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读后感10篇

　　《天国之秋》是一本由[美] 裴士锋 (Stephen R.Platt)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5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国之秋》读后感(一)：悲从秋来

　　当林肯在葛底斯堡用修辞细腻的语句庄重地喊出“all men arecreated equal”时，我曾驻足过的南京—当时被称之为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忠王李秀成正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如果以那场异梦为时间起点，洪秀全已经度过了二十六个年头。二十六年前的那场异梦没有摧毁、反而造就了他，让他从孔子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短短几年中，他由一个落魄文人，变成了拥据江南富庶之地的天平天国之天王。

　　占据天京七年之后，当洪仁轩与李秀成正策划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之时，另一场与太平天国看似毫无干系的战争也在太平洋彼岸的新生国家打响了。与此同时，时年四十九岁的曾国藩正在安徽陡峭的山谷中为因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而仓皇出逃的咸丰帝落下男儿泪。

　　正是1860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开启了太平天国终结之剧的序幕。

　　太平洋两端的流血裂解之路给英国决策者造成了困局。要知道，美国与中国是英国的两大市场，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已经危及到帝国的经济命脉。如何化险为夷？最有胜算的办法似乎是扩大在华贸易。那些来自媒体的政情观察家与议会的帝国政治精英激烈地争论着，帝国应该站在腐败无能但仍是正统的清政府一边，还是站在教义与帝国相近的太平天国一边。最终，利益战胜了宗教和道义，帕麦斯顿首相选择了清政府，就这样“吸血鬼舰队”从英吉利海峡出发了。

　　但曾国藩不买英国佬的帐，他瞧不起这些洋人的文化，认为他们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他甚至不买恭亲王奕的帐。这易于理解，此时的曾国藩是满人唯一可以倚重的、预期可以平叛的“股肱之臣”。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瞧不上的这股洋人力量反倒帮了他的大忙，正是这些洋人将李鸿章新建的淮军运到了上海，之后又帮助李鸿章攻克苏州，使得太平军东西不得兼顾。

　　在忠王李秀成抽兵东顾之际，曾国藩杀出了一条血路，一路东进，终于包围了天京。两年后，天京陷落，天国如秋叶般落地。

　　后记

　　我又想起三年前认识的那位李姓长者。记得当时，他笑着问我，看了这么多书，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难过？当时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从未这样觉得，每次看书得到一个我自认为言之有理的答案，会获得一种愉悦的满足感。可你一次次地看到历史上那些相食相残的血腥残酷，你还能愉悦的起来吗？

　　当你读到曾国藩劝曾国荃“勿让妇孺出城”的理由竟然是迫使叛军供养城内全部居民可以使他们更快饿死这样的一幕时，他还是你心目中那个以淡泊修身自省的曾国藩吗？

　　历史的黑暗，黑暗得让人不忍直视。或许，在这样的悲剧中，人性当中魔鬼的一面战胜了天使的一面，人人都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

　　《天国之秋》读后感(二)：天国

　　2000年前后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差异很大。很大的原因在于1853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伦敦通讯记者的马克思的一番评论，他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源头是英国的鸦片贸易，而后他又预测，中国市场将落去太平军之手，最终导致欧洲爆发政治危机。这为新中国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奠定了基调。

　　1929年，民国政府为太平天国正名，不再蔑称其为粤匪，改成太平军。

　　洪秀全是客家人，三次科举不中，大病一场，做了四十多天怪梦，那是1837年，接着他第四次科举失败，于是他疯了，把孔子像和佛掌全部砸掉，改信了上帝教。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创立，一路北上攻陷南京，此后安于守成，不复开疆裂土之心。同年1853年，一介书生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屡战屡败，一度跳河求死。那是1855年，湘军在江西九江惨败，万念俱灰的曾国藩想一死了之。1858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起因是英国人拒绝清政府安排的路线，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大败英军。由于各国在保持中立态度，英美各国组成雇佣军分别参战，给清政府效力的是美国人华尔，第一次出击上海死伤惨重，华尔面部被打烂。后来战死在宁波。

　　1861年发生了很多事，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北战争爆发。随后咸丰帝驾崩，一个月后，曾国荃拿下安庆，取得湘军参战以来的最大胜利。

　　1862年，太平天国后期最能打的英王陈玉成被俘处死。一年后石达开在四川投降，锕给凌迟处死了。

　　曾国荃拿下安庆随即攻下南京雨花台，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攻城战。1864年六月洪秀全死，李秀成被俘写下五万多字招供书后被杀，清庭希望把他押解入京，但是曾国藩执意杀之，李秀成跟曾国藩谈了什么，招供书被修改的内容是什么，现在都是谜。曾国藩没有听从幕僚和弟弟的意见称帝，骨子里他还是中国传统文人，他没有野心，他是在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上最接近王阳明的人。

　　洪仁玕和幼天王后来在江西被俘，都被凌迟处死，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又零星坚持了十多年，在历史教科书上列举了它颁布的很多进步的制度，其实差不多都是口号，并没有实施，所以现在我们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暴政试图去推翻另一个，它本身并没有太多进步的东西。

　　《天国之秋》读后感(三)：秋日绚烂，深冬不闻

　　他深信，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摧毁旧秩序，因为“腐烂必然随之发生，就像任何细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室外空气接触，就必会腐烂一样”。

　　这些古国不想让外界一眼就看透，或许也不想让外界看到他们日益衰颓之文明的破败，至少就中国来说是如此，而我们不请自来，以并非总是最平和的做法，打掉了他们赖以隐藏自己的屏障。

　　如果有人问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机会，而我们只能答以从我们所发现或制造的废墟中取利益塞满口袋，那么我们自身的良心和人类的评断都不会放过我们。

　　资政新篇：

　　1，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健全法律体系，强调专利权。

　　2，呼吁展开运输革命，建造汽船，开设铁路，网级公路。

　　3，民间商人可设立银行，发行纸币，申请勘探矿产，甚至设立保险公司。

　　4，各级报刊，发布商贾信息。

　　如今，英国人似乎终于清楚了解太平叛军，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该文作者说道，“太平天国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掌有权力的人。十年来他们有起有落，有时在欧洲人眼中似乎即将建立帝国，有时几乎遭人遗忘，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矗立在我们眼前，下辖子民数千万；统有中国最精华的地区一一带给我们品茗之乐的茶和使我们的衣着更为多彩多姿的丝的产地，控制大运河和长江；在中华帝国的古都建立王朝，从而威胁北京的异族王朝。如今他们无疑是中国境内，且就目前所知，是亚洲东部滨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权。

　　面纱可以说已经掀开。

　　但他遗憾的不是毁掉圆明园一事对中国的影响，而是遗憾于毁掉一样美丽的东西。批评他的那些人，就连雨果，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高喊可耻，不是为了中国的损失，而是为了艺术的损失。

　　“马齿虚度，颓然遂成老人”—曾国藩

　　感悟：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将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放到了世界格局之中，这是一个新的角度。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世界格局之外的，反而因为战争与贸易已经成为了世界强者眼中的市场与猎物。

　　《天国之秋》读后感(四)：两句重要的总结

　　“除了想改朝换代，未体认到任何职责”的“恶魔”。“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他们的使命似乎就只是在阻止（中国）以文件方式阶梯，就只是在毁灭它，而且其毁灭方式荒唐骇人，又未植下复兴的种子”。“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种恶魔，那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整个中华帝国没有前途，其无可救药地沉溺于古代，从而与境外快速改变的世界脱节。

　　“朝廷之弊在于体制的全然去交，在北京未先改革之前，要在诸省追求改革，乃是徒劳。”“这个时期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这两段话应该是整本书对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总结。两个政府对待改革的错误方式决定了它们的命运。两个政府都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如何去改革，太平天国打着改革旗帜倒行逆施；清政府空有改革意识却个个袖手旁观。在这场失败的革命中，最痛苦的，是平民百姓；最失落的，是企图捞一笔肥水的列强。

　　什么才是改革，什么样的改革才会成功，不在这本书讨论范围，继续研究学习。

　　《天国之秋》读后感(五)：第一场全球化的内战

　　《天国之秋》这本书虽然是讲太平天国，但其实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在中国的大事，并通过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将其串联起来。比如英法联军北上攻打京津以及签订北京、天津条约这段历史和后来发生在太平天国区域内的事件之间的联系。贯穿全书始终的是从西方史料（尤其是英国方面）中挖掘了很多英国政府、媒体及西方在远东的外交官、冒险家、雇佣兵、传教士等等比较突出的个人对太平天国的观察、以及对历史进程发生的影响。在中国方面本书主要着墨于洪仁玕这条线索以及他个人在外交方面的建树与失败，而对湘军方面人物除曾国藩外均着墨不多。当然，这一点可以通过阅读国内相关著作来弥补，比如本书校对谭伯牛的著作《战天京》就是完全的湘军视角。

　　裴士锋这个视角提醒了我们，太平天国可能是中国第一场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战争，而非简单的农民起义。它是英国利益在亚洲参与的众多局部战争之一，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内战有外国人和外国利益参与的先河。在这场战争中，外国军队、外交官、传教士、雇佣兵这些角色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是在之前内战（甚至农民起义）从未看到的，这一点在后来近百年的中国内战中不断地被复制，而其滥觞都是太平天国。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区集中于中国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南省份，使得整个战争都有英法美等西方各国的卷入。由于通商口岸的开启，保护侨民和保护贸易成为了英国官方可以介入各国内部事务的理由，这也使得太平军的很多军事行动不得不投鼠忌器。洪仁玕试图争取利用外国人在东南沿海的资源，提出了“购买洋人汽船以在长江运兵”，并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计划。但由于驻华的英军强烈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使得所谓的“中立”变成了对清朝政权的支持。不但洪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实现“汽船运兵”的反而是李鸿章的淮军，使得太平军受到夹击。此外在本书中主要提了三个太平军和英国军队近距离接触的事件：李秀成入上海遭英法联军以保护领地为名炮击，陈玉成在汉口被英国外交官警告勿打汉口，以及英国海军在宁波以一个很小的藉口攻击太平军。这三个地点都是通商口岸，从结果上看，英国的存在都使太平军都吃了大亏。

　　此外，很多外国个人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南京条约》打开通商口岸以及英国得到香港岛之后，使得一批外国人涌入中国沿海地区，外国侨民的存在使得战局的参与方变得更复杂。这些人随着英帝国的扩张和扩张，很多人恐怕在英国或美国国内算不得什么人物，不出国的话恐怕泯然众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但他们身上流着冒险的血液，渴望在远东有一番事业上的作为，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表现自己。这些人不但包括外交官、传教士、商人、记者，也有冒险家和雇佣兵。

　　然而驻华的高级外交官们则完全不这么看，他们的观点 － 基本是卜鲁斯和巴夏礼的观点，是持“维护现状”论，也就是支持清政权。他们首先并不认为洪仁玕有何特殊性，完全没有因为他的传教士背景而另眼相看。相反地，他们要么认为太平天国和清朝没有本质区别－都一样败坏；要么认为这些农民素质很低，更不值得信任。这些想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根据，很多只是由于个人的偏见和坚持，比如卜鲁斯甚至连洪仁玕的书信都不拆开看！但从结果上看，英国政府更信任他们任命的上级外交官如卜鲁斯、巴夏礼的观点，而传教士以及下级外交官的观点总体不被认同（比如那位对中国叛乱颇有见地的领事密迪乐的报告完全被忽略）。因此，虽然洪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策略完全失败了。

　　某几位外交官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大英帝国在世界偏远地区政策的走向，这并不罕见。然而问题在于，职业外交官（尤其是高级外交官）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储备、见解、感情的影响。他们的驻地不断变化，使得他们对当地的认识未必深入，加上偏见的影响，判断出错的概率相当大。大英帝国部分官僚的个人判断错误对地区历史造成深远（负面）影响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中亚、中东都尤其突出（在喀布尔颠覆政权、在中东强行划分领土等等）。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也是其中之一。书中多次引用几十年后伊藤博文对英国阻止太平天国的评价，认为这是大英帝国在中国犯下的最大错误。然而可悲的是后来承担这个错误的是中国而非英国。强势的发达国家的小人物往往就是可以对弱势的不发达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令人无可奈何的。

　　谈到强势发达国家的小人物，另外有很大影响的一群人是冒险家和雇佣兵，他们的方式则是直接成为武装力量。这些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有云泥之别，但他们闯荡世界，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不顾危险，穿行于世界各处战场，只看是否有人出钱，是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多人都参与过克里米亚战争，中亚大博弈，或者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们在东方所仰仗的是更专业的军事训练，更精良的武器，以及强烈的进取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不少西方小人物在东方脱颖而出成为英雄，也有更多的人拿生命当赌注最后身死他乡。而太平天国战争则成为了这些人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场亮相。

　　最早试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出人头地的是洋枪队一开始的头领华尔（Frederick ward）。华尔拥有典型的雇佣兵的一生，未读完大学即辍学到处闯荡，1850年代初加入了william walker在拉美的的私人武装，在墨西哥征战。后来又加入法军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然后1860年跑到上海组织洋枪队，其队员无非是一群酒鬼和逃兵。他的远东“菲林巴斯特”（“Filibuster”）命运和walker在拉美的命运几乎一致，walker在尼加拉瓜一度成立政府，然而最终身首异处。华尔在亚洲也未及两年战死于宁波，结束了其拿生命豪赌的一生。

　　他的继任者英国人Charles Gordon则幸运得多，当然他的职业素质也要比华尔高不少。戈登是军事科班出身，曾在英军任职，华尔死后接手群龙无首的洋枪队并改善了管理，和李鸿章淮军一路西进攻城略地，战后受维多利亚女王封爵，日后再赴非洲多地历险，足迹遍布埃及、刚果，最终官拜苏丹总督。他和在阿富汗的Eldred Pottinger，后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成为了英国下级军人在东方冒险的佼佼者。从另一个角度看，Gordon大概是最早的一个在中国内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外国人。此后李鸿章雇佣私人外国军事顾问成为惯例，外国人的身影也从清末延续到民国。试问袁世凯、革命党、民国各路军阀及国共两党的军队里，哪个没有几位外籍雇佣兵或军事顾问呢？

　　《天国之秋》读后感(六)：畅快淋漓

　　很久以来没有这么一本让我读的畅快淋漓的一本国外作品译著。翻到最后看到作者原来是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于是释然。太平天国或者晚清历史一直以来是我不齿于或者逃避阅读的东西，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满清都不是东西，太平天国屠杀满人，或者湘军诱杀俘虏，其中以虐杀老幼妇残为乐的描述简直非人类。就这个大时代的几位中国主角而言，湘军包括淮军这个团队算是英气勃勃；满清阴险毒辣勾心斗角但尚未丧心病狂；而太平天国除了几个具有人格魅力天赋英才的王，实与匪类无异。

　　而该书讲述英国在全球战略下不断调整对满清和太平天国的严守中立的尺度，例如第二次烟片战争因为满清国库空虚将条约中的通商口岸的关税抵押，因此英人对太平天国交涉将通商口岸附近若干公里以内划为保护区，严重制约了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再如美国南北内战以后，为了缓解美国市场特别是棉纺市场的萎缩带来的经济危机，英国更加积极介入第二大市场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确保贸易稳定。

　　长久以来，TG历史教科书都把英国等列强描述为欲直接殖民中国的急先锋。然而，通过英国当时报纸、议院决议或会议记录来看，英国反而很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印度。当时印度的叛乱，导致英国政府直接接管东印度公司产生了畸高的管理成本。从民族主义或者受害者角度，我们很容易把西方列强描述为忘我之心不死，但实际上一个混乱不堪、秩序崩溃的中国是否符合西方列强要求贸易稳定持续繁荣的利益呢。可以现时中国对非洲贸易策略做对比。

　　书中也描述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例如英法联军中的广州苦力团基本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天国不就是发端于客家人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么。例如太平天国和满清双方的外籍雇佣军。

　　一直停留在甲午海战乃国运之战，中国从此衰败。其实19世纪中叶，清帝国赋税重地东南重镇被太平天国战争打的稀巴烂，北方捻匪作乱、西北部回乱加剧，外部各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竟然苟延残喘乃至同光中兴，殊为不易。所以近来几年，对曾国藩、慈禧太后、恭亲王和李鸿章的评价愈来愈正面。

　　后面会把家里陆续相关史料和关于英帝国风帆战舰想关书籍阅读。

　　《天国之秋》读后感(七)：额外的思考

　　周末阅读海心：张献忠屠蜀之后的体会

　　传统经济模式下（农耕，游牧，渔猎，采集）土地和气候是生产、生活、生存的必备条件，当这两个条件只要其中之一不具备时（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稳定），迁徙与调度成为必然选择，迁徙基本来自自发，积累、调度与分配（提前存储富裕物资并在区域内不同人群间进行调度分配或者跨区域不同人群间进行调度分配）则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可以是一种合作机制，也可以是一种强制机制—国家形态下的调度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合作，国家，地方政权得意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此，同时内部的清洗也是另一种更为残酷的调度分配），正因为前者，文明/文化的成果得意保存、传播和互动。同时对于土地（环境）与气候的认识/理解也成为所有人类/人类族群的关注点（花费一些资源让一些人专门解决/预测土地与气候问题，就让宗教/国家组织得意诞生）并以异常缓慢的速度进行知识的创造、积累、互动、深化以及将知识用于对现实的改善，宗教、技术以及后世的科学均来自于此。

　　以上就是三种基本应对模式，三种模式有递进关系。但是三种模式因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所以效果和作用以及依赖的条件也会有所差异。

　　第一种迁徙，面临地理范围上的限制以及巨大的转移成本，不确定性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是无适宜之地可直接再迁

　　第二种积累+调度+分配，相比较更为合理化的一种制度，但是无法应对短期内全国范围内的地理/气候/政治异动，特别是经济富足地区一旦出现危机危及生产或者物流系统出现问题难以有效调度，其他地区的动荡就很难解决，从而在全区域引发连锁反应

　　当然有组织的内部清洗则是另一种解决方式，毁灭式的力量自然可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这一运作逻辑在实行之时也同时在毁灭自己

　　迁徙+积累+分配的一种模式就是对外战争，通过战争攫取更多的土地

　　第三种 研究根本问题并予以与改善 几乎是人类社会这些根本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更需要一群人和资源专门关注、相互合作并尝试共同解决人类社会的大问题，这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知识、资源的积累、合作、调度与分配的形态，其需要的制度的构建，共识、合作机制的形成与维系比第二种更为复杂。

　　《天国之秋》读后感(八)：太平之殇

　　关于太平天国的著述很多，之前看过史景迁的《太平天国》，记忆深刻是他以历史故事的写法再现了这场运动。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更加吸引人，本书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政府、以洪仁玕为代表的太平军、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三方角度，各自延展，屡有交汇，却一点也不混乱，甚至觉得这本书就是一幕大剧，而作者给读者以“上帝视角”的尊宠——我们都知道故事的走向，但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却有待读者挖掘。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介绍了历史进程中每一步的根据和由来，同时不把自己的结论强加给读者，这种留白给予读者适当的空间思考和停留。当这些文字与读者脑海中固有的认知碰撞时，会产生新的火花。所谓读史有悟，大概就是这种体验吧。

　　太平天国的成与败

　　作为清末著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历史被人们熟知，耳熟能详的是封王——杨萧冯韦石，东西南北翼，以及内乱，继而惨遭镇压——太平军是作为一个被人们同情与惋惜的群体出现的。自了解这场运动起，我们便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阶级自身的先天局限性，而建都南京后的骄奢淫逸以及内斗腐败，是这种局限性的自然表现。如果不按照传统的定论来分析，裴士锋的《天国之秋》阐明实际原因远比这点复杂。

　　正面因素。先看太平军的斗志，洪氏家族建都后，固然有享乐、腐败等问题存在，但并没有忘记“北伐”推翻清政府的最终任务，说明他们时刻拥有进取心。再看指导思想，天京事变之后，洪仁玕从香港抵达南京，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内政和建国措施，比如学习西方，提倡与各国通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甚至成为今后政策的雏形和效仿对象。相比较没落、僵化、封建的清王朝，可以说太平天国在改革意识和指导思想上要远优于对手。最后看对手，清政府内忧外患，民生凋敝，推翻清王朝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反面因素。可惜的是，太平天国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政权，精神领袖的作用过于强大，洪仁玕的设想并没有真正落实。相反，由于过度妥协甚至是谄媚外国势力，并未取得理想的联合反清的结果。随着权力内斗，洪仁玕逐渐被架空，太平天国的治理又回到老路上去。从战争所需资源上看，太平天国并没有解决好战时资源供应问题，要知道对手是具有200年统治历史的大清帝国，即使山穷水尽，也是一只比马大的瘦骆驼，清政府在秩序体制运行上仍然具备传统的战时优势。特别是随着曾国藩的权力逐渐增强，他可以用南方大部分地区的资源来供给自己的湘军，资源的对比与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后看外国势力对这场内战的影响——他们，即使不是决定内战走向的唯一因素，也是首要因素。可以说，当时的外国势力因为拥有联军优势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扶持谁，谁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曾国藩的进与退

　　曾国藩是一名具有多重特征的清朝官员，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几千年儒家价值观在封建官吏身上的渗透。

　　自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朝开始治天下，而异族统治者的身份是抹不掉的，如何统治包括绝大多数汉人在内的中国老百姓，是他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后来满清政府寻得一种天然的统治思想——儒学，更多的汉族臣服于满清政府，并不是畏惧他们的凶残，而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一种平衡，传统的忠诚道义，与儒家价值观下的改革、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哪一个才是士大夫的终极目标？在清朝初期，许多汉人选择后者。

　　曾国藩也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个人价值——权利、地位、名望等等收获，虽然这份差事对于文人的他来说，只能说是勉强接任——如果有的选择，他可能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名垂千古”。就曾国藩个人来说，虽一开始不懂带兵打仗，但深知传统文化中家族、部落的牵连关系，通过组织关系、报酬管理、思想建设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创建并发展了自己的湘军。同时，曾国藩又是一个极具韧性的官员，两次自杀未果，屡次遇险，都未曾动摇其决心。这些都是他“进取”的一面。

　　与此同时，他也深知几千年王朝历史中臣子位高权重的俗套下场。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权势力之大，让人觉得取而代之当皇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前文提到了曾国藩是一名极其传统的儒家官员，血液里都渗透着忠君爱国的思想——即使他也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但从道德层面上讲，他选择了“退让”这条明哲保身的康庄大道，这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精髓，甚至影响着现代人的很多决定。

　　日不落帝国的战与和

　　“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作为英国外交立国之本，可以运用到英国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上。

　　毛泽东曾说过，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孙中山也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说明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影响深远。1864年的5月，自觉大势已去的洪秀全，开始考虑托孤事宜以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在天京偌大的王府里，背影透露出他的惆怅和哀伤，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动容、停滞。6月1日，洪秀全去世，没有看到自己建立的天国的覆灭。如今，南京天王府的洪秀全像供人凭吊，其族弟洪仁玕编撰的太平天国施政纲领《资政新篇》成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太平天国运动注定成为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往事枯萎，留给人们无尽的唏嘘和感叹声。

　　《天国之秋》读后感(九)：天国之秋：帝国之冬

　　我用帝国之冬来描述太平天国覆灭后这个灾难深重的帝国即将面对的百年战乱与惨痛。

　　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彻底败亡。至此，面对封闭保守的清政府，为了扩大在华贸易，大小纷争不断。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而很快开始国共内战。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至台湾，内战结束。将近百年，中国才获得了暂时的平静。而这不过是表面的平静，国内涌动的暗潮如同匍匐在阴影里的猛兽，总在猝不及防间咬住这个国家稍复喘息的咽喉，死于国内政治斗争的无辜百姓绝不比前百年战乱中惨遭凌虐的百姓更幸运，他们的队伍更庞大，他们的心更痛苦。

　　我绝无意将这百年来的不幸都归因于太平天国的灭亡，在读《天国之秋》以前我甚至从未正视过这段历史，接受“正统”历史教育的我一直只将它看做一场失败的农民起义，并且是在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一场起义。抛开这种必然性的决定论套路，以一种更为公平的眼光看待太平天国，我们会意外地发现，作为朝代的自然更替中的取代者，它应运而生，原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平稳地推进，或许有可能真正完成更替的使命。如果中国必要以这样的形式破茧重生，那么新生的力量原本真有可能领导这个国家结束已经无力为继的满清皇祚，而开启新的时代，当然我们站在猜想的立场上无法断言由太平天国打造的时代一定优于已知的状态，但对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人而言，每况愈下的悲惨会让人无法遏制去想像从未到来的未来。

　　怀着这样微妙的心情，再去读天国一步步走向无可挽回的萧瑟之秋，竟心生不忍不甘。其间英国人摇摆不定的时候，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都令人提心吊胆，一面既知历史性的抉择将不利于天国，一面又要直面这样令人失望的抉择渐渐形成，好似慢性病毒缓慢地渗透肌理，若不能做到麻木不仁，就只好遭受如蛆跗骨的疼痛。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将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分成三个层次，事件、经历、神话。如果说，裴士锋打造了一个关于太平天国的神话，这个神话以某种不可能去验证的美好可能，唤起了所有人对百年来中国人所经历的悲惨命运之遗憾情绪，这是个成功的神话，不仅扣准了中国人的脉门，而且令人感同身受。不同于官方打造的神话，阶级局限性下注定失败的螳臂当车如何能与顺应历史潮流而极有可能成功的摧枯拉朽相比呢。而作为经历，书中对经历的描述是极为丰富与生动的，大量的书信、笔记乃至媒体报道都致力于展现出那个特殊时代节点上英国人在中国内战一事上的辩争与思考、激情与冷漠、偏见与错误，当然也不乏一些可贵的远见，如此看来，那个重要的时刻，天国的命运就是掌握在了这些人隔着大洋而夸夸其谈的政客手中，固然不可思议，充满了偶然性，但也如何不可能呢？裴士锋或有意通过夸大太平天国的先进性与战斗力，同时刻意贬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政府，以此来批判在内战中贸然介入而仓皇退出，扮演了重要却可笑角色的英国政府。但无可否认在许多重要的转折点都不乏英国人的身影，正是某种无意识的偏见、固执、傲慢，干预了许多事件，从而结出了偶然却不可弥补的恶果。最后承受恶果的是不幸的天国。回归到事件本身，在《天国之秋》里是比较模糊的，或许可以知道在哪个时间发生了哪些事，而事实已经很难去确认了，毕竟充斥其间大量的经历都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误解的世界，一切都只让我相信，天国或有可能取而代之，却被英国人的无理干预打成了泡影。

　　一直主张中立，而实际上深深参与内战的英国军队，或许因日后贸易受阻而认识到今日抉择的失误，却不会后悔，强大的武力配合软弱的清廷简直可以任他们索取。不管当时坚持力挺清政府的英国政客是否出于他们宣扬的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是纯粹受到当时居中国承担信息中枢的卜鲁斯的误导，都不能改变他们插手他国内政以期牟利而最终将一个古老国度拖进更为旷日持久的灾难这一结果。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文明看似在演进，而人类的权力游戏却始终粗暴而无趣，充满了自以为是和误解，不想也不能解开。

　　《天国之秋》读后感(十)：天注定

　　之前看国内大师写史，多字斟句酌，不越位不跑偏，与教科书无大差别。读《天国之秋》，裴士锋的小说笔法令人产生幻觉。同样读中国史，国人所写如天安门前大阅兵，老裴所撰就像非洲兵团走正步。

　　《天国之秋》其实就是写太平天国的缘起直至兵败消亡，是一部较为规整的历史片段。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按说必须主要写一写他，最起码着墨该多一些，哪知看完此书，统共只有三两处将秀全的名字提了一提，还没有露面。秀全离读者最近处，是一传教士想与秀全见一面，谁知秀全不愿意见他，让洪仁玕带话说，鸡巴洋人不可靠，不诚信，不能处。即便这么近，读者还是没有直面秀全。

　　《天国之秋》强调清廷在英法美国外势力出于经济利益协同清廷，才击溃了太平天国。这是该书写作的基调。裴士锋以此基调动笔，有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天国题材被写得太多了，这个侧重点比较新颖。二是作为一老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浮皮蹭痒，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有写头，可以赢得读者，令人信服。

　　这就是天注定老裴不能像国人写国史一样，研究得深且精。老裴一外国人，能把中国近代史的这一段写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小说的笔法娓娓道来，一章一节都很干净，基本没有废话，比国内若干这家那士故弄玄虚良心多了。这是天分。

　　老裴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还透露出以前鲜有人知的好笑或惊人细节。说戈登是一个大舌头，说话口齿不清。这应该是可信的。就像我们说先主席刘少奇是个大鼻子一样，都是国内人所共知。比之语言不通的国家，英语国家信息对等，只要非机密事件，一般都知彼知己。

　　书末，老裴甩了个大雷子，说曾国藩击败太平天国之后，曾有挥师北上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想法。此说没有在之前的那么多相关史料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是第一次看老裴言之凿凿。尽管如此，老裴还是自留退路，以流传两字推卸责任。他没有把产生进京剪除鞑靼的想法归于曾国藩，他提笔写到：曾国荃曾劝曾国藩在南京登大位，当中国的新皇帝。

　　一个外国人写中国史，各种局限，只要基本史实正确，其他不必苛求。写得有趣，即便添枝加叶，读者爱看，就算成功之作。老裴大概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