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10篇
《古典学术讲要》是一本由张文江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一)：轻装上阵，或者不
没有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背景，并且没有什么任务局限的时候，我倾向于用东拉西扯的方式写文章。描绘出生动具体（虽然不见得活色生香）的生活背景，可以多少弥补一篇文章的空洞和无根。在这种习惯和劣迹的基础上，可以构造出一种写作观念。在这个世界上空泛的道理已经充斥几千年——说穿了，芝诺和斯宾诺莎之间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假如明天就爆发星际大战，又或者平行空间一瞬间全部暴露在我们眼前？人类所有的知识理论无非是建立在有限的生活细节基础上，而能够分享这些生活细节的人之间就分享某种或某些知识理论。
由于有了生活细节这个颠扑不破的基础，可以说：对于一本书（包括《古典学术讲要》）来说，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应该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出现在什么人眼前，然后经历什么样的阅读（包括误读），最终还可能经历什么样的传播（这样考量时，作者基本上就不在这个分享的界域，他可以像一个神一样存在于我们关于这本书的观念当中，也可能非常不幸地无法为自己辩护。这是对作者的某种想象，也构成我的《古典学术讲要》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投入的阅读行为应当如此：积极的读者可以使一本书不只是它自身，而是整个生命，整个宇宙。
那么接下来，加入这些有信息量的句子就不显得奇怪了：我的朋友ZD大概参加了《古典学术讲要》的大多数讲座，而另一个朋友HD今天下午询问了我关于阅读《古典学术讲要》的感想，他也参加了这些讲座。他们都是离张文江先生非常近的人，不可推卸地，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一些遥远的观感导致了好感和景仰——张文江先生可能是最难被谈论的几个学者之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过于独特（这种独特责任在于外部）。他著作中关注和评价的对象都不是小人物，他有着很高的立足点：作为一个在这个年龄还比较活跃的学者、文人，他关注和评价的视点也多少透露出他的自我期许。最起码，会通是他想追求的。然而，现时代不是一个适合中国古典学术阐扬的时代，种种原因限制了他的可能空间。
但同时，即使很难找到切实的理由，独立而偏执的阅读状态又让我怀抱一贯的普遍的批判。这种批判同时又是摇摆而虚弱的。这是由于面对着一个真正的阅读对象：这本书处理了真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根本性的（因此也是无法找到可靠依托的，这里，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旦它错了就没法推脱）。我只想在这里交代一点很小的我执，就是关于语词，至多也只是行文遣词的态度和习惯。
这本书所关心的话题是一些最基本的中国古典学术文献的阅读和理解，以及涉及到当下的某种联系或者应用思维。这里涉及到作者对于学术与实践的之间关系的建构，就假设他的要求低到述而不作（述和作之间关系是非常重大的一组认识论范畴，涉及到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争端，而中国知识分子被这个难题困扰了几千年，这里没有能力追溯）。但这个“述”在我看来是有一些问题的。
庸俗点说吧，流于油滑。对于一个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评语很残酷。但在我看来是这样。不过《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没有这个问题。P70，我随手翻的：
“一旦这个物品贵了，一点都不要吝惜，像垃圾一样把它抛出去。在大家都认为不值钱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宝贝，一点点小心收集起来。还是刚才讲的道理，贵卖贱买。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都是好的物品，也就是前面讲的山东出什么，山西出什么，不是好的物品也不能取。其实这句话中也暗含了一句投机格言：‘卖出要快，买进要慢慢来。’”
教授讲课大家都听过一些，口语的遣词造句很能看出一个人的倾向。什么是好的物品？好坏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这里把好坏与贵贱等同了。货殖列传当然是经典，树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基本文献之一。但不加考虑的将好坏与贵贱等同是不妥的。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个观念系统：使用什么词语，就是借助什么观念系统。此外，书中使用时语的地方很多，作为课程讲义来说，可以理解，但若保留一点批判眼光，就会更慎重的措辞，否则和商学院的读国学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一点小小的批评意见，可以忽略不计。
当我们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宇宙来看待的时候，一切又有着不同的面貌了。张文江先生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忧患的人，也正因此他会选择以讲座的形式，孜孜地向学生讲述着这些旧时只是作为个人生活的古典文献阅读感想。最起码这些应当是朋友间闲谈的趣话，而现在却成了讲座。与一群阅读经验不对等的听众讲话，这种处境取决于两点：现实文化环境与个人文化追求。他这里是放低了身段在讲时语。
粗浅地看，他有一点意见就是中国什么都古已有之。而书中所选的文献所谈论的都是很基本的问题，一个人读了一点书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局限和勇气，导致结论的不同吧。而会通这个理想比较危险，因为整个西方学术的基础不仅仅是希腊哲学，也不仅仅是康德斯宾诺莎什么的：达芬奇建立了一个荒谬的想象世界，但那也是文艺复兴之后很伟大的认识观念；当代的西方世界的思想观念，后面有机械论、非欧几何、细胞分子学等等革新带来的一重重理念崩溃和重建的历史。没有痛苦和争端，怎么会有智慧的自信呢？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理论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会持久地强悍。
对过去的取舍和重新发明实现观念世界的更新。这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完成的——张文江先生也不能。大量的错误、荒谬乃至滑稽，批沙沥金过后，也许能有一点收获。但也没有包票的。印度古代文化那么伟大，现在不也湮没了吗？读《古典学术讲要》，我却越发想要做好准备中国古代文化会同样湮没——玛雅人那么高的智慧和艺术才能，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文明最终也都是要毁灭的——其实现在看看斯宾诺莎，有的地方可笑幼稚之极。但没关系，那是当时的智慧顶点，并且传播影响很广。用古话说是时势造英雄。也有他个人的执著、自信（人类道路无非是累积的错误之上的错误，逻辑本身是回环结构。各种论点都有可能颠扑不破，雄辩者能使人附和）。因此，湮没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轻装上阵。
在此悲哀的前景下，如果说我们还能相信点什么，就是一点微薄的经验（对于有文字的时代来说，也许还有符号的记忆）。建构起来的经验和记忆，其实没什么是真正无邪的。就连人性本善恶之类的，也无法成为立足点。某种程度上的虔诚或忠贞，对文化也好对传统也好，也许只是某种残存的没有进化完的痕迹。所谓数字的编码的人类文化，在宇宙的角度来看，只是无始无终的回环中的一节一片。中国的文明，譬如说道德经，当然是很高明的，但你能说它是高贵或高雅的吗？谈不上，它和数学一样，只是关于这个宇宙，关于我们生活的某种解释和逻辑。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有时候我们会说那是智慧），就可以在日常获得安宁——但甚至连死亡我们都没法定义，因为没人从死人世界回来带来可靠的信息。如果说中国古典传统能提供些什么，那就是基于汉字的符号记忆基础。有着丰富的定义和观念系统，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使自己安宁的可分享的经验和记忆。这当然很宝贵，否则在这个全球化数字时代，我们就都是无根的，无依无靠的——这是所有的古典文化共有的价值，当然这是博尔赫斯的观点。
我以为逼问到这个程度，也许是个很高的格调，而这也是我在《古典学术讲要》里读到的一点真正的趣味：对伟大传统的理解与体认。在这个基础上去设想，张文江先生一定经历很多美妙的时刻，而那些参加他讲座的人也分享了一些。也许真有那么些人，在现时代都决意轻装上阵的时候，他们却倾向于选不。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二)：《解读经典：一种古典的姿势》———谭轶斌
解读经典：一种古典的姿势
——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导读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谭轶斌
教古典作品，不少教师只把文本当做语言材料，疏通字词句，分析语法，在此注、彼注间考据，于是乎，经典文本成了风干的语言标本。也有教师倒是乐于阐发，但或套话成堆，空话连篇，或照搬教参，了无新意。如此课堂，学生昏昏欲睡，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何解读古代经典文本？如何让语文教师在古代经典面前拥有自信？如何使古代经典作品的教学摆脱“死于章句，废于清议”的局面？如何令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实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心灵对接？张文江教授的《古典学术讲要》，或许能为我们找到一条“渔人之路”。
张教授对经典的解释，不是只钻故纸堆，而是“打破中西体用之类的限制”，与今人对话。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话语，随便翻到哪一页，俯拾皆是。它时时让你感受到，什么是信手拈来、旁征博引，什么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什么是左右勾连、洞幽烛微，什么是思如泉涌，智慧满溢······有意思的是，张教授解释中国古代经典，常和西方硕儒心意相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塞、怀特海······他在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哲人之间架起了桥梁。
至此，你会明白，研究古代典籍的张教授不是跟不上时代节拍的古书蠹虫，而是真正的读书高手（据材料显示，他家中藏书甚少，因其每每翻完一本便送人）。可以说，他在古代学术典籍的研究中洞开了一方新天地，此种对经典的解释，也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新视角、新思维、新方法。
与此同时，张教授也在经典的解释中找到了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他面对古代经典，是一句一句解读，而不是囫囵吞枣式的阐释。如若没有十二分的功力，是不敢这样做的。正因为张教授对经典已成竹在胸，所以不用虚张声势，而是老僧说家常话般，用通俗浅白、大家都听得懂领悟得了的话语来表述观点。
如《史记·货殖列传》：“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张教授如此解读：“这就是经济影响到法律。有了足够财力的话，犯了罪也可以免除，至少可以减轻。司马迁触怒了皇帝以后，没有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援，这句话中应该包含着他的感慨。”
张教授没有“后现代”的话语，却有“后现代”的思维方式，他找到了中国古代典籍与当今现实之间的榫头，找到了深厚研究与简单表达之间的逻辑接口。
章太炎先生曾说过，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若你在经典面前还少有自信，赶快找来此书一读，权当进补。
选自谭轶斌《解读经典：一种古典的姿势——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导读》,《语文学习》，2012（05）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三)：类似中学语文读本
类似中学语文读本，但你时不时引用其他著作，时不时冒出各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
你引用的那些著作 绝大部分我没有看过
书里面顺带的道理，还没有给这本书增添什么内涵，生活中，其他著作中也会有，不劳烦你提及
没看前，看到豆瓣推荐，以为多好，看过后，直线下降
还有书中提及哲学高度，这本书 我没看出来哲学高度有多高
来看一下这段话：
“渔樵和耕读可以是贯通的，《射雕英雄传》三十回描写段皇爷的四大弟子，就是连缀了渔樵和耕读。为什么“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就是农业社会到了末期要变化，单单靠原来的能量守不住。”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四)：古典学术讲要
《古典学术讲要》，张文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虽不系统，亦参差不齐，但读来不少收获。以“风姿花传”为最佳，贯通为人为学为事之理，虽是日著，通透中国文化；“套数.秋思”亦好，较唐诗宋词，元曲中本就有一种返朴归真在，这便是了；“学记”亦不错，至少有君子如响一句。
其实，现在读不来典籍，时间太破碎，心态太浮躁。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五)：惑待解
本就是沖著《五燈會元》講記買的，願以此為机直接去讀原作。
若能如此，也算不負張文江老師在後記中“所盼望”的。
不解之處，心存疑慮之處，且暫存下，
待年深日久，讓過去和現在相印證，或可解惑。
一、無著文喜
講“前三三，後三三”，不得其解，便拿來與朋友討論。
鬍謅之下，被告誡要留口德。
倒不是我心存不敬，而是確對意和象做此想。
不過也不想多為自己也不甚瞭解的內容多做口舌之爭。
前三三是小乘，後三三是大乘；
前三三是虛空，後三三是圓滿；
前三三是戒持謹身，後三三是酒肉穿腸；
前三三是吃齋念佛，後三三是見佛殺佛！
《古典学术讲要》读后感(六)：刘涛：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从张文江先生《古典学术讲要》谈起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
大概在2006年上半年，我打算考陈思和老师的博士，于是开始系统阅读陈思和老师的文章和著作。陈老师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曾到一位朋友家听庄子，感觉极好，读罢陈老师的文章，当时无限向往，不知道老师这位朋友是谁。隔了几天，一次我和刘志荣先生聊天，说道，在复旦西学我可以听张汝伦老师的课，但中学苦于无明师，不得其门而入。志荣说，暂时可以不必着急，以后应该有机会去张文江老师家上课。当时方知，陈老师的这位朋友就是张文江先生。2007年春天，我有幸开始去张老师家上课，其时正讲《尚书·无逸》。我与《尚书·无逸》颇有缘分，2008年9月，我去哈佛访学，行前写信向张老师辞别，张老师回信写道：“临别赠人以言，传一篇刚改定的《无逸》给你吧，也许能起一点励志的作用。”其后，在美国一年，我也“无逸”，未敢“关起门来煮牛肉”。《古典学术讲要》所收录的两篇讲禅宗的文章和《〈货殖列传〉讲记》都在课上听过；《古典学术讲要》结集之前，我曾反复阅读过全部单篇文章，结集之后又通读一遍，故不揣简陋，谈一点阅读体会。
在《古典学术讲要》之前，张文江先生出版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1993年）、《管锥篇读解》（2000年）、《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2006年），整理过潘雨廷先生大量著作，譬如《周易表解》（1993年）、《易与佛教、易与老庄》（1998年）、《易学史发微》（2001年）、《易老与养生》（2001年）、《读易提要》（2003年）、《道教史发微》（2003年）、《易学三种》（2005年）、《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2009年）等，校点过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1997年）等。从张文江先生的著作、整理和校点的书中，大体能见出其为学的方向和志趣，其人之大体亦略能显出。
一般而言，学问进路往往先从同代人入手，在师友的帮助下，或能上出，尚友古人，因此钱穆曾写过一本《师友杂忆》。张文江先生的著与述，今人主要涉及到两位——钱钟书先生和潘雨廷先生。钱钟书先生曾经给张文江写过一封信（我见过原稿），大意谓，今人著作不必多下功夫，应往上走，多读古典著作。张文江先生后来走的路大体上遵循了钱钟书先生的教诲，走的是“尚友古人”之路。在课上张文江先生屡次说起钱钟书先生这句话，可见对其影响之深。对于钱钟书先生，张文江写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前书是其传记，讲钱钟书的人生和成长经历，这是在总体上解读钱钟书；后书解读《管锥篇》，选钱钟书先生最难的、也是最艰深的一个局部讲解。因为这两本书，很多年，张文江先生的形象隐藏在钱钟书研究专家里面，世人罕有深知者。
其实，就张文江先生学问格局而言，钱钟书先生是其显，潘雨廷先生是其隐。如今，钱钟书先生几乎家喻户晓，其学问号称钱学；但是知潘雨廷先生者甚少，世人理解潘先生尚需时间。潘先生的形象藉张文江逐渐显现，潘先生是不世出的好老师，张文江是不世出的好学生。有这样的好老师，一生夫复何求；有这样的好学生，绝学才不致于失传。潘先生生前张文江曾随侍先生读书，潘先生去世后张文江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先生大量的著作。整理著作，一方面成就了潘先生，如此潘先生方有文字传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张文江。张文江先生曾讲过罗马时期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该书由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编纂而成，除此之外，波菲利还写了一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一方面介绍老师生平，一方面研究了老师著作的顺序，并写了提要。张文江先生讲波菲利的文章或有道志之意，或许他在普罗提诺身上看到了潘先生的影子，在波菲利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普罗提诺幸亏有波菲利这样的好学生，波菲利幸亏有普罗提诺这样的好老师。张文江先生以《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为主，结合《九章集》内容，讲了普罗提诺的学术和人生。张文江先生颇喜《希腊名哲言行录》，曾讲过此书中的毕达哥拉斯篇，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与《希腊名哲言行录》格局相似，既讲学术又讲人生。张文江的文章能见大处，研究一个人既研究其学术，又研究其人生。张文江的两篇文章《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就是这个思路；《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若合而观之，就是钱钟书的学术和人生。除了大量整理潘先生著作之外，张文江尚著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该书尚未出版，但单篇文章曾在《文景》和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刊发过。《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是张文江和潘先生之间的谈话，潘先生俯仰之间，尽显风流。《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更近古人制作，柏拉图著作，《论语》等皆是对话。生活本身就是学问和修养，因此日常生活更能显出一个人的境界和风采。谈话很难，因此伟大的人物往往是独白，只能说给后来者听，因此柏拉图的著作中尽管纷纷纭纭，众声喧哗，但主角往往只有一个。《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相对而言是对话，这本书里有两个主角：潘先生和张文江。《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一方面记录了潘先生的言行，另一方面展现了张文江的成长和进步经历。
《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出版于2006年，此书收录的是张文江自己文章，但这本书可谓是张文江懂了潘先生之后的读书心得。《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内容庞杂，谈文学、哲学、文字学、戏剧、地理大势等，又多涉及近人，谈曾国藩、王国维、鲁迅、徐梵澄等。《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有“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之象，由此可略窥张文江先生二十年来的进步路线。
在《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后记中，张文江先生说：“本书是我写作二十年的文集，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记录，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我不努力工作的记录。二十年走过的路，歪歪斜斜，留下的脚印，稀少而凌乱。”二十年只此一本文集，似乎真是又慢又疏懒。但是，张文江先生几十年相应的是另外一个节奏，他沉潜于中西学术中，故显得慢，但厚积薄发，其能量方慢慢显示出来，《古典学术讲要》则能见出。《古典学术讲要》较之《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已经更上了几层楼，《古典学术讲要》直接面对经典，一句一句地解读。写论文简单，如果懂了经典中的一句，都可以洋洋洒洒数万言；解读经典难，因为即使有一句话不懂，都过不了这个槛，也不敢贸然去解读。敢于直面经典，说明蓄势已足；也惟有日日浸染于经典之中，能量方能大而无当。
《古典学术讲要》没有序言，只是以《诗经·风雨》冠诸扉页。作者所引者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四句。颇能见其怀抱。近人频频征引《风雨》一诗，盖有忧患也。黄遵宪写毕《日本国志》，有诗言“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鲁迅“铁屋子”意象，或亦是此诗之变。
《古典学术讲要》共有九篇文章，诚如作者所言，阅读古典是“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故所谈尽管是古典作品，但都关乎现实，有所为而发。作者在《后记》中又言：“有生命的古代文化永远是接触现实的，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滋养现实。”诚哉斯言。《〈学记〉讲记》、《〈西游记〉讲记》、《〈风姿花传〉讲记》《〈五灯会元〉讲记：无著文喜》、《〈五灯会元〉讲记：兜率从悦》、《〈五灯会元〉讲记：丞相张商英居士》都是研究这些人的学术和生平，其实这就是教育。张文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古典学术讲要》的主题还是在于谈教育，此教育应理解为人在天地之间，小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中，何以自处。”《〈史记·货殖列传〉讲记》谈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基本上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何理解经济，如何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都需要反思。教育与经济，自古及今皆是最重要的问题，于今为烈。教育问题尤重要，可谓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就是哲学。
《古典学术讲要》这部书只能显出张文江先生的一个局部，本书收录范围唯在中国部分古典学术，西方古典学术尚未收录。张文江先生在何处非我所能见到，但就我所见可以猜测一下，他是走三教合一加上哲学之路，既是其学术志趣，也为应对时代。比如曾国藩倡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已经不能应对那个时代；其后蒋介石尚曾国藩，服膺王阳明，倡宋明理学，亦不能应对那个时代。今人甘阳有所谓“通三统”之说，颇能切中时弊，但是尚不足应对这个时代。《古典学术讲要》儒、释部分较为明显，此外张先生尚整理过《道藏书目提要》（2003年）等，张文江先生对于《庄子》颇为心仪，他讲过庄子内七篇、外篇和杂篇的部分篇目，文章发表在《文景》或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其程度，我不敢妄言，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西方古典学术部分，就我所见所闻，张文江先生讲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罗提诺，莱辛、黑塞、施特劳斯等，部分文章发表于《上海文化》和刘小枫主编的《古典研究》之上。我不知道张文江先生何时出下一本文集，即使出我也不知道他如何编纂，或许在以后的书中其总体形象能大体显现出来吧。
《古典学术讲要》是“讲记”，一般而言，张文江先生先在课堂上先讲某篇文章，所谓“讲”也；之后根据上课录音整理成文，然后反复修改，所谓“记”也。讲记介于述与作之间，孔子言“述而不作”，庄子言“重言”，可是近人走了相反的路，于是作而不述之风大盛，故全集、文集动辄几十卷，梁启超是典型，盖欲“新民”、启蒙。“作”或有宣传之意，讲记偏在讲，尚是讲给“有耳能听”的人，有隐晦教导之意。
《古典学术讲要》的后记，可见张文江先生的怀抱。据说，后记的部分内容是张文江先生在病床中写下的。2004年，张文江先生大病，幸天不丧斯文，其后张文江先生大病痊愈，于是复出讲课、写作。大病之中写下的是其念兹在兹的话，最能见其志，亦能见其平日修为。我不敢妄加评论，可以抄录一部分，读者自己判断：“大约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的部分典籍，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从更大的背景上来说，这也同时意味着寻求中华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厘定其特殊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工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2010-12-28 于办公室，2011-1-17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