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读后感10篇
《潜规则》是一本由吴思著作，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2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潜规则》读后感(一)：”潜规则“背后的逻辑
《潜规则》书虽不厚，故事丰富，作者观点亦是明晰透彻。一般人看了该书，或多或少对书中故事情节有似曾相识之感。历史虽随时间大江东去，但是他的遗留并未曾间断，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翻新创造，他的腐烂本质依然在那里，没变多少花样。
表面上《潜规则》像本历史官场记录册子，里面的官场故事比比皆是。透过这些故事，作者想要呈现的是中华历史上绵延未熄的潜规则背后的逻辑。
首先你不得不感概祖先前辈们的文雅，连贪腐受贿中的各种名词都极尽高雅之能。作者用了简单直白的“潜规则”，在明清这是“陋规”，是“常例”；平常需要打点的时间点为“三节两寿”，即端午，中秋，春节，官人本人寿，官人夫人寿；依时节还有“冰敬”，“瓜敬”，“碳敬”；请客吃饭可以叫“送仓”，“戏筵”。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描写当下官场的小说，多涉及到“雅贿”一事，想必也是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
首先，是从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上来说。官吏手握司法，行政权力，因此拥有了“合法伤害权”。其只要“合理”动用司法审判权，执法的号令一下，国家暴力机器就依其意志开动起来了，无需他个人破费什么成本。可以看出，权利集于一身之犀利，执行成本之低下，这为索贿，受贿奠定了根基。而外，老百姓在潜规则面前个人力量之单薄，个人反抗代价之惨重，反抗后结果之不可期与无效，无疑从外面助推了潜规则的发生。在内里，官员对于潜规则之重视，维护的力度，对反抗者的报复与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外对比动力之悬殊，可谓之潜规则本身成型之道。
其次看，官吏与上级领导及皇帝的关系。官员身怀利器，为维护潜规则也愿倾尽所能，而老百姓基本是冤大头，忍耐涣散，这是潜规则盛行的地基。另一基石则是官员为现实与虚荣骄奢所驱。明清官俸之低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官员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升迁行贿，需要体面骄奢，这些岂是些许俸禄所能满足的。从现实与理性来看，官员就有了贪腐索贿的动机。而外，“恶又是一面筛子”，不愿贪的自然就走了或者沉于海底难上高位，留下来的都是“同道中人”，老百姓想要打破这一群“乌合之众”几无可能。按说皇帝应是潜规则坚定的破坏者，但是历史上大部分皇帝也是冤大头，少有朱元璋这种惩污锄奸的狠脚色。他们被宦官忽悠，被近臣欺骗，这类故事也是不绝于各类历史文献中。
再看，官场内部的关系。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违背，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除非双方的造福或者加害能力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只有双反都遵守这套成规才对自己最有力。如果一方付出出局的代价，必定会放手一搏，而另一方为了摆平出局者必定也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最后，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来看。如果你是个一清二白的新官，刚上任，不懂规矩，那么下面的胥吏或者衙役会教里，这为官一路上你必须向民间的“三邪”（邪民，懒民，豪强）放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必须向统治集团内部的“二馋”（皇帝的左右，权贵）谄媚行贿。“三邪”与“二馋”决定了信息的通路，什么信息进皇帝的耳朵都在他们嘴巴上。那么你上道还是不上道呢？在“恶的筛子”面前，不上道基本意味着出局。
当潜规则盛行到将民本蚕食殆尽之时，也是人民起义反抗之时，这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也到了潜规则重新运量的时候了，所以我国历史是朝代的循环反复。
《潜规则》读后感(二)：你知道的太多了
总是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题记
我看的这本书的版本不是2001版，而是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作者重新做了补充和修订。里面尤其有一些访谈和专题，包括杂谈，是整个思路都更充盈了（尽管在最后的时候有些重叠=.=）。
豆瓣上有个小尼姑朋友觉得这个太黑暗了，读不下去了。我倒是觉得有些迷迷糊糊的事情，真的被清晰概括了未必是坏事。
下面插一段这本书后面新周刊封新城对吴思的访谈，原文载：
封新城：当年鲁迅说狂人发现书上全是“吃人”两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描述他的心情，文学点儿说可能是绝望，就是他看透了。发现潜规则，你心情会更灰一点儿吗？
吴思：我心中窃喜啊！我找到它了！这是第一个感觉。另外就是把东西说透了，其实它不是无奈，而是更好办了。一说透了，你就好分析了，你就别拿那大话、虚话糊弄我。要害就摆在那儿了。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知不知道事儿也是摆在那儿的，苏东坡就提供一个方案：“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当然，他是纯粹地说着玩，大家也同样得把这种态度当个笑话，万万不能认真。
吴思经历丰富，所以他说他读史的时候更能够理解彼时彼地的状况。他经历的多，读的多，所以知道的多，但看他一脸窃喜窃笑，断没有咱劳苦大大肿的苦大仇深。对啊，不论你苦不苦，闪亮亮的公仆还是会把大耳光扇到咱的脸上。
事已至此，怪只怪你不好好做个奇葩大地的自耕农，偏偏要看帝国的横切面，你知道的太多了，要是不肯去投奔公务员大军，估计只好在豆瓣上吐吐槽了~
《潜规则》读后感(三)：《潜规则》----皮肤下的蛆虫
《潜规则》----皮肤下的蛆虫
这本书写于十来年前。潜规则这个词到现在，已经变成流行到滥的一个词。可在十多年前，这是一个字典里查找不到的词。是作者吴思，一个新闻工作者、著名媒体人创作出来的，用以形容一种社会现象与规则。
潜规则这个词是新的，可是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在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代，它会披上华丽的外衣；在社会道德滑坡的时候，它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是一套潜藏在社会法律、制度、风俗等社会规范之下的一个对社会行为起实际作用或辅助作用的系统。中国人曾经有太多的优越感，说为了顺应天人合一，做人应该内圆外方；近代说是做事与做人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依法办事时应该要有人情味。最被推崇的孔圣人，被人们崇拜为圣之时者。我甚至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是最能适应潜规则的国家，因为中国人智慧。所以老外在中国会玩不转，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聪明。
在吴思看来，这与是否聪明其实没关，是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制度进化的水准相关的。
我们已经对各种潜规则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认可并习惯了这种规则的存在。比如你去给孩子家长送礼，其实并不是求老师如何的特别关照，只是你如果不给，老师很可能会在现有的规则之下对你的孩子施以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暗示，也许就足以让你的孩子信心消失殆尽，留下长长的阴影。但现在社会风气就是如此，作为家长，你敢于对潜规则视而不见吗？作为一个不愿意潜规则的老师，也许收受了你的礼物，还需要费尽心思来想法还礼，以求自己内心的心安理得。你看，对于愿意阳光行事的人来说，对潜规则双方都是一种伤害。
潜规则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其实一直不愿意说透，在知识分子的笔下，其实一直都是仿佛只可意会不可言明的存在。其实，它就是腐败的外衣。至于其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如何去根治。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严刑峻法，就是依赖于道德。明朝一代反腐败的法律是最严苛的；明朝大儒，是最推崇德化天下的儒学的。可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一生堪称伟大。他并没有滥用私欲，个人生活简朴，没有在物质上穷奢极欲。因为成王败寇的政治原则，我以为在政治上是没有道德，只有利益可以讲的。所以说我对他在道德上的光辉形象并没有因为他在政治手段上的阴险狡诈、凶狠无情而打折扣。
朱元璋、毛泽东两个怀揣理想的乱世枭雄，天下的运行轨道并没有按他们设想的那样运行。社会还是逐渐的腐化下去了。
是吴思，用西方的逻辑思维，穷根刨底。在潜规则的背后，在腐败的背后，不仅看到了那个知其然，还琢磨透了那个知其所以然。这个突破，竟然源于对一个英文词语的理解。”right”.传统的，官方的翻译是将这个词译为“权利”。吴思将这个词译为“权分”。及权利双方各自权利的分界与位置。（吴思的理解与历史上的理解其实有共通之处。《资治通鉴》上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潜规则所侵害的就是权利弱势一方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界定是由显规则，及法律、规则等阳光下的制度决定的。所以抑制潜规则的关键是要设计出能对权利双方能有效平衡、界定边界的游戏规则。腐败等潜规则现象，不到社会文明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消失的。我们社会人所能做到的唯有尽可能合理地设定游戏规则，能平衡权力各方的力量，使权力有固定的清晰的界限。而立法、司法、执法的三权分立、独立是一个基本原则。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没什么好扭捏的，没什么必要说中国的改革得适应国情慢慢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极端落后的。譬如言论自由，譬如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相信这些与国情无关。反对的理由无非是潜规则的幌子，感谢文化人将它撕个粉碎，拒绝忽悠。
《潜规则》读后感(四)：浪淘沙
作者在文中影射某些黑暗出来，很隐晦很隐晦地。不过，有些话读来颇为畅快。
在社会中，我们都被磨平了棱角，又或者，我们把身体蜷进厚厚的棉被里，为了掩藏棱角。
新官堕落定律里：“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以前读的沧浪之水，隐藏的也是这么样的潜规则。
也许，潜规则才是真正的大浪。我辈，不过是细小沙砾而已。
《潜规则》读后感(五)：我满口仁义道德。
想当年我看这本书还小，因为反对应试教育，在家自学。看了后立即奉为经典，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有钱人都是王八蛋，谁也不信，俗称愤青。
现在我在反思那个时候的我和这本书，真的正确吗？没落的清王朝几个列子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明和儒家道德，汉唐俩代，不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但是那个时候人就信，官员就不贪污，社会空前和谐。（我要入D了）
而现实化肥列子等也不能证明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真的就黑暗到不可救药目的，我现在在看看，满口仁义道德坏人有，而满口仁义道德好人未必没有？
罗永浩不是说正直一生至少能让社会变好点，社会由人组成，每个人要觉得社会黑暗，从自身做起，正直善良一点。
而有些人信奉这本书，把一切归为社会黑暗，又只知道批评谩骂，不从自身做起，甚至视潜规则为宝，这难道不会造成更黑暗。
而如果满口仁义道德，在公众面前至少也要做点好事，传播也会造成不少人信，人人相信仁义道德，社会不就好了。
我还是认为满口仁义道德比潜规则好多了。
个人觉得理解潜规则可以从另一个词入手——潜意识。（具体对比过程不说了）
总之，读完全书，我想说潜规则肯定不是中国语境独有的，甚至我都不想说它在这边生长的最茂盛。
潜规则是普遍存在的、更基本更原始的规则，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它的基础动力。
所以当作者在后记访谈中说潜规则在短期内（二三十年）不会消失，还在举例说明的时候说了某特别地区如何如何，我倒是觉得，第一它不会消失，第二某特别地区在潜规则方面并不“落后”。
现代治理只是在调和官方规则和潜规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人类生存方式没有突进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比如星际之门里的古人升天那样（说笑），那就永远存在着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博弈。
《潜规则》读后感(七)：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
原文链接：http://www.shenc.cn/archives/72
血酬定律：
1.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着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洋旗的价值》
2.身外之物，随着贫穷的深入，可以等于性命本身。跨过这条命与物的价线，搏命换钱就是等价交换，甚至是有利可图的交换。《地霸发迹的历程》
3.中国的工商企业家，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硬伙生意》
4.在古人的观念中，官吏和食肉动物一样，另是一个物种。《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潜规则：
1.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出版说明》）
2.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之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自序:关于”潜规则”这本书》）
3. 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着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守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正编》摘录）
4.《身怀利器》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5.这很像是狼和羊的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吃素。另一个吃素，偏巧还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哪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或者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作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6.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的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第二等公平》）
7.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主义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像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民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的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第二等公平》）
8.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支出等于一生总开支。结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当贪官的理由》）
9.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帐，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作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作证。（《当贪官的理由》）
10.《恶政是一面筛子》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11.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的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恶政是一面筛子》）
12.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三十六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帐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帐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恶政是一面筛子》）注:此条倒是让我想起来前几天看到两个有关税收的视频里面关于三公经费的调侃。
13.（接上）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恶政是一面筛子》）
14.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恶政是一面筛子》）注:陈奉为宦官，反面人物；冯应京是清官。
15.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型越来越差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三百年陈奉与冯应京想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一千七百年司马南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恶政是一面筛子》）
16.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气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一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恶政是一面筛子》）
17.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了一起。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正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恶政是一面筛子》）注:包括福利制度以及其他的恶政策，都是这样慢慢根深蒂固的。
18.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恶政是一面筛子》）
19.《皇上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20.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皇上也是冤大头》）
21.在权利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吏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利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度有谁能天真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有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皇上也是冤大头》）
22.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鼓。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皇上也是冤大头》）
23.在明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皇上也是冤大头》）
24.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最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皇上也是冤大头》）
25.《摆平违规者》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
26.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摆平违规者》）
27.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年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正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摆平违规者》）
28.《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29.《新官堕落定律》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来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30.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上媚下，实行了一套涸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似乎生怕大家不认识它。为了识别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晏氏转型。（《晏氏转型》）
31.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病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晏氏转型》）
32.有意思的是，群众运动中打出了”除五蠢“旗号，这分明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们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蠢虫，并不想砍倒龙旗。衙门还是好的，但里边的蠢虫很坏。如此主张是出于自卫策略的考虑呢，还是我们祖先的真实想法呢？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在别处并没有看到什么高见。李自成似乎走得更远，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然后再像朱元璋那样制订出许多漂亮的规定，再渐渐变成具文，过两三百年再重复闹那么一场。这算不得高见。我这么说并没有责备古人的意思。（《崇祯死弯》）
33.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潜规则是人们私底下认可的行为约束就;
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
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这种在世界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下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34.我想在强调一句。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一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关于潜规则的定义》）
注:本文摘录了潜规则正编部分的文章，杂编和附录部分的文章暂未摘录。版本是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笔录于2012年初，博客最终整理于2013.7.24。
此外，大一上学期的宪法课老师张伟强对奥尔森的理论颇有研究，推荐他的论文给大家：《奥尔森宪政理论研究》。
《潜规则》读后感(八)：，
本书阐发观点如下：
第一，王朝迅速衰败，与潜规则盛行有关；
第二，皇权根本上不能控制官僚机器；
第三，中央集权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顶层运转。
我觉得，上面的现象是有合理性。不管他有没有引证魏晋到宋代的史料。之所以说他有合理性，理由如下：
第一，秦汉以后即为官僚国家，这个已由政治史学者考证。
第二，官僚代理行政，自然会有潜规则。因为国家是皇帝所有，而非官僚。规则是皇帝定的，官僚若想活得好，必须依靠潜规则。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李元章，都不会拿官员当人看。所以魏晋到宋史料缺失问题在逻辑上可以忽略。
第三，皇帝不能控制官僚机器，在于没有监督机制。监督应当是由他人监督，自己的下属监督自己不算监督。儿子监督老子也不算监督。跟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监督自己也不算监督。所以历代的御史、刺史、巡抚都不是监督，因为他们和行政官员一样都是官僚，他们都处于同一立场——和皇帝对立。
那么皇帝只有一个脑袋，监督不了千万个官员。所以在逻辑上只能选择百姓来监督。但是百姓手无寸铁，发出的声音根本传不给皇帝。所以官员随意使用皇帝私有财产，皇帝也不知道。
第四，皇帝不能爱护自己的财产——百姓——在于教育、科技的落后。若普及教育，则人人皆有告状能力，人人皆有告状的勇气，人人都有告状必胜的信念。若科技进步，则交通通讯必然发达，老百姓不必受制于地方官僚机器的压榨，可独自上告天听。
第五，皇帝为不普及教育，不发展科技，是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皇权产生于暴力，胜出者为了维护成果不择手段，包括愚民，包括把老百姓从独立的人变成自己的财产，自己任意处置。
要之，皇权产生了潜规则，却又浑然不知。陷入循环怪圈不能自拔。古代生产落后，所以皇帝和官僚做得太出格了的话，老百姓就没饭吃了，也就是绵羊宰得过火了。社会就将解体。
本书为薄古厚今之做，目的不是写史，而是写今。
《潜规则》读后感(九)：潜规则－历史与现实总是如此相似
吴思的潜规则这本书确实好读，可以完全当成一本小说来赏读，这本书也是我读得最快的一本书，计算了一下总共花了4天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读完之前我很想无语，但是由于自己给自己定了个任务，每读完一本书，总得要写点什么，不管这个什么是不是成熟或是幼稚，总得留下点踪迹吧。
这本书，潜规则不如称之为官场潜规则或是简化版的官场显形记。 初读这本书，感觉是轻松的，但是读着读着却有点沉重起来，如果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站在他人瓦上霜的角度，完全可以不必沉重，管我嘛事啊，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应该算是胡思乱想才对），如果看了一本书就这样看过去了，没有任何思考那还不如去电视得了我们看到阶级层次的智慧程度不是一天练成的，有其历史根源，也不得不感叹老祖宗们的大脑如此之发达，如此聪明才智不用在国家富强上，而用在了关系利益上，可能他们一直认为那是皇帝的国家，与他们自己是没多大关系的，所以只要看到眼前或是实际的利益，管他国家是强还是弱，管他什么更朝换代，同时也验证了另一句话，与人斗其乐无穷。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甚至有的能亲身体会到潜规则的存在，现在不仅仅是官场，几乎各个行业都有此幽灵的身影，只不过存在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只是自己的圈子还不大，所以很多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在围墙内，很多现实的东西完全看不到，但是不代表不知道，听不到。读了这本书感觉应该给所有当官的人手一本，至于读后有没有效果另当别论，历史如果是一面镜子，你是以镜正观还是对镜描红，可能效果还是二说的，正如看过香港一个反腐败的电影一样，有人说别人都坐在贪污这个公车里，你不贪污也没事啊，但是你别挡道啊，大概意思是如此了；所以当官官皆如此之时，想保留一下自我还是很难的了，经常在网上看到某人贪污被抓住时我就在想，要贪污也有个度吧，少弄点，然后多办点实事，不就行了吧，我承认，我堕落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想不堕落也不成，但是底线还是需要，最起码办点事出来吧。
从体制来看，以前的朝代中官员的薪水是哪些之低，估计想不贪污全家都得饿着肚子，所以对于这个朝代来说可能总是个死结，总想需要用思想来净化人心，而完全忽略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的需要，最起码要保证活得中等的程度吧，可能当时的皇帝总想着省钱来着，想马儿跑又不想把马儿喂饱，不贪污才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能是当时的体制所限制，所以朝代总是换来换去，但是不变的还是一样的制度而已，可能一段时间皇上勤快点，还能知道点人民疾苦所以搞出什么盛世来，然后又是然后，所以古话有云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老祖宗想得开，一句搞定了历史趋势，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总是才百姓。而现在啦，不说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薪水应该是足够饱着肚子，同进还有富余，但是如果要上天揽月，下海捉蛟那是不够看的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腐败横行，其中之一是信仰的丢失吧！另一个最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看多了民主和自由的书，可是发现二样又象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一样，总是说有，但是总是个镜中花，水中月，今天与同事感叹一句，这世界太没意思了，同事反问一句，没意思又能怎么办呢，是啊，又能怎么办啦，不可能学着张国荣奋身一跃，活着总得活着吧，还是多看点书，少说点话吧。
《潜规则》读后感(十)：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读《万历十五年》及《潜规则》
最近“大尺度”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大火，我不太喜欢蹭热点追剧，不过听说有一个关于《万历十五年》的爱情桥段，导演既然如此明显地捧出这本书来，在由党领导的文艺氛围下，《人民的名义》想表达出来的内涵也就不言而喻。
我们常说以史为镜，《万历十五年》是一面怎样的镜子？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长河，黄仁宇就是把这条河在公元1587年截断，将整条河的剖面展示出来，当各位看官对这河里的泥沙、乱石、鱼虾探个究竟，自然就对上下游的生态环境心里有数。
这些东西中首当其冲的是贵为天子的万历皇帝朱翊钧。1587年的万历皇帝不过24岁，正当励精图治，发挥政治热情的大好年纪，但事实上他已经不上朝了，当上了“老祖宗”。令人不解的是几年前他还积极早朝，与张居正协力完成明朝的十年中兴。有两件事促成了这个聪明敏感却优柔懦弱的年轻人的转变。第一件事儿是张居正的去世让他看到了老师隐藏在深明大义之后的阴暗面，据说张居正生前出行坐32人抬的大轿，内有厕所和浴盆，平时严厉教导自己朴实简约的老师却过着如此骄奢的生活。万历自然颇受打击，由此引发的他对群臣的不信任将伴随他的一生。另一件事儿是著名的“国本之争”，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一子朱常洵，他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却遭到文臣的广泛反对，因为在朱常洵之前还有一个朱常洛；按照儒家伦理应立长不立幼，要说万历是个果断的人，不顾群臣直接按自己喜好立太子也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但他偏偏优柔寡断，拉拉扯扯几年还是立了朱常洛。万历也跟朝廷赌气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帝。
按理皇帝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算吗？如何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如此受臣下们掣肘？“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这种力量说白了是一种舆论的力量。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社会的道德基础都建立在儒家经典之上，而发展到明朝，这种儒家的道德力量空前强大，它经文官之手紧紧地束缚着皇帝，若皇帝都不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如何让他的臣民们做到？一旦这道德体系被打破，皇帝的权威也就被同时打破了。所以这种表面形式的礼仪道德和权力是相交织的，万历皇帝了解这力量的强大，一方面选择妥协，一方面却又小孩子般和文官赌气。
这力量是强，不过还没强到让文臣们也无不遵守“仁义礼智信”的地步，不然王朝哪里还有覆灭的道理？岂不是千秋万代无穷尽矣？
中国古典哲学里有一个极其玄妙的概念：阴阳。《道德经》里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儒家体系里，皇帝成了天地正气的象征，也就是阳；不仅是阳，还是纯阳。皇帝作为纯阳的代表不得不放弃自己作为凡夫俗子的个人喜好和欲望，而文官集团不一样。他们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谙儒家的伦理纲常，但他们也是俗人，逃不过作为人的利己的第一本能。以当时的哲学家李贽的话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他们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这“阴阳相生”的代表是张居正，在黄仁宇的历史剖面里的另一重要人物。1578年已经离张居正去世4年有余，取代他坐上内阁首辅位置的之前是张四维，现在是申时行。在经历几年的对张居正的批判后，朝廷上已经不那么常听到这个名字，但是他的影响还在继续。张居正是个极富政治智慧的人，16岁中举，后在官场中游走数十年，并在对立的徐阶与严嵩之间斡旋，且游刃有余。历经无数政治斗争，最终走到内阁首辅，太师这一位置的他自然很清楚文官集团里的“阴阳”本质。他试图通过改革将体系里的“阴”打压一点，以“考成法”规范的官员考核及提拔，这难免触及到习惯了串通打点的官僚的既得利益。整个改革又建立在他个人权威的基础上，所以在他去世后，舆论反弹，虽然如今对他已有定论，但是在当时他已沦为群臣口中的罪人。张居正想靠一己之力撬动这帝国制度下阴阳演变的规律，最终没能成功。其实说起来张居正也是“阴阳相生”的一个人，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也有强烈的私欲，后人评价他“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其骄奢的生活也给人留下口实。
申时行，万历十五年的内阁首辅，是个无所作为的和事佬。他没有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没有留下身后名，但无所为或许是更为智慧。他吸取张居正的经验，知道如张居正般有大才的人也没能破局，自己何必逆天道变化，阴阳转换而动？这种人不可爱，不值得历史留恋，但他现实，有真正的人味儿。
相比申时行，海瑞显得愈发可爱，在历史长河中也是如雷贯耳。海瑞去世的那一年刚好也是1587年，这位最著名的清官和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折腾了几十年，去世时家徒四壁，遗物仅仅有几条布衣。再借用李贽的话“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海瑞是真正做到了“纯阳”，身体力行以正道。或许黄仁宇选择万历十五年作为他剖析阴阳的一个横截面，就是因为海瑞的离去代表着明王朝将不可避免地重复中国几千年朝代的轮回。
这里想到《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皇帝说的一段话：“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折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给了我一个历史河流的极尽详细的横切面，那《潜规则》就让我看到了光鲜河面下深藏的推动一切的暗涌；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给我呈现了那一时刻静止的阴阳平衡，那《潜规则》就让我窥探到王朝由阳转阴，阴极转阳的一个演变过程。
纵观中国古代自秦朝至清朝的演变，除了蒙古铁骑挥舞“上帝之鞭”踏平南宋疆土，大部分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农民起义。秦末陈胜吴广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汉新朝赤眉、绿林军四起，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直接导致了三国时代的开启，唐末黄巢之乱有诗云“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争雄，后统一天下，再到明末闯王攻破北京，一个个朝代的轮回何其相似；而当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又必然出现一段中兴：西汉有文景之治，汉武帝开疆扩土；东汉有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明朝有永乐盛世。这些兴盛的时代皆是国力雄厚，天下太平，用鲁迅的话说：“那是一个可以做奴隶的时代”，那一个王朝是如何发展到农民“做奴隶而不得”，非得揭竿而起呢？
《潜规则》多少揭示了这一轮回的内在动力。我们的帝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农业帝国，由几百万个农村组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也谈到政府对农村的统治并不强力，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即为道德，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而这礼自然来自儒家教条，同时礼需要符合帝国的部分法律，在应用层面由乡绅执行。不光是在广大的农村，以道德、意识形态来规范帝国几万公务员行为也显得尤为重要。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都立着一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虽说帝国有一套法律，但这套法律不根据地理风情而改变，不能适应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统治上就允许自治存在。自治就意味着个人在决策、执法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总结起来，中国封建王朝以“礼”而治，在不成熟的法律基础上期望整个帝国的臣民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
但是我们不得不谈到人的阴阳，“阴”即为人利己的自然本能，“阳”即是超出人的动物本性的高贵的道德追求。固然有守节者如文天祥，海瑞，但从他们名留青史可以看出来这类人是有多么稀有；在利益面前，所谓的道德显得不堪一击。
《潜规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让人印象颇为深刻。一是“合法伤害权”，简单来说就是当官的想整你平民百姓很容易，你百姓告官府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合法伤害权”可以说是非常值钱的。有了权就不愁钱，民脂民膏很容易就变成官的囊中之物；另一个是“把清官筛出去”，小官直接找百姓要钱，大官由小官送钱，京官又由地方官打点钱，清朝就有不成文的“三节两日”，元旦，端午，中秋，老爷夫人的生日都离不开红包礼品。这样一来“陋规”泛滥成灾，连皇上都对此默认。清官反而成了一股“浊流”，他们无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生存下去，一方面是因为光靠工资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走穴打点，另一方面作为“异类”容易成为引发官场动荡的导火索。所以说清官难当，恶政把他们都给筛了出去；还有一个“新官转型定理”，地方土豪在这个定理中是必不可缺的角色，他们是恶政的寄生虫，通常由他们来当新官上任后的第一位老师。人越理性越精于计算利益得失。当整个官场社会趋于腐败，土豪们再热情仔细地帮新官们权衡利弊，管你“四书五经”读得多透彻，刚上任的火烧得多旺也得被浇灭了，毕竟那固执、认死理的人占少数；最后说到一个“崇祯死弯”，算是把腐败恶政与王朝覆灭做了一个联系和总结。崇祯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自缢身亡，他本算还有心气，但无奈力不从心，当时的明朝不可逆转地跌落，要凭少数人的力量抗衡整个王朝的惯性毫无可能。书中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达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其实，中国历史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挡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挡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个体在群体中需要变得十分短视，不被允许以长远的眼光判断利益，张居正看得很远，所以他身后所遭受的迫害也很残酷。王朝的覆灭，农民的起义这样解释起来就很简单了：前面不管是“合法伤害权”还是“筛选清官”，都是狼群一步步变大的原因和动力，一旦羊被吃光了，羊做不成羊了，也就到了“崇祯死弯”，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出现质的变化，到达这个“死弯”也就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于王朝的建立，兴盛，衰弱，覆灭，拿“阴阳”来建立模型实在是再恰当不过。初生的王朝往往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那时候“阳”占主导，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理想抵不过利益，“阴”不可避免地慢慢积累，个人的“阴”如涓涓细流融汇在一起，在整个帝国形成一股不可挡的暗涌，当这股暗涌将理想与现实推动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时，帝国呈现出兴盛的状态，之后王朝的衰退即是“阴盛阳衰”，最后“阴极转阳”，逃不过天道轮回。
开头就说以史为镜，前面说这么大一通都是古典中国的历史，仿佛与现代中国无甚瓜葛。要逃离这“阴阳”的轮回，把这个“阴阳”的体系统统推翻不就行了吗？从辛亥革命起，帝制已经被推翻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今，孔家庙已经被推翻了。但是推动这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背后的动力没消失，归根结底人性没变。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意识到人不过就是“食色性也”，“阴”的一面不可避免，不可能以意识形态的“阳”完全取代，毛主席的时代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现在反而借力打力，以“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矛盾的是，孔家庙，关公庙，雷锋庙都被推翻后，还剩下怎样的价值观来维护社会的“阴阳平衡”？
最近铁道部的集体腐败，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官员的真实德行在经历毛时代的沉睡后又苏醒过来；平民百姓的私德依旧强大，公德却不见得有多大起色。政府通过媒体、教育大力宣扬美德，效果又有几何？从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近年来调侃最多的碰瓷可以看到，当成年人遭遇此类事件时，最先做的就是考量自身利益，我们难有一种从内而外的善意，包括我自己。有的人说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个解决方案，但复旦大学生投毒案提醒我们这并不可行。新加坡是一个人口素质极高的国家，我依然听护士朋友提到这里很多老年人有“老无所依”的悲凉。事实证明法律法规可以让人被动地遵守社会规范，但发自内心的善需要更高级的东西来激发，在我心目中就是信仰。我一直觉得西方人很幸运，一方面能有基督教作为“阳”来调和社会的“阴”，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给予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也让他们在公德方面做得更好。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来看，这两方面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如何能将人性的“阳”在不违背天道的条件下引导出来将是长久的课题，即使在最近不用担心，也终将不可回避。
我诚惶诚恐，不过有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作为后盾，我还是挺有信心。
最近微博上太极很火，看到一则关于太极的笑话，严肃一整篇后希望能轻松一笑，本来以上就不是我们屁民应该担心的事儿：
一大爷在公园打太极，很有力道，这时候来了个年轻人说：“大爷功夫这么好，怎么练的呀。”大爷说：“我站着不动，用你最大的力气打我试试”于是年轻人用力地打了大爷一拳，然后被讹了两万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