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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战记的读后感10篇

2017-11-29 21:0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高卢战记的读后感10篇

  《高卢战记》是一本由[古罗马] 凯撒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5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高卢战记》读后感(一):征战高卢的罗马军团!

首先要说这是一本好书,2000多年前的人能把一个历史大事件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中文版翻译得也很棒。
读完书我想说说这场战争中的罗马军团,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只是零星片断地提到了这些军队,因此要确切地说在高卢都有哪些军团,以及它们在何处做了些什么,比较困难。由于我个人对军事比较有兴趣,而本书又专讲打仗之事,所以我就试着讲讲它们,错误的地方还请大神们批评指正:
一、各个时期在高卢作战的军团。
前58年,因厄尔维几人想要穿过当时的罗马高卢行省(纳尔波高卢)西迁,作为行省长官的凯撒拒绝他们通过,并带着第7、8、9、10四个老军团和在高卢新征集的第11、12军团去阻截他们,将其成功制伏。接着又用这六个军团打败了移居在塞广尼人(谢夸尼人)土地上的傲慢的日耳曼部落。
前57年,高卢北部的比尔及人结成反罗马联盟,凯撒带着上述六个军团,再加上新征集的第13、14军团主动迎战,拖跨了庞大的比尔及联盟,并在萨比斯河战役中击败了凶猛的纳尔维人。这第13、14军团的番号标绘在“萨比斯河战役图”中罗马辎重队后面。
为避免被动,凯撒于前55年抢占先机,迅速歼灭了在门奈比地区跨过莱茵河的两支日耳曼部落,而后又两征不列颠。
到了前54年,在厄勃隆尼斯人那里过冬的第14军团受到诱骗撤出冬营,在行军途中遭遇埋伏,一个半军团(一个军团外加5个步兵大队)的人马最后只有“极少数人”逃脱,基本上全军覆没。为什么被消灭的是第14军团,理由有二,首先是凯撒说这是个新军团,在当时只可能是第13和第14中的一个。其次是该军团后来又组建了一次,具体理由下面要谈到!
前53年,为了应对整个高卢地区可能出现的动荡局面,凯撒向庞培借来了已于前55年征集的一个新军团——第1军团——投入高卢战场。还另外又新组建了三个,这三个军团可能分别是第6、14、15军团。其中第14军团为重建,此事要参见P148(守卫辎重)。
以上应当就是本书P238注释1提到的全部十一个军团,即:第1、6、7、8、9、10、11、12、13、14、15军团(本页正文关于交出军团和入冬营的述叙也可推算出是十一个军团)。
这里还不得不说我的一个疑问:至前53年不再征集新军团以后,凯撒的记录里显示他常带着十个军团作战(P148、P149、P155)。那还有一个军团到哪里去了呢?商务出版的《恺撒评传》里讲凯撒在高卢总共只有十个军团。但这书有个问题,即讲前58年凯撒是带着三个老军团和两个新军团去阻截厄尔维几人,与中文本《高卢战记》中的记述明显不一致。
另外前53新建的三个军团,我看有的网文说是第14、15、16军团,按凯撒在高卢几年一贯编排军团的方式,这种可能性较大。但本书P211出现了一个新番号:第6军团,到底是16还是6,这需要核对原文。
二、凯撒对军团的运用。
1、不轻易让新军团参战。从最初与厄尔维几人较量,凯撒把第11、12两个新军团留在山顶上没有投入战斗,到后来跟比尔及人在阿克松奈河对阵时,把新征集的第13、14军团留在营中,均可以看到这点。这与《兵法简述》中提到的不要贸然把一支新军队投入到大的战斗中去相合。
2、《兵法简述》中引用过一句诗:“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队伍齐整,营垒森严”。整个高卢战事中,凯撒其实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军队向目标运动很快,常常使对手感到吃惊。对敌达成突然性是所有统帅的梦想。不过罗马人的突然性似乎还跟东方人不一样,他们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是要跟你打堂堂之阵,这让受孙子熏陶多年的我们很难理解。我浅薄的认为罗马人这样做的目的就一个:把一个你打不过的家伙千方百计弄到你面前,免得你跑了,免得你抱成大团,或是怕你又躲到哪个有地形、城寨保护的地方不出来。
3、示弱。此种战术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从凯撒到他的副将都擅长装作畏惧强敌,再乘敌麻痹一击攻取之。颇有点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意味。
三、军团作战的一些特点:
1、伴随军团作战的骑兵。
重装步兵长于正面硬顶硬扛,却跑不快。骑兵虽说是保护方阵侧翼,也常常在每次大战前最先与敌接战,但决定战场胜负的从来不是他们。然而主力步兵即使取得了胜利,却无法有效歼灭溃逃的敌人,还得要靠骑兵去争取最大胜果。这样的情况,凯撒在描述不列颠之战时反复提到过。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古代战争的面貌(详见P93、P97、P107)。通过《高卢战记》,我们得知,敌人死伤最惨重的时候大多不在战场上,而是逃跑时被人追着打。
2、技术型军队。
套用一句中国政治俗语来说,罗马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程队,既能利用地形,也能一度程度的改造地形,使之有利于己。
另一方面,相对地讲,罗马军团士兵可以称得上勇敢,但很难称得上凶悍。那些凶悍而狂热的大多是蛮族军队。罗马军团偏重技术型,讲求的是团体配合和有效击杀。韦格蒂乌斯说罗马军团在战斗中最要紧的事是“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战记》中写道当军团士兵被逼迫得不成行列,不能相互掩护时,战斗力也会受到很大损伤(与纳尔维人之战P57和在海岸边的水里与不列颠人作战P93)。我猜想大概一个日耳曼勇士可以能轻松击败一个军团士兵。而一群日耳曼人估计很难以对付一群罗马士兵。只要数量相差不是太大,地理位置不是太差,军团常常能在面对面的交战中战胜对手,

  《高卢战记》读后感(二):凯撒修辞中的帝国想象——读《高卢战记》


罗马人有个词叫discrimon,专指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在那一刻做的抉择往往影响了人的一生。公元前49年开春,细雪霏微,凯撒在卢比孔河边停住了,心境正处于discrimon的状态。这条如今已经消失的河成为某种权界式的分野,河对岸,是被觊觎已久的罗马自由制度,河这边则是在自由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帝国的欲望。庞大帝国的想象,正沿着这条河流逐渐展开。
在帅军迈入卢比孔这条权界之时,一种依托于线性视觉的帝国规划原则被确定下来。卢比孔河是自然界流动的水体,在人的视域中也是几何状的权力制衡疆界。当凯撒越过卢比孔河,逾越进入庞培的地盘,就意味着他已经打破旧有的权力疆界,筹划着新一轮的帝国权力分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注意罗马城市规划与帝国几何空间意识的关系,“从几何学家的支配中产生了规则:身体、寺庙以及城市的线条因此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原则。”城市建筑总是和谐地成线型,发展出两种建筑形态:围柱式(peristyle)与会堂(basilica),随着线性建筑群组成庞大的仪式空间,住宅、广场、城市、帝国——以同心圆的方式层层向外推演,中心则是至上帝国权力的小小光核,如灯芯静静燃烧。卢比孔河不是一个特例,它只是万千以线性形态作为权力原则的罗马帝国想象的代表。通过战争,帝国的外延被不断挖掘,河流山川,因势利导自然而然成为界标。在边境至上,集结的军队看着测量员为他们外出举行慎重仪式,选定中心点的位置,并在新城的边缘犁出城镇的边界,从高卢到多瑙河畔,从不列颠到西班牙,凯撒与克拉苏这些拓荒者所到之处,相同仪式构筑了壮大的帝国想象空间。
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在充斥着血腥与暴力的《美狄亚》中明确宣布了帝国的边界欲望:“疆界消失了,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城市为自己建起了墙垛;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故地换新貌,旧痕荡然无存……人们面前将会出现广阔的境界,提费斯将会发现新的航线,图勒岛将不会是大地的极限。”(《美狄亚》第二幕),实际上,所谓的“疆界消失”只不过是无限疆界的换喻,帝国需要精准而逐渐外延的地标权界。毫无疑问,凯撒的政治观点正是立足于对边界的准确定义之上。在《高卢战记》中,凯撒以不动声色的第三人称记录自己征服高卢地区的武功,边疆、河流,权界,这些权力与征服欲望的血色修辞暗涌与干脆冷峻的叙事之下,罗马城中心的权力的光核波及四野。
在《战记》一开篇,凯撒就打了两个漂亮的战役,厄尔维几之役与日耳曼人之役。两者都由边界问题引爆。游牧民族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迁徙,寻找水草丰茂处栖息,没有明确的边界与共同体概念。凯撒记叙了厄尔维几的迁徙计划,他们烧光自己的城市,斩断后路,在行径过程中必然经过“我们的行省”,越过通向日内瓦的桥。而“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和前例,他(凯撒总是在书中称自己为“他”)不允许给任何人一条穿过行省的通道。而且表示,如果他们企图蛮干的话,他是要用武力阻止的。”当帝国边界有被逾越的可能性时,凯撒当机立断,修筑防御工事,在厄尔维几人将要渡过的阿拉河上迎击重击,“杀掉他们一大部分,其余的四散逃走,躲进森林里去。”最后逼得他们返回原地。然而,莱茵河这边的水草又吸引了另一头饿狼:日耳曼人。“粗野、任性残暴”的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司都觊觎着河这边罗马人的沃土。凯撒宣称:“只有利用他本人或他的军队威望、利用新取得的胜利、或者利用罗马人的名义,阻止他(指阿里奥维司都)再把更多的日耳曼人带来莱茵河这边来。”他放低身段与阿里奥维司都进行和谈,最明确提出的要求即“不要带更多的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帝国边境的想象与荣誉使凯撒充满戒备,在阿里奥维司都傲慢地拒绝并带人渡河后,凯撒大怒,双方旋即交战,直到“所有的敌人都转身逃走,逃到离那地方约五里的莱茵河才停止”,大多数人被凯撒军团击杀于河上。在这一役中,河流又成为明确的权力界限代名词,帝国共同体的概念被小心维护于这流动的线性水体中。
在第二卷记叙的两场战役,都与边界性的河流有关。虽则凯撒承认,“军队的布置,与其说是根据正常的战术要求,还不如说是因为受到地形、山的坡度和时间的限制,没奈何才这样安排的”。然而,在凯撒的修辞中,河流作为权界的代表往往被着重描述,敌人也往往被大量击杀于河中,这其中隐隐透露的帝国权力不可逾越威严感值得玩味。比尔及人是日耳曼人的后代,“很早的时候就读过莱茵河来”,他们集结十万人的军队想要赶走莱茵河这边居住的高卢人,这又触痛了凯撒的神经,决定在阿克奈松河上迎击比尔及人,“我军攻击那些正在困难地渡河的敌军,杀掉他们大部分人。当其余的人勇敢地跨过同伴的尸体企图渡河时,被大量的矢矛击退,最前面已经渡过来的一批人,也被我骑兵围困歼灭。”在另一场萨比斯河的战役中,对比尔及人轻易败走而不满于怀的纳尔维人,声称绝不向罗马人屈膝投降,双方进入火并状态。在与纳尔维人的战役中,凯撒描写道:“处在战线左翼的第九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正好和也处在这边的阿德来巴德斯人(一支被纳尔维人说服后,来碰运气的军队)相遇,掷罢轻矛后,很快就把这些已跑得很乏力、气都喘不过来、而且负伤累累的敌人,从高低赶到河中去,又在他们竭力渡河,不暇应接时赶上去用剑砍死了一大批人。”
在后继的叙事中,我们不断读到凯撒对蛮族人如何逾越边界,入侵高卢内地,被击退于河流中的描述。比如,“反复无常的”日耳曼人再度入侵,“大批渡过了莱茵河”,在途径莫塞河时遭遇凯撒阻击,“他们抛掉武器,丢下旗帜。当他们奔到莫塞河与莱茵河汇合处的时候,许多人已被杀掉,余下的觉得逃生已完全无望,便跳入河流,由于恐怖、疲乏、以及河水的冲击,全都淹死在水中。”凯撒的警告昭然若揭——这就是企图打碎罗马共同体的下场。河流,作为那泛着冷光的权力内核的外部符码,作为那些飘荡着千万神灵的住宅、广场、城市、帝国的边缘,一次次对越界者发出死亡的诅咒。罗马人的Cippus是指界碑,又可作墓碑解释,因而,以河流为代表的规训与惩罚,成为一个权力与命途两相隔的阴阳界。
除了阻止蛮族越过河流,凯撒以造桥的方式向外推进帝国边界,这同样是依托于河流母体。出于防御与扩张等理由,凯撒决定在莱茵河上造桥。“他认为坐着船过河,既不够安全,也跟自己和罗马人民的尊严不相称,因此,最然要在这样宽阔、而且又急又深的河上造一座桥,是件极为困难的工作,但他认为还是应该这样作一番努力,否则就索性不把军队带过去”。要么成就霸业,要么干脆蜗居不出,凯撒克服困难的造桥条件使帝国的想象逐渐膨胀。在进入门奈比人的领土后,罗马军团进入德来维里人的领土,凯撒决定在“上次军队渡河的所在略许上流一些地方,建造一座桥梁”,大军得以过河,深入高卢内地,对岸的乌皮人受此威慑,急忙前来“洗清自己”;而在与维钦及托列斯克带领的高卢人作战时,凯撒更是克服屡被骚扰的造桥困难,在厄拉味河上建筑起桥梁,将大批军团带过去,埋下了大获全胜的麦粒。
凯撒深刻地认识到:“莱茵河是罗马人权力的界限,如果他认为日耳曼人不得他的同意擅自渡河侵入高卢,是不合理的行为。”罗马帝国的外延——如戏剧家塞内加所描述的——是无限的,这无限意味着强势地保卫并延展边界,提防任何觊觎的心机。帝国的霸权内化为凯撒的战争语言时,他便能轻尘不惊地使用话语霸权,在战事与叙事的双重交织下描绘帝国的庄严轮廓与塑形出自身的卡里斯马形象。
PS:
《高卢战记》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本,值得从很多方面进行阐释,主题所限,没有尽到阐释的周全,然而一些小线索很值得注意:
1.凯撒个人卡里斯马形象的塑造以及第八卷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记中对这种强大的卡里斯马形象的回应。
2.凯撒对各个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记录颇有希罗多德的风格,比如他讲到日耳曼人对灵性、迷信的事物的沉迷,似乎暗示着这个民族历史悠久的内省化哲思传统之源。
 

  《高卢战记》读后感(三):高卢战记

这是2016年读完的第一本书。写下凌乱的书评来纪念。
一、 高卢战争的性质
显然高卢战记中记载的战争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发动的不正义的侵略战争。从公元前58年凯撒出任高卢行省长官以来到公元前49年这九年间,凯撒在高卢连年征战,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把俘虏变卖为奴隶,获得了大量的战争红利。而高卢人也连年发动起义抵抗,其原因凯撒也心知肚明“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受奴役的”(第三卷一零)
二、 罗马人的战法
比起高卢人,罗马人更加甲坚兵利, 喜欢用正面冲击的打法来决定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往往会选择这样的战场,中间是一片平地,最好是向下延伸的缓坡,而两边则要地形险峻陡坡以保护重步兵的两翼,把老兵列成方阵在前,在留部分预备队在后,在于敌人接触时先投掷轻矛压制,接着就以白刃冲锋将敌人击溃,紧接着就是骑兵的随后掩杀了。这招屡试不爽。
而且罗马的行军速度极快,还善于修筑桥梁。很多次高卢的部族刚刚开完会宣布要起义还在聚拢人马,罗马人就一个急行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目瞪口呆的高卢人面前,将其击溃。
罗马人的核心武力是罗马军团的重步兵,这些士兵都是由罗马人组成,而其他辅助性的弓箭手被外包给努米底亚人,克里特人。骑兵则被外包给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读到第三卷的一七到一九,一个副将萨宾努斯,他带领3个军团和文内几人交战,先是视敌以弱,骄敌之志,然后用间,派了高卢奸去诱使敌人来最追击,然后以逸待劳将敌人一击击溃。整个流程让我十分惊艳。但是后来读到第六卷,拉频努斯也用类似的计策大败了德来维里人,才发现这个战法可能是很多罗马高级将领的共识。
三、 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
        罗马人在三者中无疑是文明程度最高的。无论是兵器甲胄,军事制度还是行政后勤,国家体制都要比高卢人和日耳曼人高级很多。所以在战争中高级文明吊打了低级文明。虽然金发碧眼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高大雄壮,但是打起来总是被比他们矮小的罗马人揍趴在泥地里。
        高卢很大,北边包括不列颠,南到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西到大洋,东到莱茵河都算高卢,而高卢人又分成很多个部族,内斗不休。内斗之外还借助外来势力,有的人如爱杜依人,雷米人就投靠了罗马,而塞广尼人引日耳曼人过莱茵河帮忙。
        高卢人无疑是蛮子,但是又是半开化的蛮子,因为他们有农田,也有祭祀阶层,靠耕种为生。正是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局限了他们的战争耐力。罗马人在战斗中击溃了高卢人的主力之后,高卢人就会钻进老林子里躲藏。对此,罗马人的三板斧就是蹂躏高卢人的土地,劫掠他们的牲畜,纵火。高卢人立马就扛不住了,又钻出林子投降,献上人质。次次如此,无一次例外。
        比起高卢人,日耳曼人当时更加生番,他们依靠狩猎和畜牧为生,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但是对土地却不依赖。罗马人击败日耳曼人之后,日耳曼人也钻老林子。但罗马人却只能望林兴叹,因为进树林,分散搜索会遭到伏击,大部队集中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进入林子太深,后勤则没法保障,而日耳曼人不事农业生产,因此也无法因梁于敌。所以日耳曼人虽然打不过罗马人,但罗马人也拿日耳曼人无可奈何。这也是农耕强国对游牧民族的困境,不是打不过,而是找不到。后勤限制了征服。
        高卢人的悲剧是他们既打不过比他们文明程度高很多的罗马人,也打不过比他们更野蛮的日耳曼人,想要去虎吞狼,借日耳曼人打罗马人,却被日耳曼人鸠占鹊巢。无可奈何,只好引罗马人打日耳曼人,则被罗马人奴役。夹板挨揍,不亦痛哉!
四、 高卢人的抵抗
         这本书从高卢人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高卢儿女英雄传》了,在这9年中,在高卢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重新赢得自由和英勇善战的名声而战。其中的佼佼者有安皮奥托列克斯和维钦及托列克斯。安皮奥托列克斯用计歼灭了一个军团加五个营的罗马大兵,还擒杀了凯撒的副将萨宾努斯和考达。而维钦及托列克斯则煽动了这9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高卢的起义,连罗马人的忠狗爱杜依人也都加入到了起义的行列,起义最高潮时还组织起了二十五万的步兵八千骑兵的大军与罗马人对抗。虽然他们都失败了,但并没有减少他们的荣光,他们也是一个时代的英雄。

  《高卢战记》读后感(四):客观叙事的背后

    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建立时期的历史,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前段时间,美国有线电视台HBO一部美剧《罗马》,又掀起一阵“罗马热”。苏拉、庞贝、恺撒、安东尼、屋大维等等这些人物之间的纵横捭阖,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其中,恺撒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恺撒”后来甚至成为罗马皇帝的称号,进而影响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称号和俄国沙皇。恺撒能够取得这么大影响,除了因为其南征北战,建立罗马帝制的文韬武略外,还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文法家、历史学家,既是古罗马最伟大的,也是最多方面的天才”。[《历史著作史》第101页。]
    说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则主要是因为其留下来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数部著作,特别是《高卢战记》,无论文学、史学都有极高价值。历来人们对其不吝盛赞。他的同时期著名演讲家西塞罗评价说:“它们值得最高称赞,因为它们文风简朴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它们不需任何演说术的修饰,就像不着衣衫的裸体显露其天生丽质那样。在历史记述体裁中没有比这种纯净清澈、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满意了。”后人也不断盛赞,“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恺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历史著作史》第209页。]这部书影响之大,甚至在古代就使他的战记进入寻常百姓家,普遍受到欢迎。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它更被当作人们学习拉丁文的启蒙读本,在宣扬和普及古典传统方面非其他拉丁古典著作所能及。“欧美学童读拉丁文第一课的范文往往就选自战记,它之家喻户晓,有如我国的三字经千字文,而它的开卷第一句话‘高卢全境分三部分’就像我们的‘人之初’那样成为群众的口头禅。”
   
           一、《高卢战记》:客观叙述背后的辩解
     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两个层面,一是“写出不带感情色彩,不含个人偏见的著述”,二是“客观性”的理想,“取笑自己”一心追求“纯粹的事实”。表面上看《高卢战记》可谓是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照例说,这部描述自己征战高卢八年岁月的自传体著作,很难使别人相信其客观性。但是,恺撒精明的做到了,因为“任何书籍,无论什么主题,都不会比他的《高卢战记》更少个人色彩,它是文学史上失去个人化的自传的典范。恺撒的形象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但描述他的方式和描述其他人物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恺撒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描述的“客观性”,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实用的隐情。“罗马史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结合,”波利比阿就有“历史研究是政治生活的一种训练”的论述,这一传统奠定了罗马史学的基础。恺撒也不例外。恺撒把“修昔底德奠定的那种军事和政治模式的拉丁历史提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利用客观的写法来掩盖其背后的主观目的,这是《高卢战记》的显著特点。“表面上看此书社会叙述冷静不动声色,甚至可以说不偏不党,但实际上恺撒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成就”,用以博得罗马公民的欢心。”
   实际上恺撒当时“主管三个行省的繁重政务,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事,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忙的他不可开交,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他根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墨的。”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恺撒的处境,就可以理解这部书背后的目的了。实际上恺撒出征高卢,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公元前57年,恺撒专门选择前去高卢行省,因为“这是个最可能使他发财也最可能为他军事上的胜利提供必要物资的地方”。据说他得到这一任命时,“欣喜若狂”。在高卢这些年,在罗马的政敌一直密谋打到恺撒,恺撒也决定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军事实力,他除了国家拨给的军团外又扩充了几个军团,甚至组建了一个“由山外高卢人组成的、并用高卢语命名的军团(被叫做‘阿络黛’),他用罗马的训练方法和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罗马的武器装备他们,后来又授予每个战士以罗马公民权”。[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通过这些方法,他建立起一支效忠自己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成为后来在内战和剿灭庞贝势力的一把利剑。
   其次则是舆论的支持。在高卢战争中恺撒大发横财,利用这些财富“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慷慨资助或施惠于人”,“他耗费他的所有财产并从各方面借钱来举行表演和斗兽表演,其奢侈豪华和名贵的礼物超过过去所有的表演”。他在罗马举办各种宴会、角斗士决斗、建设广场等,以收买民心。在高卢战争的胜利,也大大提高了他在罗马城的威望,元老院反复为他举办各种大型谢神祭就可以看出。
   总之,无论军事上的还是财富、舆论上的准备,都需要战争。因此在高卢这些年,“他不放过任何战争借口,不论它是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危险,既向敌对的野蛮民族,也向同盟的民族寻衅。”[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特别这些战争的合法性,遭到罗马元老院其政敌的质疑。“以致又一次元老院命令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高炉行省的局势,有些人甚至建议把恺撒交给敌人”。可见恺撒处境之险恶。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这部标榜客观公正的著作,真实用意就可以猜出来了。首先,他必须为自己的战争合法性辩护;其次他也通过描述自己的功业和辛劳,以取悦罗马公民,而且那些介绍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和对自己效忠的内容,也可以威慑罗马的政敌。因此“他这部书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恺撒计划用他这部书影响舆论,在指控他的人民面前提自己辩护,说明征服高卢并不意味着只不过是为自己飞黄腾达,攫取更大权力的野心而铺设的一块跳板,而是高卢哪方面强加在罗马身上的一次战争,因此它是一次必要的爱国主义的战争。此外,恺撒写这本书是有意使他的敌人知道他有一支强大而忠于自己的军队作他的后盾。”[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1页。]
    因此对《高卢战记》必须谨慎,一不留神会被恺撒带进他的圈套。甚至于汤普森说这是“政治小册子”,“充满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貌似正确的论点和特殊的申辩,他亲自用一种表面上似乎坦率而实际上却是虚伪的态度表面,他的用意只不过是替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资料而已。读他的书时我们应当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提高警惕,一面被他那朴实而清澈的文笔和他那貌似诚挚的态度蒙蔽;我们还应当以批判的态度,用当时别人的材料校正他的撰述。……恺撒极其精细,他知道什么时候避开对他不利的事件一声不吭,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有利于他的事实加以解释”。[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2页。]虽然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还是揭露了《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政治实用目的。
   
      二、另一个《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温情
     历来人们描述《高卢战记》时,都是介绍其客观简练,去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汉密尔顿甚至说,“即使他叙述一个罗马军团覆灭,以及另一军团在即将覆灭时得到拯救,也不比一个历史学家叙述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更有感情。”
   但是,如果《高卢战记》仅仅是这样一本深怀“险恶”“自私”的政治目的,单调平淡描绘这场战争的著作的话,很难成为一部千古名著。其实在这些客观叙事的背后,恺撒尽管在尽可能地消弭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在一些地方透露出自己的感情,对于罗马战士,也有很对人性化的个人描绘。甚至于对于自己的敌人,也没有丑化或者污蔑,而是由衷对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表达内心深处的认同。
   诚如前述,全书几乎全是第三人称叙述,仅有一处,唯一的一处使用第一人称:“我始终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在其他许多理由之外,特别因为这些国家曾一度在作战勇敢方面压倒过其他国家,但现在这种好声誉却因为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而消失,未免令他们极度痛心。”
    但是在其他部分,即使是第三人称,恺撒也表露出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恺撒用笔非常独特,将大型战役的客观描述与对个别英雄战士的具体叙述结合起来,读起来引人入胜,如临其境,更具体地表现了战斗的残酷和罗马战士的英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书是还是体现出一定人性化的温情。
   例如在第一卷中,讲到恺撒派自己朋友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与日耳曼人谈判时,被日耳曼人扣留。之后在战斗中,“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在身带三重锁链,由监守的人牵着奔逃时,恰巧落在带着骑兵追赶敌人的恺撒本人手里,这件事情带给恺撒本人的喜悦,并不亚于战胜敌人这件事本身,因为他看到高卢行省的这位最最尊贵的人、他的好友和贵宾,居然能从敌人手里抢出来还给他,命运之神总算没有用他的灾难来使这场喜事大煞风景。”这位面对一个军团覆灭、一个部族被屠杀也无动于衷的“冷血”将军,面对自己好友的获救,还是表达出难以抑制的喜悦的喜悦。
   其他部分,对个人英雄的描述也很多,如第四卷,在论述远征不列颠时,他写道:“当我军士兵主要因为海水太深,还在迟疑不前时,持第十军团鹰帜的旗手,在祷告了神灵,请求他们垂鉴他的行动,降福给他的军团之后,叫道:‘跳下来吧,战士们,除非你们想让你们的军鹰落到敌人手中去,至于我,我是总得对我的国家和统帅尽到责任的!’他大声说完这番话后,从舰上跳下来,指着鹰帜向敌人冲去。于是,我军士兵们互相激励着说:千万不能让这种丢脸的事真正发生。他们一下子全都从舰上跳下来。离他们最近的舰上的士兵看到之后,也同样跟着跳下来,接近了敌人。”这段话短短几句话,描写了这位旗手鼓舞士气、身先士卒的英雄行为,生动形象。
   还有最为著名的那个普尔洛和卢契乌斯的故事。这也是《高卢战记》叙述最生动形象、最详细的一个故事。第五卷与高卢紧张的战役描述中,他插入这段叙述:
   “这军团里有两个极勇敢的人,一个叫季度斯.普尔洛,另一个叫卢契乌斯.瓦伦纳斯,都是即将升到首列的百夫长。他们中间不断争论究竟谁该比另一个领先。为着争取这个位置,每年都极激烈地开展竞赛。当工事前的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时,这两个人中的普尔洛说:‘瓦伦纳斯,你还迟疑什么?难道你还要等什么更好的机会来表现你的勇气吗?今天就应该决定我们的争论了。’说完这话,他跨出壕堑;向敌人最密集的部分冲去。瓦伦纳斯怕人家说他胆怯,也不肯再停留在壁垒上,便也紧紧跟上来。在和敌人距离不远的地方,普尔洛把他的矛掷向敌人,一下就戳穿了向着他奔来的一个敌人。当这人受伤昏过去时,敌人用盾掩盖住做一边把他们的矛四面向普尔洛投来,使他没有退身之地。他的盾被戳穿了,还有一支矛在他的腰带上,同时把他的创鞘弄得斜到了另一边,他伸手拔剑时却左拔右拔抽不出来,正当他的手在摸索时,敌人围上了他。他的对手瓦伦纳斯赶向他那边,在他危险时给了他帮助。所有的敌人都认为普尔洛已被矛刺死,马上放开他,转过身来攻击瓦伦纳斯。瓦伦纳斯用剑跟他们短兵接战,杀掉二个人之后,其余的都被驱回去一段路。不料他正追得起劲时,一个筋斗跌进地上的洼坑里。这一下他又被敌人包围起来,普尔洛也赶来帮助了他。虽然两个人杀掉好几个敌人,却都一点也没受伤,在热烈的喝采声中退回壕堑。在这番竞争和比赛中,命运之神好象先后轮流光顾了这两个对手,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和救星,以至要判别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比较勇敢些也不可能。”
   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塑造了这两位罗马普通战士的英勇善战的个人英雄精神,和相互合作的兄弟友谊。读起来使人激情澎湃,甚至对这种紧张激烈的军旅生活也不禁产生一种遐想。这两位普通战士也因为这段话而青史留名,成为西方传统故事里的著名形象。本文开头所描述的HBO电视剧《罗马》中,就以这段故事为基础,塑造了普尔洛和卢契乌斯这两个罗马战士的形象,至今成为银幕英雄的经典。
   类似的故事还有,如第七卷中:“同一军团的一个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试图砍开一道城门,但却受到多数敌人围攻,陷于绝境。虽然受了许多伤,他还是对他那一连的跟着他的人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说完这些,他冲入敌人丛中,杀死两个人,把其余的逼得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路。当他的部下企图救他时,他说:‘别浪费时间救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一会儿后,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这个马古斯的舍生就义形象,感人至深,喊着口号牺牲的形象,甚至有点类似小时候我们常读到的红军英雄战士故事。
   关于此类英雄形象的详细描写,数不胜数,恺撒冷淡简练地描写这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对于这些小兵小将的英雄事迹,却以饱满的热情来大力书写。此类故事都有同样的模式,如战斗异常惨烈,对罗马军队不利,这些战士发表一段振奋人心演讲,以罗马军队荣誉鼓励大家后,冒着危险冲向战场,最后振奋全军斗志,大获全胜。而且往往盛赞他们的英勇精神和军队中的兄弟情义。恺撒对于这些战士表现了崇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番号、名称(且都是全称),都记录下来,战斗中振奋人心的语言,使用直接引语表述,他们的事迹也叙述得非常生动,以至于这些故事可以单列出来成为这些人物的传记小说,有些类似司马迁的传记手法。这一手法,既使全书在叙述紧张的战争时不显得枯燥和宏大,也宣扬了恺撒麾下军队的高素质。同样,这些普通的战士,也因此名垂青史,足见恺撒的人性化温情。
    诚如前述,恺撒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辩护自己的高卢战争,辩护这场对高卢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主要是高卢人对罗马安全的威胁。但是,在这么多地方,他承认高卢人叛乱的原因是出于追求自由,出于人的本性,甚至在第四卷他承认:“他很了解差不多全高卢人都爱闹事,要煽动他们作战是件极容易的事,同时他也知道,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受奴役的。”[ 《高卢战记》卷四,第68页。]既然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奴役的,那么高卢人追求自己的自由有什么过错呢?罗马又有什么权利剥夺高卢人的自由呢?这个逻辑似乎是不符合全书的主要目的的。笔者认为这是恺撒对于他的对手,高卢人追求自由这种精神的一种崇敬,特别是维钦及托列克斯,这个高卢英雄,恺撒的对头,恺撒也在多处表达了对他领导高卢人追求自由的敬意。
    
三、罗马文明的反思:下启塔西佗
   恺撒这部书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其首次颇为详细描述了高卢人、不列颠人、以及日耳曼人的习俗,主要是第一卷对高卢概况的介绍、第五卷对不列颠的介绍,以及第六卷对日耳曼人的介绍和对日耳曼高卢的比较。他通过亲自观察,记录了所经之地的经济社会宗教状况。甚至还对日耳曼人和高卢人进行了比较,有些类似民族志的研究。这些研究因为是首次,所以史学价值极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等多篇文章中都引述了恺撒的论著,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将恺撒对日耳曼人与《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对比,“如果我们把恺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在注释中明确提出此处指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书中还多次引用了《高卢战记》,由此可见恺撒对这些部族习俗描绘的史学价值。
   但是,恺撒的这些介绍也不是完全无感情的客观叙事,在很多细节上渗透着自己的感情。有趣的是,他虽然描绘了这些蛮族的落后和野蛮,表达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优越和自豪,但是在很多细节上恺撒却已经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对于蛮族远离文明而保留的那种英勇彪悍的精神,居然透露出一定的赞扬。
   特别是恺撒对日耳曼人的描述中,尤其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比较中。在书中恺撒多次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彪悍,甚至用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畏惧来衬托。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恺撒认为主要是因为日耳曼人远离文明。
   在第四卷中,他介绍了日耳曼人对文明的保持距离。“他们不希望人家贩运什么商品进去。”这一孤立自己,与文明保持距离的政策甚至走到了极端:“日耳曼人甚至连输入的牲口都不用,不象高卢人那样最喜欢收买牲口,肯出很高的价钱。日耳曼人宁愿把他们本地出生的瘦小而又丑陋的牲口,加以经常的训练,使它能担得起最艰苦的劳动。”“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让酒类输入,相信人们会因它变得不耐劳苦,萎靡不振。”[ 《高卢战记》卷四,第80页。]由此可见,日耳曼对文明的警惕,主要是为了保持部族这种英勇善战、纯洁质朴的角度出发的。在这里恺撒间接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
   更为直接的表述出现于第六卷对日耳曼与高卢的比较。恺撒认为高卢的衰落,就是因为他们与文明走得太近。
     他认为高卢人不如日耳曼人英勇彪悍,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因为“过去有过一个时期,高卢人的英勇超过了日耳曼人,到他们那边进行侵略,而且还因为高卢人多,土地少,派人移殖到莱茵河对岸去。于是,日耳曼的环绕着厄尔辛尼亚森林一带最肥沃的土地(我看,它是由于厄拉多司梯尼斯和别的希腊人的报导,才被人知道的,他们称之为奥钦尼安森林),就被伏尔卡族的戴克多萨其斯人所占领,并在那边定居下来。”与书中出现的日耳曼大举入侵殖民高卢,高卢人无力还击的境况相反,曾经一段时间高卢人甚至能够度过莱茵河殖民日耳曼。
    那么为什么后来会“攻守之势异也”呢?恺撒对比了莱茵河两岸的高卢人,那些曾经殖民到莱茵河对面日耳曼境内的高卢人,“这一族人在那边的居住地一直保持到现在,并享有公正和英勇的声誉。”恺撒认真这“正因为他们处在和日耳曼人同样的贫乏、穷困和艰苦环境之中,就也采取同样的食物和衣着。”
   而莱茵河这边的其他高卢人,则腐化堕落,丧失曾经拥有的那种英勇善战精神了。“但在高卢人方面,因为既邻接着我们的行省,又很熟悉海外的货品,无论奢侈品还是日用品都供应很充裕,就逐渐把失败视为常事,经过多次战争中一再被击败后,连把自己跟日耳曼人在勇敢方面相提并论的想法都没有了。”[ 《高卢战记》卷六,第145页。]这样通过逻辑清晰的对比,恺撒雄辩地证明,恶劣艰苦落后的环境,能够保持部族英勇公正淳朴的精神,而靠近文明,则容易腐朽堕落。
   既然日耳曼因为远离文明而彪悍公正,高卢人因为靠近文明,(恺撒这里甚至直接用了“我们的行省”)而腐朽,而罗马,即“我们的行省”,作为文明的中心,作为奢侈品的源头,岂不是更为腐朽和软弱吗?在这里恺撒无疑流露出对文明的某种反思与怀疑。
   结合当时的时代,共和国晚期的罗马虽然对外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共和国内部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利用金钱,利用党派斗争,利用不正当的热忱,利用石头,甚至是利用刀剑来取得的。贿赂和腐化最无耻地流行着”。军队也渐渐失去英勇的战斗精神,“他们中间更卑鄙的人不是想取得军事指挥权,而是想从国库中或从选举他们自己的继任人中获取利益”。[ 【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8页。]在蒙森笔下,此时的罗马军队,从高级军官开始逐步腐朽了,“罗马军队掠夺行省财富,士兵哗变、临阵逃脱成了习以为常之事,很多部队……并不是真正由于败仗,而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全军覆灭。……罗马海军的更为全面的没落几乎无需说明”。[ 【德】蒙森:《罗马风云》,第430页。]尽管在《高卢战记》中恺撒试图表现罗马军队的英勇善战,但是细读我们会发现,很多重大战役,很多危险行动,都是“以夷制夷”才取得胜利的,都是依靠高卢同盟军队,特别是恺撒军中那支彪悍的日耳曼骑兵。
   这种境况下,恺撒很容易出现对蛮族英勇淳朴的某种向往,对文明、对共和国体制产生某种反思。我们也能更深入理解,为什么在《高卢战记》中恺撒不惜笔墨对罗马军队中那些个人英雄进行盛赞,为什么会对敌军的英勇也进行赞美。甚至我们会明白在几年后恺撒成为独裁执政官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会给高卢人以公民权,会引进很多高卢人进入元老院,这些来自西班牙及高卢的外国人,甚至直到进入元老院才开始学习拉丁文。
   对蛮族的敬意,和对文明的反思,到了塔西佗发展到高峰。在其经典的《日耳曼尼亚志》里,他同样运用客观描述的笔法,介绍了日耳曼淳朴的风俗,他们不重视金银财富,“从不讲究衣着的装饰”。“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帅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59页。]“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2页。]“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4页。]在对各个部落的介绍中,也夸赞了他们的勇敢和诚实,如厄尔门杜累人“他们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对于其他部落只能列营陈兵以待,而对于他们却可以开门敞户相迎,因为他们毫无贪婪之心”。[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6页。]甚至他表达了对日耳曼尼亚的忧虑,“无论萨姆尼特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或乃至帕提人,谁也不曾使我们受到这样经常的警戒”。[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3页。]三百年后,这种担忧终于成为现实。
   “罗马的辉煌建基在共和时期的美德和加图式的风纪之上,辉煌过后是衰落,这是塔西佗所有作品的主题”。面对罗马帝国当时的暴政和腐朽,塔西佗把目光放在了日耳曼身上,“塔西佗在日耳曼人的风习中发现了一些罗马业已消失的美德,他们尚未受到其他种族的玷污,也未受到诸如通奸、高利贷、反战主义和政治暴政这些罪恶的污染。”[ 《多面的历史》,第109页。]塔西佗对蛮族美德的勾画,都是为了凸显2世纪罗马社会的堕落状况,这一对蛮族淳朴英勇的敬意,以及背后对罗马现状的不满和反思的源流,继承于恺撒的《高卢战记》。
   总之,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客观叙事的风格,以简练而隽永的文笔,对自己在高卢的八年戎马生涯进行了描述。在书中,他处心积虑,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与宣传,在客观叙述背后,渗透着政治实用的目的。此外,在客观叙事背后,也流露出自己的人性化温情,将战前纵横捭阖、宏大战争场面与个别英雄人物描绘结合起来,宣扬了罗马士兵的英勇斗志和团结精神,此外也对自己的敌人——高卢人、不列颠和日耳曼人——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不禁盛赞。此外,恺撒在叙述中也流露出对日耳曼人远离文明腐蚀而保留的那种原始淳朴、英勇的精神的憧憬,间接表达了对共和国晚期社会军事状况的忧愁和反思。
   这部短短的著作,文字优美,史学价值高,也承载着一代枭雄平定高卢、治平天下的远大志向,洋溢着罗马精神的自豪和扩张。千百年后我们仍能读出作者的雄心与斗志,仍能感受到那场空前惨烈战争的悲壮。这是罗马文明的代表作,显露出罗马文明的特征。诚如张广智先生所说,“罗马文明的表征是坚韧不拔而非深闺弱质,罗马人追求的是力量而非机智,罗马人的理想是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而非‘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个人抒怀,一部罗马文明史道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沧桑。”
   

  《高卢战记》读后感(五):勇气and荣耀

    “同一军团的一个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试图砍开一道城门,但却受到多数敌人围攻,陷于绝境。虽然受了许多伤,他还是对他那一连的跟着他的人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说完这些,他冲入敌人丛中,杀死两个人,把其余的逼得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路。当他的部下试图救他时,他说:’别浪费时间就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一会儿后,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
     凯撒从来不吝于赞扬自己部下的勇气,同时将敌人的智慧谋略看成是阴谋诡计,他总是将自己巧妙手腕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可以说这是一部宣传著作,将凯撒塑造成立了坚固的长城,未来的领袖!

  《高卢战记》读后感(六):读《高卢战记》:伟人。尚武传统,西方VS中国。神速一生。

1、【西方历代的强健尚武VS断续不全的中国传统】读《高卢战记》。让人对比联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西方对强健体格的习惯,古代以来没有中断。其中日耳曼人,颇有斯巴达人之风。中国秦以前,民风彪悍,也尚武。秦皇天下一统,但却因惧怕民变国变而熄天下人人之雄健精神,实不应该,何惧之有。曾国藩武功颇大,身体却弱。当然,我并非说全民历代都不尚武。邻居德川家康注重养生、也练习下级武士的剑道,长寿得取霸权。
2、【神速VS迟缓稳重】读《高卢战记》想起蒙森以《罗马史》赞恺撒行军神速,雷厉风行与伟大庞培的迟缓形成对比。所以令人赞叹者,恺撒一生并不算太长,却利用一切时间、机会,奔赴尽力,创造了种种伟大。他是充分利用时间的典范!
3、【品格与伟大的名声与遭遇】当然,他的其他品格,如坚毅、勇悍、灵活、仁慈、不拘一格采用人才……亦堪表率,没有这些品格,做不了诸事:征服高卢、降服不列颠、击败利用日耳曼人、解决埃及内争……取得罗马权后他整饬国内,马不停蹄准备东方之事,可惜突死。让人想到本能寺之变的织田信长。
4、【中西文风与文化差异】恺撒文笔绝佳。无愧罗马修辞大师西塞罗的评价。又让我想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关于战争等事,西方写得具体、朴实。而中国所记,有时语焉不详,往往故弄玄虚、唬人得很(形而上的“大道”笼罩)。东方的这种做法,之前是因原始社会的神秘传统,后来是精英们特地如此愚弄一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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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些研究人类学和有政治图谋的人各引此书论证自己观点。如恩格斯、纳粹等。

  《高卢战记》读后感(七):一代名将,文采飞扬!

世界四大军事家、一代名将凯撒不仅为古罗马共和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开创了罗马帝国的千秋伟业,而且留下了世界名著《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不必说他那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单是这两部史书足以让他凌越千古、称雄于世界文坛,其中的《高卢战记》更是家弦户诵的经典。“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但凡熟悉西方经典的人们或者西方那些博学通儒,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就好比我国古代的读书人常常吟诵的“人之初,性本善”。《高卢战记》其实是凯撒给古罗马元老院所做的述职报告,主要目的在于回应贵族元老们的质疑。因而这部作品主要是简述历次军事行动,记录诸次战斗的状况。凯撒在书中没有过多地运用渲染性的描述,也没有对其事迹铺陈开来。他甚至没有用第一人称。这样的叙述方式彰显了一代伟人谦逊的风采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客观、理性、冷静,仿佛在叙说故事,但又毫无做作,质朴、自然。读之如身临其境,都会为这位军事天才的事迹而折服!

  《高卢战记》读后感(八):凯撒的时代与命运

以前觉得这本书难以消化,现在多少能理解一些了。开篇之处,“厄尔维几人”正打算举族迁徙(去进攻别人),为此而广泛种植,大买牲口。这说明这个部族正处于从游牧向农耕的过渡阶段。农耕技术的扩散带来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各部族之间的摩擦和战争增多。高卢战记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战争由于两个因素而加强:贸易利益(为更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后勤和驱动力);农耕者与游牧者对土地的争夺(在罗马后期,士兵的一个诉求就是获得土地,而军队统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获得他们忠诚)。因此,战争的规模变大了。规模变大,频率反而降低:大规模战争消灭了敌人,带来了和平;大规模战争带来了新的更强大、施政范围更广泛的政府和新的技术(文字、司法),使部族战争减少。总的来说,(使用铁器的)农耕者比(驯化了马匹的)游牧者移动性低,更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要有充分的土地,就不那么喜欢战争。因而,能减少战争的政权,会受到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欢迎。

罗马人比北方民族文明,这体现在他们的武器和生活方式上:土地是罗马政治的核心问题,罗马是一个农耕的民族。罗马人充分利用了农耕文明的扩展,扮演了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并从中获取利益。

罗马人的霸权背后,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拼搏的在历史上无言的(没有文字)的新生的农耕者群体,以及游牧者群体,以及处在两者之间、兼行游牧和农耕的大规模群体。罗马城中的数十万人,不可能对抗这个群体,但是可以对他们加以利用,以满足自己的利益。

大致上,游牧者比农耕者更好战。农耕群体希望减少战争,以便于专心利用、开拓那些之前(由于技术和寒冷而)从未被开拓的大片土地:高卢、西班牙、不列颠……但是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减少战争。正如凯撒《高卢战记》所展示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带来和平。在和平到来之前,战争已经不断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对后勤、财政、人力的需求,这样的战争催生了一个职业军人群体。他们既为大陆打出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也成为压榨农耕者的有效工具。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另一面就是这个残暴贪婪的战争机器。

前文明时代的部族之间的频发战争或抢掠,转变成了文明初期的农耕群体和游牧群体以及居间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又转变成了文明成熟期的农耕群体和军人群体之间的文明理想之间的冲突(平民 vs 贵族)。凯撒等人演出了这种冲突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的重要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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