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精选10篇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一本由艾伦·布卢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一)：形而上学，不行就升官发财做生意

八十年代的美国并非是走向封闭，而是走向了与立国之初相悖的一条严守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之路，与今日反全球化的封闭截然不同。

书中所批判的这条路，不需要多彩的人文情怀，也不需要剖析阶层的社会科学，只需要比理性更加理性、比实用更加实用的功利主义。尽管书中也在批评这样倾向不过是忘却了死亡这一终极命题的愚钝之举，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下，人人为己已然成为了共识。 于是，形而上的真理问题被悬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对主义甚嚣尘上。于是，构成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人、家庭、信仰都开始分崩离析。

人类天性中超越自然的动机是文化 意识的基石；这一意识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它应当理解为对现 实和对人性的全面表征和展开，而不是对人的行为的探究。从自 然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的事实表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存在 的，它比自然过程远为重要。可是，这个过程被忘却了。

因而结果就是，形而上学，不行就升官发财做生意。可惜，这个年代，不止美国，所有国家都是后一种思维的学生。

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布鲁姆所神往的那个年代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启蒙的思想大爆炸也不在乎是为物质大丰富打好的基础。二者本不可分。或许，这种"封闭"的倾向才是历史的常态。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二)：布鲁姆的大学教育情缘（感同身受，读之不觉落泪）

摘抄布鲁姆对自己求学经历的回顾：
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并多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过去我从未见过或至少留意过这样一种建筑，它明确地致力于更崇高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栖身、生产或贸易，而是为了某种目标本身。【这才是大学啊！也是我梦想的大学！我也有幸对我的大学产生过这样的崇敬。】中西部不是以宏伟的朝圣地或政治荣耀的纪念碑而闻名，也少有看得见的精神遗迹可以激发青年人的想象力或敬仰。我对未知事物的渴望，突然间在外部世得到了回应。
当然，这是一些仿哥特式建筑。我在上学期间得知它们是仿制品，况且哥特式风格其实并不对我的胃口。但是，它们指向一条通往伟人相聚之地的学习之路。你在那里能看到一些自己周围不太可能见到的楷模，没有他们，你既不能认识自己的能力，也不会明白作为人类的一员是多么奇妙。【人文主义的教育studia humanitatis，就是为了发现或者说实现人作为人的潜能，就是让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意识到，哦，我是作为一个人存在，这样一种存在时很特殊的、很复杂的、很奇妙的，当然也可以是很有意义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存在时没有这种意识的。】这种对古代异邦风格的模仿，表明了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缺少这种风格所表达的厚重，表明了人们对它的尊重。这些建筑是一个世界上最热衷于积极生活的民族，对沉思生活表达的崇敬。【美国的大学体现了美国文明的价值】这种伪哥特式风格受到很多嘲笑，所以再没有人建造那样的建筑了。据说，它是不真实的，没有表达我们的本质。但是对我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表达着我们的本质。人们不免怀疑，对于我们的精神需求，文化批判家是否具有和那些出钱盖房子的庸俗富人一样出色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冲动是指向未来的，对它来说传统似乎更多地意味着羁绊而不是启示。历史的记忆和警示使我们摸索前行时的唯一监督。这些受人轻蔑的百万富翁在市中心建一所似乎仅仅致力于美国目标的大学，是在向他们一向忽略的东西致敬，不管这是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失落了什么，还是由于他们只顾别的事情而感到良心不安，或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要把自己的名字跟某种事业联系在一起。（以何种方式满足虚荣心，也完全能够说明他的为人。）教育，而不仅仅是技术教育，是美国的本色。【走出平日里的商业生活，走进大学精神殿堂的一刻，就是美国文明真正登上人类文明舞台的时刻。】
对我来说，这些建筑物的承诺的一直被完整地保留着。从我成为该校学生的那一刻起，用全部时间思考我是什么人似乎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件事让我着迷，但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合适的或可能的研究课题。我在上高中时见过许多年长一些的男孩和女孩走进州立大学，然后成为医生、律师、社会工作者、教师，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它们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上大学是成长的一部分，但人们并不指望它成为改造的经历——事实上也不是如此。谁都不相信存在着我们闻所未闻的严肃目标，或存在着某种研究我们的目标、判断其优劣的方法。简言之，哲学只是个字眼，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形式。我们的中学及其周边的气氛造就了我们这种心态。【【【【【这几句话看得我震撼和动容，有那么多人，在上大学前就已经规划好大学怎么结束了，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一丝一毫地想过大学教育对灵魂的塑造作用！！！结果，正如他们的灵魂的品格所决定的，那些水课、那些职业技能培训是他们大学生涯最主要的“收获”。他们的灵魂对哲学、对精神的冒险就是绝缘的，他们拒绝去冒险！他们绝不允许大学的教育干扰他们的职业规划。而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学的绝大多数课程也恰恰能够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布鲁姆在这里歧视的那些“州立大学”和我们的大学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商业和民主时代的职业培训课堂。我真的是机缘巧合才碰到这样一次精神冒险的机会，是大学教育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冒险把我带进了人生的未知境遇里。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五味杂陈，我应该冒这次险吗？我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什么？】】】】】然而，一所著名的大学却代表着另一种氛围，它宣称有一些人人都应关心的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也不期望有答案。它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因此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有害于这种探索的东西。它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做出界定。它维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本身，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独特的高层次上进行讨论的模式。【真正的大学教育就是使你的精神境界，或者至少是眼界提升的地方，就是说你突然意识到人类存在的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处境，也会意识到你自己的真正的处境的高下。你会有对高贵和低下的区分，也就是你的价值观的形成。而你的价值观也就是你自己处境的体现。】它蕴含着奇迹，使在对奇迹的共同体验中产生友谊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存在着理论人生的鲜活证明，他们的动机不能被轻易归结到更低俗的层次上，尽管人们乐于认为那是普遍存在的。【你可以用进化心理学、用性欲、用种种低俗的、现代的、科学的“心理理论”去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莎士比亚、李白、康德等等伟大天才的人格和思想，但是只要你去认真地思考他们的创作，然后再跟你用自己不假思索拿来的理论做出的解释去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解释”是多么苍白无力，是多么肤浅，是多么无聊！最可怕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似乎低下的、无聊的。。。】他们拥有权威，但它不是以权力、金钱或家族为基础，而是来自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然天赋。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一个有真正共同理想的共同体。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大学就是人类运用理性----人类最本质功能------的地方】
岁月教会了我，这多半是出于我年轻时的热情想象，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美好。【学术事业是艰难的。大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处境也是艰难的。】大学的立场比我能够设想的更加暧昧，有对立的潮流来袭时，它们要比表面看上去更加脆弱。但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思想家，他们为我开辟了新的天地。【学者就是生活在这些思想家构造的天地里的，这就是知识人的天地。】我学会了留心一些书，它们充实着我的存在内容。它们在我每天的生活中时时与我相伴，让我领会了很多事，也做成了很多事，假如命运没有把我带进这所处于鼎盛期的著名大学，我是做不到这一切的。【加入命运没有让我进入那所人文大学，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思考。我会和我的绝大多数高中同学一样，径直地上完大学，进入职场。】我有着人们梦寐以求的老师和同窗。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些朋友，可以跟他们分享有关何为友谊的思考，同他们心心相印，我刚才所说的共同理想在他们中间发挥着作用。【学人之交就是君子之交，最恬淡，又最牢不可破。当然，也可能会决裂，但只要是纯粹的学术决裂，那也是这种友谊的一部分。当然，现实中，学术界可能恰恰也是很丑恶的。不过，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学者的圈子，确实是体现了一种高贵的。这样的友谊当然也只会是少数的。】不消说，这一切都与生活中必然包含的软弱和丑陋混在一起。它没有抵消人的卑贱，但即便如此，它也在对这种卑贱给予教诲。甚至对大学——它毕竟只是原则上可以与之分离的内容的载体——的失望也没有使我怀疑，它给予我的不是我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生活。【大学的教育给了我打开幸福eudomonia的大门，这是真正的美好】我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我祈求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沉迷于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件荒唐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念，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境界这个词用在这里的翻译真的很恰当！我也是一个大学的沉迷者，我没有想过我能够离开大学。虽然我现在暂时离开大学。】没有它，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再也无法复活。轻浮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理性生活的诽谤，并不能抹煞它那无法抗拒的没。但这种诽谤会使它受到遮蔽，事实也确实如此。
摘录布鲁姆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探讨
201 托克维尔的教导使我们知道了大学对民主社会的重要。他的杰作《论美国的民主》触动了我的尚不成熟的情感。【大师就是敏锐，哈哈哈】
204 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大学是一个让探索和哲学开放精神自行其是的地方。它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而且，它维护着滋养这种怀疑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丰富宝藏。
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它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这句话真是太经典了！经受过暴政摧残的人是麻木的，是分不清好坏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能想象其实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这里的暴政是广义的，秦始皇、成吉思汗等暴君的杀戮是暴政，极权主义是暴政，资本主义也可以产生对人类灵魂的暴政。】给人以自由的不是感觉或担当，而是思想，是理性的思想。感觉主要是由习俗形成的和塑造的。真正的分歧来自思想和根本原则的分歧。民主中的许多因素导致对这种分歧意识的攻击。
206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体制中，这种类型的人——理论型的人——的生存可能是最受威胁的，要使人性不致丧失殆尽，必须给予强有力的保护。
207 可以说，民主国家中大学的存在，正是为了防止或治愈这种民主特有的盲目，这不是为了建立贵族政体，而是为了民主政体本身，为了保护这种制度中某些人的精神自由——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民主最大的精神弱点是缺乏理论生活的兴趣或才能。
273 从任何以上说，美国都不存在贵族和教士——高级知识传统的天然继承者。我们的政治原则中包含着最伟大的思想，但这从未体现在杰出人物的身上，因此也从未成为活在我们身边的思想。它们在美国的家园是大学，20世纪60年代的罪行就是对这个家园的侵犯。
【最近很多著作和论文都说托克维尔讨论了自由的贵族起源。那么在他那里，民主社会中的贵族因素有哪些呢？很多人会说，像美国的律师法律人士，像精英的参议员等等，都是美国的“贵族”因素。但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最重要的“贵族”机构，贵族aristocracy也有高贵的意思，就是大学。没错，大学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哈佛耶鲁是那些统治者的摇篮，这些大学产生什么样的青年人，他们的灵魂是否被赋予了高贵的因素，决定了这个国家政治的未来。秦玥飞这样的耶鲁人，目前看来，就是真正体现所谓“自由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识教育”的力量。】
295 只要巨著是课程的中心部分，学生们就会既兴奋又满足，感觉他们正在独立完成着某件事情，从大学里学到了他们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读经典，也就是追寻那些思想巨人的足迹去不断攀越人类处境的高峰，是使青年人拔高自己处境的唯一办法。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论语，不读唐诗宋词，怎么可能做中国人呢？淡然，并不是说你“读”了，就一定能有很高的存在。】
319 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不是学术造诣的标志
通常，有机会获得通识教育的学生，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目标的人，或至少不把大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培训基地的人。那些有固定职业目标的学生是带着眼罩过大学生活的，整日埋头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是偶尔会为吸引他们的选修课分心。真正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的全部人生因这种教育而发生重大改变，他所学的东西会影响他的行为、趣味和选择，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将受到审查和重新评估，无一可以幸免。通识教育把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它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冒险的学生。【真正的教育就是让灵魂去冒险的！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因为你能接受的教育的程度和你本身灵魂的品质也是有关系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冒险。】
331 现在是世界史的美国时刻，我们会因为这个时刻而受到永恒的审判。在政治上，我们的政体为自由在全世界的命运承担起了责任，同样，哲学在世界上的命运也被交给了我们的大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前所有未有的。赋予我们的使命十分重大，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则充满疑问。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多么震撼啊！！！！！我们这个时代是美国时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美国人就应该沾沾自喜吗，就只是觉得很爽吗？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美国人是负有沉重的责任的，他们的作为最终是要受到人类文明法庭的审判的！！！这样一个时代能为人类历史留下什么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耶稣、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当然还有中国的孔孟、老庄、李杜、朱王，这是以前的世界历史的非美国时刻给我留下的东西。那美国能留下什么呢？好莱坞电影吗？美国是要受到审判的，这个时刻并不是不会到来的，雅典帝国有盛有衰，罗马帝国也是昔日的记忆，欧洲诸强的历史也落幕了，先秦汉唐也都有盛极而衰的时刻，美国创造自己文明价值的时间并不会是永恒的。】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三)：谈教育——浅谈卷一

木心说：“爱是一场自我教育”。 对此可以用布鲁姆的话来进行解释：“那个不屑于到女孩子窗下弹吉他的学生，永远不会在她的影响下读诗或写诗，他有缺陷的性爱不会给他的心灵提供美的形象，他的灵魂会一直粗糙和脆弱。这不是说他不会去装点这个世界或对他抱有理想；而是说他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布鲁姆认为，最有趣的大学生其实是那些尚未解决性问题的人，他们还年轻，希望改变他们无知的状态，把欲望注入他们的所思所想之中，于是他们欲望的满足便由娼妓转向了柏拉图，由罪行转向崇高。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我实现，实现灵魂的完善。譬如一个有缺陷的圆，逐渐发现残余的部分，从何变得完美。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喜剧中，把男人和女人的起源以一段神话来进行了描述，他说男人和女人其实是一个圆，只有结合在一起才完善。 教育在一开始就和性，和欲望联系在一起。 人的性欲与兽类的性欲不同，兽类的欲望只是为了交配，而人类则可以“为了自己的性欲而学习”。 武术家所讲究的“童子功”，其实也是有一番意思的。“最有学习效率的岁月，也就是亚西比德长胡须的时刻”，人的探知欲随时间而不断衰减，正如以前老师讲过，你以为那些三四十的人，会比你们更爱读书？就学习的热情来言，他们或许还不及你们。以前不是很明白其中原因，现在倒是差不多明白了。仲尼“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现在想想其实也是这么个过程。 德尔菲的神庙里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被苏格拉底当作座右铭终身奉行。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不要忘了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而这种自然的欲望则是人类的动力。在我们的语境中，欲望大多是贬义的，理学甚至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欲望的定性确实一种可以帮助扶持理性的力量。 因时制宜，顺其自然，这些智慧都与人自身密切相关。最高的美德是中庸，也就是达到灵魂的高度和谐，与环境的和谐。说到底，在我看来，就是欲望的和谐。 教育便是通往完善的道路。 ”饱尝了唾手可得、不痛不痒、枯燥无味的肉体和满足，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踏上销魂之地了。”人要顺循自然的轨迹，方能获得真正的满足。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四)：《美国精神的封闭》第一卷读书笔记

虽然布卢姆书中的观点非常偏向左派，但他却并不笼统地把六十年代的这批学生视为“垮掉的一代。” 布卢姆首先把大学生视作一张白板——这是相对于欧洲学生来说的，即他们没有受到带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经典的熏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学生是令人可喜的。因为不带有成见的心灵更适宜接受经典，这种无知的开放是传承经典、沟通高层修养与底层心灵的土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大学生就能比欧洲学生更好地学习经典，在接下来的“典籍”“音乐”和“关系”篇中，布卢姆谈了更多的关于大学生“心灵单调”的方面。
布卢姆对古代的伟大经典有特别的信念，他认为“自然本性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人的求知欲是恒久不变的。” 所以，他倾向于扮演苏格拉底的“助产士”形象，而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灌输者角色。而在本卷中他对大学生的语气，也并不像一个古板的说教者，或是一个为“通识教育”奔走高呼的倡导者。之前读到的一些文献 中依据本书来提倡应对大学生实施广读经典的“通识教育”，我认为是有悖于布卢姆原意的。而布卢姆也确实承认“而今，把经典著作和学生们的感受或切身需要联系起来，已经变得难上加难” 。但布卢姆对大学生远离典籍的忧虑是实然。对此，他希望“强力介入一部分人的教育” ，鼓励一些有好奇心的人在书本中探索，而非“把整个传统灌输给所有的学生。”
布卢姆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倡导青年应成为什么样子，而几乎是以客观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代学生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并试图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分析这些改变的原因。所以，我认为第一卷总体而言还是较为客观的。
从前言来看，本书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论民主艺术的封闭”。这种封闭的一个特征是不能接受功绩之外的任何标准，所以标榜着“自由、平等”的开放反而成了人们闭目塞听的原因。在人文衰落后，摇滚乐、电视、电影和大众心理学共同打造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这种流行文化驱使下的服务业以满足人的欲望为目的，加之“自由、平等”的旗帜下民粹主义的兴起，年轻人的生活变成了肉欲、非理性的“酒神的狂欢”。布卢姆提到，“祖国、宗教、家庭、文明” 这些为人提供在整体中的位置感的一切情感因素和历史因素，全部被理性化和弱化了。虽然布卢姆是奉行理性的，但他非常肯定家庭和宗教等在人文思想的培育作用。所以，他哀叹整体秩序的丧失，哀叹“廉价和短暂之物替代了日常生活中沉积下来的永恒之物” ，哀叹狭隘教育导致的种种偏见与傲慢。布卢姆信奉古老智慧指导下充实、有秩序的生活，这一点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中国乡村人群思想有些相似。我注意到，布卢姆在“摇滚”篇中的措辞尤为激烈，不仅批判摇滚乐手、挥霍快感的年轻人，连容忍摇滚乐的左派也不放过。
科技和文化中开放性导致的结果，是让人的距离更远而非更亲密了——比如种族和两性关系。布卢姆在书中把它们分开讨论，然而我想说说这两者的共性。这两个曾经被歧视的群体是依靠理性的反省（滥觞于《独立宣言》起草者们的精神）和国家力量的宣传而获得了平等地位，然而隐形的鸿沟仍然存在。例如，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曾经依靠男女角色的家庭分工也变成了头等问题；而在优先录取等“人为公平”措施下的黑人们亦面临着社会认可的困境。尤其是，两个群体并没有实现设想的那样平等与交融。联想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与结果，我个人产生了以下想法：强制推行的平等未必比自然状态下的各行其是要好。因为在个人主义下的平等社会中，人依然是一座座孤岛，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是个体之间的情感并没有随着两性肉体上的接近而亲密，却随着家庭的消亡而淡化了。以上的一切，都是在旧的观念被强行推翻、新的思想还没有产生的空白状态下，人们的“漂浮”状态。而位置的“漂浮”，带来的是关系与责任、个人与集体、两性与家庭、性与爱等等的分离。
读完这一卷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布卢姆所提到的美国“文化土壤如此贫瘠”，究竟是开放一代造成的结果，还是造成这些学生知识贫乏的原因？在这一卷里我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解释，布卢姆似乎自然地认为他们是互相选择的关系——放纵、自我的思想滋生出的一代，而他们又选择并助长了此类文化。不过书中也零星地提到：美国的移民熔炉属性、二战后的《军人福利法案》、冷战竞争下崇尚SAT成绩的选拔标准、电视和广播的诞生（似乎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些相似）、以及对黑人的优待政策等等，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部分原因。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五)：Robert Paul Wolff：Allan Bloom'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Afficionado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have learned to look to Philip Roth for complex literary constructions that play wittily with narrative voice and frame. One thinks of such Roth works as My Life as a Man and The Counter Life, Now Saul Bellow has demonstrated that among his other well-recognized literary gifts is an unsuspected bent for daring satire. What Bellow has done, quite simply, is to write an entire corruscatingly funny novel in the form of a pettish, bookish, grumpy, reactionary complaint against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author" of this tirade, one of Bellow's most fully realized literary creations, is a mid- fiftyis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whom Bellow gives the evocative name, "Bloom." Bellow appears in the book only as the author of an eight-page "Foreword," in which he introduces us to his principal and only character. The boo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Allan Bloom," and, as part of the fun, is even copyrighted in "Bloom's" name. Nevertheless, Bellow is unwilling entirely to risk the possibility that readers will misconstrue his novel as a serious
piece of nonfiction by a real professor, and so, in the midst of his preface, he devotes more than a page to a flat- footed explanation of his earlier novel, Herzog, in which, he tells us straight out, he was deliberately trying to satirize pedantry. This bit of hand waving and flag raising by Bellow detracts from the ironic consistency of the novel, but he may perhaps be forgiven, for so compellingly believable is this new academic pedant, "Bloom," that without Bellow's warning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might have been taken as a genuine piece of academic prose.
The novel is, for all its surface accessibility, a subtly constructed palimpsest concealing what old Hyde Park hands will recognize as a devastating in-house attack by Bellow on his own stamping ground,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Bloom" is described on the jacket as a professor in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The real target, indeed, is a former member of that committee, the late Leo Strauss, a brilliant, learned, utterly mad historian of political thought who spawned, nurtured, reared, and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disciples dedicated to his paranoid theories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Strauss, whose hermeneutics placed special emphasis on concealment, absence, and misdirection, appears only once in the book, in an aside. Bellow leaves it to the cognoscenti to recognize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the allusion.)
 As conceived by Bellow, "Bloom" is the quintessential product of the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theories that flourished at th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uring and after the heyday of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key to those theories was the particular mid-western, upwardly mobile first-generation version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that came to be known, in its promotional publishing version, as The Great Books.
According to this pedagogical concepti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a two-millennia-old conversation among a brilliant galaxy of great minds, permanently encapsulated in a recognized sequence of great texts, with Aristotle's plan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human knowledge as the architectonic armature. Plato, Aristotle, Aeschylus, Thucydides, St. Augustine, St. Thomas, al Farabi, Maimonides, Erasmus, Cervantes, Bacon, Shakespeare, Descartes, Hobbes, Locke, Spinoza, Leibniz, Newton, on and on they come,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chatting with one another, kibitzing their predecessors, a rich, endless, moveable feast of ideas and intellectual passions. The list, by now, has grown enormously long, but- and this is the secret of its mesmerizing attraction to the eager young students who were drawn to Chicago- it is finite. However much work it may be to plow through the great books, once one has completed the task, one is educated! One can now join the Great Conversation, perhaps not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but certainly as a thoughtful listener. And this is true, regardless of one's family back- ground, upbringing, lack of private schooling, or inappropriate dress. Unlike the Ivy League, where the wrong social class marked one permanently as inferior, Chicago offered a "career open to talents."
The virtue of a Chicago education was a certain intoxication with ideas, especially philosophical ideas, that sets off graduates of the Hutchins era from everyone else 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scene. When I taught there briefly, in the early 1960s, I was enchanted to find professors of music reading books on Kant, and biologists seriously debating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 Aristotelian terms. The vice of that same system is a mad, hermetic conviction that larger world events are actually caused or shaped by the obscurest sub-quibbles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By a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of the sort that the young Marx so brilliantly burlesqued in The Holy Family, Chicago types are prone to suppose that it is the ideas that are real, and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who are mere epiphenomena. Bellow captures this distorted mentality perfectly in "Bloom," who, as we shall see, traces the cultural ills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implausibly, but with a wacky interior logic, to the twisted theories of two German philosophers.
The novel (which is to say, Bellow's "Foreword") begins with what turns out to be a bitingly ironic observation. "Professor Blo om has hi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 And indeed he does! Once "Bloom" has begun his interminable complaint against modernity- for which, read everything that has taken place since "Bloom" was a young student in the 1940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e are treated to a hilarious discourse of the sort that only a throwback to the Hutchins era could produce.
"Bloom's" diatribe opens with some animadversions upon the culture of the young. After a few glancing blows at feminism, he quite unpredictably launches upon an extended complaint about the music that the young so favor. Bellow's image of a middle-aged professor trying to sound knowledgeable about hard rock is a miniature comic masterpiece.
Now "Bloom" arrives at his real message. The deeper cause of the desperate inadequacies of our contemporary culture, it seems, is the baleful effect upon u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rtin Heidegger! Inasmuch as only a handful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can spell these gentlemen's names, let alone summarize their doctrines, "Bloom's" thesis has a certain manifest implausibility. But, as Bellow well knows, true Straussians spurn the obvious, looking always in silences, ellipses, and guarded allusions for the true filiations that connect one thinker with another, or a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with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world.
"Bloom's" expository style, so skillfully manipulated by Bellow, makes it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tell what he is actually saying. Its most striking surface characteristic is an obsessive name- dropping that turns every page into a roll call of the Great Conversation. Consult the book at random (my copy falls open to pages 292-93), and one finds, within a brief compass, men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 Machiavelli (a Straussian buzzword, this), Bacon, Descartes, Hobbes, Leibniz, Locke, Montesquieu, Voltaire, Jacques Maritain, T.S. Eliot, Rousseau, Newton, Socrates, Moses, Cyrus, Theseus, Romulus, Swift, and Aristophanes.
But despite the talismanic invocation of these and many other great names, there is precious little real argumentation in "Bloom's" "book." Indeed, despite his academic style of exposition, "Bloom" rarely enunciates a thesis that he is prepared to stand behind. All is irony, allusion, exposition, and under- cutting reserve. Eventually, one realizes that Bellow is deliberately, and with great skill, conjuring for us a portrait of a man of Ideas, if not of ideas, whose endless ruminations on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 conceal a fundamental absence of either.
The turning-point in "Bloom's" monologue comes late in the novel, in a chapter entitled "The Sixties." Suddenly, the mist disperses, the allusions evaporate, and we discover what is really eating away at "Bloom's" innards. It seems that, in the course of his distinguished academic career, "Bloom" taught at Cornell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sixties. Two decades later, "Bloom" is so dyspeptic about the events there that he can scarcely contain himself. "Servility, vanity and lack of conviction," "pompous," "a mixture of cowardice and moralism" are among the phrases with which he characterizes his colleagues of that time. For "Bloom," at Cornell, Columbia, and elsewhere, the rebellious students were blood brothers to the Brown Shirts who supported nazism. "Whether it be Nuremberg or Woodstock,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
Stepping back a bit from the fretwork of the novel, we may ask ourselves what Bellow's purpose is in committing an entire book to the exhibition of "Allan Bloom." Clearly, simple good- hearted fun must have played some motivating role, as well, we may sup- pose, as a desire to set the record right concerning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But as the final portion of the book makes manifest, Bellow has a deeper aim, one that is intensely earnest and, in the fullest and most ancient sense, moral.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whom "Bloom" so likes to cite is that ultimately morality is a matter of character. Plato's brilliantly rendered portraits not only of Socrates but also of Gorgias, Callicles, Thrasymachus, and the others is intended to show us how virtue is grounded in character, and right action in virtue. Merely to know what can be found in books, or indeed on clay tablets, is no guarantee of virtue. As Aristotle remarks in a celebrated ironic aside, one cannot teach ethics to young men who are not well brought up. "Bloom," as Bellow shows us across three hundred tedious pages, is as intimate with the Great Conversation as any Chicago undergraduate could ever hope to become. And yet, at the one critical moment in his life, when he confronts inescapably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political reality and his beloved Great Books, "Bloom's" vision clouds, his capacity for intellectual sympathy deserts him, and he cries "the Nazis are coming" as he shrinks from America's most authentically democratic moment of recent times.
In the end, Bellow is telling us, the Great Conversation is not enough. One needs compassion, a sense of justice, and moral vision. Without these, the Great Books are merely dead words in dead languages. I strongly recommen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to anyone who desires a fiction of the mind that takes seriously the old question of the role of reason in the formation of virtuous character.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六)：《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之讀書筆記

作者：Chris Boo 轉自：Facebook
戰後七十年西方國家左膠當道已經不是新鮮事，但近年來這股風潮逐漸蔓延到華人世界。很多毫無抵抗能力的華人選擇跟風，當然也有不少學者提出批判。不過凡事應該追源溯本，我們不如留意下在左膠的源頭——西方國家，他們的學者是如何探討和批判這股風潮。
首先本書的題目就足以讓人覺得驚奇，因為在一般人眼中，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也最開放的國家，而作者Allan Bloom卻反而指出美國精神已經走向封閉。在作者看來，這種封閉恰恰是因為過於“開放”，以至於價值標準混亂，虛無主義橫生，而封閉的深層次原因是價值觀被一種相對主義的語言所污染。以下分幾點簡單探討下作者所提出的問題。
對歷史主義的批判
德國歷史學派按照Allan Bloom的說法，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本身就是神。所以兩件事情的前後雖然在邏輯上找不到任何關係，但都可以強行編出一個理由來證明這兩件事情是有關係的。Allan Bloom反對歷史主義，他對歷史的解釋是價值導向而不是事實導向。這裡涉及到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研究方式的差異。物理學是如何總結定理的，是從現像中總結定理，儘管事前沒人知道重力，卻依舊可以推算出萬有引力定律，事後再對這個模型提出文本上的解釋，所以物理學認為規律僅僅是物質相互作用的表現。也就是說，物理學的研究過程，是現象——規律。然而歷史學根本不能這樣，否則就會出現一個經濟學的著名謬誤：某地棺材訂購數激增，導致了該地死亡數激增。因為在歷史學範疇我們沒辦法從單純的數理上證明因果關係，因果檢驗在計量模型中是可以進行的，但需要足夠大的數據，不過歷史文獻不可能提供那麼多數據給你，無法類比物理學實驗，很多事情就發生一次。因此理清邏輯很重要，某地棺材訂購數激增或許只是證明該地死亡數激增的充分不必要條件。類似的例子還有“全球海盜數量減少導致環境惡化”。
所以歷史主義會導致三種結果
1.因果顛倒
2.強行把時間上有先後關係的事情說成有因果關係
3.把兩件有關聯但無因果關係的事情說成有因果
另外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教育只需要羅列歷史事件就行，而根本不需要提供羅列者自己的見解，實際上這也是一種理客中？想想也是，很多人把“史料中能找到真相”和“史料就是真相”混淆了。本人之前也提過，史料由於記載者自身的政治正確，本身就代表一種價值觀，如果不加任何見解地接收，不知不覺就會跌入了史料的陷阱。
歧視鏈
作為新保守主義，Allan Bloom的想法非常符合歧視鏈。他認為，文明歸根結底是人類在對ideal（理想形態的社會或烏托邦）的摸索中發展起來的，摸索有高效低效，距離ideal有遠近，這就是判斷文明優劣的標準。所以理所當然存在蠻族，也存在文明人的差別。而杜威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認為文明根本不存在優劣，多走走看看對人類開拓視野有好處。而John Rawls則認為，文明可能確實是有優劣的，但是在一個政治自由主義社會中，這種歧視必須被禁止。按照Allan Bloom的說法，這倒不是各國人形成本國人高貴、外國人劣等的想法是自然形成的自發秩序，只有西方人產生了想從外國人那裡學習生活方式的想法。美國的教育讓學生去學習外國文化，卻不告訴他們這種學習本身就是美國特有的是一種隱性民族自豪，實際上還不如顯性地告訴大家，只有我們美國能夠吸收外國文化的長處克服自身短處，大家在吸收外國文化的過程中就會批判地去看，效果會好很多。這一條就將他和舊保守或者說反動主義區分開來了。
為了避免引起概念混淆，建議先不說哪個文明更高等，而說哪個文明在某些方面存在明顯的劣勢。必須否定文化多元主義，承認文化有優有劣，劣等文化就應該被教化，當然在不同時代要採取不同辦法。這裡有個危險的分歧，如果你承認黑人本質上就是蠢，那等於你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南方奴隸制的合理性。黑人就算天生在某方面有劣勢也不是他們質素差的主要原因，問題出在他們不願放棄家鄉文化，要求自己的身份認同，排斥白人價值觀的教化。早期黑人民權運動爭取的是被當做“人”的權利，因此被Allan Bloom所讚賞；而後期黑人平權運動爭取的是被當做“黑人”的權力，因此被他所批判。Allan Bloom認為是美國的文化變了味，以前大家都相信自然權利，現在變成了鼓吹多元化，所以不僅黑人運動變了味，白人也出現了嬉皮士。所以他不僅批判黑人，也批判白人甚至可能批判白人更多。某程度上，納粹和共產主義對美國都沒產生太大影響，但新左翼的多元主義對美國的影響絕對是深刻的。
Allan Bloom的文章無數次表現出一個觀點，那就是西方文明是與眾不同的，西方如果只對自己孤芳自賞，那麼西方也不過是個白痴文明。但是西方可以對自身的存在基礎進行反思，這就是西方先進性的證明。文明是一個洞穴，所有人都出生在這個洞穴之中，柏拉圖認為哲學的使命就是找到鑽出洞穴到外面的方法，而尼采卻顛倒過來，認為道路不在上面而在地下，應該繼續鑽洞搞清楚：人為何就生在了這個洞裡呢？Allan Bloom認為學習其他文明，目的不是從一個洞鑽到另一個洞，似乎換了一個洞你就過得舒服了；而應該是去了解那些洞裡的人，找到哪怕是能更接近外面一釐米的方法。
對尼采的評價
Allan Bloom對尼采的評價很有意思，他讚同尼采的悲觀主義，反對尼采的非理性主義。Allan Bloom認為美國社會的問題在於美國人還不夠悲觀，因此變得慵懶了；其他被他所反對的派系諸如杜威、John Rawls等則完全相反，認為美國是喪失了那股天命昭昭的豪氣。一個人如果是真悲觀主義，他就不可能像廢人一樣無所事事，時刻有危機感這算是尼采作品裡比較值得吸取的東西。但究竟是應該通過樂觀主義來騙著大家前進，還是應該靠悲觀主義來逼著大家前進，我持保留態度。Allan Bloom對尼采也是又愛又恨，他說：尼采發現蘇格拉底雖然死了，但他的精神還活著！沒有人征服過蘇格拉底的精神！他雖然被處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卻藉此永存！那麼就由我尼采來對蘇格拉底的精神捅最後一刀吧！他對尼采這種勇敢特別讚賞，學者就是要敢於對那些傳統觀念開戰。然後說完這個他又扭頭說，正是蘇格拉底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撐著現代大學的發展。也就是說，他在學術上反對尼采，在文藝/文化上支持尼采，他認為美國那些尼采化的左翼只學到了尼采的反理性，其餘都被他們無視了。
對非理性的批判
Allan Bloom讚賞啟蒙精神中的很多可取之處，而認為那種說“啟蒙運動就是一幫樂觀輕浮的思想家在發顛”的觀點本身才是輕浮，很少能見到給啟蒙主義思想做辯護的新保守主義者，讓人眼前一亮。他無處不在強調理性的重要性，他在文章中盛讚了馬基維利，並把他視為啟蒙思想開創者，主要是讚賞他不放棄思考這一點而沒有對他作出倫理上的評價。其實看多了Allan Bloom的文章，也許有人會支持明君之下的開明專制，受過良好政治教育的明君擁有神一般的肚量，可以接受各種批判，然後巧妙地控制國內的各個派系，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但是Allan Bloom馬上就說期待這種君主是非理性行為，啟蒙運動本身就是發現了君主白痴率較高才發生的，總來講民主比君主好一點。和亞洲不同，歐洲封建社會從來都是法律先於君主封建契約，民主政制的上限或許比君主制低，但下限卻高很多，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在不斷提高下限。部落民主之下，一班目不識字的村民和會讀書寫字的人一起投票，人們覺得需要專業人才來治國於是有了君主制，但君主制久了，歐洲佬又發現皇室都是一些高度近親通婚的智障人士，然後隨著識字的普及，在人民中尋找智者就成為了可能。民主制雖然效率很低，但的確是目前所知唯一一種在人民中尋找智者的方式。
但是民主社會也要提防來自非理性的威脅，民主制度認為自己的宗旨比起那些威權主義國家的教條來說根本一點也不難，也沒有強制性，所以人們應該會在經過審慎思考之後，接受民主的宗旨，發自內心的去捍衛它，但最後發現並不是這樣，民主制度依然低估了人類非理性的力量。一個選民完全可能因為覺得好玩就投票給希特拉，信不信如果在強國搞公投，是否要核平日本，投支持的雖然不會是多數，但肯定不會少過10%，甚至投票是否要核平香港廣州的支持率也肯定不會是0。然而開放社會又告訴我們，這種議案必須得到尊重，“因為它肯定不會通過嘛，正常人都不會支持的”。至於那些非正常的人也會說“你怎麼知道自己比他們正常？你這個絕對主義者”“也許核平日本能帶給我們更加好的未來呢” 。民主制度對人非理性的低估，使得捍衛民主的精神顯得特別重要，而開放社會卻試圖消弭民主的精神，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精神是一種類似宗教的東西，是一種強迫。多元主義者也會說，支持是否核平正是人類有無數選擇的體現，正是開放社會偉大的體現。
倫理—理性—美學
當然人類不是完全基於理性的，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話，那蜂巢社會就是最好的社會，無神論的上限就是理性至上，尼采的唯一作用就是把我們從蜂巢裡拯救出來。在啟蒙時代之後，人們已經接受了理性是最尊貴的這一概念，當倫理和理性發生衝突時，倫理在大部分時候都必須讓道。啟蒙主義解除了倫理和宗教對人類的束縛，代之以理性，而尼采和海德格爾卻覺得連理性這個束縛都不自在，要把它摧毀，而且不用任何東西代替。失去了一切束縛的人類自然只能向暴走一路狂奔。
可以發現，人類自身的束縛器有倫理—理性—美學。美學也是人類束縛器中的一個，實際上美醜觀和善惡觀利害觀在很多地方有共通之處，被人類視為醜陋之物基本上都是對人類有害的，比如蝗蟲讓人討厭，但貓身上的軟毛卻讓人覺得很治愈。屎只會讓人覺得噁心，但loli會讓人覺得萌，從而產生護幼而不是屠幼的衝動。當然現代美醜觀和古代已經有很大差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通過長時間的梳妝打扮，讓自己在外觀上能夠融入社會的公共生活，用對邋遢的克己來表達自己對共同體的尊重。倫理也是同樣，七原罪都是人性，與七原罪對應的七美德也是人性，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是否將這七對放在歧視鏈上，貪婪與慷慨是否應有高低之分？勤勞與懶惰是否應有高低之分？慷慨之人是否資格鄙視貪婪之人？這也是Allan Bloom與John Rawls的矛盾之一，Allan Bloom認為慷慨之人有資格鄙視貪婪之人，John Rawls則認為沒有資格。John Rawls認為這些人性都必須理性地去進行分析，他說慷慨確實應該擺在貪婪之上，慷慨之人可以在心裡鄙視貪婪之人，但是在自由社會這種鄙視不應該表達出來。不過Allan Bloom後來修正了觀點，加入了功利主義的因素。如果貪婪之人投身商業創造了大量財富，而慷慨之人由於未經仔細分辨就將錢借給不可信的人導致血本無歸－－那麼前者高於後者。Allan Bloom特意誇獎功利主義，他說功利主義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高明的道德標準，但他內心不喜歡。我能理解他為何不喜歡，如果我們回到之前三大觀念的理論，就會發現功利主義只能解釋理性領域裡的問題，但它不能解釋美學和倫理領域的問題。誰告訴你好的作品就一定能創造更多社會財富。或許倫理-理性-美學三者要互相混合而不是敵視。順便一提，強國是全世界將倫理-理性-美學三者隔離得最徹底的國家，如果你接受強國教育，學理工科的對會信仰或藝術領域不屑一顧，學文學的會對理性不屑一顧。
Allan Bloom所定義的理性也不是奧地利學派所說的庸俗的利己理性，而是黑格爾式的理性，和永恆真理聯繫在一起的理性。他認為在希特拉迫害猶太人之前，從希特拉說的話裡就能察覺到他的荒謬與野心，才是真理性。也就是說，理性是關乎價值觀的。是真理創造了人類還是人類創造了真理，從這裡也可以推導出John Rawls與Allan Bloom的根本分歧，兩人都認為真理就是神理性使得我們可以認識並逼近神，但是John Rawls認為追求人內心最真摯的渴望與追求真理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而Allan Bloom認為兩者根本不是一致的，真理在上，人在下，發號施令的是真理，二者不能混同。也就是說John Rawls認為所有人體內都有一部分神性又有一部分罪性，是二元論者。Allan Bloom則認為絕大多數人體內都只有罪性，而且罪性是邪惡的，只有一部分人體內有神性，這些人有教化那些只有罪性的人的使命。
關於理性的問題，經驗主義有個別稱——邏輯實證主義，本人認為邏輯實證主義可謂當今最正確的社會學理論。理性主義純粹地過分依賴理性構建，很容易跌入“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陷阱，而忽視實際情況。但也不能依靠尼采的浪漫主義去否定理性，再次跌入虛無主義的陷阱，同樣也無視實際情況。關於邏輯實證主義的詳細論述先不在此探討。
正義
Allan Bloom有一點我有較大異議，就是他的道德標準太高。他的觀點是，當一條高道德標準的法律不能為公眾所接受時，需要做的是對公眾進行教化以便這條法律可以執行。而我的觀點則是立刻修正這條法律，降到公眾可以接受的範圍內。Allan Bloom是完美主義者，他認為向下修正標準是不可容忍的，按照他的說法原罪是人類必須努力去克服的，而不是找藉口。你個人找藉口也算，還拖著整個社會找藉口，導致整個社會法律水準下降。新保守主義認知原罪是為了更好地與它作戰，Allan Bloom認為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克己精神，具有克己精神的文明才是先進文明，具有克己精神的人是高貴的人，這些人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人類共同體，所謂君子和而不同，這點很像儒家，不過儒家是性本善，不認為人有原罪。其實讀他的文章可以感覺他對人類抱有很大期望，一點也不保守。Allan Bloom認為正義來源於理想社會的構型在現世的投影；John Rawls認為，正義來源於我們內心最真摯的渴求，這兩者有本質的不同。Allan Bloom給了人類一個很高的上限希望人類能去征服，而John Rawls只想著在上限和下限之間找到一個現世的天堂，於是Allan Bloom就怒了，你可以做別的，但不能降低對上限的追求。
學者的道德
Allan Bloom認為學者就應該是教化者與批判者，但真正推動社會發展的不是他們。他似乎並不關注學術本身，關注的是學術對社會到底產生甚麼影響。特別當你學的深了，舊的倫理觀你也會傾向去解構的。他認為學者衝出學院參與政治是個危險的舉動。因此也劃了幾條底線，第一，學者應和社會生活保持一定距離；第二，學者應該有很強的倫理觀；第三，學者應該始終保持理性。這三點本人雖不是完全讚同，但也有不少合理之處。在強國，學術和政治是不可分的，從古至今都是學而優則仕。強國學者往往傾向於把當權者視為“自己人”，認為學術的發展可以靠當權者的支持得以實現，然而一旦學術和政治攪在一起，你的獨立性就已經不存在了。這就是為什麼海德格爾不能抵制納粹，而維也納學派卻可以，同時維也納學派雖然被左派視為好人，卻也被左派稱為“缺乏綱領，無力實現自己的主張”，基本就是在說：你們用中立是無法抵抗納粹的，你們自己應該投身政治對抗納粹。然而Allan Bloom的意思很明確：學者做學者的事情，政治家做政治家的事情，當然政治家可以參考學者的觀點，各司其職才能天下太平。
不過讀了Allan Bloom的理論，我也覺得政治家不可能、也不需要處處遵守道義，這是對學者的要求而不是對政治家的要求，政治家只需要整體符合道義就可以。因為政治，不論精英還是親民，不論獨裁還是民主，都不可能在“與民眾保持距離”的情況下行動。要麼順著民意走，要麼反著民意走，要麼想辦法折衷，但不能無視民意。
關於偏見
Allan Bloom提出了一個我一直在想的問題，古代那些被愚民的人，會不會比現代社會滿腦子裝滿了科學知識的人，要幸福得多？他的老師施特勞斯認為，最幸福的社會就是一個又小又樸素的共同體，裡面的人沒有私有財產。但Allan Bloom就批判道，老師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想法是因為他學盧梭而且只學了半桶水，他首先提出生活在古代，施特勞斯所描述的這種社會的人並沒有留下什麼“我們很幸福”的記錄，只是我們猜測他們“應該”很幸福。他提出因此大概會有兩種社會，一種是每個人都刻意壓制自己的求知欲而試圖讓自己變成另一個人，另一種是每個人都帶著探索精神看待世界和社會，他覺得後者比前者好。
這個問題就涉及到偏見，或者換一種方式表述，一個對很多事情都有偏見的人，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觀點的人，哪個更好？前者可以說是有求知慾的人，後者則是故作高深莫測的理客中。沒有任何觀點的中立，或許人蓄無害，但在公民社會中卻是有討厭政治的傾向。我們經常都看到一些專欄作家的社評和政評，由於不想被人認為淺薄就強行理客中，玩各打五十大板的把戲，只有在無知的黑暗中才會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
自由的迷思
與一般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同，Allan Bloom對消極自由這類概念也嗤之以鼻，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沒水準，他認為消極自由單純是為避免討論時的混戰而提出的一個“安全的概念”，他覺得這種折衷行為不能忍受。消極自由的定義是使自己免受他人和組織強迫的權利觀念，文化，信仰對你的強迫。但問題是，新左翼也是要求打破一切束縛，這算是爭取消極自由？同性婚姻可以說成允許同性婚姻的自由，也可以說成同性婚姻不被干涉的自由。所以他說把自由區分成積極和消極是個很愚蠢的嘗試。
我們不為奴役而戰！我們為自由而戰！我們不是機器，不是牛馬，我們是人！
我們以自由的名義團結起來！為一個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戰！我們為人人有工作而戰！
以上這些話是希特拉說的……
或許大家可以發現，納粹以及新左翼使用“自由”這個詞的頻率比古典自由主義要高好幾倍，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中槍太多。正確理解自由的概念對於改變社會無用，但是正確理解自由有助於我們免於受到納粹以及新左翼的影響。比如大家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取消學校學生是否就自由了？這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當你把自由用在這裡的時候，所有人都會下意識地感覺好像有哪裡不對，因為學生已經不再是學生了。
在自由如何定義這個問題上，本人依然偏向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的世界對自由的定義取決於之前的判例。問題在於群己權界中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如何劃分，如何確定契約的範圍，依然要靠邏輯實證主義。人類正確的經驗就是在不斷試錯和糾錯中獲取，在試錯中不斷反饋正確與錯誤的認知。比如你可以在自己的社區製造槍支，但製造核反應堆有如何呢？自然權利中的自由應被解讀為獨立，個人免於淪為他人之物，獨立亦意味著分散、區隔，個人自由某程度上取決於私域空間的大小。試想一個問題，甚麼情況下民主和獨裁的區別不大？答案是群體越小的情況，假設群體小到幾個人甚至一個人，群己權界的問題基本也不存在了。當然目前的現實環境因為科技或各種客觀條件所限，個人依然要依靠社會群體的分工，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個人私域空間始終有限。但無論如何，左翼和一些保守派都在群己權界的問題上背道而馳。而且必須認識到，人類追求自由的目的無非也是利己行為，功利主義的想法或許很庸俗，但卻是唯一可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損人不利己的非理性想法或許是對自由另一個的威脅。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七)：卷三

最后一卷，布鲁姆谈及民主政治与大学精神。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大学成为了思想和信念的孤岛，应当提供的是自由、理性和与贵族精神相承的情怀。
民主体制向来以强调平等为人称道，然而平等也可能带来麻烦，在布鲁姆看来，最大的危险即是多数人的暴政。面对运用理性的传统阻碍已被清除的局面，大多数人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所适从，决断力的缺失使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由此形成的多数意见在平等的口号下压制其他观点，少数派因此无立足之地，不同的思想遭到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虽然允许选择的自由，却不能提供多样化的选项，这种自由显然缺乏内质成了一种热切的盲目和精神的歪曲。布鲁姆将目光转向庸常世界之外的大学，正是为了修正这种歪曲，期待大学能够发挥应有的功用，帮助人们运用理性，提供民主社会中没有的经验。
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大学精神的起始与发展，直至成文之时的日渐式微。他从启蒙运动这一大学发生转向的时期出发，间或回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古典时代，以交织的线索阐发了大学特殊的精神历史。启蒙运动不仅是一次文化的发现，更是一项巨大的政治运动和变革，它旨在重建政治和精神生活，而这一重建计划的指导即是哲学和科学。在这项运动中，大学也发生改革，成为了科学进步的发动机，并与哲学传统根本的决裂，现代大学产生并成为启蒙运动中改变智慧和权利、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决裂只是哲学的内部之争，是在知识与文明社会关系上的分歧。在古典哲学看来，无知者永远无法获得理性，哲学家与社会存在不可消弭的紧张；而启蒙哲学则认为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哲学家与人民可以达到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解决的是苏格拉底未竟的事业，为哲学争取政治地位。
但是哲学背后的精神体验与生活方式总是难于被世界接受的，对人的定义、对死亡的思索和对美丽而无用的追求往往与世俗的选择大相径庭以至于充满敌意。虽然哲学和科学世界中对理性的沉思是作为尘世的孤岛的大学的灵魂，但这种体验却无法给人们带来实惠，它将生命苦涩和无力的本质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作为弥补的洞察事物的强烈愉悦又只能为极少数人发觉，这注定不得人心。哲学与整个人类社会有着难以解决的公共关系问题，而双方的彻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迫使它寻求政治保护，用一种高雅的骗术缔结政治同盟以获取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就在摸索这一政治策略模型。
古代哲学家以贵族为盟友，他们认为财富使规则能够接受和重视教育，也因此更容易理解哲学的高贵性。但这一政治选择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转变，在政治舞台上哲学家们摒弃了中庸的传统而开始积极的作为，他们创造了政治科学并提出了建立在欲望和理性而非美德和信念基础上的权利学说。因此，教育的意义不再是对美好事物的体验而转为开明的自利，民众成为了可教化的，高傲的贵族成为了理性统治的障碍。哲学家们选择了民主，他们知道这仍然是一种政治策略，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而做出设计，与现代社会的庸俗性为伍，是为了使大多数人都拥有合格的理性而做出的让步。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性，对现代社会和政治影响颇深。
对于启蒙思想的这种自然科学理性的转向，哲学家们也不无质疑。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就对科学基础可能带来的暴政表示忧虑。现代科学建立的并非人的科学与政治科学，它把人性物化，掌握权力的科学家对人类毫不在意。这是一种充满预见的观点，苏联即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暴政走向巅峰的状态，政权从科学中获得维持统治的力量，却不能同时汲取美德，巨大的力量处于可能用于恶的危险之中。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则更为激进，他断言科学与社会间存在永恒的紧张，它非但不能提供美德反而会腐蚀社会损害道德，同情、美好、崇高等都遭到科学所谓的理性的压制。在此基础上，康德进一步将道德与美学提升到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高度，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目标与美。在康德的学说中，大学达到了三种知识的统一，从德国开始逐渐拓展到整个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的新的划分体系形成，人文重获生机并肩负起理解人类的重担。而对于人文科学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对实践的忽视，歌德为之提供了行动胜过思想的解说，原始的冲动成为了自由王国的前提。
而卢梭对启蒙运动与健全政治的这种紧张关系的观察导致了文化观念的产生，在他开启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开始通过文化背景对世界进行理解。这种文化和民主精神的发现意味着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原则，因此在发现了文化的意义后，建构和维持文化成为必须。这是尼采敏锐的认识，他批判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用以塑造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创造性活动遭到了所谓的理性的压制。科学方法只解决了普遍问题，然而根据文化的解释，使事物真正意义的的却是特殊性，态度冷漠的普适主义永远无法阐释学者无从体验的精神意志。
尼采的学说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学应当发挥文化创造的作用，思考必须成为大学的重心。不论对以苏格拉底的认识正确与否，他至少把对希腊哲学的讨论带入了人们的视线。在尼采之后，海德格尔承继了这种思想，希望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获得新的理解。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演说，布鲁姆讲述了大学的这段特殊的思想和信念的历史，他强烈的希求从以古希腊为滥觞至启蒙运动剧烈转向的大学精神，甚至给人以复古主义的保守印象。然而他的探讨和回归，针对的是其时现代性理论的价值危机以及美国社会堕落的自由的现实状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经历着与上述德国大学一样的理性套索结构的瓦解，崇高使命的信念消失，大学不再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并坚持公众意见之外的立场，而是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和各种群众运动的压力。
布鲁姆以康奈尔大学中的黑人事件向人们展现了大学面对狂热的公众情绪表现出的软弱无力。美国的大学并没有面对德国那样的政治压迫和生命威胁，但怯懦的学人们仍然不敢直面问题，大学相较于社会的一定的自治地位非但不能保护思想独立，反而被用以鼓励对学术自由甚至普遍的个人权益的侵犯。大学重点 青年人沉迷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狂热，但却对政治问题和思想的严肃讨论失去兴趣，专注于思考的大学生活遭到破坏，大学在文明社会中应当发挥的文化创造性功能愈发衰弱。这导致了大学与民主的舆论体系更加牢固的连接加剧了多数人的暴政的力量，本来应提供不同于社会意见的主张的大学以限制选择的多样性的方式限制了自由。与传统的割裂使大学无法与严肃的理性和知识发生接触，庸俗的社会风气侵入大学的精神领地。另一方面，思想传统的断裂和学生运动还导致了六十年代“神话”的形成，人们的趣味从严肃的理论变为通俗和流行文化，五十年代大学学术与思想的鼎盛不再，平民主义和平庸风俗大行其道，麦卡锡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影响，道德决定论甚嚣尘上，绝对化和偏激化了的来自现代民主思想的道德观念将学生包围。
在所有这些流行之中，唯有教育中一直传承的关于什么是善的本能问题没有立足之地，严重损害理性的义愤和狂怒成为了新的道德体验，“虽然从个体来看人们是些恶棍，但是集合起来看，他们却是一群可敬的家伙：他们热爱道德”。总之他们坚持着共同的信仰，沉浸于集体的堕落的自由的道德狂欢，不论是否牺牲了理性和真正的道德观念。隐秘的精英主义也在学生的变化中起着作用，民主中永远潜藏着个人的野心，他们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浪潮，将出人头地的目的伪装成炫耀性的怜悯和先锋思想，希望利用教育获得的优势在运动中凸显自我成为领袖。
在布鲁姆眼中，六十年代的大学与学生在走向集体的庸常甚至堕落，理性和思考的消失使大学精神衰落的同时不能再提供给学生以及社会创造性的、值得学习的事物，学生失去了严肃思考的能力，沉湎于毫无代价的自由带来的狂喜，将自己抛向本能的欲望和享乐主义。而所谓的公民运动，也不过是在道德和同情的伪装下功利主义的虚伪设计。
面对这些问题，布鲁姆希望通过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找到解决方案，用教育使学生摆脱不文明的状态而成为有教养的人。大学应提供通识教育，对抗职业教育的过于专注的狭隘，满足学生塑造完整的自己发现自身潜能的愿望，唤起他们最勇敢、最热烈地追求独特的庄严和深刻。
大学中存在的通才教育和综合教育的两种模式都不是通识教育，二者提供的只是低水准的常识和对现有知识的胡乱拼凑。真正的通识教育应当提纲挈领又严密精确，让学生意识到永恒的问题并获得求知的激情与能力。唯一严肃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阅读经典巨著这一方法，然而当代大学的三大学科对阅读教育都了无兴趣。这是通识教育的危机，也反映这思想和文明的危机。
面对危机，不同学科做出了不同反应，大学的三大学科由此分裂。自然科学由于没有感受到威胁和强大的自信而独善其身；人文学科虽然刷罗并失去自信，但由于非政治的特点也没有受到民主浪潮的太大影响；而社会科学由于关注人类事物而成为争夺的战场和攻击的目标。这种情形使大学逐渐分崩离析，它不在具有城邦的共同体性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间变为了纯粹的行政性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针对危机的根源——脱离了自然科学范畴的人的归属问题，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思路，这更加促进了不同学科的相互分离。
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各自面对着不同的但同样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内部，不同的学科关于人类世界的观点也并非和谐统一，其中典型的代表即是处于社会科学的两极的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彼此几乎没有共同的精神，很少的边际影响。就如同大学中的三大学科的分裂，社会科学的内部也没有形成有机的系统和整体，它的一系列学科和次级学科相互分立。更严重的是社会科学思想性的衰减，它已经不能回答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在理性的科学必须有确定的检验标准的论调下，社会科学甚至有沦为自然科学的消费者的趋势。
至于人文科学，它表面的混乱无序首先影响了研究的进行，气门时代的政治设计又产生了一些列负面的影响。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塔被认为是成为历史的僵死的故纸堆，人们对悉心研读古典著作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人文的研究盲目而生硬地追逐时代的步伐，以现代的视角解释古代文化产生了大量的意图谬论。另一方面，大学中人文的科系为语言加文学的格局，这又导致了结构性困难，只是掌握相应的语言的学人面对文学和历史作品的难以避免的力不从心。而哲学的处境则更为尴尬，美国的历史使其对哲学的根源固有的无知，而民主又取消了哲学的特权，哲学在众多学科中只得退到一边。在布鲁姆看来，这是民主品味的满足，也是传统的消解。
布鲁姆笔下民主社会中的大学校园似乎已经不再是精神净土，他对青年学生以及六十年代盛行的种种潮流的描绘与评述近乎尖刻，在对希腊的追忆中似乎带有对大学深切的失望。但本书的最后，他找到了复兴人文的出路，大学在形式上的分裂、冷漠等问题并没有使其实质彻底消失。对于人性原始的欲望和需索，布鲁姆仍然保有自信，他借学生之口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了古代雅典生气勃勃的气氛，并相信当代的大学应该也仍然能够成为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友谊的园地，美国的大学可以承担其历史的命运。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八)：保守主义者一个人的战斗

                                 保守主义者一个人的战斗
      初读《美国文化的封闭》，加上时间仓促，我读得并不细致，感想零零碎碎，写出来想必也是招人笑骂，不过重压在上，不得不写，那么只好在此献丑。
实际上，在一开始的阅读中，作为一个非典型青年，我自认为比部分杀马特非主流青年还是靠谱那么一点，我竟还是无法避免地对这个保守主义者的部分观点感到不适，布鲁姆貌似清朝遗老一般对现代社会中大学生的种种行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均发出了刺耳尖酸的指责，这使我略感不快，但仔细想来却又无可反驳。
      作者布鲁姆在部分章节中表达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忧思。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而教育又究竟培育出了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社会井喷一般的高等学府、高材生以及表面上越来越民主、自由、开放、和谐，前途一片大好的社会现状，有没有仔细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的高等教育以自由为大旗，招揽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各路有为青年荟萃一堂，令人好生羡慕与向往之情，但是作者认为，美国大学生就像一群刚刚脱离自然的野蛮人。这种令人惊骇的观点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大学生与欧洲大学生区别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大学生在文化传统方面一无所知，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据我个人理解，在一无所知的基础上怀疑一切，好奇一切是美国大学生的特点，他们面对各种学说和理论都可以抱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加以研究，没有传统的牵绊，也没有亘古不变、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一特点有效地避免了任何可能产生的偏见，也对美国文化的自由、理性、包容产生了巨大的互促互进的作用，这也是美国在现代逐渐超越欧洲、欧洲在现代逐渐衰落的部分理由。但是，一无所知并怀疑一切有可能导致信仰的缺失，大学教育的目的在此间被动摇了，人们唯一的信仰便是利己，大学教育成为了学生们日后从事各种职业的培训机构。
      通识教育本应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却被专业学习取代。原因在于大学培训体制的不完全，学生从基础知识的学习中进入通识教育，面对展开在眼前的全新的世界，他们本应感到对未知事物的兴奋和期待，实际上，在他们面前的是令人迷惑的科系与课程，他们对于自己应该学习什么，如何学习毫无头绪。在如此重要的人生成长之路中，大学生该具备的哲学思考与人文修养能力竟无人提及，这是个严肃的命题，也是每个青年在大学中最应该掌握的能力，因为需要漫长而不懈的思考与探索而被他们放弃。大学作为学术园地，标榜着思想自由与独立，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民主，教育的目的往往被人回避，自由最终成了一种可悲的无序状态。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各种诱惑有如塞壬的歌声在耳边环绕，不想就此堕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最为简单的道路：做出职业选择并为之奋斗。
      读到这里，我感到无法避免的惭愧，因为这种选择在我们的身边是如此的常见，而他们却往往被称赞为有理想有前途的人。看来高等教育目标的迷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大学的目的本是塑造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人，但是专注于价值、意义的人们渴望着付出的等价回报，精神存在的意义被抹杀，实用才是接受教育的意义。
      在作者看来，雅典教育的传统精神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来说似乎更多地意味着羁绊而不是启示，这样下去，教育将被简化为技术教育，而失去了它在雅典时代对于自由理性的贯彻。
      普通民众生活在自由理性的假象中，作者这样认为，他是坚定的苏格拉底学派的贯彻者，故他对现代民主持有一种批驳的态度。
      现代民主值得警惕，作者如是说，在托克维尔的观点启示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民主作为普世向往的政治标兵，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弊端。美国政治民主摒弃了传统的束缚，但同时也抛弃了传统的精华，它表现为每个个体的绝对平等，这种对于个体独立精神的尊重的确令人向往。不幸的是，个体在权力上的绝对平等并不能表明他们在个体能力上也具有平等，这也正是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制的理由，但很可惜，这种打击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自身价值认定的观点必定会遭致大家的攻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所以，据此可知，只有智者才具备独立运用自由理性的能力，而其他人只能被舆论所控制，沦为自由理性，独立自主的牺牲品。普通人获得了所谓的独立精神后只能用来谋求私利，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舆论、现代政治这种需要广大市场支持的运行机制只能迎合最广大人民的需求，这样来看，普通人对于私利的需求和舆论、现代政治对于市场支持的需求正处于一个相互需要，相互满足的境地，此两者达成共识，借着现代民主对于多数人意志的顺从的东风，无情地扼杀了少数人的愿望。但是，对于少数人愿望的扼杀并不是最可怕的，作者认为，在现代民主体制下，由于多数人意志为上，使得本应作为体制基石的原则和正义理念遭到了抛弃，这对于民主体制最初愿望的实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除此之外，作为民主主体的广大人民缺少政治的基本原则，高呼个人权利，实则是唯利益至上，在舆论和政客的蛊惑下走上盲从的大道，最终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不幸。而在作者眼中，所谓人民，本身就具有无法掩饰的愚昧与盲目，他们作为普通人而不是精英分子，不具备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也没有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尊重与向往，他们能做的只是接受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最多利益的领导者。如此说来，作者便是在抨击马克思主义将人民的无知推脱给所谓“堕落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行为。
      在我看来，我还是比较赞成作者对于现代民主弊端的阐述，自始至终，把发展社会、公正裁决的希望寄托于一部分人的良知与高尚精神都是不可行的，因为私利的力量是巨大的，若没有一个凌驾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制度约束，这个社会就会被多数人侵占，少数人的观点将会毫无立足之地。
      作者如此辛辣地指出所谓民主圣地——美国在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为万人所向往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除此之外，他更是深深地谴责了美国当下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处处表现了一个保守主义者面对当前势如破竹的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思想的无可奈何与愤慨。
      说了这么多，书名《美国文化的封闭》似乎还是没看出封闭在何处，在作者眼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文化正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引领下走向封闭与没落。美国文化是没有根基的，作者这样认为，因为你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人，却不能通过同样的努力成为一个有着根植于历史文化积淀，从出生起就具备着民族联系与使命的欧洲某国人。美国年轻人思考缺乏深度、高度，对于性的随意态度，对摇滚乐的痴迷，对典籍的厌弃，对启蒙思想的盲从，对思考的不严肃，对政治诚实的冷漠无不令这个渴求着雅典精神的老人深感迷惘。但是，迷惘后作者又看到了一线希望，毫无任何限制的美国青年人往往对任何学说都抱持着一视同仁的好奇心，这正是学术自由之生机所在，但我对此有怀疑，美国青年们对于各家学说可能抱着的更多是好奇与欣赏，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信仰或是反对，这样就有造成一团和气，互不干预，形式上的欣欣向荣，与设想中百家争鸣的情景略有出入，也没有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优质见解。他们研究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实际上未尝想要真正地了解，东西文化的鸿沟始终无法逾越，而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也始终在作怪。在这种场景在我国现代学界也是普遍的，各路学派相互作揖，大家环坐一圈，相互赞美，口是心非，内心茫然，毫无建树，因为西方的思想总是发达的，因为启蒙思想总是对的，因为自己也只是挂了个某种学说的牌子，没什么为之断头流血的必要，因为争吵会伤了和气，与和谐社会的主旨不符。
      这个社会需要敢于站出来说反话的人，尤其是说大家不喜欢听的话，牛虻一样的人可以使社会始终保持活力，但是往往被愤怒的众人狠狠拍死。有人说布鲁姆这样的人在中国注定没有好下场，虽然有些激进，但也许是有道理的。我们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多事情身在其中，看得明明白白，舆论制造着我们想看的新闻，煽动起他们渴望得到的怒火，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政府说着我们喜欢听的话，做着皆大欢喜的事，默默踩死几不可闻的反抗；学界不甘寂寞的人多了，说着不负责任的话，渴望着一鸣惊人的荣光，自欺欺人。
      雅典时代承载了保守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太多太多的向往。就像苏格拉底掀起你对哲学的热情却又不告诉你任何东西那样，我们总是被大师的智慧愚弄，在思想激荡一番之后重归于茫然的寂静，接着像虫豸一样过着无序的大学生活、或是锻炼一手求职的好本领，准备着一沓镀金的本本，以求顺利走入光耀万丈的未来生活，然后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对这个世界最敏锐微小的感知与热爱。

　　《美国精神的封闭》读后感(九)：这种书对从三线走向二线一线城市寻求真理的青年最震撼

（虽然会招致劈头盖脸的反感，但还是想写。~）
不禁想把施派古典学里面一群犹太大师的心灵曝光一下。一群保守的犹太人，为何对古希腊那么感兴趣？莫非基督耶稣所播散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是他们潜意识里的死敌？
总之，基督教里面走出来的是宽容、多元的现代社会，认为人是平等自由的，需要博爱。这些启蒙主义的价值，说到底是从基督教的四福音书那里转化来的。耶稣从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的低贱的撒玛利亚妇人那里要水喝，这种“德性”似乎也并不为施派所喜，可能太“摇滚”、“激进”、“革命”了吧？——没错儿，耶稣也是世界上一切革命家的原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所以我总是纳闷——难道只有柏拉图是圣人，有深远意义？基督教两千年以来的博大精深，就不“古典”、“经典”了？
这些保守的犹太人，也激烈地反感一连串的激进的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鲍勃·迪伦，不一而足。。。
一群保守的犹太人偏偏要去说古希腊。——这到底是怎样的症候？这是为了怎样的不能说出来、甚至也没有浮现到自己意识里来的某种治愈？
——这是事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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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感觉国内本科和研究生普遍缺乏自信，说话也胆怯。一个成逆向规模的特例是盘面份额极少的施派古典学学子自信值和言辞能力确实出色，看来确实获得了治愈和主体性焕发。但有时候代价是视“外人”皆土狗草包，不屑于学了。于是也就是整体盘面不幸里的一个精分而已。（观察过去现象，绝无不敬之意。）
而这些青年，如题，对真理的渴求还是很真诚的。
热爱知识的中国青年被中小学教育“正确答案”弄得呕吐，走入大学寻找新知，往往会将以前木有碰到的别样“正确答案”当作治愈。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曾在差异性多元化的环境中活过一天。于是渴求经典性“干货”的可能会走向施派古典学，小时候比较叛逆的可能走向伪女权，浪漫情怀小资则有可能走向卢梭，或新左，等等。“真理在握”而党同伐异。
所以，如果不幸遭遇这本书，这本在美国就十分成功的畅销书，一本学者写成、批判大学和社会知识状况的畅销书，一定会被捕获的。会觉得：没错呀！这大都市里的大学好让我这个热爱真理的人失望！到处是颓废、迷茫，没有正确答案，复杂的相对主义，还有让其隐性的潜意识里看不惯的性别平等开放意识。。。对民族主义的嘲讽，开明知识分子对神圣的“亵渎”，等等。
怎么办？如何解决？快从《美国精神的封闭》里治愈自我！于是看完了——满足了。
1，一步登天，直通真理和柏拉图，或者说通过伟大的导师而通向柏拉图的真理罢。从而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一劳永逸地找准了真理，站对了队，这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幸运啊！
2，拥有了一整套能够自圆其说、痛斥当代文化的说法。真理在握，不自闭自卑了，面对大都市一些青年精英的“不羁”追求，不必渴求，也不必为理解不了一些复杂的新事物而烦恼了。
3，团体安全感，找到“组织”和三五同志，而且有大师的精神寄托——真理在少数人那里嘛。
4，在一群沉溺于文化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苦恼于各种思索的同辈中，产生那种脱颖而出的优越感。
5，找到了学习的动力，精神的支柱。
6，从此可以为自己的攻击性，找到正当理由了。并且“组织上”已经在西方思想学术史上清洗出了一些人物做替罪羊，从此，只要在老师和同学们里面发现有喜欢那些人物的，都可以予以“合法”攻击了。
若把这个梦戳破，是残酷的，因为他们面临的现实的大学、社会、人生，依然是问题重生，极其令人不爽的。“梦醒以后无路可走”。。。但是我认同的是，每个人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艰苦、谦卑、甜蜜地向前走，如同《魔戒》里的 Mr. Frodo，无人能够接替自身那份抵制诱惑的使命。
这诱惑里面，包括“哲人王”的诱惑，和不平等的诱惑，和用“境界”来侵犯别人的诱惑。
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你猜到了开始，可是你猜不到结局”。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说法，愿意按照他的这种态度，来寻找和履行自己的使命。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