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读后感10篇
《红豆生南国》是一本由王安忆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一)：《红豆生南国》：繁华都市与异乡人身份
文/吴情
中国当代文学丛林中，王安忆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风景。不论是书写都市女性敏感心理世界的《流逝》，还是“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鲍庄》，抑或是绘沪上传奇的《长恨歌》，都大有可观之处。更难得的是，王安忆几乎从不重复自己，近些年来，《启蒙时代》、《天香》、《匿名》，都能窥见王安忆在题材和思想上的追求。不过，上海人上海事上海传奇上海味，王安忆似乎一直情有独钟，毕竟，魔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故事，励志的，或者厚黑的。
王安忆的新作《红豆生南国》包含三部中篇小说：《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尽管近些年来，王安忆多写长篇小说，笔力不凡，但中篇小说似乎更适合她，先前提及的《流逝》和《小鲍庄》，都可见王安忆之如鱼得水。短篇小说篇幅小，需铺垫好，还少不了高潮巅峰，实在难为作家；长篇小说不同，尽可如小火慢炖，直至煲出最美味的汤。虽有结构上的难题，但质量容易把握。
《乡关处处》主要书写了一位沪上家政人员月娥的经历。老家上虞的她，来到上海从事家政行业，几经辗转，服务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家庭，目睹了看似光鲜亮丽家庭里面的争吵、嫌隙，同时还描绘了月娥自己家的情形——其实大致相似，称不上幸福，但也并非不幸福，而是在幸福与不幸之间，作为诸多人生戏剧的背景，上海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变得更摩登时尚，也更难以理解，还缺少了人情味。即便在上海许久，但月娥从未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异乡人，只有真正回到老家——有物质家园，以及卸掉了防备的精神家园，方才找得到心灵的寄托，虽然老家在乡下，与都市文明隔绝。
《红豆生南国》中，主人公是一位纠结于养母恩和生母恩之间的香港男人，“他”，没有点出具体名字，因而可以看做一个象征。尽管从小被生母交给养母阜阳，但养母对他，并非呵护，而是动辄谩骂，不过，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合宜的机运，他改变了自己贫苦的命运，养母也顺理成章地转换了态度。不过，对于生母，他一直心有戚戚，想找到生母，尽子女的义务。好在天遂人愿，他的想法顺利地实现了。不过，数十年未见面，儿子与生母，并不很亲近。他，从大陆来到香港，慢慢混成本地人，但身份认同尴尬，就像香港——大陆是亲生母亲，却又受到英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红豆生南国”中的相思红豆，重点却不在爱情。
第三篇是《向西，向西，向南》，讲述了一位独立女高管的家庭生活和海外（工作、旅游）经历。能力卓越的女高管陈玉洁，常到外国出差，丈夫也是商业弄潮儿，两个人都很有眼光，在国内外坐拥好几套房产。可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夫妻之间似乎失去了什么，无法言语。后来，虽然没有点明，但陈玉洁感觉出丈夫已经出轨，女儿对此知情。然而，她未像小女人般哭着挽回这段婚姻，而是听其自然。在异域，她结识了华人餐馆老板娘徐美棠，为其打工（其实她丝毫不缺钱），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所在。
三部中篇小说，人物遭遇各异，但都显示出王安忆不俗的小说功底。她不属于天才型作家，使的多半是“拙劲”，但因为人物本身的经历无甚传奇，反而极贴切。三部中篇小说，文字极其简约，刻画人物性格也好，描摹情态也罢，几乎无一字累赘。行文之中，她常常能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使文本转向了另一重可能的实现，警言妙语更是层出不穷。三部中篇小说，两篇写于纽约，不知当时身在异国的王安忆，是否也有异乡人之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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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新书。
全本一共三篇小说，最爱这篇。
上回去逛新开的钟书阁，当然不会空手出来，虽然钟书阁整个氛围怪怪的，有点不伦不类的尴尬，但是随意挑的这本书，倒是惊喜。
说老实话，如果遇到他这样的人，我也喜欢他。因为他身上的美德，忠诚，老实，谦逊。他这样的人，是满满安全感的港湾。他人到中年，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保有这样的美德，这是最迷人的地方。
他在相思什么呢？
情，这种东西，给人力量的同时也或多或少会带来负担。对他而言更甚。最后他逃离了，因为统统承受不起。
诚然，回到过去，会舍不得历经的人生，但人生之初的轻与自由，最终都叫人思念一生。
念情的人，最难自由无牵挂。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三)：漂泊人生，何处为家
漂泊人生，何处为家
提到王安忆，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她的《长恨歌》。在《长恨歌》里她描写了一个典型上海女人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她的文字细腻丰富，同时又有一种时代的沧桑感。
《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2017年最新中篇小说集，收入《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部小说的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漂泊在外，疏离的冷漠里是无处依靠的孤独，无论在哪里，家都是人们的依靠。
在《乡关处处》里，作者以一个独闯上海的女保姆月娥的眼睛，讲述了上海保姆圈子里的故事,也间接的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上海图景。月娥是个典型的外出打工人员，孩子已经长大外出闯荡，丈夫守着家里的土地庸庸碌碌，所以她决定外出打工，经过迷茫、胆怯在同乡的扶持和自己的努力下，终于在上海保姆圈站稳了脚跟。在月娥的故事里保姆圈是一个内容，上海的人和事是另一个内容，这两条线很顺畅的交叉融合在一起构建了整个故事。在上海保姆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存在，她们分各帮各派，总是互相帮助，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虽然有苦有累，但大家也不会忘记在休息的时候找些娱乐，这是同乡人的好处，在与她们相处中处处都是对家乡的依恋。而在月娥眼中的上海雇主们，有钱有房却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说到底其实也就是关于家的故事。
《红豆生南国》发生在香港，一个与养母亲偷渡到上海的男孩子大半生的经历。远离家乡的养子，从小就要懂得了看母亲的脸色，觉得自己是个拖累，所以在大半生的生活里他都活在亏欠里，无论是母亲、妻子还是孩子，仿佛都天生与他有恩，都需要他付出心血去回报，所以他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和艰难。故事读来让人唏嘘的地方太多，男子永远怕背负些什么，最后依然孤身一人，与妻子离婚后才真正和她成为了朋友，想要与他有进一步发展的女朋友他也都拒绝了，仿佛事件一切的情感都是负累，直到最后他才明白，自己所有的亏欠和惧怕，都源于归属感的缺失。
《向西，向西，向南》依然是写女人，陈玉洁一个与丈夫一起打拼的女人，共患难却难共享富贵，最终独自漂泊在异国他乡，女儿也在自己的忙碌里与她渐行渐远。最终她没有了家人朋友，与异国同样孤独的徐美棠走到了一起。陈玉洁与徐美棠两个本是天各一方的人，最终却都因为孤独走到了一起，两个女人互相慰藉才能继续漂泊下去，说到底都是无依无靠的女人，没有家也就没有了安宁。
三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但从书名也可以看出都离不开相思，漂泊在外的人们永远对家都有着深切的向往，这份相思是对家乡的思念，也是对于归属感的追寻，所有的迷茫与孤寂，漂泊与游离，都源于那份相思。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四)：稀缺中的“过得去”
在此之前，王安忆的书，我只看过《长恨歌》、《启蒙时代》、《小鲍庄》。最近的，距今也已十年。故事大体有印象，情节和语言则忘得一干二净。 《红豆生南国》，名字有岁月感，却是新鲜出炉。想到那三本是在图书馆借阅的，便以“欠她一本书钱”的理由买了这一本。 形式上，无序、无跋、无封，自信又开阔。 内容上，无惊喜亦无失望，算是过得去。 题外话：国内作家，擅长都市题材的还是太少，这种“过得去”，也稀罕。 三个中篇，三个异乡人（《乡关处处》中在上海做钟点工的绍兴人、《红豆生南国》中在香港做报纸副刊的福建人、《向西，向西，向南》中在纽约无所事事最后开起餐馆的上海人），一个比一个阶层高，但某种程度上都是移民，都身处进退维谷的困境。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乡愁。 P.S. 第一篇小说的第二页，有一句描写枝间光的，我很喜欢。巧极了，读到它后没多久，在《米娜》官微上，看见了日本设计师Kotoko Hirata推出的名为“木漏れ日”的团扇，非常美，非常夏天。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五)：无根鸟，你会在何处栖息
只看了中间这个故事，香港人“他”。他和前妻，和子女，和后来遇到的两个女子，都没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是无根的，从小便知道自己是被领养，始不知故乡何在。他听惯了那句"还不如三百番薯丝"，可能他一直深知自己是轻贱的，能明白阿姆的爱，却接受不了阿姆倔强刻薄的方式。后来见到生母，姐姐，还是没能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能够接触人，喜欢人，却无法与任何人建立起长期亲密的关系，一旦发现与人稍亲近，马上抽身离开。我想他不知道如何与人倾心相处，不知道爱的表达方式，他自私他薄情，亦可怜。别人晓得如何去爱，晓得什么是爱，而他无法爱人。
能想到香港电影《阿飞正传》，我们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失去与寻找，自由与束缚。
王安忆甚至没有给“他：一个名字，故事始终。
还应当回头再读再想的，关于故乡。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六)：王安忆笔下的“都市移民”
王安忆的文字，总是老辣十足，透着一股子力道。但收录在《红豆生南国》这部中篇小说集中的三篇作品，却在劲道之中更多了一些柔情。
《乡关何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这三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都市移民”为故事主人公。他们身份各异，或是来到大城市的保姆，或是因命运颠沛、远离故土而在异乡蓬勃成长的“文化人”，亦或是为了生计漂泊异国的“女老板”。
他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却被“思乡之情”这根线牵扯着，或者说，他们对于故土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情感，只是在外生活久了，终究感觉自己与异乡之间有一道看不见却也跨越不得的鸿沟。
对于这些“都市移民”而言，“异乡”不过是个赚钱谋生之处。异乡的功能，就好比养母施与人的情分只是“养育之情”，而“都市移民”的内心还是渴望回到最初的母体，故乡。正如同在《红豆生南国》一文中探讨的那个问题：究竟是生恩重，还是养恩重。在“都市移民”们看来，大凡是用作赚钱谋生的地方，其“恩情”也仅只在于提供了自己衣食保障。这样的地方，可以暂时停留，但毕竟与自己的血脉并不相通。
《红豆生南国》中的那个男人是幸运的，被养母养育成人后，还能再觅得生母。但生母待他也并没有多深的感情，正如他心心念念的报答生母，也只不过是考虑到了生母的养老问题，而母子之间的那种亲密交流，几乎没有。
这或许是一种暗喻：一旦我们离开故乡太久，就会与她生疏，而异乡似乎也不是“都市移民”能够终此一生可以依靠的地方。你看，都市移民的身份就是这么尴尬！即便异乡异国给他们提供了生活资料，他们对待异乡异国也只是带着功用性的情感；但他们出生的那个地方，似乎也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人在外面走得时间久了，内心若没有真正可归依的情感，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迷茫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描写，《红豆生南国》里的那个男人算是个典型。不论是职场还是家庭，都不见他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为成年时，总是仰赖养母给予他生活上的指导，甚至恋爱这档子事，也由养母点醒；结婚之后乃至离婚之后，他仰赖妻子的软性管理，即便离婚之后也逃脱不掉被前妻“查岗”。他能怎么办？唯有出走。他逃离了生他的故乡，也离开了养他的异乡，但骨血里的那种羁绊真得能逃开？且看王安忆在故事的结尾笔锋陡然一转，铺天盖地的相思豆出现在这个男人面前。
红豆，象征着家国之思，而他不论怎么跑路，终究也没有从“都市移民”的这种迷茫和困囚之中逃脱出去。
反而是将内心对生育自己的母体和故土产生了更清晰、更坚固的依附感。
王安忆的文字克制而清醒，仿佛一块生铁撞击着坚实的土地。只是，同样是土地，有些是回去的，有些是到不了的。就像有些人，他们大半辈子都游离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哪个对他们更重要，恐怕他们自己都无法说得清。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七)：小说是西洋的舶来品
古典小说非小说
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从未能发展出真正的形态。无论是魏晋的志怪小说，还是隋唐的传奇，它们所发出的声音都是作者本身的声音。这与古代的“文”意识相通，其实都还属散文。即便像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再此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仍然是在一位说书人的框架下展开，“越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虽已不再是作者的声音，但也遑论那位神秘的叙述者。
这种情形恐怕在东方都是普遍相似的，《源氏物语》虽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说”，但这个故事仍然是一种女性化表达的散文形态。小说尚未从“讲故事的人”这一原始形态中脱离出来，以现代的观念看去，实在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西方之所以是发明小说的地方，原因正在于对小说中叙述者的创造。
那么，是何时以及为何，“小说”被发明了出来？古老的史诗有着古老的讲述模式，实则与中国的说书近似。翻开文学史，被得知《堂吉柯德》是第一部（现代）小说。这部作品都可以归原至文艺复兴时期，或许是人本主义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作者认识到了通过虚构小说可以成为作者个人的作品？从而意识到叙述者的存在。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构想，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总之，有一个转折点，小说发明了出来。
当代小说的错误道路
因而，如何把摸叙述者的意识及形态，成为小说发展巨大的推动力。小说的历史不再应该按照文艺思潮的演进来进行划分，而应该深入分析叙述者的腔调产生的变化（缓急、轻重、情感内涵……）。我们撇开叙述本身，走上了两条岔路。一条将小说变为技术工作，简单地将虚构当作根本；另一条则巧心地吸收古典小说的表达形式，转化为一种当代小说的表达。前者已被波拉尼奥推至最远，后者仍被认为一条可行之路，前赴后继。
我不是单指这样一种情况，但确实在王安忆的小说中看到了后者可怕的形态。那种短小、精简，富有韵律感的语言，明显来自于古汉语的表达方式。王安忆显然是想通过借鉴古典小说的表达与形态来为当代中国小说如何区别于西方小说指明一条道路，来反对西化的“翻译腔”小说。但这种表达虽然充满了古味（也即传统文体），但却脱离了小说本质源泉：叙述者。正如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叙述者是缺席的，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叙述者也被语言的游戏驱逐了。
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讲述者在发声？已无法辨明，一种模糊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有时候为文字流动所创造出的韵律所淹没，有时候又发出一声细弱的吼声，来显示自己的在场。叙述者何在？不在了；叙述流何在，中断了；叙述的力量瓦解在每一短句的构想中。一条错误的道路已经被指示出来，勇士们前赴后继地掉落其中。
叙述还有待发明
我倒觉得，“翻译腔”有其价值。帮助构建叙述力的正来自于连接词的使用，这些词赋于了文本内在的情绪流动、转变、逻辑性与起承转合。而这在我们的古汉语中是少见的，古文的表达寻求一种精简的留白效果，为了传达言外之意。它没有强烈的语体流动，只有寡淡地讲述着。这更适合于散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何（“文”的发达）；却不是小说真正需要的。
我们反对的不该是翻译腔本身，而是对这些词的过度滥用。回归一种古典的表达已经不再有意义，我们的传统只有“诗”、“文”的价值，古汉语便是为其而生的。况且，对任何外来语的接纳，形成新的表达，现代汉语才有真正的创新；而不是躲进老祖宗的裹脚布中，这不是自寻臭闻还是什么？语言的借鉴也实在并没有错，但不可因此淹没小说的本质，将叙述者／叙述本身湮灭不见。
小说艺术的探索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一种对叙述本身的重新发现。如何塑造那位神秘的叙述者，以何种腔调；如何让叙述流动起来，以何种方式；这里面实在有太多文章可以做了。我们既不想去理解虚构本身，现实世界难道还不虚构吗？我们也不想咋摸语言到底如何了，并且这是一种静态的病症；我们想体验的是叙述的力量，是在即便没有故事的基础上，一篇小说能仍然给予我们阅读的快感与价值。而这只能来自于叙述本身。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八)：王安忆又回来了
纯白色封底，蓝线素描的欧洲小镇，很贴切地展示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浓烈跌宕的情节型小说，而是细腻的工笔小说。对致力于长篇创作的小说家来说，中短篇小说更像是在奔赴下一个长篇之前的休息和热身。去年出版的长篇《匿名》对于时空、文明的宏大思考和繁复思辨，无论是对王安忆，还是对喜欢她的读者而言，无疑都是一次陌生的冒险之旅，赞赏她勇于突破的有之，失望于她繁琐空泛的有之。而《红豆生南国》，又一次回归到针脚绵密的日常书写之中，回归到我们熟悉的那个“王氏风格”。
此书包含三个中篇：《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对应三个城市：上海、香港、纽约，写了三组群像：上海钟点工、香港男人、纽约华人。这三个城市无疑都是世界级大都会，高楼大厦之下，人潮汹涌，多少人生故事滋生其中。写都市日常人生，正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有个细节颇有意思，三篇小说都标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2016年元月25日纽约；2016年4月9日纽约；2016年10月27日上海。2016年她客居纽约时写上海和香港，回到上海后回头写纽约。在一个城市写另外一个城市，时空的距离就有了，能够以远观的审视态度来写。而在纽约的生活，让她对美国海外华人的生活有了细致的了解。
《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颇不相同。在语言的运用上，前两篇语言往回缩，四字结构，颇有古白话的凝练之风，而到了第三篇恢复到日常普通话的节奏。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可能还是和题材有关系。尤其是第二篇，《红豆生南国》，因为我写的是香港社会，香港人说话其实很有古风的，但我本人不会说广东话，当我很客观写他们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希望能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到了第三篇就是普通话的叙述。第一篇是写绍兴保姆，绍兴人说话也和普通话体系不大一样。普通话的叙述和地方上的叙述不一样，但我也不企图像金宇澄那样（全用地方话来写）。”
王安忆之前也写过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比如说《民工刘建华》写木工，这次她写了钟点工月娥。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向来都是生命力顽强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困顿，都能一步步打拼出一番新天地。月娥也是。她有着朴素的生活观，每一点攒下来的收入，都能让她觉得生活有盼头。同时她也接触到了繁华的上海，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有了感情的维系。“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夜晚忙完，她骑着电动车穿行在上海的街道上，内心涌动着的是自豪感。
王安忆小说中有个常见的人物模式：女强男弱，在这本书也有体现。《乡关处处》中月娥与丈夫，女方在上海打拼，男方固守家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还得仰仗女方。而在《红豆生南国》中，男人则在情感关系中处于弱势。这个香港男人骨子里是文艺青年，早年随时代风云鼓动，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文章，后来运动落潮之后回到生活之中，结婚生子，日子却并不如意。这篇小说中提到的两个女人都是香港男人的至亲之人，一方是他的养母阿姆，一方是他的妻子（之后是前妻）。婆媳不和，他夹在中间，备受折磨，“千真万确，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他生来就是为了还报她们的施舍”。
“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是王安忆诸多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母题，这个“他”可以是《一家之主》里的新加坡男人，可以是《长恨歌》里的萨沙，也可以是“三恋”中的男人们。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强势，她们主动地争取自己的命运钥匙，相比之下，男人都孱弱苍白，习惯往内里缩。《红豆生南国》这样写道：“他惧怕婚姻，婚姻这一种恩惠，比生恩养恩又有所不同，它包含情欲的施舍，不啻是人生的奢物，更有传宗的给予。想他这样，出生多余的人——被送养的命运多少有这么一点意思，有延续子嗣的价值吗？他简直在强取豪夺，剥削造物，前债还未还清，哪敢再续后账？”
再说到这两篇小说的题目，也体现出王安忆一贯的偏好，她往往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灵感，如《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天香》等。这次也不例外，《乡关处处》出自崔颢的《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红豆生南国》出自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古典诗词，人生况味，高度浓缩，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却是从杂乱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品出诗意。
说到日常生活，王安忆非常爱提到一个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谓是“耽溺”。《乡关处处》和《红豆生南国》是这种“耽溺”的延续。
《向西，向西，向南》写上海女人陈玉洁和丈夫跟随改革开放大潮在生意场上一路打拼，挣到足够多的钱，来到纽约，买下房子。紧接着是生活的崩塌，丈夫出轨，女儿疏离，打拼半生，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篇小说从柏林到纽约再到加州圣迭戈，空间跨度大，涉及的材料也多，前半段稍显滞涩，后面写到两个女人的相处，一下子又流畅熟悉起来。
对于女性情谊之间的刻画，也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比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与她的女伴，《弟兄们》中的三个好姐妹，《天香》中的小绸妯娌。女性间的感情往往是无关情欲的亲密无间，其细腻微妙往往也是王安忆着力甚多之处。这篇小说对两个女人之间的交流，有细致的描写，读来颇为动人。
读完三篇小说，有一种“人生如寄”之感。钟点工在上海，千辛万苦，终究难以扎根下来；香港男人、至爱之人，都让他疲惫不堪躲闪不及，虽然在从小生长的城市，不也如风吹浮萍一般吗？而纽约的这两个女人，跨越半个地球，相遇之时都有心伤……
原有的生活都已经远去和崩塌，未来的生活还不可知，只能看个人造化。王安忆喜欢把这些寄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这三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务工、香港回归、国企改制、金融风暴……人寄存于时代之流中，时代变幻，人生随之变幻。在《向西，向西，向南》结尾，原来在柏林开书店的潘博士光顾了陈玉洁和徐美棠的中餐馆，潘博士“发现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无际，太阳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线，永不沉没”。这或许也是王安忆笔下很多人物的自我放逐之旅。
王安忆说过：“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还说过：“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当然是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安排得非常好的，但如果仅仅让我写一部世俗小说我是没有兴趣的。”《红豆生南国》可谓实践了她的想法，三篇小说都是“好听的故事”，虽然都涉笔世俗生活，可又能从世俗中超拔出来，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
：此文已发《新京报》，略有修改。请勿转载。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九)：第一篇“书评”献给最喜欢的女作家
我是在读过《长恨歌》之后把王安忆誉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作家的，当然我的阅读量相当有限，这其中女作家的作品又得至少减半，没有认真的比较过说“最”难免有些心虚。后来逐年阅读的她的中篇，少有让我失望的，至少满足阅读的快感，让我平静，这才渐渐地总结出正是字里行间冷静的柔情让我着迷。疏离但是怜悯，平凡但是生动，这本新的故事集依然延续这样的风格，但作为老读者依然不觉乏味。
三个故事，都是辗转生活的人同家人、同环境搏斗的事情，说搏斗有点太过用力，打太极又太绵，不如介于两者之间，可想不到那个词语，如波涛汹涌与波光粼粼之间。这次我我可以轻易说出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第一篇乡关处处，讲了一个让我觉得欢喜的事。首先月娥这个名字就打中我，对一个从村里到上海做家政的妇女来说这个名字好像太过美丽了，我想象的她是穿着干净的衣服碎步穿梭在厨房与客厅的小个子，这个名字有亮洁的意思，所以也可说是适合的。不晓得王安忆在取名的时候是否也有特别的想法。为了能尽量多存一点钱给儿子买房子，与同乡挤亭子间，骑电瓶车快速穿梭在上家和下家不停息，其实说的那些幸好来了上海不然错过了见识更多天地的机会不过是意外的惊喜罢了，也正是这种专注于小目标而不经意收获附加物让我感动，觉得美好，而忘记那些实际的辛劳。这种感觉很奇妙，少有作品去描写这些底层群体怡然自得的生活，也不会有人觉得她们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周末倒腾出来的一顿饭是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挤地铁去动物园出游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一路一定也少不了同乘的人在心里抱怨她们的唧唧咋咋，可她们是不顾的。爷爷更是加重了温情的基调，让我觉得月娥是有港湾的。从年头到年底的点滴，从坐车出门起到乘车回家止，阅读时我像是被环抱着，有温度。
第一个故事让我觉得鲜活、感动，所以多说了些，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里作者甚至没有为主人公取名字就写了他的一生，延续着王安忆笔下女强男弱的形象。第三个故事一个女人大半辈子从东到西冥冥的缘分以及时代沉浮造就的人生，背景有些大，结尾便显得仓促。这两者与我更多是观察的态度，新鲜的生活和情绪，依然引人入胜。可读。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十)：《红豆生南国》：王琦瑶不常有，他们却常在
以传奇人物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将王安忆推送到官方认可的文学高峰的同时，也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原来我们拥有一个出色的小说家王安忆。 在那样的情形下，王安忆完全可以顺着《长恨歌》的创作路数高歌猛进，那可真是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啊，试想，耽于纯文学，就算是王安忆的作品，就算是一本比较畅销的纯文学作品，又怎能敌得过一次次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的版权收益？但是，王安忆却不恋栈于《长恨歌》的成功，毅然转身着迷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可以用小说来表达的寻常人家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说她毅然转身，是因为王安忆很早就觉悟到，用波澜不惊的手法表现出的芸芸众生一个时段的生活样貌，也许是生活困顿，也许是生活变故，且能吸引读者，才是最高级的文学表达，所以，在王安忆有些绵长的作品目录里，以隐于市的普通人为主角的作品，不在少数，如《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众声喧哗》，以及《匿名》。
我不喜欢《匿名》，但是，我佩服王安忆写到今天这样的名声还敢于实验的勇气，所以，她的新作《红豆生南国》由九久读书人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立刻求来一本认真拜读，想看一看《匿名》以后，王安忆又有什么新的尝试。
却看到了一本回归传统写法的新书。
《红豆生南国》由三个中篇小说组合而成，除了用作书名的一篇外，另两篇是《乡关处处》和《向西，向西，向南》。为什么将这三篇集合成一个集子？最简单的解释是，2016 年，王安忆受邀去纽约待了一阵子，心无旁骛的情形下，她完成了《乡关处处》和《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也基本完稿，回家后一鼓作气，就将写于同一年的三个中篇汇合成了一个集子。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想：王安忆启程去纽约前，就已经制订好了创作计划？你看集子里的三篇小说，《乡关处处》的主角月娥是从上虞乡下到上海打工挣钱的钟点工，《红豆生南国》的主角他是阴差阳错到了香港生活了一辈子的大陆客，《向西、向西、向南》的显性主角陈玉洁，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挣得盆满钵满后去到美国，试图在那里寻找到更美好的生活时遭遇婚姻暗礁的上海女人；隐性的主角徐美棠，则是从青田偷渡到柏林不得已又从柏林移居到纽约后遭遇家庭困局的福建女子。与王安忆以往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一样，三个中篇里的主角都是在乱云飞渡的社会形态里凭借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能力挣得立锥之地的男人和女人；与王安忆以前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是，今次王安忆让她的人物大踏步地往外走，月娥从上虞乡下到了上海，他从广东乡下被养母带到了香港一待就是一辈子，陈玉洁和徐美棠呢？上海、青田、柏林、纽约、加州圣迭戈……你看见了吗？王安忆从关切眼皮底下的普通人放眼到了普天之下的中国人，哪怕他在香港，哪怕陈玉洁和徐美棠在柏林、在纽约、在圣迭戈，我觉得我窥到了王安忆的野心：既然国门大开以后华裔的脚步遍及全世界，就要将世界各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收纳到她的小说里！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笔端触及到国土之外华裔的内心世界外，王安忆还在意描述他们的语言能够与充斥在他们耳畔的话语相和谐。
月娥的语言节奏是：向外看去，正看见自家房屋，被天光照亮，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向公路过来，却只一霎，转眼不见——是江浙一带人的说话腔调。
他的语言节奏是：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难以分辨，论先后，没有生哪来养？论长短，生是一时，养却是一世——极符合在香港报馆里勤勤恳恳了一辈子的人的口吻。
再来看陈玉洁与徐美棠的一段对话：陈玉洁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三言两语，交代完毕，自己也惊讶这样没有感情色彩……总量不变，老天爷分配不同，这里多一点，那里就少一点。什么鬼话！对面人轻声道，脸上的愠怒退下来，换一种温柔的表情——有见过大气象后心静如水的沉寂。
同一年里写成的3个故事，作家却让笔下的表达有着不一样的“乡音”，我看到了作为一位资深的已经很有成就的作家不停歇的探索和努力，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尝试吗？
诸多另辟蹊径中，最让我感佩的，是放着能够再度红极一时的类似《长恨歌》的题材不写，而去关注四海之内普通中国人的喜悦、悲伤、痛苦和开怀。王琦瑶不常有但他们常在，读者猎奇的阅读取向也注定了《长恨歌》可以引得众人关注，可王安忆偏偏相信，正因为王琦瑶不常有而他们常在，关于他们的文学才会天长地久。只是，抵达天长地久的路途未知又困难重重，对这样一位作家的尊敬和支持，就是跟在王安忆一往无前的勇气后亦步亦趋，从而等待见证中国文学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