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的读后感10篇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是一本由[英] 罗杰·克劳利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8，页数：139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一)：霸权背后的巨大残暴与浩劫
当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契而不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拜占廷帝国作为一个东正教国家从此不复存在的时候，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国家就已经意识到，与异教徒——既是指伊斯兰教也是指新教，主要是指前者——之间的战争已经无可回避。既然当年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能够以收复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占领的土地的名义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持续近200年（1096~1291年）的战争，如今当从阿拉伯帝国手中接过伊斯兰教旗帜的奥斯曼帝国，也没有理由不对富饶而处于分治状态下的西欧发动一场相似名义的战争，从而把地中海由当年罗马帝国的内湖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内湖。于是，一场持续近60年的断续战争、旨在夺取世界的中心的战争就此打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针尖对麦芒般的霸权较量下，带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残暴与浩劫。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在他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之二的《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一书中，既重点突出又兼顾全局，以一种波澜壮阔般的纵横弛骋，展示了共计三个阶段、断续长达60年之外的地中海大决战。战争的结果，总体上看，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都没有达成最初的霸权目标——成为“恺撒和世界中心的主人”！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输掉整个地中海，而只是阻止了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西侵；而奥斯曼帝国也认识到，即使赢得了地中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时世界的形势已经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中海大决战并没有给西班牙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带来什么更多的得益，只是消耗了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只是证明了一个事实——大型帆桨船的时代永远划上了句号！
而在地中海大决战最初的时候，战争的双方：兼有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两个职位的查理五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苏丹都还是踌躇满志，前者梦想着打到君士坦丁堡，恢复十字军东征的荣光；后者要把伊斯兰教的旗帜插遍西欧，让基督教徒们改宗！两位君主都有成为“恺撒、世界中心的主人”的雄心壮志，所以，这一场大决战在所难免，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
在《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一书中，罗杰·克劳利把整个地中海大决战按其发展及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标志性战役分别是1521年的罗得岛战役、1565年的马耳他战役和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战术上来看，基督教徒输掉了第一次战役，但是赢得了后两场战役；战略上来看，战争双方都未能意识到，以地中海一隅之地作为战场显然过于狭隘了，与其后三百多年间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的争霸局面相比较，以为赢得了地中海就赢得了世界，就能够成为“世界中心的主人”，眼界确实不大，无怪乎双方都因为这场战争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削弱，从此在根本上永远失掉了争霸世界的“本钱”。
在更大意义上来说，地中海大决战可以看作是衔接中世纪战争与火药传播至中东以及西欧以后引发的新的战争样式的一场展示，战争的残酷性虽然已经足以令人震惊，但更令战争的双方都感到难以忘怀的却是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湮灭——很显然，那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巨大残暴与浩劫！
1451年2月，奥斯曼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
圣艾尔摩之火（St. Elmo's fire）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常发生于雷雨中，在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它其实是一种冷光现象，是由于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所致。恺撒的《阿非利加战记》中提到过。中国清代郁永河的著作《海上纪略》曾提到类似的现象，称作“马祖火”（马祖即船员的守护神妈祖）。《海上纪略》的描述为：“洋中风雨晦暝，夜黑如墨，每于樯端视神灯示祐。又有船中忽出爝火，如灯光，升樯而灭；舟师谓是马祖火，去必遭覆败，无不奇验。”
王子群岛（Prince Islands）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里处，一共有九个岛。拜占庭时期，皇室将获罪的王子或其它王室成员流放至此；随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亦依循此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今日土耳其人称之为“红色群岛”（Kızıl Adalar）。群岛上的许多拜占庭时期至今的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保持仍然完整，亦成为当地的景观特色。19世纪中期开始有汽船往来伊斯坦布尔和王子群岛之间，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有钱的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开始在岛屿上置产作为度假胜地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三)：试读：《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
先后推出简体平装本和台湾繁体版之后，我们将在大陆推出罗杰·克劳利“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的精装版。
新版预计上市时间：2017年11月
详情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642235179/
海洋帝国
作者: （英）罗杰·克劳利
副标题: 地中海大决战
原作名: 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译者: 陆大鹏
出版年: 2014-7
页数: 490
定价: 5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ISBN: 9787509744208
五年前。一千五百英里以西。另一片大海。
1517年11月，在恶劣天气下，一支四十艘帆船的船队正颠簸地穿过比斯开湾。它们是来自荷兰的弗利辛恩的弗兰德船只，目的地是西班牙北岸。这些坚固的克拉克帆船足以抵御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每艘船都张挂着巨大的帆，主帆在冬季劲风的猛冲下鼓胀起来。狂风骤雨席卷灰色的海域，有时遮蔽了船队，有时又让它们在昏暗的日光下显露身形。海岸线逐渐出现在雨帘中。
甚至从远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艘船与众不同。“国王”号上载着年轻的勃艮第公爵查理，他是来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国王”号的帆上装饰着代表宗教和帝国权威的复杂徽记：
主帆上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两侧是圣母玛利亚和使徒圣约翰【1】。整幅图像的外围是赫拉克勒斯的两根巨柱[1]。国王的箴言‘走得更远’[2]写在缠绕在两根巨柱之间的卷轴上。这一切构成了王室纹章。上桅帆上画着三位一体像，后桅帆上绘有圣尼古拉像。前桅帆上画着环抱圣婴的圣母走在月球上，周围环绕着太阳的光辉，她头戴饰有七颗星的冠冕；最上面是卡斯蒂利亚的主保圣人圣雅各在战斗中斩杀异教徒的场景。
查理年仅十七岁。复杂的王朝继承法统规定，他理应是自查理曼以来欧洲最庞大领地的继承人。他的领地之广大，可与奥斯曼帝国等量齐观，而他的头衔之多也足以与苏莱曼匹敌。书记员们要用长长两页纸才能写下他的全部头衔：阿拉贡、卡斯蒂利亚与纳瓦拉国王，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国王，勃艮第领主，米兰公爵，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弗朗什-孔泰、卢森堡与夏罗尔的统治者，等等。他的领地在全欧洲星罗棋布，如同象棋上的黑色方块，从东方的匈牙利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大西洋，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到北非海岸，甚至包括更遥远的地方——新发现的美洲大陆。
船帆上的徽记是年轻国王的弗兰德谋臣们精心选择的，目的是争取他的新臣民——西班牙人的好感，并宣示他们的国王对整个帝国和圣战领导地位的所有权。在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查理的领土将远远超出直布罗陀海峡，囊括整个世界。他继承了西班牙王冠，同时也继承了“天主教国王”的头衔和消灭伊-斯-兰新月、以圣雅各之名击败穆-斯-林军队的使命。
从一开始，他的谋臣们就宣扬着这种观点：他们的君主是奉天承运，来担任全世界的皇帝的。他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那里继承了这样的箴言：“奥地利理当统领全世界。”【2】两年后的1519年，通过重金贿赂，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五世。这完全是个荣誉称号，并不会带来新的土地或收入，但在那个重视皇帝头衔的年代，它能赋予极大的威望。有了这个头衔，查理五世就成为捍卫天主教欧洲、反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异端的战士。很快，查理五世就将被誉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君主。就在他当选皇帝的那一年，麦哲伦扬帆起航，后来为西班牙争得了全球霸业。
但不幸的是，在1517年11月，查理五世登上西班牙土地的时候，上演的却是一桩闹剧，此时还无人能预见到他未来的帝国威仪。船队接近西班牙海岸时，弗兰德水手们郁闷地发现，他们抵达的地方位于目的地以西一百英里处。他们在无人通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一个叫比利亚维西奥萨的小港口。当地居民没有读懂查理五世的船帆上威风凛凛的徽记，而误以为他们是海盗。居民们大为恐慌，携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准备抵抗。“西班牙人，快来参见国王陛下！”【3】的呼喊也未能澄清事实——众所周知，海盗会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蒙蔽不够谨慎的人——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平民“偷偷摸摸地从灌木丛和树篱中走出” 【4】，这才认出了卡斯蒂利亚的旗帜。查理五世的呆若木鸡的臣民们终于振作起精神，仓促准备了斗牛比赛来为国王接风洗尘。
这不是一个光荣的开端。踉踉跄跄地登上西班牙土地的十七岁国王也没有什么震撼人心的威仪可言。苏莱曼精心设计的威严仪容令所有看到他的人肃然起敬，而查理五世看上去却像个白痴。哈布斯堡皇族世世代代的近亲结婚带来了不好的遗传。他的眼睛圆鼓鼓的，皮肤非常苍白，虽然身材匀称、天庭饱满，但却有个严重的缺陷：长长的下颚非常突出，导致嘴巴经常是张开的。那些过于粗鲁，或者地位极高因此能够言行无忌的人会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表情茫然，像个傻瓜。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直截了当地说，他活像个异教偶像。面部畸形使得查理五世无法正常地咀嚼食物（所以他一生都被消化不良困扰），并且造成了口吃。这位国王不会说西班牙语。他看上去严肃缄默，智商不高，很难让人预想到，他将来竟能统领天下。威尼斯人认为他对谋臣们言听计从，是后者的傀儡。但表面现象是骗人的。查理五世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极富独立思考的精神；虽然沉默寡言，却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帝国的政务和保卫基督教世界的使命。“他脑子里藏的东西，”一位教皇使节明智地评断道，“比脸上显露出来的多得多。”【5】
查理五世初登西班牙土地的不愉快经历预示着他很快就将遇到的诸多困难。在这位以法语和弗兰德语为母语的新国王即位之初，西班牙各地纷纷叛乱，据说只有从没亲眼见过他的人们才没有揭竿而起。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内部问题之外，查理五世几乎马上就卷入了基督教西班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难题中。在查理五世的船帆徽记上非常突出的直布罗陀海峡不仅-是通往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门户，也是与敌意日增的穆-斯-林世界的边疆，二者之间仅仅隔着八英里宽的海峡。他抵达西班牙不久之后，北非的奥兰[3]的军事总督科马雷斯侯爵就将具体形势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与科马雷斯侯爵一同前来觐见国王的还有一个身穿阿拉伯服装的人。科马雷斯呈上的请愿书很快对国王的雄图大略构成了考验。
[1]“赫拉克勒斯的巨柱”是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两岸上的巨岩，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而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没有定论。根据希腊神话，这两大巨岩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立，为他捕捉巨人革律翁之行留下纪念。
[2]原文为拉丁文“Plus Ultra”，暗示西班牙视赫拉克勒斯之柱为通向新世界之门，而非地中海的门户；西班牙当时在海外还有大片殖民地。而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这句铭文来自赫拉克勒斯之柱树立之时，刻在上面的警告铭文“Non Plus Ultra”，意为“此处之外，再无一物”，表示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已知世界的尽头。而据传是查理五世少年时身边的博士建议他把“Non”删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自己的纹章上。
[3]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西北部。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四)：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霸权
按照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自己在“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中文版序》中的说法，他的这一“三部曲”——《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之间只是一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共同讲述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在1200~1600年间的一段历史。读者完全可以从其中选择一本读起，或者按照既有的顺序读起，基本不会导致对其中任意一本或者整体上的理解偏差；当然，既然是“三部曲”，联系起来理解，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更加公允一些，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也会更为准确一些。作者认为，发生于地中海及其周边的这个400年，反映的是不同文明——主要是天主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之间，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冲突的一段历史。这一理解在事实上贯穿于“三部曲”的每一部，而又各有侧重点。如果说，《1453》和《海洋帝国》反映的战争的话，那么，《财富之城》，故名思义，侧重点显然就是贸易和经济！
《财富之城》讲的是一个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地中海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威尼斯。说起威尼斯，就离不开一个“水”字，而“水城”正是威尼斯闻名于世的显著特征。今天的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一座著名的旅游与工业城市，也是威尼托地区的首府；而在历史上，威尼斯曾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被称作“亚得里亚海明珠”，是十字军东征时的集结地。 威尼斯市区涵盖了意大利东北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潟湖的118个岛屿和邻近一个半岛，一度握有全欧洲最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权势。10世纪时威尼斯开始得到发展，14世纪前后已经发展成为地中海最著名的集商业贸易旅游于一身的水上都市。14~16世纪中威尼斯最辉煌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威尼斯人建立了自己的海洋财富霸权；而在16世纪以后，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新航路开通，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威尼斯才逐渐步入衰落之中。
纵观威尼斯的发达史，可以看出，十字军东征是威尼斯得以实现财富积累的第一步，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自然条件上说，作为一座水上城市，威尼斯没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它仅有的技能就是航海和运输货物，船只是最重要的工具。而它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威尼斯人对商业、贸易的天然喜好，对战争、霸权的本能回避。在波澜壮阔的地中海大决战中，威尼斯人在很长时间里宁可屈从于奥斯曼土耳其的霸权，战战兢兢地维持着自己的商业与贸易运作，也很难相信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谁取得了地中海霸权，就会对自己更好一些。商人天生是逐利的，只要有利润就足以让他们产生足够的兴趣。莎士比亚在讽刺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对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两个不同类型的威尼斯商人的有一种特别形象、生动的描述；而罗杰·克劳利在《财富之城》一书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不考虑道德”，他们完全就是一种“商人心态”，“自认为能用任何东西与任何人做买卖”。
当然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做买卖，不过只是威尼斯人良好的愿望罢了，事实上很难做到如此专注——威尼斯人也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摆好自己的位置进行站队。而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威尼斯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借助于军事手段，游走于其间：十字军东征为威尼斯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而他们也没有忽视掉这个机会。而威尼斯最后的衰落，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他们专注于地中海这一个小小的“内湖”，而眼界没有放得更为广阔而深邃；他们忘记了从直布罗陀西出，就是浩瀚的大西洋，而瓦斯科·达·伽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费迪南德·麦哲伦等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则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并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威尼斯人抓住了十字军东征的机会，却失去了所谓“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更大的机会——他们的眼中只有地中海，只有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所以他们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一段威尼斯积累起巨额财富之旅的历史，也是一段关于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环环相扣的历史。联系是普遍的，独善其身显然是不可能的。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五)：激荡大海200年
等待了多日的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出版，陆大鹏老师翻译的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先生的地中海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与《财富之城》的精装本终于到手。虽说在2年前便以拜读过其平装本但拿到精装本之后还是被其封面的华丽大气所震撼，烫金的数字、凌冽的蓝绿橙三色的底色与磨砂质感的封皮可以看出装帧设计师的用心，此次地中海三部曲精装本还附赠了原版地图可以与书中的汉译版作为对比，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装书的纸盒不是硬纸壳材质不太结实，所以包着书的那层塑封我也没拆。
地中海三部曲封面封底地中海三部曲封面封底地中海三部曲封面封底地中海三部曲封面封底克劳利先生不愧是一位写作高手，将几百年前的战争写的有如现场直播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为一位地中海历史学家他的这个三部曲以一个大致的时间脉络将公元15-17世纪地中海最跌宕起伏权力交替的这段时间完美的展现出来，当然这也离不开陆老师的出色翻译，读起来毫不晦涩只感觉酣畅淋漓，同样是由他翻译的《罗曼诺夫皇朝》马上就要到了，这或许是我2017年读的最后一本书了吧。 《1453》讲述了1453年羽翼渐丰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只剩下一座孤城君士坦丁堡和零星土地的拜占庭帝国发动最后一击，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臣民明知不敌但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与庞大的土耳其军队展开惨烈的攻防战，这座以君士坦丁一世命名的城市在千年之后即使早已衰败不堪但依旧顽强的阻挠着土耳其人的进攻使其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最终因为热那亚人的出走导致以及人员消耗已经到达极限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不辱祖先之名身死城破，奥斯曼苏丹雀占鸠巢自封罗马皇帝直至今日这座城市依旧在土耳其手中。
奥斯曼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又有一位新的苏丹接过了他侵略扩张的大旗，他便是被称为大帝的苏莱曼一世，本作《海洋帝国》分3部分展开，即1526年苏莱曼一世对爱琴海上驻守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发动猛攻未能如愿以偿夺权该岛后只能眼睁睁地放他们离开，第二部分是在医院骑士团放弃罗德岛后教皇将他们安置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小岛马耳他岛上抵御愈演愈烈的穆斯林海盗巴巴罗萨，而到了1556年野心勃勃的苏莱曼一世需要染指意大利再次开始进攻马耳他岛准备将其作为跳板，但誓死不退的医院骑士团们与入侵者血战到底，在紧要关头西班牙援军的到来将疲惫不堪的土耳其军队驱逐出去，马耳他岛保卫战的胜利避免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再次伊斯兰化，医院骑士团驻守此地200余年直到拿破仑将其占领。 最后一部分是1571年为了彻底解决土耳其的海上威胁西班牙、教皇国和威尼斯这3个互有龌龊的国家暂时联手组成海上联军对奥斯曼海军发动进攻，阴差阳错之下双方于1572年在第勒尼安海的勒班陀狭路相逢，最终靠着火炮和舰船优势以及更好的组织战斗能力联军取得胜利，欧洲国家得以告别奥斯曼帝国海上入侵的威胁，自此以后土耳其海军一蹶不振直至现在。
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指挥官维尼尔《财富之城》作为地中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了威尼斯这个海上贸易帝国的兴衰成败，从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为了收回成本将矛头对准拜占庭帝国开始便证明这座城市的实际统治者们并没有什么信仰可言，金钱才是他们的上帝，靠着肢解拜占庭帝国威尼斯掌握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往来。当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他们立刻积极接触与苏丹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由于通往印度的香料之路被土耳其所垄断，再经威尼斯商人的二道贩子销往欧洲后真可谓赚取暴利，当然好景不长，为了结束这种双重盘剥寻找到能与印度直接贸易的新航路葡萄牙与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一个发现了新大陆另一个找到了印度，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自此威尼斯开始逐渐衰落，而土耳其那欲壑难填的扩张欲望让威尼斯的殖民地一再缩减，当近代银行业在西欧兴起后这个依旧用着古老贸易手段的海上城邦的没落已经不可避免。
庆祝耶稣升天节时的威尼斯总督随书附赠的原版地图随书附赠的原版地图《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六)：中世纪历史之波澜壮阔地中海地缘政治
《财富之城》简述1000年至1600年间，地中海霸主海洋帝国威尼斯的辉煌历史，从威尼斯泥沼崛起，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而走向辉煌，最后因奥斯曼帝国的西侵与葡萄牙非洲航线的开拓而没落的漫长历史。详细记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海洋帝国航线的缔造，威尼斯与竞争对手热那亚、比萨的竞争，乃至最后奥斯曼侵吞海外殖民地。对于基奥贾攻防战的记录令人动容，对于威尼斯海航的规划令人佩服，对于地中海辉煌灿烂而又残酷异常的宗教战争神往。历史的波浪瞬息，几百年的历史放在时间长河里很短暂，而一座城市，从村落变成帝国，又再次没落，却带动着世界发生了重大变革。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璀璨明珠，连接着东西方贸易航线，以少数人的智慧和武力征服了强大的敌人，这些都让人心潮澎湃，永远向往那个时代，海盗和军舰在大洋自由驰骋。
《海洋帝国》在全景式勾勒十五、十六世纪地中海霸权争夺的背景下，细致入微的挑选了三场决定性的战役纵深切入，罗得岛战役、马其他岛战役、勒班陀战役，分别代表了三个阶段的地中海命运。奥斯曼土耳其与西班牙的地中海霸业之争，即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圣战之争，也是权力财富疆域的争夺。伟大君王和传奇的将军轮番登场，海战规模越演越烈，新旧交替重构世界秩序的时代，冷兵器和火器交接，展现战争的残酷暴烈。想象那些攻防的战斗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象蔚蓝大海上桅杆如林的舰队，两方战舰火炮齐鸣，将士们已经拔出武器呼喝冲杀，或者大军压境，堡垒中守军严阵以待，两方旌旗招展，真是令人逸兴遄飞，不得不惋惜指点江山的传奇时代早已过去，英雄已逝，往昔不可追。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圣战虽在五百年前为基督教神圣联盟粉碎，然则如今已经无法抵挡入侵可悲可叹。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集中于十五世纪中期两个庞大文明的碰撞。宗教、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冲击在战争之中爆发出恐怖的景象。一方是以欧洲世界为依托的基督教，既有往昔十字军东征积累的宗教资本，也有航海时代来临全球帝国扩张的需求，另一方则是伊斯兰教实力雄厚的统一帝国，在军事实力国家发展方面实力强横。两个世界在地中海与黑海相通的海峡发生激烈战争。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此后地中海世界的霸权统御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此后伊斯兰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欧亚非三地横行无阻，而拜占庭帝国灰飞烟灭，希望世界向更远的世界航行。君士坦丁堡亦或伊斯坦布尔之战激荡人心。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七)：试读：《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穆罕默德二世
先后推出简体平装本和台湾繁体版之后，我们将在大陆推出罗杰·克劳利“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的精装版。
这个精装版与之前版本的主要区别是：
1. 全新的装帧与封面设计
2. 全面修订润色了译文
3.三册统一书号，统一销售，不拆零
同时旧版将继续销售，方便读者选择
新版预计上市时间：2017年11月
详情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642235179/
君士坦丁堡命中注定的克星出生于穆拉德二世攻城后的第十个年头，他将收紧君士坦丁堡脖子上的穆斯林绞索。根据土耳其传说，1432年是充满了预兆的年份。这一年，很多母马生了孪生马驹；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正午时分，君士坦丁堡上空有长尾巴的彗星掠过。3月29日夜间，苏丹穆拉德二世正在埃迪尔内的皇宫内等待孩子降生的消息。他无法入眠，于是开始阅读《古兰经》。他刚读到《胜利章》（这是许诺穆斯林将战胜异教徒的诗节），一名信使送来喜讯：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那是穆拉德二世父亲的名字，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
和很多其他预言一样，这个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同样也带有事后捏造的成分。穆罕默德是穆拉德二世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异母兄长年纪都比他大不少，而且穆罕默德从来就不是最受宠的皇子。他长大成人、登基为苏丹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关于穆罕默德的出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份扑朔迷离。虽然有些土耳其史学家声称她是个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她很有可能其实是个来自西方的奴隶，在边疆劫掠中被俘或者被海盗绑架；她可能是个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人，极有可能生来是个基督徒，这给穆罕默德二世矛盾重重的性格带来了奇特的因素。不管穆罕默德的基因是如何混杂，他的秉性与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不同。
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早已不是大字不识一个、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部落领袖。追求圣战和战利品的激情澎湃已经让位于冷静的深谋远虑。苏丹仍然享有伊斯兰土地上最伟大圣战领袖的崇高威望，但这越来越变成皇朝政治的工具。奥斯曼统治者们现在自称“罗马的苏丹”，这个头衔对古老基督教帝国的遗产提出了主权要求；或者“帕迪沙阿[1]”，这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波斯词语。他们效法拜占庭人，越来越喜欢张扬皇室威严的礼节和仪式；皇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为执掌权柄做准备；皇宫有高墙围绕；和苏丹的直接接触受到严格管理。由于害怕下毒、阴谋和行刺，统治者渐渐和臣民越来越隔阂。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之后，穆拉德一世被一个塞尔维亚使节刺杀，此后苏丹们就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视野。穆拉德二世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签名时仍然自称“贝伊”（这是突厥贵族的古老称谓），而不是更尊贵的“苏丹”；他很受民众爱戴。匈牙利僧侣乔治对他的朴素颇感意外。“苏丹的服饰和马匹上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记让他与众不同。在他母亲的葬礼上，我对他作了观察。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指出来的话，我绝对无法认出谁是苏丹。”【2】与此同时，苏丹和外界之间开始拉开了距离。“他在公共场合从不饮食，”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写道，“很少有人能夸耀说，自己曾经看见苏丹说话，或者看见他吃喝。”【3】后续的苏丹们渐渐退居托普卡帕宫[2]，在高高的宫墙和复杂的礼仪包围下，过着隐士般与世隔绝的生活。
奥斯曼宫廷冷酷的气氛影响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童年。皇位继承的问题给皇子们的抚养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子承父位的直接继承对帝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后宫制度保障了足够数量的男童，以维持皇室的延续——却也构成了帝国最大的弱点。皇子们互相竞争，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奥斯曼人并没有规定长子继承的法律；老苏丹驾崩时，皇子们需要通过斗争来决定帝国的归属。这场斗争的结局被认为是真主的意愿。“如果真主决定，我死后由你继承皇位，”后来有一位苏丹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活人能够阻碍。”【4】在现实中，继承皇位常常变成奔赴帝都中心的竞赛，最先抵达的胜利者就能控制都城和金库，获得军队的支持；这种继承制度要么能够保证适者生存，要么就会导致内战。15世纪初，由于皇子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再加上拜占庭人在这场斗争中插了一手，奥斯曼国家险些垮台。利用奥斯曼帝国最脆弱的时刻，支持奥斯曼皇位的竞争者和争夺者几乎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基本国策。
为了保护皇子们免遭其兄弟的先发制人打击，同时也传授他们治国之道，苏丹们在诸位皇子非常年幼时就将他们送离京城，去治理行省，并仔细挑选教师来监督他们。穆罕默德人生的最初岁月在埃迪尔内的后宫度过，但两岁时就被送往安纳托利亚的区域首府阿马西亚，准备早早开始接受国君的教育。他的长兄艾哈迈德当时十二岁，被任命为阿马西亚总督。在随后的十年中，黑暗的力量与这两位皇子如影随形。1437年，艾哈迈德突然在阿马西亚病逝。六年后，当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位异母兄阿里成为阿马西亚总督时，城里上演了一幕奥斯曼版本的“塔楼内的王子”[3]的神秘惨剧。一位重要贵族卡拉•赫兹尔帕夏被神秘人物派遣到这座城市。他在夜间潜入宫殿，将阿里扼死在床上，并杀死了他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夜之间，皇室的一整个支系就灰飞烟灭了。穆罕默德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在这些晦暗不明事件的背后像黑影一般涌动的是奥斯曼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加强了由奴隶组成的近卫军，并将一些前基督徒提升为维齐[4]，意在建立一支足以与传统的土耳其贵族和陆军抗衡的力量。这场内斗将在九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落幕。
阿里是穆拉德二世最宠爱的儿子，他的死亡让苏丹万分悲痛。但有人说是穆拉德二世发现阿里在搞阴谋诡计，于是自己下令将他处死，这也并非绝不可能。但他意识到，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将年轻的穆罕默德召回埃迪尔内，亲自对他进行教导。此时，十一岁的穆罕默德代表了奥斯曼皇朝唯一的未来。穆拉德二世再次看到儿子时十分震惊。穆罕默德生性执拗、任性，几乎是孺子不可教。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和先前的教师作对，拒绝接受处罚，也不肯学习《古兰经》。穆拉德二世招来了著名的毛拉——艾哈迈德·古拉尼，命令他对年轻的皇子严惩不贷，迫使他屈服。毛拉手持用来体罚的棍棒去见皇子。“您的父皇，”他说，“让我来教育您，但如果您不听话，也要处罚您。”【5】穆罕默德听到这威胁不禁放声大笑，于是毛拉把他狠揍了一顿。穆罕默德迅速屈服，开始乖乖地学习了。在这位铁腕教师指导下，穆罕默德开始努力学习《古兰经》，然后是更大范围的其他知识。事实证明，这个少年聪颖过人，而且具有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他精通多种语言，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他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说希腊语、一种斯拉夫方言和一些拉丁语；他还非常热衷于历史、地理、科学、实用工程学和文学。他的独特个性开始崭露头角。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时刻。在安纳托利亚，一个土库曼人附庸——卡拉曼[5]贝伊正在兴风作浪；同时在西方，匈牙利人在准备新的十字军东征。穆拉德二世通过一项十年的和约消除了基督教的威胁，然后前往安纳托利亚，去处置棘手的卡拉曼贝伊。他出征之前，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退位了。他害怕发生内战，因此希望在自己去世前就巩固穆罕默德的地位。心力交瘁、看破红尘或许也是他退位的原因之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负担是沉重的，穆拉德二世或许因为宠儿阿里被杀害而心情抑郁。在埃迪尔内，十二岁的穆罕默德在值得信赖的首席大臣哈利勒辅佐下登上了苏丹皇位，史称穆罕默德二世。根据苏丹的特权，从此货币上铸有他的名字，人们每周的祈祷中也会为他祈福。
穆拉德二世的这个试验酿成了灾难。乳臭未干的年轻苏丹是一个不可抵御的诱惑，教皇立即特许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6]解除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于是新的十字军大举出动了。9月，十字军渡过了多瑙河；一支威尼斯舰队受命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阻挡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城内颇为动荡。1444年，一个属于什叶派异端的宗教狂人出现在城内。人们蜂拥而至，听取这位波斯传教者的教导；他许诺能弥合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仇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被他的教导吸引，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宗教当局震惊了，哈利勒也对群众对这个异端分子的热情支持感到惊恐。当局尝试将此人逮捕。这个传教者寻求宫廷庇护时，哈利勒不得不努力说服穆罕默德二世，将此人交出。他最终被拖到公共祈祷场所，被活活烧死。他的信徒惨遭屠杀。拜占庭人也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混乱局面。先前有一位争夺奥斯曼帝国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被拜占庭人关押在监牢内。现在拜占庭人将他释放，让他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也发生了起义。埃迪尔内城内一片恐慌；城市的一大部分被烧毁，土耳其穆斯林们开始逃回安纳托利亚。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穆拉德二世与卡拉曼贝伊通过谈判达成了和约，匆匆赶回都城，去面对威胁。威尼斯战船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以每人一杜卡特[7]的高价将穆拉德二世和他的大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拉德二世随后快速进军，于1444年11月10日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8]迎战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此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送往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布尔萨，作为穆斯林得胜的凯旋标志。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圣战的一个重要时刻。在瓦尔纳的战败使得西方在35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彻底丧失了东征的胃口。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再也没有做过团结一致将穆斯林逐出欧洲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得以确立，君士坦丁堡彻底成为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孤立飞地。一旦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从西方获得支援的可能性大大缩减了。更糟糕的是，穆拉德二世把1444年的混乱归咎于拜占庭人。他的观点将很快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瓦尔纳战役不久之后，尽管穆罕默德二世的早期统治是失败的，穆拉德二世还是返回了安纳托利亚。哈利勒帕夏仍然担任首席大臣，但对穆罕默德二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两位重臣：宦官总管谢哈布丁帕夏（同时担任欧洲诸行省总督）和一个强有力的前基督徒——扎甘帕夏。这俩人都主张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筹划工作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觊觎皇位者奥尔汗仍然躲在君士坦丁堡；占领这座城市将巩固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并给年轻的苏丹带来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很显然，甚至在幼年，穆罕默德二世已经被攻占这座基督教城市、成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计划深深吸引。在一首诗中，他如此写道：“我最热切的愿望是消灭异教徒，”【6】但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既是帝国霸业的体现，也带有宗教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伊斯兰教的来源，这一点倒很令人意外。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凯撒的丰功伟绩无比神往。中世纪的波斯和土耳其史诗已经把亚历山大改造成伊斯兰英雄。穆罕默德二世从孩提时期就应当熟知亚历山大的业绩；在宫中，每天他都命人为他朗读罗马作家阿利安[9]用希腊文写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传记。在这些影响之下，他自视拥有两个身份：既是穆斯林的亚历山大，必将征服天下，直至世界边缘；也是征讨异教徒的圣战领袖。他决意逆转世界历史的方向：亚历山大向东征伐，他则要征服西方，给东方和伊斯兰带来荣耀。这是个醉人的梦想，受到了谋臣们的激励；这些谋臣们看到，征服的浪潮将对他们的个人晋升大有帮助。
早在1445年，早慧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导师们的支持下开始制定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此时他只有十三岁。哈利勒帕夏对此颇感惊恐。他不赞成年轻苏丹的计划。在1444年的乱局之后，他担心新的军事行动会招致更多灾难。奥斯曼帝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内战险些崩溃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里还很清晰；而且哈利勒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全力进攻君士坦丁堡会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反制措施。他反对战争也有一份私心：他担心，好战的前基督徒们发动新的战争，会损害他自己，以及传统的穆斯林—土耳其贵族的权力。他决定唆使近卫军叛变，借此废黜穆罕默德二世，并请求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再度掌权。果然，穆拉德二世返回都城时受到了兴高采烈的欢迎。高傲而冷漠的年轻苏丹并不受到人民和近卫军的爱戴。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谋臣们隐居到了马尼萨[10]。这是一个可耻的挫折，他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将来有一天，哈利勒将因此丢掉性命。
在穆拉德二世的余生，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生活在父皇的阴影之下，尽管他继续以苏丹自诩。1448年，他陪伴父皇参加了第二次科索沃战役，匈牙利人在这里做了最后一次挫败奥斯曼帝国的努力。穆罕默德二世在此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奥斯曼军队虽然损失很重，但再次取得了一个像瓦尔纳战役一样的决定性胜利，并进一步加强了奥斯曼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西方开始蔓延忧郁的悲观情绪。“土耳其人的战术远为优越，”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写道，“如果你追击他，他就逃跑；如果他追击你，你是逃不掉的……鞑靼人曾多次击败土耳其人，但基督徒屡战屡败，尤其是在正面交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未能阻止土耳其人包围他们并从侧面进攻。”【7】
穆拉德二世的最后岁月是在埃迪尔内度过的。老苏丹似乎已经对新的军事冒险失去了胃口，更喜欢和平和稳定，而不要战争的不确定性。他在世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虽然心惊胆战，但还享受着和平；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11]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8】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议，一定就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12]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9】
一位苏丹的驾崩对奥斯曼国家来说永远是个危险时刻。根据传统，而且为了阻止任何武装反叛，苏丹驾崩的消息被严格保密。穆拉德二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叫小艾哈迈德的婴儿，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继承没有直接威胁，但觊觎皇位者奥尔汗还在君士坦丁堡，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并不受民众欢迎。苏丹驾崩的消息被装在密封的信封内，快马加鞭地送给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在这封信中建议穆罕默德二世不要耽搁，务必火速抵达埃迪尔内，任何延误都有可能导致叛乱。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收到信后立即命人备马，并向侍从们说道：“爱我的人，都跟我来。”在家丁家将的陪伴下，他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渡海抵达了加里波利。他纵马穿过大平原前往埃迪尔内的路上遇见了一大群官员、维齐、毛拉、总督和平民，这些人前来恭迎他的驾到，这种风俗可以一直追溯到突厥部落在亚洲大草原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一英里时，就下了马，在一片死寂中徒步走向他们的新主子。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半英里时，人群开始嚎啕大哭，哀悼驾崩的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侍从们跳下马，加入了哭丧的人群。冬季的土地上回荡着悲戚的哭喊。主要官员向新苏丹鞠躬，然后所有人重新上马，继续向皇宫前进。
次日，文武百官正式觐见新苏丹。这是个气氛紧张的场合，老苏丹的维齐们将听候命运的发落。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两侧站立着深受信赖的谋臣们。哈利勒帕夏躲在后面，等着看穆罕默德二世会如何决断。少年苏丹说道：“我父皇的维齐们为何不上前？叫他们近前来，让哈利勒到他惯常的位置上去。”【10】哈利勒恢复了首席大臣的职位。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典型决策：先维持原状，同时暗自酝酿计划，等待时机。
新苏丹年仅十七岁，既满怀自信，又踌躇徘徊；既野心勃勃，又生性内敛。他的幼年经历显然对他影响极大。他很可能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主要是由于好运才在奥斯曼宫廷的阴暗世界里生存下来。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深藏不露，对他人疑心很重；他独立、傲慢、缺乏人的温情，而且野心极大。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错综复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将他描绘为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的怪物，他也的确是个秉性矛盾重重的人。他精明机敏，英勇无畏，感情极其冲动，诡计多端，擅长欺骗，有时是个残忍的暴君，有时却能做出令人意外的善举。他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他是个双性恋，不肯与任何人结成亲密关系；他睚眦必报，但因为开创了很多虔诚的慈善事业而深受爱戴。他成熟的主要特征已经成型了：既是暴君，也是学者；既是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也热爱波斯诗歌和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的专家，又极端迷信，需要宫廷星相家来帮他作军事上的抉择；虽然是伊斯兰的战士，但对非穆斯林臣民也慷慨仁慈；他还喜欢与外国人和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家作伴。
他一生不同阶段绘制的几幅肖像很可能是最早一批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像。从这些肖像可以看出一些一贯的特征：鹰隼一般的面部侧面轮廓，鹰钩鼻突出在颇富肉感的嘴唇上方，“如同鹦鹉的喙停歇在樱桃上”【11】（这是一位奥斯曼诗人写下的令人难忘的诗句），突出的下巴上覆盖着微红的胡须。在一幅风格化的细密画上，他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捏着一朵完整无缺的玫瑰，轻柔地将它拿到自己鼻子前。这是常规的表现手法，把苏丹描绘为审美家、园艺爱好者和波斯四行诗作者，但画中的苏丹目光凝滞，似乎在眺望世界终结的远方。在其他壮年时期的肖像中，他脖颈粗壮，非常富态；在贝利尼[13]创作的那副著名的晚期肖像（它今天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神色严峻、面带病容。所有这些画像都包含一份沉着的威严，因为他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自然而然地掌控大权，世界自然而然地就在他手中，因此这算不得傲慢。但画中也有一种冷森森的忧郁，让人想起他冰冷而险象环生的童年岁月。
意大利人贾科莫•德•兰古斯琪对年纪轻轻就性格复杂的穆罕默德二世作了一番生动的描绘，与这些画像相得益彰：
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贝伊非常年轻……身材强健，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令人恐惧而不引发尊崇，很少有笑意，极其小心谨慎，非常慷慨大方，执行自己的计划时无比执拗，在所有事业中都大胆无畏，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渴望荣耀。每天他都让人朗读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给他听。他会说三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他努力学习意大利的地理……学习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住地在何方，以及欧洲有多少王国。他拥有一副欧洲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国家和省份。他最热衷和喜爱的是世界地理和军事。他渴望统领天下；他审时度势非常精明。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宣布，他将从东方进军西方，就像西方人曾经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和一个君主。【12】
[1]波斯文中，“帕迪”意为“伟大”，“沙阿”意为“国王”。“帕迪沙阿”是波斯帝王的称号，后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和莫卧儿帝国皇帝也使用这个头衔。
[2]托普卡帕宫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皇宫， 1465至1853年间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首都的官邸及主要居所，也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现今则是主要的观光胜地。“托普卡帕”的字面意思是“大炮之门”，昔日城堡内曾放置大炮，由此得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托普卡帕宫。
[3] “塔楼内的王子”指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被加冕为爱德华五世）和理查德德（受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去世时，这两位王子年仅12岁和9岁，由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格洛斯特公爵）摄政。但这位摄政王随后攫取王位，史称理查三世，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囚禁在伦敦塔。后来这两位王子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幕后元凶有可能是理查三世，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4]维齐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穆斯林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时代，称首席大臣为维齐，但加一“大”字。大维齐为苏丹的全权代表，下文中译为“首席大臣”。
[5]卡拉曼王朝是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土库曼人统治的一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卡拉曼省。该国的统治者称号为“卡拉曼贝伊”，一度具有独立地位，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本书故事发生的时候，在位的卡拉曼贝伊是易卜拉欣二世（在位：1424–1464）。
土耳其南部的一个行省，其首府也叫卡拉曼。
[6]（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1424—1444年），波兰国王（1434—1444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也称乌拉斯洛一世，1440—1444年），他因在瓦尔纳战役中阵亡，得到一个绰号“瓦尔纳的”。
[7]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8]今属保加利亚。
[9]阿利安（86—1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史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尼科米底亚，曾在罗马军队服役。在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阿利安曾担任卡帕多细亚总督，并于公元147年担任雅典的执政官。阿利安在退休后专注于文学研究，著有一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功勋的《远征记》与描述军官尼阿卡斯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著作。
[10]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也是同名省份的首府。
[11]杜卡斯（约1400—1462年），拜占庭史学家。他对拜占庭帝国最后几十年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记载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他坚决主张拜占庭与西方联合。
[12]即霍加•萨阿德丁•埃芬迪（1536或1537 —1599年），奥斯曼帝国学者、官员与史学家。他曾是苏丹穆拉德三世年幼时的教师，着有奥斯曼帝国历史《历史的皇冠》。
[13]真蒂莱·贝利尼（1429—1507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艺术家，以其关于宗教的画作而闻名。他曾在拜占庭帝国宫廷中工作过三年。1479年到1481年之间，他为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画像。这幅画在19世纪被修复；画家的姓名是后来被写上去的，因此无法确定原画家就是真蒂莱·贝利尼本人。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八)：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争夺世界中心
五六百年前，在地中海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漫长的冲突，大体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开始，以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海战中战败告终。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冲突有几分像20世纪的冷战：东西两大集团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断碰撞，彼此都无法妥协；但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真心以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不仅因为地中海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带，也因为那里从古埃及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场争夺战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覆灭之后，已延续了一千年之久。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还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联合教皇和威尼斯势力阻止土耳其军，背后所隐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谁有权继承罗马帝国的遗产，统治整个地中海，占据“恺撒”这个世界之王的头衔。早先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恩怨是为此，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重夺君士坦丁堡是为此，甚至奥斯曼帝国虽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统治，却也怀抱着同样的梦想——其前身“罗姆苏丹国”便得名于“罗马”；直至1530年，苏莱曼大帝在听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加冕称帝并拥有“恺撒”头衔时，仍火冒三丈，因为他觉得那是属于他的称号。这场争夺战甚至还有其他角逐者：以拜占庭遗产自居的俄罗斯帝国，当时虽然羽翼未丰，但1547年伊凡雷帝也自封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Tsar），而这便是“恺撒”（Caesar）一词的俄语发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落败，俄国数百年里始终念念不忘想要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
因此，对参与这些征战的人们（尤其是君主们）来说，这原本是一种朝向过去的努力——“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他们并不认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正在改变历史，倒不如说是在“重现历史”。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与其说是宗教上的争端，倒不如说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野心：谁才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实现“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的普世统治，因为“正如天上只能有一个神，地上也只能有一个统治者”——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拜占庭皇帝、奥斯曼苏丹还是西班牙国王，都毫不犹豫地认为必须是自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为何会把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视为自己的楷模。事实上，后来的苏莱曼苏丹也一样：虽然罗杰·克劳利在《海洋帝国》中说他的日记“充满了如同奥林匹斯诸神静观凡人打仗一般的冷静和超然。苏丹写到自己的时候都是用第三人称，似乎真主在人间的影子已经超脱凡人的情感”，但这恐怕也是对恺撒《高卢战记》的有意效仿，在那本古罗马散文的典范中，恺撒每次提到自己也都使用第三人称。
但历史并不会真的重复，相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景象是：试图“恢复原状”的努力却在无意中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地中海世界的这场争夺战也是如此。虽然战争双方的眼里也许只有宗教词令、历史辉煌与战士荣耀，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战争毕竟不只是个人决斗，仅靠个人勇气无济于事，尽管这些和军事技能一样也重要，但对于像征服君士坦丁堡、夺取地中海制海权这样的大战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看谁能开动战争机器组织起足够的资源，在这方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很难赢。在15世纪到来的火药时代中，军队及其装备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金钱与物资。这一点，在海战上尤为突出，因为和陆军不同，要打造、维持和训练一支海军不但需要技术熟练的多种人才（海流、气候和地形千变万化，不懂得操纵驾驶船只的话连船都开不出去），还首先得花大钱建造一支舰队——简言之，海上战争不是人力密集型的，而更偏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
在其史诗般的“地中海三部曲”中，罗杰·克劳利刻画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1571年勒班陀战役前对东地中海的争夺战，以及威尼斯帝国的兴衰，这些当然是生动的历史，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跌宕起伏“故事”，那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借助于后人所特有的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清当事人成败的真正原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几百年历史的尾声，这是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必然结果，这座城市作为孤立的前哨越来越无法阻挡来自东方的攻击；奥斯曼人虽然攻城略地，但他们的胜利其实更多地得益于对手的分裂、孤立与软弱，它自身的战争机器虽然看似能有效组织动员起各种资源，但却缺乏新的机制来灵活应对新局面；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虽然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海岸与海岛，也不乏优秀的海军将领，但在最高战略思维中却无意中在“用陆战的方式打海战”——将战士运到一个海岛，登陆攻占那里的城堡，对苏丹来说那只是个特殊的据点，即便夺取了制海权，也并未真正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因而后来也就毫不可惜地丢失了。
当然，公平地说，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弄明白的。如果没有海外贸易需要保护、如果海上航道的安全性并不是关系到帝国安危的至关重要因素，那么，没有制海权的确也最多就只是受到一些骚扰劫掠的“烦恼”而已。“地中海三部曲”由于把目光集中在地中海，自然让我们觉得这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核心之地，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视角来说也许有着微妙但重大的差异：他们的确也想控制地中海世界，但想控制的并不是海洋本身（至少是通过岛屿和前哨来控制海洋），而是想通过海洋来控制那些陆地。从这种观点来看，无论是罗得岛还是马耳他岛，都是贫瘠的小岛，甚至不值得占领，想攻占它们的目的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在前进道路上制造了麻烦。奥斯曼舰队一旦获取了掠夺物，很少关心继续推进。因此，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虽然到1477年就蹂躏威尼斯腹地，1517年征服埃及，1529年甚至进逼维也纳城下，但对近在咫尺的罗得岛，却直至1522年才设法攻占，至于塞浦路斯，甚至容忍它被基督徒一直统治到1571年。
别说是奥斯曼帝国，它的对手西班牙其实也没真正意识到时代的变化。西班牙与威尼斯联军虽然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大获全胜，但对腓力二世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使命却不是巩固这一新获得的制海权，而是镇压基督教世界的异端：1568年尼德兰新教徒发起后来导致荷兰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为了扑灭这里和英格兰的新教异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国，试图让这些可恶的异端重拾顺从，却遭到惨重失败。相比起来，真正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倒是威尼斯这个弹丸之地：这个由一群精明狡诈的商人组成的海洋霸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因经济目的而组成的国家，国家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的。由于在陆地上没有立足之地，专心致志且精打细算地经营着自己的每一点资源，威尼斯人极其务实和讲究效率，连筹备战争都是如此，不会为不确定的事多花一分钱。正如《财富之城》中所言，“威尼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它紧抓几个世纪以来商业活动的供需规律，并以无以匹敌的效率去遵守这种规律。秘诀在于规律性。”这些在后来都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
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当年争霸地中海的主角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王国都没落了，为信仰和霸业而战成了可笑而过时的政治野心。在1571年决定性的勒班陀海战之后，它们分别转向波斯和大西洋，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话说，自此“地中海已经退出舞台的中心”，在新时代里沦为一个不受人关注的安静角落。甚至威尼斯也是输家：它虽然堪称资本主义先驱，但长久以来过深地涉足于东地中海贸易和教皇事务，而北大西洋的英荷等新教国家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海外实现了弯道超车，开辟了新的竞争场所，那里比地中海大出数百倍，但却没有位置留给威尼斯人。这就像一个行业内的巨头为了垄断该行业大打出手的时候，没想到要变天了，他们的这整个行业都马上要没落了。
这正是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另一重意义：当你受困于固有的思维定势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努力的时候，小心在你未察觉的地方所发生的那些即将颠覆你整盘计划的微小变化。那个时代的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或许也知道英法百年战争于同年结束，但恐怕没留意到《古登堡圣经》也在差不多时候问世；西班牙人虽然赞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却只是用新大陆的资源来进行原有的战争模式；至于威尼斯人，倒是以其敏感意识到了新航路对自己的威胁，但却不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束手无策。为什么它们无法意识到这些新变化并作出积极调适与回应？除了固有思维的强大惯性之外，或许也因那些变化都是逐步累积的，在起先无人能预料到它的后果。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远比奥斯曼帝国更强的活力：正因西欧的多元分裂，创新的模式可以在远离地中海的北大西洋出现，这在更为铁板一块的奥斯曼帝国内部是很难做到的。就此而言，这不是某一两个人物的过错，而是制度本身已经决定了这些国家乃至地中海世界在随后几百年里的命运。
*已刊2018-01-19《第一财经日报》，题改为《回溯帝国的没落与过时的政治野心》 ----------------------------------------------------------------------------------------- 勘误：
这一修订珍藏版已订正了初版的一些译误，但仍稍有几处，以下均出自《海洋帝国》： p.17：他的父亲在给他取名时打开了一本《古兰经》，随机选择了一个词，就挑中了“所罗门”（也就是土耳其语中的“苏莱曼”）：似弄反了，应是“苏莱曼”这个名字即土耳其语的“所罗门” p.79：就在16世纪30年代，皮萨罗征服了秘鲁，土耳其人进攻了印度：这里的Turks指的是突厥人，即创立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所统率的中亚军队，不应译为“土耳其人” p.138：译注：“罗克塞拉娜”的意思为“乌克兰人”：确切地说，Roxelana是对俄国人（Russian）或罗塞尼亚人（Ruthenian）的绰号。又此处说她生卒年是1510-1558，维基百科标注其生年是1502-1504年，似更合理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九)：试读《财富之城： 威尼斯海洋霸权》
但就是在这里，在不祥的黑海边、背后是广阔草原的地方，希腊人自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开始定居，并与游牧民做生意。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拜占庭都紧紧封闭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没有黑海提供的粮食，君士坦丁堡将不能生存；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到的洗劫打破了这种闭关状态。威尼斯人开始畅通无阻地探索“更伟大的海”。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尔达亚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开始与当地酋长们有贸易上的往来。起初，他们对草原居民的凶暴以及不稳定倍感失望，但就在同一年，在两千英里以外的东方，发生了一个改变世界贸易路线的事件。部族领袖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将“生活在毛毡帐篷中的人”，即蒙古大草原上彼此交战的各部落，凝聚成一支团结的力量，驰骋穿过欧亚大草原，去征服西方。仅仅三十年内，蒙古人以闪电战的形式从中国打到了匈牙利平原和巴勒斯坦边境。浩劫过后——数百万波斯农民死亡，巴格达以及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伟大穆-斯-林城市惨遭洗劫，赫拉特[1]、莫斯科和克拉科夫被烧毁——欧亚世界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和平。蒙古人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其国土从中国向西延伸五千英里；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放；商埠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蒙古治下的和平环境里，旅行者可以横穿蓝色的地平线，而不需要畏惧土匪以及苛捐杂税。蒙古大汗们也急切希望与西方接触。从大约1260年开始，一条大道直通亚洲的心脏，为横贯大陆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契机。欧洲商人受到了无法抵御的诱惑，去绕过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遥远的东方获得奢侈品。
黑海是这些航线的西方终点。如果走陆路，骆驼商队从一个客栈走到另一个，缓慢地从中亚向西前进；如果走海路，爪哇和摩鹿加群岛[2]的香料需要绕过印度，到达波斯湾，走陆路到达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3]，或者继续西行到达地中海的拉加佐[4]。以伏尔加河畔萨莱[5]为都城的金帐汗国[6]（蒙古人在西方的汗国）对黑海的小国君主们施加着和平的压力。突然间，一扇大门被打开了，并将敞开一个世纪之久。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欧洲商人通过这条道路前往东方。1260年，波罗家族的马费奥和尼科洛带着给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珠宝，从苏尔达亚出发了；二十年后，马可·波罗将追随他们的足迹。由于阿卡的沦陷，以及教皇禁止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黑海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是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一系列长途贸易路线的轴心，同时也成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业竞争的焦点。这成为一个对中世纪欧洲既有利又有害的机遇。
热那亚迅速取得了优势。1261年，拉丁帝国灭亡后，热那亚人获准进入黑海。威尼斯则被排挤在外。热那亚积极地进入新的区域，在黑海沿岸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定居点。他们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设立了大本营，这提供了与金帐汗国可汗进行密切联系的机会。热那亚人很快控制了多瑙河河口的粮食贸易；他们与希腊小国特拉布宗达成协议，经由那里，从陆路直接到达重要的蒙古市场——大不里士[7]。热那亚的位置十分理想：它的安全基地设在与君士坦丁堡只有金角湾一水之隔的加拉塔，凭借这个优势，它奋力获得商业垄断。突然之间，威尼斯也开始迎头追赶。威尼斯人十分渴望黑海地区的粮食，开始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1291年阿卡沦陷，教皇禁止与穆-斯-林地区开展贸易，于是这场游戏的赌注加大了；1324年，教皇实施了更为严苛的彻底禁令，赌注再次翻倍。在五十年间——从13世纪90年代到1345年——黑海的市场成了全世界的货栈。两个共和国都马上意识到，赌注到底是什么。热那亚致力于维持它的商业垄断；威尼斯则在寻找机会进入游戏。
随着其地区机会的减少，黑海地区的商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微不足道的事件，比如两支彼此是竞争对手的武装商船队不凑巧的相遇、一句辱骂、一次海上斗殴或鄙夷对方、提出经济要求的外交信函，就足以引发冲突。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于1294年爆发，持续了五年，并且和第一次战争的战局完全相反。在这次战争中，热那亚虽然赢得了正面交锋的海战，但商业上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打击。这次交战包括随机性强、混乱而机会主义的海盗劫掠行动，波及两国进行商业竞争的所有地区，从北非一直蔓延到黑海。双方都去攻击对手的商业资产。热那亚洗劫了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威尼斯烧毁了在法马古斯塔[8]和突尼斯的热那亚船只。在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把威尼斯的市政官扔出窗外，大量屠杀威尼斯商人，一位同时代人记录道：“大家不得不到处开挖极深的巨大壕沟来埋葬死尸”。当消息传回威尼斯，人们呼喊道：“血战到底！”威尼斯政府派遣鲁杰罗·莫罗西尼（他的绰号令人胆寒，叫做“残酷之爪”）率领一支舰队攻击热那亚的殖民地加拉塔。加拉塔的居民害怕地躲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后，把拜占庭人拖进了战争。一支威尼斯舰队驶入黑海，洗劫了卡法，但是由于停留太久，被冰雪困住，动弹不得。一支热那亚的小型舰队一直杀到威尼斯的潟湖，攻击了马拉莫科镇；威尼斯私掠海盗多梅尼科·斯基亚沃进军热那亚港口，据说他在热那亚城的防波堤上铸造了金杜卡特，作为对热那亚人的侮辱。这场战争已经超越了战术上的理智，参战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教皇尝试加以仲裁，甚至提出自掏腰包支付威尼斯要求热那亚偿付的一半费用，然而威尼斯人已经丧失理智，拒绝了教皇。
双方都有能力承担巨大的成本，派遣强大的舰队。1295年，热那亚派出了165艘桨帆船和3.5万人，这是一场虽然宏伟壮观但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要到三百年后，地中海上才将再次出现如此雄壮的海军力量，但是威尼斯人选择避其锋芒，于是这支庞大舰队不得不溜回家乡。1298年，双方最终在亚得里亚海的库尔佐拉岛相遇，170艘桨帆船参加了这场战役。这是两个共和国打过的最大规模的海战。这一次，热那亚大获全胜：威尼斯的95艘桨帆船仅存12艘，5000人被俘。威尼斯海军司令安德烈亚·丹多洛不愿被俘受辱、披枷带锁地在热那亚游街，于是一头撞向一艘热那亚船只的舷缘，当场死亡。然而，这也是一场没有价值的胜利。许多热那亚人战死在库尔佐拉岛，因此凯旋的海军司令兰巴·多里亚踏上热那亚的海岸时，迎接他的是沉默——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教堂的钟声。人们只是悼念战死的亲人。而威尼斯人得到了身后名。在被押到热那亚的威尼斯俘虏中，有一位富有的商人，他自费装备了一艘桨帆船。威尼斯人讥讽他为“百万”，即一百万个故事的讲述者。身为富人，他被舒适地安顿下来，与另外一个同为战俘的罗曼司作家——比萨的鲁斯蒂谦成了好朋友。当马可·波罗开始讲故事时，鲁斯蒂谦发现了一个商机，因此拿起笔，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马可·波罗有足够的时间讲述自己通过蒙古的大道到达中国的经历。遥远东方的黄金、香料、丝绸、风俗，以及所有夸张离奇的故事，让欧洲人非常着迷。
库尔佐拉之战一年之后，双方不情愿地来到谈判桌前。1299年的《米兰和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黑海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黑海沿岸寻找粮食和原材料，以及中亚的贸易路线的问题，使得非正式战争愈发激烈。威尼斯人不辞劳苦地建造自己的据点；热那亚人努力将其挤走。凭借外交手段和过人的耐心，威尼斯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克里米亚半岛，两个共和国隔着40英里，遥相对峙；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而热那亚人占据着更强大的商业中心——卡法。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热那亚人对卡法有着绝对的控制权；这座城市固若金汤，港口壮丽，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9]形容这里的港口时说：“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大约可以容纳大大小小两百艘战船或商船。”热那亚人努力遏制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的崛起。1326年，苏尔达亚被不受蒙古人控制的当地鞑靼贵族洗劫一空，于是被放弃了。在黑海南岸，两个共和国在特拉布宗的竞争更加直接，这里是通往东方的第二条路线（从这里经由陆路到达波斯湾和大不里士）的西端尽头。在这里，和阿卡一样，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得到这个小国的希腊皇帝的允许，各自占有设防的聚居区，互相毗邻，抱着深仇大恨，虎视眈眈。
威尼斯致力于增加对黑海北岸的压力。1332年，威尼斯大使尼科洛·朱斯蒂尼安旅行穿过冬季的草原，到达位于萨莱的蒙古宫廷，求见金帐汗国的可汗。觐见蒙古霸主是一件令人心惊胆寒的事情：威尼斯国家档案中悲伤地记录道，很少有人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使命。可汗信仰伊-斯-兰教，伊本·白图泰称他为“尊贵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10]：
他极其强大，威仪非凡，地位崇高，是战胜真主之敌的胜者……他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伟大的城市……（他接见宾客）在一座叫作金殿的装饰宏伟的亭阁里……它用覆盖金箔的木材建造，亭阁的中心摆着一张镀银包裹的椅子，椅子腿用纯银打造，椅脚镶有珍贵的宝石。苏丹就坐在这王座之上。
在可汗面前鞠躬后，朱斯蒂尼安提出了他的请求。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求可汗允许在亚速海（亚速海是黑海东北角的一个很小且水很浅的支流，形状仿佛黑海的微型复制品）边的塔纳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并请求授予该殖民地一些商业特权。
在这里，顿河经由一个宽阔的三角洲湿地流入大海。威尼斯希望以此为基地，有效地参与同俄罗斯和东方的贸易。塔纳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正好位于蒙古西方汗国的心脏位置，可以很方便地向北去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或走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航线，并且它也是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的端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从塔纳到中国的道路都十分安全”，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在几年之后撰写的经商手册中向读者作了这样的保证。蒙古人对于和西方人通商并非没有兴趣，因此大汗同意了朱斯蒂尼安的请求。1333年是猴年[11]，可汗授予威尼斯人河边湿地的一块地皮，允许他们建造石头房子、一座教堂、仓库以及围栏。
在很多方面，塔纳的地理位置都比热那亚人的强大据点卡法（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突出海岬上，位于塔纳以西250英里处）更优越。热那亚也在塔纳占据了一块地盘，但是仅仅把它作为强大的商贸中心卡法的辅助设施。热那亚绝不想看到威尼斯人在这里建立据点。威尼斯人在利用这次新的机会时，也有独特的优势。亚速海的地形对威尼斯人来说很熟悉——一个大河入海形成的湖，平均深度8米，其水道以及隐藏的浅滩使航行十分困难；对于居住在潟湖的威尼斯人来说，他们的吃水较浅的桨帆船要比吃水更深的热那亚船更容易进入塔纳。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尼记载：“热那亚人的桨帆船很难像进入卡法的贸易点一样进入塔纳，而经由陆路在卡法获得香料和其他商品，比在塔纳要昂贵并且困难许多。”从一开始，塔纳就是热那亚人的肉中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私有垄断区的侵犯。把威尼斯人从“更伟大的海”的北岸驱逐出去，成了热那亚的一项大政方针。“禁止前往塔纳”是他们外交政策的箴言。威尼斯的回应也非常强硬。根据条约，黑海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他们决定按照1350年执政官所宣称的那样，“以最高的热情、全部的力量，维护进入黑海的自由”。这种利益冲突将会引发两场新的血腥战争。
在塔纳，威尼斯的一小群骨干商人安顿下来，经营跨越俄罗斯草原的内陆贸易，以及与远东地区进行的奢侈品交易。马可·波罗前往太平洋沿岸的漫长旅途花了十五年，他有资格看不起黑海，觉得它近得仿佛就在威尼斯门口。“我们没有和你们说过黑海，或者它周围的地区，尽管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探索”，他写道，“重复别人每天说的话是索然无味的。因为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探索这片海域，在这里航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每个人都知道，在这里会发现什么。”但对常驻塔纳的威尼斯领事和商人们而言，这里是威尼斯世界的最外层边缘。它犹如一个流放之地。有文化的威尼斯人在一个又一个冬天看着冲积而成的海洋结上了冰，便穿上白鼬皮衣，眯着眼看着狂风从千里之外裹挟而来的暴雪，心里可能会思念远方威尼斯的万家灯火在运河里的倒影。
从威尼斯海洋帝国之外传来的商业报告中，丝丝乡愁流露在字里行间。大型商船队每年春天从母城威尼斯出发，抵达塔纳，在此做短暂停留后，又消失在大海上，这个往返旅程需要三个月。塔纳的居民留在广阔的草原，每天看着自己的定居点之外游牧民的漫长队伍从地平线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正如商人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记载的：
首先是（数以百计的）马群。其后紧跟着一群骆驼和牛，在它们之后又是一群小牲口。游牧队伍走了六天才全部通过。在我们视野所及的地方，到处是人，后面跟着牲口……到了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厌倦了。
[1]赫拉特为中亚古城，在阿富汗西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11—13世纪，发展成为中西亚的金属品制造业中心，尤以镶金银的铜器闻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2]摩鹿加群岛位于今天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面、新几内亚西面以及帝汶北面，是马来群岛的组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为香料群岛者，多指这个群岛。
[3]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另外两个是前文讲到的尼西亚帝国，以及伊庇鲁斯君主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曾孙，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4]今土耳其城市尤穆尔塔勒克。
[5]萨莱是波斯语，意思是“宫殿”，是金帐汗国首都，有新旧两个，旧萨莱又叫拔都萨莱，在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处，新萨莱在旧萨莱以东85公里处，今天的伏尔加格勒附近。
[6]即钦察汗国，1242年－1502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建立于蒙古帝国西北部，后来突厥化，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周边，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至多瑙河），由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及其后裔统治，盛极一时，长期统治俄罗斯，后分裂为许多汗国。
[7]在今天伊朗的西北部，中国古称桃里寺。
[8]塞浦路斯岛上港口城市。
[9]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他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和文学教育。1325年到麦加朝圣后，他决定尽可能地走访世界各地，而且发誓“不走回头路”。他用了27年时间漫游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总旅程长达12万公里。在返回后，他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游记》，该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著作之一。
[10]穆罕默德·月即别（1282－1341），又译乌兹别克汗，是钦察汗国第九代汗王，也是钦察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312年至1341年在位）。乌孜别克/乌兹别克族即由他而得名。在他治下，钦察汗国完成伊-斯-兰化。
[11]原文如此，按照中国历法，1333年是鸡年。
《地中海三部曲（精装珍藏版）》读后感(十)：历史定格在那一年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对与地中海有关的历史文化有着广泛兴趣，这一点在他所著的包括《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在内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类文明史的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地中海。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三的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到迦太基与罗马共和国，到“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到罗马帝国，再到拜占廷帝国，以及在1453年这一年终于一举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风起浪涌之间，几千年的时光一闪而过，“樯橹灰飞烟灭”的故事一再上演，却不过仿佛只是历史的某种轮回而已。正如这里的所谓1453，不过只是拜占廷帝国结束自己存在的年份而已，不过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记忆中一个高光的时刻而已——在192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分崩离析的时刻，他们可曾记起当年君士坦丁堡内心中的无比沮丧？！
在《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这本书里，罗杰·克劳利无比详尽地记述了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的前前后后。他是从629年希拉克略这位“罗马人的君主”和拜占庭的第二十八位皇帝徒步前往耶路撒冷朝觐讲起——这是希拉克略一生中最光辉和荣耀的时刻：他打败了波斯人，夺回了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却没有想到，他会收到一封信，信中有“我邀请你向真主投降。接受伊斯兰……”的句子。他不知道写这封信的是什么人，大概也不知道伊斯兰教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口气；但1453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君士坦丁保人一定知道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是怎么回事了，当时的西欧人在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时候也一定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那天，天气阴沉”，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消息是多么可憎”；或者是，“我写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
1453年，显然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意义。对基督教来说，这一年，他们“丢失了高贵的君士坦丁的城市”；而对伊斯兰教、穆斯林人来说，他们终于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从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大兴土木开始算起，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而如果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开始计算，从希拉克略重视他收到的那封信算起的话，800多年过去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都发端于中东这片土地上的世界性宗教而言，似乎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刻！
其实，君士坦丁堡的易手，不过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于拜占庭帝国以及基督教或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言，却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拜占庭帝国结束了，文艺复兴时代反而迎来了曙光，这又何尝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新时代的开始呢？！
就在1453年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城，占有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和财富，在自己的历史上书写了浓抹重彩的一页。历史似乎在那一年定格——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