇。此时的他,全然忘掉了他自己只是只花瓶的事,自己的副局级只是一种摆设,一点实权都没有。而牛先生很大肚,听之任之,不以为意。

  就在这时,他俩的儿子发生了状况。他俩的儿子同庚但不同窗,尽管都很优秀,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年轻人中的翘楚,大学毕业后都凭着自己的本事吃饭,而且在房价疯涨的新时期,都自己掏腰包买了房子,其中马先生的儿子在上海滩打拚,在黄浦江边购置了房子,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俩人过了而立之年还仍单身,着实上马先生和牛先生以及他们的家属焦急万分,成为心头之痛,他们很想在退休后含怡弄孙。

  在马先生当副局的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开始谈恋爱了,各自的家庭成员为之欣喜若狂!但是,人哪,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仅二三”,怨家路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一个女同学——校友。女孩子如花似玉,又是富二代,马先生和牛先生都很喜欢她。牛先生的儿子与她在高中时谈过恋爱,算是旧爱,上了大学后俩人分手,而女孩子却考上了马先生儿子所在的大学,成了大学校友,暗恋的女生。在女孩子毕业后,马先生的儿子就向她求爱,俩人的事被牛先生的儿子知道了,醋意大发,向女孩子发起强大的攻势,使女孩旧情复燃,投入牛老师儿子的怀抱。

  儿子的事不仅让他们成为仇人,而且让马老师和牛老师成了仇人,每次我请他们喝酒,他们都要先问一下对方来不来,马先生不来,牛先生来,牛老师不来,马先生才来,让宴席索然无味。

  副局级只当了三年,年龄到了,马先生成了副局级调研员,被分配到文化局。组织上对他的安排非常到位,量才而用。在别人的眼里,这绝对是个美差,想上班就上,不想就可自由活动,看看书,写写文章,优哉游哉。马先生却对组织安排很不满,说文化局算什么单位,没权没势没地位。上班后,给他的办公室是双人间,气不打一处出,说有人给他穿小鞋,扬言要提前退休。

  在文化局,在职的副局长都没事可干,何况像马先生这样的调研员,连牢骚都没地方发。

  马先生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隐于朝的大隐,级别高的他不愿巴结,低的他又看不上眼,于是就成了半空中的气球——悬着呢。

  后来,实在闷的慌,马先生开始写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同当初高考改变科目方向那样,再次咸鱼翻身。他投稿每投必中,在省内外各类报刊杂志上时有大作发表,县城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文章观点明确,逻辑性强,文笔犀利,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大有鲁迅的范儿,让人敬仰,以至后来约稿不止。他找到了真实的自己,回到了娘家,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许多女文青慕名而至,千年铁树开了花。他隔三岔五去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云游,时不时在微信朋友圈上晒一晒,生活与他以前的生活相比,天堂人间。

  马先生唯一的遗憾就是眼睛不行,近视加老花,后悔自己以前走错了路,逢人便感叹:以前我的脑子真的进水了,竟然对自己的文学才能熟视无睹,要是以前就写,说不定现在已成为茅盾文学奖得主了。

  人们调侃道:马先生,你有马的能力,却以蜗牛的速度走在人生的大道上。

  马先生破天荒地眯脒一笑,没有置喙。

  牛先生在正科的位置退下来后,仍在广播电视台,由于上下关系好,局里给他一间朝南的办公室,想要叫他发挥余热。他却尽量不去打扰别人,除非人家找上门来,他说:我搞了一辈子的文字工作,实在疲沓了,想换条路走走。

  牛先生选择了投资之路,进了股市。当时中国股市牛气冲天,牛先生把年终奖和每月的收入悉数入股,盈利可观,形势一片大好,逢人便说:我的职业派上大用场了,看新闻联播就能吃涨停板。他一发而不可收,开始融资,场外配置,大有赶超巴菲特的趋势。

  我以为他肯定会见好就收,儿子马上也要成家,想不到他不但没有收,反而频频加仓,越玩越大。他还打新股,一次中了“江苏传媒”两千股,五元一股。这新股一路狂飙,疯涨到六十五元,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公司与他的行业相同,于是把全部本金加融资,在六十五元杀入。随后,伴随大盘一路狂泻,他一路补仓,以为肯定会反弹,但就是不反弹,最后被残酷地平仓,一夜回到解放前。

  退休时间一到,牛先生立即办了手续,马不停蹄地去他一个学生经营的科创园当老总,要把股市里的损失用劳动夺回来。

  学生认为牛先生全能,管理公司如烹小鲜,杨老师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哲人说的好,人最难的是了解人自己,你能跨过自己的坟墓吗?殊不知要牛先生当老总,真有点“鸭子爬树”——为难了他,如果要他搞公司的宣传策划工作,那倒是“王羲之写字”——熟能生巧,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动用所有资源,还自驾一辆“现代”越野,跑领导,要知道以前由于要喝酒他很少开车,也从不向权贵低头折腰。

  我看他很累,劝他别干了,何苦呢,又不是没钱,在家安心炒股就可以了。他却说: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那就得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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