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弯曲的膝盖
跪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人类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又经过二百万年的发展，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才成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天地之间，人类几乎是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跪的任伺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中国人最早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四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七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第二种是尊重。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第三种是祈求。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在负罪清求谅解时也会以跪来显示诚意。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就属于的道歉认错。第四种是羞辱。如果说前三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四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使下跪者显示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三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再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已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如引领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还发展到乞求，差辱的意味开始变浓。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
人是一种尊严动物，用盂子的说法，尊严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或者说是本心。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尊严的确立，形成了中国的“礼”，中国传统其实是一种礼教文明。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在礼文化中，尊严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尊严，有时候尊严必须用生命来换取。“礼”是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反暴力的，但却常常需要用暴力扞卫“礼”。《史记》中记载了一段“礼”与暴力的遭遇：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亦不能打动其心，“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暴力面前，秦王终于认输了。这证明了一个道理，至少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生命也因此而显得高贵。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会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对人类来说，死亡常常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人奋不顾身，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礼的时代，也是一个暴力时代，这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当其之时，即使贵为国王太子，对“国士”亦当以礼相待。《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剌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几乎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礼教不仅强化了这种贵贱等级，也强化了权力的本身。
膝盖的进化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唯。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释名》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阢也。”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孔子说，“席不正，不坐。”古人的坐，其实就是跪在席子上，所渭“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即为跪拜。
跪在礼仪中并无屈辱含义，只表示礼节与尊敬，臣拜君，君也还拜；礼尚往来，体现了一种平等。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东坡椅”。从《韩熙载夜宴图》可以得知，凳子和椅子类的坐具巳经非常普遍，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生活，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ldquo;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汉唐时代的床类似现在的凳子或沙发，坐在这种“床”上叫做“踞”；与正式的“跪”坐相比，“踞”坐是极为不雅的行为，孟子甚至因为妻子踞坐而想要休掉她。《史记》中记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在当时，踞床见客是极其无礼的，更何况还在。由此可见刘邦是多么缺乏教养。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古代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乡”本为“飨”，《说文》释义曰：“飨，乡人饮酒也。”《礼记·乡饮酒义》载：“乡饮衲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也就是说，在传统饮酒礼中，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乡饮酒礼”在汉以后消失，但后来所谓的“三老五更”其实也属于乡饮酒礼的传承。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武帝在太学对于谨等元老大臣举行“三老五更”仪式。《周书》记载，于谨等入席而坐，“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吃毕饭，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鼗，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刘安《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唐宋之际，椅子逐渐普及，中国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礼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人际之间巳极少用跪礼，包括臣见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跪，作揖即可。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
《资冶通鉴》记载，唐朝初创，李渊建议官员们与他一起商议政事时，平起平坐，直呼名字即可；结果遭到刘文静等大臣们的反对，他认为这样会乱了君臣纲常。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宋仁宗时代的一次朝会中，寇准对皇帝出言不逊，皇帝气得拂袖而去；寇准竟然冲过去，抓住皇帝的袍子将他拽了回来，直到朝会结束。仁宗亦无可奈何。
《宋史·唐介传》记载，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指责仁宗用人不当，说文产博乃“因贵屺而执政”。仁宗很生气，要罢唐介的官，唐介回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后来唐介虽遭贬，但却得到举国赞誉。仁宗怕唐介想不开，专门派出宦官，一路陪伴他到英州就职，不久又提拔到知谏院。
在今天人们印象中，那种动辄跪倒磕头的屈辱场面，始自蒙古征服的元朝。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文天祥被俘到元大都，元帝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翻译命他跪下，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拒不下跪。《元史》载，臣下向皇帝表奏时，需要“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这一跪拜制度强化了君尊臣卑，后为明王朝所承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流风所至，官吏不仅要跪拜皇帝，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也必须跪拜。
明朝结束异族统冶，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华传统，大兴官学，特别规定为师者在府学见上官，可以拜而不跪。只是后来官风日坏，士人为五斗米折腰，斯文扫地。海瑞初入官场，朝廷任命他南平教谕（学官）。御史到学府视祭，作为下属的学府官吏都跪地拜见，唯独海瑞只作长揖，御史疑惑，海瑞解释说：“如果去史府拜见，作为下属应该行跪拜礼，这里是学堂，师长教学生读书的地方，不应该下跪。”作为官场的另类，海瑞因此事留下“海笔架”的龚故，左右皆跪伏而他种立，如同笔架一般。
明清时期，虽然有师道尊严．但侍读的大学士给皇上或太子讲课时，仍然必须下跪，根本没有站的资格。纪晓岚就曾因在陪太子读书时未下跪，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训斥。
明朝继承了许多蒙元的陋习，比如臣子上朝时站立、奏事时跪下。《大明会典》记载：“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在跪的基础上，明朝还继承了蒙元帝国野蛮而极具差辱性的笞杖．而且这一惩罚并不对士人豁免。“笞杖最易激起的是人的耻辱感，古代刑法专家早就指出，使受刑者感到耻辱，正是笞杖惩罚的内容之一。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耻辱感原本是人类最需呵护的宝贵品格。然而，在当时政治家看来，笞杖是小人之刑，对于贱民，用不着谈什么尊严。”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常常对于恶棍和正直之士使用相同的刑罚。可以想象，如果唐介在明朝做的御史，他倒不一定会死于鼎镬，但多半会被死于廷杖。正德十四年（1519年），“谏南游”的168名大臣遭到廷杖的刑罚，其中15人被活活打死；嘉靖四年（1525年），因为“争大礼”，又廷杖134人，杖毙17人。
明朝尚不乏逆龙鳞的直臣，而到了清朝，满朝大臣，就已经尽是唯唯诺诺的奴才了，“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清袭明制，在跪礼上更加变本加厉，变五拜三叩为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甚至朝贡之国觐见之时也要如此。清代皇帝与大臣议政，臣必须下跪。大臣上奏也必须“跪，口奏某事几件”。御门听政，众臣跪在硬地上，“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是半天。明代君臣议事，还只是奏事者下跪，其他人站着；满清皇帝召对，则所有大臣都得跪倒在皇帝脚下，“朝见长跪，夕见长脆”。
唐宋时皇帝坐着，大臣站着，身体不好的，往往会站得头晕眼花；到了清代，大臣就不乏跪死的。清人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过七旬的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因为奏事，在养心殿跪了很久，起身站立时，踩住了自己衣袂，一下子仆倒，头撞在乾隆的御座上暴卒。
这样官高位重的的一品大员，竟然因为下跪而死在皇帝面前。这30多岁的乾隆无比感动，下诰敕五道，谕祭、谕葬，并赐刘于义谥号“文恪”，大有号召全国学习其“跪得伟大，死得光荣”之意。曾亲眼目睹刘于义最后“壮烈”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赞曰：“刘相公今死得其所矣！”
晚清时代的“帝王师”翁同稣，每日在家里练习三跪六拜九叩头，几乎把跪拜当成了广播体操。恩科状元张謇刚做翰林时，和全体京官迎接慈禧太后，在路边跪了半日，偏赶上风雨交加，个个都变成了泥母猪。张骞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家创业，成为中国早期着名的实业家。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干脆投奔了革命党。在蔡元培看来，尊严要比生命更珍贵，何况面包和富贵。
元、明、清三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几乎被彻底打垮。明清时期，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式家具达到巅峰，讽刺的是，正因为椅子的普及，跪这种身体出言也被发扬到极致。在没有家具时代，人们可以坐着；如今，坐却成为一种特权，跪成为常态。庙堂之上，只有杈力最高的皇帝可以坐，因此便有了“坐天下”之说。据说乾隆皇帝读史书，看到“三老五更”之礼，想试一试，马上遭到大臣张廷玉的反时——皇帝向臣子行跪拜礼，做臣子奴才的哪里受用得起……
椅子时代以前的皇帝，臣子跪拜，自己跪坐，因为自己双膝着地，也就意味着自己并没有比臣子高出多少，因而就能压抑住自己内心的自尊与傲慢；而在椅子时代，皇帝整天面对着一群对他行自我贬损的跪拜礼的臣子，自己则垂足而坐，像个大爷似的。这巨大的不平等，使皇帝的自尊心得到巨大满足的同时，也越发地傲慢起来，自我意识中反复提醒自己：天下准我独尊，我比臣子们高出不止一等，而是千万等。天长日久，皇帝们就会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狂妄，越来越傲慢，自尊心也就会越来越膨胀，在受用臣子们的卑贱的同时，为了满足更加膨胀的自尊心和傲慢，皇帝就会加强这种礼仪的卑贱性。（澹台卓尔：《椅子“改变”中国》）
明清家具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极大的心理慰藉。以坐具为主的明清家具，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圣物。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坐成为一种奢侈品，坐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人生姿态。罗素曾说，自从人类发明了奴隶制，有权势的人就以为，他们的幸福可以通过给他人造成痛苦来获得。人们对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后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这种恋物癖导致了极为诡异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师椅文化换言之，一个跪着的人群对坐的羡慕，最终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
马戛尔尼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崛起，不如说是精神财富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民主革命，他们将人类政治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793年，刚刚进人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试图让东西两大“世界帝国”联手，创建一个WTO式的世界贸易休系。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对此非常重视，指派和珅专事接洽，结果双方为了下跪问题僵持不下。中方一定要英使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认为三跪九叩表示英国臣服于中国，因此断然拒绝。
公元前481年，斯巴达人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面见波斯王薛西斯。他们此行是为了给11年前被其斯巴达同胞抛下山谷自寻“水和土”的波斯使节偿命。虽然命运未卜，但当卫兵要求他们匍匐下跪时，他们毅然拒绝了。
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种对世俗权力下跪的文化。“希伯来、希腊文明传统下西方文化中的膝盖，一直警惕世俗的恐吓与侵蚀，只谨慎但虔诚地跪拜于其神圣的上帝或三位一体的耶稣面前，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如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所言，他们没有给凡人跪拜的习惯。希腊人、罗马人跪拜的是超越尘俗之上以宙斯（朱庇特）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跪国王，不跪执政官。这些传统都导致了他们信仰眷顾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每人按自己的身份就座：国王坐扶手椅，王储坐靠背椅，王族坐加高的凳子，大公和重臣坐普通凳子，公爵坐折叠凳，朝臣们坐方垫子。
为了不辱使命，马戛尔尼一度表示，愿意向中国皇帝叩头，但是要求中国官员也要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叩头，以表示平等。这同样遭到中国的拒绝。最后乾隆选择了非正式的接见方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行的是单藤下跪的英国骑士礼——中国传统上称为“雅拜”。因为下跪问题，双方不欢而散。从1656年到1795年的140年里，俄国、荷兰、葡萄牙、罗马教皇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派遣使节觐见情朝皇帝达17次之多，马戛尔尼出使可能是唯一没有行三跪九叩礼的一次。乾隆皇帝的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了。远涉重洋浩浩荡荡的英国使团，除了花费掉东印度公司的8万英镑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十多年后，英国又一次派出外交使团来访，仍然希望与清朝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嘉庆专门颁发圣旨道：“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英国人还是像上一次一样拒绝下跪。在正式会见前夕，负责外事接待的国公和世泰，竟然采取中国惯用的强制手段，在圆明园硬是摁着英使下跪叩头。这个无耻无畏的“丑闻”使这次中英会谈彻底失败。作为这两次失败和屈辱的外交使团成员，斯通爵士在后来英国议会决定是否与中国开战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刘再复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从前是大清要英国下跪，英国不跪，后来大清却给英国跪下了。英国满怀希望两次跑来敲门，但大清始终拒绝开门，然后英国就把门给踹开了，甚至是把门也踹掉了。这场为了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通商战争被中国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几乎都是当年马戛尔尼谈判时提出双方平等共享的商业利益，对鸦片只字未提。
1860年，又是圆明园，英国使节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着下跪，最后引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报复性行为。罗素曾经就此事评论道：“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从那一段历史来说，中国的一切，最后都凝聚到一对折断的膝盖下。跪或者被跪，被权力绑架的人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平等。这场因下跪而引发的灾难以《天津条约》而结束，行免冠鞠躬礼的“国际惯例”被写入条约。同冶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大礼，俄、英、法、德、美等国驻华公使联名发出照会，要求以“国际惯例”参见觐见。这让天朝又恨又怕，恨其“破坏祖制”，怕其再度开战。最后御史吴可读以“阿Q胜利法”帮助天朝完成了历史的考验——
洋人无异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为不能使各国使臣从中国之礼，为中国之羞；臣窃以为，使各国使臣行中国之礼，反为中国之羞。
这次觐见之后．官方的《京报》报道说，英国公使虽然没有下跪，但在中国儿童皇帝的“天威”面前，“五体战栗”、“双手颤抖”、“双足不能移动”、“汗流浃背”云云。恭亲王教训这些洋人“禽兽”说：“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在此前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多中国官员甚至认定，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林则徐在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们只长于海战，但膝盖极其脆弱，“一仆不能复起”，白来送死。讽刺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与瓷器从来都是同一个词：China。
在着名的童话《绿野仙踪》中，有一个“脆弱的瓷器（China）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人也是瓷的。多萝西和地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来到这里，惊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烂了瓷宫殿……多萝西同情地说：“它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中国历史常常将稳固的统冶称为“铁桶江山”，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但实际上，中国从来都是一只瓷器。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瓷器”，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孙中山说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因为散沙无论如何是无法挑战瓷器的。尽管瓷器很脆弱，但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这种畸形的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
一个世纪之前，梁启超批判腐朽的清朝：“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回看历史，不能不感叹百年如一梦。
跪的隐喻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肉体是兽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兽半神的自然杰作。只有这两个生命都健康，一个人才会享受健康的人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不仅懂得扞卫自己的肉体生命，更懂得扞卫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时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就是“舍生取义”。对精神的神圣扞卫，体现了人脱离动物层面的伟大意义。一个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行尸走肉的动物而已，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内涵。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几乎没有超越肉体阶段，从而获得精神生命。对“苟活”的人来说．精神生命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仅靠肉体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无比滋润得意。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抗不平等的历史，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句响亮的口号：“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当年武训为了办学，行乞下脆，成为中华圣人。下跪本身不是野蛮，或许还是一种文明。但如果作为现代文明，至少下跪的最终诉求应当是一种尊严和平等。
ldquo;人类是需要治理的，但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只愿意服从专制主义”；对愚昧时期的人类社会来说，“平等合作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就是恶的平方；用马克思的话说，“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俗、文稚、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
权力统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和智力脑残，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和骨气、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气，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这就是朱学勤所说的“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就这样，“人”被消灭了，正义也就被消灭了。
清代的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一种传统的羞辱性惩罚行为。文革时期，剃头之风席卷中国，无数“四类分子”被剃为光头，连女人也不例外，有的甚至被剃成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革命小将们还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
在一个侏儒的国度里，一个正常人要么下跪，要么就必须锯掉双褪。经历过那个疯狂时代的王小波，用他的黑色默解构了中国式的下跪，甚至从中发现了SM的隐喻：
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像有这么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ldquo;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权力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在无坚不摧的权力面前，人的一切尊严都被席卷一空；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下跪将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留下一个貌似人的低等动物。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一般而言，权力社会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乌托邦般的天堂理想，从而诱发狂热；而狂热则导致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最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变成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的犬儒主义。
吉卜赛人有一句着名的谚语：“在我死后，请将我站立着掩埋，因为我跪着活完了一生。”对有些人来说，虽然身体已经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一双双跪倒的膝盖，正映照了当下社会的残酷与冷模．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
如果探究一下家具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极其贫穷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失地农民涌进城市，他们像动物一样，在地上铺上干草，就可以睡觉，而很多人甚至连干草都没有。锯子在欧洲出现得特别晚，直到中世纪晚期，贵族们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来做珍贵的家具。在煤炭和石油发现之前，衣、食、住、行等等，全部依赖阳光下土地的生长，再加上燃料问题，更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极度短缺，因此家具从来都是奢侈品。
随着家具在近代的普及，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蹲的传统，与西方人一样学会了坐，甚至连出恭也可以坐着处理，因为有了抽水马桶。恰恰是在这个家具普及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层出不穷。这让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荣之下，中国的流氓和精英们同样将下跪文化发扬到极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亳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决定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他还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清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基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然而历史总是一遍遍地重演。
在此之前的“三·一八惨案”中，“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周作人先生说：“当灾唯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从这一点来说，段祺瑞是可贵的。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懂得，所以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