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经典好文章在线阅读:《海与帝国》经典读后感10篇

当前的位置:文章吧 > 经典文章 > 读后感 >

《海与帝国》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3-10 21:14: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海与帝国》经典读后感10篇

  《海与帝国》是一本由上田信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7.00,页数:5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与帝国》读后感(一):最后的帝国

  这套书已经读到第九本,这第九本讲的是明清这两个特殊时代

  说特殊,是因为这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两个朝代,并且都很强大,虽然不像唐宋的存续时间那么长,但也毕竟都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最后的帝国。而明是一个从少数民族政权中夺取了汉族政权的王朝,清又是从汉族政权中夺位成功的少数民族政权。史料极其丰富,可以书写的内容实在太多。

  也许就是因为太多记载,也距今太近,所以作者另辟蹊径选择了海上贸易这条经济线索。读完了,个人还是有很多收获。起码可以看出作者思考问题角度和很多传统的国内历史学是不同的,也可以引发读者作更深入的探讨,可以从与以往不同的层面来看待明清两朝。

  各路书评有很多勘误的内容,也有很多质疑和反对声音专业研究当然精益求精细节处也讲究锱铢必较。但对我这类的读者来说则没有那么多挑剔,读完书有收获,就没有白读;而且读的过程枯燥,对我有吸引力。那么,就还是推荐

  不过,作为通史读物,的确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是刚接触还是从传统的方法学起更好,所以也打算再去看其他的基础通史介绍

  《海与帝国》读后感(二):思路有趣

  豆瓣惯例啦,只要是翻译书,必然是一堆批评译本不如原著之类的。

  不过这书虽然翻译有点问题,但是不至于到影响理解地步。再说本来也是面向大众,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读懂日文嘛,有译本总比没有好。另外,还存在像我这样的懒人,就算看得懂日文,但是毕竟中文是母语,为了阅读速度都会先看译本,有问题再翻翻原本嘛。

  个人挺喜欢这样的通史写法的,不按一贯的皇帝顺序或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序,而是确定一个主题,比如本书的海来写。当然,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也是这个主题,到底海或者说以海为基础的对外交流在明清两代帝国里扮演了多重要角色。这一主题,当然各学者看法不一。不过我个人是偏向赞同上田信教授的看法的。很多时候,当时并不起眼,或者说只在局部发生情况,往往主导或者制约以后更远的发展感受一下:大航海的时候天朝禁海(虽然不是一直),大贸易的时代锁国,大数据的时代修墙。。。。。。

  (未完待续)

  《海与帝国》读后感(三):筆記

  ﹣一本談‘中國歴史’的書,而且是談‘正史’的,我竟然能把它讀完,而且是不感困難(知識上的困難是另一回事),實在是不可思議!

  ﹣書本行文流暢,會說故事,而且本身這本書就是寫給日本大眾的中國史書。但這不等於它就寫得膚淺,像甚麼’一本書讀懂中國‘那種,而是十分扎實的史作,還很有系統很有觀點。真可惜在華文作者中不怎麼看見這樣子的歴史’科普讀物‘呢。

  ﹣追本溯源,讀這書是因為《看得見的城市》一書有介紹,繼《看》及之後讀的《南中國海海盜風雲》,算是連續幾本的書讓我讀明清以降的中國及區域歴史有了一點輪廓與印象

  ﹣十分喜歡作者把明清中國的歴史放在東歐亞區域的圖像去描述,並以貿易體系的變更去演述中國歴史的過程。將五千年歴史放於貿易體系導致的”合散離聚“的循環,並將元的減亡解釋為‘聚’,將明解釋為新一個貿易系統建立的開始等,實在是很有意思。當然這樣一來,就會促使人去想,究竟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處在哪個階段?

  ﹣這種以區域貿易去理解中國的歴史,實在是與我們小時候只從中國朝代更替這樣的角度去看歴史有意思得多。元代代的滅亡不只是因為高壓導致民間不滿,而與白銀的缺位、漕運與海運在‘餵飽’首都時的爭鬥等有關;鄭和下西洋可以理解為明朝內庭外出‘

  《海与帝国》读后感(四):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论明清时代帝国与海洋以及白银与政治的关系之我见兼评一本渣书顺便帮我的猫渣渣求包养

  这本书会让人怀疑是不是翻译软件翻译,然后由译者草草加工的。网上书评中已经有网友举出了几个错误,比如韩山童和刘福通人名的混淆,我也发现了几个,比如253把羊驼译作骆驼(或者干脆说草泥马也成),把市译作町(这应该是个日文词,因此更容易推断这可能是翻译软件的杰作),433页把英格兰银行译作英国银行(这个错误对于有历史学背景的译者似乎不可接受,英国和英格兰毕竟大不相同)。不过呢,至少对专业读者而言,翻译上的错误对理解此书还不至于构成障碍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某种忽略了中国本体、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表象作为明清时代重要特征来叙述的叙事逻辑产物。对于此书的核心论点,即海洋贸易在明清史中的地位,我想作者提出的证据是远远不够支持他的观点的。

  首先呢,清代的白银流入、流出状况是否真的对清国经济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我以为未必。第一,清代银、铜钱的比价确实一直在变化中,但是终清一朝,直到铜元代替铜钱,其变化一般都在30%-40%以内波动,对于长达数百年的清代而言,这个波动不能算很大。第二,清代的白银在日常经济中一直处于辅币状态,它的应用远比小说(包括清代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的要窄。第三,我们当代世界价格之锚,或者说世界价格体系的基准是美元(之前则是金银本位),但清代中国的价格之锚中白银所占比例不会太多,而其大头乃是粮食,所以用白银来度量明清有那么一点概念先入为主的意思。第四,道光朝讨论白银外流的背景乃是清廷白银储备的流失,而清廷白银储备流失的最大原因是嘉庆时代开始的用兵,而清廷君臣不具备当代人的眼光,他们目之所及的大宗白银流动就是对外贸易,故而只着眼于此。白银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在16世纪之后从人口上说乃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某种对于较小国家的大冲击对中国而言可能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作者用衡量小国的标准去理解中国史,而忽略了海洋贸易在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中比例极小这一事实更何况,海洋贸易的交易品,即使在中国庞大农业部门的附属产品中,都算不上大比例。

  其次,明清海洋贸易的兴衰,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变化。清代的里甲、保甲(当然,里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在这里姑且用之)是自宋代以来最为宽松的控制人民的制度,但是,即使在这个制度下,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海员、特别是经年不在本地,可以随时流动的船只,对于清朝的政治体制而言都是很难以接受的。因此,海洋贸易的兴起,其直接原因不在于外部的获利机会,而是王朝对于人民控制的松懈。从统治者角度而言,比起由人民出海进行的海洋贸易,可控制的陆地贸易,或者是由外商到指定港口与半官方商人进行的贸易,都要可靠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对于近世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是一种需要由皇权来规制、运用,必要时可以全部抛弃的可有可无之物。

  作为一部明清通史,我以为这本书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对日本传统中国学(比如内藤湖南)和中国史学(比如傅衣凌)和欧美汉学(比如何大炮)的三重无知,也是最近20、30年间国内外学术风气不端,浮夸而故作惊人语的表现。任何一个试图在总体把握15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忽视明清中国的几个大特征。

  首先,在所谓的唐宋之变后,宋代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是宋代的2.0版本,清代则又是明代的2.0版本(周振鹤的书非常清晰的描绘了这个变迁)。这种变化对政治及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最大可能的排除地方官员拥兵自重、行割据之实的可能性,使得皇权可以毫无阻塞的直达基层(州军或县),也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郡县制。称之为再造郡县亦不为过。这一过程的目的是驯服地方,但其后果并不仅限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于郡县成为中央政权的直接代表,它使得中国基层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转变,比如,带有世袭色彩之士从此被儒家科举/耕读之士代替。而儒家之士全面介入政治则又使得中国彻底儒学化。

  其次,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的结果,使得中国农业经济的版图大大扩张。它的后果第一是让农业核心区域单一北方核心转换为双核心。其次是将农业增长从垦殖型转变为所谓的内卷化(当然,我不同意内卷化的看法,但它提出的明清农业的特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即依靠加大劳动力投入来获得增长。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对政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相当巨大,宋、明、清的儒学变革以及由儒学变革引发的政治变革,它们的经济根源都与此有关

  当然,这些只是理想状态下一部明清通史应有的面貌,但这一部讲谈社明清史似乎承载不起这样的重担

  《海与帝国》读后感(五):胡宝亮:关于《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勘误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80968/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先生,我2011年9月于天津开会时认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历史学者,学术造诣也很深。他所著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写得很好,体例令人耳目一新,从海洋史、经济史的视角来看待明清帝国,确实独出心裁,给人以很好的启发作用,使读者对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都有了新的认识。但他毕竟是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难免有误差,今日阅其中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谨开列如下

  49页,华北颍州颍州即今阜阳,怎么看也不属于华北

  60页,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叙述当时的事情,不宜用现在的行政区划

  61页,安徽颍州理由同上

  62页,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 第一,5月28日错,农历不得如此表述;第二,教主是韩山童。

  68页,华北的刘福通政权第一,政权的名义君主为韩林儿;第二,开封是否可以称为华北?

  68页,陈友谅攻占了南昌未攻克,南昌时称洪都,在朱文正、邓愈等人的坚守下获得保全。

  94页,,明代地图疑似将长沙、重庆标注为省会级别,之所以说疑似,是图例中无双圆圈代表的城市种类。

  116页,,地图标注了洪洞府,洪洞从来未设府。

  117页,刘九皋给皇上的奏折明代无奏折,应为奏疏。

  134页,消灭了开封的周王消灭一词不妥,只是囚禁。

  156页,招谕应为诏谕。

  217页,与福建、广东、湖南相连的山区之中当时无湖南这一行政区,称湖广为宜。全书多处此类问题。

  244页,职工对应为织工对。

  249页,浙江、福建都御使时胡宗宪为巡按浙江监察御史。

  253页,印第安牧民赶着一群骆驼美洲只有羊驼。

  254页,那些美国的西班牙人16世纪哪来的美国?

  276页,地图标注有热河,不妥。

  279页,1635年清朝开始禁止使用满族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女真名字这句话很滑稽,应该是诸申。

  281页,于是努尔哈赤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改名为盛京盛京为1634年皇太极所改。

  281页,皇太极打败了内蒙古的蒙古族林丹汗表述很错乱。

  282页,满洲族这个名词闻所未闻。全书多处出现。

  284页,3月19日农历应用汉字表述。

  285页,4月21日理由同上。

  301页,拥立皇族朱聿键为唐王朱聿键本来就是唐王。

  306页,江苏的云台山(镇江府丹徒县)通商的云台山不在丹徒,丹徒不临海,如何通商?

  323页,咸丰帝、恭亲王、醇亲王三人名字第二字均为繁体,不妥。

  340页,地图出现龙口,不妥。

  374页,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天不叫蒙古人民共和国,叫蒙古国。

  376页,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发动军变控制了塔里木盆地一带第一,此处为策妄阿拉布坦,他处则为策妄阿剌布坦,未统一;第二,无军变一词,此处应为政变。;第三,在伊犁发动政变怎么可能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疑为准噶尔盆地。

  377页,准噶尔没作任何抵抗不战而退事实是准噶尔军多次组织劫营,均为清军挫败。

  388页,地图为清朝疆域图,但在左上角不恰当地标注了清十八省。

  388页,与县相比,州的级别高些,职务内容并没有什么两样散州与县类似,直隶州辖县。

  395页,1753年胤禛突然驾崩应为1735年。

  396页,新皇帝任命两广总督鄂尔泰重新调查当时鄂尔泰未担任两广总督,实为鄂弥达。

  411页,地图福建省、浙江省省界消失,福建省处标注浙江。

  414页,胤祯(雍正帝)雍正帝名胤禛,胤祯是其十四弟允禵的曾用名。

  414页,满族旗人、满族正红旗没有这种表述方式,应为满洲旗人、满洲正红旗。

  425页,清政府先是解雇了广东、福建驻防八旗中的汉人解雇一词不准确。

  427页,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提拔一词不准确,应为任命;海军一词不准确,应为水师’。

  453页,白莲教的活日趋先锐化错句,应为白莲教的活动日趋尖锐化。

  485页,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州请问新宾县什么时候升格了?

  486页,这位年幼的皇帝的生母是一位汉人汉军旗人恐怕不能直接称为汉人,再者,佟氏一支本不能算汉军旗人。

  488页,湖北省江陵县人当时无湖北这一行政区,称湖广为宜。

  499页,汉族旗人,无此用法,应为汉军旗人。

  历史年表:

  1405年帖木儿帝国在远征中国途中灭亡是帖木儿去世,而且该书1500年又有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帝国灭亡,前后矛盾。

  1406年设置交趾布政司全名为交趾布政使司。

  1452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应为1453年。

  1548 年阿勒塔汗进攻明朝大同一般使用俺答汗或阿勒坦汗,阿勒塔汗不是标准称呼。此称呼多次出现。

  1570年明与阿勒坦达成协议阿勒坦汗。

  1583年女真族的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努尔哈赤于当年起兵,但并未与明朝决裂。

  1616年努尔哈赤成为满族大汗满族大汗,无此用法。

  1662年吴三桂杀从缅甸渡海而来的南明朱由榔从缅甸到云南不需要渡海。

  1670年准格尔的噶尔丹成为准格尔汗准噶尔。

  1696年清对喀尔喀的保护确立所谓确立保护这种翻译法是很错误的。

  1705年(青海)王拉藏汗背叛达赖喇嘛六世谈不上背叛。

  1717年准噶尔部的台吉策妄阿剌布坦攻陷拉萨,歼灭拉藏汗第一,策妄阿剌布坦已经是准噶尔汗;第二,他本人并未领军进攻西藏。

  1718年清军入西藏赶走准噶尔该年进军西藏之清军被准噶尔人击败。

  1724年在西藏安置驻藏大臣安置一词错误。

  1727年西藏发生暴动算不上暴动,只是一次事变。

  1816年英国使节阿美士来清应为阿美士德。

  1827年喀什葛尔应为喀什噶尔。

  还有其他错误或不妥之处,不一一列举。这里面有作者的疏忽、译者的不准确,也有责任编辑的责任,本书编辑为两人,其中还有本专业出身的,但此书还出现了这么多不严谨的地方,是令人遗憾与痛心的:就译作而言,责任编辑是这本书最后的把关者,责任非同小可。我认为该出版社在重视选题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编辑力量的搭配,并强调对书稿质量的审核,不要将一个好选题做成一本有较多瑕疵的书。希望该社克服这一缺点,加强对图书特别是重点图书的内容编审,更好地服务读者,毕竟笔者也是很喜欢这个社的。

  《海与帝国》读后感(六):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改革

  明朝皇帝基本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收入感兴趣,而清朝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康熙几次南巡,看到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存在很多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人口过剩导致耕地不足,部分前往内蒙古等地,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

  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一旦歉收年份,青黄不接,很容易丧命。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

  自古就有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里甲制等户制,直接向百姓征税。进入16世纪,依靠白银的经济,出现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

  浙江省率先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没有土地就没有丁银。后在全国普及为地丁并征。

  《海与帝国》读后感(七):仓促读

  历史 高莹莹/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3月第二次印刷 ISBN 9787549533695

  大学专业与财经息息相关的我,最看不进去的就是经济史,即使明朝是我儿时一度最感兴趣的朝代——多一半是处于朱元璋身上所带的传奇色彩,更何况作者的重点还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海域世界,所以以,这本书我最终还是没有全部认真地读完,最后两章完全是囫囵吞枣。

  但也不能说没有收获吧。比如他改变了我以往所接受的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蜷缩形象。可以看到,两朝帝王都是针对实际的海上贸易和国内需求情况做出考虑之后制定的政治政策,尽管有一些值得考量,但是并非完全昏庸失败。另外还比较有意思的是,作者拓宽了我对贸易的理解,原来无论是朝贡还是郑和的出航都可以说是一种贸易形式,甚至一些流窜在“东欧亚”海域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活动的海盗性质的海民,也可以说是这种贸易的一部分(在政府实行海禁的时期,他们甚至成为承担贸易的主体)。

  我一直都说,这套书不再以中华中心本位的书写非常令我感兴趣,比如对那些海盗的分析描写,估计是中国正史上几乎看不到的。另外,还有作者对清朝的肯定,以往我们只是简单知道康熙平定准噶尔、册封达赖活佛,但是没有看到这种民族融合背后的意义:它表明的是清王朝的一种世界大国气象,以及它对满、蒙、汉三族统治的正统性。

  另外还有倭寇,以往提到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让人感觉这些无恶不作的海盗好像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遣军,但是其实这是一支即使在日本本土也饱受其害的海上掠夺势力,其中成分复杂,不仅有日本武士,还有中国海民、朝鲜人等。而且,他们的掠夺和交易从某种角度来看,同样是促进海上贸易繁荣的组成部分。只是这种观念对于将自己置于受害者地位的中国而言,还是难以接受的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上田信对中国的态度,他是一位很有良知正义的历史学家,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忠于历史的学人精神。他不仅为了历史上的中日问题仗义直言,而且真正对中国有一种关怀的爱,值得尊敬。

  2017年3月24日

  《海与帝国》读后感(八):也来说说。

  这本明清史才开始读,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他的撰写方式与传统的以朝代为节点(明,清;前期中期后期。)、以政治为主轴的叙述模式有很大不同。作者信笔写来,将一个个具体的个案穿成一部著作,有其自己的价值。

  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大。除了前面几位评论者提到的硬伤,个人觉得此书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是,船山说我们不能“立理以限事”,历史的叙述一种是爬梳史料得出变迁的规律、线索、启示(由事以得理);一种是怀着一种初步的理去看史料,然后再回头看看这个理有哪些需要修正、细化、发展的地方(此可称作“理事交互而进”)。作者的写作,立定了一个由交易分配规律所支配的中国王朝兴亡模式,这会扭曲多数史料的解读。

  二是,把明清放在整个东亚历史中来叙述,这固然有其视角殊胜的地方;但是过于强调中国日本的交易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产生的影响,恐怕还是难以摆脱其立足于日本的视角(当然,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中国人写的明清史也免不了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所展现的明清史只是具有一曲的价值,与以明清本身为视角的叙述所展现的面积是有差别的(尽管这个视角也不能照到全面)。

  《海与帝国》读后感(九):贸易角度下的明清史-超越家天下的视角去看明清史

  本书用,超越王朝更替的、传统的家天下的视角,以跨越欧亚大陆的市场得以成立的角度(经济史分析?)书写的在贸易背景下,以统一贵金属货币白银作为交易媒介的跨越国家的贸易体系的形成与衰败中,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可以持续的,那只是在商品有限的情况下,当商品无限丰富的时候有限的金属货币(供给增速)无法满足商品供给的增速,会导致货币价值上升,表面上看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白银的增值让本国人民以同单位的白银能购买更多的商品,但是这个时候国际贸易给其他国家带来的财富就减少了,单位商品带来的利润迅速减少,进而导致整个贸易体系发展的停滞,萎缩,进而瓦解。白银作为流通工具的属性消失了,大部分被作为财富储藏起来。进而导致市场流通的白银总量下降,本国的货币出现不足,商品流通不畅,进而发生经济危机。

  从国内南北方贸易中断,统一的国内市场失效,进而导致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元朝建立的以白银为交易中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体系由国内贸易的崩溃导向了制度性的崩溃。

  另一种可能是,如果贸易被意外终止,那么作为交易媒介的白银流通就会出现困难,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流量也下降,进而白银流通也出现了问题,整个的经济体制(交易机制,南北方的贸易被终止)被瓦解,货币短缺就成了表现,而不是原因,这点作者可能是理解错了。

  《海与帝国》读后感(十):最难忍的是对无知的忍受

  下面谈不上书评, 是对端木异书评的一个回应.

  1-1) 清代银钱比价: “终清一朝, 直到铜元代替铜钱, 其变化一般都在30%-40%以内波动.”

  在清代绝大多数时间里, 官定白银1两合制钱1000文. 至于实价, 我们有彭信威, 严中平,杨端六, 林满红等等各位收集的材料. 在本书时代范围内(1851年之前), 银价最低者1两合700文, 最高者1两合2355文. 也就是说用制钱表示的银价最多下跌30%, 最高上浮135.5%. 上面的估计保守了.

  1-2) 白银的影响: “清代的白银在日常经济中一直处于辅币状态, 它的应用远比小说(包括清代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的要窄.”

  包世臣这样说过: ”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 民间买卖书券, 十八九亦以银起数, 钱则视银为高下”. 包务实, 在地方上干的长, 他意见的分量不是小说可比.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清大体完成了赋税和远程贸易用银, 局部交易用钱的体制. 但就算草民日常收支使银不多也不证明白银影响轻微. 比如纳税, 不管草民实际缴纳的是银是钱, 税额却以银定, 当银价高昂时便折纳更多铜钱, 实际税负由是增加; 又, 草民无法自给的用品来自跨区贸易, 这些货品同样以银计价, 而草民现金收入多制钱, 一旦银价上涨生活开支便放大. 正因为这样, 林满红才会说白银是那个时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基轴”.

  1-3) 价格之锚: “我们当代世界的价格之锚, 或者说世界价格体系的基准是美元(之前则是金银本位), 但清代中国的价格之锚中白银所占比例不会太多, 而其大头乃是粮食.”

  上条提到小民多有日用品(粮食,棉花,棉布,丝,茶,盐,铁,铜,瓷)来自远程贸易, 吴承明和吴慧估算过体量(鸦片战争前夕), 主体大约4-5亿两. 加上不低于0.7亿两的税赋, 小民与白银交往的规模在6亿两上下(吴承明自承估算偏低). 考虑到是时大约不超过20亿两的总产出, 比重已接近30%. 在一个收支相对凝固且税负不均的年代这比例可算惊人, 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土地税不超过总产出之5%的社会里小民竟会因逋税而破家.(严格说来信用货币才设锚, 关系不大略过)

  1-4) 白银流失的背景: “道光朝讨论白银外流的背景乃是清廷白银储备的流失, 而清廷白银储备流失的最大原因是嘉庆时代开始的用兵, 而清廷君臣不具备当代人的眼光, 他们目之所及的大宗白银流动就是对外贸易, 故而只着眼于此.”

  道光朝第一个争论银贵钱贱和白银外流的人是御史黄中模, 时间是1822年(距嘉庆朝库银剧减已过去20年). 之后又有1829-1831-1837的一系列辩论. 可是我们看到1822-1834年间除了1826年, 户部存银一直稳定在2000万两以上, 1822年为2333万两, 1834年为2671万两, 直到中英开战方剧减. 上面的逻辑不成立.

  1-5) 海洋贸易的推动力: “明清海洋贸易的兴衰, 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政治力的强弱变化...海洋贸易的兴起, 其直接原因不在于外部的获利机会, 而是王朝对于人民控制的松懈.”

  台海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开海是清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起点, 这是一次官方主动进行的外贸政策调整, 且处于康熙帝事业的高峰. 读一读开海前群臣的辩论, 应该看出开海派的用意不全在获利, 也关涉民生, 但这些与一个因政治虚弱而失控的社会无关. 1567年隆庆开海前的辩论也大体类似. 至于出海华商在外滞留的期限, 因陈弘谋等人的申请而一再宽展. 嘉庆十七年粤海关税收总额135万两, 同年粤省实收地丁银105万两, 关税收入超过土地税30万两, 哪里敢说是”必要时可以全部抛弃的可有可无之物”?

  2) 明清中国应有的特征: “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结果, 使得中国农业经济的版图大大扩张. 它的后果第一是让农业核心区域从单一北方核心转换为双核心.”

  这段不知所本, 但中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在安史之乱后已经成形, 宋室南渡后成为定局.

  3) 顺便回应花花的陈小憨: “不能同意更多! 如P293: 沙俄和清朝“都是依靠皮毛交易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一颗星不能忍, 广师大社是肿么了!”

  一个政权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并不那么单纯, 它可以在不同外境的权重下表现出不同的外貌. 比如清, 1656-1684年展现出一种严酷的内倾, 而1684-1911(除开1717-1728的11年)则接近一种温和的放任, 但不及宋元的主动. 至于在努尔哈赤建国初, 它的确表现出一种汲汲于交易的特征. 魏斐德就提到他建造都城赫图阿拉的经费, 很可能来自毛皮,珠宝和人参的交易. 这一点连他对手也知晓, 1615年巡按山东御史便提议限制与东北的贸易: “东夷奴尔哈赤, 擅参为利…使商贩渐稀, 参斤无售, 彼之财源不裕, 自将摇尾乞怜”. 从这个角度看, 考虑到东北混合经济的特征和16世纪末以来毛皮贸易的兴盛, 说清是通过交易成长起来的帝国并不是大错, 至少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除了上田桑的确漏掉的农业内卷化之外, 端木异吐槽的依据基本都有问题, 这些不敢说已有定论, 但起码不至于毫无抵抗到被嘴炮和一星.

评价:

[匿名评论]登录注册

评论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